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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1年1月18日消息】已被超期羁押多时的广西南宁人权律师覃永沛目前下落不明，覃原本一直羁押于南宁市第一看守所，当局利用延期、补侦及审限等手段，变相超期羁押当事人，而如今覃永沛在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的情况下，已经下落不明，家属未能在看守所查询到覃永沛情况。

据悉，周一（18日）上午，覃永沛妻子邓晓云女士接获一名自称南宁市公安局男子的电话，对方通知邓女士下午可以取回覃永沛的身份证和钥匙等物品，并且与业主（覃永沛办公地址房东）协商，清理（处理）留在办公室属于覃永沛的个人物品，对方声称到时会对该物业进行解封，便于邓女士与业主进行交接。

邓晓云女士随即向对方提出要求索回当时覃永沛被捕时警方连带扣押的属于其个人的手机和电脑，对方予以拒绝，表示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办案单位暂时不方便清退。而邓女士表示上述物品属于其个人所有，警方理应退回其本人，但对方称，警方已对手机和电脑做了技术鉴定，言下之意则邓女士取回手机和电脑后亦无法正常使用，取回必须要在案件审理完毕之后，且取回一事与其无关。

由于觉得该电话突然，邓女士记起1月6日曾收到南宁市第一看守所通过邮局退回的一封自己在2020年9月9日写给覃永沛的家书，随即致电南宁市第一看守所，询问退信一事，而对方则答复称覃永沛已不在该所羁押，且无法查到相关去向。邓女士随即又致电南宁市中院，但负责该案的法官外出开庭，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则回答自己并未办理该案，因此不知道情况。

邓女士无奈之下再次致电看守所询问，工作人员则答复因应办案单位要求，对于询问覃永沛案情况的必须经过办案单位同意。而在邓女士的一再追问之下，工作人员答复指一般情况下开庭审判后当事人会从看守所转到监狱服刑，监狱在接到当事人后会书面通知家属，而邓女士目前未获任何通知，工作人员则表示此种情况代表案件未有任何变化。

覃永沛被指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被羁押近十五个月，属于超期羁押，期间当局多次以各种理由将案件延期，而均未通知律师和家属。

有法律人士认为，就案件目前出现的情况，表明南宁当局为避免对覃永沛的政治迫害因外界声援关注而受到影响，因此设置障碍阻止家属或律师的所有查询和跟进，同时可以预见，可能对案件下一步的开庭审理和宣判采取秘密进行的方式，家属、律师及外界最终了解到的只有宣判结果。

由于全套案卷(共二本)已充分证明公、检、法的办案人员在管辖权、案件证据和诉讼程序等方面严重造假，所有程序均严重违法，实属人为构陷的冤案。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的申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法规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我在申诉状中提供的事由和证据完全符合重新审判的全部法定条件。

2019年我多次到新疆高院立案庭递交刑事申诉状，每次窗口负责接待的法官都拒绝收我的材料，说：这个罪名不允许再审、不允许申诉，并且说他们不出不受理的书面通知。2019年8月19日，新疆高院立案庭的高翔法官在电话09917679140中也是这样对我说的。

而国家的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某些罪名不允许申诉。

2020年7月13日我再次到新疆高院诉讼服务中心递交刑事申诉状，立案庭窗口的法官不收我材料，让我去信访办，在我的据理力争下，他看过我的材料后终于收了，还开具了《材料收讫清单》，并口头通知：半个月内给你打电话。之后，我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2020年9月14日我到新疆高院诉讼服务中心要求依法给予是否立案的答复，立案庭窗口法官说：收你材料的法官不在，改天再来。这好比我们去银行存钱，当值柜员不在，我们就取不了钱了吗？

当晚20：35时，我突然接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负责人郭新勇09914687862的电话，让我第二天上午去中院信访办。

2020年9月15日上午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信访办的于涛江法官接待了我，于法官竟然说我的申诉材料先交到一审中院信访办，由他们先评查。而作为一审法院的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6日早已结案。

2020年9月16日我继续到新疆高院立案庭要申诉是否立案的结果，几名法官把我们一行3人带到301会议室，由刑三庭庭长冯向民（李霖二审的审判长）针对我在申诉状里提出的问题进行答复。

冯庭长针对我在申诉状里写的一审时，乌鲁木齐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刘进波推荐的盈科(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田文化律师在电话里告诉我：“国家公权力机关定的罪名不能更改，不认就重判（田律师就是这样诱骗我儿子李霖认罪的）”的电话录音证据，冯庭长说：你这个电话录音没有经过田律师同意是不合法的；我问他的依据是什么，他说：《刑诉法》里有，我说：《刑诉法》里没有，他又说：在《宪法》里，我说《宪法》里也没有，他又说《刑法》你去看。他对我在申诉状里提供的法院全部采用非法证据造谣陷害李霖的案卷证据，他说：我没有看出来。他还说：不能因为别人犯罪了，你就可以犯罪。

公、检人员使用假证据造谣陷害我儿子得到法院认可，我正常录音取证竟然成了犯罪。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老百姓点灯啊。

我继续到立案庭要结果，这时，立案庭的钟庭长、信访办副主任甘露等人赶来，把我们叫到二楼第一调节室，钟庭长先给我宣读了法院有关未经允许不得拍照、录音、录像的规定；之后，甘露副主任说：你提的问题包括申诉，这几天我们要同公检法各部门进行核查，这几天你就不要来了，你去年向中央巡视组反映的问题（2019年11月），转办来以后，由于去年接近年底，我们忙，今年信访办的陈玉香又下乡60天，就拖到现在，等到2020年9月22日下午，你到我们信访办来，我们一并争取解决，包括李霖被判刑4年至今不移送监狱，仍羁押在看守所，不允许探视、不允许通话的问题，也争取一下。

至今，钟庭长和甘露再没有露面，也没有给我任何回复。

2020年9月22日信访办艾尔肯法官告诉我：见面会改到2020年9月23日下午。

2020年9月23日下午在新疆高级法院一小会议室，有信访办的艾尔肯、陈玉香和法官蒲杰及其助理4人。艾尔肯让我们一行3人关闭手机，他们用执法记录仪对我全程录音录像，蒲法官对案件里的主要问题开始进行解释。蒲法官说：关于一审不公开开庭，当时，我们和中院沟通了，因为这个案子的性质，我们是可以不公开开庭和可以公开开庭的，这是法律规定的。

我问：这是法律规定的？

蒲法官说：是我们掌握的。关于你说的造谣陷害这方面，这可能是其他部门的事，我们没有。

我：宪法和法律规定一审必须公开开庭，有4种情况除外，而此案不属于不公开开庭的4种情况。既然你们敢凌驾于法律之上，敢不公开开庭，拒绝旁听，为什么在庭审笔录里写着“公开开庭，旁听4人”？为什么在判决书上写着“依法公开开庭”？你们敢做不敢当！你们在裁定书上写着：“李霖明知自己的行为已超越公民言论自由的合法权利界限，仍大量发表、转发煽动性言论”，你把他发表、转发煽动性言论的证据拿出来！现在全套案卷在这（我拿出全部案卷），你给我找出来！

此次谈话到此结束。

2020年9月24日，我继续到新疆高院立案庭要结果，有三名女法官和二名男法警把我们一行3人又带到二楼小会议室，让关闭手机后，一位曾经参与接收我申诉状的女法官说：暂时不立案，我问：为什么？她说：你7月份交的材料，我们已经交给相关部门审查了，你回去等结果。我问：还要等多长时间？她说：不知道。

我知道他们又在糊弄我，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先等待。

2020年10月13日，距离我交申诉状已3个月整，我又来到新疆高院立案庭要申诉是否立案的结果，有三名法官过来让我去楼上，我说，这次我哪也不去了，我就在立案庭要结果。窗口女法官让我等。

我知道他们会继续糊弄我，所以，我顺便在大厅里的纪检窗口递交了一份提前写好的投诉信。

我等到了下班，我说：我下午还来，我退休了，有的是时间。

15：30分刚上班，立案庭窗口女法官已换人，她说：已给你答复过了。我说：谁给我答复过了？答复的东西呢？是谁指使你这样说的？你把他叫来给我说。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打了电话。之后，一位40岁左右的女法官出现在立案窗口里，冷漠的对我说：已经给你答复过了。我说：谁给我答复过了？答复的东西呢？女法官坚持说答复过了，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她竟然说：钟庭长给你答复了！我说：钟庭长什么时候给我答复了？上个月16号钟庭长和信访办甘露对我说22号一并解决，之后，他们不再露面。今天上午你们让我等，下午我再来，竟然说给我答复过了！她厉声说：你再不走，我报警了!我立刻说：你报！你现在就打电话报警！你叫什么名字？我要放网上让大家看看这件事，我依法申诉，依法要递交申诉状的结果，我违法了吗？她吼着：你出去！我凭啥告诉你名字！她就走了。大厅的工作人员没人再理我。

2020年10月15日，我又去新疆高院诉讼服务中心，保安拒绝我进入，负责大厅工作的艾法官出来说：你的申诉已交到政法委。

这怎么可能！

2020年10月16日是星期五，新疆高院的安保仍然拒绝我进入，艾法官又出来说：昨天，我们领导说你的申诉已交到政法委。我问他是哪位领导说的已交到政法委，他不说，我问他前天下午和我争论的女法官是谁？他也不说。我问当时在场的安保人员，他们都说不知道她是谁。最后，出来一位维吾尔族法警，让我周一再来。

2020年10月19日星期一10：30分时，我刚到新疆高院门口，一位警号为650023的汉族法警出来打开执法记录仪对我说：钟庭长和黄庭长已经跟你谈过几次了，我们都看到了。他告诉我13号下午与我争论的那个不讲名字的法官叫黄珠玲（音），我生气地质问他：谁指使你这样胡说的？他理直气壮说：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把你挡在法院门外。

我彻底明白了，我就是铁证如山，他们不但不允许我申诉，而且也不会给我出《驳回申诉通知书》，我就不能向上一级法院——最高法继续申诉。

他们现在又彻底剥夺了我们最后的申诉权！！！

难道新疆高院诉讼服务大厅中间的大碑墙两边都写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公平正义”，是糊弄老百姓的口号吗？！

新疆法院被这群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诚信、公然破坏法制的人掌控着，我们老百姓就是有天大的冤情，就是有再多的铁证，又如何能依法申诉？

在我孩子案件中，我们没有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只感受到权力的任性！

每当我去申诉或控告，看到新疆公检法里的害群之马上蹿下跳的丑态，更加激起我继续控告他们的决心。

近期，中央巡视组来新疆，我向他们递交了控告材料，2020年12月15日我终于收到了新疆高院审判监督庭的约谈电话。希望此案能有所转机。

李新华
2020年12月17日

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北京一批人权律师及家人在今天（12月9日）一大早就遭致警方前来堵门不让外出，连孩子上学与老人看病出门也被阻止。中共北京当局以如此公然禁足公民家中的形式来迎接人权日，揭示着中国公民人身自由权利、上学的受教育权、就医的健康权等等基本人权被肆意剥夺的严峻现实。

据“709大抓捕”被判刑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通过推特留言：“（12月9日）凌晨6点我家门铃响起，打开门一看，一群人堵在门口，说不准出门……”。

从李文足发布的视频可见：一群戴口罩的人堵在门口。李文足反复质问对方：“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是什么人？把你们的证件拿出来。”但对方拒绝回答，也不拿出证件，只一味阻止李文足出门，并要与王全璋谈谈。

今日上午李文足带自己75岁高龄的父亲前往医院检查身体，因昨天她带老人到医院检查发现心脏有问题，遵照医生叮嘱，今天再带老人到医院做心电图进一步检查，结果被堵门口，不让出门，李文足再度追问对方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但对方就是不回答，只是拦阻着李文足与老人出门。

同样，因“709大抓捕”被判刑的李和平律师家门也于今早起被堵，孩子被阻止前往学校上学。据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推特留言：“早上七点起来遛狗，门外站了黑压压一片人，不让出门！遛狗都不行！今天是大日子吗？？”“昨晚住我家的孩子的同学被允许出门去上学了，但是佳美不被允许去上学。同学的家长送也不被允许。我正生气着，转眼看不见和平律师了！李和平律师，被逼到单元口的门楼子上，向下面的人喊话……”“和平哥还是脾气好，被逼得上了房顶，说话还是文绉绉的。我其实已经骂了几轮了。骂了几轮还是不如他这往房顶上一站。”“孩子收拾整齐，准备去上学，但是房门被从外面卡住了，出不了门！！很气愤，报了警，请民警帮我开门送孩子上学吧！！”视频显示，李和平律师站在房顶向楼下喊话，但楼下警察就是置之不理。

人权律师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对外表示，她今天早上六点二十分左右开门想送儿子上学，门口却站着三个北京市的国保，表明不让她出门。她说：“他们明确说我12月9日跟12月10日肯定出不了门。我要求出门运动一下，现在都尚未成功出门。他们有三个人堵住门口，楼下也有约四个人。他们有提到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也有说要阻止我去参加欧盟与美国使馆世界人权日的活动。”中国人权律师谢燕益也在推特上分享视频，显示自己家门口一早也出现三位身份不名的人士在站岗。

北京一批人权律师及其家属因世界人权日来临而遭到当局派人上门阻止外出的事实，说明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众多国际人权公约签署国的中国，居然惧怕世界人权日，恐惧人权捍卫者在世界人权日可能参加举行的有关人权活动。而中国人权捍卫者们在世界人权日来临时所遭遇的人身自由被剥夺，孩子上学被阻止，老人看病被拦截的现实，鲜活地向世界控诉着中国人权严重缺失、公民宪法权利被公权力肆意践踏，中国严重背离国际人权准则，食言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承诺的本质。

二战以来，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普世价值日益成为文明世界共同遵守的准则与致力建设的目标，以致衡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就是看该国人民人权保护状况。中共当局表面迎合着这种世界文明发展潮流，口头上也承认法治、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等价值理念，并且还将这些普世文明的概念当作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大肆宣传，而实际上却奉行专制人治，将自己颁布的法规抛诸脑后，对外将在联合国签署承诺的公约视若无物，公然玩弄谎言欺骗手段，粉饰自己形象；对内疯狂镇压民众，肆意践踏法制，侵害剥夺公民权利，残酷掠夺压榨民财，对一切信奉追求普世价值，致力推进社会人权法治与民主进步人士不择手段地予以镇压。

尤其最近几年来，随着世界对中共极权统治侵犯人权本质的认识，以及国际贸易争端的激化，中国经济出现极速下滑，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日益突显，中共统治面临深度危机。面对这种状况，中共当局不仅不思改革，不好好反省自己的罪错，相反为了维持极权统治不断加重对民间打压，公然将律师等人权捍卫者视为敌对势力，通过各种整顿，吊销大批律师执照，抓捕判刑一批律师，意图将律师完全收归权力统治需要之下，使律师成为维护统治的装饰与工具。而对那些顽强坚守法治理念与人权准则的律师，在采取“709大抓捕”后，又一直对他们予以严控严管，甚至不惜连坐他们的亲人。以致当此世界人权日到来之际，中共当局为了掩盖自身违法侵权的罪恶，变本加厉地违法剥夺人权律师及其家属的宪法权利，制造出疯狂的堵门禁足事件。

中共当局以持续侵犯人权律师及其家属人权的行径来迎接世界人权日，向世界昭示着自己反人权、反法治、反文明的本性，世界一切文明正义的力量都该由此认清中国现实，而努力维护支持那些在中共极权体制下仍顽强抗争的人权捍卫者。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9日

我叫王吉红，女，汉族，1988年6月出生，电话：13598400013

我弟弟王明慧，男，汉族，1990年8月10日出生，是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一名执业律师。王明慧因为涉嫌聚众扰乱公共秩序，被郑州市新港公安分局于2020年8月12日刑事拘留，同年8月20日决定逮捕，现羁押于亚洲第一大看守所——郑州三看，尚满庆律师称。

王明慧，从小读书勤奋，有点小聪明，是一家人的希望。当然家里人也以他为傲，虽然他没赚到什么钱，但是他做了律师，摆脱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以他的个性，骂人都说不出太过格的话，更何况自己还是做律师的，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会涉嫌犯罪！

弟弟被抓，晴天霹雳。一家人手足无措，不知道路朝何方。我和我老公第一时间赶到了新港公安分局，找到了办案的警察。警察把我弟弟的手机、公务包一些随身东西交给我们，还跟我们说你弟弟案子不是我们要办的，是检察院逼着弄的，你弟弟涉黑……这真是屋漏偏遇连夜雨。涉嫌犯罪不够还涉黑，怎么办？怎么办？路在哪里！

我和丈夫不知道怎么回的家，家里还有老人。到了家楼下还不敢上去，要想好怎么跟老人解释他长时间不回来怎么说。商量再三，只能先说他出差去了，我们抓紧时间去找律师，看看怎么办。

问了跟弟弟一起的几个同事，他们都不清楚怎么回事，新港分局也没去过所里，但听到说涉黑都摇头说很麻烦。没办法，只有在弟弟所在的律所（新郑）守着，挨个问或许有转机。有好心的同事指点我们去总所找法律人王兴启，说王律师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不讳。见到了王律师，没有过多的寒暄，听了我们所说的情况后，当即拍板接下了案子，并表示这是律师同行不收取我们家任何费用……多日来的酷暑冰寒也算有了一丝丝的暖意，弟弟的事情总算是有人愿意出手帮忙了。王律师还向我们推荐了武汉的尚满庆律师，说他人也挺不错。

两位律师多次会见我弟弟，也去检察院阅卷，并向法院递交了委托手续。阅完卷后，尚律师跟我们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弟弟因为2017年前后代理了我们一个远方亲戚高新民与河南省第一建筑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郑商品混凝土供应站（以下简称河南一建商混站）的纠纷，当时做为原告的河南高速公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高速）主动撤诉，王明慧是做为第三人高新民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其后高新民与河南一建商混站发生纠纷，其报案称高新民等人涉嫌诈骗、强迫交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被新港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判处高新民四人十八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通过阅卷和反复向我弟弟核实，我弟弟只是去现场粘贴了高新民与河南一建商混站租赁合同的解除通知，还帮着带了几份四季美的炒面，在现场停留时间并不久，更没有打砸或者阻拦进出车辆的行为。

尚律师向我们家里强调，第一、本案肯定不涉黑；第二、王明慧只是执业风险把控问题不涉嫌犯罪；第三、希望家属积极向河南律协、全国律协积极反应，请求积极保障律师正当执业权力；第四、家属要坚强。

听到这些我们多少有些安心。但是11月25日，我们的母亲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脑积水压迫神经去世，最终也没能看到弟弟一眼，我弟弟也不知道母亲去世了。

悲伤无法言表，家人只能坚强。昨晚看到江西熊昕律师案检察院撤回起诉，我想着一定是在各级律协和辩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我盼望着我弟弟也能有这个好运气。

根据办案警察的说法，王明慧的案件并不是公安主动查办的，而是检察院逼着办的，说明检察院有人在故意针对律师这个行业在进行非法活动。这一点从王兴启、尚满庆两位律师聊天的内容也可以证明：王明慧案公安机关根本就没有立案，用的是两年前高新民案的立案决定书，而高新民案早已审理终结。这样的案件竟然都已经起诉到了法院，王明慧难逃有罪判决！

因此，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求助，恳请大家从保护律师，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维护律师行业尊严出发，为王明慧提供援助。

求助人：王吉红
2020年12月5日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1日消息】一直为给在武汉疫情期间病亡的父亲讨说法的张海在10月19日中午12点十分左右分别向武汉市、湖北省两级政府邮寄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因为瞒报、谎报确诊、死亡、疑似病的公职员姓名及职务”方面的信息。

张海说自己的父亲感染新冠病毒就是因为自己当时不知道武汉已经有疫情，在武汉封城前带着父亲去武汉看病，也不知道父亲所做手术的医院已经收治有新冠肺炎感染者，结果父亲在医院感染病亡，成为他终身遗憾。

“所以我对隐瞒疫情的官员非常痛恨，他们欠很多人命，我起诉追责索赔不止是为我父亲一个人讨说法。”张海说。

虽然追责索赔的诉讼一直没有进展，但张海一直不放弃通过各种途径追责。他在一篇《官场“疫情问责”观察免职是什么样的问责手段？》新闻报道中得知，在2020年1月30日，湖北省纪委就疫情防控追责发出通知，明确了五种需从重从快查处的情形，其中一种就是是对于瞒报、谎报确诊、死亡、疑似病例的，坚决予以撤职乃至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张海从报道中也看到湖北确实就疫情问责处分了一些官员，但处分的通报内容均不提处分、免职的原因。所以张海觉得奇怪，既然纪委都规定了，为什么处分通知却藏着掖着，这些处分的官员里到底有没有因为隐瞒疫情而被处分的？张海带着疑问向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分别申请了两份政府信息公开，希望政府能够尽快公开相关信息。

“在官方公布人传人疫情之前那么多武汉人感染死亡，李文亮等人因被扣’造谣’帽子而被处罚，事后既然被平反了，那他们没造谣，就肯定有隐瞒疫情的官员，但到现在也不知道有哪些官员因隐瞒疫情被处罚，所以我要求公开这方面的信息。”张海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陆妙卿律师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应当坚持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能公开的信息应当尽量公开。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十六条又规定包括人事管理在内的内部事务信息可以不予公开。陆妙卿律师说：“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有可能以该信息是’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信息’作为挡箭牌而拒绝公开，但内部事务信息是‘可以不予公开’而不是‘不得公开’，也就是说也是可以公开的。在目前疫情备受瞩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该尽可能公开与此相关的信息，以便公民据此做出个人安排以及监督各级政府的工作。”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认为只要政府的信息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都应该公开，官员的职务、姓名和受处分状况和公共利益密切相关，不应当被保密。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6日消息】本网获悉，自春节至今，秦永敏家属不能探监，亦不能与秦永敏视频会见。秦永敏的哥哥称，在春节前与国保警察沟通要求探视秦永敏，被拒绝，后要求视频会见，他们也不同意，还说秦永敏是严管犯，比一般人管理得严格。目前监狱在押犯人员都允许视频会见，唯独不允许秦永敏与家人会见沟通。家人现在非常担心他在里面的一切情况，因疫情期间看到新闻报道监狱里感染那么多犯人。

秦永敏先生是人权观察玫瑰团队创始人，他已经由湖北当局给予了坐牢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他在监狱坐牢时间长达26年，他是中国的曼德拉。秦永敏作为民主墙时代走过来的民主人权活动家，深刻认识到没有人权保障绝无民主可信，故于1993年发起《和平宪章》运动开始把活动重心从民主转向人权事业这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2015年3月20号被湖北武汉当局刑事拘留后，在关押两年多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宣判13年，从这次入狱后他已经有五年没有与家人一起过年了，从他的人生经历算他已经有20多年没有在家里过了，正是这种大爱让所有的人格外对他佩服，他不愧是一个中国民间人权活动家。

2020年1月17号小年日秦永敏夫人与秦永敏哥哥探监会见后，直至今日湖北潜江广华监狱一直以疫情为借口被拒绝会见，当局对赵素丽进行威胁不允许她发出任何秦永敏的信息，如果发出信息会被限制会见权，当局以疫情为由也确实做到了限制了近大半年的会见权。

2019年10月份会见秦永敏时就知道老秦牙齿已经掉了几颗，秦永敏已经是66岁的老人了，长期在监狱里生活，身体得不到应有的健康营养需求，得知秦永敏牙齿已经脱落了几颗，这些状况令人担忧。

呼吁当局不要阻碍剥夺秦永敏的会见权，这是监狱在押人员的权利，相关法律也有规定在押人员有权每个月与家人会见一次时间是半个小时，秦永敏每次会见都只有20分钟，长期会见被剥夺10分钟，目前为止从元月份会见到现在已经大半年了一直没有得到会见，请不要继续剥夺限制秦永敏的会见权，关注秦永敏的同时也要关注秦永敏夫人赵素丽的自由，赵素丽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她只是秦永敏的夫人而已，她是无罪的，但是她一年四季都被监控，不允许她与任何人接触，也不允许她为秦永敏发声呼吁，甚至连一个字的信息都不允许她发出来。请关注秦永敏的同时也关注赵素丽的自由权利。

本网站强烈谴责湖北潜江广华监狱不给予秦永敏先生正常会见权，连视频会见也不允许，已经严重侵犯在押人员的会见权，秦永敏先生本应该是无罪的人权捍卫者，08宪章发起人，1993年就发起了《和平宪章》《宪法》等一些列法律先进机制制度等，本是国家法制的推动者，请湖北潜江广华监狱立即恢复秦永敏先生的会见权。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3日消息】今天上午10点多，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杨敏将三份起诉状通过邮政快递寄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起诉状中，杨敏作为原告将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分别列为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并请法院责令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人民政府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并要求三被告承担近200万元的赔偿。据悉，该诉讼是中国国内第五起新冠病毒受害者家属索赔案。

原告杨敏认为自己女儿感染的太不应该，在1月19日武汉百步亭还在举行4万人参加的万家宴。“我女儿在1月16日去医院做手术，那时候根本不知道有人传人的疫情，所以，我和女儿都没有任何防疫措施。”杨敏说。

原告及家人不知疫情信息 原告女儿住院感染后致死

杨敏在起诉状中写道，1月16日，原告的女儿田雨曦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做化疗治疗。在19日晚上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连续几天高烧不退。原告才想到1月20日钟南山通过媒体表示出现了人传人的新型冠状病毒，怀疑自己女儿就是感染了新冠病毒，但该院医生不敢出涉及新冠病毒感染的诊断结果，更不说针对性治疗。原告女儿的病情日益加重，几经周折，先是23号晚上十一点多转到红十字会医院，又在25号晚上转入武汉市金银滩医院。

但由于前期被告一和被告二隐瞒新冠病毒疫情信息，新冠病人随后激增，在原告女儿转入武汉市金银滩医院时，全武汉的医护人员严重不足，原告女儿在卧床不起，连喝水都困难的情况下，却没有医护人员及时护理、治疗，完全躺在污秽物里，病情也日益加重，出现了咳血、血氧浓度急速下降等严重症状。

“我不愿再谈起我女儿那时的遭遇，每想起来就万分痛苦，也请大家不要再问我这方面细节。”杨敏伤心的说。

原告不忍心每天通过网络看到女儿健康状况日下并且在毫无尊严的环境下治疗，在1月27日冒着生命危险到武汉市金银滩医院危重病房去照顾女儿，女儿在29日被转到重症监护室，在原告几天几夜不眠不休的照顾下，女儿虽然得到较好的个人卫生护理，但健康状况仍未缓解。

在2月1日原告女儿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阳性，原告也开始出现高烧不退的新冠病毒感染症状，随后被隔离治疗，原告在2020年2月2日进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也为阳性。原告在病重期间一直惦记女儿，只希望自己赶快恢复后继续照顾女儿，可就在2月6日，原告女儿被送进ICU后不久就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才24岁，正处于豆蔻年华。

隐瞒疫情行为违法 要求登报道歉并赔偿

原告杨敏在起诉状中提出8项诉求：
（1）请求法院依法确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向公众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违法；
（2）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死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死亡承担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共计1810020元；
（4）请求法院依法判决三被告就原告女儿的死亡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
（5）请求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一、被告二承担原告女儿的营养费、护理费、交通费共计5000元；
（6）请求法院依法判决本案诉讼费由被告一和被告二连带承担；
（7）请求法院责令被告一和被告二及其下属职能部门卫健委就其隐瞒疫情信息的行为向原告登报道歉；
（8）请求法院依法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司法建议，对隶属于被告一、被告二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渎职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杨敏将起诉状打印签名后通过邮政快递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寄出。“希望法院改变以前的做法，依法办案，受理我的诉讼案件，若法院违规办案，也悄悄把我诉状退回来，我就再给他们寄。”杨敏说。

“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也是主要参与协调律师和受害者咨询的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发起人杨占青介绍，目前湖北已有6起涉及新冠肺炎疫情的追责索赔诉讼，其中5起是受害者家属提出的诉讼，但迄今无论是武汉市中院还是湖北省高院都没有立案。这些法院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办案，都是口头通知不受理，不给家属出具不予立案的裁定书，更不告知不予立案的理由。若缺材料应通知原告补交材料，若不符合起诉条件，应告知原告法律依据，但法院都没做。“希望法院能够依法办案，或者督促政府成立’新冠疫情追责索赔工作组’，解决受害者家属诉求，而不是一味回避。”杨占青说。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7日消息】长沙公益仨被长沙市国安局任意羁押420多天，一直未获允许和家属们所聘的6位合法的辩护律师会见，家属所聘请律师的辩护权、通讯权尽被剥夺。家属们从官派律师和法官那里惊悉长沙公益仨已被秘密审判，而家属却没有收到任何开庭通知，在法院的网站上开庭公告及长沙市法院、湖南省高院电脑系统里均没有该案信息。家属们为了了解庭审状况和结果，在长沙市中级法院、长沙司法局、官派的律师所在事务所、湖南省监察委、湖南省检察院等处到处奔波查找案件情况，却遭到各种刁难和威胁。

以下为9月9日至9月16日期间家属主要维权经历（程渊妻子施明磊在推特上发布了相关经历的视频和文字）：

9月9日，谢燕益律师陪同施明磊和吴有水去湖南省监察委进行了控告。被控告人包括：湖南省国安厅厅长、长沙国安局李传思（局长）、林圣新、吴钊、张鲁浩、赵倩、张磊；长沙市检察院韩冰囡、王勋爵（检察长）、李维宁（处长）、夏俊旭、蒋彬；长沙中院赵喆、黎军（副院长）；司法局尹小英（局长）等17人。

9月10日，吴有水、施明磊去了湖南真泽所来询问官派律师龙雄彪、周铁群关于他们代理长沙公益仨案一事，真泽所律师（未在司法局和律协注册）文宇轩、聂聪称程渊妻子寻衅滋事，要打110报警让警察来抓。真泽所不仅不接待家属，反而试图通过警方打压家属的行为已经是第二次了，上次是真泽所的曾杰、杨杰林出任江天勇的官派律师，并在江天勇的妹妹上门索要判决书时，喊来警察驱赶江天勇的妹妹。

9月10日下午，吴有水同施明磊到长沙司法局控告官派律师陈宏义、陈汝超、龙雄彪、周铁群。

9月10日晚，吴有水从官派律师陈汝超处意外得知长沙公益仨在一周前已被秘密开庭。

9月11日，谢阳律师陪同施明磊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寻找赵喆法官，他却避而不见。谢阳律师和施明磊又去立案庭查询案件，发现案件却未录入系统。法警跟赵喆法官通电话证实8月31日-9月4日这周已经开庭完毕。

9月14日开始，这周长沙公益仨家属每天都去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希望查询到审判结果，以及了解审判过程。

9月14日上午，程渊妻子施明磊意外在法院大厅撞见负责长沙富能案的负责人黎军审判长（长沙市法院副院长）从她面前走过去。她喊住了黎军，要求他介绍下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被审判的详细信息及审判结果。黎军听到程渊名字立刻溜进了办公区域。留下程渊妻子和程渊姐姐被拦在了门外。

9月15日，程渊妻女和程渊姐姐再次要求进入法院办事大厅查询结果，再次被法警拦截在安检入口处，不允许他们进入办事大厅查询结果。

9月16日，程渊妻女和程渊姐姐又来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进入办事大厅查询审判结果。再次被法警拦截，并有法警头目说拦截原因是因为施明磊闹访。家属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表示进入办事大厅查询结果是家属的合法权利。拦截家属的行为是违法！

9月16日上午，离开长沙市中院，施明磊（程渊妻子）、程晓涓（程渊姐姐）、吴有水（吴葛健雄父亲）到湖南省高院控告投诉赵喆法官、黎军审判长、以及法警们的违法行为。

9月16日下午，施明磊、程晓涓、吴有水来到湖南省检察院，控告长沙公益仨律师辩护权被非法剥夺，被控告人为长沙市检察院王勋爵、承办人韩冰囡检察官、长沙市控申处长夏俊旭，控申处蒋彬。

【关于#长沙公益仨】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为公益机构长沙富能的成员，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䜣讼。他们三人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家属委托的律师，但家属从官派律师那里无意得知此案已经开庭审理。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6日消息】2020年9月16日上午11点15分，“长沙富能”公益案三家属施明磊、程晓涓、吴有水来到湖南省高院，对长沙市中院参与长沙公益案秘密审判的人员，以及非法拦截家属的法警进行投诉：

一、投诉法官赵喆
秘密开庭，当事人律师递交辩护手续他拒接，躲避律师近90天，开庭6位律师没有上庭，家属没有收到开庭公告。

二、投诉非法拦截家属的法警
1.法警头目（女，430131，拦截家属并把通往办事大厅的门锁上，并把家属要求去办事大厅的行为定为闹访的女法警)。
2.法警（43A076），拦截了家属还要家属自己猜为什么被抢被拦截。
3.法警政委向政委，下命令拦截家属的人。
4.法警头目：431028，下命令拦截家属的人。

湖南省高院的工作人员分别输入了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的名字，然后他们说该案没有立案。问三家属是不是搞错了?

秘密开庭都开完了，长沙市中院竟然没有立案，这操作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啊！

三家属预告：我们已经给法警、向政委及警号为431028的法警头头一个解决方案，让他们好好讨论下，明天家属会继续去办事大厅查询结果：“喊上所有法警，跟着我们进入办事大厅查询案件审判结果。”

据悉，“长沙富能案”三被告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涉及“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已于上周在长沙中院秘密开庭审理，当局宣称“公开审理”，但被告家属却未收到有关通知，连长沙中院的开庭公告中亦未见该案信息，已开庭的消息亦是在与官派律师交涉中无意得知。

该发生于2019年7月22日，当局分别在深圳及长沙抓捕“富能”公益机构的负责人程渊和工作人员刘永泽（刘大志）与吴葛健雄，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羁押在位于长沙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办案单位则是长沙市国安局。三人从被捕至今已有一年多，但至今未获准会见律师，并且三被告案件从起诉、庭前会议到开庭审理，当局一直以秘密形式进行。一年多来，当局一直拒不承认家属聘请的律师，律师与家属交涉无数次不果，亦透过申诉形式控告办案单位不按法律程序办事的违法行为，但均无果而终。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