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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4月7日消息】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初，为何存在失控现象？疫情期间，疑惑一直萦绕在韩甫政的心头。

韩甫政是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一名律师，为了解答疑惑，2月18日，他向国家卫健委递交了一份《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不明原因肺炎”检测日报等内容。

近日，国家卫健委对上述申请作出答复，认为其要求公开的信息属于“过程性信息”，在疫情防控工作完成前，未经核实的或非终局性结论的信息均不予公开。

申请公开检测日报、专家组研判结果等五项内容

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之初，为何存在失控现象？湖北和武汉两会期间，本该依法发布的疫情信息中断？中断期间武汉的疫情信息到底如何？疫情期间，这些疑惑一直困扰着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韩甫政。

为了解答疑惑，韩甫政一个月内向六部门提信息公开申请：2月2日，他通过网站分别向武汉市卫健委、武汉市疾控中心、湖北省卫健委、湖北省疾控中心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2月18日，又向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中心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

在这些申请书中，韩甫政申请公开的内容包括：自2019年12月初至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收到的武汉市“发生或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或“不明原因肺炎”或冠状病毒肺炎检测日报和专门报告等内容及报告时间；三批专家组得出的研判结果；国家疾控中心提出的疫情防控建议等五项。

韩甫政表示，他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七条，除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基于知情权和监督权，公民可以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政府也应当回应社会关切。”韩甫政称。

答复：疫情防控完成前不公开非终局性结论信息

3月9日，国家卫健委对韩甫政的申请作出答复，认为其要求公开的信息“属于疫情防控期间各部门之间的意见交换、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在疫情防控工作完成前，未经核实的或非终局性结论的信息均不予公开；有关具体时间的申请属于信访咨询，不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处理。”

对于这份答复，韩甫政认为，“回复中‘未经核实的或非终局性结论的信息均不予公开’说法不成立。”

在韩甫政看来，国家卫健委依据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中“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而自己要求公开的这些信息并不属于“过程性信息”。

“我申请公开的信息都不是待讨论、待批示的，都是已经形成不能再更改的。例如：湖北省向国家卫健委汇报的内容，汇报是对发生过的事实的部分或全部记载，已经报上来的东西不可能撤回去再重新研究、重新核实。”韩甫政称。

据了解，在此前的2月13日，湖北省卫健委也通过电话回复韩甫政称“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延长回复期限”。他表示认可“延期回复”。

而由于对国家卫健委回复持有不同意见，韩甫政准备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此前答复、重新答复，就申请内容公开相关政府信息。

何为过程性信息存在争议

我们注意到，2019年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将“过程性信息”纳入不公开事项。

其中第16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

最高法院在一份行政裁定书中阐述“过程性信息”不公开的原因称，当行政行为尚未完成时，公开可能会对行政机关独立做出行政行为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不公开也是为了保护行政机关内部之间坦率的意见交换、意见决定的中立性，或者公开该信息具有危害公益的危险。

但也有学者认为，目前过程性信息存在信息内涵不明、边界不清等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认为，处于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各类信息因不同标准之分，差异很大。新修改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列举了“讨论记录、磋商信函、请示报告”属于过程性信息，虽然从文书标题看，“讨论”“磋商”“请示”带有较强的意见性信息特征，但是上述行政文书中可能含有很多内容，是否有必要一概不公开，值得商榷。

“过程性信息不公开不是绝对例外，而是相对例外。对行政决策过程中的信息进行公开与否的衡量时需要考量不同的因素，不能简单化判断。”王敬波称。

【民生观察2020年4月5日消息】安徽吕先三律师案是当前律师界最值得关注的头号大案，事关律师最基本的执业权益。吕律师若被判有罪，或将颠覆律师制度。他只是接受了当事人的委托，代理了几起最普通的民事诉讼业务，就被合肥市中级法院认定为诈骗罪成立，一审获刑12年。目前此案正在安徽省高级法院的二审程序中。

周泽律师和斯伟江律师正在担任吕先三律师的二审辩护人。这一对在记者刘虎案、四川詹肇成律师案、江西熊昕律师案等案件中搭档过的实力派组合，或许是吕律师最合适的辩护人了。吕律师一直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周、斯两位律师认为他不构成诈骗罪，吕律师在一审时的两位辩护人金宏伟律师（新近被河南高院平反的吴春红的辩护人）和燕文薪律师也认定吕律师不构成诈骗罪。

但是，吕律师案在二审程序前，合肥市的公、检、法三司可谓全线失守，各办案部门之间的相互监督原则惨遭破坏：侦查人员对嫌疑人刑讯逼供（甚至对“被害人”也上了手段）、公诉人不仅拖欠被告人的借款而且还扬言要让被告人死在看守所里、法官对被告人提出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视而不见。更为恶劣的是，合肥市三司为了办成此案，曾分别派员共赴上海“学习”办案模式，硬将本来无罪的吕律师“搞到位”。详情可点击：周泽|吕先三案，公诉人问题大了！

目前，该案已进入二审4个多月。在此期间，安徽省高级法院的承办人金法官曾经给吕先三律师的辩护人周泽律师打电话，称如果周律师不删除该案中侦查人员刑讯被告人的视频，他将通报有关部门。此举遭到周泽律师的断然拒绝，律师界同仁纷纷力挺周泽律师。此后，这名安徽省高级法院的金法官便再无新的动向。

近日，吕律师案中的第一被告人徐维琴，已经委托上海都邦律师事务所的屈华律师担任辩护人；第二被告人邵柏春，就是刑讯逼供视频中被侦查人员整的哎吆哎吆直叫的那位嫌疑人，也已委托山东海扬律师事务所的冯延强律师担任辩护人。

这两位辩护律师均已向安徽省高级法院递交了辩护手续，并提交了书面的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开庭审理申请，同时还要求复制案卷中的全部视听资料（讯问录音录像）。但金法官并未对上述两个申请作出明确答复，并且以安徽省检察院正在阅卷为由，至今未允许两位辩护律师复制视听资料。

屈华律师认为，如果安徽省高级法院在该案的二审程序中既不启动非法证据调查程序，也不进行开庭审理，甚至连最基本的辩护律师阅卷权都保证不了的话，那么二审的意义何在？此案已经在检验我国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在安徽省的落实情况。虽然周泽律师把该案刑讯逼供的实锤证据视听资料曝了出来，但此案的发展态势依然很严峻。

昨天，吕先三律师的妻子突然发现，百度旗下的百度百科已经把吕先三律师案“审结”了。这是偶然现象，还是“有关部门”的个别人士在操纵？做此勾当者，太缺德！

此案号称合肥市打击“套路贷”第一案。但什么是“套路贷”？北京知名律师张燕生早已公开疾呼：不要把“套路贷”等同于“套路罪”，无论哪类案件，都要坚持用犯罪构成要素理论去分析。吕先三律师案的症结就在于此。借贷双方对借款金额、利息、期限等合同内容都进行了明确的约定，合同内容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怎么可能成立诈骗？更为夸张的是，此案中所谓的“被害人”李光建在接受侦查人员威逼利诱“上手段”时，仍然还在坚持主张自己没有被骗，还在坚持认为“欠债者就应该还钱”。此案中的诈骗罪明显不能成立！

有法学教授专门为此案撰文，安徽律师吕先三诈骗案与青海律师林小青诈骗案比较研究。

对吕先三律师无罪的分析可参见，斯伟江：九步“搞到位”，律师成“重犯”。

如此明显的错案，如此多的程序违法之处，已经严重拉低了安徽省的司法形象，希望安徽省高级法院和安徽省检察院能够守住底线，也希望各界同仁朋友们持续关注此案。

据民生观察报道，上海人权捍卫者陈建芳女士被上海警方羁押超过一年，得不到代理律师的会见，家属也被严格禁止与外界联系。律师依法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会见无果，进而提起司法监督与控告，但也如石沉大海。如此，陈建芳女士在狱中的基本律师会见权被剥夺，与外界一切联系被中断，致使外界至今无法得知其生死。

陈建芳女士和丈夫是2019年3月20日从上海的居所被当地警方抓走。陈建芳失踪多日后经友人多方打听查询才获知这一消息。陈建芳的丈夫在当年4月3日被取保候审。但陈建芳于5月22日，却被上海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8月30日陈建芳被以同样的罪名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同年9月案件被移送至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

陈建芳被抓捕至今从未获准律师会见，外界也无法得到任何直接的信息。在陈建芳被抓捕后，其丈夫不仅受牵连被无故关押，女儿的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一家人被警方威逼不得与外界联系，不得与任何人谈论陈建芳的案子。

一年来，陈建芳的委托律师数次前往上海，向办案单位、检察院及法院提交与陈建芳本人被抓捕之前签定的委托书和律师事务所函，要求依法会见当事人陈建芳，均遭警方推诿拒绝。
2020年1月，代理律师就陈建芳被剥夺律师会见权、上海当局侵害陈建芳诉讼权利提起控告，至今两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陈建芳曾是居住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沉香村460号的农民。2005年上海当局在一没有当事人签字，二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其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及住房非法征占、强拆，至今没有土地补偿费和安置劳动力，也没有最低生活保障。为此陈建芳被迫踏上上访维权之路。

2009年3月27日，陈建芳在发放《人权状况调查表》时被一个自称是浦东新区政府派的人打伤，经鉴定为轻伤，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因参与维权活动以及更多情况下的捍卫人权工作，陈建芳先后被中共当局非法劳动教养一年零三个月，遭受刑事、行政、司法拘留共9次，取保候审2次，被绑架和非法拘禁（关黑监狱）至少300次。当局有关人员甚至公然对陈建芳发出威胁：“走在路上被汽车撞死”。

陈建芳一开始也是相信法律能讨还公道，于是从地方逐级到北京上访，结果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相反得到的却是被抓、被关和被打。由此引发她的思考：为什么这个社会不停地发生打砸抢，政府为什么无日不在制造冤假错案。最终，使她认识到这是制度的原因，制度这个大问题不解决，个人的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只有以人权、自由、法治为根本的制度才会给人提供公平正义的保障。于是陈建芳投身于推进中国人权民主进步的行列，成为一个坚定的人权捍卫者，为此她多年来不懈致力于宣传人权价值与公约，在北京与曹顺利等人权捍卫者一道向中共有关部门递交人权信息公开申请，在上海联合访民学习人权法规。因此，也多次遭到上海当局的拘押迫害。

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各种打压的人权捍卫者，陈建芳预感自己有可能被以某种罪名刑事追诉，因此提前写下委托律师辩护的委托书，这当然是有法律效力的。然而，上海执法部门在陈建芳被拘押一年多中，拒不允许律师前往会见，而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合议庭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不确认受委托律师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其实法院根本就没有权力确认辩护律师的资格）进而不向律师提供起诉书、不安排律师阅卷，并且导致辩护律师无法会见陈建芳。中共上海执法当局如此行径，已经严重侵害了陈建芳获得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也严重侵害了代理律师作为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当然，长期来中共当局对待人权捍卫者、异议人士，即一切不臣服于权力的人士，都采取这种公然剥夺律师会见，使当事人诉讼权利丧失，从而肆意制造各种罪证，对当事人予以构陷入罪的伎俩。看看整个“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拘押的人士，在关押直到判刑期间，都没有得到自己委托的律师会见，更没有得到自己委托的律师参与庭审辩护。

应该看到，从中共十八大新的当权者登台后，屡屡掀起的针对人权捍卫者、人权律师、宗教信仰者等等群体的打压，均采取了完全抛开法制，不顾司法程序，肆意剥夺羁押公民的律师会见权、通信权、医疗权等等基本人权，将拘押者完全置于没有任何司法救助与保障的状态，从而肆意构陷，任意罗织罪名，来予以打击报复。

中共当局如此枉顾法制，高祭起法院姓党的旗帜，公然将法律置于党权之下，使法律丧失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本质，而沦落成极权寡头统治的工具。中共当局如此行径，是公然背弃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的承诺，公然践踏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是公然挑衅文明世界，肆意开历史倒车。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悬崖勒马回到法治建设的轨道上，切实保障陈建芳女士及一切被羁押的人权捍卫者的律师会见权及司法救济权，切实兑现宪法保障人权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3月16日，“长沙富能案”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三名被羁押的公益人士及其家属所委托的6名律师，同日分别遭致长沙市司法局约谈告知，解除律师委托代理。长沙司法部门此举显然剥夺了当事人及其家属自主委托律师代理的权利，而意欲通过司法部门指定律师来代理该案的辩护。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䜣讼。他们三人于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至2020年3月25日，为最近一次延长侦查期限即将到期。三公益人士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律师。程渊妻子施明磊也受株连，被以同样罪名监视居住，身份证件被没收、银行账户被查封。程渊的哥哥因为在推特上质疑此案而被警方两度传唤。依照司法程序，

长沙富能案三被羁押的公益人士家属，在得知三人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的消息后，于第一时间，根据当事人本人的要求，为三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各辩护律师也在第一时间将办案的委托手续交给办案机关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但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假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当事人需经办案机关批准的规定，将会见“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变成了“一律不允许会见”，而且非法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律师可以和自己当事人通信、电话的权利，致使三当事人的六位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始终不能履行辩护职责。

2020年3月16日，在长沙的各辩护律师突然接到长沙市司法局的约谈，声称三当事人已经解除与所有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

为此，三名公益人士家属对长沙司法局解聘委托律师提出质疑：三当事人所谓的解除家属所委托的律师，并不是三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办案机关肆意剥夺三当事人受辩护权的恶行。理由如下：

1、三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家属都是依据办案人员传达的当事人自己的要求或事前谈话明确的意思表达进行聘请的，在律师一直没有正式能够开展辩护工作之前，三当事人又突然一致解除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如果不是办案单位假传当事人的意思的话，显然是因为他们遭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威胁或者逼迫。

2、所有的辩护律师完全没有机会开展辩护工作，连最基本的会见也从未能完成，三位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作出对辩护律师工作能力的判别，从而重新作出委托辩护律师的决定。

3、纵然当事人认为需要解除原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完全可以通过办案人员向当事人的家属传达，或直接向受委托的辩护律师传达，并出具当事人自己签署的解除委托说明，而非通过律师的律政主管部门即长沙市司法局以对辩护律师进行约谈甚至威胁的方式，要求原辩护律师不得再履行其与家属签订的辩护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

4、三位当事人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是分别单独羁押的，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会面，更无可能会一起商谈约定。但是，他们三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间解除自己要求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显然是三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和逼迫。

家属并发表声明：

1、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即使当事人自己真的意愿需要变更辩护律师，也必须由我们家属自己来委托，而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指派。

2、我们也绝不接受任何所谓的法律援助律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并非无法支付辩护律师的律师费，根本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法律援助”。

3、任何非经我们家属认可，只是根据官方的指派而参与三人案件辩护的任何律师，即使持有所谓三当事人自己签署的“委托书”，我们也只视为该委托是在被严重威胁和逼迫情形下签署的，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4、鉴于此，任何未经与家属沟通而秘密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我们全体家属将不惜以一切手段，暴露他们丑陋的恶行并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处！

长沙富能案中三公益人士家属委托律师被司法局以当事人名义解除委托之事，这在近年中国司法中并不鲜见。可以说几乎所有因公益或批评时政或捍卫人权而被当局拘押的人士，均遭致过办案机构纠合司法部门出面阻止委托律师及解聘家属委托的律师的情况，有的被委托的律师甚至几次三番遭致司法部门的威胁、警告直至取缔执业资格。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已经将剥夺公益人士、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自主委托律师辩护权当作了构陷迫害的常规手段。

中共当局这种公然剥夺长沙富能案三公益人士自主委托律师权利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违反《刑诉法》“被告人有权委托两名以下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的规定。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长沙司法部门立刻停止侵犯长沙富能案三公益人士及其家属自主委托律师的权利，立刻依法保障三公益人士的律师会见权。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19日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9日消息】三日前，“长沙富能”案六名辩护律师突然收到办案单位通知称已被三名涉案当事人解除委托关系，并据称有仨当事人的书面材料以及视频证据。因事出突然且蹊跷，家属在提出质疑之余，更为担忧当事人在羁押之下的安全，由此发表声明，对解除事件作出表态。

附家属声明原文：

关于长沙富能案律师突然被集体解除的家属声明

湖南长沙从事防艾滋病传染、残障人士权益保护工作的三义士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自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刑事羁押，8月26日被长沙市人命检察院刑事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至2020年3月25日，为最近一次延长侦查期限即将到期。

家属得知三义士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的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根据当事人本人的要求，为三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各辩护律师也在第一时间将办案的委托手续交给办案机关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但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假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当事人需经办案机关批准的规定，将会见“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变成了“一律不允许会见”，而且非法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律师可以和自己当事人通信、电话的权利，致使三当事人的六位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始终不能履行辩护职责。

2020年3月16日，在长沙的各辩护律师突然接到长沙市司法局的约谈，声称三当事人已经解除与所有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对此，我们全体家属深感惊诧！我们一致认为：三当事人所谓的解除家属所委托的律师，并不是三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办案机关肆意剥夺三当事人受辩护权的恶行。理由如下：

1、三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家属都是依据办案人员传达的当事人自己的要求或事前谈话明确的意思表达进行聘请的，在律师一直没有正式能够开展辩护工作之前，三当事人又突然一致解除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如果不是办案单位假传当事人的意思的话，显然是因为他们遭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威胁或者逼迫。

2、所有的辩护律师完全没有机会开展辩护工作，连最基本的会见也从未能完成，三位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作出对辩护律师工作能力的判别，从而重新作出委托辩护律师的决定。

3、纵然当事人认为需要解除原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完全可以通过办案人员向当事人的家属传达，或直接向受委托的辩护律师传达，并出具当事人自己签署的解除委托说明，而非通过律师的律政主管部门即长沙市司法局以对辩护律师进行约谈甚至威胁的方式，要求原辩护律师不得再履行其与家属签订的辩护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

4、三位当事人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是分别单独羁押的，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会面，更无可能会一起商谈约定。但是，他们三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间解除自己要求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显然是三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和逼迫。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声明如下：

1、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即使当事人自己真的意愿需要变更辩护律师，也必须由我们家属自己来委托，而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指派。

2、我们也绝不接受任何所谓的法律援助律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并非无法支付辩护律师的律师费，根本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法律援助”。

3、任何非经我们家属认可，只是根据官方的指派而参与三人案件辩护的任何律师，即使持有所谓三当事人自己签署的“委托书”，我们也只视为该委托是在被严重威胁和逼迫情形下签署的，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4、鉴于此，任何未经与家属沟通而秘密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我们全体家属将不惜以一切手段，暴露他们丑陋的恶行并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处！

特此声明！

另外，当事人程渊辩护人之一的北京人权律师张磊律师继续向办案单位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发出要求会见函，同时指出，程渊等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乙肝、艾滋病以及残障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公益服务，以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而一群为弱者争取人权的公益人士怎么会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国家敌人”，希望可以获准律师会见当事人，将有助于消除一定的误解。

附张磊律师的申请会见函原文：

请安排律师会见程渊的函

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第三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设置的是“会见许可”程序，并非对侦查机关可以“一律不许可会见”的授权。因此，在程渊已经被羁押近六个月的情况下，相关证据应当已经固定，律师会见显然已经不可能影响侦查的进行。

另据辩护律师了解，程渊多年以来一直在致力于乙肝、艾滋、残障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等公益工作，其所涉案件也与此相关，其被羁押，亦系其从事前述公益工作所招致。辩护律师认为侦查机关一定是有人搞错了，一个从事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为弱者争取人权的公益人士，怎么可能会是“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的”“国家敌人”呢？许可辩护律师与程渊会见，将有助于消除这一错误或者误解。

特此函，请依法予以安排。

程渊的辩护律师：张磊
二O二O年一月七日

湖南长沙从事防艾滋病传染、残障人士权益保护工作的三义士程渊、刘大志、吴葛健雄自2019年7月22日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名义刑事羁押，8月26日被长沙市人命检察院刑事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至2020年3月25日，为最近一次延长侦查期限即将到期。

家属得知三义士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的消息后，在第一时间，根据当事人本人的要求，为三人聘请了辩护律师，各辩护律师也在第一时间将办案的委托手续交给办案机关即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但是，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内，假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律师会见当事人需经办案机关批准的规定，将会见“需要经办案机关批准”变成了“一律不允许会见”，而且非法剥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所规定的，律师可以和自己当事人通信、电话的权利，致使三当事人的六位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始终不能履行辩护职责。

2020年3月16日，在长沙的各辩护律师突然接到长沙市司法局的约谈，声称三当事人已经解除与所有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的委托，另行委托律师。对此，我们全体家属深感惊诧！我们一致认为：三当事人所谓的解除家属所委托的律师，并不是三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是办案机关肆意剥夺三当事人受辩护权的恶行。理由如下：

1、三当事人的辩护律师，家属都是依据办案人员传达的当事人自己的要求或事前谈话明确的意思表达进行聘请的，在律师一直没有正式能够开展辩护工作之前，三当事人又突然一致解除原家属聘请的辩护律师，如果不是办案单位假传当事人的意思的话，显然是因为他们遭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威胁或者逼迫。

2、所有的辩护律师完全没有机会开展辩护工作，连最基本的会见也从未能完成，三位当事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理由，来作出对辩护律师工作能力的判别，从而重新作出委托辩护律师的决定。

3、纵然当事人认为需要解除原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也完全可以通过办案人员向当事人的家属传达，或直接向受委托的辩护律师传达，并出具当事人自己签署的解除委托说明，而非通过律师的律政主管部门即长沙市司法局以对辩护律师进行约谈甚至威胁的方式，要求原辩护律师不得再履行其与家属签订的辩护合同中所约定的义务。

4、三位当事人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是分别单独羁押的，完全不可能有机会会面，更无可能会一起商谈约定。但是，他们三人却都不约而同地在同一个时间解除自己要求家属所委托的辩护律师，这显然是三人在同一个时间段里都受到了同样的威胁和逼迫。

鉴于以上理由，我们声明如下：

1、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即使当事人自己真的意愿需要变更辩护律师，也必须由我们家属自己来委托，而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指派。

2、我们也绝不接受任何所谓的法律援助律师，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并非无法支付辩护律师的律师费，根本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法律援助”。

3、任何非经我们家属认可，只是根据官方的指派而参与三人案件辩护的任何律师，即使持有所谓三当事人自己签署的“委托书”，我们也只视为该委托是在被严重威胁和逼迫情形下签署的，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

4、鉴于此，任何未经与家属沟通而秘密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我们全体家属将不惜以一切手段，暴露他们丑陋的恶行并使他们得到应有的惩处！

特此声明！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7日消息】由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经办的NGO“长沙富能”公益法律机构“长沙公益仨”案发生已近八个月，截至目前为止案件已经三次延长侦查期限，而此次期限为3月26日，至今不足十日，但案件突然传出惊人消息，三名当事人的六位辩护律师均被解除，而官方提供的理由是解除辩护律师的要求来自三名当事本人。

据了解，日前，“长沙公益仨”案六名辩护律师同时收到当局口头通知，表示已因应当事本人的要求，各自解除与辩护律师的委托关系，不过当事众律师并未见到相关书面材料。

而六位辩护律师之一的浙江吴有水律师系三当事人之一吴葛剑雄的亲生父亲，自小吴因涉案被捕以来自然成为辩护人，此次被自己儿子“解除委托”感到始料不及，表示担心仨当事人羁押下的状况。

“公益仨”三名当事人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剑雄于2019年7月22日分别在深圳及长沙两地被长沙国安抓捕，被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羁押地点为位于长沙开福区的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不过三人被捕至今近八个月，尚未被获准会见律师，虽辩护律师们不间断进行交涉和申请，但始终被长沙国安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

此次案件的六名辩护律师被集体解除一事引致外界一片哗然，特别是案件第三次延长侦查期限将至之际，解除一事令人费解。据称此次解除由多个部门包括司法局、国安局以及律所分别通知六位当事律师，声称由三名当事人主动要求解除，并接受由当局安排的律师进行代理，且提到当事人之一的程渊为此次解除录制有相关视频，但当局未向当事律师播放上述视频。

作为涉案人家属及辩护律师之一的吴有水律师认为，集体解除一事并不寻常，自己作为当事人的父亲为儿子辩护天经地义，儿子亦不可能不信任父亲转而却去信任由当局安排的陌生律师，无法理解之下令人担心三名当事人在羁押下的状况。

而当事人之一程渊的妻子施明磊女士则随即对此次表态，声明程家人绝对不会解除为程渊所聘请的辩护人张群林及张磊两位律师。

网友刘先生认为，三名当事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这种情况下被酷刑已经毋庸置疑，而一个人在失去自由之下有被任意逼迫的可能，区区的律师解除小事不足为奇。以往也出现过多起同样的案例，当事人在羁押期间被逼迫做出包括解除律师、电视认罪等的决定，甚至包括最近发生的原已为瑞典国籍的香港书商桂民海在羁押期间“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的离奇事件。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4日消息】本网获悉，河北石家庄人权律师卢廷阁再次因为网络言论遭到派出所传唤，系三日之内第二次，而元旦以来已有多次传唤记录。卢廷阁本人认为警方严重侵犯其个人的言论自由，并以频繁传唤的方式进行变相羁押。

据了解，卢廷阁律师在中午时接到派出所电话，对方声称要对其进行传唤，罪名是“寻衅滋事罪”，时间约在当日下午三点半，地点则是辖区赵陵铺派出所。笔录询问内容有关普通的网络言论及照片，不过警方指控卢廷阁的内容无法出示证据来源，因此卢拒绝回答所有询问，最终警方在拖延多时后将卢释放，此次传唤历时三个小时。

被困期间，现任所长则威胁称“只要你网上发言，我们就传唤你”。据称前任所领导亦曾发出类似威胁称“别人骂大街没事，你放个屁就不行”，警方态度十分明显，言辞极具针对性。

而两日前（3月11日）上午，警方派出四警到卢家敲门，声称传唤，卢廷阁以无传唤手续不配合并拒绝开门，在赵陵铺派出所指导员致电承诺有传唤证后，十点半到达派出所，至傍晚六点才获释放，历时七个半小时。

警方指控卢主要的十条网络言论，包括追问国监委有关李文亮案的调查结果、公民记者陈秋实失踪一事、寻找武汉肺炎0号病人、外国人条例以及网信办出台的网络生态规定等内容。而在卢廷阁拒绝签署笔录后，警方将上述内容的笔录重复三次进行恶意报复，并在做完三次笔录后故意拖延几小时，至傍晚六点才将卢释放，整个传唤时间长达七个半小时。

卢廷阁律师表示，三日内的连续两次传唤，加上之前的几次，实际询问的时间很短，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失去自由，被故意看管困在派出所几个小时，而询问的内容明显不能确认为违法，所以警方这种连续传唤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变相羁押，已经涉嫌违法，不过在权力不受制约当下，就是这么任性霸道，更遑论存在依法和公正。

卢廷阁律师以往曾代理多起人权（维权）案件，两年多前曾因代理云南会理县一起法轮功案件时，在法院遭到殴打致伤。目前卢廷阁被打案已坚持维权两年。

【民生观察2020年3月12日消息】广西南宁人权律师覃永沛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已有四个半月，但律师一直不获批准会见，期间辩护律师曾多次尝试却无果，当局屡次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予以拒绝。

据悉，南宁市公安局已于3月2日将覃案移送南宁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覃案辩护人李贵生律师在获检察院通知后于周三（3月11日）下午前去阅卷，但由于时间仓促的原因，尚有二十几张光盘的案卷未能及时看完，而律师要求刻录案卷则不获同意，检察院以已经下班为由，结束律师的阅卷工作。

律师在获知覃案已于3月2日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后，随即在3月9日去到南宁市第一看守所提出要求会见当事人覃永沛，但遭到所方拒绝，理由是“疫情期间暂停会见”，李贵生律师无奈之下只能与陪同前往的谢阳律师合影后离开。

而辩护人之一的覃永沛妻子邓晓云女士在此次阅卷时被南宁市检察院拒绝参与，为此邓女士随即向该院提出如下申请“阅卷申请。

南宁市人民检察院：

我是覃永沛的妻子邓晓云，我丈夫覃永沛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已于2020年3月2日移送贵院审查起诉。本人作为覃永沛的辩护人，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48条之规则，申请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请依法批复。

检察院在收到邓女士的阅卷申请后，当场发出“不批准律师以外的辩护人查阅案卷材料决定书”的书面回复，以案件“存在涉及国家秘密情形”为由予以否决申请。

另外，南宁公安局于2月26日上门书面传唤覃永沛两个分别20岁和22岁的女儿，询问有关覃永沛的家庭日常话题，是否涉及政治、社会或敏感事件等内容，以做笔录的方式套取“供词”，以此证明覃永沛具有“反动言论”或其他“犯罪证据”。

南宁警方在26日苦诱无果的情况下，于翌日再次传唤覃的大女儿到派出所，以同样的话题再次进行诱导询问。南宁警方利用亲人“诱供”的行为随即遭到外界抨击，有律师指出警方违反了“亲友有作证豁免权”的相关规定，被询问人可以直接拒绝。而据称覃家两位女儿在警方问话之前明确表示拒绝，声言不做“证人”。

据民生观察报道，浙江省律师赵志强日前公开发出起诉武汉市人民政府的诉状，控告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武汉肺炎疫情灾难事件中“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该法定职责”，要求：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及时履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职责违法；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显然，这是一起典型的律师对社会公共事件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对事关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要求依法追责。此举不仅对分清当下武汉疫灾责任，追究过失罪错，以杜绝未来社会更大灾难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中国公民伸张个人权利与促进社会法治建设具有深远助益。

赵律师在诉讼中列举了武汉市政府在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中所没有履行的各项法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一）启动应急预案；（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一）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上述规定表明：被告具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将4位病人的反常结果汇报给医院，医院上报至江汉区疾控部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情况；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2019年12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收集和标准化入库；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部门启动相关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大规模消毒；国家卫健委专家进入武汉。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停。2020年1月2日，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2020年1月3日，湖北华新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2020年1月4日，国家疾控中心研制出对新型冠状病毒高特异性的PCR检测试剂。上述事实表明：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元月4日期间，被告应当可以作出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被告并未基于该判断依法及时履行预警职责。

同时还阐述了自己因武汉市政府在新型冠状病毒灾难事件中的失职而遭受的损害：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直接导致2019年12月份左右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导致原告老家的黄冈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扩散，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针对湖北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原告作为湖北省省内居民，在传统节日春节于2020年1月18日从工作地浙江回乡探亲后，突然遇到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直接给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原告认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是因为从武汉最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造成的。被告没有及时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预警职责是本次疫情扩散导致湖北省启动I级响应的直接原因。因此，被告不履行突发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赵志强律师本次行政诉讼将当下危害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生命安全的武汉肺炎疫灾中武汉政府的责任从法律上予以厘清，使世人看到一个政府在公共卫生安全上所应承担的法宝责任及其与公民生命安全的重大关系。警示人们铭记监督公权力就是保护自己生命安全的常识。

赵志强律师的行政诉讼，是一个律师的公益性行为，也是一个现代公民的权利践行，因此是中国当下律师的义举与公民的典范。值得关注、鼓励与支持！

应该看到，近十几年来，随着中国律师队伍的壮大与公民意识的觉醒，涌现了一批批为了社会公益事务而奋起向各级公权力讨要说法与追究责任的行政诉讼。如多年来持续在多种公共事务诉讼上努力的山西郝劲松律师等等。他们的不懈努力，在一步步追补公权力履职上的过失，以向不受约束的权力不断发出警告。

从人类人权进步与法治建设的历史来看，大批致力于公益诉讼，对公权力失职提出依法追责的法律人士与公民的涌现，是现代文明社会到来的先决条件。只有不断涌现这些勤于监督政府履职且勇于追究政府失职的律师与公民，公权力才会不断忠于自己的职守，才会收敛自己的暴戾，权力才会被一步步关进法律的笼子中，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才能得到相应保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共当局一则高唱依法治国与保障公民人权，一则却不断将一批批监督政府的律师与公民投入大牢。尤其最近几年来，不仅一批批敢于起来起诉政府的人士纷纷被拘押，如709律师等，而且一切敢于监督政府的公民都被权力集团视为敌人，如本次武汉疫灾中报道真相的陈秋实、李泽华、方斌等等，均遭致强迫失踪。而这次赵志强律师挺身而出，依法追诉武汉政府的失职罪责，定然也会遭致打压。

面对武汉肺炎这种公权力失职而给公民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的现实，每个公民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对公权力的监督责任，就显得必不可少。对此，赵志强律师对武汉市政府的行政诉讼，为公民作出了表率。值得每个现代公民学习效法。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