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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的枪击案件已经大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又病又弱的中年访民徐纯合惨死在庆安火车站派出所警察李乐斌的枪口之下，死者手无寸铁，在他身边仅有高龄的老母和三个年幼的孩童。由于涉案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其结局的悲剧性，庆安枪击事件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网络和现实中的强力围观。在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官方终于在14日公布了调查结论，与此同时CCTV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他们一致认为：警察李乐斌开枪击毙徐纯合是正当合法的！
 
不过，CCTV并没拿出完整的监控录像，他们所播放的视频证据经过了明显剪辑和刻意篡改，其中隐含着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尽管不明原因→但徐纯合做出某种对抗行为→所以他活该被击毙……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思维再一次将庆安枪击案推向了舆论的峰尖浪口。一时间众说纷纭，其实公众想得到解释的仅仅是简单的三个问题：第一，警察为何与徐纯和发生冲突？第二，警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的枪？第三，徐纯合的惨死是否可以避免？
 
从国内众多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徐纯合的身份从最初的“暴徒”到后来确认为“访民”，的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财新网13日发出的深度报道《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无上访史”》中表示，徐纯合一家曾数次到北京乞讨，并希望通过上访使三个年幼的孩子进入福利院，因此他们名列当地重点稳控名单之中。仅在今年“两会”期间，村干部在上级的严令之下，曾看守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不让其进京，并“到车站堵过几回”。财新网的报道尽管并没有触及枪击事件本身，但也足以解释徐纯合在火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原因。
 
那就是上了当地“维稳”黑名单的徐纯合一家人，5月2日欲乘车外出时被车站人员发现并阻止上车，双方矛盾与冲突由此产生。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所谓的“维稳”，导致了徐纯合事件的发生。
 
据庆安县工作人员透露，庆安县的信访局、法院、公安等均有专门的驻京人员，一般程序是由北京警方送至马家楼的接济服务中心中转，再由对应的地方政府接回。而稳控重点对象背后则涉及到信访工作的考核与问责，省内会根据各地的上访人数进行排名，相关责任人会受到“诫勉谈话”，甚至免职。因此像徐纯合一家这种“挂了号的”重点维稳对象出现在庆安火车站的时候，无疑在第一时间就引起维稳部门的“高度警惕”。
 
由于患有心脏病、肾炎、肺炎等疾病，徐纯合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妻子又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三个年幼的子女一直是权玉顺老人独自抚养，这一家人的生活长年处于社会贫困的最底层。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徐纯合选择外出乞讨和上访纯属迫于无奈。在凤凰网15日发出的特稿《“暴徒”徐纯合前传》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至少在5年前，已经有人看见权玉顺带着3个孩子在庆安县街头乞讨……村里有一种说法，徐纯合是靠一个老人和3个小孩养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事实，乞讨几乎成为这个六口之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近几年，除了庆安本地及大连，权玉顺把乞讨地点延伸到了北京。”
 
也许徐纯合的上访诉求，在法律层面上存在两难的困境，但无论是上访还是乞讨，其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从徐纯合被截之后的几十分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尚且无从知晓，但人们仍然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又没有携带任何凶器，竟然能够成为庆安警察口中的“暴徒”，并且因“袭警”而被击毙？！对此当地村民也发出了质疑：“我都能把他制服，即便喝多了，铁路警察治他不很容易吗？”
 
然而警察之所以没有选择制服徐纯合，而是击毙他的原因，官方至今语焉不详。我们无从揣测警察李乐斌当时开枪的深层次心理活动，只是……“杀人什么感觉？”“感觉很爽！”国产电影《战狼》里的台词冷不丁的在耳边炸响，令人不寒而栗！也许就如同二十六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暴乱”，跟如今警察持枪击毙上访者的背后政治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出于极权统治者的“维稳”需要：任何不顺从权力者意志的人，权力者都可以无视法律规定，任意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徐纯合绝不是倒在这个庞大维稳机器下的最后一人。在这个连乞丐也不放过的反人性的国家里，“稳定压倒一切”的暴力机器正无情地吞噬着生命，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危机。
 
由此，我们必须指出，比枪击更严重的是当今的“维稳体制”， 这个“维稳体制”才是剥夺徐纯合生命的罪魁祸首。随着官方对庆安事件的定性，这个事件的热度正在快速下降。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正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作为长期关注与抗争中国“维稳体制”的民生观察，想提醒和告戒广大民众的是，庆安事件将过去，但“维稳体制”还在中华大地上阴魂不散，我们对它的警惕与抗争不应就此停止。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年5月21日
 
 

2014年12月31日夜，临近跨年时分，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发生群众拥挤踩踏事故，致35人死亡，43人受伤。与此仅隔两日的2015年1月2日午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某陶瓷市场的三层仓库起火，10个多小时仍未扑灭，仓库所在地的居民楼突然的垮塌，致5名消防员死亡，多人受伤。
这两起恶性公共事故，激起了巨大的反响。网络上下，热议鼎沸；特别是事故原因、责任、以及政府部门处理事故的方法，都是舆论议论的重点对象。这两起事故中的死难者，绝大多数为40岁以下的青壮年，甚至还有正处花季的少年，这尤为让人痛心。痛定思痛，反思灾难，天灾抑或人祸之问又一次横亘在人们面前。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惨祸？这样的恶性事故是否能够避免？以及如何避免这种令人心寒的事件会重演？如此这些都是生存在当下社会的人应该关心的问题，本来也理当是负责公共事务和公共安全的政府部门应该及时回答和解释的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两地政府部门目前的表现看，这些关键、重要而且紧迫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他们应对举措，倒是更像在回避这些问题，在千方百计的掩饰错误、粉饰太平、推卸责任。
事故发生后，上海市当局的应对方法，一如既往地简单而粗暴：将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大型活动一概取消，外滩由武警组成人墙保护行人横穿斑马线。一幅惊慌失措的荒诞图景，显而易见，这种懒政而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毫无诚意和自信的矫枉过正，不像是解决问题而更像是赌气，丝毫没有将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放在正确的位置。难怪有网友质问：这种取消和封锁的办法，能持续多久？可逞一时之能，但真能保证悲剧不再重演？哈尔滨火灾则呈现了官方同样陈腐颟顸的事故处理方式的另外一个面向。将因经验、技术不足死亡的5位年轻的消防员树立为英雄，用歌功颂德，掩盖导致事故和人员伤亡的根本原因，试图通过利用公众情感和转移公众视线，逃避问责。
诸多针对上海踩踏事故的原因分析，从它们有意无意回避触及以制度为根本的缘由这一层面观照，几乎可以断定这些分析多数止于表面。这些林林总总的分析所指，包括城市中心观光区规划的缺失、城市管理的疏忽、节日庆典项目信息的传布不力、事故发生地的警力配备、封路和疏导措施不足等等，都不无道理，但并非要害和关键。同理，哈尔滨火灾频发，消防监管和消防技术、设备和能力的不足等等，虽然也都是显在的事实，但究其根本，依然是一种止于表象而回避深层次根源的浅表陈述。
那么，导致以这两起死伤者众的恶性事故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灾难原因何在？答案很简单，这是特权阶层侵害公众利益，缺乏民主、人权不彰、漠视生命、视百姓为草芥的结果。这些事故，正是社会腐败、权贵嚣张、民生艰难的真实写照。其中的道理也不难辨析：现行公共管理体制，僵化死板，依旧秉持日渐难以为继的“稳定压倒一切”的荒谬原则，网格化维稳手段日益严苛，只为维护现行不公的社会秩序，而根本不把公众利益，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放到应有的高位。这种不尊重国民生命和尊严的做派，由来已久，也正是导致至事故的主要动因。
无论是上海市罔顾元旦前夜有数十万之众的市民会前往外滩欢度节日这一事实；还是哈尔滨以及全国的消防体制，延续落后愚昧的军事体制，而拒绝消防职业化，将年幼无知、缺乏基本技能的义务兵役者推向熊熊烈火，都是依据同一个维稳逻辑。即使是在事故的善后处理中，漠视和不尊重死难的现象依然触目，事故处理不透明，封锁新闻，压制报道，严控死难者家属，将生命代价换取的赔偿抚恤，强行转化为其“德政”，粉饰太平，也再同一蛮横逻辑的轨道上惯性运行。换言之，没有人权至上的宪政民主制度，公众及个体的生命和权利就无法保证，公共事务就必然缺乏有效的监督和问责机制，类似上海和哈尔滨这样的人祸，就难以避免悲剧重演；而只会进一步瓦解政府的公信力，持续的危害社会和国民的未来。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5年1月8日

11月14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推出大型策划《大学课堂上的中国》，刊发编辑部公开信“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称派多名记者卧底中国几十个高校的课堂，“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调查发现中国的大学老师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高校老师，尤其文科老师，授课时常常表达出一些消极负面情绪，谈到好的，都是外国的，不好的，都是中国的，中国成了负面典型的案例库…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云云。
 
《辽宁日报》的公开信文章获得官方宣传机构的极度肯定和推荐，官方媒体网站给以大量转载。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等党媒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大肆指责，被外媒解读为开始新一轮思想领域特别是高等院校的肃反清污运动的信号。
 
高校是自由思潮影响的主要平台，毛左大将、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说过：“在高校，共产党已经成了准地下党。”在这些人眼中高校就是“敌对势力渗透的重要目标，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向大学生传播西方的政治观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企图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青年一代全盘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因此对高校的思想控制历来是意识形态领域控制的重心。
 
去年5月官方推出“七不讲”禁令，规定教师不准向学生讲授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此七项内容。今年9月党刊《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好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标题下刊发了三份分别由北京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及广州中山大学发布的声明，呼吁师生要对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进行坚决的斗争。10月15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强调注意高校意识形态。同月官方下发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明确向全国高校下达控制思想的指示：在中国高校只能允许“党思想的一元化发展”。而《辽宁日报》亮出到高校调查暗访底牌的依据就来自于此文件。11月20日，贵州省教育厅向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教学评价工作的意见》，要求各高校在教堂中安装 摄像监控系统，官媒光明网在就此事发表的时评中指贵州省教育厅要求在高校课堂中安装视频监视系统已属马后炮，许多地方的高校甚或整个高校教育系统早就悄没声地把这样的系统建立有时了。
 
在此肃杀氛围下，高校老师人人自危。不少大学的教师被官方约谈过关，盘问其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看法。对与官方意识形态持不同意见者则进行处理。讲授宪法学的中国公安大学副教授王守田就因不当言论的罪名被拘留。而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的夏业良、中国政法大学的滕彪、华东政法大学的张雪忠等人也陆续被其所在大学除名，正如所言：“绝不允许这类人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收紧大学自由度，意图很明显：堵住老师嘴，就能封住学生脑。而对高校的整肃是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清场的一部分，纸媒、网络、高校严控一体化，力图不留死角，扫除一切杂音，全面占领和控制思想阵地，达到在精神领域控制知识分子和媒体人，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目的。
 
强化信息控制，全面收紧言论，这是一条开历史倒车的畸形之路。结果如何，历史自有分说。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8
 
 

今天晚上9:30，我下楼遛狗时看到楼道对面休闲石凳上坐着两名无所事事的闲散年轻人在玩手机，接着看到合肥市公安局国保支队罗健大队长和一名曾经有过交结的便衣勾肩搭背进入隔壁A栋（我住B栋）。
 
这名便衣就是去年送安妮上学事件中，4月8日在琥珀小学翠竹园分校门口故意闹事，借口说自己与警方不相干，只是路人，尹春拍了他的照片，要求删除，试图挑起冲突的便衣特务，态度非常野蛮；今年8月7日李化平案开庭时，他也在法庭周围游荡。
 
我随即电话告诉尹春，估计是冲着声援占中来的，让他有思想准备。回到小区，看到那名便衣躲在绿化丛中藤荫架下，就主动迎上去跟他打招呼：“你怎么又来了？”他装作不认识，生气地说：“你什么意思啊？”我说不是在琥珀小学、蜀山法院庭审时都见过面吗，你还强行要我朋友删除照片？他继续装糊涂并且很生气。我看他又要闹事，就喊站在附近的小区保安，说这个人不是小区居民，很可疑，你问问怎么回事。他急了，想跟我吵起来，我没理睬他，直接带狗回家，好向大家通报一声。警方来了却不直接找我，估计来者不善。
 
安徽沈良庆
2014-10-4

2014年8月26日，我去广州市天河区法院立案，这是法院搬迁后第二次来。第一来是2013年7月13日来旁听王爱忠告公安局的行政诉讼案，他（传说中开着宝马X5追求民主的人就是他）因在广州广场举牌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广州警方拘留,王爱忠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天来自全国各地要求参加旁听的数十热心人士,被法院和警方拒之门外，警方、国保出动100多警力，严密封锁，原告王爱忠出庭指控，律师吴魁明应要出庭辩护，经过2个多小时激烈辩论！法院当庭驳回诉讼请求。当天几乎所有前往法院办事的人都被拒绝在据法院大门一百多米处的路口，只能打电话联系法院工作人员出来交接。
我人生中第一个劳动争议案就是天河法院错判的，那是2009年，法院在被告完全举证不能的情况下，全部驳回我的诉求。【穗天劳仲案字（2009）274号，仲裁员：麦佩婷，书记员：陈丽华。（2009）天法民一初字第1454号，审判长：伍双丽，人民陪审员：黄小珍、霍廷菊，书记员：麦英杰，谢玲】上诉到中院后才获得部分支持。（博客记录在【猫眼看人】凯迪社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3164940&boardid=1）
事发当天我提交了5个案子的立案材料，三号窗口的工作人员要求被告是广州的企业的工商资料必须去工商局打印才行，我说深圳的所有法院以及广州的其他法院从来没有这样强制要求过，这样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合法，她去办公室请示后很快回来不再那样要求，继续办理。
她又提出说我有一张企业的注册资料是废纸，他们不收废纸，那是因为由于一面没打印清楚，我在另一面又打印了一遍。于是我跑出去复印了一份。回来后她又说少了一个被告的工商资料，我又跑到隔壁审判楼的复印中心打印，被拒后，我跑去距法院近1.5公里的石溪村里打印，烈日炎炎，我跑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只是为了能立案。
等她找不到任何材料问题的时候，她告诉我说，你的案子今天立不了，你改天再来一趟吧，我问她为什么？我碰见的两个朋友就能当天立案，而且其他人基本都是当天受理的，能否让立案庭长出来给我解释一下？她不理我，我坐在立案庭的椅子上等待十多分钟后，又过去窗口对她说，即使不立案也要给我材料收据的。她说没有，我说这是违法违规的，她说她说了不算，我说那请说了算的出来，她去办公室出来后，开始不理我了。我站着等了五六分钟后，喊了一声庭长在吗？没有任何人回应我，等了五分钟后又喊了一声“庭长，出来！”，这时突然从庭长办公室冲出来一个中年胖子，什么也不说径直跑出办公区，冲向我！他长得真的很像雷政富，从法院办公室里冲出来这样的一个人以百米冲刺的势头冲向我，我当时震惊了。
他冲向我的时候，法警们和其他人一样，吃惊地看着冲向我的他，他边冲边恶狠狠地喊“抓住他！抓住他！把他手机抢过来！快抓住他！”法警没听他，他冲到我跟前，死死掐住我的双臂来回疯狂地推搡，企图让我失去平衡，我挣脱后退，他又死死掐住我的双臂，愈发用力，并试图抢夺我的手机，我再次挣脱后退，这样反复五六次，他发觉自己失态后跑回办公区，我问他是谁？为什么？他边躲边对法警喊“抓住他！抓住他！把他带走！快抓住他！”我开始对他拍照取证，他气急败坏地咆哮“把他抓走！快！抓走啊！”，法警无动于衷，只是过来友好地说先生这里不许拍照，我说我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你们作为法警不作为，反而阻止我取证，法律只规定了在审判厅里拍照要经过允许，并没有限制立案庭不允许拍照，何况我是在被人身侵犯、人身攻击的紧急情况下被迫拍照取证的。他们说我们有监控的，把照片删了吧，我说好，在我删除照片的时候，里面出来一个老女人，出来指着我“把他带走，流氓！无赖！”，法警依然没有听她的，她对我的喊叫变得焦急起来。后来收到指令的法警突然从温和变得异常的野蛮粗暴，抢走我的手机，并迅速反扭我的双臂，将我带往隔壁信访室里。
  随后一个自称信访局长梁法官的老头咄咄逼人地用手指着我的鼻子喊道“你个流氓，无赖…好嚣张啊…”他的广州话或普通话很糟糕，但我还是听得出来是羞辱我。我感到莫名其妙和愤怒，如果不是看他年纪大，我也许就动手打他耳光了，虽然面前有一群法警在看着这一切。我一直后退，等我退到墙边的时候，我开始问他“请问可以知道您的姓名吗？你为什么不敢告诉我你的名字？你到底是谁？你真的是法官吗？你的履历公开了吗？谁任命你的？你有没有公开财产？有没有包二奶？”，他立马跑掉了。
后来法警开始轮流要训我，“你问人家财产干什么？关你什么事？你无权知道？”，我说“公开财产是官员的义务，就连俄罗斯官员都公开了财产，我是纳税人当然有权利知道，不仅和我有关和大家都有关”。另一个警察马上说“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公开财产？他财产早公开了，只是你无权知道”，“按照政府的承诺和国家法律的规定，全国的每一个公民都有权知道，不允许公民知道算什么公开？你说公开了你知道吗？”，这时门口的几个法警开始上来支援已经哑口无言的同事“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不是公民的，公民是用来区分犯罪分子的是没有权利的，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他看到我们被他的话搞得一愣一愣的，我问他是不是口误说错了，他否认。我再三确认他确实是警察后说，你的话很奇葩。
他被同事交出去后，我听到他们在门外议论“居民身份证不是公民，哪些公民了？哦，公民身份证号。人民是个政治感念……”
    他们开始警惕我，不跟我说话了，当我听到我的手机响时，才发觉他们拿着我的电话，并且当着我的面接我的电话，而且之前也在翻看我的手机，我说还我手机，“待会会还你的，就你这破手机，没人稀罕，三百都不值”，“胡说，那是我刚买的锤子手机（罗永浩躺枪），三千元，弄坏了要赔的”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说要请示领导，但是他们依旧在门口闲聊，没有任何请示领导的迹象，我说如果拒绝我上厕所，我就就地解决了，他们立刻带我去厕所，四个法警左右前后领着我去了审判楼的洗手间。在接近法院大门的时候他们紧紧的抓住我的已领，我说别怕，我又不是犯人，怎么会跑呢？
在我第二次去厕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看守我的法警们轮流吃了饭，开始有人抱怨不能下班，我说要吃饭，要喝水，没人理我。我多次要求并说“吃饭喝水是基本人权，就算是罪犯也有人权的，你们快请示你们的领导，不然我就喊了”，他们请示后没有任何回应，我又等了很久开始大喊“我要吃饭”“我要喝水”“无耻”，歇斯底里地喊了十多分钟，筋疲力尽，他们就像僵尸一样没有任何回应。他们在我喊的时候开始增加警力并用两台执法记录仪对我录像。我开始沉默，之后躺在长椅上昏昏欲睡，他们叫我坐好，我不理，他们作罢。我隐约听到他们说领导们在开会研究怎么对我。
后来魏副庭长和立案庭长带着一个女的在众法警的簇拥下，来到我面前，气势汹汹地对我说“王凯还不认罪？带他到那边去！”，法警开始强行把我架到另外一个房间，他们开始强行把我按在椅子上让我写悔过书，我拒绝！他们就野蛮粗鲁地把我使劲往椅子上按往我写，我越挣扎他么越用力，反扭我的手腕，疼得我嗷嗷叫，我开始大吼“啊”“啊…”“啊”“啊”“啊”……，最后他们放弃了，我累得躺在了地上。
 在立案庭的人又出去开会商量对策的时候，法警们看着躺在地上的我，沉默了，像是犯了错的孩子。不知道是接到命令还是为何，他们开始给我倒水让我喝水，又给我买了一盒快餐，让我吃。可那个时候的我因为疼痛呼喊，嗓子充血嘶哑，没有任何饮食欲了。
他们见我宁死不屈的态度，似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一个劲劝我起来，吃饭，喝水，但我筋疲力尽躺着一动不动，他们也没有再敢碰我。后来法警领导样子的人，进来说是我老乡，说你这是何苦呢？起来认个错，就送你回去了。
过很久以后，立案庭的人回来再次告诉我，如果不写悔过书就抓走拘留我，我说没违法犯罪，凭什么拘留我，我不怕。他们又出去商量。警察头又进来劝我，其他警察也跟着劝我写悔过书，我说违法的是他们，应该他们写。
然后我就对警察说，我说我不该恨你们，是我父母的错，他们 把我生在一个人权可以这样随意被践踏的国家，他们没有为了自己和儿女的自由去抗争，我愿意，为了自己家人以及子女的自由去抗争，这些代价比起那些被判刑十几年的良心政治犯们不算什么。我应该感谢你们，把麻木的我唤醒。我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原先嬉笑蔑视的表情发生了变化，我有理由相信他们给我感动了，因为我也被自己的话感动了，因为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时我想起了艾未未的遭遇以及他父亲艾青著名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我脑海里响起了，左小祖咒与陈升用这首诗歌作为歌词的歌曲《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在我又一次拒绝他们的要求后，魏副庭长终于对我宣读了拘留决定书，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让我签字，我拒绝，他们说拷上带走！我从容得伸出双手，法警让我背着手，生平第一次戴上了手铐。
他们把我带到院子里的警车上以后，并没有马上开走，法警们又劝了我十分钟左右后，警车开往天河区拘留所。车上三个法警，魏副庭长，女助手，司机一路沉默。
到了拘留所，迎接的人说，这么多人送一个啊，平时都是一两个人送一群的，然后登记手续，法院的人对程序很陌生，似乎很少送人进来，法警们和我一样很好奇，四处打量着拘留所。做体检时，医生问我有哪里不舒服，我说头疼，腰疼，脖子疼，但是他让我签字的体检报告上没有写我的症状，我拒绝签，医生冷冷的说爱签不签。
等我做了体检，让我在材料上选择是否要通知家属，考虑到父亲年龄大，去年因为交通事故导致偏瘫，我最怕他知道了，扛不住，选择了不通知。副庭长拿着拘留决定书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似乎很为难，想要试图说服我签字。又开始劝我说“别那么冲动，兄弟，不是我要拘留你，是领导的意思，我做不了主，现在写还来得及，”
在换囚服准备进仓的那一刻，他们让我在当着面脱光，说是要检查我的身体，我不愿脱，此时我听到了让我求饶的话语“你电话里不是有你家人的电话吗?”
当他们知道我愿意按照他们的要求写悔过书的时候，开始兴奋起来，让我马上写，他给领导电话汇报，我写了以后他们用电话和微信传给领导看后，让我修改了几处后，签字按手印。魏副庭长说，黄局长会赶过来，处理。
黄局长口音不是广东人，各自不高，戴个眼镜。第一次见，看到我后恶狠狠的说“写得不够深刻，不够真实，还有你之前说的被人打的是没说清楚，还要写承认你辱骂过法官，以及愿意承担你朋友在网络发布关与你失踪消息的不良后果，给你十分钟时间！”
我写好后，他说“你太嚣张，我在法院三十年了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别以为写了就放过你，要么给你减轻几天或者罚款，你自己选！罚款范围是1000—30000数额你自己选（这是对违法单位的罚款标准）。”
后来他要求我立刻拿出1000元才能自由，他们接了电话后向拘留所方匆匆要回了拘留决定书，说我们变更了处罚，我看到拘留所的人满脸的不快。
他们把我带到附近的一个农村商业银行，让我取了1000元给他们后，放了我。放我之前，黄局长说“你老实点，别以为交了钱就会放过你，随时可以再抓你，你让那些网上发消息的都把消息给我删了，别以为上网发消息我就会怕，你信不信我让你上报纸?我们需要正面的典型也需要反面的典型，你明天上午必须来法院，我们给你个收据”。
第二天给我了一份处罚决定书和收据，收据上注明的案由竟然是“产品责任纠纷”并要求我当面打电话给孙万宝，让他删除发布的前一天关于我在天河法院失踪的消息，并澄清，孙开始不情愿，后来同意了。孙发的微博我自己都看不到，他们却知道得一清二楚，看来他们十分重视表面的脸面。
在送达给我的时候，又让我签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所谓笔录。可能是要跟领导汇报，全程特意让法警用指法记录仪录像。
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4）穗天法民一初字第2410号罚款决定书，
违反法律程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拘传、罚款、拘留必须经院长批准。但天河区人民法院在没有依法作出罚款决定书，也没有送达给当事人的情况下，通过非法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上达10个多小时、绝水绝食、以拘留15天来威胁，在深夜2点逼迫申请人拿出1000元现金来换取自由，直到送达罚款决定书给申请人时，也没有经过法院院长的审批。详见送达现场录像中的案件审批表。
一、        罚款决定书法律依据错误：
罚款决定书中依据的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全文如下“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二）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三）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此法条与罚款有任何的关联和逻辑吗？法院公然做出这样的事何其荒谬？罚款收据案由竟是产品责任纠纷？
二、        罚款决定书依据的事实不实：
罚款决定书中称申请人辱骂法官的事情并不存在，事实是申请人被立案庭庭长办公室突然冲出来的不明身份人员无故追打。立案庭有诸多监控录像可查。另所谓扰乱立案大厅审判秩序更是荒谬，审判秩序的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庭内部的秩序，立案大厅是诉讼服务部门，用来立案的大厅，并不是审判部门，只存在办公秩序，哪来的审判秩序？扰乱机关单位办公秩序的事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法院无权罚款。
三、        法院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已向公安报案，调查验伤中）
法院在申请人遭遇法官立案庭工作人员人身侵犯的情况下，不仅不依法处理申请人被不明身份人员人身侵犯的遭遇，反而非法抢夺、毁灭相关证据，被限制人身自由10小时里剥夺申请人吃饭、甚至喝水的权利。
法院存在威胁、逼迫、诱导申请人写虚假的、不符事实的所谓悔过书、检查，伪造笔录时间已达到迫害申请人的目的，并在当事人不愿通知家属的情况下扬言登报纸，直到申请人手机里有家属联系方式来刺激申请人，申请人考虑到嗷嗷待哺的一双儿女，还有交通事故后偏瘫的老父亲，无奈被迫妥协。
27日我打110报案，110骗我说法院的事他们不管，我继续向住所地鱼珠报案后，民警当面说，你这种情况公安机关应该受理，当面向我出具报警回执后并通知我去天河区法院辖区前进派出所处理，但前进路派出所一开始说，法院里的事他们管不了，我说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权，请你依法出具不予受理的书面告知和报警回执，并给我验伤委托书，这时警察开始决定给我做笔录，后开具了委托南方医科大学验伤的委托书。
28日晚，前进派出所来电说所长约见我，了解情况。我感到不安，因为我见识过太多肆意被抓捕的没有违法的人了，我特意写了委托书，告诉我的朋友放在哪，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写了一首诗：
请替我告诉父亲发生了什么
如果我被拘留或者逮捕
被父亲知道了
请替我告诉我
偏瘫了的父亲
请他不必担心
他的儿子没有犯罪
告诉他发生了什么
如果他
我的老父亲能够明白
我因维护人权而
失去了自由
他会骄傲而不会感到耻辱
前后三名警察跟我谈话详细了解了案情，着重了解我在网络发布的揭露天河法院黑幕的信息，并提醒我要客观，最好别发，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我说我懂，你们这样是想我表达你们害怕真相。他们中间抱怨自己压力大，工作经常24小时值班，我说你们可以选择不做的。
29日我依法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复议，并向中院信访投诉举报了法院的违法犯罪行为。
然后去天河去纪律检查委员会反映问题，纪检委说不归他们管，他们管不了，我说你们管党员违法违纪的，法院的领导都是党员吧，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干啥的。他说涉法涉诉应该去找人大，显然纪检委的人故意骗我，因为涉法涉诉的部门是在他们楼下的政法委，但是那个部门的门锁着，我去政法委其他办公室问，怎么没人上班？他们稀松平常地说那个部门就一直没人上班，难道是吃空饷？后来他们改口，叫来了一个所谓领导的老女人，让我填表后说，这事他们管不了，也不归他们管。我说那你说说你们都管啥，她很不好意思的说管宏观的、统一的、部署的、协调的，我反映的问题他们会反映给领导的，我要个回执来证明我来过，什么也不给我。
我去人大，我刚说法院打我迫害我，对方就急忙插嘴说“法院怎么可能打你呢？”我当时想说“你妈了个逼，你凭什么说法院不可能打我呢？”然后又让我填表，也是说我们管不了，不归我们管。我说那你让我填报干什么？“你不是都来了吗？填了我给你反映反映”，我翻了翻下面厚厚的发黄的投诉表有很多是2012年的，我说这些你们处理了吗？他说处理过来，就赶忙收回厚厚的投诉表。依然拒绝给我任何回执，这样我就无法证明我曾经去过那里了，然后我就绝望的走了，我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和希望，我绝望的是对他们的绝望，他们是谁你懂得！
这就是我绝望的维权经历。谢谢大家！
王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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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1071518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8-19消息：刘新群是武汉市汉阳区桥机新村的居民，近日她专门来到民生观察工作室反映了她的冤情和诉求。
 
2000年5月29日，刘新群与丈夫朱德寿向武昌区法院申请离婚，当时二人拥有数百万元的资产，诉讼标的金额就超过三百万元，包括一建成材经营部。6月10日，刘新群即对包括该建材经营部在内的六项资产和帐户申请法院财产保全，并交纳了申请费用。但是，武昌区法院中华路法庭对这六项申请只采取了其中一项，导致被申请人成功转移财产。后刘新群自己就查到朱德寿转移了一百五十多万元资产，最终迫使丈夫给了她一半。刘新群还说，离婚没几天丈夫就又买了八间门面，刘新群认为这都表明丈夫存在转移财产之嫌。
 
出现这种状况，刘新群认为这与武昌区法院法官不作为、乱作为有关，特别她提出的六项财产保全申请，法院置之不理。为此，近些年来刘新群一直在告法院。历经多次上告、起诉、上诉、重审，武汉中院、湖北省高院都裁定武昌区法院在刘新群案中“遗漏诉讼保全申请事项”“对已保全的财产又在没有认真审查、核保的情况下解除保全措施”的行为属司法行为失当，但不属于国家赔偿范围，“没有给刘新群造成实际损害”。
 
对于这样的裁定，刘新群不服，她至今仍走在上访维权路上，而上访又使得刘新群进了拘留所。

来随州的刘新群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8-1消息：今天上午，北京城建集团第四公司的300多下岗职工，在城建集团城建大厦前进行集会抗议活动。
 
职工们在现场打出标语，并高呼总经理徐建云（音）是个“骗子”。职工们说，2008年他们被强迫买断下岗后，公司承诺的待遇至今未落实。

以下是今天的现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