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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中午，榆林市世纪广场一名精神异常女子遭多名男子猥亵侮辱，其过程被拍摄并传上网络。5月29日，榆林警方将犯罪嫌疑人陈亮亮、娄永田抓获。6月5日，警方辗转府谷、西安、延安等地，在清涧县将另一犯罪嫌疑人姜海洋抓获，并予以刑事拘留。现已查明，嫌疑人姜海洋与陈亮亮共同组织、教唆乞讨人侮辱女精神病人，并拍摄视频后上传国内一知名视频网站。
女精神病人遭猥亵榆林警方刑拘三人
5月19日中午时分，榆林市世纪广场一名精神异常女子遭多名男子猥亵、侮辱，其过程被拍摄并长达20多分钟的视频里，一位疑似患有精神病的中年女子坐在榆林世纪广场座椅上，遭到一位老年男子纠缠。该男子唱着情歌，多次试图拉手、亲吻未果。当女患者试图摆脱离去，另一名老者竟拉住女子不肯松手。
整个视频中，摸手、强吻、搂抱多次发生，围观男子多达四五十人，女患者几欲离开又被人强行拉住，哭喊声不止却无人上前相助。视频里一名穿白色T恤的年轻男子显得格外兴奋，不时教唆个别男子上前猥亵，围观者有的人用手机拍照、摄像，有人在其胸部、臀部、腹部乱摸，当女患者想要逃离时，有人顺势将她搂入怀中强行亲吻，顿时起哄声四起。
这段视频上传后，遭到网友们的厉声斥责。网友们普遍认为这种恶劣做法严重侮辱女性，伤害弱势人员，违背法律和道德伦理。
事件发生后，榆林市委、市政府领导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公安机关严查快处。市区两级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5月29日，榆林市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陈亮亮、娄永田抓获。经查，这是由陈亮亮等人蓄意导演的一场侮辱闹剧。次日，两名犯罪嫌疑人以涉嫌侮辱妇女罪被刑事拘留。
随后，榆林市公安局榆阳分局加大案件侦办力度，民警辗转安等地，于6月5日在清涧县将正欲再次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姜海洋抓获，并予以刑事拘留。现已查明，姜海洋与陈亮亮共同组织、教唆乞讨人侮辱女精神病人，并拍摄视频后上传国内一知名视频网站。
此前报道：“榆林两老人猥亵女精神病人”系人为蓄意导演
警方查明：5月19日13时许，陈亮亮（子洲县陈家坪村人，1987年8月9日出生，曾因抢劫罪、非法拘禁罪两次入狱）与姜海洋（现住子洲县马蹄沟镇马蹄沟村612号，1993年7月29日出生，无业）在榆林城区世纪广场走廊闲逛时，看见一个乞讨老汉（身份不详）向女精神病人刘某讨要钱财，另一乞讨人娄永田（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黄湾镇高圩村人，现住榆阳区南门口附近，1951年5月26日出生）坐在旁边。同时，二人看到走廊里有人用手机拍照，两人商量教唆两个乞讨老汉假扮追求女精神病人，用手机拍摄后上传网上。后由姜海洋负责拍摄，陈亮亮负责教唆、指挥、示范两个乞讨老汉假扮追求女精神病人。
期间，一个乞讨老汉（身份不详）向女精神病人刘某下跪献花（花为陈亮亮交给乞讨老汉），并摸了刘某的大腿、手和胸部，亲了刘某。刘某几次试图离开，均被娄永田和陈亮亮阻挡，拍摄时，播放了音乐，引逗刘某跳了一会儿舞蹈。整个过程先后持续了20多分钟，周围约有五六十人围观。事后，姜海洋和陈亮亮来到榆阳区二街新建南路西亚大厦博学网吧，由姜海洋将自己录制的视频上传到了国内一知名视频网站。（记者马广浩）（来源：西部网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2013-06/08/c_124832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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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线06月06日讯以往精神病人犯罪的案件，只需经公安机关启动精神鉴定确认程序，再由公安机关负责人审批签字，便可进行强制医疗。而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进行了从行政化到司法化的法治化“改造”。
日前，诸暨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强制医疗申请案,对被申请人周某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这是新刑诉法今年1月实施以来，诸暨市首例强制医疗案件。
今年40岁的周某，家有一老父，两人相依为命。从三、四年前开始，周某精神就有些不太正常，经常一个人自我聊天。有时候还自己打自己并骂人。今年2月6日下午1点左右，周某精神出现妄想症状，认为其母亲是由于屠某已去世的父亲附身而死亡，于是携带火柴、浸湿汽油的布等物品，跑到屠某家中索要赔偿。被拒绝之后，周某用水果刀吓退屠某在家的妻子，后用点燃的布引燃稻草，再丢入厨房，见着火后逃离现场。火很快被赶来的群众扑灭。
经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司法鉴定所司法鉴定，周某患有精神分裂症，而上述行为正是在发病状态下发生的，这表示事发时周某对作案行为无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系无刑事责任能力。
但检察机关认为，周某故意放火，危害公共安全，虽然对这起案件不负刑事责任，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于是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的申请。这遭到了周某父亲的反对，他认为儿子精神状态已恢复正常，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不大，且自身年纪已大，若儿子被强制医疗则自己无人照顾，其诉讼代理人也对周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提出了异议。最后，诸暨市人民法院在通知了鉴定人出庭作证以及综合考量后，对周某作出了上述决定。
这是该院首例决定强制医疗案件。据该院法官说，根据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符合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首先要由公安机关提交强制医疗书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审核后认为符合条件的再向人民法院提出强制医疗申请，人民法院通过开庭查明事实后最后做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来源：绍兴网 http://roll.sohu.com/20130606/n37816541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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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案件中若涉及到一方当事人为精神病人，如何保护精神病一方的合法权益，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致使我国在精神病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很多不足。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三条规定，婚前隐瞒了精神病，婚后经治不愈，或者婚前知道对方患有精神病而与其结婚，或一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患精神病，久治不愈的。视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许离婚。依照该意见可知，法院可依据夫妻一方患有精神病且久治不愈来认定夫妻感情已破裂。法院可据此判决夫妻双方离婚，可见在我国的法律上，夫妻一方不仅可以与患精神病的配偶离婚，而且对方患精神病且久治不愈还是法院准许离婚的情形之一。
虽然我国的法律上允许夫妻一方与患精神病的配偶离婚，这样可以更好的维护未患精神病一方的合法权益，使其可以脱离不幸的婚姻，开始自己的新的生活，但是法律上却没有相关的规定来保护患精神病一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对精神病人 合法权益的保护。
一、确定精神病人的代理人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实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当处理时，发给离婚证。”这属于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离婚是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行为人应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可见当夫妻一方患有精神病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便无法通过双方自愿来实现离婚，夫妻间只能通过诉讼的程序来离婚，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精神病人一方的合法权益。精神病人在离婚案件中必须由监护人代理诉讼，《民法通则》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担任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所在单位或者住所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配偶为精神病人的第一顺序监护人，按理应该成为精神病人在诉讼中的代理人，但是在离婚案件中配偶因与离婚案件有厉害关系且与精神病人的利益存在直接冲突，若仍然以精神病人的配偶为其诉讼代理人，会影响司法的公平、公正，也有损于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离婚案件中排除精神病人的配偶作为精神病人的代理人，那精神病人的代理人该如何确定。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八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配偶有虐待、遗弃等严重损害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的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益行为，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依照特别程序要求变更监护关系；变更后的监护人代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法院应予受理。从该司法解释的条款中我们可知，当精神病人的配偶损害精神病人的人身或财产权益时，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可以按照法律程序来变更监护人；精神病人的监护人可以代理精神病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而且在离婚案件中排除了配偶作为代理人的可能；从而更好的维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是精神病人作为离婚案件中的被告参加诉讼，这时精神病人的代理人如何确定。要确定代理人首先应确定监护人，再由该监护人担任精神病人的代理人。首先，若其他监护人自愿担任精神病人的代理人，他们可向法院申请变更监护人，从而取得精神病人的代理权；其次，法院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二款及第三款的规定来确定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代理精神病人进行诉讼。
二、保护精神病人财产权不受侵害
由于婚姻期间的财产一般由非精神病人一方保管，造成在离婚时精神病人及其代理人提供不出相关的证据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样导致精神病人无法得到其应有的财产。所以在审理精神病人离婚案件汇总我们法官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七条无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离婚诉讼，当事人的代理人应当到庭；代理人不能到庭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判决。一方面要求精神病人的代理人一定要到庭，另一方面法院在审理该类案件的时候，应该更为主动的调查取证，从而更好的查清事实，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好的保护精神病一方的财产权。
三、使精神病人的生存权得到保障
当精神病人的代理人（一般为精神病人的父母或兄弟姐妹）确定之后，照顾精神病人及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便落到了其代理人的身上，当判决离婚后，便由其代理人对精神病人进行抚养。但是离婚后，精神病人的生活费、治疗费等费用该由谁来负担，如何负担，法律上没有相关的规定。致使精神病人在离婚后生活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精神病人的生存权面临挑战。
由于法律对精神病人权益的保护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致使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只能利用现有的法律规定来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如：我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使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之规定。法官可以依据该法条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将精神病人看成是生活困难的群体，从而要求其对精神病人的生活给予一定的帮助。但是该法律规定不够具体，没有规定帮助对象为精神病人的特殊情况，也没有规定具体的帮助方式及帮助到什么程度，致使法官在运用法律裁判过程中难以操作，无法真正的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婚姻法》第二十条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在精神病人为一方当事人的离婚案件中，若法院判决离婚，法官可以依照夫妻间具有抚养的义务，要求非精神病一方承担精神病一方相应的生活费及治疗费。但是给法律规定同样不够具体，法官在审判中裁量权较大，不利于对精神病人权益的保护。
笔者认为，既然法律规定夫妻一方患精神病且久治不愈，可认定为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这就表明法律是准许与精神病人离婚的。但是离婚之后如何保护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上却没有具体的规定，致使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完善立法工作，使保护精神病人的法律法规更加具体。同时应该明确规定离婚后，非精神病一方应该给予精神病人一方予以生活上的帮助，确保精神病人一方的生活能够达到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准，对于需要治疗的还应给予医疗费，从而保障精神病人的生存权。（作者：奉新县人民法院 
皮智勇         http://jxf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81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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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老人阿卫，60多岁，曾在青龙山精神病院被住院七年，后被同样住院的病人打伤，而因祸得福出院。离开青龙山不久，在家中休养的阿卫被前妻及成年女儿以“精神分裂症”复发为由报警送入南京脑科医院，至今已近三年。

本人前去探望时候，老人正在主持一个病友歌会。与老人交流的感觉是其思维、逻辑正常。会见拟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律师时，老人甚至还要求查看律师执业证件，其自我防护能力可见一斑。阿卫的主治医生明确表示其已经康复，但其所谓“监护人”即其唯一的女儿就是不愿意接回去，甚至根本就不接医院的电话。老人说女儿这么做的原因就是为了房子，不想老人回去住。医院称也很同情老人，但无能为力，因为“谁送来，谁才有权接老人回去”。

律师曾提出其女儿将老人接出院后，老人住养老院。养老院已经落实好，老人也同意，女婿口头答应，但嗣后女儿以端午节过后再说、孩子骨折等理由百般推脱不办出院手续，后来甚至拒绝接听电话。

我认为，即便本人罹患精神分裂症，但第一被告为了占有原告的房产，第二被告为了些许医药费收入将原告无限期地限制人身自由，严重违法，侵犯了原告的合法人身权利。

有关本案的疑问与法律漏洞

一、“谁送来谁接走”的医疗行规没有法律依据，不过是医疗机构利用其优势地位强加于被送医者的“格式性条款”。

自然人并非家庭拳养的宠物或者一般的财产，岂能如同不动产一样地交付？！这种所谓的医疗行规为一些恶意送医者提供了借口，令其得以借此侵吞被送医者的财产、剥夺其人身自由。

二、医院说法中的悖论

本案中，老人自行出院可以吗？此类案件中，医院以“谁送来，谁才有权接老人回去”完全剥夺了老人自行出院的权利。医院一方面承认被送医者已经康复，却又称不方便出具康复的证明或诊断书，说是必须待出院才能出具该文件。但出院的前提之一是有康复的证明或诊断。

三、精神分裂症是否是法律所称“间歇性精神病人”？

即便是，理应由司法程序认定一个公民是否为限制行为能力者，不能以医院的简单诊断甚至家人的观察就随意地做出一个关乎公民人身、声誉的认定。否则，很可能会被心怀不轨之人滥用。我国《精神卫生法》至今未出台，精神病收治并非一些医务人员坚称的“是纯粹医疗行为”，精神病收治中的程序规范以及人身自由等基本权益的保护是亟待立法解决的问题。即便有一小部分精神病人在发病时候可能会给社会的财产、人身安全带来安全威胁，问题是，难道精神病人的人权就能够随意漠视？不该得到保护？事实上，立法很多时候无法照顾所有的利益而必须在冲突的利益中做出取舍，《精神卫生法》迟迟不能出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此。显然，将来的《精神卫生法》将不得不在疑似精神病人的人身权利和其对社会可能的危害之间做出选择。可以确定的是，全球的立法实践已经惊人的一致，前者的利益更应该得以优先保护。

四、如果一个成年公民没有被司法认定为限制行为能力者，则其当然是一个完全行为能力者。

而一个完全行为能力者就不需要所谓的监护人，本案中的老先生即是如此。既然无需监护人的监护，则医院所称的需要监护人同意才能出院的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事实上，医生僭越了法官的权利而自行断定被送医者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五、医院和送医者是否涉嫌限制人身自由？

老人家所在的病区安装有防盗门，24小时有护士、护工把手，与监狱无异。老人在此已近三年，从未走出半步，形同蹲监狱。

据老人回忆，09年的被住院系派出所协助家属送来。如其所言属实，则警方所为颇多商榷之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4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需要送往指定的单位、场所加以监护的，应当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并及时通知其监护人。”可见，警方的约束权有一定的限制条件。首先，警方的约束必须是保护性的，不能出于其它目的，至于将疑似精神病人送到特定场所，则有程序性要求。即需要“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更有目的性的要求即为了“监护”而非“治疗”。

应该说，老人的女儿、警方、医院都涉嫌限制人身自由，至于该行为构成一般的民事侵权还是行政违法甚至刑事犯罪，则需视具体情节来认定。（来源：精神病人权利网  作者：封顶http://www.mdrights.org/html/4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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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一名精神病患者打电话威胁国航两架飞机后，近日，深圳航空公司一架由深圳飞往西安的航班在起飞40分钟后，一名后被证实患有精神病的男乘客使用手表拼命砸机舱玻璃窗，并向其他乘客大吐口水、爆粗口。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陈柱钊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精神病尤其是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因发病时间的不可预料性、侵害对象的随意性以及发病时行为的不受控制性，容易酿成恶性事件，如何综合平衡并有效保护精神障碍患者获得救治的权利以及正常人不受精神障碍患者侵犯的权利，已成为刻不容缓的新型社会课题。

间歇性精神病患涉案四难

据卫生部调查，我国现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由于综合诊疗体系不完备，对这些精神障碍患者的救助水平偏低，往往导致贻误最佳治疗时机。再加上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不够到位，造成部分有暴力倾向的患者伤人、危及公共安全的事件时常发生，损害了其他社会成员的人身和财产权益。

"无行为能力的严重精神病患者，往往事先能够采取措施限定其行为，因此，威胁公共安全的事件一般是由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引发的。"陈柱钊说，办理此类案件存在患者难鉴别、发案难预防、后果难预测、案后难处理“四难”。

据陈柱钊介绍，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在未发病时的思维模式、行为表现等无异于正常人，故无从进行鉴别。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发病时间、发病地点以及发病的严重程度均无法预料，故无法在事先有效干预，而只能在发案后及时应对。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患者发病时情感失常、行为失控，侵害目标随意，侵害手段凶残，致使后果难以预测，容易引发群众性恐惧和不安。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家庭难以逃脱"因病致贫"的命运，这使得一方面，被害人的损失难以得到赔偿，另一方面，因为法律不惩治无认知能力时的行为，故除非被强制医疗，否则患者再次危害社会的现象将难以避免。

患者未发病时犯罪应负刑责

精神病患者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应该怎样处置？精神病患者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呢？

记者了解到，深航航班上发生精神病患者用手表砸机舱玻璃窗事件时，机组人员立即上前制止，并由一名安全员陪同劝导，事发20分钟后平息了该名男乘客的情绪。在抵达目的地后，医生和警方一同将该名男乘客带离了机场。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刘杨田认为，在触犯刑法的情况下，精神障碍患者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其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并给予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而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病人，警察可以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

由此也引发了另一种担忧：如何保证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被强制收治呢？

在刘杨田看来，即将进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审议的精神卫生法，规定了严格的强制住院治疗制度，将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强制收治。这些规定综合平衡并有效保护了精神障碍患者获得救治的权利，以及正常人不受精神障碍患者侵犯的权利。

完善致损后救助帮扶机制

“应多管齐下预防精神病患者引发的公共安全事件。”陈柱钊建议，建立病情档案机制，进行科学分类管理。相应地，建立对重点对象的监管机制。可将易肇事肇祸或有严重暴力倾向的患者列为重点对象，由辖区民警或社区矫正组织对重点对象的行为进行监控，尽可能地做到"监管在前"，防范意外事件的发生。

与此同时，建立精神病患者进入特殊区域监护人陪同机制。由于患者在发病时的认知能力将大幅降低甚至丧失，因此，可以要求患者在进入特殊领域如乘坐飞机时，应由监护人陪同，以尽可能降低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完善致损后的救助帮扶机制十分关键，一方面应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掌握病情档案的基础上，设立专项资金，重点对易肇事肇祸但家属无力救治的患者，进行强制治疗，同时对患者致损的被害人由政府先行进行赔付、帮扶；另一方面可创新保险机制，增设精神病人危险行为致损险，以尽可能地分散风险。" 陈柱钊说。（来源：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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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精神病人一直处于非人道的待遇之中，人们讥笑、嘲弄、打骂、凌辱病人，根本不把精神病人当人看待，精神病人作为病人无任何权利可言。直到18世纪，法国医生比奈尔（P.Pinel）首先倡导以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人，提出：“精神病人绝不是罪人，绝不应惩罚他们，而必须给予人道待遇。”他把长期关押的病人从牢房里放出来，和他们一起生活、游戏，并在巴黎建立了第一个精神病收容所，使精神病人的境况得到了改善。美国精神运动开创人之一彼尔斯因患忧郁症住进美国州立精神病院后，亲身经历和目睹了虐待与摧残精神病人的大量事实，出院后写了一本有名的书《心灵重获》，揭露了该院摧残病人的严酷事实。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第6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对精神病人人道待遇的伦理原则的《夏威夷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Hawaii）,其宗旨就是尊重精神病人的权益，为医务工作者以及社会成员制定道德行为规范。这一宣言成为了全世界医务界对待精神病人的纲领性医德文献。

精神病人权利，首先是其尊严和人格被尊重的权利。医务人员把精神病人当人看，尊重他们的人格是最为重要的、放在第一位的道德要求。正如乔那吉医生早在1778年指出的“把精神错乱的人作为一个人来尊重，是我们最高的道德责任和医疗义务”。只有在突出强调尊重和维护病人人格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保证精神病人的医疗权。尤其是精神病发病诱因大都是精神因素引起，所以更需要精神安慰、精神治疗，更需要把病人当作人加以尊重。

精神病人享有的医疗权与一般病人是等同的，是无条件的。每个病人理应得到医务人员尽可能好的治疗和更为人道的服务。病人与医生的治疗关系也应建立在彼此同意、相互信任、开诚布公、彼此合作负责的基础上。精神病人有权获知识治疗信息的权利，医生不能因为是精神病人而忽视了病人的这一权利，医生应把病情性质、治疗措施、过程、危险性、可能的变化、不利之处及预后适时告知病人，使病人有机会作出选择。在医疗中，精神病人的自主知情同意权、保密隐私权等都是不容忽视的。

与精神病人权利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强迫治疗问题。由于精神病的特点，决定了医生在一些情况下必须采取强制性治疗的方法。这说明了，相比较一般病人，精神病人的权利在某种情况下是被限制的。较严重的精神病人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言行缺乏自知和自制力，不能判断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善恶后果。因此，为避免病人自伤或对旁人构成威胁，医务人员可以采取强迫治疗和行为控制措施约束病人。但这仅仅是对病人权利有时间的、阶段性的限制，而不是取消病人自主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当然，强迫性治疗措施是被严格限制在病情需要、病情严重、对他人可能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夏威夷宣言》规定了：“不能对病人进行违反其本人意愿的治疗，除非病人因病重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或对旁人构成严重威胁。在此情况下，可以也应该施行强迫治疗，但必须考虑病人的切身利益，且在一段适当的时间后，再取得其同意；只要可能，就应取得病人或家属的同意。”在使用强迫治疗时，医生切忌把其中的治疗方法如电休克等作为恐吓、威胁和惩处病人的手段，保证维护精神病人人格、尊严的权利。

另外，作为法律上的权利，精神病人在发病期间不享受法律规定的公民的某些权利，是因为患者发生精神障碍，不能对政治、生活的一些问题作出有意识、有目的的判断的特殊情况而作出的规定。这并不影响病人享有的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社会福利和人道保护以及生命和健康的权利。在法律上，精神病人在患病期间如无责任能力而伤害他人，可以免刑事责任。这也是精神病人权利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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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3日，匈牙利布达佩斯。今天，精神病人权利倡导中心(Mental Disability Advocacy Center, MDAC)向欧洲高级社会权利机构(Europe's top social rights body)发送了一份报告，鼓励该机构对匈牙利违反《欧洲社会宪章》(European Social Charter)义务进行调查与认定。

尽管制定了一份旨在关闭收治机构并推进残疾人社区生活的三十年规划，匈牙利政府仍然准备新建一所拥有五十个床位的收治机构——尽管这所机构被命名为“生活中心”，而不是鼓励人们融入社区并为此提供支持。国际社会应特别关注此事，因为欧洲委员会正在用欧盟的钱来建造这些收治机构。简言之，欧盟正在用欧洲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对人权的侵犯。

“匈牙利政府在社会排斥奥运会上配得上一枚金牌，”MDAC执行主任Oliver Lewis说，“不过将人们和他们生活的社区隔离开可不是一场比赛。否认人们自主权，限制人们控制自己决定的自由，这些都是对人权的侵犯。匈牙利必须马上停止新建收治机构的计划，并将投资转向基于社区的服务上。”

MDAC的报告敦促委员会调查并认定匈牙利违反其在《欧洲社会宪章》中关于“促进社会融合与残疾人在社区生活中的参与”的义务（《欧洲社会宪章》第15条）。
（消息来源：深圳衡平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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