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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长沙富能”案当局仍拒告知官派律师信息

    【民生观察2020年5月27日消息】“NGO公益机构-长沙富能”三名工作人员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羁押已有十个月,但迄今为止家属所聘律师仍未会见当事人,理由是三人已由官方指派律师进行辩护,不过当局一直不肯公布该案六名官派律师,而湖南省及长沙市两级司法部门却否认有为该案指派律师。

    本周一(25日)下午,“富能”案家属施明磊女士(程渊妻子)和吴有水律师(吴葛健雄父亲)去到长沙市律师协会要求调查处理“富能”案六名官派律师,指称六名所谓的官派律师不作为,非但欠缺职业责任,从没主动联系过当事人家属,而且连案件的具体进展亦未曾通报,并且六名官派律师恶意霸占三名当事人在法律规定之下应该拥有的分别聘请两名律师以及解除律师的名额,令当事人无法聘请适合的辩护律师,严重影响及侵犯三名当事人应有的权利。

    长沙市律协工作人员针对“富能”案家属的控诉,要求家属提供该案六名官派律师的姓名以及身份证号码,由于家属无法提供上述情况,因此律协工作人员表示无法接纳投诉。

    “长沙富能”案三名当事人在三个月前由办案单位指称已分别指派两名共六名律师为案件辩护,但长沙市国安局一直拒绝向家属透露有关律师的信息,上述律师亦未曾联络过家属,所有案件有关事宜一直秘密进行,

    案件曾在5月初被检方退回补充侦查,但官派律师并未知会家属。家属得知后曾前往长沙市国安局,向办案单位查询六名官派律师的信息,但当事办案人员避而不见,而工作人员则以无法定义务接待为由要求家属离开,同时亦不肯告知相关律师信息。

    而大概两个半月前,家属由看守所得知三名当事人已被指派律师后,曾多次向长沙市国安局、司法局等相关部门查询官派辩护律师的具体信息,但上述单位拒绝告知,致使家属对案件一无所知。

    早些时候,家属向长沙市司法局及湖南省司法厅法律援助中心提出信息公开,半个月前得到回复,二单位均否认有向“富能”案指派律师。

    早在“长沙富能仨”被捕初期,三名当事人的家属已为三人分别聘请两名律师共六名,曾多次前往长沙与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交涉,但遭到以种种理由刁难推诿,以阻止律师的正常会见。案件发生数月后,办案单位以三人已有律师为由继续拒绝会见申请。

    周二(26日),两名家属去到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湖南省国安厅看守所,分别给三名当事人程渊、刘永泽以及吴葛健雄存送衣物。据施明磊女士讲,此次看守所有派人接收衣物,但三人能否收到则未知,而上两次存送衣物则被严阵以待,故意刁难家属,态度恶劣。
     

  • 覃永沛首见律师疑因举报被迫害

    【民生观察2020年5月27日消息】日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广西南宁人权律师覃永沛在被羁押近七个月后首次获准会见律师,自述被捕原因系与举报多名广西官员有关,羁押期间通信权利被剥夺,诉讼材料被截留。

    覃永沛律师在2019年10月末在南宁原律所办公室被捕,其后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羁押南宁市第一看守所,近七个月以来当局不准律师会见。本周一(25日),律师收到该案的《起诉意见书》,向南宁当局提出要求并获准会见覃永沛,过程顺利并成功进行会见笔录。

    覃永沛在听完《起诉意见书》后当即认为,自己的案件系广西某些手握权力的人物对其进行打击报复,事件起因源于被捕前半个月(2019年10月14日)向广西自治区打黑办实名举报广西桂林市公安局七星分局局长胡凯、全州市公安局局长蒙新宇渎职、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等违法事实。

    而覃永沛之所以实名举报上述官员系因三年前的案件,据称2017年3月覃永沛接受贺州富商妻子陈女士的委托代理家暴案,向桂林七星分局辖下穿山派出所报案,当时该所所长为蒙新宇,要求陈女士先做伤情鉴定再行处理,待陈女士将所做的二级轻伤鉴定结果交予蒙后便再无下文,家暴一事不了了之,当时陈女士曾一度怀疑蒙新宇被丈夫通过关系收买。

    2019年9月,该富商向桂林市象山区法院起诉提出与陈女士离婚,并声言财产与陈女士无关。覃永沛在得知消息后联想起2017年3月当时因家暴的报案出现的蹊跷,遂于2019年10月14日实名举报关联官员,包括蒙新宇和胡凯,将举报材料交予广西打黑办主任谭永强,而据称谭收信后随即将举报材料撕毁。

    此后,覃永沛便将举报材料发表在“今日头条”平台,而发表后翌日,陈女士被传唤约谈,七星分局要求其转告覃永沛,立即删除发表于“今日头条”的举报材料,不过遭到覃永沛拒绝。广西警方的删除要求被拒绝后,2019年10月15日,南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对覃永沛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立案,10月31日,广西自治区公安厅国保总队、南宁市公安局国保支队以及两区国保大队联合行动,将正在办公室的覃永沛控制,并彻底搜查后抓捕离开。

    一向正直敢言的覃永沛曾被封禁九百余个微博账号、“今日头条”账号八十余个。曾在2015年实名举报时任南宁市公安局局长唐斌,当时曾在微博发帖批评,并投诉至政法委。2018年,唐斌升任广西自治区公安厅常务副厅长。而上述提到的七星分局局长胡凯的亲哥哥则位居广西公安厅国保总队副总队长,提拔胡凯的则是原广西司法厅副厅长仇祖和,而仇亦曾在覃永沛的举报名单中。

    覃永沛认为,自己被迫害与举报上述提到的官员有关,从《起诉意见书》显示,所谓的“犯罪事实”只不过是三四年前公开在网上发表的5万多条言论中筛选出来的1千多条,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犯罪证据”,而从上述官员的任职部门、升迁过程以及位属同一系统来看,他们系沆瀣一气官官相卫的团伙。

    另外,覃永沛告诉律师,自己从被关押以来,从未收到过任何外界包括亲友及律师的书信,自己曾写信投寄但不成功,亦曾在2019年12月末撰写诉状状告公安部、广西公安厅、南宁市公安局、南宁市第一看守所等部门,但诉状材料在交予管教后被截留,而羁押近七个月,当局并未告知有律师担任辩护人。覃永沛称,自己身体还好,每日坚持锻炼两小时,看守所不允许同监室人员与其聊天,发现后会被调到其他监室。

  • 公民记者/前律师张展于武汉失联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6日消息】从2月初就去到武汉记录疫情的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及基督徒张展,自前天(5月14日)起失联,疑已被公安抓捕。昨日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的警员找到张展在上海的父母家,并把张展在武汉的行李都送了回去。

    张展自2月1日左右去到武汉,一直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播武汉的现场情况,并尽其所能地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维权。她失联前数日,曾向朋友表示自己被人跟踪。她5月13日晚还在汉口火车站广场进行YouTube直播,但自14日左右友人再没法联系上她。她朋友昨日(15日)去其居住的汉口火车站附近的财广宾馆找她,宾馆职员说她已退房,并称“既然你来找她,应该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了直播外,她亦曾撰文批评疫情管控不应以逼害人权的方式施行,称“政府以治疗为名义,将个体与外界社会的信息进行隔绝。以稳定的名义,把疾病、死亡的人数进行掩盖。以正能量的名义,对新闻进行控制……要治理瘟疫,有太多的软性环境可以改善,有太多的细节都可以做。但我们偏偏不。我们就是强制、暴力地命令,单方面剥夺民众的人身、财产等等权利。”

    张展为80后,陝西咸陽人,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她2010到上海工作,曾任律师,后因转所被刁难无法执业。2019年10月,她因为撑着一支写有“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字样的雨伞,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游行,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短暂拘留。

    张展Twitter:
    http://twitter.com/consultorzhang

    张展YouTube: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sNKkvZGMURFmYkfhYa2HOQ

  • 国保施压谢文飞家属解除委托律师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南郴州国保施加压力,要求谢文飞家属解除对辩护律师张磊的委托,声称谢文飞本人已委托其他律师代理,而谢文飞被捕初期郴州国保曾要求家属必须聘请“国家允许”的律师。

    据了解,4月29日,谢文飞被捕后,其胞兄谢丰春便感受到压力,国保曾明确告知,必须聘请“国家允许”的律师作为谢文飞的辩护人,但未明确具体哪位律师合适或者不准。

    本周一(11日),谢丰春为胞弟谢文飞聘请的辩护人北京张磊律师曾去到郴州资兴市看守所要求会见谢,但遭到拒绝,理由则是需要办案单位同意。

    周三(13日),谢文飞老家桂阳县的国保人员致电正在东莞上班的谢丰春,要求其解除对张磊律师的委托,理由是谢文飞本人已经委托了一名律师。而周四(14日),办案单位郴州市苏仙区国保联同桂阳县国保一起去到东莞约谈谢丰春,再次要求其解除张磊律师施压,并声称谢文飞自行委托律师是“709”谢阳律师。

    而根据国保所言谢文飞委托了谢阳律师的说法,有知情人曾向谢阳律师本人确认,谢阳称自己对此事并不知情,亦未收到郴州办案单位的正式通知,怀疑可能有所误会。

    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事情所言属实的话,不排除故意挑起事端误导大家的可能性,一边声称谢文飞的辩护律师必须“国家允许”,一边要求解除张磊律师(国家不允许?)而一边又声称谢文飞委托的律师系谢阳律师(国家允许?),明显的挑拨离间手段,细思极恐。

    谢文飞系“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2014年10月曾因拉横幅支持香港“占中”(雨伞运动)而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半,刑满出狱才念余,半个月前在郴州苏仙区租住地被苏仙区国保破门抓捕,被控“寻衅滋事罪”,羁押资兴市(属郴州市辖)看守所。

  • 包头案家属和律师呼吁“救救王永明!”

    【民生观察网2020年5月12日消息】经过袭祥栋律师近两天的争取,昨天,他终于通过视频的方式会见到王永明。结果可想而知,王永明的身体状况比预料的还要严重。家属和辩护律师将该情况紧急反映给包头稀土高新区法院、东河区看守所之后,立即赶往呼和浩特,求助于自治区级司法机关。

    据袭祥栋律师讲,王永明的健康情况在急剧恶化,包括:1.移植的肾出现严重问题,排尿困难;2.半个月内因低血糖导致了三次昏迷;3.因糖尿病病变引起眼底出血导致视力模糊,近乎失明;4.右腿肿胀,疼痛难忍,无法入睡,多次打止疼针。

    王永明的家属也曾赶到医院,被警察阻止,无法到床边探望。家属从医院方面了解到的情况更令人惊恐:王永明身患内科疾病,但却被安排了骨科医生。没有人知道医院在给王永明实施何种救治方案。王永明曾经要求改善伙食,于是侦查机关的警察便向王永明的女儿要走500元钱,但很快又将钱退回了,医生已经不敢再给他打止疼针。

    5月11日上午,包头案辩护律师团队的范辰律师、冯延强律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约见了该院刑一庭庭长郭云楼。郭庭长与孙姓书记员在接访室接待了两位律师。今天的主题是保障王永明的基本人权,拯救王永明。来自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范辰律师,近年来代理了大量的监所机构被羁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堪称国内此类案件维权代理的第一人。

    范律师开门见山:“王永明生命危重,不符合逮捕条件,应该立即被取保候审,去治病。如果王永明去世了,王永明的家属是无法接受的,必将会追责到底。我近年来代理了许多类似案件,如内蒙古乌兰浩特李长福案、唐山女企业家周广华死亡案等。如果王永明在被关押过程中去世了,那么本案中的各方将没有‘多赢’,只有‘多输’,一些相关的负责人将会因此而承担责任。被追责还是次要,更严重的是将会给我国的人权事业抹黑,损坏整个内蒙古司法机关的形象。”范辰律师还说:“我国宪法、刑诉法均规定了保障人权。保障人权已成为国家战略。根据刑诉法、看守所管理条例的规定,应立即变更王永明的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不要一错再错。自治区高院作为上级法院,有责任监督下级法院,尽快纠正他们的错误做法,不要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本案的辩护律师团队一致认为,目前王永明正处于被非法拘禁中。对此,冯延强律师说:“包头稀土检察院逮捕王永明的决定本身就是错误的。他本来就不符合被收押的条件,但包头市东河区看守所却违规办理了收押手续。他是从包头第二附属医院急诊中心的病房内被东河区公安局的404专案组警察直接抬走的。东河区看守所从对王永明进行健康检查,还违规给他办理了“出所就诊或住院”手续。但该手续是针对嫌疑人被收押后出现病症的情形,而王永明根本就不符合收押条件,实际也从未被收押。并且该看守所从未对王永明实施过看管,他一直是由侦查机关的人员看管的,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羁押,涉嫌非法拘禁罪”。

    郭云楼庭长表示:他们很重视辩护律师们的意见,已经注意到了有关问题(举了举手中的材料)。关于王永明现在的强制措施情况以及身体疾病情况,他会关注此事。孙书记员对约谈过程做了记录。郭庭长称将会向领导反映,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其他部门和人员的参与。他本人希望这个问题能够获得妥善的解决。

    当天下午,范辰律师和冯延强律师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约见第三检察部的陈雪梅主任,答复:出差了。又约见检察服务中心的徐主任,答复:生病输液中。我们希望徐主任早日恢复健康。一位比较年轻的男士接收了律师提交的《关于保障包头王永明基本人权的紧急情况反映》,并表示会按照检察院的工作流程,立即将文件扫描上传单位网络。

    两位律师从内蒙古检察院来到内蒙古政法委。依然是拨打总机转执法监督处,依然是不接待但可以把材料放在门口传达室,他们会有专人来取。

    王永明已经奄奄一息、命悬一线,家属们心急如焚,被迫在内蒙古检察院、政法委门前采用拍照的方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救救王永明!

  • 张磊律师会见谢文飞被拒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2020年5月11日上午,北京张磊律师前往湖南郴州资兴市看守所要求会见被以寻衅滋事罪名拘留在此的谢文飞(湖南政治异议人士,4月29日在郴州苏仙区住处突遭抓捕),看守所接待人员听到是要会见谢之后,先是说办案单位预约了提审律师不能会见,律师问办案单位预约了什么时候会见?工作人员说不出,然后说会见谢需要去找所长。

    律师于是去找所长,所长说会见谢必须经过办案单位同意,同时联系了办案单位,并让律师去找办案单位(苏仙区公安分局雷局长),律师表示依据刑事诉讼法律师会见不需要找办案单位,请看守所依法安排即可。

    又是一番交涉和等待之后,所长带律师到了资兴市公安局何副局长处,何副局长叫来了该局法制大队雷队长,看过律师会见手续后,雷队长答复:1、可以会见;2、会在法定期限内安排会见;3、具体会见时间需要与办案单位沟通,等办案单位答复后安排。

    下午近三点,看守所打来电话,说:会见谢文飞需要律师在会见手续之外提供1、肺部CT扫描结果,2、核酸检测结果,3、健康码。

    而在整个上午的交涉过程中,看守所以及副局长法制队长从来没有谁说过需要肺部扫描和核酸检测结果才可以会见。

    律师感想(也在与所长和副局长交流时一再表明了此观点):如果法律可以今天被这个办案单位打个洞,明天被那个办案单位打个洞,那还是法律吗?如果办案单位需要以破坏法律的方式才能办案,那他们办这个案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 漫话人权·欲加之罪

    编按:王全璋律师于上月刑满获释,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自己被控罪时,检察官说:“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发现你的罪行是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王全璋质问办案方具体犯罪的行为在哪?检察院的人回答:“你打字的动作就是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 王永明案律师反映案情遭拒

    【民生观察2020年5月9日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55岁的王永明因“涉黑案’被当地警方带走,之后一年内十多次收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之后家属收到包头市东河区公安分局的逮捕通知书。近日,受家属委托两位辩护律师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多家司法机关,希望能当面反映案件的一些新情况,结果都是不予接见。

    2020年5月8日,第一站,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

    郑世保教授、袭祥栋律师首先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多次拨打刑庭郭云楼庭长的办公室电话和孙书记员手机,均不接或接后挂断。后孙书记员终于接了袭律师的电话,孙说:已给郭汇报了,律师反映的情况郭都知道了,没有结论不接待律师。

    2020年5月8日,第二站,内蒙古自治区检察院

    两位辩护人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多次拨打第三检察部陈雪梅主任的电话,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接听。他在电话里说:“陈主任有案子不方便接待你们。”袭律师又拨打了尾号为123的电话,表明来意后,一名男性工作人员出来告诉律师:“(包头案的)材料已经收到了,收到了很厚的一摞材料。”

    袭律师说:“我是王永明的辩护人,我们有新的情况需要向陈雪梅主任反映,并且我可能了解的情况会比其他律师更全面。希望向陈主任当面反映,”但是这位工作人员却说:“陈主任出差了,无法会见。”

    陈雪梅主任是真的有案子在忙,还是已经出差了,亦或是根本不想接待律师?结果都是不接见。

    2020年5月8日,第三站,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员会

    两位辩护人又来到区政法委。通过门卫的电话,政法委执法监察处的工作人员讲:昨天放在收发室的文件,他们专门有收发人员负责领取,领取到这个文件之后,就会按照流程报给领导。上次我们寄送的文件,领导也是按照这个流程阅览的。

    郑世保教授在电话里陈述了一些案情,讲到了王永明已经是一个生命垂危的人,重点讲了管辖问题。这个工作人员还主动询问了一些本案问题,然后他说一定会按照流程,把这个材料报给领导,并且说上一次的材料也报给领导看过,还问了我们的具体诉求。

    郑世保教授希望给辩护律师一个当面陈述的机会,被拒绝。

    另外,李爱军律师还收到了内蒙古高级法院孙书记员的短信,告知郭云楼庭长已经收到了他昨天递交的材料。

    包头案人命关天,警察敲诈勒索被告人之后又对被告人进行诬告陷害,两级公检法已经未审先判,必须异地管辖。

    案件背景:2019年4月王永明被包头市公安机关带走。在被带走期间,王永明中途晕倒,被送往包头市中心医院抢救。但因“病的太重,无法医治”,被建议尽快转院。家属向包头市东河分局提出转院申请后,等待了将近4天,才拿到转院手续。之后王永明前往北京看病,等到了北京再次入院后王永明已经形成了下壁心梗,心脏Ⅲ级心衰。在医院看病期间,因为病毒性感染鲍曼不动杆菌,全身多器官衰竭,只能选择做了截肢手术。

    从2019年4月至今,王永明被多家医院下达了十几次的病危通知,目前的病情是:截肢、脑出血、脑梗、脑疝、肾移植术后、重度贫血、多器官功能衰竭……而现在的王永明只能住在包头市东河区医院里,等待着转院申请的通过,再进行下一步治疗。期间律师和家属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取保候审申请,均未得到任何回应,之后却收到了王永明的逮捕通知书。

    那么,王永明为什么被抓?2010年,王永明的一位朋友向他提出了借钱,当时在协商后,王永明就把钱借给了孙某,孙某则以一处房产给做了抵押。2012年,借钱的孙某因为还不上钱,就消失了。2016年,当初抵押的房产经过法院多次拍卖流拍后,经过协商,房产归到了王永明名下。

    让王永明没想到的是,孙某不只借了他的钱,他还向一位在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工作的民警王刚借了近20万元。王刚多次找王永明探讨向孙某要钱的事情,最后协商后,王永明告诉王刚,等抵押房产处理后,除去自己的本息,如果还有剩余,把剩余的钱给王刚。

    王永明原来在当地做运输生意,年龄大了以后,开始拿着之前积蓄下来资产,在当地从事个人放贷的业务。“我父亲给别人贷款后,如果借款人不能归还借款时,基本都是通过诉讼手段催收债务。是得到法院判决支持,受法律保护的。”王永明女儿王然表示,在当地经营个人放贷业务的有很多,其中有一条街道上基本全是从事个人放贷业务。

    2016年12月,王永明的妻子和外甥前往和王永明有债务纠纷的一户人家协商还钱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对方辱骂前去要钱的王永明妻子并打了其一个耳光后,导致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和王永明妻子同去的外甥把对方打伤,形成了轻伤害。因为此事,王永明的妻子在2017年被刑拘了37天。王刚找到王永明,提出了让王永明替孙某还钱的事情。其中在一份录音中,王刚提出了只要给他二十万元就可以帮王永明的妻子办理取保。王永明拒绝后,只是和被打伤的一方进行了赔偿,最后互相达成了谅解。

    王永明本以为此事结束了,然而2018年,王刚为了尽快把钱要回来,开始三番五次的找王永明要钱,但都没有成功。“这个钱是孙某欠王刚的钱,现在王刚反而让我父亲来还钱,本来这个钱就是和我父亲没有任何关系。”王永明的女儿王然说。

    找王永明要钱被多次拒绝后,王刚开始找到王永明的妻子,在一份录音中,王刚说道:“你们宁愿钱充了公也不愿意给我?那这就是最后一次见你了,你们家完了,以后咱们可能也没机会再见面了,就没有关系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刚再次找到王永明的妻子说道:“你不给我钱,有好多人联系我治你了,知道吧。我这几年就研究你们家了,你们儿子女儿哪上班、什么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你给不了我钱,你儿子也得给我。”

    在王刚说完这些话过了4个月后,王永明突然被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分局的民警带走。在同一天,王刚带队也把王永明的妻子带走。在将近半个月时间里,王然和家人没有接到任何公安局的通知,经过多方打听后,才知道王永明和妻子是以寻衅滋事罪被公安机关带走。

    据家属反映,在王永明被抓前后,他曾接到多个朋友打来的电话,提醒王永明要小心一点,公安局有人要整他。2018年一名叫做牛棋(化名)的人给王永明打电话,在录音中牛棋对王永明说道:“他在和王刚等人一起吃饭时,王刚说你要不给解决这点事,明年你就有事啊。”

    2019年4月4日,王永明被抓后,因为身体原因,被取保候审,前往北京看病治疗,在这期间一个叫做刘云(化名)打电话告诉王永明在录音中,刘云表示,王刚叫他去写关于王永明的材料,如果刘云不去的话,就出警带他去。在电话里王刚明示刘云可以去告王永明扰民和非法拘禁。但是被刘云拒绝了。“我说人家没弄我,我告人家个啥?”

    王永明在北京住院期间,王刚曾再次以办案民警的身份找到王永明,在医院里王然和王刚因为她父亲的事情吵了起来。“当时王刚在医院走廊里,指着我说,我告诉过你,也告诉过你妈,我就是想整谁就整谁。”王然说,他的父亲被抓和现在一些被追诉的罪名,她认为都是王刚主导的。

    2019年5月份,王永明在北京武警总医院住院治疗,王刚给王永明又打一个电话。“当时他问我父亲再次索要43万元。他不让转账,要求我们准备43万元的现金。”王然说,当时我们都想着赶紧把钱给他,让他能放过我父亲。家人把43万元凑齐后,就交给了一名中间人。

    2019年11月份,王刚再次找到王永明的家人,拿着报案材料告诉王然:“你爸完了,你看有那么多人举报他。”王然发现,之前刘云、王丽(化名)等多人告诉他父亲有人要整他的那些朋友都成为了报案人。

    “现在举报我父亲的人,基本上都是和我们家有债务关系的人。”王然说,现在他的父亲就像被痛打落水狗一样,莫名的多出来一些罪名。“我的父亲现在生命垂危,希望有关部门能公正办案,救救我的父亲。还我们家一个清白。”

    2019年11月,王然把关于王刚的威胁录音等问题举报到了包头市纪委监委,但是将近6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 律师阅卷难是因割法院的肉吗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9日消息】2020年4月27日,上海屈华律师和山东冯延强律师,因接受安徽吕先三案中第一被告人徐维琴和第二被告人邵柏春的委托担任其二审辩护人,第四次来到安徽省高院,要求复制该案视频证据但遭到拒绝。

    据屈华律师发文称:律师阅卷难是因割法院的肉吗?律师接受委托担任刑事被告人的辩护人,会见,阅卷,出庭等是其常规工作。特别是在当下的疫情时期,会见、阅卷、要求开庭审理二审案件,更比以往难上加难。

    今日,我因接受安徽省吕先三案中第一被告人徐维琴的委托担任其二审辩护人再次要求复制本案视频证据。这已经是今年我过完年后冒着疫情风险第四次来到合肥。

    今日与我同去要求复制视频证据的还有从山东来的刑辩大律师冯延强,他是担任本案第二被告人邵柏春的辩护人。此前,我已经复制了本案纸质证据,通过本案涉嫌共同犯罪的原吕先三律师的二审辩护人周泽大律师报料,此案在侦查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需要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为查明案情,本案视频证据是非调不可。

    下午,安徽省高院本案承办人金华元法官接待了我与冯延强律师,安排我俩在10楼会议室等候,还耐心的为我提供了一审判决书和二审中的新证据。可是对于要求复制视频证据的问题,先是以周泽律师此前复制了全案视频资料在网上报料为由,只准我俩分别复制自己委托人的部分,经我们据理力争后默许,其后又以领导将视频证据拿走暂时联系不上为由劝我们外出等候,表示会在下班前联系我俩。但现在已经是19时30分了,不知道他们下班了没有?经过多次电话主动联系也无人接听。

    难道律师阅卷是割法院的肉吗?肯定不是。律师与法官均是法律共同体的成员,目标都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官完全可以凭借律师卓有成效的工作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即律师是法官的盟友,法院完全没有对律师防范的必要。也许是金法官真的还在忙,我多想啦。

    真心希望社会正义最后守门人的法官坚守良知和法律底线,排除干扰,依法办案,万勿以枉法裁判方式构人以罪。

  • 多名律师认为吕先三不构成诈骗罪

    【民生观察2020年4月24日消息】安徽的吕先三律师,因为代理几个普通的民事诉讼业务,被合肥市检察院指控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2019年10月24日,吕律师被合肥市中级法院判诈骗罪(主犯),判处12年有期徒刑。

    据真辩时代撰文,吕先三律师自始不认罪,他的一审辩护人金宏伟律师、燕薪律师为他做了无罪辩护。吕律师的父母、妻儿一直都在为他喊冤。如今在二审中,周泽律师、斯伟江律师向吕律师伸出援手,继续为他作无罪辩护。具体的无罪理由,之前已经多次详述过。

    此案引起世人关注的原因,除吕先三的律师身份之外,还有实锤的刑讯逼供。合肥市中级法院在本案的一审程序中,明显采信了非法言辞证据。本案的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对多名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威胁、诱导、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周泽律师已经将该案侦查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视频公布出来,视频中那位被侦查人员折磨的“哎吆哎吆”不断惨叫的,就是被合肥市中级法院认定为与吕先三律师共同实施诈骗的、本案第二被告人邵柏春。邵柏春的妻子徐维琴,是本案中的第一被告人,也遭到了刑讯逼供。

    日前,本案第一被告人徐维琴委托了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的屈华律师担任辩护人,第二被告人邵柏春委托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的冯延强律师担任辩护人。两位辩护律师在阅卷中发现,本案中吕先三律师、邵柏春夫妇都不构成诈骗罪。

    来自上海的知名刑辩律师屈华认为:我跟周泽律师、斯伟江律师的观点是一致的,吕先三律师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中,合肥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吕先三律师与邵柏春夫妇共同实施的诈骗事件,实际上是发生在邵柏春夫妇与李光建之间的系列借款合同。邵是出借人、李是借款人,吕是代理邵参与这起借款合同诉讼的律师。

    该部分的事实非常清楚,“被害人”李光建在被侦查机关叫去做调查时,“被上了手段”。侦查人员威胁他,你要是不承认自己被骗,那你就比他们还多一个罪。即便如此,“被害人”李光建仍然“拒不认罪”,坚持拒绝承认自己被邵柏春夫妇诈骗了。他曾经非常明确的跟侦查人员讲:“(利息)给得高,当时作为我来讲,你找人家借钱,利息高,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对?”李光建还对侦查人员讲到“报案也不是自己要搞的”。

    也就是说,李光建认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借款是真,还钱自愿。他之所以成为了这起诈骗罪中的被害人,是被逼的。世界上哪有硬逼着人家承认自己被骗了的?可这样的奇葩事,却在包青天的故乡合肥上演了!

    作为邵柏春的辩护人,冯延强律师认为:“套路贷”未必就是“套路罪”。司法领域中经常出现一些概念性的词汇,但任何词汇都无法取代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要件。本案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分析,邵柏春夫妇及吕先三律师都不构成诈骗罪。

    邵柏春夫妇与李光建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邵柏春夫妇没有“捏造事实”去欺骗,李光建也没有被“隐瞒真相”被欺骗。邵柏春夫妇对外出借款项,是客观事实。他们根据合同约定通过诉讼的方式追讨欠款,其主观上当然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客观上也是完全正当的。公民依法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怎么会具有社会危害性?本案完全不具备诈骗罪之犯罪构成要件符合性。既然邵柏春夫妇不构成诈骗罪,那么吕先三律师代理出借人参与民事诉讼的行为,是律师职业的固有属性,是其代理人职责所在,不构成犯罪。

    短评:这起曾被冠名为合肥第一大案的涉黑案,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一对老年夫妇,一个职业律师,几个打工仔和老年亲友,竟然被拼凑成涉黑组织,人为包装的成分不是太明显,而是太过分。好在该案已经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我们期待安徽省高级法院、安徽省检察院能够严把案件质量关,对此案作出公正的裁判。

    据悉,现年39岁的吕先三是安徽淮南人。20岁那年,他从六安师范学校小学教育专业毕业,进入老家的一所镇小学教书,后来又在一家私营企业工作了几年。直到2009年,吕先三才开始从事与法律相关的工作,进入安徽省的一家律所实习,3年后成为执业律师。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执业期间,吕先三至少代理过80多起案件,其中虽然不乏盗窃、诈骗等刑事案件,但大多数是劳动争议纠纷、合同纠纷等民事案件。

    公诉机关指控称,徐维琴、邵柏春等人先后拉拢、网罗亲属、律师及其他社会闲散人员,专门从事非法放贷,讨债活动,为谋取更多非法收入,采取“套路贷”与暴力、软暴力催债相结合的方式,大肆侵占借款人财物,逐步形成了以徐、邵二人为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而曾为徐、邵二人代理过案件的律师吕先三,检察机关认为他在明知徐维琴、邵柏春利用套路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情况下,仍积极代理多起虚假诉讼,并在诉讼过程中教唆他人作虚假陈述、制造虚假证据,系共同犯罪。

    法院认为,吕先三作为律师,主观上具有帮助被告人徐维琴、邵柏春等人骗取他人钱财的故意,客观上通过代理诉讼实施了帮助行为应认定系诈骗罪共犯。一审因诈骗罪判处吕先三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

    但因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吕先三知道徐邵二人是以实施违法犯罪为基本活动的组织,因此对吕先三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不予认定。

    而两名主要被告人徐维琴、邵柏春,经法院审理查明,二人骗取他人财物计11287.4647万元,其中4838万元未遂,其行为构成诈骗罪。因犯诈骗罪、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一审获刑二十五年和二十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一审案件宣判后,吕先三家属表示,他们将提出上诉。律师和家属也在多方奔走呼吁,希望二审能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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