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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5日之耻距今已有一年余，这一年来赋闲在家心里不免有些颓唐。本想出去寻昔日旧友聊聊天叙叙旧，然又身不由己。如今瘟疫肆虐非自我隔离于寓所不可，沉闷的空气压得心里发慌，不免忆起12·25之耻的场面，自然赖文的那张脸便油然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与赖文的初识大概是在八年前的一个下午。因会见王炳章不得，便去市局投诉一无良律师收了王家5万元钱，只见了一次又不肯退费。如此欺侮一个家属在海外的义士，心中颇为愤懑。于是得其家属的授权启动民事索还程序，先是去司法局投诉。广州的衙门外人须经申请、许可、登记方可进入，应付访民有专门的对外窗口。来到广州市司法局，机关大楼自然是进不去的，在保安的指引下来到对外的接待厅。该厅沿街，对面是人民公园，斜对面是广州市政府，那是广州极繁华的地段。其格局是大厅后面是领导办公的地方，除非得到恩准外人是进不去的。大厅呈长方形，用柜台劈开成前后两半。柜台里终日坐着十几个年轻的职员在敲电脑，柜台外的左边是来访者休息的地方，右边一个用木板隔成的不足十平方米的会客室。那是大厅的职员应付不了或者不便由其接待的访客，由后面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出来应付访客的地方。我最初几次就是在这里与市局官员见面的，后来渐渐熟了，或许是他们知道我没有危险，或许是不便在此谈的缘故罢了，便得到恩赐有几回能进里面谈。

那天我的心绪本来就不佳，来此原本是找负责律师工作的陈志华副处长投诉的。来到大厅，两眼的余光一瞥，只有铁制长椅静静地躺在那儿，竟无一访客。便径直走到柜台前，说明来意。或许是我的来头太小的缘故罢，或许是他们竟不知王炳章的缘故罢，跟我搭腔的职员抛出一句陈志华不在之后，便没人再理睬我了。惘然间，一访客来投诉称其被一冒充律师者骗了几千块钱，到派出所报案不但不受理，反要他到司法局投诉。该接待的职员解释说司法行政只能受理有律师身份的投诉案，对非律师冒充律师收费属于诈骗行为，归公安管。该访客一口咬定是派出所要其到此投诉，便不依不饶地吵起来了。这时便有中年妇女款款从里屋迈着轻盈步伐步入大厅，苗条的身材着一件洁白的衬衫衬托出那微黑的健康色的脸，端庄优雅又小鸟依人，骨子里透出一股书香世家名媛闺秀特有的气质，由不得你不臆想其年轻时的美。她隔着柜台与访客解释。然而任其如何解释，该访客就是一根筋的端出派出所的旨意要司法局解决。心想她既然是里面走出的人定然是有一定职位的人吧！也许我投诉之事她是能插得上嘴吧！我这样想着。便亮出我的律师证对该访客说：“我也是来投诉的，我本身就是律师，司法局确实是只能管律师违规的事，非律师冒充律师是诈骗行为，应由公安机关管辖，一般来讲敢冒充律师办案收费的人大多是有些来头，说不准是蛇鼠一窝，你就咬定有管辖权的派出所立案侦查。”该访客听了我的话，觉得有道理，迟疑片刻就走了。不等我自我介绍及来意，该女士便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你今天帮我解了一个大围，我还以为你是一个满身带刺的人，没想到你还是很理性。”转而又说：“但你千万不要接他的案件去告公安啊！”她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我不认识她，难道她认识我？哦，这些年来我已上了黑名单，成了敏感人士了。身为律管处的职员我不认识她，但她认识兼或听说过我这也是情理中的事了。我说明来意之后，她便显出无奈样子对我来说她转告陈志华。

一日，记不起是哪个案子了，突然接到市局的来电，一个女性的声音婉转轻柔，说是要请我吃饭谈案子。这些年来在办案的过程中碰了不少壁，受了不少气，也给当事人带来了一些报复性的后果。虽然这些当事人，特别是信仰群体者，反复声称：“我们只要抗争过程，不在乎结果，我就要你这样敢说话的律师。”然而心里还是惴惴不安，于是总想在不违反基本原则前提下，希求两害取轻尽量减少当事人的苦难。然而我们这些已经被定格化的律师无论我们意见是多么的人性和理性，均会被当局先入为主地视为动机不良。我们这些夹缝里求生存的律师，有此一个缝隙，何不将其作为一个沟通的渠道，将自己人性的、理性的声音传递给当局呢？为我自己，为当事人！于是就怠慢不得，准时应约赴会。轻轻的推门进去，哇，一望，餐桌上坐着的不就是之前我见过的那位小鸟依人的女士吗？我一坐定，她便自我介绍其名姓，并开玩笑的说：“陈志华这个老滑头把这份苦差事摔给了我，现在由我伺候你们这帮活宝贝了。”我会心一笑。她便接着谈起：她是如何的善待律师和理解律师。刘士辉向市局提起行政诉讼是她代表市局出庭应诉的，刘士辉怒斥过市局其他领导，但一直没有骂过她。——这是真的！我绝无疑心。刘士辉与我是诤友，私交颇深。刘士辉曾跟我谈起过市局某某是恶棍，某某是伪善，却从未提及过赖文；而且市局人事变动后，在一次律师聚餐时，一位老律师颇知市局的一些掌故，谈及赖文时，便说她父亲深受共产暴政戕害，曾打成“右派”，故深知共产之毒。89民运时别的学生上街，其父要她不要上街，她就不上街。很乖、很听话。犹如俗话“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所言的道理，一个童年时受过磨难，特别是政治磨难的人，虽不一定会对造成这个磨难的根源有政治上的反思，但比顺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会多几份精明和人情练达，少几份狂傲，处事也就圆融，懂得保护自己。心想其身处体制之中不求其与我们政治理念上的一致，能与一个处事圆融的人打交道也是一个最不坏的结果吧！这样想着，便对她有些好感。

随着工作的需要她请我吃饭和谈话的次数多了，人也熟了，自然就多了几份友谊。她便给我讲起她童年时被欺侮，哥哥站在一旁看着竟不敢帮忙的故事。我也有这样类似的故事，在《我的两个母亲》一文中曾有过披露。我不知道她是否看过我的这篇文章。但我相信这故事是真的，看得出来，讲到此她很悲伤，泪自然盈眶。她曾送过我三次茶叶，每次都要特别的强调是她自己的茶叶。她也似乎很害怕未来被清算。我在网上发表《最近二周办秦永敏案纪略与随感》披露在庭前会议上，我向办案检察官和法官喊话：“你们有你们的无奈，但只要你们中规中矩，严格依法办事，不主动作恶，我可给你们未来作证。”为此，她电话要我到其办公室谈话。一见面她装模作样地严肃批评我说：“你也写得太啰嗦、太详细了。”停了一会就和颜悦色地对我说：“省厅的梁厅长对你印象还可以，希望你也能为我未来作证。”

大概是其父亲因“右派”身份，深受线人告密之痛的原故吧，她对特务线人非常的敏感和有兴趣。如在武汉办秦永敏案时，我通过翻墙软件给她看宣传自由民主的视频，她不看；给她看原公安部专门培训特务线人的高光俊介绍特务线人的视频她就非常感兴趣。有时她也很想听听或者说也在乎我的意见和看法，比如说哪位受了处分，我没去围观声援，她就会故作不经意地试探性问我为什么不去围观。她也知道她不过是枚棋子，干脏活未来是要承担责任的，于是她就有些忐忑或者有些疑心，她就会借找我谈话的时候，故作不经意地讲起要检查某律师事务所或某律师的苦衷。我知道其意，于是就给她支招，教她如何消极应付能交得了差，逼幕后的真正的始作俑者、作恶者浮出水面。

在我交往的律师圈里，对她的负面评价的确不多。但在我吊证的前一个月，科云律师跟我讲起赖文是如何骗他到律师事务所拿《处罚决定书》之事，拿她与沈敏进行比较，说：“赖文很阴，沈敏要好些，还帮过一些非敏感律师的忙。”我不以为然地说：“赖文与沈敏不相伯仲，两个都是人精，只是分工不同罢了，在涉及政治问题对敏感律师的打压两个都不会手软，不要被她们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该防就防。”此话不幸被我言中！

因我的U盘被线人盗走，恐生事端。2018年12月19日上午就给赖文打了个电话，告之其有事想向她报告。一到其办公室讲述U盘被盗的经过，她不予理睬，说司法局不想掺和此事，要我报警。这原本是一个预防性措施，让市局知道，我是被人暗算的，U盘不是我保管不慎丢失的。她不理睬也就算了，不料晚上突然接到一年轻职员的电话称领导要找我谈话。

一到市局方知，哪是什么领导找我谈话？是作《询问笔录》，该年轻职员坐在我旁边，赖文脸一沉，训斥该年轻职员道：“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要其坐在她身边。微黑的脸转瞬变成了深黑，煞难看。这一动作引起我的反感，心想你平时求我解困时礼遇有加，怎么变脸就变得这么快？我怒斥后，深黑的脸又渐渐恢复了昔日的美丽。

22日晚上突然接到赖文电话，通话长达16分钟之久。那轻柔甜蜜的女低音，宛如“二战”前夕德国女播音对法国的“和平宣传”。令人余音绕梁，警惕全无。约定25日中午与领导谈话。我按约赴会，她在门口相迎，那灿烂的笑容令人赏心悦目。我一坐定寒暄几句，她的脸又忽的变成了暑天的乌云，突然立起身命令该年轻职员打开麦克风。话音一落，倏地冲进两条鹰犬向我宣布吊证处罚。

事毕，赖文从二楼一直送我出司法局大门，暑天的乌云又变成了初春的暖阳。她惘然若失地对我说：“我不知道是这回事。”当时我信了。事后细想，这不可能，但我理解一个童年时受过欺侮，长大后懂得如何自保和身不由己的无奈。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早已被外来的马列邪教践踏得支离破碎。“文革”时母子尚相残，况我等仅工作关系！我还能责怪她什么呢？责怪，于她有何损？她会为此而愧疚吗？除憎恶那张善变的脸外，我又能拿她做什么呢？一个人在阴阳之间讨生活，累不？她又何尝不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只不过是她在走她的路，我在走我的路罢了！

赋闲期间，她极不情愿地接了我一次电话，她不愿多说话，许是多虑吧！在谈到行政复议时，她又关心起结果来了。暑天的乌云似乎散了许多，一个小鸟依人的纯真女孩又出现在初阳的花丛中，我的心又软了。以后就再也打不通了。我知道她只是台面上的一枚棋子而已，但引发吊证的源头，她对我负有道义责任，我只是要她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别无所求。我曾给她发一短信，以马基雅维利之名言引申为须有狼一样的利齿才能令人畏惧而存活。然而，我除了能写点东西之外，我的利齿又在哪里呢？我终将归于尘土，淹没在荒草间，无人记起，此文靠我是传不下去的。然而，因《辩护词》而吊证可见证一个时代的荒谬，网友赞我这仅三百余字的《辩护词》为“言简意赅，直捣命门，必将后世流芳！”不谦虚的讲，我自信必将如此！如此看来，此文傍着二《辩护词》必传之后世！古语云“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故我只能以春秋笔法真实地记载这段历史罢了！

我早就有写此文的必要，然而我的心却挣扎着。每动笔，脑海里总浮现：在微云的苍穹下，西边邪挂着一轮金黄的太阳，一群小朋友在草地上打群架。我在一旁围观，一个被欺负的孩子父亲出来帮忙，将我揪住。该被欺侮的孩子本与我是朋友，告其父与我无关，然而其父仍对我不依不饶。赖文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吗？我实在不忍心伤害一个“右派”之后。然而赖文不是曾嘱我为其未来作证吗？可作证是有时效性的呀！是有前提条件啊！那就是尊重事实真相，此文就算是为赖文未来作证吧！一个政治家是不会睚眦必报的，政治家虽于我遥不可及，然而作为一个士人的明理我还是有的。你的变脸是小瑕、是无奈的软弱，不是大恶。请赖文坚强点，勇敢地面对事实。此文可能会给你带来现实的伤害，如挨批，降职。若如此，实为人生之大幸！我早在20年前就抛弃了这个体制，不也照样活下来了吗？同样是女性，全国优秀检察官杨斌比你小近十岁尚归隐田园，人的一生不就是追求这份怡然自乐的永恒吗？现实与未来就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牺牲一点现实的利益换取未来的平安，何足可惜。须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古训。你那健康色的脸，自然本真，美丽优雅，真诚的希望你看到我这篇文章后不要再变脸了。如有怨愤，要沉住气不要发作，静下心来，让令父过目。令父之经历胜过你读的一万本洗脑书。请你不要误会，我及妻家共出了四个“右派”，对有风骨的士人——“右派”我是心怀敬意！

刘正清
2020年3月8日

行政起诉状

原告：赵志强，男，汉族，系浙江XXXX律师事务所律师，住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XXXXXXXXX，电话：XXXXXXXX
被告：武汉市人民政府，住所地武汉市江岸区沿江大道188号，
法定代表人：周先旺，系武汉市人民政府市长

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不及时履行公共卫生事件的预警职责违法；
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事实理由：
一、被告具有法定的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但实际上被告并未依法履行该法定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下简称《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同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并向当地驻军和可能受到危害的毗邻或者相关地区的人民政府通报”。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发布三级、四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措施：

（一）启动应急预案；
（二）责令有关部门、专业机构、监测网点和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及时收集、报告有关信息，向社会公布反映突发事件信息的渠道，加强对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的监测、预报和预警工作；
（三）组织有关部门和机构、专业技术人员、有关专家学者，随时对突发事件信息进行分析评估，预测发生突发事件可能性的大小、影响范围和强度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级别；
（四）定时向社会发布与公众有关的突发事件预测信息和分析评估结果，并对相关信息的报道工作进行管理；
（五）及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发布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警告，宣传避免、减轻危害的常识，公布咨询电话”。

该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发布一级、二级警报，宣布进入预警期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除采取本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措施外，还应当针对即将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可能造成的危害，采取下列一项或者多项措施：

（一）责令应急救援队伍、负有特定职责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并动员后备人员做好参加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的准备；
（二）调集应急救援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准备应急设施和避难场所，并确保其处于良好状态、随时可以投入正常使用；
（三）加强对重点单位、重要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的安全保卫，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四）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交通、通信、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供热等公共设施的安全和正常运行；
（五）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采取特定措施避免或者减轻危害的建议、劝告；
（六）转移、疏散或者撤离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并予以妥善安置，转移重要财产；
（七）关闭或者限制使用易受突发事件危害的场所，控制或者限制容易导致危害扩大的公共场所的活动；
（八）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必要的防范性、保护性措施”。

上述规定表明：被告具有针对公共卫生事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根据已经公开的信息显示：

2019年12月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继先将4位病人的反常结果汇报给医院，医院上报至江汉区疾控部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收集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和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不明原因发热患者标本。

2019年12月29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向省、市、区疾控中心反映情况；湖北省和武汉市卫健委指示武汉市疾控中心、武汉金银潭医院和江汉区疾控中心到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始流行病学调查。

2019年12月30日，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完成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收集和标准化入库；湖北省和武汉市的卫生部门启动相关调查和病例搜索工作。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协和医院设立呼吸传染病隔离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大规模消毒；国家卫健委专家进入武汉。

2020年1月1日，国家卫健委成立疫情领导小组，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关停。

2020年1月2日，大批清洁工清洁华南海鲜市场；香港特区政府召开跨部门会议，检视针对武汉肺炎疫情的预防措施；中科院武汉病毒所获得2019新型冠状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2020年1月3日，湖北华新医院CT医生李云华发现3例CT异常；武汉市全市启动对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监测、病例调查、华南海鲜市场环境及动物调查和标本采集工作；中国开始向美国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向世卫组织和周边国家通报疫情；武汉市卫健委当日通报共发现44例“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未发现“明显人传人”和“医护感染”。

2020年1月4日，国家疾控中心研制出对新型冠状病毒高特异性的PCR检测试剂。

上述事实表明：在2019年12月29日至2020年元月4日期间，被告应当可以作出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这样的判断。但实际上，被告并未基于该判断依法及时履行预警职责。

二、被告不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利害关系。

由于被告未依法履行公共卫生事件预警职责，直接导致2019年12月份左右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导致原告老家的黄冈市乃至整个湖北省疫情扩散，2020年1月24日，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针对湖北省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根据《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

原告作为湖北省省内居民，在传统节日春节于2020年1月18日从工作地浙江回乡探亲后，突然遇到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直接给原告的生活、工作造成重大影响。原告认为，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启动湖北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是因为从武汉最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引起的肺炎疫情进一步扩散造成的。被告没有及时依法履行突发公共卫生时间预警职责是本次疫情扩散导致湖北省启动I级响应的直接原因。因此，被告不履行突发事件预警职责与原告具有行政法上的利害关系。

为了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了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警示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原告特依据《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等有关的规定提起诉讼，望判如诉请。

此致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赵志强
2020年3月 日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6日消息】2月15日广州知名前检察官、女律师杨斌被警察带走，疑因公民运动倡导者、法学博士许志永近日隐居广州番禺海鸥岛杨斌律师处。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各地封锁排查日严，杨斌律师昨天遭广州当局传唤，许志永恐因此被发现遭当局抓捕。

据人民状师张文鹏微博消息：广州出事了!全国知名前检察官、女律师杨斌于2月15日上午被广州警方从番禺海鸥岛住所带走,16日下午释放回家，具体原因不明。

杨斌律师的丈夫宋洪辉先生、儿子小宋(在读大学生)共一家三口都一同被带走,杨斌律师个人手机、电脑等物品被一并查抄、抄家。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派岀所电话+86(020)84861665,地址: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嵩山路60号。
请大家紧急关注、转发、扩散,或致电该派出所询问,请广州当地公民朋友前往围观、声援!

据悉，杨斌律师曾系全国知名检察官，曾因溺水母亲周莫颖认罪而被判有罪，引起公众关注。周莫颖出狱后，下跪答谢，这使杨斌成为明星检察官，后杨斌辞职成为一名律师。

从杨斌律师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近期她多有转发和关注李文亮事件，并在网上呼吁言论自由，呼吁网友把微信头像换为李文亮医生头像。

我是一个工作生活在深圳的普通律师。今年6月初，因我的妻子被传销组织蛊惑沉迷，被洗脑后对家人和亲情不屑一顾，更是耗尽家财给传销组织“捐款”。我在忍无可忍之下到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报案求助，请求警方查处传销组织的诈骗行为，追回我家庭被诈骗的财产。可是流塘派出所在受理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既不立案也不向我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为此我多次去流塘派出所询问、催促，可是派出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不予回答。

今年的7月6日，我在妻子离家外出后长期独自一人照顾半身不遂的老人和九岁的小孩，心力交瘁的情况下，再次到流塘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询问不立案的原因，再次被不予回答，气急无奈争辩了几句“你们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你们这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的家庭已经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副所长帕尔哈提见我和他争辩就用电话通知流塘派出所反恐组队员到场。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带着三个组员到场后一言未发即气势汹汹的走向我，我出言喝止告诉他不要乱来。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一边推搡挑衅我一边说“打我啊，打我啊，”，我说“我不会打你，你不要动我！”，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趁机带着三名组员将我按倒在地上并把我的手别到背后用约束带捆上，并且和其他三个队员用膝盖压在我的后背上，导致我手腕部和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因此我向他们说呼吸困难，副所长帕尔哈提（警号：062970）和四个反恐队员才将我拉起坐在地上。

紧接着副所长帕尔哈提对着被捆绑住的我说“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我家里有钱，他妈比的我是花钱买到派出所的，我不懂法，不需要懂；我家里有三百头羊、三百头牛，出了事老子大不了回去放羊去！这四个反恐队员都是他妈比的我带到流塘派出所的，这里我说了算。”，说完后就将我放置在流塘派出所食堂门前的台阶上。

这样继续捆绑了一个小时后帕尔哈提和辅警将我放开，要求我离开派出所。但我在被四名反恐队员捆绑、按压的时候已经受伤，疼痛难忍（我在“出狱”后就医检查发现右手挠骨骨裂、胸部肋骨骨裂），就要求副所长帕尔哈提将我送医，帕尔哈提（警号：062970）对我说：“老子今天就耍流氓了，就不给你送医。”，未对我的伤情做任何处置，就命令四名反恐队员强行将我拖走，扔到派出所大门外。

我在派出所大门外再次向门卫及四名反恐队员说明已经受伤，要求送医治疗及赔偿损失。可是门卫和四名反恐队员对我的诉求置若罔闻，我在气极无奈之下再次高声争辩，要求派出所将我送医治疗。这时候流塘派出所反恐组的组长（胸牌号码：F08130）对我说“想闹事是吧？”，将我推倒摔在派出所门前的水泥地面上，和其他三名反恐队员压着我的头部、颈部、背部，用约束带捆住我的手部，并且捆扎的特别紧（事后就医发现腕部被捆绑导致正中神经损害），造成我的面部、膝盖、胸部多处擦伤，高度散光的眼镜也被撞到报废。我本来就被反恐队员致伤了，如今更加疼痛难忍，只好大声呼救，反恐组的组长见我呼救，就从派出所内拿出橡胶毯子将我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将我带到派出所的院子中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告诉我不许呼救，并且要求我不能倚靠墙壁借力，要站在院子的中间。当时正是下午两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7月份也是深圳最热的时候），我又痛又渴，只能呼救！派出所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对我的呼救置若罔闻。我在被暴晒的过程中严重缺水，体温一直上升，有一个反恐队员看见我几近虚脱就想喂我喝点水，反恐组的组长却说“不要给他水喝！”。就这样几近昏厥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反恐组的组长才把包裹在我身上的橡胶毯子拿下去，要求我坐下，可是我的双臂已经变形麻木了无法坐下；到下午四点半，反恐组的组长才同意解下我手上的约束带，这时候我的手指已经完全麻木，手腕部的勒痕深可见骨，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手腕部的静脉血管、淋巴管、韧带和骨骼。

此后一直到晚上6点才把我关到派出所的侯问室，至讯问结束已是晚上10点多钟，我才吃到午饭加晚饭。我在侯问室被关押期间副所长帕尔哈提多次到监舍对我说“胡正军！就是不给你立案通知书，老子整人的方法多着呢，这次打你是轻的，给你个警告，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大不了老子回去放羊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有本事你告老子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

一夜无眠到第二天下午五点钟左右，从7月6日下午两点至7月7日下午5点，我已经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7个小时，超过了公安机关依法传唤的时限。副所长帕尔哈提再次到侯问室对我说“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派出所老子弄死你，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之后，我才被放出。

“出狱”后我去医院治疗，医生检查发现“被殴打伤、全身多发伤、两处骨折、手腕部正中神经损害”，又到精神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检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双向性情感障碍”。

简单治疗后我去宝安分局信访办举报，宝安分局先是做出“举报不实”的答复，又做出超出时限决定“不受理”的答复；我又去深圳市局举报，深圳市局在宝安分局决定不受理后又予以受理，深圳市局在回复中说“对我的徒手约束控制得当，未发现对您虐待、殴打行为，传唤符合法律规定，未超期传唤羁押。民警帕尔哈提在执法中使用不文明用语的行为，现已予以批评纠正。”。

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我不服，我将抗争到底，请求社会关注，揭露迫害内幕，争取基本人权。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爆发“新冠肺炎”以后，武汉李文亮医生基于自己的职业操守和良知，预警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竟遭武汉警方违法调查与“训诫”，后在救治肺炎病人的岗位上染上病毒并不幸离世。李文亮医生及其他预警者被禁言后，新冠病毒在湖北和全国范围的迅猛扩散，造成至少数万人感染、上千人死亡的人间悲剧。

李文亮医生弥留之际，向外界发出了肺腑警训：“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李文亮过世后，中国网民奋起声讨中共“稳定压倒一切”的禁言体制，多位大学教授包括人民大学教授张千帆、许章润于上周五(2月7日)发表公开信《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呼吁将李文亮医生逝世日（2月6日）定为“言论自由日”。并提出五大呼吁，除了要求将2月6日订为国家言论自由日，为李文亮平反外，还要求落实中国人受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结社和通信等公民权和医疗救助，并呼吁两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保障言论自由。

然而，中共当局非但没有接受这种理性的呼声，反而变本加厉的镇压公民言论自由，在全国范围内传唤、恐吓、训诫参加联署信公民。

2月11日，深圳庞琨律师接到司法局来电，问他是否参加了什么联署签名？司法局还特别提醒这是省厅转达下来要处置的。庞琨律师就说让司法局明示是什么联署，哪里有违法行为？司法局挂断了电话，但是约一分钟后，他们又打来了电话，说是如果庞琨律师没有参加联署，就书写一分“不参加联署的申明”。对此，庞琨律师反问：“凭什么？我说话不行，不说话还不行？还非要我申明不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

2月12日，庞琨律师突然接到深圳市公安局的传唤书，要求他于2020年2月12日17时到深圳市公安局沙湾派出所接受询问。如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依法强制传唤。传唤理由是，庞琨涉嫌“寻衅滋事”。

据了解，庞琨律师于2月9日第二批联署了《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致全国人大、国务院并全国同胞书》，呼吁将李文亮医生逝世日（2月6日）定为“言论自由日”。

2月12日，广东维权人士王爱忠接到辖区警方电话，要求他注意禁言。王爱忠表示，对于言论，这是我的坚定立场和态度。王爱忠对钟警官说：“言论的事，不要再找我，当局要抓人、要我坐牢，让他们直接来就是。不过，我希望你们明白，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钳制言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罪恶。我从不相信一个政权能靠封住人民的口而得以长期续存。——王爱忠2020年2月12日”

2月8日，四川籍异议人士卫小兵被辖区警察就连续三天致电让他禁言，并且还打电话给他是家人，让其家人也阻止卫小兵为疫情发声。2月10日，卫小兵又被国保警察传唤到派出所审讯做笔录，要求他不准再签名联署，最后驱逐他尽快离开现居住地，不要给本地警方惹麻烦。

2020年2月9日，湖南不同政见者谢文飞被警方约谈。谢文飞透露：我接到了老家春陵江镇派出所所长刘华军的电话，要求跟我见面谈话。对此我表示拒绝，我说如果是要抓我，我随时恭候，如果不是要抓我就没必要来骚扰我，我现在在学宪法，需要安静。本来病毒肆虐令我忧愤，见了你们更加不痛快。再说现在非常时期，不应该见面，要见也要等疫情过后再见面。谢文飞透露，这是因为我发了《惟有改变，才是对李文亮医生最好的纪念》这个文件，并在上面签了名字警察才来找我的。我说疫情严重不想见面，但警方还是坚持下午要来湖南郴州市区找我。

控告人（被害人）程海，男，中国公民，前北京律师，电话18910535236。

被害人李文亮等八人，武汉市中心医院和其他医院医生。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胡桂芳、徐金杭，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分局中南路街中南路派出所（下简称中南路派出所）警察。

被控告人（犯罪嫌疑人）决定对被害人李文亮等八名医生进行传唤、训诫的责任人10人以上：包括中南路等派出所所长陈刚以及其他训诫人、武昌区等公安分局局长付志平以及分管副局长和其他责任人、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李义龙和其他责任人员。

以上人员姓名如有误，以实际为准。

控告等请求事项：

1、确认或监督武汉市公安机关立即撤销给予被害人陈文亮等八名医生的违法传唤和训诫，或确认违法并宣布训诫无效。

2、监督武汉市公安机关立即向被害人陈文亮等八名被违法传唤和训诫的医生赔礼道道歉、恢复名誉，并给予其他国家赔偿。

3、立即撤销被控告人的武汉市公安局局长、武昌等区公安分局局长、中南路等派出所所长、责任警察等行政职务，追究其滥用职权的违法犯罪责任。

事实与理由：

仅通过短短的40多天，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已经爆发传遍全球。截至2020年2月1日17：24时，全国确诊人数11889人、疑似病例17988人，治愈出院275人、死亡259人；全球其他24个国家127人被确诊，疑似11人，治愈7人，无死亡病例。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武汉中国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因为疫情严重，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已经派专机接走了在武汉工作的本国侨民。

据报道12月8日武汉市就发现了第一例不明原因肺炎，后人数逐步增加。2019年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追踪统计救治情况并及时上报。12月31日该委发布武汉市疫情通报，称发现病例27人、其中重症7人，临床主要表现为发热、胸片为双肺浸润性病灶；经组织武汉市多家医院和单位的专家会诊，认为是病毒性肺炎（包括冠状病毒）但未确诊，确诊有赖于病原学检查等的结果；未发现人传人现象，乐观地认为该病可防可控。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委派的专家组抵达武汉指导疫情处理。2020年1月7日，该肺炎病原体初步判断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11日，武汉病毒性肺炎出现1例死亡。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将造成武汉肺炎的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1月13、14日泰国和日本相继发现从武汉的输入性病例。1月21日，《中国科学.生命科学》英文版发表论文，揭示2019-nCoV基因与SARS冠状病毒基因有70%的序列相似性。

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武汉）报道，我市部分医疗机构接诊多例肺炎病例，市卫健委就此发布了情况通报，但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发布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公安机关已经传唤8名违法人员，并依法进行了处理。1月3日，中南路派出所对被害人李文亮人等出具训诫书，违法行为是“2019年12月30日在微信群‘武汉大学临床04级’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不属实的言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给予训诫，训诫人胡桂芳、徐金杭。并把处理信息提供给中央电视台等做了报道，社会影响极大。

控告人认为，被控告人对李文亮等人的传唤训诫书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是滥用职权的涉嫌犯罪行为。

该训诫书未提供所依据的具体法律条文。经查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条规定，本案处罚的是“扰乱公共秩序……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按照本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对外国人可以适用限期出境或者驱逐出境。2005年之前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九条，曾规定对违法但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免于处罚，可以给予训诫。2006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已经同时废止了该条例也删除了该条款，也就是说训诫书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训诫规定并不存在。

和该训诫事项相近的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如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何为谣言，网查含义为：“1、捏造的没有事实存在的话；2、没有公认的传说；3、民间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本案显然是指第1种含义。本案所指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应该是适用“散布谣言”和谎报疫情。

结合训诫书和被害人李文亮披露的案情，他在同学微信群发的信息：2019年1月30日5时43分发的内容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当日6时42分又更新为“最新消息，冠状病毒感染确定了，正在进行病毒分型”，“大家不要外传，让家人亲人注意防范”，并转发了冠状病毒的来源和命名介绍。

根据上述事实，被害人李文亮并无捏造事实，他只是向同学们如实告知了他所在的医院已经确诊7例SARS，因为当时并没有确诊为何种病毒，只是近似描述，之后他很快补充说明为冠状病毒感染（SARS同为冠状病毒）。该肺炎病毒直到1月7日才被公布为新型冠状病毒。从他发布信息的目的和后果看，目的是告诉同学认识正在发生的公共卫生事件将可能造成的现实危险性，提醒同学们积极防范，他提醒的后果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反而具有应当鼓励的社会有益性。如果全社会都知晓该信息，提前防范，病毒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肆虐，损失不可能这么巨大。

武汉公安的被控告人认定他发表的是谣言的依据，是武汉市卫健委2019年12月31日的公布的疫情通报。但通过对比，李文亮的言论和武汉卫健委的疫情通报并不矛盾，疫情通报称是病毒性肺炎（并未排除是SARS）但尚未确诊，确诊得依据对病原检查的结果确定，和李文亮披露的差不多。李文亮在微信群发布的疫情很专业，公安机关不是医疗机构，并没有判断其言论的医学司法鉴定能力，怎么就得出是不属实言论，并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结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规定应当处罚的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谣言和谎报疫情，本案的不属实言论明显不属于法定的处罚范围。

前车之鉴，2003年SARS开始时，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也在电视上大言不惭地胡吹，可控可防，不会流行，欢迎外国人来华，保证安全，不用戴口罩。结果不久后SARS在全国大爆发，贻误了最佳的疫情防治期间，他本人也因此被问责撤职。当年的情况和这次何其形似，当时也是有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301医院医生蒋彦永冒着被关被撤职的风险把疫情透露给外媒，然后才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被控告人的传唤、训诫行为，明显是为了打击和扼杀疫情的民间信息传播，配合省、市政府的每年一度的人大会议的维稳，以及1月18日在武汉半步亭社区举行的万人家宴（现在看来，是一种为冠状病毒大规模传播制造条件不可理喻的集体自杀行为！），造成一种社会安全、稳定、祥和的假象。但病毒并不买帐，在这期间大爆发，大传播，在人们毫无防范和可防可控的盲目乐观情绪影响下，武汉疫区的500万人完成了向全国和全球的流动，把病毒迅速传遍全国和全球。当然还是湖北和武汉的疫情最重，约74%和96%的死亡人数在武汉和湖北省。

武汉公安打压民间发布疫情信息的行为，主观上没有可饶恕性，因为有SARS爆发流行的前车之鉴，应当可以预见打压民间真实疫情信息传播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客观上麻痹、延误了公众和社会预防、遏制病毒传播的最佳时间（如从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1月20日的三周内），导致上万人被感染上病毒、二百多条鲜活的生命逝去，而其中的多数应当是可以避免或减少的。

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央监察委员会规定本罪的立案标准为：

1、造成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轻伤9人以上……
2、造成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的；
3、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4、其他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也规定：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违法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或者违反规定处理公务，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确定的立案标准和中央监察委的大致相同。

根据以上事实和法律，在没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被控告人对没有社会危害性而具有社会有益性的八名医生的疫情提醒行为，胡乱给予行政处理并到处宣扬，打击和遏制公民对突发疫情的正当传播行为，使公共财物、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构成滥用职权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涉嫌犯罪的人员包括：训诫书上面署名的训诫人，决定给予八人训诫和其他处罚的中南路等派出所所长、武昌区等公安分局局长和其他责任人员、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和其他责任人员。如果有湖北省和武汉市党政机关的负责人指令武汉市公安局这样做，也当同罪。

被控告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使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成为其被害人，大大增加了国民每个人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危险。

警察法等规定，公安警察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在本案中被控告人变成了公民人身安全的破坏者，必须将他们绳之以法，否则我们将毫无公共安全感。请求有权机关维护全国和全球被害人的生命健康权和财产权，防止此类违法犯罪事件在武汉和全国重演，立即撤销他们的局长、所长等职务，不能让他们再祸害国民下去！并立即依法追究被控告人的刑事责任。

此致（本控告书以公开信的方式送达）
中央和湖北省纪检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国务院、
中央和湖北省政法委、公安部

控告人：程海
2020年2月1日

全国国民都是被害人。每个人均可以复制本控告书，把自己的姓名变更成控告人或加在本控告人后面，EMS邮寄或网上控告（字数要压缩到规定字数以下）即可。

【民生观察2020年1月21日消息】近日，因言获罪被刑拘的山西公益维权律师郝劲松已被批准逮捕，目前羁押在山西五台县看守所，涉嫌罪名为“寻衅滋事、诽谤罪”，所谓的“犯罪证据”只不过是郝劲松在网络公开的言论，而外界普遍认为，郝劲松此次被捕只不过是当局对其以往公益申诉行为的打击报复及政治迫害。

日前，家属收到山西定襄县警方1月17日签发的《逮捕通知书》，显示郝劲松涉嫌“寻衅滋事、诽谤罪”，羁押地点为五台县看守所。

公开消息显示，郝劲松于2019年12月中旬频频遭到警方以言论内容违规为由传唤。12月17日，警方再次传唤郝劲松到辖区派出所做笔录，翌日，郝劲松被警方送入忻州拘留所，被以《反恐法》行政拘留十五天，期间代理律师曾有一次会见记录。

2020年1月2日，原本行政拘留十五天期限届满理应释放的郝劲松突然被警方改为刑事拘留，罪名为“寻衅滋事罪”，羁押到五台县看守所，从1月2日刑拘到17日批捕，警方仅用了半个月时间。截止目前为止，当事人刑拘后，辩护律师曾多次申请会见，但警方以“反恐”理由拒绝。

郝劲松，山西忻州人，1972年生，拥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从2004年开始，郝劲松介入和推动了一系列公益维权事件，其中包括：2004年铁道（轨道交通）购物、如厕税务发票事件、2006年诉铁道部春运火车票涨价事件、2007年陕西周正龙华南虎照片造假事件、2009年介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2017年向定襄县环保局举报诚泰纺织印染公司污染事件等多起公益维权案件。

【民生观察2020年1月20日消息】2020年新春佳节将至，但坊间却因令人毛骨悚然的“武汉肺炎”而人心惶惶，从2019年12月末零星传出被喻为新型SARS冠状病毒的“武汉肺炎”至今已超过二十天，但当局一直隐瞒疫情。BBC报道指根据英国有关疾病防控机构推算“武汉肺炎”感染人数可能已经有1700人之多，同时不排除真实情况已超过这个数字。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武汉肺炎”发生早期曾有8名网友因在网络公开曝光相关疫情消息而遭警方以“造谣”治罪被拘。大概一周前，武汉卫建委开始适当地释放疫情消息，指有超过六十人感染，并报称有两名感染者已死亡，不过坊间民众则认为当局一直惯于报喜不报忧，出现社会伤亡事件包括疫情时瞒报、谎报以及封锁相关真实消息已司空见怪，因此认为真实疫情肯定大于当局通稿发布的情况，加上每年数亿人员流动的春运以及农历新年的到来，令人更加担忧疫情大面积扩散的可能性。

据官方公布的消息来看，单单1月18、19日两日新感染人数已有160例，该数字到了20日已增至224例。国内方面，官方报告显示，北京、广州、深圳等地已各有数例疑似病例，相关人员以及家属已遭隔离；境外方面，一周内已有多起疑似病例报告，包括香港、泰国、韩国、日本等地，并有部分已经确诊。

武汉方面，根据网友提供的信息来看，武汉当地已有不下于数例死亡个案，均由死亡或感染者的亲友向外透露。据称“武汉肺炎”感染病人死亡后被当局直接送往火葬场，而家属不准见遗体，需要隔离，并有部分家属已经出现相关症状。而另有消息称，部分疑似感染人士未能获得医院的救治，被要求返回家中自我隔离，不过此消息未经证实。

而据官方消息称，国家卫建委专家组以及广州著名肺病专家钟南山院士已经抵达武汉，现场指导武汉方面应对及控制严重疫情。钟南山院士曾在2003年SARS期间参与指导粤港等地的疫情工作，具有丰富经验。

分析人士认为，从最近几日官方公布的数据和专家组及钟南山院士等医学专家参与指导来看，“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已经相当严重。

最近一周，武汉当局按照国家卫建委的要求已经采取相关措施，对汽车客运站、长江轮船码头、火车站、高铁站、机场等公共交通场所进行临时检测体温等措施，防控离开武汉的人员传播疫情。

周一（20日），北京知名律师谢燕益向国家及武汉卫建委提出申请，要求卫建委公开武汉新型SARS疫情信息。附《信息公开申请书》全文：

公民谢燕益致国家及武汉市卫健委新型SARS疫情信息公开申请书

以下是申请人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文本：

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谢燕益联系电话：13520232026。
通讯地址：北京市XX区XX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室

近期网络传言武汉市发生类似于SARS重大疫情，该传言出现于网络已近一个月时间。2020年1月4日门户网站网易以《港疑似肺炎个案增至7宗，港府启动严重应变级别》为题报道，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表示，香港累计已出现7宗到访武汉后疑似感染不明肺炎个案。嗣后又有新加坡、日本、泰国等地发现来源武汉的类似病例以及官方的紧急处置信息。英国金融时报则以《英国科学家：武汉肺炎疫情令人担忧》为题发表，英国公共卫生专家在研究后认为，截止1月12日，武汉市应该已有1723人出现症状。专家称，他“比一周前担心得多”。详情请见：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6004?full=y&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在此期间，中国国内却鲜有官方信息，各大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对武汉以及国内疫情信息均讳莫如深。直至2020年1月19日，新浪财经以《国家卫健委向全国各省派出工作组》为题作出如下报道：1月19日晚，国家卫健委宣布：近日陆续向全国各省派出工作组，指导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国家卫健委已于1月1日成立以主任马晓伟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会商分析疫情发展变化，研究部署防控策略措施。相关链接请见：https://finance.sina.cn/2020-01-19/detail-iihnzhha3531848.d.html，长安剑微信公众号也以同一标题进行了报道：https://mp.weixin.qq.com/s/5pbIFIGvK04pqKZ5YJkguQ。查考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该网站于2020年1月19日发布了相关政策信息。

申请人作为一名公民，出于自身和家人身体健康、生命安危之考量以及公民权利责任所系现申请国家卫健委向申请人公开以下事项：

1、武汉市确诊第一例不明肺炎的时间？疫名何时确定及该疫病起源？感染人数、伤亡人数以及治愈人数？相关医护人员是否开展了疫病治疗及防御培训工作？

2、国家卫健委是否作出评该疫情有波及全国的危险的评估工作？中央及地方政府的紧急处置方案内容？普通公民的一般预防知识？该疫病对人体会产生何等危害后果？该疫病通过何种途径传播？公共场所采取了哪些预防措施？世界卫生组织及发达国家对此疫病的防治方法及应对措施的内容信息？

3、该疫情发生后，相关部门的会议纪要、参与人员、处置方案、汇报批示、程序性信息？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公开该重大疫情信息发布的情形？疫情迟延公开通报的具体原因？

申请依据及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第六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十五条、二十六条以及人民的知情权、卫生医疗部门及卫生医疗职责人员的职责操守与良知、行政机关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人道主义底线特提出此申请，请予披露为盼！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申请人：谢燕益
2020年1月20日

附：《致武汉市卫健委信息公开申请书》

2020年1月19日，是余文生律师失去自由2年整的日子。

余文生律师在2018年1月18日，写了修改宪法的建议，1月19日在送孩子上学的楼下失去自由。余文生律师作为709辩护律师，3年多坚持站在最前面帮助709案抗争、代理人权、信仰、公益案件，可能也是抓捕他很重要的原因。

余文生律师在这二年里，一直都没有得到辩护律师会见，我也见不到他。在2019年5月9日，被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开庭。秘密开庭后，严重违法超期羁押，至今没有判决。或者是否已经又被秘密判决？送监狱了？不得而知！

2年里，余文生律师案不让辩护律师会见、不给文书、不让消费、电脑里没有立案信息、法官不告诉案件信息和案件程序问题、秘密开庭、超期羁押。我和辩护律师常伯阳律师、谢阳律师数十次，要求保障余文生律师的法律权利，各办案单位连大门都进不了，各级监督部门没有任何回复。余文生律师案2年里完全被与外界隔离，根本没法得到外界的任何法律帮助。到底谁可以保障他最基本的法律权利？2年了，他一个人在里面，被酷刑程度？身体现在什么情况？甚至人现在具体在哪里？生死？都成为一个秘密。

我在这2年的维权中，一路经历看过来的人们，都了解了我的坚强与努力。

有一位老师问我，你的维权占你生活部分的多少？我脱口而出，除了睡觉，占90%，老师用疑惑的眼睛看着我，每个人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怎么可能生活中90%用来维权？我似乎也觉得有点高，犹豫的说，那怎么也80%，肯定不会少于70%，70%是我回答的最低值。但是，后来，我自己多次仔细的思考，我为丈夫余文生律师维权，占我生活比例的多少？我的答案依旧是90%，或许这是个高的不敢让人相信的数字，但是就这么发生了。我是在警察、环境、制约与打压，异常残酷的情况中艰难的维权与抗争，付出的代价也是残酷的，我的身体除了累的经常感冒、发烧、牙疼、眼疼、连睡3天起不来等常见的生病外，我还在这两年，身体辛苦到，得了2种大病，一种是面瘫；一种是38岁的我接近停经。而2年前，我的身体非常健康，根本没有这2种问题。

我的丈夫失去自由后，我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竟然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传换3次。
以这个罪名传换，这是连资深人权捍卫者都很难享受到的“荣誉”。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第一次看到那个罪名的时候，我没有害怕，差点笑出来，因为我知道，这像个玩笑，我一个家庭主妇，2018年及之前，余律师在家时，我连一个人出门都不敢。也很少关注网络，连怎么坐地铁？怎么换乘？都要由老公安排好的这么个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什么？和我有什么关系？给我个寻衅滋事传换都算抬举我了。后来，当局又传换我2次，它们让我认真点对待，它们残酷野蛮的做法让我明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开始认真的搜了一下，什么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尽管我以前也是学法学的，但我觉得那个罪名是高不可及的一个罪名，和普通人没有关系，所以上学的时候，根本没怎么看那个罪名。

其实，传换我的国保、警察当时说的非常明确，要求我不要为余文生律师维权，要求我不要接受采访。当时还伴随着数十次的有事没事，警察去家里敲门。5次搜家。约十几人就住在隔壁。极其野蛮与恐怖。

我必须作出一个抉择，放弃为丈夫维权？还是失去自由也要为丈夫维权？家里还有孩子，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我选择了哪怕被抓，也要为丈夫维权。当时，我每天出门腿在发抖，但是，我依然用颤抖的腿一步步往前走。

当我突破失去自由这种威胁以后，对外发出声音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国内网络上，没有了余文生律师任何信息。微博、博客等余文生律师之前的所有账号被销号、我的只有几位粉丝的也被销号。而且用余文生名字根本注册不了，用我的手机号也注册不了。别的地方发帖，很快被删，被封号。国内网络上，根本没有人能知道余文生律师被抓。

唯一能用的是微信，虽然也多次被永久封号，我还是重新注册。但是微信很多功能被限制，文章中有余文生的名字发不出去、链接发不出去、很多照片被屏蔽发不出去。可以看到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作了很多次修改才发出去。有时候，非常累，修改到8遍，10遍还发不出去的时候，我也想到过放弃，但是，每次我都没有放弃，直至能发出去。最高一篇文章我修改约20次才发出去。有时候为了一篇文章发出去让别人看到，我经常忙到凌晨一、二点，然后自己累的立即睡着。

我的维权还遇到了其他方面的困境。有些人同情我，觉得我很可怜，只有一个人，但是我一直没有太在意，人在困境中，当我刚发现我的一扇窗被关上的时候，我就去寻找另一扇窗。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没有喘不过气来的压力，就没有壮士断壁的动力。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上帝立即为我打开了一扇门，多少个我认识不认识的人士，主动来帮我，没有主动的，只要我能想到的，几乎都会帮我。让我意外的惊喜，各界人士向我投来了善意。所以，我一直感受到的是，我并不孤单。

虽然在我2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下，我已经被很多人公认成“一人成军”的称号，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我2年的努力，根本不是一个人努力，我印象中只有一次，我一人去了徐州市公安局维权。其他数十次的所有现场，都有律师、公民、记者等人陪同，而且每次至少都好几位。也有很多人士网络上关注。谢谢。

这2年来，在为丈夫余文生律师的维权过程中，许艳37次与国际人士见面，荣幸见面的国际官员有人权官员、人权大使、大使、议员、外交部长、总理。联合国强迫失踪关注组、任意羁押关注组，一直在为余文生律师案监督、鉴定、督促与呼吁释放余文生律师。也有国际国家为余文生律师案发表声明。我很感谢大家对余文生律师案的关注与帮助；我也替余文生律师感到高兴，他曾经的公益与付出，在他自己处于困境中时，得到了全世界那么多公益、博爱人士的帮助。我也感觉自己是不幸中的幸运儿，我一直心存感谢。

我未来的维权路，依然艰难，依然困难重重，但我绝不放弃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我会坚持与努力。希望您公益与良知的手，能继续陪伴与扶持我在艰难中前行，相信有您的帮助，那些曾经为中国人权法治，流血的人士将不会流泪；家庭的困境将得以改善；中国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将尽快得以彰显。谢谢。

最后，我也希望中国司法机关，能够聆听一下受害者的声音、看一看世界的关注、在乎一下国家公信力与人权法治、在乎一下个体老百姓的无助与困苦、有监督与纠正错案的勇气、善待律师与律师家庭，善待自己的国民，早日无罪释放余文生律师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

谢谢所有对余文生律师案给予关注与帮助的人士。

许艳（余文生律师妻子）
2020.1.19

【民生观察2020年1月16日消息】2018年10月15日湖北京山公民鲍乃刚去北京打工，19号被京山市公安国保以当兵不能在北京打工为由带回，当天以寻衅滋事罪关押，11月3日批准逮捕，在关押期间京山国保专案组对老鲍长时间提审疲劳审讯，带脚镣手铐，指使重刑犯殴打，威逼利诱鲍乃刚认罪，2019年7月25日上午以开庭，现以开庭3个多月了，至今没有判决，鲍乃刚已经被关押近500天，希望法院判决无罪立即释放鲍乃刚回家过年。

卢律师会见了鲍乃刚情况通告
2020-1-13日
案件一审还未判决2019年7月25日开庭至今快半年，老鲍强烈要求给判决，有领导去跟老鲍谈说工作忙没时间下判决，老鲍说这不是理由，看守所领导也在帮着催。
律师会见到老鲍他现心态积极乐观，坚信他所发表的言论，观点看法都是宪法和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权，他坚信自己绝对无罪，并会依法抗争到底。新春来临之际，他真诚感谢社会各界对他的关心，并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
2020-1-13罗汉娥

观察员：鲍乃刚被非法关押长达近500天，开庭已经半年不予宣判，家人受到监控威胁等等，在鲍乃刚遭到构陷入狱关押期间遭到其他刑事犯罪人员殴打等，在开庭时全家人遭到绑架拦截不准参加开庭旁听，直到开庭结束后家人才获得自由，鲍乃刚退伍军人，一个正直无私有正义感的公民，长期在网络上发表对当局的言论监督，行驶宪法赐予公民合法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监督政府履行公民职责都是公民的义务，宪法给予公民的权利与自由都成了当局构陷公民的罪证了，希望依法治国不再构陷任何公民，不再以言获罪，请当局立即释放无罪公民鲍乃刚。

临近春节还有几天的时间，老鲍的老婆在微信群转发自己对老鲍牵挂的心情，就被当局上门威胁，公然告诉她在发老鲍的事就要将她也关押起来，2020年是建立法制年，怎么体现法制？不是上门威胁，也不是以言获罪，而是依法治国，老鲍的老婆只是一个不关心社会问题的人，她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一个女人对丈夫牵挂的心情向别人倾诉一下而已，难道这样的倾诉都不允许了吗？老鲍也就是在网络上转发了一些多人转发过的信息而已，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一个善良的家庭主妇失去丈夫后的无助与无力，老鲍被抓后罗汉娥一个人在家里，家里还遭到了盗窃，报案至今没有破案，长期被监控，被威胁中，在这样恐惧中艰难的度过，真是度日如年，希望各个媒体关注老鲍，希望他在监狱里保重身体，早日无罪回家与家人团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