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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盘州何成强案被以涉黑罪名起诉

    我们是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州市何成强的家属。何成强原系盘州红果大酒店的经营者,也从事小额贷款业务,今年四月被盘州市公安局以扫黑除恶的名义抓捕,案件于2020年10月26日移送盘州检察院。我们听说案件将于11月20日以涉黑罪名起诉,我们感到实在冤枉!

    何成强曾经在经营煤矿、红果大酒店和小贷公司的过程中,确曾与他人有过一些纠纷,但是这些都是事出有因。在要债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冲突,但是何成强从来没有使用过暴力手段,更没有非法拘禁他人。据律师介绍,假定公安机关所作的加上嫌疑人基本情况一共才22页的起诉意见书所指控的全部事实都成立(实际上有很多是并不成立的),何成强等人也根本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何成强等人案件根本就不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所要求的四个法律特征,甚至一条都不具备,公安和检察院把他们定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属于显然的人为拨高认定。

    另据了解,云南省昆明市的扫黑办,曾对何成强进行过调查,结论是不构成涉黑涉恶案件,没有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为何到了盘州,却被拨高成了最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了?联想到公安机关移送的一半案卷全部都是有关财产的,让我们家属不得不心生疑惑,难道强办何成强等人涉黑案件,是冲着财产来的吗?

    我们听说,涉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的案件,都要经过省级人民检察院把关定夺。盘州市人民检察院在10月26日才收到移送案件,却在11月20日之前就已经决定了案件起诉性质。我们认为他们显然并没有就何成强案件请示省级人民检察院把关。据了解贵州多地办理涉黑涉恶案件情况的律师说,相比同期贵州省其他地区的同类型案件,何成强等人案件的暴力性、社会危害性、影响的恶劣程度远远不如其他的一些涉恶案件,更不要说是涉黑案件了。

    而现在这几天,就在盘州市人民检察院已经做出起诉决定了的时候,公安机关又移送了二十多本案卷,这些案卷负责审查起诉的检察官看过吗?辩护律师就更没有时间阅卷了。辩护律师要求合理的时间阅卷,再向人民检察院提出辩护意见,法律规定检察院应当听取。但是,现在盘州市人民检察院如此匆忙起诉,将审查起诉阶段的当事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完全剥夺了,让我们感觉到检察院更像是在完成一桩起诉定罪的目标,而不是说是在实事求是的、公平公正的办案。

    所以,希望地方政府能够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确保最高人民检察院张军检察长提出来的检察机关在办理涉黑恶案件时所一再明确强调的“不拨高、不凑数”的精神要求。

  • 秋雨教会肖太太祷告词

    我们三家现在一直被看守中,480多天了,一个警察跟秦阿姨说过:“你有可能被守到死了!”,有人说:“他们靠着你们升官了!”有人说:“谢谢你给我创造了一个月薪五千的工作。”然后还不好意思地送牛奶。有人说:“因为你们,我们每个人得到了几万的奖金”。我们三家从最开始的各自不能相互见面,严防死守!到中期可以在警察面前一起吃饭,到后面的打招呼可以见。这期间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暂且不表。

    说起听招呼,是他们说过最多的话,你要听招呼!不要给我找麻烦,你不给我找麻烦我就不给你找麻烦…….话说给你安排这个破任务让你知法犯法的是你那些见不得人的领导,你是拿了钱又侵犯了我的人身权利,还那么理直气壮,牛气冲天。

    我们这三家属于同一个派出所,他们有一个群每时刻汇报我们的动向,女的去哪了,男的干嘛啦,我们的生活全然裸奔。讲个故事:最近有一个看守居然睡着了,徐伯伯秦阿姨开车出去了,在路上一会就有人打来“问候关心”电话,问他们去哪里?然后再打电话把看守骂一顿,人都跑了你们干嘛吃的?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跑出去的?全然裸奔啊,托高科技的福,电话定位的,逃不脱“老大哥”的手掌心。

    历史上的今天,耶稣历经审讯、被定罪、被鞭打、被戏弄、被唾弃和嘲笑,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因此这一日被称为‘受难日’。他是神又是人,他全然无罪,却为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流下宝血来洗尽我们一切的罪。若不是因着相信上帝,我们不会在各样的屈辱、恐吓、患难中有喜乐有平安、有忍耐、有盼望。

    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
    撒谎的舌,
    流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飞跑行恶的脚,
    吐谎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布散纷争的人。

    主啊,我们为警察们祷告,主啊你赐他们佩剑的权柄,就让他们使用得当。求主赐他们正直公义良善的心,让他们按着法律法规来工作,不是唯领导的命令工作;求主赐他们勇敢的心,敢于对黑暗说不!求主让他们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认罪悔改,来认识信靠你;求主你亲自拣选属于你的保罗,为主做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肖太太
    2020年4月10日

  • 肖太太要打官司 一

    我们一家是秋雨圣约教会的基督徒,转到教会的时间不是太久,却蒙受神大的恩典,有火炼的试炼到如今。

    从2018.12.9(二宝刚出生,马上我就要出月子)凌晨两点便衣大声敲我家门,没开,早上七点多被不明身份人士口头告知秋雨教会被取缔了开始,楼下门卫处自此有5个人,3个人,2个人一直跟踪监视我们一家,不论寒暑,不论节日过年,甚至瘟疫期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奇葩故事:譬如只要与秋雨教会的一个人在一起聊天就会被阻拦、甚至带去衙门;我去学校上课,监视我的人坐在我教室隔壁;我们去基督徒朋友家吃饭,上门查身份证,没有任何手续私闯民宅进各个房间搜查;中秋节肖弟兄去大门口接朋友上门吃饭,马上就有人来我家里查朋友身份证……

    为什么被跟踪监视骚扰16个月,480天了(也就是我们教会王怡牧师和覃德富长老坐这么久监牢的时间,他们分别被判刑九年和四年,他们的太太和父母现在也处于比我级别高的监视中,没有自由)我才开始想起打官司呢?1.我太懒了,怕麻烦,怕家人朋友担心,但是一个大律师说过,明知道不能赢的官司,也要打,每个人都不打他们作恶不更肆无忌惮?2.确实是厌烦他们像苍蝇一样,如果我不再拿起法律武器,我怕我做出杨佳那样的行为来,就是血亲复仇,谁跟我我找谁。3.邪恶没有代价,是我精神上不能容忍的,至少我要努力过。我知道他们作恶的结局是灭亡,自父及子三四代,我希望他们能够悔改认罪。4.基督徒不是软弱可欺的,有人觉得小孩可怜,为了他们,算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不争取,他们以后也会遭遇不公不义。我要维护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我要用我打官司的过程彰显黑暗。

    于是,肖太太要行动了,咨询了一些相关法律知识。

    今天好戏上场:

    1.今天上午11点10分出门,两个人尾随我和两个小孩,我就在离家200米远处停下大声质问他们为什么跟踪我,姓名,公务行为还是私人行为?什么都没有告诉,叶乃斌(他自己以前说他是战旗社区专门维稳的,每个社区有两个维稳人员,他守过法轮功,说像我们这种年轻的早就抓起来了,老的守到死)大气的甩下一句话,要投诉就投诉,要告就告,欢迎你投诉。

    2.打110,府南派出所“老熟人”警察到场,我要他们核实身份,要求做笔录,他们却把我和娃带到派出所说会处理,慢慢聊。车上问肖弟兄怎么样?娃娃这么大了?是啊,二宝从月子里到走到跑,见证了他们的知法犯法,体制的邪恶。

    3.到了府南衙门,到处是“老熟人”,接待的差役让我吃他们的饭,我不吃,吃人手短。我多次要求核实跟踪人员身份,要查出他们是公务行为还是私人行为,要求做笔录。他一看我是有备而来,在衙门办案中心甩下一句让我大跌眼镜的话:“不要讲法律,都是工作”,我说:“对于你们是工作,对于我是迫害”。他坚决不做笔录,也指示第二接待人不做笔录。

    4.我在派出所继续打110投诉接待警察,要求督查到场。

    5.衙门督查领导到来,了解了一下情况也不让做笔录。

    6.青羊区督查打来电话,询问我为什么跟踪我,是欠款?有纠纷?认识吗?我说没有,就是跟踪监视,他说别人又没有对你怎么样,再说我们国家没有跟踪的法律云云,不立案,就挂了。

    7.我出了派出所,那两个人继续尾随,还是甩来那句话,欢迎告我,你告撒。我在派出所几百米远打110,没有到场,再打,一个“老熟人”警察到了,说了一些套路话。

    求大家为我们一家代祷,求神预备合适的律师。求神在这个打关司的过程中赐我喜乐刚强,温柔坚定,求神赐我智慧和力量!

    (转为我们的代祷:自12.9之后被无理看守一年多,真是给人很大的搅扰,求主赐给我们里面的平安。求主使我们在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在这一周所走过的路程,祂为我们喝下苦杯,为我们承担人的羞辱和鞭打,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些羞辱我们的,逼迫我们的人,他们所抵挡的,是天地的主,他们还不晓得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求主按祂旨意赐下审判,也赐下拯救。)

    2020年4月8日晚
    肖太太

  • 关注法轮功学员孙茜是我们的共同使命

    ———致加、美、法、英、德、欧盟使馆的一封信

    尊敬的各国大使阁下:

    你们好,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业律师,受加拿大公民孙茜及其家属的委托担任其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目前依法介入北京市司法机关办理的孙茜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一案。

    加拿大公民孙茜因修炼、信仰法轮功于2017年2月20日被北京司法当局抓捕,目前以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起诉至法院。作为法轮功信仰者她的这种遭遇在中国大陆十分普遍,该案的结果不单关涉她个人的命运,也直接关涉到千千万万人的命运,关涉整个中国的法治与人权状况,乃至整体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与未来。当然,我们并非利用孙茜的外籍身份解决她合法权利以外的问题。但是,要想实现保障孙茜本人的基本人权这一目标,就有必要充分了解孙茜所面临的真实处境!

    我们希望世界各国善良的人们能够知晓: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权问题在中国,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是法轮功问题。一场延续近二十年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迫害仍在持续当中。这场迫害所涉及的范围及造成的恶果可以说是二战结束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道灾难,它甚至已超过了许多场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危害:上千万人公开遭到非法歧视、非法待遇,几十万上百万人被判刑、劳教、非法拘禁,数万人乃至十数万人被迫害致死、致残、乃至活摘器官,酷刑的发生十分普遍、监控无所不在……由于个别当权者的错误,自1999年以来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受到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残酷迫害与镇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这场迫害运动不仅违背联合国宪章、国际人权公约以及基本人道底线,同时也明显违反中国国内的现行宪法、法律,用刑法300条起诉、审判法轮功学员的信仰及申冤行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明显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它并非法律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但是这一错误迄今并未有停止下来的迹象。这场公开践踏人的信仰与尊严,利用各种手段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导致人类社会整体文明及道德水准的堕落,人们对无耻、黑暗与邪恶习以为常,人们习惯用冷漠、无情、麻木不仁的态度对待邪恶分子对良善无助者的欺压暴虐,它的恶果正在侵蚀渗透到每个生命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以致毒害着整个人类的灵魂,无疑让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命运蒙上阴霾。

    对于抓捕、起诉、审判法轮功学员明明是错用法条,根本违反中国国内法律,这一点不仅世界各国、西方现代文明国家缺乏认识,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也并不了解。人们不知道,法轮功的信仰行为及申冤行为按照中国法律来衡量,他们也是完全合法的。我们希望世界各国的人们知晓:这场残害百姓、荼毒生灵的人道灾难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中国以及世界的法治力量、正义力量在这场迫害中的对手不是一个政府、一个国家只是隐藏在权力体系中的极少数违法者、邪恶分子。

    以下是目前我们就孙茜一案向中国官方阐述的主要内容:

    众所周知,北京司法当局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起诉孙茜是由于其修炼和信仰法轮功。诸如此类案件一般仅仅由于当事人修炼法轮功或者由于这个群体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非法打压迫害后向社会申冤、维权、讲真相就遭到进一步的打压迫害几乎成为一种常态。肇始于1999年的非法镇压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是一本陈年旧账,如果说这场持续了18年的镇压迫害运动起初还不为人所知的话,近年来,这一真相越来越受到各界关注,为海内外全世界人所共知。这场打压迫害从一开始就违背中国现行宪法、法律。这场迫害运动不是国家的意志、法律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而是个别人的意志,我们需要将个别人的意志与国家意志、法律的意志、执政党的意志加以区分,个别人的意志不仅不能代表这个国家、代表法律而且可能因其违法性是反国家、反执政党、反社会、反人类的。我们认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因为个别人的错误而承担如此大的代价。我们每一位社会公民、党员、国家公职人员不仅不应该执行个别人的错误意志,而且还有义务、有责任坚决与这种错误意志、错误行为作斗争,以捍卫国家的正当意志、法律的正当意志、执政党的正当意志,坚持原则,不跟反法治、反国家、反人类的恶行站在一起,如此才能真正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法治。作为一个公民、一个国家公职人员或者是一名党员应当好好学习一下宪法、法律,以及文革结束以来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决议,看一看历史,看一看人类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文明的。

    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各地公检法在处理法轮功案件时根本没有像通常那样按照一个常规的刑事案件来加以对待。在法轮功蒙冤的一个个案例中,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司法中立等法律原则一概不被适用,与此相反,明知没有证据、没有事实、没有法律依据大量法轮功学员仍被定期抓捕、被枉法裁判制造冤狱,千千万万的司法冤狱被持续制造。

    与此同时,这场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世所罕见的一场戕害人权、群体灭绝的严重反人类事件。中共十八大之后,尽管这场丧尽天良的迫害行径仍然得以延续,但是我们认为,从一般人性来判断习近平先生不可能愿意背上这笔历史的债务。我们认为,习近平先生以及更多现任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会越来越深入了解其事实真相,所有人会越来越看清此类案件的本质。不管过去如何,从今天开始,这场迫害必须被正视,必须尽快停止下来,它需要体制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让非法迫害的行为得到及时的关注和纠正,我们不相信现任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谁会心甘情愿背上这样一个残害百姓、荼毒生灵的历史罪债。虽然十几年来由于少数反人类的邪恶犯罪分子把持政法大权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大量法轮功学员的冤假错案,但近年来“法轮功”案件从普遍重判向轻判进行无罪化处理是个发展趋势,并且在本案发生之前各地出现诸多法轮功案件审而不判、发回重审、免于追究刑事责责、不起诉、撤销案件、无罪释放的案例,充分彰显了人性良知的日益觉醒。

    众所周知,政教分离是一项通行的国际准则,我国宪法也明确规定了包括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内容。世俗权力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权力不能对公民信仰权利予取予夺。由此可知,任何处置宗教信仰的法律政策自然因其违宪性而失效;众所周知,由于认定法轮功是邪教组织缺乏法律依据和相关标准,以刑法三百条所谓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抓捕、起诉、审判法轮功学员是适用法律错误,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众所周知,法轮功学员在1999年以前只是学法练功并没有向社会散发传播资料、讲真相的现象,而1999年之后,由于他们遭受了各种诬蔑和打压迫害(比如央视炮制天安门自焚假新闻以及各大官媒铺天盖地对其妖魔化指斥其为邪教组织等等)并且以劳教、判刑、洗脑班、酷刑等各种手段打压迫害信仰者甚至时常出现致伤、致残、致死的现象以及活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了申冤与反迫害他们不得不走向社会,告诉不明真相的世人他们不是邪教组织,他们是好人,他们遭到了诬蔑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遭遇与不公。在这一过程中,镇压与迫害是起因,申冤与抗争则是被迫的回应,他们之所以要到社会上去发资料、讲真相,是因为迫害在先,并且迫害的现象十分普遍极其严重。

    众所周知,镇压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背景和政治上的原因,1999年时任中共总书记的江泽民为了巩固和延续其权势地位利用手中权力发动一场全面镇压、迫害法轮功群体的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专门成立了镇压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即所谓的反邪教办。而江的党羽以及大量体制内公职人员或者慑于江的权势或者基于既得利益、政治风险的考量紧跟政治形势利用手中权力谮越宪法、法律,统驭公、检、法、宣传等国家机器大肆抓捕、迫害、诬蔑法轮功学员。一场空前惨烈的镇压与反镇压、迫害与反迫害的较量就此拉开序幕(在刚刚结束的2018年全国两会其中确定的国家机构改革规划中610被正式宣布取消)。

    众所周知,十八年以来,法轮功群体面对肆意剥夺其信仰权利对这一群体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压迫害、群体灭绝的遭遇,他们的不平和抗争应是作为一个人来讲的正常反应。他们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多年遭遇的不公与迫害导致个人及家庭陷入极端悲惨的境地,但是他们始终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苦难和悲惨命运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任何不适当的行为,比如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报复社会破坏社会秩序、采用暴力等手段对抗政府进行过激违法犯罪行为等现象,他们和他们的家属,还愿意找律师辩护,对我们的司法机关、人民法院还寄予了希望和信赖、对法律还有着某种信任对人性和良知也有期待。(我们的法律同仁们应该注意到,近年来全国各地暴力恶性事件逐年增多,而与此相反的是:尽管由于个别当权者的错误,自1999年以来全国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残酷迫害与镇压,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离失所,但他们对这种不公与残忍仍然能够以和平、理性、忍让、克制的态度回应之,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依靠对信念的执守,相信善的力量,可歌可泣的和平申冤与抗争,向世人讲清真相,告诉不明真相的人们,法轮功不是邪教组织,法轮功学员是好人,法轮功是被人诬蔑的。即使承受着自己、亲人和同胞们被多次制造冤狱、亲人同胞们被迫害致死、致残乃至被活摘器官等种种难以想象的苦痛,承受着生离死别、千古奇冤,但仍然坚守信仰相信正义必胜,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报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这是一种怎样的舍身救世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如果非要说法轮功学员有罪那只有“腹诽”“言论犯罪”“思想犯罪”、“表达犯罪”、“捍卫信仰、尊严、生命与基本人权犯罪”。很明显,法轮功学员不是侵犯者而是受害人。

    众所周知,从法轮功信仰者持有或者散发的资料内容来看,即使这些物品被传播散发出去也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这些物品大致涉及到三方面内容:第一、出世的意识形态理论、超验的世界观主张,在法轮功信仰者看来,这个世界分多个层次
    ,多层空间世界由神佛主宰。这些信仰层面的问题人生观的问题由人自己选择对现实社会没有直接关系。第二、对他们多年来因信仰遭受的不公、被妖魔化加以澄清披露,比如法轮功信仰者认为天安门自焚是制造出来的并非真实发生的事件,法轮功习练者是好人而不是什么邪教组织等等,这些内容也不可能对社会有丝毫的危害性。第三部分,无外乎涉及到对执政党、政府的一些谩骂、批评、历史评价,首先这些批评、谩骂为何发生有没有值得反思警醒的地方是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其次这些谩骂、批评、评价客观不客观对不对暂且不论,尽管我们反对极端的情绪化的言论,但即使是极端的谩骂、批评也没有什么社会危害性并且绝不属于刑事处罚的范畴是显而易见的。

    众所周知,其实从江泽民1999年7月20日发动全面镇压法轮功运动开始,对于执政党来说就将必然酿成文革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错误。当初当权者完全可以选择以法治的方式而不是以斗争哲学搞运动的方式来对待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群体性事件。假如当初面对法轮功上访,如发生冲击国家机关、打砸抢烧、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的现象则完全可以按照现代的法治理念将违法者绳之于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运动方式加以对待,如果当权者选择运用法治的手段处理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则师出有名,谁都无话可说,并且始终占据道义高地。当权者依据宪法法律正当行使国家权力、维护社会秩序依法处理自然无可厚非。可遗憾的是,当权者自恃手中的权力并没有这样做,而是谮越宪法、法律发动了一场完全没有必要的政治迫害运动,给社会带来巨大的人道灾难,也导致当局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深陷罪恶泥沼当中。

    早在2010年前后,辩护律师在给法轮功学员辩护时就明确提出了:“对待法轮功问题采取和解立场才是明智的选择是大势所趋,违背历史潮流将会带来更大的人道灾难付出更大的政治代价!”至今辩护律师仍然坚持这一立场并且还坚持认为:“法轮功冤案不平,国难未已!”因为大量法轮功冤狱的系统制造不单影响到千千万万法轮功信众及其家庭的命运而且长久以来它直接侵蚀摧毁了中国整个司法系统得以维系的合法性基础和任何进行良性改革建设的可能。

    十九年以来,全国上下司法工作人员或者明知法轮功当事人无罪但慑于当权者的权势或者对刑法三百条罪名存在错误、模糊认识,滥用刑罚处置法轮功信仰者、申冤者,造成大量冤假错案。对法轮功的镇压与迫害无异于消灭良善、对人性开战,这场运动严重毒害扭曲了正常的人性与道德,与此同时,在一个国家的内部始终存在着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合法意志与违法意志的较量正考验着每个人对于是非善恶、正义邪恶的选择与立场!这件事情同时也必然与这个时代的变革,这个国家的前途紧密相联。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的法治建设肇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即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社会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建设应该说才刚刚起步,社会上下的法治观念还十分淡薄而专制思想则根深蒂固,加之一些当权者、既得利益者的倒行逆施,权力难以得到有效制约。由于这些历史和个人的原因,这场人为制造的冤狱也造成无数当权者、司法人员为违法行为背书,背负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无论那些主动的违法者还是被动的违法者无不担心,如果真正贯彻法律的意志,势必影响到自己的现实权力、地位、利益乃至受到清算,因此使得大量法轮功冤狱无法翻转,冤狱仍在被不断维系制造当中。

    毋庸讳言,面对法轮功冤狱终将有一天得到纠正并且这一天正在日渐迫近的形势,有人想继续把法轮功案件政治化,意图延续对法轮功群体的非法迫害,绑架整个国家、整个社会让体制内更多同僚背上历史债务,如此一来那些制造冤狱背上历史债务者才会有安全感!

    我们认为,立即纠正这一历史错误才是明智的选择,无论如何,无辜的百姓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从常识判断,不排除当前的执政者愿意切割历史包袱,与此同时也不难想见,过去十几年间已有千千万万的体制内官员、公检法干警背上了历史债务制造了大量的信仰冤狱,导致一场空前的浩劫。警察系统、司法系统乃至整个国家机器为法轮功冤狱背书,被这个政治错误、历史包袱所挟持绑架达到不堪重负、积重难返的地步!

    我们也注意到,针对法轮功问题2017年初,两高新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文件明确废止了1999年及2001年的两个司法解释,相较于后两者而言,这个文件大大提高了抓捕、起诉、审判法轮功的门槛,这或许为解决该历史问题创造了一个良好契机,仔细研读这个文件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对待法轮功案件能不抓就不抓,能不捕就不捕、能不判就不判,其文件的精神实质就是:“停止迫害”四个字!

    纠正这一历史性错误无疑极具挑战性,必然会遭遇诸多困难和阻力,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努力,但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人权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让普世价值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迫害法轮功这件事上来看,那些作恶者从起初的气势汹汹、肆无忌惮到今天的讳莫如深、回避与恐惧,作恶者也自知罪责难逃!我们不难发现,停止迫害,彻底纠正这一历史错误,不仅是一件得民心、顺民意的正义之举,与此同时,我们可能还低估了人民的普遍觉醒、低估了现行体制内坚守良知的法治力量、正义力量、低估了海内外全人类正在发生的普遍觉醒和进步的力量!无疑这是一个人性觉醒、神性复归的时代,我们更应该看到少数既得利益者反法治、反正义、反人类的邪恶势力日益陷于孤立和挫败当中,毕竟大多数参与的司法工作人员都是被裹挟进这场运动当中的,应当说,过去制造法轮功冤狱的主要责任不在基层,而今天则不同了,自今日始,只有勇于直面错误纠正错误,弃恶从善才有未来!

    对于当权者来说停止迫害走向和解才是唯一的出路,只有摒弃斗争哲学用爱与善意化解仇恨、苦毒才可以摆脱互害的社会现状避免社会陷入无序动荡的深渊,中国全社会需要一起面对这个挑战,以开启一个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中国的崭新前景,共担人道使命!

    毋庸讳言,伴随而来的这场时代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信仰的较量,是非、善恶贯穿于始终!近二十年来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与反迫害已经越来越具有了某种普遍性和全球意义,它已不单单是个别人、个别群体(法轮功)的事情了,它关乎每个公民的生命与尊严,关乎每个公民的抉择与立场乃至全人类的共同尊严与未来!这是一场和平与暴力、文明与野蛮、自由与奴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谁都无法置身事外。在这场较量当中,可以确信的是,人心向善、人们对于光明前景、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这一人性的普遍诉求决定着,真善美爱作为普适价值的信仰将会日益彰显与坚固起来!无论是谁?即使恶魔也时常装扮成正义与良善的形象。是非善恶就在你我心中,人心所向的普适信仰把大家联结在一起,它在每个人的心中,我们不但可以彼此验证而且可以收获喜悦,凭着它,人们不再恐惧,无往不胜!

    大使先生、女士们:感谢你们耐心读完了我们向中国官方提出的法律意见。最后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个机会和你们一起回顾一段历史:二战结束以来,人类追求正义与光明的步伐从未停止,人们也更加意识到,人类的自由、尊严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的无法分割性。人类整体文明的每一次进展,诸如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社会这些普世原则的坚固与确立无不是靠人们对世界光明前景的信念、坚韧不屈的意志及牺牲奋斗得来。邪恶势力的凶残往往是由于我们丧失了追求良善、正义的勇气。今天,恰恰就在今天,在苏东发生剧变的二十多年后,人类的历史远未终结,尽管中国和世界都更加觉醒了,但是整个世界尚未从实用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迷失中摆脱出来,此时此刻,我们尤为必要回溯七十多年以前的那段特殊的历史,二战初期,当面临强敌,整个世界笼罩在黑暗与绝望之中,我们的先辈何尝丧失过斗争的勇气,就在最艰难的时刻,我们,加、美、法、英、中以及世界各国人民最终选择站在一起抵抗暴虐,正如丘吉尔首相所言的那样,我们决不气馁,决不认输。我们永不放弃,坚持到底。我们要在海滩作战,在陆地上作战,在田野和街巷作战,在山坡作战,永不投降 ……今天这场战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仍未结束,仍考验着我们!

    孙茜辩护人及诉讼代理人:
    谢阳律师、谢燕益律师
    2018/5/15

  • 我们都有精神病

    关于社交网络焦虑症,和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比它更让人担心的事。正因为你是通过社交网络看到这篇严肃讨论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对它的态度间接反映了这种“症状”的轻重。

    我们的周围,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大家能做的就是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躲过去,我们都有病。

    不管你是否承认,社交媒体确实没有一开始那么令人愉快了。就连只是普通用户的你都会在发布前反复确认早就编辑好的文字:有错字吗?我这个表达合适吗?我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发出去、之后被喷子喷了怎么办?

    过度的自我审查有时真令人厌恶,但你更担心的是:不这样做就会被人揪住错处嘲笑。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没人关心你到底说了什么。

    今年五月,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和旗下组织青年健康运动 ( Young Health Movement ) 共同发布了一项关于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1500 名 18~24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使用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Snapchat 和 YouTube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曾受到过精神伤害,导致自我认知不足和焦虑感。

    其中, Instagram 对使用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最严重,Snapchat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影响次之。

    “有趣是我们发现 Instagram 和 Snapchat 对人的精神产生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两个平台都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看起来这可能加剧了他们自卑和焦虑感的产生”,皇家公共卫生协会的行政长官 Shirley Cramer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说。

    这项调查公布后,《金融时报》也在 6 月初对此进行报道。除此以外,在谷歌上搜索“社交媒体焦虑”,有超过 190 万条的相关新闻报道,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词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定义,但它的症状和影响我们并不陌生。

    你可以说这些网站你“没有听说过”,或者“该页无法显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种吐槽实在是个很老的梗,请不要重复给我听了。即使这些调查是针对那些“看不到的网站”,其反映的问题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

    2 月中旬,GQ 英国版的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社交媒体是如何用每一次的发布毁了你的生活》的文章,总结了 13 种会让你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感到失望的行为,以下 6 条都和焦虑有关。它们分别是:

    加剧“失业”风险

    发条抱怨工作的状态当时是挺爽,但之后……小心你的发布成为证据。

    你不再神秘

    社交账号都快成“犯罪现场”了,想一下当某人得到了你的社交账号,那么很有可能在你们约会前,他会滑到时间轴上最早的那条记录开始翻看。你以为那些早成了历史,但别忘了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挖坟。

    你的自拍管理几近失控

    谁都爱自拍,但放几十张同一个背景的自拍照还是算了。

    你的赞出卖了你

    有时尽管你不用文字表态,但你的赞真实地反映了你的内心。

    “数字”担心症

    为什么这条发出去都快 1 小时了还没有评论,就两个赞而已?是说错了话?配图无聊?还是有错别字?终于消息栏里又有了提示,点开一看是来自妈妈的赞和一张微笑的表情评论。
    痴迷于“惊喜”

    不管是身边人还是社会里的新鲜事你都想知道,对你来说比剧透更可怕的,是网上流行的梗你最后一个才知道。

    前五条涉及到社交媒体形象管理,除非是寻求帮助,否则很少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现他们真正糟糕的一面。毕竟不是选秀节目,谁会抢着卖惨?但除了少数人,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太多值得说道的事,所以尽管你可能没意识到,但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无形中就会让你焦虑。

    Snapchat 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在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提到:“网络世界允许我这代人幻想自己是独特的。你可以选在毛伊岛度假,成为那个收集美好时光的人,但现在线上和线下之间的生活界限消失了,所以 Snapchat 正全力打造另一种认知的世界就是,在那儿你的周五就是穿着运动裤,盘腿坐着吃麦片,这是可以的。你完全可以做自己,而没必要无时不刻在度假或者一直很好看。 ”

    就像你刷朋友圈一样,总是会有一类人——他们似乎永远在旅行聚会交朋友。社交媒体带来的、塑造完美生活的压力,使得有阅后即焚功能的 Snapchat 的使用比率正在上升。据尼尔森数据显示,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即18 到 34 岁年龄段人中 ,53 % 人平均每天要打开 Snapchat 18 次、总共约30 分钟。

    而这和“痴迷于惊喜”一样,都是“FOMO”症状的一种表现。FOMO 意即 “错过之恐”(Fear of Missing Out)。指担心错过社交媒体上各种正在发生的事件,一种对缺席的恐慌和信息成瘾,也是产生“社交媒体焦虑”的原因之一。

    2004 年 Patrick McGinnis 在哈佛商业学院的期刊 The Harbus 的一篇专栏里首次提出这个词,2013 年被加入牛津词典。这种症状的典型表现就是手机成瘾,沉溺在刷新鲜事的即时满足感中。即便只是关上屏幕几分钟,也会焦虑不安。

    当然说回社交媒体焦虑,对于使用微信办公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工作群里突然弹出的“XX在群聊中@了你”,更令人焦虑的了。

    然而通过社交媒体摄入有效真实的信息,并不会让你焦虑,只有当有效信息流和广告、虚假新闻、骚扰冒犯性言论等垃圾内容混杂出现时,你才会因被频繁刷到的无效信息包裹,或者是被遭到恶毒言论的霸凌,而感到心力疲惫继而产生焦虑。

    为了减少这种无效信息到达用户的概率,去年 6 月Facebook 开发一个新的文本理解引擎 Deeptest 来帮助机器在特定文本中理解单词含义, 8 月 Facebook AI 实验室 FAIR 又在 GitHub 上将研发的文本分析工具 fastText 进行开源。这两个工具的作用之一就是识别骚扰信息,帮助平台过滤并删除营销广告等垃圾信息,让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环境更好一些。

    Instagram 受到 Facebook的启发,也推出了一款能过滤不良信息和恶毒评论的 AI 系统。 与此同时,Twitter 也正在开发类似的功能,来识别用户发出的冒犯性和误导性的内容。

    而曾帮 Twitter 建立机器学习系统来识别仇恨言论的 Thomas Davidson ,指出 Instagram 推出的这个系统虽然很聪明,但机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无法在特定语境中识别具体的文本含义,因此很可能删除无害甚至有效的信息。

    当 Instagram 的创始人 Kevin Systrom 被《连线》杂志的记者问到,是否曾困扰于该系统的过度攻击性导致屏蔽本该显示的消息时,斯特罗姆的回答是:“其实问题是,当所有真正糟糕的东西都被屏蔽了,出现这种误差幅度还值得吗?我们并不是在遏制言论自由,也不是阻断朋友间有趣的对谈。我们只是想打击在平台上出现的不良言论问题而已。”

    所以,当社交媒体逐渐被无脑废话和攻击性言论充斥,成为虚假信息和垃圾情绪聚集的广场,并且人们需要持续为自己所创建的账号,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时,随之而产生的焦虑心理还会让我们需要社交媒体吗?

    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教授 Simon Wessely ,在看到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和青年卫生运动发布的那篇调查结果后,严肃地声明,“我当然相信社交媒体是导致人们不开心的一个因素……但真正危险的是把它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来批判。”

    就像《连线》杂志的创始人 Kevin Kelly 在《必然》里说的,“我们通过‘守门人’来过滤信息……我们通过管理者过滤信息……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化环境过滤信息”。

    所以,尽管社交媒体焦虑正在逐步蔓延,但不可否认的是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缓慢而间续地瓦解真相壁垒。因此,比起社交媒体焦虑,更值得担心的,其实是信息传播的匮乏和堵塞。

    (来源:界面新闻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449567.html 2017/07/07)

  • 宣扬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人兽恋?我们看的是同一部《美女与野

    “Emma Watson为了《美女与野兽》推掉《爱乐之城》好可惜”……在今年Emma Stone凭借《爱乐之城》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项后,不少观众这样感慨。

    但从目前《美女与野兽》的票房表现来看,Emma Watson并不输。

    《美女与野兽》在3月17日北美、中国同步上映,截止目前电影在北美收获1.75亿美元票房(超过迪士尼的1.2亿美元票房预期),是史上首周票房最高的PG级电影。据迪士尼透露,该电影的首周海外票房为1.8亿美元,其中包括中国的4480万美元票房。

    这还不止,流量统计公司comScore的高级媒体分析师Paul Dergarabedian预测,《美女与野兽》最终全球可达到10亿美元。

    要知道,去年“唯4”进入“10亿美元票房俱乐部”的影片有3部来自迪士尼,分别是《美国队长3:内战(11.53亿美元)》、《海底总动员2:多莉去哪儿(10.28亿美元)》、《疯狂动物城(10.24亿美元)》。

    《美女与野兽》为什么大卖?

    其实讲为什么大卖有些不讨好,就着结果分析原因,好像怎么分析怎么对。但现象下面总是有些线索可以找一找,这部影片就有些不少有趣的点。

    2017版的《美女与野兽》翻拍自1991年的同名动画片,是迪士尼真人翻拍计划的第5部。1991年的动画版《美女与野兽》可以算是佳片,曾被提名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被提名“最佳影片”的动画长片,可惜最终不敌经典影片《沉默的羔羊》。

    在那届奥斯卡上,《美女与野兽》最终拿下“最佳原创歌曲”、“最佳电影配乐”两项大奖。这也激起了迪士尼将它制成百老汇节目的想法,迪士尼召集创意团队成功打造了同名音乐剧,于1994年在百老汇首演。

    所以,顺理成章,2017版《美女与野兽》定位在奇幻歌舞电影。2013年因《冰雪奇缘》走红的主题曲《Let it go》让这部电影的影响力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电影最终也收获了12.7亿美元的好成绩,迪士尼显然想如法炮制。

    而且你看,《美女与野兽》也巧妙地选择了一个好档期,在北美,上一部合家欢向的影片要数2月10日上映的《乐高蝙蝠侠大电影》(中国大陆3月3日上映)了,同期上映的影片,没有该类型竞争对手。

    有17年历史的电影票务平台Fandango表示,《美女与野兽》是它们公司史上预售票最多的合家欢类型电影。

    就算不说这电影有多好,想想在1991年看过《美女与野兽》动画片并留下美好记忆的小姑娘们,如今若长大成家生女,相信也会愿意带着自己的女儿来观看这部童年经典翻拍之作的。

    除了表面的繁荣,全球都为了“政治正确”吵翻了

    《美女与野兽》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女主角Belle为了救父甘愿被野兽囚禁在城堡中,并最终爱上了这个野兽。

    因此有正义之士说道,这影片根本在站“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指被害者在犯罪者的长期虐待下,对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该专有名词在1970年代被精神病学家弗兰克·欧什博格(Frank Ochberg)定义。

    Emma Waston在不久前的采访中否认此说法,她认为女主Belle在过程中一直与野兽有观点上的碰撞,思想保持独立,不符合“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比起Emma Waston的反驳,定义“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一词的专家本人Ochberg的反驳更具说说服力,他在接受雅虎电影的采访时这样说,“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中的受害者必须具备“被恐吓、饱受精神创伤、被低幼化”等特点,“受害者们往往不可以说话、不可以进食、不能动,甚至连上厕所都要申请。他们长期有快死掉了的感受”。

    而电影中的Belle,紧紧是被幽禁在城堡之中,自由度更大,算是一个剧设为幽闭城堡的爱情故事。

    另外,女权主义也是《美女与野兽》的重要标签,女主Belle不像以往迪士尼影片的女性角色,不像等待王子拯救的白雪公主,不像为王子无私奉献的小美人鱼,也不像想要嫁给意中人的灰姑娘,而是一个爱读书爱思考,颇具现代女性独立特点的角色。

    事实上,《美女与野兽》的故事是法国女作家Gabrielle-Suzanne Barbot de Villeneuve于1740年首次发表,之后被Jeanne-Marie Leprince de Beaumont重新创作并于1756年再次发表。

    在原版故事中,女主就表现出智慧、具反抗力等性格特点,在做选择时遵从内心,这在18世纪的法国文学和社会都是不常见的,属于比较早期的女权作品。在1991年的动画版中,也传达了这种思想。

    如今女权思潮前所未有的高涨,甚至不少女性走上了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位置,女权主义染上了流行色彩。

    迪士尼的经典公主系列一直被质疑是腐朽的“女尊男卑”遗留,因此迪士尼有意摘掉这个帽子,想在新时代赶个流行,被大众喜欢,这次的《美女与野兽》与下一部真人电影《木兰》都是女权意识唤醒之作。

    而且Emma Watson不正是女权主义支持者么,选她来演Belle似乎再合适不过。

    不过有时候政治正确过头了也会有风险,比如该片中被称为“迪士尼首个公开同性恋角色”LeFou引来一些保守文化地区的抵制,比如Alabama影院和马来西亚,俄罗斯也在过去一周表示该影片为“16禁”。

    另外有人认为该片宣扬了“人兽恋”文化,唔,还是那句话,这只是一个装故事的壳,“野兽”的“人性化”才是Belle爱上他的关键因素,只不过“人性”被装进了兽体,这哪算“人兽恋”。

    迪士尼的真人翻拍炒冷饭?并不,好用着呢

    有人说迪士尼的真人翻拍经典计划是炒冷饭,从目前成绩来看,算打脸了。

    全世界都在搜罗好的IP来影视化,坐拥众多经典IP的迪士尼为何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呢,而且事实证明是有人买账的。

    此前,迪士尼表示启动真人翻拍计划,规模达17部(另有说12、15部),目前已经上映的有《沉睡魔咒(2014)》、《灰姑娘(2015)》、《奇幻森林(2016)》、《美女与野兽(2017)》,此外将有4部分别在2018、2019年陆续上映,其他翻拍电影上映日期不明确,但剧本都已在创作之中。

    而且,IP重塑的好处在于,迪士尼可以将观众感兴趣的番外情节变成衍生电影,比如改编自1959年迪士尼老牌动画《睡美人》的衍生作品《沉睡魔咒》。

    在已上映的真人翻拍电影中,首周票房几乎都不错,可见翻拍的可行性。如今技术手段发达,正是这些具有科幻色彩IP真人化的最佳时机。迪士尼可以说是男性女性儿童市场多管齐下,总给你一个理由买下那张电影票。

    (来源:虎嗅网 https://www.huxiu.com/article/186612.html?f=member_article 2017年3月21日)

  • 武昌热干面杀人事件:我们周围到底游荡着多少精神病?

    武昌火车站热干面事件已经发生多天了,除了这事件极度血腥,令人震惊外,就感觉以前那些兢兢业业传播成功学,如何与傻逼正面刚的公众号,这几天全在说遇事要忍,和气生财……

    这个事件本身很简单的,就是一起精神病人突然发病故意杀人,手段特别残忍而已,有暴力犯罪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能赤手空拳活活咬死人,普通人一看就莫名惊诧了。

    人在正常状态下都会爆发野兽之行,何况精神不正常,这种案子年年有,这是对严重暴力倾向精神病人监管失范的又一个例证。

    凶手的精神残疾鉴定结果是二级,对这个稍有了解就能明白是属于随时可能发病,必须时刻有人看管的,但是很遗憾我们国家的精神残疾鉴定是一种劳动能力评定,并未把对社会的强烈危害性纳入进去,不将社会危害性纳入衡量标准。

    对于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其实没有别的办法,为了保障他人安全必须监管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人就像一堆无人看管的炸弹,什么时候会炸他自己也控制不了。

    而现实是仅依靠家庭看护非常困难,很多这样的家庭同时面临经济贫困问题,新闻媒体也屡有报道,某精神病人被长期用铁链锁在家里,涉嫌虐待,这其实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政府让家庭管,家庭没能力管,到最后就是没人管。

    整个中国的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是在跨越式发展的,但是各地的精神病院建设显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很多医生都哀叹,儿科医生快没有啦,但你们知道本地有多少精神科医生,精神病院门往哪个方向开吗?

    公开数据是平均2300名儿童有一名医生,精神科医生是平均每10万人1.26个,公众安全其实是比健康更大的问题,因为再健康的人碰上精神病当街砍人也很难活命。

    精神病杀人,和钱多钱少没有必然联系,和打架纠纷没有必然联系,和底层民众更没什么关系,看到不少指责受害人的言论,把吃饭结账引发打架和故意杀人混同起来,我只能说一句,一件事还是两件事都分不清楚,哪来那么大指点江山的勇气?

    这样一个持有杀人执照,有暴力倾向血气方刚的病人却不需要任何监管才是这一事件的主因。

    今天砍死一个粗鲁暴力被大众认为是黑店的面馆老板,所有人都认为有取死之道。

    明天砍死一个黄牛党,大众认为是大快人心。

    后天砍死个正常人呢?

    没有话题性漠不关心。

    大后天砍死个医生呢?去年发生过一次。

    到底游荡着多少精神病在我们周围?

    本来就资源稀缺的精神病医院塞满精神正常的不得了的访民,真正有精神疾患的人却没人管,这才是最可怕的。

    91年浙江舟山,一女村民无辜被同村一精神病人砍头,该精神病人提着砍下的头还招摇过市 。

    04年北京西城,患有精神病的门卫徐某在其看守的北大第一院院幼儿园持刀行凶,砍伤18人,其中一名儿童死亡,凶器为一把菜刀。

    05年福建安溪,21岁的精神病患者王某清提刀砍死了自己的母亲。

    09年浙江台州,一骑车路过的木匠,被患有精神病的王某砍头,血流满地。

    13年重庆涪陵,吴姓中年女子被砍掉头颅,她的头被从五楼扔下,砸坏了一辆车的挡风玻璃,而犯罪嫌疑人曾有过精神病史。

    14年广州番禺, 男子家中精神病突发,持刀将母亲砍死。

    16年1月安徽安庆,曹某突发精神病从家中柴房内拿起斧头 和水果刀砍死其父亲。

    16年3月台北街头,4岁女童逛着街,被精神病患者砍头。

    16年4月安徽怀远,11岁女孩在自家门口写作业时,被患有精神病的邻居持刀残忍砍头。

    16年6月北京西城,男子突发精神病,手持两把菜刀向民警脖颈砍去。

    16年10月北京通州,73岁精神病患者郭某闯入家具厂内,持铁锤将李某砸死。

    ……

    如果你有意去检索类似的报道,以及相应卷宗,这些只是沧海一粟,冰川一角。

    正常人的犯罪可以归于理性的分析;而精神病人的犯罪,实在是悖于常理。

    可是被害人早已逝去,无论犯罪嫌疑人之后被判处刑罚或者强制医疗,即使事后有被害人家属寻求民事赔偿,对于活生生的一个生命而言,又有何意义?

    我们就事论事,也要想到更多。

    我们生活在这一个世界里,人生的路径那么漫长,指不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施害人:可能有的人肆意斗殴,有的人口出恶言,有的人欺凌弱者……

    正常人纵然有危害,我们总能防微杜渐,大不了躲着就是。

    然而常人却无从辨识具有潜在危害的部分精神病患者。

    这令人怀有天然的恐惧,无从判断,提心吊胆。

    我们应当给予精神病患者以社会的关爱和帮助,但前提是制度进一步完善并能真正落地,使其不至于缺失家人监护和脱离社会管理而为所欲为。

    否则,如果真的遇到精神病患者行凶,我们理当如何?静言思之,汗毛竖立。

    精神异常或心智缺陷者,属于人格构造有问题的人,而使他无法正确感受自己行为的危害性,不能正确控制行为,因此欠缺责难基础,谴责精神病患者残暴,毫无人性,就等于什么都没谴责,这也是无论欧陆或英美刑法的一贯见解。

    回溯胡某以降的精神病患者杀人案,不难归纳出许多共同犯罪理由,如贫苦、底层、如与社会疏离。

    恐怖犯罪的成因,从来不只来自生理疾病这样的单一因子。

    疾病里潜伏的疯狂会否被诱发,往往牵涉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因素。

    若全体社会在关心生命权丧失的重大刑案时,永远只看见“悲痛”与“可恶”,焦躁地期待以刑罚彰显正义,类似悲剧恐怕将比以往更加频繁发生。

    (来源:微信 https://is.gd/C7iRNX 2017年2月22日)

  • 当我们讨论精神病,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从犯罪事件人人喊打的凶嫌,到境况堪怜需要被帮助的失能者,精神病患在「正常」社会中长期以来是一种可疑的存在。因着挥之不去的污名,较其他身心障碍族群,患者的声音在公共场域长期隐没缺席,医疗专业或社工协助似乎就说明了一切。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或许得先一一撕下标签,再慢慢找出重新贴上的路径,才有机会穿过重重隔离,理解何谓精神疾病。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康复者』能出来,但就算本人愿意,家属也怕左邻右舍得知不光彩而反对,所以几乎找不到病患公开现身分享自己的经验。」中华民国康复之友联盟(康盟)理事长李丽娟表示。
    为了强调精神疾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复正常生活,康盟将患者称为「康复者」,并于2014年与台湾精神医学会成功推动「更名运动」,将Schizophrenia过往的中译「精神分裂症」改为「思觉失调症」,希望中性的病理词汇洗去长久以来所背负的沉重污名。
    无论是否因此能减低一些既定的印象或偏见,但对于患者而言,更名与否,疾病标签仍是不可承受之轻。
    「目前领有重大伤病卡的康复者约22万,身心障碍手册则接近16万,这中间的落差显示许多病患或许因为担心他人眼光或找工作受刁难,而不愿拿手册。」李丽娟说。前者主要针对医药费减免,后者则关乎生活津贴、公共设施使用优惠等社会福利,从数字的落差中,似乎可以见到许多患者的「病人身份」在遇见「社会身份」中隐形了。
    无法公开、难以言说、藏起标签⋯⋯精神疾病因为重重交织的社会/个人因素,病患主体的声音长期隐而未显。「相较其他的身心障碍,精神障碍者总是非常低调,深怕被认出,这也使得相关议题上,能够轻易地被医生、家属、社工,甚至人权团体『代言』。」酷儿权益推动联盟(酷儿盟)秘书长胡胜翔说,酷儿盟是提供多重障碍的性少数族群支持服务的民间团体。
    「『摇摇哥』事件时,在人权团体与学者召开的记者会上,各方拼命在替『摇摇哥』代言,说将精神病患强制送医违反人权等等,我觉得很奇怪也很不舒服,以人权之名为他发声,却只有少数人真正想听他怎么说。」胡胜翔强调。
    「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精神病患的无声状态与污名化处境像两条互相交错缠绕的线,彼此牵动、勾连,而让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较其他身体残疾者在社会上感觉抬不起头的原因,除了异常的身心状态,还牵涉更深层的「道德」危机。
    「污名的本质是一个道德过程 ,过去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man)的研究便指出,社会性的『道德破产』与思觉失调症画上等号,因此精神病患被视为是发生危险事故的潜在污染源,更是无法善尽责任和义务的 『幼稚化』族群,难达到『成人』的道德层次。如此合理化管教训练或区隔处理的正当性,但往往造成患者的自信低落。」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林耀盛表示。
    特别在华人文化的处事原则中,道德立场与「面子」的交互作用,构成重要的行事准则,种种积极地表现或避免某种行为,皆源于害怕丢脸的羞愧情绪,并驱动社会中每个个体成为「道德的人」的渴望。而精神疾病除了身心状态的异常之外,还要背负较其他疾患更大的原罪——这是一个不好、不光彩、没面子的病,最好隐藏起来,被知道的话,不但丢自己也丢家人的脸。「『丢脸』意谓着『道德破产』,便带来真正死亡的感觉,比身体的害怕更强烈。」林耀盛强调。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不经意透过语言或文字、感觉或姿态,以「疯子」、「神经病」、「该看精神科了」等奚落语调品评人事物时,其实就是一再强化此一道德贬抑的特质,引发一种「羞愧感」的集体经验,使得精神病患难以重新「做人」,僵固成某种特定形象的病患角色,也形成对立于所谓「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1980年代一连串的社会事件,包括疑似精神失常男子闯入萤桥国小对学童泼硫酸,以及龙发堂收容患者的环境以及方式引发非议,促成1990年《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其中并明确订出强制就医的规范。此一危害社会秩序的想象就此投下长长的阴影在精神病患身上,直到近年新一波疑似与精神病患者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烙印更挥之不去。
    「过去台湾的精神医疗体系其实是多元而复杂的,大多散布在各地方的私人医院或中小型机构,比较没有高度的集中化管理,1980年代发生种种的争议事件后,使得精神疾病被大众视为一种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国家慢慢开始以医疗评鉴、医院管理等手段把原来被认为『反现代』、不符合标准的民间机构收拾掉,继之而起的是大型疗养院的设立与设置大量的急性精神病床。」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助理汤家硕表示,他的硕士论文以龙发堂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台湾精神医疗迈向现代化的历程。
    「现在台湾经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科医师大约1,700人,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过去35年内产出的,」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精神科医师张廷硕说,他的「精专字号」名列1,600多号,是最新一代的专业精神科医师,通过专业考试后取得执照,上面的字号大致对应出现有的精神医师总数,「 在1980年代前,精神科跟神经科是在一起的,解严前后才分家独立。」他补充道。
    诊断标准不稳定 生物取向成为精神医学出路
    随着精神疾病进入现代医疗体系的视野,包括患者的认同、大众对疾病症状知识来源,于是都被统合在精神医学诊断系统下,其最主要的依据,来自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暨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而看似「专业」、「正确」的国际医学准则,却从来不是不可质疑的权威圣经。历年针对DSM的删改、增补等修订,充分显露出精神疾病的标准一直受到时代变迁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是一连串动态的过程,而没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答案。曾经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病症,过几年后可能就只是人类存在本质的差异与多元,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决议,将同性恋完全从DSM的诊断列表中去除。
    DSM第一版发行于1952年,当时的疾病诊断名称只有106种,但到了2013年最新的第五版,诊断类别已超过300种,意谓着精神疾病的光谱,纳入许多日常生活中原本不被视为病的情绪反应与行为模式。对精神医学过度扩张诊断定义的疑虑,在DSM第五版刚发行时曾掀起不少争议。
    以忧郁症为例,本来在第四版的诊断里,排除因亲人过世的哀恸反应(bereavement exclusion),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但第五版却将此排除条款拿掉,认为即使是因亲人过世而哀伤,只要够严重,依然要当作忧郁症看待,背后是「早期筛检」的概念。
    但哀恸是否存在一种举世标准,精神医疗专业到底该如何看待,它跟牙痛、背痛一样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东西吗?凯博文就曾经投书国际顶尖医学期刊 《刺胳针》(The Lancet),以自己的经验反思,2011妻子过世一年后,还是极度哀伤,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但他认为那是一种纪念已故亲人的方式,在哀悼中的怀念,自有其文化上的意涵,不是需要治愈的精神疾病。
    「精神诊断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这牵涉到疾病的『实体』是什么,其实是不确定的。」
    「到底忧郁症是什么?你的忧郁症跟我的忧郁症是一样的吗?台湾的跟美国的是一样的吗?不管哪一种理解方式,都会牵扯到当下社会的价值,DSM一开始的目的是用统计分析的科学方式取得一致的参照标准,但个人与不同社会之间衡量的差异性太大,使得它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方式还存在一些争议,所以才会一直改标准。」张廷硕表示。
    在疾病实体的本质问题难以衡量之下,将疾病归因于脑部神经传导物质失衡、脑部病变、体内化学平衡的改变,并能藉由药物控制改善的生物取向,成为精神医学与其他医学专业平起平坐的出路。
    「从更大历史脉络来看,生物精神医学的出现,不过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情,开药变成最主流的治疗方式,20世纪早期的精神分析或从社会角度的论述退居边缘。最终出线取得主导地位,不一定是因为比较有效,而是让现代的政府与医疗机构能够定位这些病患。其他方法都需要更长时间、更广泛的理解,缓不济急。」张廷硕说。
    药物依赖的宿命与逃离的契机
    来到医疗机构现场,精神医师在密集的看诊人次中,犹自顾不暇。「老实说我现在一个诊看30个人就已经很累了,有名的主任或大教授一个门诊可能有80或100人,造成一种现象,医生常常只有时间对着计算机开药。」三军总医院松山分院身心科主治医师王圣强说。
    「『语言』却又是我们这行很重要的功夫,花时间好好谈、同理病人的疗效有时不下于药物,但当我花40分钟做治疗性会谈,就压缩到后面病人的时间,而繁琐的申请程序与很低的健保给付额度,使得很少医生愿意多花时间做心理治疗。」他补充道。
    对于受慢性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除非有一定经济条件安排自费的心理治疗,对药物的依赖几乎是一种宿命。
    玮玮(化名)在7年前因为感情与经济因素,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医急救,恢复过后被转送急性精神病房,开启他「成为」一个精神病患的人生。
    在他身上的诊断从轻度到重度忧郁症,一直到近几年的双极性情感疾患(旧名躁郁症),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药量也越来越大,「从最早的三环抗忧郁剂吃到百忧解、克忧宁,后来都没效,发作时什么事都不想做,一个人关在房间哭,后来医生换开三级管制药品『利他能』,那原本是治疗过动症的药,吃下去后没有理由的开心,但药效过后情绪落差非常大,得吃好几颗强力镇定剂才能慢慢缓和。」玮玮说。
    高职就开始自食其力的玮玮没有家庭奥援,昏天暗地不停加班的职场环境让身体撑不下去时只得辞职,并再回医院调整药量,前阵子找新工作非常焦虑,并因新药强大的副作用而送急诊,「我也想做心理咨商,但一小时一千多的价格实在花不下去,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努力撑着。」玮玮说,「医师除了开药以外,不会多聊什么,顶多问这个月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比如躁症多一点、没办法睡觉、比较忧郁,看不同状况就帮我换药,换完药下个月回诊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月怎么样,还好吗?」
    药物像是紧箍咒,维系患者在理性世界的边缘不至失序,却也偶有胆大之徒受不了制约,不遵从医嘱,不顾后果地逃离。
    胡胜翔在高中时被辅导室建议去看精神科以来,病史已有12年,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使他几乎难以忍受,在5年前毅然自行断药,「有一阵子吃治疗躁郁的锂盐吃很凶,副作用会造成体内钾离子大量流失,某天睡觉起来发现只剩嘴巴可动⋯⋯时常要挂急诊,住家距离医院不能太远,那是一种随时会被副作用折磨的恐惧,所以虽然戒断过程很痛苦,还是决心断药,隔了一阵子告知医生,吓了他一大跳。」
    「以前就把自己想象成病患,医生说有病就觉得自己有病,诊断什么就是什么,不会思考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后来从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找到生活重心,并脱离原生家庭的情绪纠葛,他才开始有意识地翻转病患的被动角色,甚至尝试触碰生命中最难以回顾的创伤,拼凑最早「病发」的记忆。
    当时刚上宜兰高中的他,是老家二结第一个出柜的同志,父母无法接受外,学校非常慌张,也常被同学调侃,而在地区的第一志愿学校里竞争激烈,学业成绩不复以往,越来越差,种种压力终因一件小事而引爆。
    「某天我因为早自习擦窗户而被导师狂骂,『等下就考试了还搞不清楚状况!』而我表示只是听从卫生股长的吩咐,『他叫你去吃屎你要不要去吃屎!』骂到后来我情绪崩溃地90度鞠躬跟老师道歉,隔天辅导室介入处理,导师大喊『是学生的情绪问题,我不应该道歉是学生要跟我道歉』,我哭着再次道歉,觉得很痛苦不想读了,就此休学。」胡胜翔回忆着细节,像是一直无法毕业的中学生,掉下眼泪。
    「回想起来,觉得当年的校园辅导体系太过武断,把没法解决的『问题』丢给精神医疗。花了10年的青春生病,现在要花更多力气追回那些时间。」进入医疗体系后,随着不断变动的诊断——从精神分裂症、双极性情感疾患,一直到近年的边缘型人格疾患, 他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精神康复和生命的意义
    「一般人生病时什么都不用做,乖乖吃药当个病人的角色就是生活的全部,好了之后再回到正常积极的人生,但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康复和『生命的意义』是在一起的。」因为身边有精神状况的亲友不在少数,在实际进行研究之前,作为一个陪伴者,汤家硕与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有比较接近的距离。
    包括怎么跨越心理门坎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走进诊间有/无得到期待的效果等挣扎历程,他都曾一同走过,「也曾感到无法接受,都已经尽了这么多努力,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后来发现要比他先接受这个限制,没有关系,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这样走了,我不会有任何遗憾,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那就这样吧!」
    「精神药物的功能,只是提供重建『可欲的』生活的生理基础,但终究无法回答: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这其实有点像哲学问题,一般人都不一定答得出来,但一个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需要了解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否则继续在那个混沌的世界里面慢慢消逝无踪就好,干嘛康复?」汤家硕强调。
    疾病的标签既是容器,涵纳种种来自角落的异常心灵;也是遮蔽,难以看见不同际遇与个性的独特个体。
    对大多数没有类似经验的芸芸众生,要如何理解他人的精神苦难,简直难上加难,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在正常的理性世界之外,可以分类出一个个异常症状,让他们成为只是需要「处理」的对象,但若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或许得先一一撕下标签,再慢慢找出重新贴上的路径,才有机会穿过机构与药物的隔离,「理解」这些幽微的生命经验。
    (来源:报道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mental-disorder-public-percept 2017/1/9)

  • 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导读《精神病大流行》

    我们想让你知道的是: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文:彭荣邦(任教于慈济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系,专长是现象学心理学,拉冈式精神分析,以及批判心理学史)
    大概很少有一本书像这本一样,〈前言〉几乎就是一份清楚的「自我交代」。
    本书作者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是位杰出的医疗记者,他为《波士顿环球报》所写的系列医疗报导,曾经让他和共笔的同事一起获得1999年普立兹奖公共服务项目的提名殊荣。除此之外,他也是专门出版临床试验新知及媒合临床试验的全球性网络平台CenterWatch的合资老板。
    在《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之前,他曾经写过《疯狂美国》一书(2002年初版,并于2010年再版),深入检视了美国治疗精神病患的历史。照理来说,他应该相当有资格谈论精神疾病的相关议题,不需要进行这么多的「自我交代」,担心读者会误解他写这本书的意图。
    可就像惠特克在〈前言〉的一开始就明白指出的,精神医学及其治疗的历史在美国社会是个相当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或者说,是个很容易激化立场的「政治地雷区」。「自我交代」因此是他不得不穿上的防护衣。他必须告诉读者,他不是别有所图,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质疑精神医学的主流说法;甚至,以他身为出版社老板的立场,或许不淌这趟浑水才是明智之举。笔者自己也观察到,过去几年来在台湾精神医疗议题的公共讨论的确也渐趋火爆。或许在这篇导读的一开始,我们可以先简单地考察一下,至少在欧美的部分,这个政治地雷区是如何成形的。
    反精神医学运动的起落
    1960年代,对于长期受娱乐文化洗礼的读者来说,最直接的联想可能是「嬉皮」、「大麻」、「反战」或「摇滚乐」。这些浮面的印象没有太大的差池,它们共同指向一种存在于当时欧美社会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现象──对旧有体制不满、甚至起身抵抗。在精神医学界,1960年代也一样动荡不安,因为后来风起云涌的所谓「反精神医学」运动,也正是在当时那种「反叛」的时代氛围之下成形。
    提到「反精神医学」运动,论者往往把它早期的发展和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及著作勾连在一起,例如: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连恩(R. D. Laing)的《分裂的自我》(The Divided Self)、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精神病院》(Asylums),以及萨斯(Thomas Szasz)的《精神疾病的神话》(The Myth of Mental Illness)。不约而同地,这些学者都对「精神疾病」是否可以被当作如同「身体疾病」一般的疾病实体来认识和治疗,提出了来自不同思考方向的深刻质疑。
    连恩认为,精神病患者的行为不一定非得被视为某种「疾病症状的表现」,它也可以被视为患者「存在经验的表达」。这意味着,精神病患者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只要我们懂得如何聆听,我们就可以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主体经验,接近他们的世界。
    傅柯在《精神疾病与心理学》(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 1962)时期的立场和连恩接近,也认为精神疾病和身体疾病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能以身体疾病的方式来认识,而必须从患者的存在经验来加以掌握。可是到了《疯癫与文明》,傅柯就远离了存在现象学的立场,而是把精神疾病视为当代社会在理性化过程中,对「疯狂」经验的排除与禁闭。因此,「精神疾病」并非如物体一般实际存在,而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当代社会复杂权力知识关系所形构。
     
    相对于傅柯宏观的历史论述,高夫曼的《精神病院》则是具体而微地从绵密的人际互动中,考察「精神疾病」是如何在精神病院这类全控机构内被模塑成形。高夫曼的考察发现,「精神疾病」的实体性是病患在自身社会网络中被以特定方式标签化(污名)的结果。萨斯则在《精神疾病的神话》中明白地指陈,精神疾病不是发现,而是一种「发明」,它的圈围和界定其实仰赖的是一套诊断标准,是被制造出来的「神话」,和身体疾病有着本质上的差异。
    这几位重量级的学者,并不见得认同自己被归类在所谓的「反精神医学」的阵营(「反精神医学」是后来才由南非精神分析师戴维・古柏〔David Cooper〕给出的命名),傅柯及连恩即曾如此公开宣称。他们之中,有些人确实积极参与了精神医学体制的改造,例如高夫曼和萨斯,他们在废除非志愿性精神住院治疗联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萨斯的言论尤为辛辣,立场始终坚定,参与行动上也最积极,因此一直被视为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旗手,虽然萨斯觉得自己不是「反精神医学」(anti-psychiatry),而是「反强制精神医学」(anti-coercive psychiatry)。
    在重量级学者的思想支持及反文化的时代氛围支撑下,反精神医学运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对于促进欧美国家重视精神病患的人道照顾,例如精神病患照顾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及小区精神医疗体系的建立,有重要的贡献。然而,正因为反精神医学的重要支持火力来自于其他的反文化团体,例如同志团体、女性团体或黑人团体,这些同盟力量的消散自然也成了反精神医学运动的隐忧。
    在反文化健将被学院吸收为明星教授、政治保守势力重新盘点集结、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等因素下,反文化力量的形态由台面转入日常;反精神医学运动也失去了从旁襄助的力量,在1980年代初期急速退温。在英国,连恩及其同盟友爱兄弟协会在金斯利会所建立的实验性治疗小区难堪落幕,友爱兄弟协会也随之分崩离析,反精神医学运动几近瓦解;而在美国,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发展则是随着萨斯与山达基教会的合作,一步一步踏进了政治地雷区。
    是合理批判,还是恶意毁谤?
    山达基教会(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是由罗恩・贺伯特(L. Ron Hubbard)于1950年代初期成立的新兴宗教组织。它的组织庞大、信徒众多,而且具有相当的政经实力,不过由于其行事上的争议,在美国和不少国家都被视为异端。不管是从历史恩怨(有些精神科医师认为贺伯特有严重精神疾病)或是从教义(山达基认为精神医学否定了人的灵性,提供错误的治疗)来看,山达基教会对当代精神医学的作为相当不认同,同时积极抵制。
    问题是,如果考虑到批判主流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的确出现了削减论述能量和挤压论述空间的后果。萨斯及其他反精神医学运动倡议者的形象被极端化了,他们的著述因此失去应有的力道;批判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也被激化了,进到这个场域发言的人很容易被贴标签,也很容易用标签对待发言立场不同的人。姑且不论山达基教会的功过是非,但明白摆在眼前的是,这个宗教组织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是正信宗教,如果需要取得公众认同,与这个教会扯上关系绝非明智之举。
    因此,萨斯和山达基教会的合作,对反精神医学运动来说,就出现了额外的政治变量。萨斯本人在2009年的访问中,提到他为什么和山达基教会一起成立了「公民人权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他指出,不管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山达基教会是唯一一个有钱、有权、够活跃,而且愿意为精神病患的不当监禁付出的组织;虽然他并不相信其教义,但是他并不后悔自己和山达基教会合作。
    重启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
    惠特克在本书中就指出,山达基教会与反精神医学运动的合流,表面上是主流精神医学出现了强大的对手,但实际上却是适得其反。山达基教会似乎在无意中成了主流精神医学的「队友」,让他们得以轻松对付批判的力量;因为主流精神医学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对手标签为「山达基同路人」,根本无须正视其提出的论据。
    从这个脉络来看,惠特克的著作因此有了特别的意义:他想藉由《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重新打开反思精神医学的论述空间。惠特克在2010年为《疯狂美国》再版所重写的序言,和《精神病大流行》的序言类似,都有清楚「自我交代」的意味。这样的自我交代,表面上看来像是自我保护,但从论述策略来看,却是一种必要的「切割」,因为他想重起炉灶,再次开启反思当代精神医学的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疯狂美国》和《精神病大流行》是姊妹之作,都是惠特克针对以生物医学模式为主的当代精神医学所做的重要批判。如果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惠特克首先是以「历史」为其论述的主要武器。他在《疯狂美国》2010年版的序言里提到,这本书的副标题「糟糕的科学、糟糕的医疗,以及对精神病患的持续不当对待」(Bad Science, Bad Medicine, and the Enduring Mistreatment of the Mentally Ill)正是一个清楚的宣言,他想藉由这本书重述精神医学的历史,而且说的是一个跟精神医学主流叙事完全不同的故事。
    这个论述策略,对于已然被封闭的论述空间来说,有无比的重要性。任何一个体制的掌权者,都会对这个体制如何走到现在有一套官方说法,而这个官方版本的叙事往往是一种「成王败寇」的历史,凸显了某些历史事实(例如,为何是我当家作主),却也遮蔽了另一些(例如,某些关键事件的发生只是历史的偶然)。掌权者很在乎这个官方历史,也会不断地添加新事迹,小心地维护着这个历史,因为其权力的正当性就建立在这个历史叙事之上。
    当代精神医学的官方历史所说的,几乎就是一个生物精神医学的进步史,而我们所有人,都因为生物医学的进步受益。这个以生物医学为主的历史叙事,对精神医学中的其他治疗范式(例如精神分析),或其他文化的治疗范式(例如台湾的牵亡仪式),或者以边缘化或古董化的方式处理,或者根本就省略不提。
    官方历史本质上是一种维护体制的历史,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视野,我们就很难跳出体制的意识形态框架,想象出其他的可能性,即使当前的体制已经陷入危机。幸运的是,真正的历史——事件因为各种可能性条件的因缘聚合而浮现或隐没——其实并不是这么「干净」地线性开展,而是充满着冲突、断裂和替代的动态过程。这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历史材料,它总是蕴含着另一种叙说的可能性,一旦以不同的方式叙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就会随之变化,而改变体制的可能性就蕴含于其中。
    接续着《疯狂美国》对当代精神医学主流历史叙事的松动,惠特克在《精神病大流行》更使用了另一个或许让某些人恨得牙痒痒的论述策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当代精神医学强调实证研究的「让证据说话」,然而,不管在实证研究的方法或证据的解释上,却不时出现选择性强调或是有意无意的疏漏。因此,惠特克特别强调,他不仅愿意接受实证研究「让证据说话」的游戏规则,而且他用来左证论述的数据,几乎都出自精神医学的主流期刊。
    只不过,他问的可能是当前研究范式不常提出或试图回避的问题(例如,服用某种精神药物的长期成效),他所累积的论述证据和观察,可能来自目前的精神医学忽略、甚至视而不见的研究或个人经验。
    台湾:美国主流精神医学全球化的现场
    1950年代之后的「精神药理革命」影响的不只是美国,而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特别在1980年代之后,《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精神药物治疗模式,几乎是以肩并肩的方式,快速扩张到全球各地。虽然著名的精神科医师及医疗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早在1988年的著作《反思精神医学》(Rethinking Psychiatry)中就指出,我们必须正视为什么占了全世界80%人口的非西方社会,必须沿用一套深植于欧美文化的精神医疗模式,但是他与同事们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太大地撼动精神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
    让我们暂且搁置对精神疾病生物性的争议,任何一种所谓的「精神疾病」,它都有疾病诊断道不尽、甚至忽略的主体经验,而且是由精神医学参与其中的复杂权力知识关系,和病人日常生活的绵密人际互动所形构。换句话说,「精神疾病」的实体性,其实是一种镶嵌于特定时空、社会文化的整体部署,牵一发而全身动,我们在惠特克的历史叙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也是凯博文多年来提倡精神医学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biopsychosocial)的深刻意涵。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美国主流精神医学的全球化,就成了一件相当可疑的事情,因为它的整体部署,很难拆解输出而不改变本质。「精神疾病诊断」及「药物治疗」是最容易跨国输出的部分,但是构成「精神疾病」整体部署的其他向度,例如社会福利、特殊教育,以及其他接应精神病患的体制和人际网络,恐怕就很难跨越国界,或至少在速度上远远落后。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只有「部分输出」的精神医学,很可能改变或遮蔽了某些正在酝酿中的历史过程。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DHD)的诊断及药物治疗在台湾所引起的激辩,我们或许可以试着这么理解。即使精神科医师怀着最大的善意给予治疗,但因为这个「精神疾病」的整体部署只有部分输出,原本对病人较为全面性的接应,到头来只剩下药物治疗。结果是,精神科医师越努力,整体偏斜越严重,可能引发的争议就越多。不仅如此,部分学童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不集中」或「坐不住」,可能和台湾社会正在经历的快速变动有关。ADHD的质疑往往是由学校老师发动,而这其中有多少复杂问题是被单纯地「医疗化」,笔者心中一直存有疑问。
    ►谁得了「不专心」的病?注意力缺失症(ADD/ADHD)的社会学观察
    虽然阅读这本书的过程,有如打开精神医学的潘多拉盒子,但对于台湾目前过度一面倒的精神医学信息,这本书的出版绝对可以产生重要的平衡效果。
    (来源:关键评论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54885  2016/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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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让我们免于恐惧——关于组建“709案庭审观察团”的声明

    自2015年7月9日始,中国维权律师和人权捍卫者突遭当局大规模抓捕,数十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失踪,数百名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被约谈、传唤、或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3个,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709大抓捕”。
     
    “709大抓捕”是近几十年内出现的最严重的反法治、反人权事件,主要体现在:以律师为假想敌,将其作为主要打压对象、强迫失踪不通知家属、酷刑和虐待、株连家属、逼人认罪、媒体抹黑和审判、剥夺律师和当事人的辩护权、限制和恐吓辩护律师等等。这一打压模式至今仍然在持续,成都、苏州、深圳等地都遭到了类似的打压,社会恐惧蔓延,人人自危。前不久,维权律师江天勇因赴长沙探望709律师谢阳被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709大抓捕”迄今已近两年,李和平、谢阳、王全璋、谢燕益、李富春、吴淦等律师和人权捍卫者至今仍深陷牢狱。其中李和平和谢阳两位律师的案子已经被起诉到法院(2016的12月16日,谢阳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扰乱法庭秩序罪”被起诉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年12月5日,李和平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起诉到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估计很快就将开庭。
     
    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有对安全、权利和尊严的渴求。如果大家都认同这一点,那就让我们一起加入李和平、谢阳等“709志士案庭审观察团”,在法庭内外、国内国外,共同见证709模式的非法和709志士的抗争和不屈。关注709案庭审,就是关注我们自身的安全、权利和自由。
     
    附件:李和平案、谢阳案情况介绍
     
    在这17个多月里,李和平律师先是被强迫失踪半年,律师家人四处寻找其下落而不得。这失踪的半年官方没有给家属任何的法律文书。在2016年1月8日之后,处于变相被剥夺辩护权利,其合法的辩护人不被官方认可。妻子因为起诉抹黑李和平律师的媒体,被公安部门撬门刑事传唤。被逼迁,但迁到新居又进不了家门;被限制出境,儿女护照都办不下来。女儿上学受阻碍,妻子被跟踪、被恐吓、被非法关押,辩护律师从未获得会见、阅卷权、通信权……
     
    在过去的17个多月里,谢阳律师备受酷刑折磨,只休息2小时的疲劳受审、伤腿被吊致肿胀严重、烟熏折磨、重病下遭殴打、被戴手铐、隐瞒艾滋病情犯人一起关押、被死刑犯殴打、被管教以抹布塞嘴里相威逼、被管教孤立以达到摧毁他意志的目的、会见前被管教殴打头部致伤……谢阳案中,办案机关长达16个月不许辩护律师会见与阅卷,律师蔺其磊一直不被承认辩护地位,妻儿被限制出境、被跟踪、被胁迫、被监听、被旅游,辩护律师被约谈、被警告、被限制出境,从未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第一次和第二次移送检察院检察官连续提审几十天而不让律师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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