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解雇的次数多到我不想承认。我辞职的次数更多。
工作和妄想型精神分裂的搭配不是成功的秘方。
我曾做过的一份工作是在一座城市办公楼的一层，窗户上装有铁栏。装那些栏杆显然是为了安全，那条街上的其他店铺和办公室都是这样。但我越来越确信，它们是专门为我安装的，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我总觉得人们在陷害我，想让我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或者我犯过大罪，只是自己不记得了，警察正在监视我，收集证据。我觉得窗户上的那些栏杆是我去那里工作前了解我的一个陌生人安装的，是想暗示我，我很快“会被关到铁窗后面”。
看到办公室外面的街上有警察，或者听见直升机飞过，我就会心跳加速。我确信，那是他们终于来抓我了。我在那个办公室没干多久。
我服用的药物的镇定作用也弄得我经常睡过头，上班迟到。迟到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迟到90分钟。
我在另一份工作中的部门经理似乎并不介意，因为我总是在晚上把时间补回来。但同事们介意——这是我听办公室的其他人说的，包括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女孩。当时，我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患有精神分裂症。我不想背上为自己的拖沓找理由的恶名。所以我觉得人们只会认为我是太懒惰。
我经常把同事们随口说的一句话、我在会上发表意见时别人的一个白眼，或者我迟到时同事的一声叹息，视为对我的攻击或威胁，认为那些都是针对我的侮辱。
我在另一个公司做商业文案时发生的一件事至今回想起来依然让我心痛。当时有个同事问我耳机里在听谁的歌。我回答说酷玩乐队(Coldplay)，同事们大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和那些音乐人一样阴郁？我再次觉得自己被凌辱了。不久后，我辞掉了那份工作。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办公室欺凌的受害者，还是对他人过于敏感。
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是没完没了的。它缺乏灵活性，我无法定期去进行心理治疗。我也常常忘记进行普通体检，多次忘记在药房重新订购自己的药物，而这让我陷入急性焦虑症。
幸运的是，每个办公室都有弱者或“受到欺压的人”。他们常常与我惺惺相惜，把我叫到一边安慰我，或者邀我一起出去抽根烟。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看见坐在我旁边的女孩盯着我的电脑屏幕看我在干什么。她大概看了十秒钟，但真的感觉看了很长时间，更像是那种侵犯性的注视。我非常生气，给公司经理发了一封措辞犀利的电子邮件。那封邮件写得太刻薄了，我的同事被叫去询问时，眼里噙着泪水，被准许当天可以早退。她后来甚至送了我一些巧克力致歉，还不止一次对我说她是基督徒。
我一辞掉那份工作，她马上在Facebook上取消了对我的关注，那天是我的生日。尽管她当时已经知道我有精神问题。
后来我在伦敦获得了自己梦想的工作——做时尚撰稿人，这份工作薪水颇丰，但我的疾病产生的“突发奇想”以及药物导致的焦躁不安毁掉了我的成功。我刚到那里工作两个星期，就要求请假六个月，去夏威夷的一个地方报纸做实习记者。我没有获得批准，但两周后，我请了三天假，再加上一个周末，我去巴黎为一个小型独立杂志写了一篇关于除臭剂的测评。不久后，我又请了一周假，为残疾人举办了几期写作讲习班。
我的上司非常善解人意，我也在那里干了整整18个月，但我最终辞职了，我想住得离母亲近一点，当时她的健康出了问题。我的办公室告别卡令人难忘。尽管我没跟很多人说起我的精神问题，但所有的留言都表达了这层意思：“我会想念你的疯狂。”
我在克服工作逆境、学着接受自己的精神疾病的过程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经验，那就是，我们可以用生活砸向我们的石头建造城堡。我现在在家工作，做自由撰稿人，工作时间灵活，我可以定期进行必要的心理治疗和体检。
我主要是写精神疾病方面的文章。我还在和一名很有声望的精神病学教授合著我的第一本书——《精神正常入门指南》(A Beginner’s Guide to Sanity)。
去年，我做自由撰稿人只赚了6260美元。但我看到了非常切实而正面的结果。
我的精神诊断已经从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改为分裂情感性障碍。与前者相比，后者被认为更善于社交，但偶尔会有“情绪波动”。
我的新工作方式，再加上心理治疗，还让我明白，信心和工作技能等品质可以慢慢学习和培养。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是一个正在塑造中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