标签： 健康

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谢燕益，联系电话：13520232026。

通讯地址：北京市XX区XX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室

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以来，国家采取了诸多联防联控防疫措施，其中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手段在内的个人手机终端普遍推行的健康码。时至今日，健康码已经成为公民出行、公务、消费、就医、就学等等不可或缺的条件，关乎每一个公民方方面面的自由权益，健康码对于当今中国的普通百姓而言可以说无处不在，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

申请人作为一名公民，出于自身及家人现实权益之考量以及公民权利责任所系现申请国家卫健委向申请人公开以下事项：

1、健康码普及推广的具体法律及政策依据？健康码在防疫体系中是否构成一项强制性责任？

2、推行健康码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健康码的全面推行迄今效果如何，有关部门是否进行过相关评估？是否准备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防疫或公共卫生措施还是仅仅作为临时性手段？无论作为长期措施还是临时性手段，是否有立法计划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以及依法听取民意举行听证等立法程序？

3、健康码定期搜集的个人信息如何保存？是否采取相关措施保护个人隐私？如果是都有哪些措施？对实施健康码措施过程中发生侵权行为公民如何获得知情权、监督权及救济权利？

4、健康码系统除了防疫功能是否存在其他用途或者政府采取了哪些必要措施防止健康码系统所涉公民隐私及行程信息被非法利用包括但不限于非法监控、利用个人隐私进行商业牟利等？

申请依据及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以及人民的知情权、政府职责操守与良知、行政机关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人道责任特提出此申请，请予披露为盼！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申请人：谢燕益
2021年11月30

【民生观察2021年11月10日消息】2021年11月8日，包龙军律师在前往苏州办事后欲乘车回到北京家中，在进站乘车时被要求出示绿码，其健康码被设置不准回京，且绿码变成黄码。

包龙军说：“赶脚就是不想让我回家呀。现今，进北京均需要查验北京健康宝。还必须是绿码才能进站上车。从苏州回，健康宝要求我必须要填写十四天到访地。但是，又仅给我一个到访地选项—–江苏常州。可我真的没有到访过常州，而常州又是疫区，填了我将通不过，回不去。在我打10000投诉下，把常州除掉了。却又出了个黄码。”

无独有偶，几天前，湖南的谢阳律师购买飞机票欲前往上海探望张展母亲，先是警察上门警告阻扰无果，然后直接做红他的健康码，让他无法登机，而谢阳声称他根本没有离开过居住地长沙。

湖南文东海律师表示，“包龙军被健康码设置不准回京，谢阳健康码莫名变红，探望张展计划不得已泡汤，防疫已经变成防人了，今后还会发生什么，天知道！”

另外，近日又传出，中国经营报记者程维持绿码在杭州采访，被杭州市将绿码改成黄色，目前正被当地防疫人员强制隔离，关在昊丽酒店。

针对上述种种情况，说明健康码可以人为随意更改和设置，各地正以防疫之名来强行控制人民的行动。

网友评论：

1、这个码后台是可控的……绑定个人信息，电子的，都可控。
2、北京带头这样的啊，外地人进北京需要提前下载好北京的健康码APP，在北京只认北京的健康码。上梁不正下梁歪啊，如果要指责也不需要指责杭州，应该首先指责北京。柿子不能找软的捏。
3、刘仲敬有个论断，看似掌握一切的官方，其内部也是信息共享困难，互相不信任。
4、各地大数据看来并没有共享，地方小九九很多啊！
5、用防疫之名来强行控制人民的行动，又向绝对极权迈进了一大步。

提要：

一、由欧彪峰通过推特帮发董瑶琼“被精神病”信息而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至今，可见中国对“被精神病”人及有关信息的封锁更加严密，对关注援助被精神病维权人士的打压进一步严酷，在这种情况下，披露出来的“被精神病”例只能是“被精神病”现实的冰山一角。

二、2020年是中国接受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再次审查年，在这种时期中共当局仍使用“被精神病”来打击异议、维权人士，可见中共对“被精神病”作为常规维稳手段的依赖。

三、从严酷管控下透露出的有限的“被精神病”事例可以证明，中共当局至今仍将严重违法侵权的“被精神病”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2020年审查年中没有对被精神病问题作出任何法规与政策上的改善。

4、《精神卫生法》出台至今，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上的违法侵权严重程度没有缓解，只是在掩盖上更加严密而导致披露出来的被精神病数量有所减少。有限的事实也充分说明2020年中被精神病者遭遇的残酷迫害程度一如既往。

1、前言

2020年考察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有两个背景值得特别关注：其一、2020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中国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年；其二、2020年爆发于湖北武汉的新冠肺炎瘟疫肆虐全球，至今人类仍没有切实有效控制住这场灾难，人类存亡面临巨大的威胁。

由于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年，依照中共粉饰太平的习性，理当全力应对审查，至少避免在当年再出现“被精神病”事件，尤其不出现造成国际关注的“被精神病”事件，然而，据极为有限的调查披露，2020年却仍接连发生“被精神病”事件，并且在国际高度关注下公然将人“被精神病”，如湖南的董瑶琼，山东的丰晓燕。这种在联合国审查时，在国际关注下，仍未能避免上演的“被精神病”事件，另一个侧面反证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性，以及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维稳手段的常规性与依赖性。

同样，2020年因中共禁声8名武汉医生透露新冠肺炎病毒而延误控制病毒传播，致使整个世界蒙受至今仍不见尽头的灾难。在这种因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导致事关人类存亡的沉重灾难前，任何一个稍有理性与良心的集团理应深刻检讨反省法规、制度与政策过失，以避免今后灾难重演，然而，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继续强化违法侵权的维稳手段，其中包括臭名昭著的“被精神病”，显示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特权的不择手段与顽固性。

2020年末，湖南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先生因通过推特发布了湖南株洲“泼墨女”董瑶琼的视频，控诉“被精神病”遭遇，结果被株洲警方拘押、抄家，后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面临被起诉判刑。董瑶琼从波墨事件后，先后三次被送精神病院，最近一次是2021年2月6日再次被送精神病院。

仅仅因为帮助“被精神病”人发布了简短的视频，竟然就遭致“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拘押，揭示着中共当局对“被精神病”事件的严控，对披露有关事件的严打，明证着中共在管控“被精神病”事件上的严酷性。在如此严酷管控中，中国“被精神病”实际情况被严密掩盖起来，要想了解真实情况，困难重重风险重重，因此，披露“被精神病”案例极其有限。但这在严酷环境下有限的案例中，作为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冰山之一角，仍可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的严重情况。也由于中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管控的严酷性，使任何公开调查与私下问卷，等等可能获得中国“被精神病”准确情况与客观数据的努力，皆难成行。所以，本报告只能立足于国内国外各种媒体极其有限的相关“被精神病”事件报道，来分析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状况。

二、总论

头豹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中国精神医疗行业概览》说：“根据中国精神健康委员会披露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中国13.9亿人口中精神障碍疾病的患者有2.4亿人，患病率高达17.5%。”

面对如此庞大的精神病人，中国精神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情况是，据智研咨询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精神病机构行业发展动态分析及市场前景规划报告》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共有1545个精神病专科医院，较2018年增加了215个；2019年中国共有38个精神病防治所，较2018年增加了10个。2013-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逐年增加，2019年精神病医院卫生人员数达到210806人，较2018年增加了26867人；2019年精神病防治所卫生人员数为2197人，较2018年增加了800人。2019年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5万张；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精神疾病床位数为6.6万张。

中国精神卫生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的增长虽然很快，但相对于世界发达国家精神病人与医疗资源占比仍然很低。在发达国家，每2000人就拥有1位精神科医生，每10万人拥有近42张精神病院床位，有142人被接收入院；而中国当下是6593人才有一个精神卫生人员，21000余人才有一张精神病床，即10万人才有5张精神病院床位。对比之下可见中国现精神病医疗资源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可谓处于严重不足状态。

然而，在中国精神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增长依然没有根本性改变中国精神病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情况下，中国精神病医疗收入却迅猛增长。从统计2014-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5年翻番。由2014年324.6亿元，到2019年661.6亿元。2019年中国精神病医院总收入为661.6亿元，较2018年的580.1亿元同比增长14.0%.

如此惊人的精神病医疗收入增速，说明中国医疗产业化在精神领域的“成就”，医疗机构成为谋利创收的工场，验证了中国精神病医疗渔利本性。而这种谋利性就直接决定着精神病院对出钱送“病人”来方负责，而非对病人负责，只听出钱者而不听“病人”的特色。于是，作为权力机构拥有国家财政支付的政府通过金钱来制造“被精神病”就成为政府与精神病医院双方合意的协同，极大增长着精神病院收治“被精神病”人的利益驱动力。

又因中国绝大多数（78%以上）精神病医疗机构属于政府管理，而事实上有限的所谓民营精神病医院也都是在政府卫生部门的管控下的。这样，精神病院听从政府各级权力安排接收“被精神病”人，就成为一种不会拒绝的现实。

如此一来，中国一则精神病医疗资源不足，导致大量该收治精神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收治，一则许多非精神病人遭致政府与医院合谋而强制收治，就成为中国一种矛盾而荒谬的现实存在。

所谓“被精神病”就是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

“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权力而将大批维权人士、异议作家等等不臣服于权力统治者扣以精神病帽子投入精神病院，即“被精神病”，来达到控制与“消声”，已成为一种维稳常规手段。全国人大于常委会于2013年发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新法施行后，被精神病现象有所好转，但仍有一些权力部门花样百出的规避新法，以所谓的“疗养”、家属同意等为名，把执意维权及坚持发表不同意见的正常公民，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疗养、治疗”。

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究竟有多严重？至今究竟有多少人遭受过“被精神病”？至今究竟还有多少人仍“被精神病”关在精神病院？等等事关“被精神病”情况的数据，在披露“被精神病”信息将遭致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判刑的凶险情势下，根本不可公开调查统计，因此不可能获得全面真实有效的“被精神病”数据。而只能通过全国各地一些人权捍卫者冒险披露出来的有限个案，来管窥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现实。

三、2020年检测中国“被精神病”严重程度的标尺性事件——丰晓燕、董瑶琼

由于中共极权统治下严酷禁绝种种“被精神病”事件披露的环境，使得了解调查中国“被精神病”情况是件高危险的事，因此无法通过准确全面数据统计来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但是，从在如此严酷环境下透露出来的有限几件“被精神病”案例中，尤其是山东临沂市人大副调研员丰晓燕与湖南株洲董瑶琼的“被精神病”事件，可以充分证明：其一、中共当局无视联合国对自己在“被精神病”问题上违法侵权的监督与审查，在《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履行审查年仍公然制造“被精神病”事件；其二、中共当局无视国际舆论，在媒体关注报道，众目睽睽之下，公然将丰晓燕、董瑶琼反复强行关入精神病院；其三、中共当局完全抛却自己颁布的《宪法》及《精神卫生法》，公然违反《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同时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据丰晓燕的女儿于2020年5月14日对外披露

我是丰晓燕女儿，学生。

4月28日，我的母亲，临沂市人大研究室副调研员丰晓燕从临沂来到北京。在王府井散发传单，促进民主改革，改选中国主席，反对社会不公。

4月29日，丰晓燕被送至临沂地方。在不进行精神检查的前提下，二十多名警察强行将我和母亲分开，并将母亲送入临沂第四精神病院。

丰晓燕证件照和被关精神病院后的丰晓燕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2020年10月19日报道

今年四月因到北京王府井发政治传单被关入山东临沂第四神经病院的丰晓燕，如今已出院。据丰晓燕的女儿Alice说，她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说话大舌头，思维不如以往流畅，行动僵硬，脑袋发木，腰痛严重。7月25日出院后，她在家被强迫吃药，碳酸锂缓释片一天两次，早晚各一片，帕利哌酮缓释片早一片，富马酸喹硫平片一天一片。8月29日，她被常年家暴的配偶杨光再次送入医院，9月15日出院后的用药是丙戊酸钠缓释片、奥氮平口崩片、劳拉西泮等等。

丰晓燕在精神病院所戴病号手环

同样典型反映2020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还有湖南“泼黑女”董瑶琼再次“被精神病”并失踪消声至今。

据“维权网”报道——《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2020年9月19日，本网获悉：不断遭中共当局关精神病院迫害的泼墨女董瑶琼的境况堪忧。

泼墨习近平像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后的董瑶琼2020年11月30日的发声控诉

董瑶琼：1989年9月26日出生，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桃水镇人，原上海房地产公司中介职员，推特名：feefeefly，人称“泼墨女孩”，政治犯。

2018年7月，曾因用Twitter在上海市海航大厦前直播其对中共独裁专制的不满，并批评当局对百姓实施洗脑逼迫，随对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头像泼洒墨汁，7月16日，被上海市警方送回湖南省攸县老家，并以疑有“精神病”为由被变相关押于株洲市第三医院，直至8月1日其父在株洲市第三医院与女儿见面之后，方知其泼墨行为已被当局定性为“攻击国家领导人”；

2019年11月19日，取保释放，并被送到湖南省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2020年5月20日，其父亲发出信息，称女儿被再次关进株洲三医院。后董瑶琼被在株洲三医院关押两个月后出院。董瑶琼出院后比之前病情更加严重，痴呆发傻反应迟缓不说，有时候小便失禁都不治换裤，夜晚有时疯狂喊叫，尤其下雨打雷时候疯狂尖叫不叫任何人靠近，令人十分痛苦。

再据《"泼墨女"董瑶琼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境况随后即被消音》报道：2020年12月2日，本网获悉："泼墨女"董瑶琼11月30日在Twitter发布最新视频控诉"被精神病"后遭全面监控的情况，随后遭当地国保上门，随后其发的三个推文已经全部消失。本人已被当局控制。

另据美国之音电台追踪报道《董瑶琼再度发声称“被精神病”外界关注当局紧张》11月30日，董瑶琼在泼墨事件后首次在自己的推特账户上发出一段视频，称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却因泼墨事件被送进精神病院，目前仍在遭受地方当局严密监控，她含着眼泪呼吁外界关注她目前受到当局监控和压制的状况，并激动地表示，“我不再恐惧，我精神没有问题。”董瑶琼在发出上述求援视频后的次日，将其推特账户上的一些相关推文和图像删除，据信她受到了来自维稳当局的压力。12月3日，住在湖南省宁乡市一直关注董瑶琼及家人的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在为董瑶琼转发两条推文及视频后被株洲市国保带走，后被处以行政拘留15天。12月18日，又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至今。华涌推特称，2021年2月6日董摇琼被当局第三次关进株洲市第三精神病院！

人权捍卫者欧彪峰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通知书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且能典型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状况的案例，原因是：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时，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丰晓燕与董瑶琼被释放后又再度被关入精神病院，显示着中共当局的肆无忌惮。

四、“被精神病”违法侵权的血泪现实

“被精神病”问题虽然多年来得到中国民间人权机构关注，进行了大量案例报道揭露，仅民生观察网就先后搜集了500多“被精神病”案例，国际社会对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也给予关注，中共当局为了迎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2008年6月全国人大批准了《公约》，同年9月《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2010年10月，中国按期向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提交首次履约报告。2012年10月26日中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并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后来还作出了修订。然而，这些表面上的签约与法规，并未促成中国“被精神病”情况根本性改变。

从披露出来的各种被精神病案例中可见，“被精神病”严重违法侵权充斥在送入、治疗、出院等等的每一个环节中。这在过往多年的“被精神病”案例及民生观察有关“被精神病”年度报告中均有反映，而从2020年披露的最新“被精神病”案例情况来看，中共维稳机构仍然沿袭着过往手段，没有出现基于人权尊重与保障的任何改善。具体从下面各环节中的案例得到体现。

1、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中的违法侵权

从多年来披露的各种“被精神病”案例，可以看到中共各级权力维稳部门人员在将上访维权者、异议人士、法律工作者、信仰民众等等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中的不择手段。2020年所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中，反映出中共各级权力部门在强制医疗，制造“被精神病”上没任何向人道、法制方面的改善，依然是暴力绑架、殴打、侮辱，长期不给如厕，甚至发生性侵（如董瑶琼发声揭露被送精神病院前遭致性侵），等等，让人难以想象的侵害公民生命安全、人身自由、侮辱公民人格尊严的违法行径，屡屡上演。

如民生观察2020年7月24日的《常州钱惠文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报道：

今年5月底，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访民钱惠文、钱志松母子因进京上访，被地方维稳人员强制带回，押送途中钱惠文多次被殴打，之后钱惠文被强行关进常州市德安医院精神病专科，至今未放，且杳无音信。其子钱志松则被非法关押在黑监狱长达两个多月，于7月22日获得自由。据本报告研究人员2020年底电话直接联系到钱惠文女士，了解到她于9月3日，即在被关押于精神病院3个月后，才被从精神病院释放出来，在里面受到诸般折磨。

2、摧毁身心健康，极尽折磨侮辱的“被精神病”住院

当“被精神病”者被送入精神病院后，被殴打、捆绑、强制灌药、长期固定于病床、不给大小便，长期间圈禁于狭小房间，禁止与外界通讯，禁止与亲人朋友会见，不给作医学鉴定，不给办理出院等等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人格尊严的情况如影随形，如鬼附身，相伴着被精神病者日日夜夜，使被精神病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陷入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鬼域绝境。

据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5日报道《李小燕被关精神病院后失联》

2020年10月13日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青峰冤民李小燕，因在省信访局上访，被当地警方抓走带到派出所关押，后被送进房县一个精神病医院关押，现已失联。

后据维权网12月24日报道《湖北冤民李小燕被囚精神病院折磨65天后终获释放》湖北省十堰市冤民李小燕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期间，因上访被地方政府送入精神病院，无端经过“吃药打针”65天，终于2020年12月18日获得释放，现由其女儿带到襄阳做恢复性治疗。

再有民生观察12月19日报道《江西被精神病人钟志勇获释》

江西南昌被精神病受害者钟志勇先生在被强制关押2个多月后，于3天前获释出院。钟先生回家后，在2020年12月16日向南昌市政府提交了《行政复议》，要求非法关押他的政府部门给他恢复名誉及赔偿经济损失。

3、出院的艰难，不给办理出院，需要公安及政府部门同意

在中国大地所发生的“被精神病”事件，几乎都是地方维稳权力部门所为，是地方政府强行将人员送入精神病院，因此，“被精神病”者要想出院必需得到地方政府同意方可，否则根本无法走出被关押的精神病院。这种入院被强制，出院得权力部门批准的情况，渗透在每一件被精神病的案例中。

如前往所列举的丰晓燕与董瑶琼先后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以及江苏钱惠文、湖北李小燕、江西钟志勇，都是在完全失去自己选择决定权情况下，被政府维稳部门关押，直到政府权力部门觉得敏感时期过去，或者达成要关押者签订同意政府要求的相关协议，方才释放出来。期间，被精神病者无论如何申诉陈情自己没有精神病，与要求释放离开精神病院，都是无法出院的。

4、“被精神病”者出院后权利持续受到侵害

中共当局不仅基于维稳的需要肆意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信仰民众强制关入精神病院，制造出大量骇人听闻的“被精神病”事件，而且在这些“被精神病”人被释放出来后，地方当局仍持续对这些人士采取划地为牢，限制他（她）们离开当地，收缴他（她）们身份证件，派人值班软禁、监控他（她）们，经常骚扰传唤威胁他（她）们，甚至还反复将他（她）们多次强制送回精神病院。

由民生观察2020年9月14日的《重庆被精神病人张吉林访谈录》可见：

2020年8月27日，本网志愿者应约采访了重庆不同政见者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先生，他向本网介绍了他因为发表不同政见，被重庆警方以“疗养”为名，强行关押到精神病院整治的过程。释放后人身自由权利受到的种种剥夺。

5、“被精神病”者出院后几乎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权利

由于公共权力是制造“被精神病”的主体，作为受害的“被精神病”个体在出院后要想通过司法途径来达到维护自己权利，在中共党管司法，“政法姓党”、“法律不能当挡箭牌”的情况下，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至今几十年的中共“被精神病”违法侵权史上，中共公开媒体报导出来极其个别的“被精神病”者最后通过司法讨得一点洗清自己精神病身份的结果，那通常也是因为制造“被精神病”的主体不是公权力，而是个别单位所为，而基于所谓维护极权稳定，由维稳的公权力出面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信仰民众等等实施的“被精神病”，受害者出院后没有能通过司法来寻得公正。

在如此情况下，所以丰晓燕与董瑶琼能在举世瞩目下被一而再地投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没有任何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更别说通过法律来维护权利。所以我们才看到迫不得已下，董瑶琼通过网络发声抗议，结果再被失踪至今，而帮助她网络发声的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则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住所监视居住至今。还有丰晓燕本人就是人大的官员，如何通过法律与中共权力系统设置的一系列程序来维护自己权利，她理应非常清楚，然而，她自己被精神病后却无力求得任何司法救济与权力救济，她女儿为了自己母亲权利，穷尽了一切申诉、信访等等途径，结果毫无成效。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下制造的“被精神病”是不可能得到法律救济的。

就在2020年末，中国人权律师常伯阳通过微博披露《四川攀枝花一大学退休教师不符合法定强制条件被单位送精神病院强制治疗10年》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退休教师杨景林，因多次上访反映自己工资、职称、住房问题，被单位怀疑有精神病。这起大学退休教师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达10年之久，出来后起诉单位与医院却被一审法院判定关押合法的案子，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被精神病”人出院后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权利的艰难。

另有民生观察采访江西“被精神病”者张云华

说：“想过（通过法律起诉来维护权利），我被非法关押精神病院一年多，身心备受摧残，日常工作无法完成，给我造成了重大损失，我本想找律师控告警方和医院，但无奈拿不到住院证明、证据。我曾经找医院索要住院证明、病例记录、出院证明等手续，但医院说是政府送医并付的住院费，所以住院证明只能交给政府部门，不会交给我的。最终，由于难以取证，加之中国的公检法是一家，我和朋友认为控告警方和医院的胜算不高，最后就不了了之。”

由张云华遭遇也反映出了“被精神病”者陷入政府与医院联合灭失一切证据，让受害者无法拿到证据起诉来维护权利的困境。

5、结论与建议

2020年是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中国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年，是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实施第8年，是2012年12月发布《精神卫生法》第8年，是2013年5月1日实施《精神卫生法》第7年，也是2016年6月，最高检出台《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执行检察办法（试行）》第4年，还是2018年2月1日最高检发出（高检发诉字[2018]1号）《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第2年。在如此联合国审查与中国一系列有关强制医疗的法规下，仍没能阻止举世瞩目的丰晓燕、董瑶琼反复“被精神病”，由此可以看到中共权力部门对“被精神病”手段的依赖与常规性使用。

由湖南人权捍卫者欧彪峰因帮助董瑶琼发出“被精神病”控诉与抗议，而遭致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押，以及丰晓燕的女儿为了帮助母亲脱离“被精神病”院发声，而遭致当局随时将自己也关入精神病院与被指控“叛国罪”的威胁，可以看到中国对“被精神病”问题的严控已经提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高度。然而，在如此严酷环境下，艰难透露出来的几起“被精神病”案例，虽然数量少，但有力是证明着中共当局仍然在使用“被精神病”镇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信仰群体等等。

面对中共当局置联合国人权审查、本国颁布的法规及国际国内舆论于不顾，而顽固坚持使用“被精神病”违法侵权手段来维稳（即维护极权统治稳固）的行径，要想扭转这种“被精神病”现实，可堪如下一些努力：

1、对于只听得懂大炮与飞机声音的极权统治集团，纯粹的口头宣讲人权、法治等等国际准则显得无力。因此，依照国际准则作出对相应违法侵权集团的制裁是必要的，例如惩治具体违法侵权官僚的《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就值得加大力度推行实施，以具体惩治中共极权集团中那些践踏人权的恶吏来推动人权改善。

2、中国抗衡于极权统治的公民社会力量急需进一步成长壮大，国际社会应该努力支持帮助中国公民社会成长，而中国民间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民主法治进步人士也应当有此高度自觉与努力。

3、结束党凌驾于法之上的状况，使党真正回到法律的笼子里，成为法律之下的社团，结束以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的历史，使中国步入现代文明。

4、切实落实司法独立，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挡箭牌，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没有司法独立，那些“被精神病”者是摆脱不了随时被关入医院的命运，更讨回不了被精神病侵害的公道。

5、广泛而充分地利用现代科技进步手段，尤其是互联网技术，揭露中共极权“被精神病”的违法侵权事实，让民间与国际社会看清中国人权现实。

民生观察 2020年元月

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
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从多年来关注中国人权的“民生观察”、“维权网”等等机构追踪报道“被精神病”案例来看，那些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者等等，绝大多数“被精神病”者都是被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关入精神病院。这些被关精神病院者不仅直接原因就是他（她）们批评政府、揭露权力黑幕、宣扬普世价值、捍卫个人权利等等，而且他（她）们经常于中共当局所定的所谓敏感日（如每年三月的“两会”、六月的“六四”、十月的“国庆”等等）期间遭到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将“被精神病”当作维护权力统治的政治稳定的常规手段，完全是基于政治目的的需要。因此是种违反法制，侵犯人权的政治迫害手段。

如，民生观察报道，2019年8月12日，四川南充籍退伍老兵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很快被跟踪而至的南充市蓬溪县三名国保抓捕回老家南充市，并被关押在看守所30天；关押期满后，为了继续限制邓福全的行动，南充市蓬溪县国保随即把邓福全押送至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关押，直到10月28日邓福权才从精神病院出来。

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得知此消息，8月16日下午三点左右，有友人拨通邓福全手机，他告知友人，他被三名南充国宝已经从北京带走，正在回南充途中。此后，许多朋友试图再拨打邓福全手机，发现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据邓去北京前向友人透露，他这次去北京并非去维权，确实是应战友邀请，去探访战友。看来由于邓特殊的履历和敏感身份，虽说是一次普通的战友之间的探访走动，然而在有关方面看来，依然极不放心，以至于8月16日从北京把邓带走。

9月17日下午3点15分钟左右，有四川网友通过多方努力，终于打通了邓福全弟弟的电话，随后让邓福全接听了电话。邓福全说，他刑拘期满了，因此当地国保又把他转到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可能要关到十一过后才能放出来。

10月8日邓福全家属又向外发出消息称，邓福全在被关精神病院期间，多次被强制灌药“治疗”，处境很不乐观。

据邓福全朋友透露，10月8日上午11时左右，邓福全通过其弟弟的手机告知友人，他目前仍被关押在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他说，迄今为止，没有国保来关心和过问过他的饮食起居以及何时出院等情况，只有医护人员每天对他进行强制喂药，他若拒绝服药，院方会采取强制手段灌药。万般无奈下，邓福全只有配合院方每天的喂药“治疗”。

被关精神病院的邓福全获释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1029/19080.html

再如，民生观察2019年6月12日报道：重庆异议人士曹继月因宣讲民主已被重庆当局关入精神病院20多天了，时至今日仍未获自由。

曹继月是重庆不同政见者，她被网友们称为“线上线下的女侠”。多年来，曹继月活跃在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宣讲宪政民主，批评共产党专政特权。在线下，曹继月还经常去重庆著名景点“观音桥自由广场”站台，向过往行人宣讲专政之恶，自由民主的重要性。由此，曹继月被地方当局的怀恨在心。

前一段时间，曹继月的家人、女儿、女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带着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冲进曹继月的房间，把曹继月非法绑架，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地址被家人保密）。

知情人透露，2019年1月时，曹继月的好友，重庆异议人士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因在该市观音桥广场发表针对中国时局发展趋势的演讲，他在现场被多名公安带走。张吉林被抓并被关精神病医院后，曹继月告诉重庆其他异议人士说“哪天我有可能也要被送精神病医院呢！”。当时，重庆的几名异议人士还没有在意，没想到曹继月一语成谶，现在已经被当局唆使家人绑架到精神病院关押了。

在曹继月被关之前，她曾告诉一位同城异议人士说“有关部门说曹继月几乎每天都跑去观音桥宣传反党，这必须要严肃处理……”

近日，重庆多名异议人士了解到，曹继月的女儿一家已经身不由己，被政治警察所控制了。

据了解，重庆的政治警察，国保部门，经常会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不同政见者扭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如：2019年3月，重庆不同政见者刘刚，第七次被重庆市荣昌区国保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维稳。刘刚是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的一位80后小伙，他反对共产党垄断专政，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制度，所以常年翻墙浏览国际媒体，但是他却因此被重庆荣昌国保多次传唤及关进精神病院整肃。刘刚曾说“在重庆荣昌医院精神院期间，吃得很差，那饭菜就跟猪食差不多，天天都是白萝卜，而且还用绳子绑着我的身体，每天早晚都被强迫吃药，里面的医生护士还给我注射了很多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害得我差点虚脱而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集权专政，对“屡教不改”的异议人士，除了抓捕判刑外，还常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进行迫害。一旦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就将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的无助境地。并且，一旦被关进去，医院由于要接受党的领导，就接受政治警察的授意，对异议人士实施身心摧残。异议人士被扭送进精神病院后，往往会被特殊监控，对他们进行“戒备森严”盯防，虽然当事人会本能的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反而会以“病人”已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疗为由，像对待犯人一样，把他们的手脚捆绑到病床上强行灌药、打针、电击。不仅如此，异议人士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打，上厕所都被盯防，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重庆曹继月被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612/18695.html

八、结论和建议

2013年5月1日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及2018年2月1日最高检（高检发诉字[2018]1号）《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出台后，在中国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公权力以有精神病为由而强行关入精神病院中进行各种侵害权利的“治疗”，给人身心造成伤害。通过检视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不难发现该年相较于过往岁月在“被精神病”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对人的非自愿收治和强制医疗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关在医院的病人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包括住院、出院和治疗的权利。强制医疗、暴力对待和虐待接二连三地发生。医院限制或阻止病人与外界，包括家人、朋友和律师联系。病人也无权要求对收治的决定或者收治的期限进行独立的评估。甚至当他们设法起诉医院或者送治人的时候，法院也通常不愿受理他们的起诉或者承认他们作为合格原告的权利，或者判决医院或违法将他们送治的人败诉。这种收治情况与这些法规没有出台前及残委会第一次对中国执行公约审查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可见，在中国无论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而或中共当局自己颁布的法律，都不能约制“被精神病”泛滥，不能改变权大于法及法制作为统治工具的有法制无法治的现实。

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被精神病”泛滥，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党的事业至上”（http://tv.people.com.cn/GB/61600/6701546.html）与“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灵魂”（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01/c40531-30952391.html）的思想指导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4056988.html）成为权力的时尚，以致法律成为权力的奴婢，产生完全不受约制的权力及为了维护权力稳固（即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最终演化出完全抛开法制的肆意侵权的“被精神病”，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则是权力至上的外化形式，是目前“被精神病”被滥用的助推器。

因此，要改变中国当下“被精神病”泛滥状况，就应：

1、结束党凌驾于法之上的状况，使党真正回到法律的笼子里，成为法律之下的社团，结束以党的意志代替法律的历史，使中国步入现代文明。

2、切实落实司法独立，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挡箭牌，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没有司法独立，那些“被精神病”者是摆脱不了随时被关入医院的命运，更讨回不了被精神病侵害的公道；

3、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让民间关注被精神病问题的公益组织、团体、社群产生成长，自由调查监督各医院“被精神病”状况，随时从人道、法律、经济、社会角度予以关怀救助“被精神病”者。解决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落实《公约》过程中未包括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外的残疾人组织”的关切。

4、消除新闻姓党，使新闻媒体回归中立客观反映真相的本原，以便及时揭露公权力与医院勾结制造“被精神病”的罪恶，形成舆论监督；敦促中共当局停止打压中国国内长期关注调查揭露“被精神病”的维权网、民生观察、六四天网等等人权报道媒体，释放一切人权捍卫者。

5、清理有关精神病收治的法律法规，修改或废止一切与《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相抵触的条款。

6、借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之际，清查全国所有精神病院，释放所有”被精神病“者，并向全国公布联合国残委会审查成员联系方式，以便全国公民投诉与咨询。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9日

目录：

一、前言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六、“被精神病”者出院没有自主权，出院后没有人身自由，无法通过法律维权

七、中国“被精神病”问题是政府基于政治目的而制造

八、结论和建议

 

 

一、前言

 

2019年是中国历史上较特别的一年，不仅这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中美贸易战与香港反送中抗议如火如荼的一年，这一年给中国社会带来全局性冲击及对中国历史发展深远影响，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进一步显露出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告别野蛮人治专制的极权体制而转向现代人权民主宪政的文明体制已刻不容缓，否则中国将不为现代文明世界所容，也不能为信息时代的国民所容。这就预示中国进入深度内外交困危机深化时期，社会变革已迫在眉睫、

 

然而，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面对如此历史潮流与世界大势，不仅不思改过自新，相反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人权法治民主上极速倒退，使中国社会出现全方位文革化。中共执法系统更显野蛮专横，完全将自己颁布的法制抛诸脑后。在对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信仰团体上，不仅继续滥施过往超越法律的任意羁押手段，而且依旧沿袭倍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方式，来达到所谓维护权力统治稳定的目的。

 

但是，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20年中国面临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对落实《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再次审查，中共当局为了应对审查，耍出一贯弄虚作假的伎俩，通过一些表面文章来予以敷衍。湖南株洲因涂墨习近平画像而“被精神病”的董瑶琼女士在遭关押一年多后，于2019年底被释放，就很经典注释出中共肆无忌惮地使用“被精神病”来镇压异议人士与虚情假意地应对国际审查的现实。

 

2019年11月19日，湖南省株洲市举世瞩目的“泼墨女”董瑶琼终于走出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株洲市精神病院），回到了攸县桃水镇母亲住处，直到2020年元月2日，才被允许与父亲董建彪相见。董父发现，女儿“在精神病院被喂药，现在比之前胖了很多，也完全不是从前活泼的模样，变得沉默寡言，神情紧张，甚至有痴呆状，（比被送入精神病院前）完全判若兩人，令人心痛不已!”

 

（泼墨女董瑶琼已获释出院 父女相见 神情紧张痴呆令人心痛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20/01/blog-post_2.html）

 

 

董瑶琼是2018年7月4日早上6点过，于上海市海航大厦对面，用手机视频直播泼墨习近平的宣传画像，声称反对习近平独裁暴政以及中共对其施加的脑控迫害，而于当天下午被警方带走，后被警方押送回湖南关入了株洲第三医院（株洲精神病医院）。

 

由于董瑶琼泼墨事件引起世界关注，有记者给医院打电话，医生说：“是政治犯”，不便谈什么情况。可见，医生们非常清楚董瑶琼完全是“被精神病”。然而，董瑶琼却在世人聚焦之下，公然被关在精神病院，直到2019年末才放回家。

 

之所以列举此案作为特别关注与研究，原因：一、这是在举世瞩目之下公然上演的“被精神病”。而不是通常外界不知情下悄悄制造；二、这是在残委会第一次审查中国执行《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在《精神卫生法》、《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颁布实施后出现的事件。因此此案经典注释出中国当下“被精神病”状况。三、董瑶琼离奇获得释放并非说明中国“被精神病”问题得到缓解，其回家后受到的严密监控与被隔绝与外界联系，正说明有关方面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联合国残疾人委员会审查而作出的表面姿态，因为在中国没什么能有效保证在残委会审查过后，董瑶琼不再被关入精神病院。

 

在“被精神病”问题上，2019年中共当局处于内外危机激化中强化对民间镇压时，一则沿用过往“被精神病”，一则又不得不应对联合国残委会即将到来的审查。在这种矛盾状态下，检视中国2019年中“被精神病”的诸种状况，从中可管窥中国人权的实质。 

 

本报告所讲的“被精神病”就是指不该收治的个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在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实践中，“强制收治”（被精神病）通常指的是被公安机关、地方党政负责人、维稳机构送往医院的收治。

 

由于从2014年以来，民生观察每年都出一份研究当年“被精神病”状况的报告，已将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作过逐年相应分析，故在此就不赘述。本报告只针对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一些案例所反映出的问题予以评述。

 

 

二、使用暴力手段强制“被精神病”人入院

 

中共当局长期来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号，对那些起来维护人权、追求民主法治，要求公平正义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宗教信仰团体采取严酷镇压，但常常又无法从法律上自圆其说以掩天下芸芸之口，故在穷尽心机之下索性抛开法律，以精神病为由而将人强行控制于医院之中。为把人送入医院，中共有关维稳机构成员普遍采取违法侵权的绑架、殴打等等暴力强制手段，完全无视人的尊严、权利与个人自主原则，严重伤害人的身心健康与安全，肆意剥夺人的自由。

 

2019年9月18日，湖南81岁的上访维权人士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陈碧香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陈碧香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民生观察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因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中共当局为了保庆典平安，而将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维权以致再度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直到10月7日之后方释放。

（湖南陈碧香被关精神病院稳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926/18979.html）

 

 

三、剥夺“被精神病”者申诉、申请鉴定、与亲友律师联系的权利

 

中共当局在暴力将“被精神病”人关入精神病院后，以精神病人为由剥夺当事人申诉权、申请精神病鉴定权、与亲友会见权、与外界的通讯权等等基本权利，以阻止“病人”获得司法救济与外界亲友的声援帮助，达到对“病人”的完全控制。

 

从2019年发生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病人”被送入院后，便完全被隔绝与外界的联系，其应享有的人格与平等权利也同时被剥夺。医院通常不会告知病人有要求鉴定、请求律师援助、会见亲友的权利，纵然病人了解自己这些权利，也是无法获得保障，因为“病人”一旦入院，便被认为是丧失了行为能力的人，就“当作不具备法律权利能力的人对待”。 

 

2019年元月19日，重庆张吉林因宣讲民主、法制等普世价值而被警方拘押后送入精神病院。据悉，张吉林于1月18日下午去到重庆观音桥广场演讲，当时警方一早已在现场布置大量警力戒备，演讲途中张吉林被警方强行带走，延至19日，家属收到警方书面通知，张吉林被以“寻衅滋事”刑事拘留，羁押重庆北江区看守所。

 

据知情人透露，按照相关法律，张吉林的刑拘期限37天应该是在2月26前后届满，但期满后家属并未收到批捕消息，刑拘的张吉林一度去向不明。后家属从维稳人员口中得知，刑拘期满的张吉林已被政府送入重庆某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由于张吉林被捕后，家属一直遭到警方的恐吓和封口，因此家属比较排斥网友及陌生人，对于不熟悉的电话号码一概不理，特别是媒体的采访。

 

知情人表示，由于家属不敢与外界接触以及公开相关消息，因此外界至今未知张吉林的更多详细情况，包括何时被送入精神病院、具体哪家医院、张吉林目前“病况”以及家属有否探视等的相关信息，而张吉林需要在精神病院“治疗”多久时间则无从得知。

（重庆张吉林刑拘期满关精神病院：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309/18443.html）

 

 

 

四、将“被精神病者”反复关入精神病院的极端歧视

 

中国“被精神病”者一旦被政府关入一次精神病院，那么就随时面临被政府反复关入精神病院。从调查到大量因批评政府、上访维权而被关精神病院者，发现有的一年被关几次，有的十几年来被反复送入精神病院十几次，甚至二十几次。这种反复将“被精神病”者关入医院的行径是对“被精神病”者一种极端的歧视，是公然违反《残疾人权利公约》第二条：“基于残疾的歧视”是指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领域，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基于残疾的歧视包括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拒绝提供合理便利。

 

如湖南上访维权者辜湘红近10年中，被当地政府关入精神病院到2016年3月达16次，至2019年底已过20次。

 

又如，2019年3月31日民生观察报道，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因翻墙发推特网文，指责重庆警方滥用职权，侵犯公民权利，而多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折磨。一个月前，刘刚第七次被荣昌警方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今天下午，获释不久的刘刚用一位朋友的手机发出了上述消息。刘刚透露，他获释后手机仍被当局扣押，警方警告他不许再上网发贴，同时告诫其父母配合警方监管，否则会再把刘刚关精神病院整治，对此刘家人倍感恐惧，自发的配合警方禁止刘刚上网。

 

刘刚还反映，自己根本没有精神病，只因自己时常翻墙发表不同政见，以及批评重庆警方滥用职权，而被重庆荣昌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维稳。在精神病院里，刘刚被强制捆绑，然后强行打针灌药，这些不明药物对他的身体伤害非常大，现在已经导致他肚子肿胀，经常性的腹痛腹泻。退一步说，即使是真正的精神病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对精神病人实行“自愿治疗”原则，除非该病患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自伤的情况。很明显，刘刚根本就没有暴力伤害他人及自伤的情况，其完全不应被警方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刘刚介绍，自己是重庆荣昌安富街道沙河村1组村民，出生于1985年，现因被关精神病院而失业。在他上高中时，开始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开始质疑中共的政治思想教育，后因收听“美国之音”广播而获得了对方邮寄来的宣传品，随后，他就被学校举报到了荣昌区公安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自此他就被国保警察列为稳控人员，并且多次将他送入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在2008末2009年初的时候，刘刚因上网翻墙，向“自由亚洲”等网站陈述政见，后被辖区警方以他喜欢上网、不听话，且“反共、反党！”，把他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永荣医院精神科）。刘刚反映，那个精神病院的条件非常的差，吃的伙食就跟猪狗食一样，而且医院还给他输液打针，如果不听话，就会给你配置不知名的针剂输液，输液完毕后，他整个人就很难受，第二天就会变得有气无力，并且医院还强迫他吃药，吃完“迪美”（音）药片以后副作用很大，他的肚子就会变的很大。这一次关了他1个多月时间才给予释放。

 

2010年11月，重庆市荣昌区多名国保警察，来到广州番禺石基（音）镇，再次抓捕了此打工的刘刚，并将他送到解放军324医院（音）精神科关押。警方说他近期又在网上发表了涉及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言论，因为此前刘刚曾因涉王立军的言论被劳教两年，后通过保外就医的方式获释出来。此次，警方就以刘刚仍在保外就医期的名义，再次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2013年间，刘刚因在网吧上网时，说了一句关于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的事情，并且发表一点自己的评论，就被广州市番禺警察抓住，并送去番禺区73（音）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多天。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警察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居住地，强行把他绑架回荣昌区，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约5个多月时间。此次关押，警方没有明确告知他涉嫌违法之处，只是含糊的说他在网上信访什么的才来抓他的，具体是为什么事情，警方没有确切的告知他。刘刚说，这一次，警方忽悠欺骗他家人签字同意，还找关系他给办了一个所谓的《残疾证》，精神残疾二级。这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刘刚就晕倒了，经过输氧抢救才捡回来一条命。

 

2018年6月初，刘刚准备在“六四”学运29周年之际，以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呼吁民主，但又担心警方禁止，就主动打电话给警方请示能否纪念。次日，重庆荣昌区警方就来到他家搜捕他，但因他外出不在家而没有抓到他，此后他就被辖区综治维稳办的维稳人员抓获，之后就被强制送到荣昌区精神病院关押了3个月。

（重庆刘刚再被关精神病院月余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8/1014/18041.html）

 

 

五、“被精神病”者在住院期间遭受凌虐、暴力、酷刑

 

中共当局将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法轮功成员等等不顺从权力者强制送入精神病院后，不仅剥夺他（她）司法救济、医学鉴定、通讯、会见亲友等等权利，还经常对这些“病人”实施围殴、捆绑、几天甚至十几天固定于床上、电击、灌药等等残酷迫害。根据联合国反酷刑有关规定，基于政治目的而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此类“医疗”行为构成酷刑和虐待。这类强制“治疗”经常是惩罚性的，尤其是医生认为病人“不听话”时使用的电击，还有医生受公权力指使对“病人”实施的严重伤害身体与精神的惩罚。

 

如民生观察志愿者对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四川被精神病人杨志祥访谈录：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822/18879.html）

 

 

 

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病人，要想出院只有得到将人强制送院方的同意才能出来。而送院方通常都是地方政府维稳人员或警察，或者公权力操控的病人家属，公权力需要病人答应它们一系列要求，如不再上访，不发表对政府的异议，不再干公权力不高兴的事等等。否则，“被精神病”者就别想出院。如此，事实就是剥夺了“被精神病”者基本公民权利，使被精神病者在人格尊严与权利平等上严重受损害。且这些“被精神病”者出院后，也是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行动受到限制，而且随时面临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这也就形成了“被精神病”反复被关医院的状况。

 

如前面已经提及的董瑶琼，因为泼墨习近平画像而被关精神病院一年多，期间董瑶琼的亲友们反复提出要求释放董瑶琼均无音讯，且亲人也受到控制，直到2019年11月19日才被政府授意株洲精神病院释放回家，显见，董瑶琼入院非自愿，出院也完全不由她自主。并且董瑶琼出院后仍然处在政府的严密监控下，不仅无法与外界联系，无法自由离开当地，甚至都不能如愿与父亲见面，只能等到出院40多天后，才得见到自己的父亲一次。当然，出院后的董瑶琼不仅无法通过司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还面临随时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的危险，尤其等2020年联合国残委会对中国履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后，结果就更难预料。

 

再如，中国官方媒体上游新闻2020年元月4日报道——《浙江一民警两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将单位告上法庭》：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民警周洋在未做出任何危害他人和社会举动的情况下，“第一次是因为同事间有矛盾，第二次是因为我通过网上举报。”而先后被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强制去进行精神病鉴定并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已导致其5年无法正常工作。2019年9月，周洋将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告上法庭，但浙江省杭州市经济开发区法院以不属于民事案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

周洋称因被构陷为精神病，其妻子最终与其离婚。受访者供图

（浙江一警察2次被关精神病院 为证明"没病"怒告单位http://mini.eastday.com/mobile/200104164319033.html#）

 

由此可见，身为警察的周洋也不能幸免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并且出院后也无法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尊严与权利。

 

 

此前中国公民运动网报道，2019年8月12日邓福全去北京探访战友，8月16日中午，他在微信群里发布了一条短消息，大意是南充市国宝专程从南充赶到北京，要把他带回南充。他告知微友，这次他极有可能被拘捕。

 

得知此消息，8月16日下午三点左右，有友人拨通邓福全手机，他告知友人，他被三名南充国宝已经从北京带走，正在回南充途中。此后，许多朋友试图再拨打邓福全手机，发现其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据邓去北京前向友人透露，他这次去北京并非去维权，确实是应战友邀请，去探访战友。看来由于邓特殊的履历和敏感身份，虽说是一次普通的战友之间的探访走动，然而在有关方面看来，依然极不放心，以至于8月16日从北京把邓带走。

 

9月17日下午3点15分钟左右，有四川网友通过多方努力，终于打通了邓福全弟弟的电话，随后让邓福全接听了电话。邓福全说，他刑拘期满了，因此当地国保又把他转到了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可能要关到十一过后才能放出来。

 

10月8日邓福全家属又向外发出消息称，邓福全在被关精神病院期间，多次被强制灌药“治疗”，处境很不乐观。

 

据邓福全朋友透露，10月8日上午11时左右，邓福全通过其弟弟的手机告知友人，他目前仍被关押在南充市第二精神病医院，他说，迄今为止，没有国保来关心和过问过他的饮食起居以及何时出院等情况，只有医护人员每天对他进行强制喂药，他若拒绝服药，院方会采取强制手段灌药。万般无奈下，邓福全只有配合院方每天的喂药“治疗”。

（被关精神病院的邓福全获释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1029/19080.html）

 

再如，民生观察2019年6月12日报道：重庆异议人士曹继月因宣讲民主已被重庆当局关入精神病院20多天了，时至今日仍未获自由。 

 

曹继月是重庆不同政见者，她被网友们称为“线上线下的女侠”。多年来，曹继月活跃在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宣讲宪政民主，批评共产党专政特权。在线下，曹继月还经常去重庆著名景点“观音桥自由广场”站台，向过往行人宣讲专政之恶，自由民主的重要性。由此，曹继月被地方当局的怀恨在心。 

 

前一段时间，曹继月的家人、女儿、女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带着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冲进曹继月的房间，把曹继月非法绑架，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地址被家人保密）。 

 

知情人透露，2019年1月时，曹继月的好友，重庆异议人士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因在该市观音桥广场发表针对中国时局发展趋势的演讲，他在现场被多名公安带走。张吉林被抓并被关精神病医院后，曹继月告诉重庆其他异议人士说“哪天我有可能也要被送精神病医院呢！”。当时，重庆的几名异议人士还没有在意，没想到曹继月一语成谶，现在已经被当局唆使家人绑架到精神病院关押了。 

 

在曹继月被关之前，她曾告诉一位同城异议人士说“有关部门说曹继月几乎每天都跑去观音桥宣传反党，这必须要严肃处理……” 

 

近日，重庆多名异议人士了解到，曹继月的女儿一家已经身不由己，被政治警察所控制了。 

 

据了解，重庆的政治警察，国保部门，经常会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不同政见者扭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如：2019年3月，重庆不同政见者刘刚，第七次被重庆市荣昌区国保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维稳。刘刚是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的一位80后小伙，他反对共产党垄断专政，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制度，所以常年翻墙浏览国际媒体，但是他却因此被重庆荣昌国保多次传唤及关进精神病院整肃。刘刚曾说“在重庆荣昌医院精神院期间，吃得很差，那饭菜就跟猪食差不多，天天都是白萝卜，而且还用绳子绑着我的身体，每天早晚都被强迫吃药，里面的医生护士还给我注射了很多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害得我差点虚脱而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集权专政，对“屡教不改”的异议人士，除了抓捕判刑外，还常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进行迫害。一旦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就将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的无助境地。并且，一旦被关进去，医院由于要接受党的领导，就接受政治警察的授意，对异议人士实施身心摧残。异议人士被扭送进精神病院后，往往会被特殊监控，对他们进行“戒备森严”盯防，虽然当事人会本能的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反而会以“病人”已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疗为由，像对待犯人一样，把他们的手脚捆绑到病床上强行灌药、打针、电击。不仅如此，异议人士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打，上厕所都被盯防，毫无人格尊严可言。

（重庆曹继月被关精神病院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2/2019/0612/18695.html ）

 

八、结论和建议

 

2013年5月1日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及2018年2月1日最高检（高检发诉字[2018]1号）《人民检察院强制医疗决定程序监督工作规定》出台后，在中国每年仍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公权力以有精神病为由而强行关入精神病院中进行各种侵害权利的“治疗”，给人身心造成伤害。通过检视2019年中国“被精神病”状况，不难发现该年相较于过往岁月在“被精神病”问题上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变。

 

对人的非自愿收治和强制医疗严重违反了《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被关在医院的病人被剥夺了决定自己命运，包括住院、出院和治疗的权利。强制医疗、暴力对待和虐待接二连三地发生。医院限制或阻止病人与外界，包括家人、朋友和律师联系。病人也无权要求对收治的决定或者收治的期限进行独立的评估。甚至当他们设法起诉医院或者送治人的时候，法院也通常不愿受理他们的起诉或者承认他们作为合格原告的权利，或者判决医院或违法将他们送治的人败诉。这种收治情况与这些法规没有出台前及残委会第一次对中国执行公约审查前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可见，在中国无论联合国的《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而或中共当局自己颁布的法律，都不能约制“被精神病”泛滥，不能改变权大于法及法制作为统治工具的有法制无法治的现实。

 

之所以中国会出现“被精神病”泛滥，根本原因就在于在“ 党的事业至上”（http://tv.people.com.cn/GB/61600/6701546.html）与“政法姓党是政法机关永远不变的根和灵魂”（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301/c40531-30952391.html）的思想指导下，“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578/14056988.html）成为权力的时尚，以致法律成为权力的奴婢，产生完全不受约制的权力及为了维护权力稳固（即稳定压倒一切）而不择手段的维稳体制，最终演化出完全抛开法制的肆意侵权的“被精神病”，而不健全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不独立则是权力至上的外化形式，是目前“被精神病”被滥用的助推器。

 

因此，要改变中国当下“被精神病”泛滥状况，就应：

 

2、切实落实司法独立，让法律真正成为公民权利保护的挡箭牌，而不是权力统治的工具。没有司法独立，那些“被精神病”者是摆脱不了随时被关入医院的命运，更讨回不了被精神病侵害的公道；

 

3、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让民间关注被精神病问题的公益组织、团体、社群产生成长，自由调查监督各医院“被精神病”状况，随时从人道、法律、经济、社会角度予以关怀救助“被精神病”者。解决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对落实《公约》过程中未包括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以外的残疾人组织”的关切。

 

【民生观察2020年1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当局突然启动已被关押四年半的“709”案胡石根长老保外就医程序，令外界担忧胡石根的健康情况。胡石根被捕后健康一直堪忧，但当局执意迫害，虽然家属及辩护律师曾多次申请保外就医，却一直遭拒。

据了解，踏入2020年后，家属前往天津长泰监狱探望胡石根时获知当局正在启动保外就医程序，令人感到意外。胡石根被捕四年半以来，家属和律师曾多次以健康堪忧为由申请保外就医被拒。胡石根最近一次健康恶化是在两年前即2018年春节前，当时胡石根突发急性冠心病，情况一度严重，但当时家属提出的保外就医申请仍然遭到拒绝。

据家属透露，此次的保外就医程序由监狱方以及多个部门联合展开，最终是否成功暂时未能保证。不过，家属希望胡石根能够成功保外就医，除了可以系统彻底地检查身体获知各项指标之外，保外后可以好好休养身体，各项条件始终比在监狱要好。

据称胡石根被羁押以及服刑期间，当局不断要求其认罪，并有各种许诺，但胡石根未为所动，坚持自己无罪。

有分析认为，胡石根被捕时已经超过六十岁，且身体患有多种严重疾病，包括冠心病、肾病、高血压、脂肪肝等，符合一定的保外就医条件，但胡石根坚持不认罪，或者是其被判七年半刑期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不被允许保外就医的原因。而此次当局突然主动启动保外就医程序可能与胡石根的病情严重有关。由于被捕以来家属及律师未能掌握胡的体检报告，因此并不清楚具体情况，虽然家属多次探望，胡石根并未有恶化的表述，但不能排除恶化的情况正在发生，如果此次保外成功，到时彻底检查后自有分晓。

公开消息显示，2015年7月，教会长老胡石根在北京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教会信众勾洪国等人，被捕后胡石根随即被“指定监居”，其后被羁押天津第一看守所。2016年8月案件在天津开庭审理，胡石根与周世锋等多名涉案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胡石根被当庭宣判，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胡石根当庭表示不上诉。上世界九十年代初期，胡石根因派发传单抗议当局六四血腥镇压以及要求平反六四而被捕，当时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在获得两次减刑后最终于2008年获得释放。

【民生观察2019年10月17日消息】苏州维权人士戈觉平已被羁押超过三年，开庭已有五个月之久，却至今未判，在此期间当局不断拖延时间，目前已第三次超审限羁押，而戈觉平健康堪忧，还出现白内障症状，但上月律师所提交的取保候审申请未见法院回复。

周一（10月15日），戈觉平的两位辩护律师一同去到苏州市第一看守所顺利进行会见，得知戈健康情况并不乐观。律师于9月16日通过邮寄的方式以案件审限到期为依据向法院提出取保候审申请，不过申请已过去一个月，但未见法院有所回复。

戈觉平告诉辩护律师，一直受到高血压症的困扰，血压长期处于高危状态，上压可以达到200mmp，因此周时头痛欲裂；肠胃功能亦一直未有改善，便秘问题严重，影响睡眠及胃口；而最近被查出患有白内障，自我感觉视力明显下降，看书报都显得困难。

戈觉平自2016年9月被捕刑拘后，11月4日被指定住所监视居住，2019年5月13日开庭审理，但至今未见法院宣判。当年戈觉平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至今已羁押超过三年，而其妻陆国英亦被以同样罪名拘捕，在羁押八个多月后被取保候审。

据了解，戈觉平案已被三次超审限羁押，第一次是在2019年6月16日，当时苏州中院已经违法超审限一次，7月15日经最高法院批准延长审限至9月17日，但至10月15日律师会见时已再次超审限一个月，然而法院并无任何反应。

戈觉平向辩护律师提出就苏州中院违法超审限长期羁押进行控告的要求。戈觉平表示，他的案件已经第三次被违法超审限，如此无止尽的超期羁押，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法律规定，出尔反尔的做法，令法律形同虚设，无法令人相信法律，而他本人对法律感到非常失望。

辩护律师在会见结束后随即赶到苏州中院约见承办法官，不过由其他工作人员通报承办人正在外出差办事，要求律师留言转告。辩护律师指出戈觉平案已超审限，要求院方立即纠正违法行为，并释放严重超期羁押的当事人戈觉平。

相关报道：苏州戈觉平身体堪忧
https://msguancha.com/a/lanmu9/2019/0827/18899.html

【民生观察2018年6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潜江因“计划生育节育手术失败”而维权的万小云，在积极参与选举过程中屡遭打击报复、连续被检察机关起诉、取保候审。

据悉，湖北潜江在2016年市级人大选举中，有大批独立参选人遭到来自当局的打压。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彭峰，他因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要求参加人大选举，于2016年12月16日，被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批捕，后又变更罪名，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四个月，今年4月15日刑满出狱。

同样以独立参选人身份积极参与市级人大选举的还有万小云、丁元顺等人。在此次抓捕彭峰的同时，万小云等7人也均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抓铺。

丁元顺在关押30后取保候审，而万小云则被关押到2017年2月26日后取保候审。丁元顺在207年12月8日收到湖北潜江公安局《撤销案件通知书》和《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丁元顺的妻子当时做了担保人，也同样收到了《解除取保候审通知书》，同时也取消了“担保责任”。

然而，同样是独立参选人的万小云却在2017年12月12日收到了《移送起诉告知书》，万小云的案件被送往潜江市人民检察院起诉。在潜江市看守所关押两个月后被以莫名的理由“释放”。

2018年3月30日，万小云收到了来自潜江当局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不料，潜江市公安局却再次将万小云“寻衅滋事”一案送往潜江检察院起诉，从起诉至今，万小云一直未收到检察院给予的任何书面法律文书，也一直未收到潜江法院开庭通知。

据万小云称，这次潜江当局为其送达的“寻衅滋事”案起诉书让她签字时，遭到她的拒绝。潜江当局找到万小云村干部，村干部找到本村一位与万小云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替万小云家属签了字。

今天（2018年6月12日）万小云打电话至潜江检察院办案人员，办案人员说“检察院不予起诉送潜江法院了，就在这几天准备找你”，并称“各部门都在关心你的事”等等。

当下，在这个号称依法治国的国度里，潜江当局将一位无辜的受害者刑拘、取保；取保结束移送检察机关；再被取保；再被移送检察机关，将法律如面团般任意揉捏，如此反反复复侵犯一位合法公民的权利，到了随手拈来的恶劣行为令人膛目结舌。不受约束权力的傲慢与任性，在万小云一案体现的淋淋尽致。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计生风暴”铺天盖地的席卷了中国大小城市，作为二等公民的农村人，所遭受到“计生风暴”的伤害更加惨烈。一胎上环，二胎必须结扎。从城市到农村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一胎政策好，政府来养老”、“一人结扎全村光荣”、“做下来、打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等口号铺天盖地的贴满了大街小巷乃至田间地头，导致孕龄期想生二胎的妇女天天东躲西藏。成功逃脱了孕检生下来的，政府开出天价罚单进行惩罚，没钱就抢老百姓的粮食饲养的牲畜，甚至拆老百姓的房子。计生办为此还成立了抓捕孕龄期妇女的队伍，队员们身穿迷彩服，就如抓坏人一样，拿着棍棒鸡飞狗跳的到处抓人，住不到孕龄期妇女就抓老人甚至是孩子，将他们关进大牢逼迫进行亲情绑架，逼迫孕龄期妇女就范。一旦抓到了人，对她们就像牲畜一样随便按到在一个地方就地结扎，毫无法律、人权及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尊严概念。

这场“计生风暴”愈演愈烈，延续到2007年，在民间终于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据公开消息显示，在这年的5月份，广西博白县政府从社会上招了800多名闲散人员，又从各单位抽调了一部分人员，每到晚上，便开始出动，上千名人员，一个村一个村的去围村抓人、抢物。所到之处，鸡飞狗跳，片甲不留，喝斥声，哭骂声，打人声，砸门声，婴儿哭声，汽车声，交织在一起，一片恐慌。

直到一天早上，16岁的中学女生张同学，正走在上学的路上被抓到一家医院，强行结扎；与此同时，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也被强行抓去结扎。导致博白民众奋起反抗，大规模群体事件爆发，愤怒的老百姓连烧带砸了7个乡政府，发泄上期以来被政府暴虐镇压的不满。

博白这场计生风暴最终以县委书记王伟下台收场。在当今中国人口逐步呈老龄化的今天，中共当局又毫不廉耻的颠覆了以往的计生口号，达到了孕龄妇女不生二胎就要罚款的滑稽之谈。

中共当局一手炮制的惨绝人寰的计生风暴虽已成为过去，然而，在这场血淋淋的屠宰过程中因被强制结扎受到伤害妇女们的苦难却远远没有结束，特别是那些被做绝育手术失败的妇女们尤为惨烈。

湖北潜江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后遗症患者万小云就是其中一位。

万小云在2016年湖北潜江人大选举中又遭到当局不间断的迫害，被连续几次抓捕拘留及取保，现在仍在随时被限制人身自由状态。

万小云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计生风暴中被强行做节育手术惨遭失败，这种失败对她的伤害是致命的、殃及她后半生幸（性）福的。

据知情人士透露，源于绝育手术的失败，导致万小云几乎把身体上的女性器官双边卵巢，子宫等全部切除了。绝育手术失败后的女人们基本失去了女人应该享有的夫妻间的性生活，并且长期不能有任何的体力劳动，长期需要服用大剂量的药物保命。

本网人权观察员问一位不愿意透露自己姓名的知情人士：你了解当年中国政府倡导执行的“计划生育”的情景吗？

知情人士说：“在计划生育时期的那个年代，农村生两个小孩后都必须做节育手术，否则就会遭到政府的严厉打击,如果不做节育手术就不得安宁，当时做节育手术的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简直就是像杀猪一样，把人按倒在一张简易的木床上就开始手术了”。

人权观察员：这些计划生育受害者是被使用了那些药物隐患，才导致了今天她们的厄运？

知情人士说：“当时它们（政府）用的苯酚是一种具有特殊气味的无色针状晶体，有毒，是产生某些树脂，杀菌剂防腐剂以及药物（如阿司匹林）的重要原料。苯酚不但对皮肤有粘连作用，并且还有强烈的腐蚀作用，可抑制中区神经或者损害肝，肾功能，急性中毒，吸入高浓度蒸汽可致头痛，头晕，乏力，视物模糊，肺水肿等。误服引起消化道烧伤，出现烧灼痛，呼出气带酚味，呕吐物或大便可带血液，有胃肠穿孔的可能，可出现休克，严重损害肾功能衰竭，当时在计划生育节育手术中就是违规用了苯酚药物才导致节育者失败”。

人权观察员：你所知道的当年因被政府强迫实行“计划生育”而遭失败的受害者大约有多少人？

知情人士：“像湖北潜江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例子就有几百人，他们的痛苦无法用语言表述。万小云只是计划生育绝育失败者之一，还有很多绝育失败的人没有维权意识，她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受到了伤害，还是那种愚昧的认为自己倒霉遇到了灾难。她们没有想到这完全是当时官员的错误所导致的。当时做绝育手术的人在为这些受害者做伤定时，根本不为她们所受到的伤害着想，而是用推却责任的方式认定，她们的伤残级别普遍低于所应该享受的伤残级别。她们大部分受害者都经历过无数次再次手术，摘取其它器官卵巢，子宫等，长期不能正常饮食只能吃流食，并且肠子经常粘连每年都要做手术，长期要用抗生素药物。由于抗生素过多使用导致身体根本没有一点抵抗能力，有一点风雨都会使她们感冒，体力劳动根本不能做，严重影响家庭生活及夫妻感情”。

人权观察员：女人做了绝育手术就影响了夫妻感情生活了？这事倒是听到的不多……

知情人士：“在农村的女人结婚都比较早，大都在20岁左右就做了妈妈，到绝育时也大都只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有的更年轻。做了绝育手术失败后引发了她们许多后遗症，致使她们的身体非常虚弱不能碰，她们的丈夫也都处于精力旺盛的青年时代，不能过夫妻生活导致丈夫对妻子不满，家庭关系难融洽，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许多家庭因此导致破裂”。

人权观察员：大约有多少因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的受害者站出来为自己维权的？万小云是何时开始觉悟作为一名“独立参选人”站出来参与选举的？

知情人士：万小云等人在手术失败后遭到极其痛苦的折磨，她们各村镇的受害者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十几个人在维权上访，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不断遭到当局的打压，但也正是这种当局在打压她的过程中，使她逐渐的懂得了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利，所以她才要努力争取以一个独立参选人的身份，合法的参与人大选举，她要选举出自己信赖的能够真正为老百姓说话的人做人大代表“。

人权观察员：据说万小云曾与彭峰一起被抓捕，能讲一下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作为独立参选人大家在一起都做出了那些努力吗？

知情人士：“大家都是因为维权而认识的。万小云在参加选举中，多次与同样参与选举的公民：彭峰，张玉还，彭平，丁元顺，陈美玲，邱永红，谢书珍，余桃珍，杨玉兰与老公赵木挺，余后群，彭冬香，陈严素，李万风，康娇英，彭孝儿，杨中年，黄行芝，潘向荣，伍立娟等人相聚在一起，大家多次要求潜江选举人大办公室，公布相关选举信息与选举财政支出等问题，在没有得到公正公开的答复下，大家都一起去了湖北省人大选举办公室投诉潜江选举不合理行为”。

人权观察员：不断有报道称这些参与选举的独立参选人遭到当局的打压，比如彭峰和万小云，那么现在彭峰刚刚出狱，为想问的是：他们现在还在做为独立参选人继续参加选举吗？这些参与选举的独立参选人大都属于哪些群体？大约有多少人？

知情人士：“这些参入选举的公民全部受到了当局的威胁与打压，不得已被迫放弃了参选。计划生育绝育手术失败者参加选举的有：邱永红，谢书珍，余桃珍，万小云，杨玉兰老公赵木挺是做了男性节育受害者，余后群，彭冬香，陈严素，李万风，康娇英，彭孝儿，杨中年《男》等人。其余参加选举的都是失地农民，下岗人员还有社会其她公民参加，潜江人大参选总人数是58人，以上参加选举人员大都遭到了被拘留的命运”。

人权观察员：你所了解的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被当局拘留打压过多少次？

知情人士：“万小云在维权过程中在2016年1月5日，2016年4月13日，2016年5月18日，2016年10月19日，2016年11月22日，以上是分别拘留10天，7天不等，2016年12月8日行政拘留10天后转为刑事拘留，在刑事拘留期满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逮铺。由于万小云身体原因两个月后取保候审释放回家，在万小云取保候审一年即将到期时，湖北潜江公安局再次将万小云案件送检察院起诉，万小云一个计划生育手术失败的受害者却遭到如此的打击报复，精神是受到双重打击伤害，万小云说；在检察院没有给任何手续，检察院要她签字，她拒绝签字所以检察院没有给她出具任何手续，万小云说;她目前是村里一个不相干的一个人担保再次给予了取保候审，潜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相关机构就是如此违法打击报复参加选举的万小云的”。

人权观察员：现在彭峰刚刚走出监狱，万小云目前又陷入了如此的困境，你有什么要对外界讲的话吗？

知情人士：“万小云与彭峰都是参加选举遭到打击的受害者，彭峰被判刑一年四个月，而万小云一个计划生育绝育失败的受害者，身体极为不符合拘押与牢狱环境，却要如此的严重打击，这些计划生育节育失败的受害者，得不到国家相应的赔偿与保护，反而在维权道路上是如此的艰难，计划生育绝育本身就是侵犯人权的行为，更何况她们还是其中受伤害最严重的，当年这些执行者应当受到审判，请各社会关注她们的疾苦。”

本网感谢这位知情人士接受采访，同时，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因中共“计生政策”所导致众多受害者的命运。

【民生观察2018年5月28日消息】昨日，李小玲的好友北京周女士发出消息称，收到李小玲从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寄出的一封书信，这是李小玲被捕后第一次寄出的信件。李小玲在信中向好友透露自己的健康情况，根据内容的简单描述，显示李小玲健康堪忧，并伴有未知情况的疾病困扰。

据悉，周女士是在昨天收到一封来自珠海市第一看守所署名李小玲的书信，根据书信笔迹及落笔时间2018年3月18日判断，此信为李小玲本人于两个多月前所写。李小玲在这封几百字的信中描述最多的是自己的健康问题，情况令人堪忧。

首先，李小玲提到受损严重的眼睛，指只有右眼能够视物，且视力也越来越不好，根本无法阅读书籍，生活上亦诸多不便；膝盖继续疼痛；胸口又长了东西隐隐作痛，但医生指无大碍。右下腹疼痛至今未检查出原因；双脚出现发麻症状，但医生认为是一个姿势太久所引起，不过李小玲表示没有一个姿势保持长时间的状态；脚拇指（脚趾头）完全麻木。李小玲在信中请求周女士的丈夫帮忙咨询一名医亲属，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疾病。

周女士表示，李小玲的左眼曾被珠海派出所人为延误送医致盲，右眼虽不严重，但也有所损伤，以至于视力不佳；膝盖继续疼痛，可能与李小玲在看守所长期被要求睡地上，广东地区湿气较重有关；李小玲右下腹早前就被检查出有几个不明肿瘤，现在胸口也有，并隐隐作痛，虽然医生说没事，但没有详细确实的检查结果始终令人担心，而且看守所也没有很好地为李小玲检查和治疗，原本李小玲的眼睛是要继续治疗的，但看守所一直未有理会，仅以普通眼药水敷衍了事。

周女士透露，辩护律师曾以健康情况为李小玲申请取保候审，但珠海当局并未答应。十天前发布的开庭公告却又在两天后匆匆收回改期。一个似是而非打击报复的所谓案件，本来就是当局打压维权人士的手段，这一点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事情，李小玲已被羁押快十个月，且健康情况堪忧，当局何不顺水推舟以健康理由让其取保了事。

周女士还透露，李小玲在书信结尾提到的“丫头她们”，应该是指重庆维权人士冉崇碧以及她未成年的女儿。2017年2月下旬，冉崇碧在北京暂住地被带回重庆后刑事拘留，当时李小玲和其他人一起积极为冉崇碧女儿安排生活事项，并自掏腰包六七千元为冉女缴纳学校费用。其后李小玲在接到重庆看守所打来的电话后，又为冉崇碧聘请律师以及筹措相关费用，直到自己被捕。

相关报道：李小玲“寻衅滋事案”开庭日期取消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8/0519/17485.html

一、行走在老路上的“新时代”

2017年是中国社会变化值得特别关注的一年，原因在于中共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究竟进入了什么样一个“新时代”？这当然是中国公民们与世界关切的问题。虽然官方罗列了大量他们自诩的“新”，但真正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中国公民的亲身感受，而中国公民对自身权利增减与权利轻重，应该是所有感受中最强烈与明确的。对此，近年来从709对律师团体大抓捕，到对维权领军人物黄琦、刘飞跃等拘捕与超期羁押，显示中国公民在权利上被进一步剥夺的现实。而广受世界瞩目的，“民生观察”多年来长期跟踪关注研究的，中国人权状况重要衡量指标的中国人精神健康与“被精神病”问题，在2017年的真实状况，理应成为测量中共当局“新时代”的重要量器。所以，对2017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研究具有厘清中共“新时代”真伪的指标性意义。

中国人精神健康与人权问题包含范围较广，而“被精神病”问题是其中最核心与最集中的问题，所以，研究“被精神病”就是对中国人精神健康与人权的精准剖析。

所谓“被精神病”，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与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力的人与单位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本研究报告意在测评中国精神健康方面人权问题，所以着重研究公权力制造“被精神病”问题。

中共在大陆夺得政权以来，相当长时期将人权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对公民精神健康与人权更是漠视。直到文革灾难后，中共上层一些开明人士才认识到人权的问题，而提出了推进法治与保护人权的主张，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对爱国民主运动屠杀后，“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政治最高原则。虽然后来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但在现实的维稳体制下，人权成为权力无视与践踏的对象。而“被精神病”正是权力践踏人权的一个方面。

2013年5月1日，虽然中国人大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强制收治。"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并且随着权力的个体与部门私利化趋势日益加剧，精神领域这两种问题也日益严重。

因该收治而没有收治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据人民网7月25日报道：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相关统计数据，仅2017年以来，与“精神病伤人”相关的新闻报道达10205篇，与“精神病砍人”相关的有3001篇，与“精神病杀人”相关的有23399篇，相关案例在舆论场上传播甚广，不时挑动公众的神经。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每4个精神疾病患者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其中重症病患1600万，登记在册的严重性精神病障碍患者超过了510万。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另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年，每年与精神病人相关案件都超过1万件，其中1/3是严重暴力案件。
（来源：人民网 http://www.sohu.com/a/159824162_570248 2017-07-25）

由上可见，该收治不收治固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及其相应造成的危害，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对于“不该收治的被收治”即“被精神病”问题，中国大陆在2017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四年后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善。下面本报告从法制建设、“被精神病”惨剧、局限于民告民范围的个案维权等等方面所展开的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问题依然沿袭在过往老路上，完全没有任何走向法治文明的“新时代”的气息。

二、有关精神病的法律法规急待配套、明细、完善

2017年中国当局在落实《精神卫生法》上乏善可陈，既没有对《精神卫生法》在各地实施进行什么实质性的督察，也没有对相关法规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研讨、修改、补充、完善。纵观《精神卫生法》从2012年12月26日通过并颁布而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只在2015年10月-11月，国家卫计委开展过对部分地方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外，再无其他检查督导落实活动。

由于中国司法的权力工具化特点，没有独立的社会监督机制，而权力自身又不进行针对性的司法检查，因此《精神卫生法》落实情况就大打折扣。原本存在的一些如强制医疗问题，没有因为《精神卫生法》出台而得到有效扼制，社会一如既往地产生出大量侵害人权的“被精神病”事件。

在世界不断关注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下，一些被精神病案例陆续被媒体披露出来，面对舆论压力与当事人奋起维权抗争。2017年中国一些地方检察机构继续尝试性推出“强制医疗机构派驻检察室”工作。据《中国青年报》中《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江苏模式”》报道（http://zqb.cyol.com/html/2017-10/24/nw.D110000zgqnb_20171024_1-06.htm）：

2017年5月，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在东方人民医院设立检察室，这是江苏首家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检察室。记者在该检察室看到，联席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建档统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以及工作例会、培训学习等9项制度均上墙公示。据检察驻院检察官介绍：“每周至少两天有专人在检察室开展工作，每季度还召集公安机关、医院，就强制医疗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商讨。”

据参与驻院监督工作的多名检察官从现实经验而对强制医疗情况呼吁立法，提出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强制医疗交付执行机制、协调配合衔接机制、医疗机构的条件、监护责任划分、医疗费用的保障、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方式方法等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以解决实践中强制医疗执行操作性差、协调配合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同时，要加强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力度，以及妥善解决强制医疗的经费问题。

可见，为避免在强制医疗中造成人权被侵害的事件，中共当局体制内人士也不得承认现《精神卫生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进一步明确与完善相应的法律，如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这一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无相对应的内容，仅规定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前，公安机关对申请强制医疗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等等。如此法律上的不明细，配套法规的不健全，自然导致现实操作中要么无法可循，要么枉法胡为。所以，中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四年后，急需作出结合实施过程发现的问题的修改完善，并将相应的配套法规健全。然而，在已过的2017年中，中国当局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积极性回应。

三、2017年中国大地上演的各种“被精神病”惨剧

2017年中国当局在精神领域法规建设上的无所作为，自然反映在“被精神病”问题上的一如既往。在这一个中，中国大地反复上演出各种践踏人权挑战人类底线的“被精神病”惨剧。

1、继续在维稳体制下制造新的“被精神病”

自“八九六四”屠杀之后，中国当局祭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刀，对社会一切被权力视作不稳定的因素肆意镇压。多年来因权利被侵害而上访维权群体，就成为了各侵权机构眼中的不稳定，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迫害就层出不穷，而将上访维权者关入精神病院就成为了各地权力部门的惯用手段。虽然，多年来民生观察及一些人权机构与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跟踪揭露，但中国当局仍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大肆以“被精神病”来迫害上访民众，制造出各种骇人听闻的侵权事件。2017年虽然在中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四年后，中共对外宣称要依法治国下，中国大地依然持续上演着各种新的“被精神病”事件。

如，1月4日，于2016年10月失踪的重庆市合川区上访维权者邓光英，在妹妹邓小利多方追寻下，最终确定她被关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邓小利说“1月4日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见到姐姐，她被被强制喂药。护士发现我后就把我赶走，还说有警方出具证明才可以会见，之后就再不让家属见面。我找到合川区土场镇派出所要求警方出具证明，遭到拒绝。”中国传统春节，警方也没有释放她回家与家人团聚。正月初八，邓光英的父亲偷偷前往医院探视得知，除了吃药外，现在已经给她开始打针，具体要被“治疗”到何时，邓光英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看警方的意思，估计要到两会结束才能放她！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siqi/2017/0307/15571.html）

5月10日，山东滕州市参战幸存老兵李自成、王延国二人冲破地方政府的层层围追堵截到达北京。在11日8点多钟到中央军委信访局刷了身份证后，正在等待接访，被滕州市善南街道及大坞镇政府的官员们找到强行带回家。22日善南街道主要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调集警力，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参战幸存老兵李自成强行押到车上送往济宁岱庄精神病院迫害。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yiqi/2017/0910/16403.html）

6月17日江苏高圩村村民张洪友应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书记王进之约到镇派出所谈拆迁补偿问题，结果忽然被蒙住眼睛，捆住手脚，绑架到宿迁市第三医院（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到精神病院后他手脚都已麻木，手勒得发紫，但大夫并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听他解释，而是像对待其他精神病人一样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强制治疗，连续捆绑他几天几夜，期间给他灌精神病人吃的药。几天后，他家人听说他被送到精神病院，到医院探视并强烈要求接他出院，医院却以各种理由刁难。为了救他出来，他家人拼命找人托关系。最终，张洪友在当地政府的息诉罢访协议书上签字后才于7月4日下午获得自由。就这样被强制治疗17天，医院仍不能确定他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给他诊断证明和病历。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yiqi/2017/0910/16401.html）

十九大前：广西梧州李先生来电，说到他在十九大前夕被当局关入精神病院，理由仅仅是为保证十九大的政治安全。李先生去年因上访而被关进看守所，而这次他什么都未做，只是被当局预防性措施先抓起来，怕他在共产党开会期间乱说乱动，公安部门告诉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再进看守所，二是进精神病院。于是他就被精神病了。（来源：自由亚洲 http://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teahouse/callin-12222017074841.html 2017-12-22）

2、先拘留再“被精神病”

中国当局以“被精神病”来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已经到了赤裸裸的地步，依照有关法律，如果真是精神病人，那应该通过相关程序送入精神病院，而不能采取拘留或判刑等方式，然而，中国警方却完全无视这种基本的法理常识，公然将上访维权者先拘留再关入精神病院。这种既采取刑事处罚又施以“被精神病”的方式，显示着警方完全知道上访维权者精神正常，而将他们关入精神病院则完全是基于维稳借口下的打击迫害。

2017年2月24日下午大连维权人士盛兰富到北京丰台区检察院查询自己举报被刑拘期间遭警察殴打虐待案的处理结果，后被警察交给大连警方押回。随后被大连警方先拘留10天，紧接着就被送进精神病院15天。盛兰富说：“这都是安排好的，在我没出来之前就安排好了，到医院后他们叫大夫出来谈了一会，就强行将我送到3号楼五楼五病房，进去之后，就是打针吃药，一间房住四五个人，有人不吃药他们就按住强灌，非常吵闹，无法休息”。“早晚吃两次药，开始我也不吃药，但是他们强行往嘴里灌药，几次之后没有办法，就只有自己吃了”。“ 具体吃的什么药不知道，医生不告诉我，只说是调节情绪的药”。 “吃了药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的状态就感觉到很焦虑”。“也看不出是什么药，吃药是一个原因 ，但我感觉这是一种精神迫害”。 最后“是我姐姐找到派出所要求放人，我在里面也多次要求，因为是派出所强行送进去的，家属同不同意都无所谓，在我们要求下才放的，不然还会一直关” ，“出来后也没有给任何病历和鉴定，只有我姐姐说在病历上看到是按妄想症对我进行治疗”。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51.html）

2017年2月22日上海网络政论作家任迺俊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闵行区看守所，于5月16日以“不构成刑事处罚标准”获释。但是，任迺俊没有真正获得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医院）继续关押。5月17日，家属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申请并作出承诺；5月19日中午，任迺俊才从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到家中。

（来源：维权网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7/05/6_22.html 2017-5-22）

3、先“被精神病”后拘捕判刑

中共当局为达到打击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目的，常将一些维权人士先以“被精神”关押控制，然后再罗织罪状，将“被精神病”者施以拘捕甚至判刑。这种极其违背法理（要么是精神病而免于刑责，要么是正常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该先是精神病，而后又当作正常人处以刑法）、践踏人权的行径，充分显示出中共当局镇压异己的不择手段。

案例一、四川维权人士陈明燕被关精神病院七个月后以破坏法律实施罪批捕

2017年5月16日，四川雅安市访民陈明燕被雅安市雨城区检察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为由批准逮捕，现羁押于雅安市看守所。

知情人表示，陈明燕5月16日陪同河南常伯阳律师到雅安市汉源县检察院调阅天网义工姜成芬案卷，途中车辆被大批特警拦截包围，陈明燕和另一访民李历被带走，第二天陈明燕家属收到了批捕通知书。警方透露，批捕她的理由是违法取监视居住规定，已送到雅安市看守所羁押。

2012年3月，陈明燕再次带女儿到北京上访，被带回地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羁押94天。期间，雨城区公安分局聘请人员给陈明燕作了精神疾病鉴定，鉴定结果为陈明燕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被非法羁押94天后，警方将她送到精神病医院关押长达7个月之久。

离开精神病院后陈明燕又开始维权，2015年，国宝骗她去派出所谈诉求时强行将她的手机扣押。因为之前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全民起诉江泽民的图片被发现，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罪名非法羁押，同年底，雨城区分局决定将其执行监视居住。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baqi/2017/0608/15964.html）

案例二、江苏访民刘永芳被两次关精神病院后遭法院逮捕

2017年5月3日下午，刘永芳因一亩多地的土地确权问题和宅基地被抢占的事由到国土资源部上访，在国土资源部被镇干部陈军，大队书记宋友华及村长芦留带回，在没通知其家属的情况下再次被送到淮安精神病院。

第7天的晚上，刘永芳偷偷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被关在淮安精神病院七病区七楼，村干部和派出所交5000元住院费。她的丈夫与第二天上午8点半到达淮安精神病院，要求见刘永芳遭到院方拒绝，韦林林医生反问你怎么知道她在这。5月10日，经涟水县法院批准，涟水县公安局将刘永芳执行逮捕，至今羁押于淮安市看守所。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baqi/2017/0608/15965.html）

4、残酷制造真精神病

中国极权统治不仅将权力视为不稳定的对象随时关入精神病院，而且以其残酷的专政手段制造着精神病人，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会制造出一批因遭受非人迫害而变成精神病的人。而近年来，中共当局在迫害维权人士、律师、异议人士上，更是屡屡采取主动施药，摧残人的精神与意志，将人摧残成真正的精神病。2017年已经爆出对709被抓律师关押审讯中施以毒害精神的药物的消息，还直接导致了李春富精神失常。

2月23日，中国维权律师李春富被捕一年后，获当局取保候审，家属接回后发现他已精神失常，目光呆滞，说话语无伦次。据李春富的哥哥、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透露，李春富在上星期四（2月23日）被家属接回家，据报李春富当时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好像60岁一样，他回家后仍然处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中，情绪不稳定，精神失常。李和平及李春富兄弟二人都在2016年1月被捕。

（香港电台网站报道：http://gbcode.rthk.org.hk/Tuni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07667-20170115.htm 2017-02-26）

5、为应付政策而将人“被精神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局依靠运动式治国，使下面各级官僚为了达成上面安排的任务，而不得不挖空心思，不惜一切手段来欺上瞒下。2017年陕西安康为了实现教育的精准扶贫，居然出现将两个小孩“被精神病”而失学的事件。据“大秦都市网”报道：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一精准扶贫户，有俩一年级小女孩，因为有些顽皮，老师管不住，多所学校不要，失学在家放羊。当地教育负责人称，这俩女孩子是“精神病”人，办理了休学手续休学了。 教育扶贫如何精准扶贫？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探索出五个“1+X”引领教育扶贫模式。对此模式，知情人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视频链接：http://my.tv.sohu.com/us/270052214/88633396.shtml ）

6、继续关押“被精神病”者，拒不释放回家

多年来，中国各地权力机构为了打击上访维权群体，广泛而普遍地使用“被精神病”来关押控制上访者，而《精神卫生法》实施几年来，地方当局没有因此收敛自己“被精神病”的手段，仍然持续将一批上访维权者关押在精神病院中。

如，夏付年，家住湖南省隆回县山界回族乡黄羊村5组11号，身份证号：432622194711276216，已经被关押5年精神病院，出现了类似于植物人的状态，可能随时会离世，他的邻居感慨他最后的时光也极有可能要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但当地政府拒不释放他回家。

赵凤，今年60岁，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师灵乡人，2016年7月中央巡视组进驻郑州，赵凤前去反映情况，却被西平县镇政府的人从河南省信访局带走送到漯河市慈善精神病医院，至今不让回家。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53.html）

7、因维权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

从大量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对于上访维权民众，地方政府打着维稳的旗号，只要一次将其关入了精神病院，那么随后就可以完全肆无忌惮地任意将其送入精神院，如此导致许多上访维权者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关入精神病院，可以说只要碰到什么被地方当权者认为的敏感时期，他们就随意地将人送到精神院关押起来。如此，那些一旦被精神病的维权者，就面临着随后无休无止的“被精神病”命运。这些受害者为了摆脱这种“被精神病”命运，就得设法通过法律诉讼来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但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根本就没有提供给任何受到公权力迫害者申诉的途径，因此他们只能承受无尽的“被精神病”的苦难。

据民生观察报道：3月7日，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访民辜湘红在北京被强制遣返原籍，随后其被关押到娄星康乐医院（精神病院）遭强制治疗14天。辜湘红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我是在北京市西红门地铁站被北京警察查身份证后抓走送到久敬庄，在久敬庄我的身份证和手机被不明身份人员抢走，我也被带出久敬庄连夜把我押送回原籍。3月8号上午到了娄星康乐医院，在医院几个人看着我天天被强制吃药。我妈天天在湘乡市信访局反映，要求释放我，3月22日医院才把我送回家。

辜湘红曾因上访十数次被关精神病院。去年的大年三十，在京上访的辜湘红被拦截回乡后，湘乡市龙洞镇政府工作人员就要把她再次送到精神病院，辜湘红一路据理力争，在快到医院的时候对方答应暂时不送精神病院，年后再上访就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48.html）

3月2日，因上访多次被关精神病院的湖南省永州市访民何芳武再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何芳武的弟弟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何芳武是3月2号晚上被从北京截回来，当晚送到江华县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的。这是个精神病院，送他去的有永州市江永县公安局、允山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他们还把我叫去让我签字，我不签，告诉他们如果不把人放了这次就给你们搞个鱼死网破。”

为了安抚何芳武弟弟情绪，允山镇镇长说两会结束就把何芳武放出来，精神病院的大夫也承诺不给何芳武用药，只是在精神病院关着他，等到两会结束再放他出来。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47.html）

2月4日河南省许昌县蒋李集镇大辛庄村维权村民刘育豪，在北京马家楼被许昌警方第五次强制把他拖到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精神4科的楼下，车上的7名便装人员将他押到了精神4科的大铁门前抢走他的公文包、钱包和手机等物后把他押送到病房内。在这关押期间，精神4科主任田少利说许昌县蒋李集镇政府党政领导孙小辉、陈学增和张凯峰有“特别指示”，不许他打电话给家人。这次他还是拒绝用药，但医院不准他出病房，总有3个护士看着他，24小时监控不许他与别人接触。后来他设法通过一出院人通知了家人。家里人收到那人捎去的纸条才知道他又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多次找到医院，医院人说政府有交代不让别人见他，家属要求让他出院，医院人说政府接可以出院，别人谁接都不行，包括家属。

他的家人找到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在筹集他出院的费用，给医院交钱了就可以出来了。就这样拖到了2017年8月10日才放他出院。

出院后他发现，他的30万元医保金被人取走。他怀疑是孙小辉（蒋李集镇党委书记）、陈学增（蒋李镇政法委书记）和张凯峰（蒋李集镇纪委书记）伙同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4科副主任医师、科主任田少利造假材料为他办理住院手续，套取他医保资金。之后他得知是镇政府让镇卫生院打出他的医保单，然后以他的名义报销了他的住院费用。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yiqi/2017/0910/16404.html）

2017年6月28日宋再民再次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强制关到精神病院，仅仅因为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郭文贵，在6月24日带头去盘古大观拍了照片和小视频。据说这次要他失去自由起码三个月，到十九大之后才可能放。至此，宋再民已经前后被关入精神病院近十次。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qi/2017/0823/16312.html）

8、官员为逃避刑责而设法“被精神病”

中国当局利用“被精神病”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官僚为了逃避刑责而主动假借“精神病”也是早有耳闻。公权力甚至假借“被精神病”来为一些重大刑事犯逃脱罪责的事也在坊间流传不少。2017年河南通许县反贪局长为了逃避醉驾肇事刑事责任而躲进精神病院，就是一公权力侵害民权而肆意为恶以逃避刑责的例证。这种官僚利用“精神病”来逃避刑责的行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公权力的无法无天，公权力对公民生命财产等权利的任意践踏侵害。

据国内媒体“映象网”报道，开封市通许县原反贪局局长付信忠醉酒驾驶宝马轿车，连撞三辆车后逃逸，逃逸过程中，又逆行撞上一辆三轮车，导致一名1岁儿童重伤两人轻伤。自2016年6月案发后，到2017年2月已经有8个月时间，案子一直没有进展，虽然事实和证据已经很清楚。“付信忠本人也被取保候审，现在一直在新乡市精神病院没有出来。”上述这一说法得到了尉氏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的承认。
（来源：映象网 http://news.qq.com/a/20170205/014130.htm 2017-02-05）

9、为控制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在“黑监狱”中强制使用精神病药物

中国当局针对上访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等不仅广泛使用“被精神病”，将人直接强制关入精神病院，而且也在那些临时性关押上访维权者的“黑监狱”中使用精神病药物来对关押者进行迫害，即在非精神病院仍然采用“被精神病”方式来控制摧残上访维权人士。

如激流网报道：武汉上访维权者罗凤鸣被关黑监狱98天，被吃精神病药物：2017年2月26日，武汉市青山区访民罗凤鸣因进京上访被关政府办的学习班（黑监狱），遭受被精神病待遇，在关押（超期）一共98天后才出来。罗凤鸣自述：黑监狱的黑暗，是人就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逼迫访民吞服精神病人吃的药物，让正常健康的访民吃药后失去意识，药物含铅，服用该药物后即失去正常行走能力——嗜睡（22小时），要么狂燥（乱骂人），便秘十多天的煎熬，让人生不如死。
（来源：激流网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63193 2017-08-11）

由上面这些从无数“被精神病”事件中摘取下来的少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精神卫生法》出台至今，中国公权力在维稳旗号下一如既往地残酷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及肆意将精神病院当作权力胡为的法外之地的现实。从已经披露出来的那些遭致“被精神病”者在医院所受的虐待：从绑架、捆扎、殴打、辱骂，到强制灌药、强制打针、强制喂食侵害精神摧残身体的药物，到不允许亲人会见，不允许申请出院，不允许律师代理，等等，可以看到中国公权力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摧残公民心身健康，践踏公民生命尊严的行径。这种严重违法侵权，挑战人伦底线，类似于当年法西斯集中营性质的反人类罪行，应该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

四、《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在2017中“被精神病”维权局限于民告民而取得的几个胜诉案例

自从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中国大地“被精神病”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扼制，而依据《精神卫生法》起来维权者虽然不少，但真正获得实质性进展，取得一定程度胜诉的案例却微乎其微。在《精神卫生法》历时四年多的实施中，直到2017年才有几个且只局限于民告民或民告精神病院的案子得到部分胜诉。而那些被公权力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被精神病”人至今没有一个能够通过《精神卫生法》来洗清自己精神病身份，或获得相应权利的维护。这些被公权力强制的“被精神病”人甚至连起诉最起码的立案都得不到，也就是根本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更别说讨回公道。由此可见，《精神卫生法》在公权力面前没有任何约束力，对被公权力“被精神病”者的权利无法起到相应保护。

从下面几个通过《精神卫生法》艰难维权而获得部分胜诉的案子，也可以看出中国“被精神病”者面临的权利救济的困境。

案例一：《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徐为抗争14年只为离开疯人院

2017年9月27日上午，徐为终于正大光明的离开了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相恋12年的女友迎春。杨卫华律师欣慰的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天，徐为花了14年设法逃离精神病院。“徐为”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改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黄雪涛当初接触徐为的案子，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这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仅5天后就提交的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促使法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开始，徐为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徐为已立案。2014年7月28日，该案首次开庭，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到庭应诉，但拒绝让徐为出庭。徐兴（兄长）出庭。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2014年11月25日一审延期判决。2015年4月，上海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2015年7月23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徐兴（兄长）同样没出庭。2015年9月，二审维持一审结果。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erqi/2017/0930/16473.html）

案例二：同性恋男子“被精神病”：医院二审撤诉

9月15日，河南同性恋男子余虎（化名）的代理律师黄锐收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裁定，裁定准许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撤回上诉，法院限医院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余虎精神抚慰金5000元。一审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10月，余虎被亲属送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因“性偏好障碍”被强制治疗19天，称遭到医务人员强迫吃药打针和谩骂殴打。2016年5月，余虎向法院起诉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以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为由，要求医院支付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赔礼道歉。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erqi/2017/1007/16507.html）

案例三：六旬老人被强治精神病 法院判决子女、医院都侵权

王正喜，男，1956年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最近几年来，他与妻子邹某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关系越闹越僵。2015年8月21日，王正喜被女儿王敏、女婿吴远征送到一家精神病院。后王正喜被精神病强制治疗12天。出来后他将女儿与医院起诉到法院。2017年6月26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下达，历时一年半，跨越三个年头，涉及法理、亲情、伦理等诸多纠葛的六旬老人王正喜“被精神病”案， 法院判定：二被告共同赔偿王正喜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他损失17110.5元，共计37110.5元。其中王敏夫妇承担1万元，宜昌市优抚医院赔偿27110.5元。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wuqi/2018/0116/16938.html）

五、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症结及解决之道

中国公权力广泛持久地制造“被精神病”不仅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中国《宪法》、《刑法》、《精神卫生法》等法规中有关尊重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在2017年中共宣称进入新时代下，中国当局却依然延续维稳体制下的与民为敌，继续广泛制造“被精神病”人权灾难，这显然是与人类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的，是给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

中国公权力如此顽固坚持制造“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权力的变质。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权力主要职责应该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然而中国公权力却热衷于侵害公民权利，这就说明中国公权力成了当权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权力蜕变成了权贵集团的私器，国家公权力变成了权贵集团的私权力。在此情况下，要想改变中国广泛“被精神病”问题，就必须纠正权力的本质，将被权贵私化的权力回归到公共权力上来，使权力真正成为公共服务的公器，而摆脱权贵集团的私器角色。为此中国必须开启旨在落实公民权利的宪政民主改革，真正实现主权在民，民为权主，将公权力的选举、委任、监督、罢免权落实到公民自己手上。惟有宪政民主，才能从根基上消除权力肆意制造“被精神病”的祸端。

民生观察 2018年2月14日 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