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是指没有精神病却被亲属或者供职单位、政府部门等强制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其源于我国现行的精神病人收治体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送治等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从而导致武汉徐武、福州陈国明、深圳邹宜均、北京陈丹等 “被精神病”事件的屡屡发生。这种现象说明我国目前的精神病收治局面混乱，关于精神病送治的相关制度的不完善。
酝酿了2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以下简称二审稿）获得了原则性的通过，其中涉及的杜绝“被精神病”的内容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对比一审稿，二审稿删除了“不住院不利于其治疗”作为非自愿住院条件的条款，抑制了可能因任意性解释造成的合法报复，是立法的进步。但针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而言，究竟谁有权限制他们的人身自由，才是核心问题，是立法确立强制收治制度的法理基础，但二审稿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如，二审稿仍然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二审稿对近亲属的这种权力并没有设定可操作性程序，因此其仍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另外，二审稿取消复诊权和二次鉴定，却更加压减了“被精神病人”自救的渠道。而且二审稿增加的关于司法救济的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并未以立法确定：作为“精神障碍患者”是否符合具备行为能力的原告资格?被强制收治失去人身自由后，如何提起诉讼?法院如果不受理怎么办?对于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司法如何认定?如此看来，需要进一步完善有效的司法保护机制。
同时，精神卫生立法应立足于制度设防而不是事后救济。从“被精神病”案例看，参与者可能是政府部门、医疗机构或近亲属，吴春霞正是在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下，被非法收治的典型案例。因此，立法应从根源对各种侵害公民权力的力量的行使进行严格控制，使那些给公民的人身带来非法侵害的制度和程序得到有效控制和改善。精神卫生立法应站在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立场，为公民免于“被精神病”提供防范机制。
目前，我国精神病人的收治方式有二种：一是自愿住院治疗，这类病人对自己的疾病有一定自知力，会主动求医；二是非自愿住院治疗，也就是强制收治，部分是由亲属或有关单位、政府委托医院收治。而我国大部分的住院患者属于强制收治。
将精神病人送院治疗是一种限制或剥夺自然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人身自由权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的法律应该符合宪法的规定与精神，否则应属无效。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是一个医学问题,应该由医生来判断,但医生的诊断结果只能是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病，医生给出的诊断意见也只能是作为是否需要治疗的依据之一。而不能将其作为可以将患者强制送入医院进行治疗的唯一依据。对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是不是要强制收治涉及到人身自由的限制或剥夺,是一个法律问题,理应运用司法程序解决。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要想成为成年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其前提是有人向法院提出宣告精神病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申请，并且由法院作出有关宣告。只有经过法院宣布之后才产生监护人，也才能履行监护职责，将精神病人送入精神病院。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一旦某人被认定为有精神病即将其送入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之后才向法院提出申请宣告其为无民事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很多情况下根本不向法院申请。而院方在决定是否收治时很大程度上听取的都是送治人的陈述和相关的治疗病历，并没有解决相关司法程序，对于强制送治收治程序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这一方面的规定主要都由地方法规规定，对于送治主体，收治标准和出院标准亦没有明确的统一立法标准，不但没有赋予患者可以拒绝强制治疗的权利，且更限制了患者的自我决定权，使其人身和财产权利均受到侵害。另外从一些侵权诉讼案件的判决来看，民事赔偿占多数，且赔偿数额较低，刑事判决就更少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送治人的行为。送治人与院方为了经济利益或其他的政治目的等，往往置被收治者利益于不顾，不按照程序接收，甚至出现为达某种目的（利益）双方串通严重侵害他人人身权利的违法行为。因此，监护监督制度的设立显得更加紧迫。
所谓的强制送治应该限于严重精神疾病，如不及时治疗可能危及本人健康或社会安全，即应当具备强制送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患者所患的精神疾病较为轻微，则应当考虑患者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此时是否接受入院治疗首先应当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而不应将入院治疗凌驾于患者意志之上，应尊重自我决定权、平常化等国际新理念，最大限度地在法律层面上尊重精神病人的自我决定权及对自己残存能力的合理利用。
“被精神病”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精神病人，涉及到限制人身自由都应当慎之又慎，由司法作出决定是防止“被精神病”的有效途径。此前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已经将不负刑事责任的涉及暴力危害他人的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纳入司法裁决。对于不符合刑诉法规定的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问题，精神卫生法应当和刑诉法有所衔接，合理的划分各自的管辖。从立法的理论基础上看，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应由法律决定，因此精神卫生法应进一步完善司法程序，既能防止“被精神病”问题，也能保护好真正精神病人的权利。
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公民，他们同样享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即便“强制收治”亦是为了“治病救人”。所以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前提的强制收治，理应慎重和严格，非经法定程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剥夺或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强制收治必须通过严格的程序和法律手续，在一种对公众、媒体和家属透明的环境下进行，这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被精神病”现象的发生说明有关部门的工作需要改进，同时也反映出我国精神卫生立法存在的空白：强制收治门槛低，缺乏规范的程序和必要的司法手续，个人救济缺乏途径，住院期间缺乏纠错机制。因此，政府和社会还应进一步完善精神卫生法，从程序上、法律上保障精神病人和“被精神病”人的合法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