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子生是怎样炼成的？
孩子初升高，侥幸考上省重点。太太意犹未足，认为孩子本来可以百尺竿头，之所以不能更进一步，考进最好的中学比如华师附中，责任全在我——都是我一直纵容孩子的懒散。于是孩子初中毕业时，太太专门安排了一个饭局，美其名曰同学告别会，实际上只是请来几个同学家长——几个尖子生家长；酒过三巡，我才明白她是要给我上课。
不吃这餐饭，我现在都还懵懵懂懂，这餐饭吃完，我算大开眼界了，原来尖子生都是这样炼成的呀。整个初中期间，当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基本上就没正经事儿可干，都做孩子的全陪了。给孩子每天送饭送菜；周末陪孩子上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每年寒暑假放假之前，都要挖空心思到处打听哪门课哪个老师办的辅导班最好，然后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甚至自己跟着上课，孩子坐前排，自己坐后排，这样既可以监督孩子，也可以监督老师。
这么一来，孩子就跟职业运动员差不多了。几乎每个所谓尖子生的背后，都跟着一个专业团队，专职做生活服务，以及战略战术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相形之下，我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流浪猫，学习上我基本不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信任孩子，但实际上是听任孩子只身迎战一个一个疯狂的狼群。
还好，孩子还没有败下阵来。但我并不想吸取什么教训，高中两年，我对孩子的学习上还是不太管。据说但凡省重点，现在都被家长包围了——他们在附近居民区租下房子，一家老小都住进来，专门陪孩子读书。
但我的孩子，还是每天起早摸黑赶公车，中间还要转车。我儿子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没有休闲，甚至上厕所手中都攥着书。但我儿子至少每天一次篮球照打。我儿子有个同班同学，全年级排名第四，考北大清华肯定有如探囊取物。但前提是，他父母对他的时间控制精确到每一个小时。只要有一个小时孩子成了断线风筝，父母都会惊惊惶惶，不停地电话寻人，直到孩子重新回到书桌前，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
竞技如此白热化，投入少一丁点，名次就会后退大半截。所以孩子的年级排名，一直徘徊在100到200名之间。很有几个老师，很多次语重心长地给我说，孩子其实大有潜力的，这样子可惜了。我都只是笑笑。我的考虑很简单，成绩是不是最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拼出精神病。
成绩最好，精神不正常又有何益？美国爱荷华大学两次震惊世界的凶杀案，凶手不都是从咱中国去的尖子生吗？我访问美国期间，翻译也多次谈到，北大清华好几个留美生，虽然专业上一直很优秀，但由于精神原因，最终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要么进大牢，要么进精神病院。
在我看来，毋宁说，整个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如果说运动员是牺牲身体健康来换取奖牌，那么尖子生不仅是牺牲身体健康，更兼牺牲心理健康。他们往往以心理残疾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优质学位。又岂止尖子生才是牺牲品，数量更为庞大的差生群体，他们一直在公开的歧视中生活，没有起码的尊严，没有起码的自信，他们比之尖子生更悲剧。
这其实是说，无论尖子生，还是所谓差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千疮百孔。这种情况下，或许只有中庸之道，才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基于这个思路，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给孩子设定一个最高目标，而只主张给孩子划定一条底线。不求孩子跑在最前面，但求孩子别从底线上掉下来。我以为只有这样做去，孩子身体上心理上的代价才可能小一些，才是对孩子最大限度的保护。
在中国，做普通人实在太难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教育更不是这样设计的。像我这样来培养孩子，孩子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而在中国做一个普通人实在太难了。我们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警车开道，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交通肯定大成问题。我们也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特权或者特别有钱可以享受最尖端的医疗服务，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看病也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不是均衡的网状结构，而是典型的金字塔，越往下机会越少，越往下资源越少。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必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不是人上人就会是人下人，这种风险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恐惧，那么浮躁。就好像背后有一个无形的血盆大口等着，谁落到后面谁就会被吃掉，我们只好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甚至不惜彼此践踏。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深知做普通人的艰难。所以，我既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付出巨大代价去做尖子生，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这其实更辛苦，乘桴浮于海的经济代价，不是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的。但我宁愿多熬夜，孩子也宁愿课余多打工。
退出竞技之后，孩子终于可以学学如何做菜，如何洗衣了；终于可以开始长途旅行了。这些其实是我早就想安排的。我对我的孩子其实有过很多安排，我想让他去武术学校学拳击，去急救中心学救生，去体育馆学游泳，去孤儿学校做义工。总之我认为我的孩子需要全方位的基础知识，尤其需要学习与人相处、与社会融合。
但是，所有这些安排都只能是纸上画饼，而又与学校教育绝缘。当我有机会出访美国和俄国，在剧院看到家长们带着三三两两的孩子一起看芭蕾舞，在美术馆看到老师们给成群结队的孩子讲解原版世界名画，我的感受非常复杂，既羡慕，又绝望：这才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的春风阳光，什么时候才能普降到我们中国孩子的身上呢？
只是因为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家长、那么多的孩子都在用脚投票，用这样的选择来抗议中国的教育。这样乘桴浮于海的孩子，应该每年不下10万之众吧。按每人每年消费15万计算，那么我们国家一年流失的教育投资就在150亿元左右。这种经济上的账，尤其是人心上的账，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算过？
（来源：当代教育家http://learning.sohu.com/20161223/n476697050.shtml 2016-12-23）
标签： 是
中国教育，就是一个精神病院
「从摄影镜头 正视精神健康」
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内心世界，又会是怎样的？香港精神科医学院与非牟利机构心影荟及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合办「Look at MI 摄影与精神健康推广计划」，鼓励经历精神困扰的青少年透过摄影，表达面对精神病的心路历程。在计划当中，青少年与同行大使一同学习摄影，并透过相片去探索对精神病的理解和想法。
Fish(化名)大学毕业后曾患上思觉失调。她最初对精神病了解不多，亦很担心自己的病情。在发病之后，她很害怕让别人知道她的情况，渐渐变得不愿意与朋友见面，对自己的病更难以启齿。在参与计划期间，Fish透过摄影，重新思考自己对精神病的想法，她发现，患病的经历对她的人生有另一种意义。她又指出，平日很难用言语或文字表达自己心中所想，但透过捕捉影像，能引起她内心的共鸣。她发现，摄影能让她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义工Karen表示，过去从报章上得知精神病复元人士的情况，故很想与他们同行，陪伴他们经历生命中的困难。她过去对患上精神病的人有既定印象，以为他们的能力较别人差，知识水平亦不高。从没有接触过复元人士的她，透过计划了解到精神病是很普遍，而且不同层面的人都有机会患上。她又指：「精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学识水平可以很高，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拥有梦想，对未来亦有很多想法。」Karen表示，参与活动过程中，令她对精神病有更广阔更深刻的理解，亦突破了过去对精神病的各种既定框框。参与活动的精神科医生，在病房外与病人接触，亦有很特别的体会。
在同行交流活动中，复元人士与同行大使对精神病有重新的定义和理解，并透过自身经验分享和指导，更掌握在患病复元路上的目标和方向。透过不同的摄影活动，反思自己对精神病的迷思和误解。
「Look at MI正视精神全港公开摄影比赛」是本次计划的重点，期望让公众透过相片，表达对精神健康及精神病的理解和感受，以提升大家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欢迎广大市民及读者一起参与，比赛详情请浏览：http://www.hkcpsych.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0&Itemid=623&lang=tw
（来源：雅虎香港https://hk.news.yahoo.com/blogs/psyhk/%E3%80%8C%E5%BE%9E%E6%94%9D%E5%BD%B1%E9%8F%A1%E9%A0%AD-%E6%AD%A3%E8%A6%96%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3%80%8D-060812884.html 2017年1月27日）恐怖分子多是精神病？2017年欧洲还安全吗
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新年致辞，暗含着此前她并不愿意正面承认的内容：2017年欧洲面临着严峻的反恐局势。
2016年岁末，德国以柏林圣诞市场血案收尾，原本辛劳了一年的德国人在最重要的节日仍无法放松，德国各地均在圣诞市场升级防备措施，而整个欧洲也再次被突发的恐怖袭击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
事实上，纵观1970~2015年，恐怖袭击长久存在于欧洲大陆，只不过西欧国家对于恐怖袭击的记忆大多停留在冷战结束之前;1990年后，东欧区域恐怖袭击次数大幅上升，西欧则趋向稳定，直至最近两年，伴随“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和大批难民的涌入，繁荣的西欧国家再次被恐怖袭击笼罩，其中，法国和德国成为最新的受害者，而包括欧洲刑警组织在内的各方均警示，这些年轻的“独狼恐怖分子”还多患有心理疾病。
在新的一年中，默克尔表示，2016年是充满艰难考验的一年，而最艰巨的考验便来自恐怖主义，但“德国远比恐怖主义强大，将力保公民自由与安全”。然而一次次遭受恐袭惊吓的德国选民，还能继续对默克尔保持信任吗?
西欧与东欧的转换
根据马里兰大学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的数据，从1970年1月至2015年12月，欧洲大陆上发生了18803起恐怖袭击事件，为此有10537人遇难(这其中并不包括在欧洲因局部战争而死亡的人数)。
在这其中，有7724人死于爆炸，2588人死于暗杀，2365人死于攻击，548人死于人质劫持，159人死于飞机劫持，114人死于对建筑物的攻击，余下数千人则死于受伤或失踪。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0年前后，东西欧之间发生恐怖袭击的次数发生了转移：在上个世纪70~90年代，西欧出现了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分子，譬如西班牙北部巴斯克地区的恐怖组织ETA以及北爱尔兰的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等。
在此期间，英国和西班牙成为欧洲恐怖主义袭击的重灾区。在英国发生的1679次袭击中，共有2570名人员遇难，而在西班牙则发生了大大小小的659起恐怖袭击，其中共有1129名遇难者。
不过在2004年的马德里地铁恐怖袭击案中，已然出现了基地组织的身影，这是西班牙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恐怖袭击事件，此次事件中有190名人士不幸遇难。
2000年之后，西欧的恐怖主义袭击次数降低;而在苏联解体之后，东欧的恐怖主义袭击则日渐增多，其中一部分也同基地组织相关，近年来饱受恐怖袭击之苦的东欧国家是乌克兰。
犯人碰巧都是精神病?
2014年起在恐怖袭击事件中，欧洲不幸遇难的人数创下了新纪录。其中，法德两国成为了新的重灾区。
仅在2015年一年，在两起恐怖袭击事件中，法国就有140名人员丧生，其中包括《查理周刊》中去世的12名人员和在年末巴黎发生的连环恐袭案件中去世的130余名人员。
如果说2015年法国遭受的恐袭案件来自于极端组织对法国参与叙利亚战事的报复，2016年的德国则在大量涌入的移民潮下暴露了安全方面的诸多脆弱性。
自2015年9月4日德国向滞留在匈牙利的难民正式打开边界以来，德国共接收了大约150万难民。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BAMF)的统计，2015年来到德国的难民大部分是年轻男性：近2/3的人是33岁以下的年轻人，分别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叙利亚、厄立特里亚和伊拉克。
与之相应的是，在欧洲进行恐怖主义或暴力行为的犯罪分子的年龄也在不断下降。根据欧洲刑警组织的统计，在2013年，每6个恐怖主义分子中就有一个是25岁或以下的青年人;而在2015年中，这一范围缩小到了每4个恐怖分子之中就有这样1个年轻人。与此同时，这些年轻的独狼还多患有心理疾病。
实际上，仅在2016年7月的一周之内 ，德国就发生了4起同难民相关的暴力事件和恐怖袭击案件。随后德国警方宣称，其中两起的犯罪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一起的犯罪嫌疑人属于“激情杀人”，而另一起年仅17岁的犯罪嫌疑人则在德国迅速“自我极端化”。
而在2014年12月法国所发生的两起在节日期间开车撞向人群的袭击事件中，犯罪分子都患有精神疾病，随后均试图自杀。其中在第戎的一名犯罪分子最终被确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而在南特的另外一位则被认为是“精神不正常”。
根据最近的医学研究表明，在2000~2015年间发生的独狼行动中，大约有35%的肇事者在心理方面存在障碍。而根据德国心理治疗协会方面估计，在德国的叙利亚难民中，一半都有精神问题，他们中有70%的人目睹过暴力，而50%的人则是暴力的受害者。
欧洲要如何面对与这样的潜在恐怖袭击共处的未来呢?不少国家采取了更加严密的安全措施，譬如在圣诞市场附近放上各种阻止汽车开进市场的路障。
然而正如柏林警察局长康特(Klaus Kandt)所指出的，路障并无法彻底防范恐怖分子，毕竟“用卡车杀人，还可以有很多种方式”。
（来源：第一财经http://www.yicai.com/news/5198301.html 2017-01-05）领导认为黑龙江民警李志民是精神病
人民警察被非法确定为精神病，至今不能平反，前途被毁，家庭破裂，多年上访均无门路！——这是李志民写在他上访材料最顶端的几句话。
李志民叙述，1982年始，他在道里公安分局通江街派出所任管片民警。在他做片警期间，他辖区内没有出现着火、被盗，人员违法作案等事件，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85年末，李志民申请调到哈尔滨市看守所工作，但工作不顺利与看守所领导不断地有冲突。1996年春节期间，他酒后与两名女子发生争执，和闻讯赶来增援的几个男青年厮打起来，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双方都没有产生法律后果，单位只给了他行政警告处分，由于当时没有严格依照程序进行，他也没有在书面手续上签字。
1997年，全体借调来的民警都履行了相关手续，李志民的相关手续上被注明行政警告处罚一次。事后的2月10日，单位领导告诉他“你身体不好回家休息吧，休息多长时间都行，已办理了相关手续”。他感激涕零的回了家。过了几天，单位领导到他家里通知他的父亲，说：“李志民有精神病，让他在家好好休息”。
此后他有精神病的消息不胫而走，弄得四邻皆知，已过而立之年仍解决不了个人问题，为此他的父母大病一场。他们一家受不了舆论的压力，为了洗刷精神病的污名，他和父亲多次找到道里分局政治处主任朱景友，副主任胡适儒要求作精神病鉴定。89年8月6日，道里分局出具介绍信让李志民去做精神病鉴定，8月18日，哈尔滨市第一医院专科医院出具的检查结果为，未见精神异常，但诊断证明被朱景友拿走。
而在医院检查过程中，胡适儒告诉大夫，李志民有精神病，让大夫“好好检查”。大夫回复他：“有病就是有病没病就是没病，我们不能随便说，这要承担责任的，你回去可以给他安排别的工作。”这些对话恰好被李志民的父亲听见。
事后，李志民几次要求回单位上班，最终给朱景友送了两条香烟，才被安排到哈尔滨市江上派出所工作，从他被停职，到鉴定后上班共被停职两年零73天。
1990年刚内部清理人员，李志民再次被停职。因为李志民不在被清理范围，加之他据理力争，半年后恢复工作。
1992年，全国公安系统授衔，他才知道他87年的转干资格被剥夺。1993年3月6日，哈尔滨市公安局转发省，“五厅”文件（公、检、法、司、人事厅）以往剩余人员转干通知，并给转干人员发了书籍让他们好好复习，准备迎接此次转干考试。但到了临考的前两天，朱景友告诉李志民，他有“精神病”不能转干。几经交涉，朱景友让他提供高中学历证明等相关材料，等李志民的材料准备齐全，也过了考试时间，朱景友安慰他，“以后有机会再说”。就这样李志民两次被转干的机会被剥夺。李志民不满上述问题到政法委、检察院等部门反映， 得到的答复均是“无法解决你的问题”。
1995年末，李志民被调到分局当工人，94年评定的公务员身份又莫名其妙的没有了。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因为他是“精神病”。李志民整天为此事情焦躁不安，睡不着，吃不好，勉强组合的家庭因此破裂，孩子也遭受了不同程度影响。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要回属于自己的职称，李志民数年来坚持上访，多次到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复印病历，被告知个人行为不予复印。2002年卫生部下发通知，个人可以复印病历后，医院任然拒绝复印。
在本刊记者的追问下，李志民道出了他被“精神病”的真相。原来，他被精神病是因为1996年春节期间的那次打斗和在看守所工作期间，利用闲暇之时和同事把一死亡嫌犯的尸体 “妥善”处理，单位领导认为他有“精神病”没有给他更严厉的处罚。
別再吸毒 吸毒者因精神病住院率是平常人的百倍
毒品不只残害心灵对身体的摧残也是全面性。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一份与台大公卫学院合作的「毒品防治数据库」毒品大数据的分析结果，比对吸毒者与正常民众在各种疾病的住院率，结果发现有吸毒纪录的毒品犯的住院率是一般民众的10倍以上，当中，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罹患药物性精神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02.12倍。
台大公卫学院院长陈为坚表示，这份数据是根据刑案纪录表处理系统、三、四级毒品行政裁罚系统与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案件管理系统所得到的毒品大数据与2010年到2013年的健保数据库进行比对所得到的结果，发现有吸毒纪录的毒品犯的住院率是一般民众的10倍以上。
陈为坚表示，从传染性疾病住院来看，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艾滋病住院的机率是同年龄未吸毒者的55.21倍、20到24岁的吸毒者，因罹患淋病、梅毒及其他性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9.83倍。精神疾病住院部分，40到49岁的吸毒者，因罹患药物性精神病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02.12倍。研究也发现，各年龄层的吸毒者，急性及亚急性心膜炎的住院率，是各年龄未吸毒者的29倍到43倍。
此外20到24岁的吸毒者，因膀胱炎住院的机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59倍、因睪丸炎及副睪丸炎的住院率是同龄未吸毒者的12.29倍。陈为坚推测，过去有研究指出，K他命会造成泌尿道表皮黏膜发炎、进而影响生殖系统，推测跟K他命的吸食有很大关系。
陈为坚表示，过去国家对毒品危害还没有一个能够全面掌握毒品危害的数据库，透过毒品大数据与疾病关联性研究发现，吸毒对人体造成的残害是全面性，当中传染性疾病、各种精神病、细菌性心内膜炎、膀胱癌、睪丸炎、精神转化剂所导致的疾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藉由研究数据所显示特定疾病与吸毒的高度相关性，也可供医师进一步研究相关机转。将来还会进一步做何种毒品会导致何种疾病的数据分析，协助毒品防治。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1123/995473/ 2016年11月23日）权力的肆虐比雾霾更严重—来自CRLW的观察与评论
大面积雾霾天气近日再度袭击四川成都，从12月3日发布的空气污染黄色警告持续了一个星期。当地一批民众不堪深陷“十面霾伏”，发起“我爱成都，请让我呼吸”活动，呼吁市民到天府广场“散步”示威表达诉求及抗议。
抗议消息在网络传播后，成都市政府下发了《成都市关于加强天府广场地区治安管理的通告》，禁止在成都天府广场举行大型商业活动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封杀反雾霾集会。当局出动特警到天府广场戒备布防，封锁广场周围。11号晚上，成都一批艺术家和市民戴口罩到春熙路集会，提出“治理雾霾，问责政府”、“今天不站出来，明天就站不出来”等口号。参与行动的独立影像制作人马占冬、摄影艺术家黎朗等多名艺术家因此被警察带到合江亭派出所进行控制。
为了防止雾霾成为民众的话题并因此导致可能的集会行动，成都市政府还规定要求媒体不得擅自报道有关雾霾和空气污染的信息。警方还发布通知，如发现有大量购买口罩或复印涉及“人体健康”内容传单者应立即报警。
而更离谱的是，为了控制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满情绪，当局不顾重度雾霾对民众健康的致命性影响，强行粉饰太平，在全市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关于“不准学生戴口罩，不准安装空气净化器，不准家长进楼拍照”等要求。12月12日，网民曝光一张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家校群聊截图，校方向家长传达的上级精神称，“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非法集会，要相信政府能做好防霾治霾工作，我校师生一律不佩戴口罩上课。” 引发民众哗然，被广泛转发。权力的任性和荒诞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近几年中国的环境污染迅速蔓延，已成为公众不堪忍受的严重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20城市里包括有16个中国城市，另据世界银行资料，世界上污染最严重30城市里有20个中国城市。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指出，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中国新增癌症病例占全球总数的21.8%（307万），癌症死亡人数占世界总数的26.9%（220万）；罹患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达35.8万人。
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几乎都是人祸所致。作为非民选政权，经济发展成为其稳固政权合法性的最核心基础，为了乌纱帽升迁和谋求自身利益，中国各级官员疯狂追逐GDP的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人为破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最大制造者，普通公民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去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肆虐。而当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接近极限而对政府进行严正的质询和问责时，为了一党之私和一己之私，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采用各种非法维稳手段打压公民的合理诉求，而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却被束之高阁，无官问津,从而使环境问题愈加严重，成为悬挂于公众头顶随时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普通公民的健康和自然环境剧烈恶化成为此疯狂行为的牺牲品，而对赵家人来说，只要从中获得利益就行，环境恶化了，“满城文武藏绿卡”的他们可以拍屁股拿着大量民脂民膏移民离开，只余屁民呼吸“享受”着世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
所以，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实质就是权力的肆虐问题。在一党专政的极权体系下，此公共危机问题是无解的。任何呼吁和请求对极权体制来说都是对牛弹琴，要改变这一切，只能有赖于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舍此别无出路。
民生观察 2016年12月16日 发布
同性恋被关精神病院，真正生病的是谁？
河南省的男同性恋者余虎(化名)因为同性恋倾向而被家人送到驻马店市精神病院，被强制治疗了19天，住院期间遭遇了被捆绑和强制喂药，最后从医院逃走出来。
现在，余虎正在起诉驻马店市精神病院，他认为精神病医院侵犯了他的人身自由，要求医院赔礼道歉，并支付精神抚慰金1万元。
今天，该案计划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法官与双方律师进行会面，由于原告方向法院申请调取公安机关出警记录，法院认为该证据是本案关键性证据，决定推迟审理，原被告双方均没有异议。
余虎代理律师表示，此次会面中见到法院调取的当事人病历，其中写名当事人余虎在住院时为“非自愿治疗”且备注为“防止逃跑”，此证据明显表明被告医院涉嫌违反《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关于“自愿原则”的规定，对余虎相当有利。
关于出警记录是指当事人余虎被关19天无法从精神病院出来，志愿者报警，警察出警一起与院方交涉，才得以出院。
来自同志组织的志愿者和驻马店本地居民今早也赶到庭审现场旁听开庭，志愿者表示“同性恋早已不被认为是病了，医院的的治疗行为应该负法律责任，希望法院可以公正判决”。
同志平等权益促进会负责人燕子表示，这么多违法行医的现象存在，卫生部门至今仍没有相关的监管政策，导致大量同性恋者身心受到严重伤害。中国精神疾病诊断需要尽快彻底对同性恋病化的描述，跟上世界卫生组织的医学标准。
同性恋本身不是病
其实，早在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已认定性倾向本身不是疾病，不需要 “治疗”。
在中国也已经实现了同性恋去病理化。2001年，在“中华精神科学会”推出的第三版“中国精神疾病诊断标准”(CCMD-3)，同性恋已经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删除。
参与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彦方也曾说过，同性恋者不是精神病病人，我国司法精神病学不包括同性恋。
2015年11月，中国代表在联合国反酷刑审议上重申：中国不认为LGBTI是一种精神疾病，或要求对LGBTI人士进去强制治疗。
2015年12月中，中国司法部代表官员在联合国中公开表示：“中国并不认为LGBTI者为精神病人，或要求对LGBTI人群进行强制治疗。他们也不会被关在精神病院。LGBT群体在各方面面临实际挑战，值得我们的关注。”
故同性恋本身就不是病。
不能强制治疗精神病患者
此外，即便是针对精神病患者，也不能进行强制收治，精神病患者与所有公民一样享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他们的人身自由是不能因为生病而被剥夺的。
199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规定：“每个精神病患者均有权行使《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残疾人权利宣言》和《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其他有关文书承认的所有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我国的《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早已经规定了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除非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证明精神障碍患者有有伤害自身及危害他人安全的才可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为何这类事件一再发生？
尽管如此，不管是对同性恋者的性取向强制扭转治疗还是对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收治，都仍旧时常发生，甚至出现了一些“被精神病”的事件。
笔者分析出现这类情况主要有下面几点原因：
1、精神医学霸权
在精神医学霸权的保护下，精神病医生可以借助医学的话语权躲避开法律的制裁。很明显，精神病院在不符合我国的《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对同性恋者强制住院的行为属于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
但由于公安机关与卫生部门的消极性执法，导致对该违法行为处罚不严厉，再加之性少数人群被社会大众歧视，导致精神病院如此任意妄为。
2、家庭因素
人不是单独的人，是家庭的人。同性恋者在社会大多数目光下得不到尊重与平等对待，以及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的持续，近亲属们为了洗去家庭的污点，为了家庭后代的延续，而将同性恋者送进精神病院的进行“治疗”。
我成为不了单个的我，我成为了家庭的我。而公权力面对中国式家庭纠纷的无力，更加助长了这种家庭暴力的滋生。
3、医院的利益驱动
精神病院利益化驱使。为什么即使现在同性恋已被医学和法院认定为不是疾病，目前还是有大量的扭转治疗与对同性恋强制住院的诊所与医院存在，这与目前市场的需求有关。
现在同性恋仍处于污名化阶段，加之同性恋被虚假宣传可扭转治疗成异性恋，而那些所谓 “关心”你的人， 会“为了你好”不顾本人反对将其送进诊所或医院进行强制扭转治疗。精神病院与诊所对此更是欢迎至极，从中获利。公益服务网：http://www.ngocn.net/news/2016-09-21-dc04c09825e63d6c.html
郭海平：精神病人是我们欲望的英雄
艺术家郭海平深入精神病院三个月，让精神病人作画。演讲中，他介绍的画作不仅表现出超常的艺术天赋，有些还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视角。他们的作品指引着我们发现自然，发现生命本真，看到文明的真相。
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精神病，我们谈得比较多的是精神分裂，说到精神分裂，我们又会想到它是一个医学问题，然后进一步想到它会对我们的家庭、对生活、对社会构成伤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我们教育的结果，精神分裂是不是就是这么恐怖、这么恶劣？实际上追寻我们人类的历史，我们有过这样的记录，就是精神分裂的人是我们人类的，或是我们大家的精神领袖，这个记录在我们的萨满教当中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萨满教是人类最原始、最早的一种宗教，对于萨满师来讲，他们要进入到一种与神灵和天地通话的时候，他们必须进入到一种疯癫，甚至于昏迷的状态，那么后来随着理性文化的强大和世俗文化的强大，这些疯癫的萨满师，不具有这种能力了，但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世俗的统治地位，他们就开始吃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海洛因、大麻之类的药物，他们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让自己进入到一种癫狂的、昏迷的状态，然后说一些所谓通灵的话。这种情况在我们看到的，就有迈克尔？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死亡的原因，大家也知道就是大量地吸毒，实际上在摇滚巨星当中，吸毒的现象非常普遍，他们为什么要吸毒，因为他们不吸毒的话，他们进入不到那种超然的、通灵的状态，他们只有借助于药物让自己断绝和现实、和理性的来往，也就是说非理性、疯癫或者精神分裂，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上和现实生活当中，并不一定就是那么丑恶、那么恐怖，也就是说它在我们的现实当中，它也是有过受人崇敬的历史。
我曾经到南京一家精神病医院专门去考察和了解精神分裂症病人，那种精神疯癫的现象。在这个现实当中，我得到了很多启示和感悟。那么下面我想放一下几个病人的个案和他们的作品。
这个病人是一个农民，四十九岁，从来没有画过画，诊断的是精神分裂症，他有一个特点，他每次发病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当时他画的一些东西刚开始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这件作品，大家在座的可能还是能够理解，叫《拖拉机》，这个拖拉机的特点在于什么地方？就是它的视角是不明确的，它是俯视？仰视？还是从哪个角度去看的呢？不是的，不是从任何一个角度，或者说是从各种角度去表现出来的这个拖拉机的形象。但是他没有学过画，没有学习过艺术，你们会感觉到它的构图、它的线条、它的色彩。下一幅作品，当时我非常不理解，我问他是什么，他说是叫《三座山》，我说我怎么看都不像三座山，因为我们这些理性人的视角，是现实的，我问他，我说这三座山怎么看？他说我在天上看到就是这样的。这时候我突然感觉到，精神分裂的人他是脱离现实的。
这个病人叫张兵，是一个工人，这是他第一幅画的作品，我看了以后，他是把图像当做文字来写的，或者说他在写画，或者说他是在画字，他把每一个图像，像字一样一排一排地写下来，他的作品当时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讲的书画同源。他的第二幅作品，是他画的一幅《医生的肖像》，医生在他内心里面是一个亲切、幽默、搞笑 夸张的这么一个形象，这个人的性格在平常当中也是非常搞笑的一个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说得大家是欢声笑语，他的语言非常幽默，而且浮想联翩，彼此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你仔细琢磨一下，彼此之间都有非常深刻的联系，这个就是他画的一个叫《两星级将军》，你们会看到他对将军和刚才医生的形象，他是用完全不同的形式，医生用的线条比较柔和，曲线型的比较多，而这个将军你们可以看到，把头画成一个方的，这个都是他的一个本能。
这个病人叫张玉宝，这是他画的一件作品，我作为一个所谓的正常人，我看到他坐在这件作品面前一直在发呆，后来我问他，我说怎么回事？他说我画了这幅作品不知道那一半是什么。但是他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人为什么会出现一半这样的一个身影？而且为什么头颅，不是一个头颅，不是一个人头，而是一个钩子？但是这个让我联想到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经历，他在医院里面自杀过三次都没有成功，而且他自杀的方式，都是用衣服把自己的头和一个物体，比方说和门把手、和床绑在一起，然后强行让自己窒息，所以我想这个图像跟他的生存处境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是我想这个需要在座的，如果有专家学者的话，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我觉得精神病人的作品，关键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素材，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开始，这个也是他的一幅作品，叫《怒吼》，这个作品他画出来以后，他有一个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他为了表达怒吼这个概念，他用了橘黄颜色、黄颜色、大红颜色，然后大家在中间看到最深的颜色是绿颜色，这个是让我非常意外的，就是什么？他用最强烈的颜色，最后还觉得不够，用了个绿颜色去增加这种跟橘黄色的对比，他为了使画面更加强烈，对于一个没有学习过艺术的人、一个精神病人，他为什么会对色彩如此敏感？这个是让我感到非常神秘的，后来我就联想到，很多研究色彩的科学家，总是用梵高的色彩来说明心理上的问题，这个也就是说，人在自然状态下，对色彩的那种敏感度，应该说是真正的、是真实的。
我们今天的很多东西是有很多世俗的经验介入进去，所以说我们今天对色彩，实际上是迟钝的、是世俗的，我们看到红颜色，可能想到的是革命，或者想到的是某种主义，或者想到的是某种道德，但是精神病人，他可能看到这幅作品，它就是跟生命有关的，跟自然有关的一种现象。所以这个就是我想看到精神病人的作品，它对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启示，这个作品也是他画了以后，我问他，我说你这个画的是什么？他说叫《挣扎》，他讲出来以后，我想你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日本的一个精神病人艺术家，叫草间弥生，草间弥生她的作品就是点子，实际上你们再看梵高的作品，梵高大部分的作品实际上那个笔触就跟点子一样，都是很短促、点状的，但是张玉宝告诉我们，他表达的是挣扎，而且中间他画了一个人的面孔，实际上这个挣扎肯定是跟人有关，或者说跟人的大脑有关，或者跟人的面孔有关，或者是我认为更主要的他强调的是跟人有关，这个挣扎，是个人的挣扎，那么这个人的挣扎，又是和这么多点联系在一起，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作为我们的经验来看，它的橘黄色，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颜色，它的点状表现人的一种分裂的、躁动的、不能统一的，因为点，它实际上是一种运动的状态，这么多点密布在画面当中，它就是可想而知，这种不能统一的状态。
这一位叫李丽的病人，她不是精神分裂症，她在医学上叫智力发育迟滞，我们经常介绍的那个指挥的，有一个叫舟舟，她跟他是同样的疾病，她画画的时候有一个特征，就是她会跟大家吹，让大家要安静，如果有任何声音她都不会画画，这是第一，第二个她一定要让我把画室的窗帘拉上，我们下面看她画的作品。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像涂鸦一样，好像是很随意的，实际上要到现场看的时候，她每一笔选什么颜色，怎么画，都非常用心，当时我看这件作品的时候，我也不能理解，我不知道她画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后来我和她的医生进行沟通，她的医生告诉我，说她经常在病房里面捧着一本书在阅读，但是她绝对不认字，而且医生发现书经常是倒过来的，这个事例让我突然联想到，她和她这个绘画作品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她看着那个文字，在我们看来是文字，对她来讲可能就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或者一种图式，她没有把它当成我们理解的文字来看，她只是把它看作结构，那么她现在表达出来的，实际上也是她内心的一种结构，或者是她对某种事物的一种感受的一种表达。
这张作品，是一个女性的精神病人，她平常是非常躁动，但是她在画画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旦拿起笔，立刻非常安静，这跟她不画画时候的状态，完全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而且她从来不用橡皮，后来我问过她，我说橡皮怎么不用？她说干吗要用橡皮？我说错了呢？她说什么错了？就是说她们是没有错的概念，橡皮，我们现实中的人，没有遮盖的东西就完蛋了，因为我们现实中是习惯于必须要遮盖，必须要隐蔽，但是对于他们精神病人来讲，是没有遮蔽的概念，也没有对和错的概念，一切都是真实的，真实是最重要的，对和错是不重要的，但是我们今天现实当中，重要的是对还是错，实际上这个对和错是一个权力的问题，是一个世俗文化的道德的判断，对于自然来说，今天打雷，你说它是错的吗？今天下雨出太阳是对的，这个非常荒谬，实际上很愚蠢，那么这个画面当中，她这个写实能力非常准确，她从来没有画过画，但是表达能力让你惊讶，这就让我想到英国一个智障的精神病人，他在天空上看到一个城市，然后到陆地上他才开始画，把他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我们用照相机拍出来的这个城市的俯视照片，跟他画出来的素描对比的时候，是完全一致，就是说精神病人在高度专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的一种表达现实的能力也是非常准确，这个画面当中有两个汽车，一个是她写生的汽车，是非常写实的，可以说如果我们常人要想训练，达到那个写实的能力，准确的程度，我认为最少要半年，按照我画画的经验，但是她没有画过画，她画那个轿车，这边那个轿车，是汽车里面的，而且是个俯视图，这张画的汽车是她离开现实以后，自己埋头画的，她告诉我们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就是她看到的世界和她内心的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分裂，就是他看到的世界和他内心感受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可能被现实排斥，跟现实发生冲突，我认为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么在精神病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什么叫艺术天赋，他不仅仅不学习，而且是拒绝学习，另外一个就是人的这种潜能，我们现实当中有很多潜能，实际上是被现实抑制住的。人，他天然有很多能力的，但是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实际上是和自然和生命沟通的能力，跟自然和生命统一的能力，交流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不允许人和自己的本能，和自然沟通，是强迫、法律、道德、教育，很多问题是限制的，你违背它，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说我们的很多潜能，是表现不出来的，那么在精神病人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很多，人本性所具有的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实际上，在我看来非常自然，在外面人看来是很病态，但是我在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看到外面的人，又是很病态的，说这些人想说不能说，想笑不能笑，上个厕所还要到处去找，那么就是说这两个世界是一种非常，有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一种对立的世界，我们现实当中的人，跟自然和本性差距比较远，也就是说精神病人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半，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明，它的意义，它的真相，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我对艺术价值观的一些理解和判断，过去我们接受的教育，艺术是为谁服务的？为社会、为政治、为商业、为家庭、为名誉、为虚荣等等，我们现实中很多人都是这样的，艺术是起这种功能的，但是精神病人的作品，告诉我一个什么样的真相？就是艺术是为生命、为人和自然的统一服务的，实际上我自从进了精神病医院以后，我就开始寻找这个目标，按照精神病人给我指引的方向，我就在寻找人和自然，人和生命之间的联系，对待这个问题有一个法国的着名哲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德勒兹，他说精神分裂者是我们欲望的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们敢说、敢做、敢当、敢为，我们现实当中的人是什么都不敢做，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今天要仰视他们的这些证据和理由。
好，谢谢。
（来源：有意思吧http://www.zqweixiang.com/meilishuo/2012/1226/14.html 2016-09-21）百多年前是怎样治疗精神病
自古已有不少关于精神病的描述，驱魔是中世纪欧洲的主流「治疗」，到底在精神科药物出现前，医生有甚么武器对付精神病？
梅毒横行，无药可治
十九世纪，梅毒在欧洲肆虐横行，缺乏有效的治疗，不少患者因梅毒上脑，他们性情大变，出现幻觉以及妄想等症状。虽然当时的医生也意识到这些病人跟其他精神病患者的病因不一样，但除了把他们放在精神病院(Asylum)里，便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使土 精神病院里有十分一的病人都是梅毒患者。
当时，精神病令病人和家属都感到绝望。一方面，家人不舍把挚亲送到很可能要困一辈子、而且设施简陋的精神病院；另一方面，若不送把病人进去，家人也无力照顾。无论是如何选择，也只能眼白白看着病人的情况不断变坏。
以病攻病
到了二十世纪初，在奥地利出现了一丝曙光，一位医学家朱利叶斯·瓦格纳–尧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 下称瓦格纳)翻查了一些典藉「古希腊：癫癎症的病人患上了疟疾，高烧后癫癎的病情得以缓和……」「古罗马：疟疾带来四日一次的高烧治好了忧郁的病人……」，这类观察一直到近代仍时有报告。
后来，他在自己的病人中，发现了一位患上急性精神失常的女病人，在患上伤寒，竟然回复正常了一段短时间。瓦格纳开始对这个现象产生兴趣，更令他振奋的是，类似的现象也在受其他细菌感染的病人身上发生。只是，每种感染带来的疗效各有不同，应该用那一种细菌才是最安全而疗效最好呢？
瓦格纳为此以不同的细菌作研究，例如结核菌、丹毒、葡萄球菌……虽然有些病人情况好转，但也有部份因此而失去性命，使瓦格纳一度停止相关研究。
直至数年后，一位从马其顿打仗回来的士兵患上了疟疾，瓦格纳把那名士兵的血液注射到因严重梅毒感染而患上麻痹性痴呆(dementia paralytica)的九名患者身上，引发数次高烧，最后以药物治疗疟疾。结果使人鼓舞，虽然有一位病人死亡，但其他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这个疗法可算是第一次为精神病院的病人以生物学的方法带来希望，也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直到1950年代前，疟疾疗法仍被广泛应用。
胰岛素？不是用来治疗糖尿病的吗？
1920年代，是一个新兴疗法盛行的年代：把不同的物质打进身体、拔走「导致精神病的蛀牙」、切除「毒素来源的大肠」……虽然方法危险而无效，但伟大的医学发现往往是基于不断的尝试和失败。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药物，就是今天用来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
1934年，维也纳一名46岁的男人出现被害妄想的症状。病人害怕亲戚要毒害他，因此断绝了跟他们的所有来往，整天就只躲在房里。「其他人在不断地刺激我、向我发射炮弹……」「我一定是最近在咖啡店里被催眠了！」「我每天都听到住在几百公里远的爸爸在哭……」，他一方面因为身为犹太人而惧怕被迫害，另一方面却相信其他人认为他是纳粹主义者，所有人因此要追杀他。他感到必须证明自己并非纳粹党人，亦要向警察寻求避护。
一位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塞克尔(Manfred Sakel)是他的主诊医生，过去曾经以胰岛素帮助一个有吸毒习惯的精神分裂症病人增进胃口，因意外给予过大的剂量而引发了癫痫。病人醒来后，精神状态竟然有所好转。自此，塞克尔便一直相信高剂量胰岛素有助治疗精神分裂，并决定用于治疗这位病人。没想到这个做法，影响深远……
开始时，塞克尔医生为这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注射了高剂量的胰岛素，他并没有好转，依然充满妄想和幻觉，甚至于当晚拒绝进食。不过，塞克尔却没有因此而动摇。第二天他再为病人注射高剂量的胰岛素，病人开始变得冷静了一点。信心大增的塞克尔决定继续为他注射胰岛素，这一次，病人陷入昏迷。他恢复意识后，变得理性起来，并为所做的事道歉。可是，过几天后他的情况又突然转差起来。塞克尔坚信自己的方法，决定继续以胰岛素治疗。到了第三个星期，病人在接受注射后突然失去知觉、四肢抽动和口冒白沫，癫痫维持了超过一小时。塞克尔只慢慢等待癫痫结束后，才为病人注射葡萄糖令他醒来。病人对于发生过甚么事十分惘然，只依稀记得癫痫前所发生的事，但显然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经过多次的胰岛素治疗后，病人终于康复出院，更能够正常工作。
胰岛素休克法成为第一个针对精神分裂症的物理性治疗法。可是，究竟是胰岛素造成的昏迷有效，还是引发的癫痫帮助了病人？背后的原理又是甚么？这一切当时都没有确实的答案。虽然这疗法后来被批评为疗效短暂，而且死亡率也高达5%，但它的确为后来有效而安全的疗法奠下了基石。
（来源：香港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3935 2016-08-09）
老母亲“被精神病”不止是为儿不孝
3月28日，因为家庭矛盾纷争，陕西省咸阳市男子刘某峰将母亲刘玉栈用绳子捆绑手脚、胶带封嘴，送往200公里外的洋县一乡镇卫生院精神科，称母亲有精神病。在医院被限制人身自由50小时后，刘玉栈被女儿解救。4月18日，应刘玉栈老人和其女儿的请求，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为刘玉栈老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做出诊断，结果显示老人精神正常。(4月21日《华商报》)
一个思维敏捷、谈吐正常的老母亲，竟然被其子五花大绑，且胶带堵嘴，强行送往200公里外的一个乡镇卫生院“住院治疗”，实在让人不寒而栗：《反家暴法》的实施，或许让虐待、辱骂、殴打等通常的家暴行为有所收敛，难不成“被精神病”又成了其“升级换代”的“变种”?
其实，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已证实缘于为儿不孝、且是“征地补偿款”惹的祸：老母亲名下的地被征用，80万补偿款却被儿子独占。于是，愤而提起诉讼。而老母亲被绑送精神病院，恰恰发生在开庭的前夕，其意不是很明显了么?试问，为了阻止母亲出庭，居然想出这么歹毒的主意，且在送往途中，捆脚塞嘴，甚至踩踏头部，“天理”在哪?而“摊”上这般认钱不认亲的不孝子，是不是一个母亲最大的悲哀?
然而，老母亲“被精神病”，又岂止是为儿不孝?作为熟知其家庭纠纷的村委会，如果说先前让其子独吞补偿款是“考虑不周”，那么，眼下在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的前前后后，何以照样一声不吭?是认识上的偏差，仅将其看作是“家务事”，还是慑于其子的“淫威”?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干部，若连眼皮底下的“逆子绑母”都可做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那这样的村委会，是不是太过让村民寒心?
而那家200里之外的乡镇卫生院精神科，则有“助纣为虐”之嫌：放着离家不远的专科医院不送，舍近求远，除却费用低廉，不就是想着容易蒙混过关么?事实上，还真就如其所愿，不加诊断，就把其母“坐实”成了“精神病”。什么“被其子骗了”，什么“其母患精神病的诊断证明是随手写的”，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本是救死扶伤的医生，却置医德于不顾，听凭其逆子摆布，又哪还有一丝医生的良知?
让人添堵的，还有当地派出所的“不为”：应该说，其子恶行并非始自今日，早在前年9月，就将其妹打伤住院，曾受到该所“若再犯将从重处理”的警告。既有如此前科，加上其对老母亲的屡屡“大不敬”，亦历经多次调解，想来也是看在眼中，却为何一再放纵?不仅如此，在其母被绑送途中，加油站职工报警，如“泥牛入海”;其女报案，亦不置可否;即便女儿截获证据后再次报案，得到的回复仍然是需要“调查”。只是这一“调查”，从事发之初，持续到次月后的今天，也不知何因，却依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而当地派出所最终给出的解释则是，“其母是被亲生儿子送去的，加上有医生证明，所以无法立案。”但此说显然无法令人信服：其子对母亲实施了捆绑、殴打等行为，铁证如山，且情节严重，已构成事实上的家暴，岂有不追究之理?何况，以“被亲生儿子送进去”为理由卸责，就更让人瞠目结舌：《反家庭暴力法》刚刚实施，不知当地派出所是没看过?还是没把这当回事?至于将没有资质的乡镇卫生院证明视为“合法有效证据”，也不知他们的依据是什么?不会仅为置身事外，对证据的获取也来个“饥不择食”吧?
可以说，在这位老母亲“被精神病”的过程中，村委会不问、派出所不管、卫生院照收，算得上“一路顺风”。若非当地卫生局最终指令乡镇卫生院“放人”，指不定老母亲现在还被当“精神病”看管着。而直至本月6日，当地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仍言“不知道此事”，始终不肯介入。由此可见，《反家庭暴力法》尽管已颁布实施，但要确保各地“剑出鞘”，仍然还有不短的“路”要走：譬如，相关普法宣传是否到位?各地乡镇政府、村委会及派出所准备好了么?老百姓都知道么?再如，对反家暴中出现的诸如“被精神病”等新情况、新问题是否有处置预案?对《反家庭暴力法》拒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的又该如何追责?这一切，难道不该多多反思?或者说，不该好好“补补课”么?
（来源：华声在线http://opinion.voc.com.cn/article/201604/201604211844059303.html 2016-0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