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晚上，松岗人民医院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个精神病人突然爬上了急诊室窗台的空调外挂机上意欲跳楼，危急关头，医院、消防、公安通力配合，挽回了这个病人年轻的生命。
当晚10点半左右，一名年轻男子赤裸上身站在松岗人民医院窗台的空调外挂机上，不时做着危险动作。据了解，这名男子姓吉克，四川大凉山人，今年20岁，在松岗一家玩具厂打工。14日老乡们就发现他出现了躁狂症状，16日晚上老乡把他带过来看病，就在观察室观察的时候，男子突然从床上爬起来，翻过了栏杆，爬到了空调外挂机上面，继续向上爬到了上一层的外挂机。急诊科医生介绍：“因为他是精神病患者，在观察室观察的过程中，没有朋友在场，趁医护人员不备的情况下病情突然发作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站在上端的男子丝毫没有下来的征兆，反而是手舞足蹈，甚至还想往三楼攀爬。
因为楼下是一个地下车库，正处于斜坡位置，如果用消防气垫，跳楼者有可能弹起，危险更大，医院保安们急忙找来十几床垫子铺在地上作为缓冲，同时在上面拉起网，可是因为男子不让人靠近，救援十分困难。
晚上11点55分，站了一个多小时的男子突然跳了下来，幸好楼下有网及垫子保护，没有生命危险。医务科王主任介绍，急诊科进行了一个初步检查，进行了腰部和头部的扫描，发现腰椎有骨折，医院马上将其送到了骨科住院部。
据了解，为了挽救这位跳楼患者的生命，当晚松岗人民医院和松岗消防中队及辖区派出所出动了40多人，目前，该男子在医院继续接受治。
（来源：深圳新闻网2014-04-18 15:00 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14-04/18/content_937997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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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跳楼 众人拉网接住他 该病人腰椎骨折
精神病人被纳入南充市大病统筹 无钱治民政局垫付
4月15日下午，南充市民政局群众路线第三督导组，召集市身心医院、嘉陵区民政局在南充市身心医院召开会议，此次会议把重型精神病人纳入了大病统筹，对医疗费用也明确规定：无人监护或监护人无能力的精神病人，医疗费用由民政局垫付。
治疗医疗服务成本高，病人家属不愿意承担监管或监护责任，医院收取费用十分困难。”南充市民政局财务规划科科长邓亚平说，医院长期亏本经营。
为了保证协调医院正规治疗，减轻医院的经济压力，重型精神病人也即将纳入大病统筹。关于收费标准，将坚持同横向比较就近原则、基本可行双方同意原则、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分别处理原则；尽量把每个病人的具体情况核实确定，让身心医院在保证正规治疗的前提下少贴钱；对于该类病人的转诊坚持原则、灵活处理、不违反政策，尽可能在第一时间双方畅通信息。
会议明确提出：国家对在院精神病人每个月有1500元的治疗救助费用，无人监护或监护人无能力的精神病人，超出医疗费用由民政局帮其垫付。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sh/2014/04-21/6087281.shtml2014年04月21日 14:00 ）
掐死亲生女儿 一精神病人被强制医疗
3月13日，乌海市海南区人民法院就海南区人民检察院申请对被申请人常某某强制医疗一案作出裁决，依法决定对常某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这是自去年新刑诉法修改实施以来，海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首份《强制医疗决定书》，也是乌海市首例。
海南区人民检察院认定，2013年2月24日11时30分许，常某某（女，27岁）在海南区租住的房屋内将自己8岁的女儿掐死，并用菜刀将自己的脖子及手腕划伤。事后经鉴定，常某某有被害妄想、情感反应倒错的症状，无原因杀死自己的孩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同时，根据其之前主治医生的证言，常某某病情最严重时可能杀人。在精神疾病治愈前，常某某有继续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可能。
今年3月11日，海南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该案。法庭调查阶段，法庭就被申请人常某某是否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是否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逐一展开调查。海南区人民检察院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常某某的法定代理人郑某、诉讼代理人也依法进行了质证。
海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常某某实施暴力行为，致一人死亡，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常某某属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符合强制医疗条件，有必要对其予以强制医疗。遂依法作出决定对被申请人常某某采取强制医疗措施的裁决。
（来源：正北方网http://www.northnews.cn/2014/0320/1558457.shtml2014年03月20日 10:27 ）遗失的精神病人
精神病患者刘显容失踪了。
1月23日，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罗湖区康宁医院，随同的除了丈夫肖建成，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3月10日，肖建成找到康宁医院，得知妻子已被送往深圳市救助站。在救助站，他被告知妻子出院当晚就被送上了前往四川老家的火车。此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
这中间的一切源于入院之初一张“三无流浪人员”的证明，刘显容的身份变成流浪人员。但拥有监护人的妻子，为何变成“三无”人员？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只有“三无”身份才能获得民政部门的治疗资金，肖建成在和医院办理交接时，声称交不起费用，随后医院有人找到派出所开具了这份证明，妻子得以入住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无钱医治的病人
1月23日凌晨，40岁的肖建成从睡梦中惊醒：妻子精神病发作了。
“她拿着刀和铁铲砍我，到处砸得咚咚响。”肖建成回忆，他跑到房子外面躲避，妻子也追到外面乱跑，折腾到凌晨，身材只有1.5米多高的肖建成再也无法控制住失控的妻子，上午9点左右他开始报警。
随后沙井医院120的救护车来到，肖建成和新桥派出所出警民警一起强制将刘显容送往了沙井医院，“医院登记了我和我老婆的身份证，下午4点又拉回新桥派出所，然后再坐120的车送去罗湖康宁医院。”
事发前，肖建成住在沙井新二村一处出租屋，靠电动车拉客为生。结婚证显示，他和妻子都是四川达州渠县人，渠县残疾人联合会盖章发放给刘显容的残疾人证显示：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贰级。
载着精神病人刘显容的救护车，从40公里外的沙井一直开到位于罗湖区的康宁医院，做了简单的交接后，来自沙井的救护人员和民警随车离开，留下肖建成在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但在交费处，肖建成并未缴费。“我去交费处问了一下，要200块，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没钱怎么办，挂号处的负责人说没钱怎么行，你要去找派出所开个证明。”他称，医院保卫科好几个人紧紧跟着他不让他离开，并要求留下联系电话。
肖建成说，后来看实在无钱交费，保卫科一位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那个人说，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随后肖建成称自己签字后离开医院。事后他知道，派出所给医院开了一份“可以免费治疗的证明”。但他离开前尚未与派出所民警碰面，离开医院时约是晚上7点，天已经黑了，他估计在医院待了约一个小时。
救助站送上火车后消失
肖建成称，妻子住进康宁医院一周后，大年初二(2月1日)，他带着儿子拿着妻子的衣物去康宁医院看望，不久，他和儿子离开。
3月10日，肖建成再度前往康宁医院，却得知妻子已经于3月6日出院，查询一番才知道是被深圳市救助站的人接走了。院方给了他一张写有编号的条子，让其根据编号去救助站寻找。
南都记者看到这张便签条上写着“3月6日，90006698，刘笑，市救助站。”肖建成从市救助站查询到“刘笑”在救助站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确认是老婆。
救助站工作人员称，因为“刘笑”的身份是“三无流浪人员”，按救助规定由救助站接进站，并送回原籍。得知“刘笑”的户籍地是四川达州后，所以接出院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其送上火车。车次为6日20：30发车的K 586列车，由深圳开往重庆北。
没有身份证的流浪人员如何能买到火车票上车？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南都记者称，只要弄清流浪人员的户籍地，就可以开证明办理售票。救护站人员负责买票并将人员送进站。
事实上，国家相关的救助制度比较含糊，2003年第381号国务院令签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遗失的精神病人
精神病患者刘显容失踪了。
1月23日，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专门治疗精神病患的罗湖区康宁医院，随同的除了丈夫肖建成，还有当地派出所民警。3月10日，肖建成找到康宁医院，得知妻子已被送往深圳市救助站。在救助站，他被告知妻子出院当晚就被送上了前往四川老家的火车。此后他再也没有找到妻子的下落。这中间的一切源于入院之初一张“三无流浪人员”的证明，刘显容的身份变成流浪人员。但拥有监护人的妻子，为何变成“三无”人员？南都记者调查发现，只有“三无”身份才能获得民政部门的治疗资金，肖建成在和医院办理交接时，声称交不起费用，随后医院有人找到派出所开具了这份证明，妻子得以入住康宁医院接受治疗。
无钱医治的病人
1月23日凌晨，40岁的肖建成从睡梦中惊醒：妻子精神病发作了。
“她拿着刀和铁铲砍我，到处砸得咚咚响。”肖建成回忆，他跑到房子外面躲避，妻子也追到外面乱跑，折腾到凌晨，身材只有1.5米多高的肖建成再也无法控制住失控的妻子，上午9点左右他开始报警。随后沙井医院120的救护车来到，肖建成和新桥派出所出警民警一起强制将刘显容送往了沙井医院，“医院登记了我和我老婆的身份证，下午4点又拉回新桥派出所，然后再坐120的车送去罗湖康宁医院。”
事发前，肖建成住在沙井新二村一处出租屋，靠电动车拉客为生。结婚证显示，他和妻子都是四川达州渠县人，渠县残疾人联合会盖章发放给刘显容的残疾人证显示：残疾类别为“精神”、残疾等级为贰级。载着精神病人刘显容的救护车，从40公里外的沙井一直开到位于罗湖区的康宁医院，做了简单的交接后，来自沙井的救护人员和民警随车离开，留下肖建成在医院办理入院手续。但在交费处，肖建成并未缴费。“我去交费处问了一下，要200块，我身上没有钱，我说没钱怎么办，挂号处的负责人说没钱怎么行，你要去找派出所开个证明。”他称，医院保卫科好几个人紧紧跟着他不让他离开，并要求留下联系电话。
肖建成说，后来看实在无钱交费，保卫科一位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那个人说，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随后肖建成称自己签字后离开医院。事后他知道，派出所给医院开了一份“可以免费治疗的证明”。但他离开前尚未与派出所民警碰面，离开医院时约是晚上7点，天已经黑了，他估计在医院待了约一个小时。
救助站送上火车后消失肖建成称，妻子住进康宁医院一周后，大年初二(2月1日)，他带着儿子拿着妻子的衣物去康宁医院看望，不久，他和儿子离开。
3月10日，肖建成再度前往康宁医院，却得知妻子已经于3月6日出院，查询一番才知道是被深圳市救助站的人接走了。院方给了他一张写有编号的条子，让其根据编号去救助站寻找。
南都记者看到这张便签条上写着“3月6日，90006698，刘笑，市救助站。”肖建成从市救助站查询到“刘笑”在救助站留下的一张照片记录，确认是老婆。 救助站工作人员称，因为“刘笑”的身份是“三无流浪人员”，按救助规定由救助站接进站，并送回原籍。得知“刘笑”的户籍地是四川达州后，所以接出院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其送上火车。车次为6日20：30发车的K 586列车，由深圳开往重庆北。
没有身份证的流浪人员如何能买到火车票上车？救助站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里对南都记者称，只要弄清流浪人员的户籍地，就可以开证明办理售票。救护站人员负责买票并将人员送进站。事实上，国家相关的救助制度比较含糊，2003年第381号国务院令签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对无家可归的，由其户籍所在地人民政府妥善安置。”但具体如何衔接当地政府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南都记者检索发现，不少地方政府救助机构的做法均是买票将无家可归者送上车，下一步并未说明。
2004年广东省出台的类似规定明确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密切配合，不得将流浪人员遗弃至交界地带不管，对需跨省交接的，由省民政部门和救助站按规定处理。”
但送进火车站后，“刘笑”去了哪里？从此再无踪迹可寻。南都记者近日与肖建成一起联系了达州地区以及渠县当地的救助站，却至今没有消息。
莫名失踪 谁之过？
康宁医院：不见家属探视，一直以为是流浪病人
妻子从此失踪，肖建成就成了康宁医院的“常客”，三番五次闹事，并威胁跳楼，要求医院“把我老婆找回来”。
该院健教部邵主任近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颇感无奈，“我们已经把他老婆的病治好了，稳定了，也给了他编码到救助站去寻找，对于找人医院方面是没有责任的，医院只管治病救人。”
邵主任称，病人入院后丈夫肖建成一直没有前来探视，至于大年初二当日的探望说法院方也态度保留，因为医院正值春节放假，也无从核实。“我们也是他(肖)来闹，才知道他有个老婆在这边，但入院这么久，你作为丈夫都去了哪里？”
南都记者从院方查询到刘显容的入院记录，其中一份醒目的罗湖翠竹派出所证明称，1月23日下午接到群众报警，称医院门口翠竹路有一名女性精神病人，有攻击路人的可能，派出所出警后将其送往康宁医院救治，并证明其为“三无流浪人员”。
最初，刘显容被标明为“无名氏”，院方称，在治疗好转之后经过询问，刘自称自己姓名叫“刘笑”，因为没有身份证件，所以刘的身份以“刘笑”和编码“90006698”代替。
“对于精神病人的入院，我们首先要由监护人陪同办理手续，对于没有监护人的流浪人员，我们按规定必须要派出所和救助站开具证明才能接收。”康宁医院医务科杨科长亦表示。
现有的入院材料也显示翠竹派出所接警处理并送往医院。
翠竹派出所：联系不上家属，出具“三无人员”证明
又是如何开具这份证明？当日出警的康宁医院片区警长陈警官昨日对南都记者称，事发当日乃是接到医院保卫科的电话称有病人被遗弃在医院，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处理，处理中并未见到监护人在场，病人又没有身份资料，因此就当“三无人员”办理了相关证明，让病人入住医院。
“是医院保卫科姓胡的科长和我们联系的，印象中他是说有个病人被家属送过来丢在这里走了。”陈警官称，这个警区每个月都有三五宗精神病人被家属带来遗弃在医院不肯缴费处理的，“联系不上家属，没有身份证明，只能按三无人员处理。”
陈警官称，民政救助相关条例规定，“三无”精神病人可由民政部门给予资助治疗，费用由财政开支。或是因为这个政策，时而有病人被家属带至医院后一走了之。“他们也不能说是逃避监护责任，或许是贫困，或者是其它因素，这是个社会问题。”
刘显容失踪轨迹
1月23日
刘显容被沙井120救护车送往康宁医院，陪同者有丈夫肖建成、沙井医院的救护人员和翠竹派出所民警。
肖建成无钱交费，保卫科工作人员答应他离开，称“我找派出所打个证明，可以免费治疗了，你可以回去了”。
翠竹派出所民警接到医院保卫科的电话，称有病人被遗弃在医院，民警随后赶到现场未见到监护人在场，病人又没有身份资料，因此就当“三无人员”办理证明，让病人入住康宁医院。
3月6日
治疗一个多月后，康宁医院将自称“刘笑”无身份资料的刘显容按“三无人员”移送深圳市救助站。
深圳市救助站按“三无流浪人员”救助规定，当晚就买了火车票将“刘笑”送上20：30发往重庆的K586列车。
（来源：南都网http://epaper.oeeee.com/H/html/2014-03/20/content_2039322.htm2014年3月20日）关好精神病人，不如管好精神隐患群体
广州脑科医院住院部一名涉嫌杀人致死的精神病人出逃，广州警方全城布控查找，最后被佛山警方截到了。此事引起极大关注。有报道称，广州15.76%市民有精神疾病，目前精神病患者比20多年前增加了12倍。广州现有各类在册重型精神病患者约4.6万人。为此，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脑科医院门诊部主任黄雄拿出提案：要求广州建立精神病患者日间康复机构。
从精神卫生管理的角度来看，政府这方面的工作仍然和社会需求有着明显的差距。生活富足的群体，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和隐患并不见少，但他们或许还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提前介入。然而，广大草根和工薪阶层，为了生计而奔波，若再遇到精神方面的打击，往往是很脆弱的，要不就没有爆发，成为隐患，一旦爆发造成危险，就只能送到精神病医院了。
考虑到当前许多人并不承认自己的心理有疾患，同时也没有像西方那么发达的社区机构可供个人去进行“情感疗伤”。心理上无论有病没病，都怕去医院，怕被人说是非。因此，确实有必要按照广州市政协委员黄雄所言，对患者有针对性地进行精神疾病知识的教育、服药、训练，晚上让其患者回家享受天伦之乐。因为这就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多点关注这个“夹心群体”，关注精神方面的亚健康群体。轻易不要用粗暴和歧视的手段，比如让其与社区隔离、乃至直接送精神病院来对待那些带有精神病症状的群体。
然而，目前我们的社会管理水平确实没有能细化到如此关怀备至的程度，每个家庭基本上只能停留在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管不来也没人能帮的局面。于是，这些有心理疾病人士的家就是小牢房，病患往往被家人锁在家里，度日如年。至于社会也可以选择性忽视这个群体，好像这些矛盾根本不存在一样。去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对新时期背景下的许多问题都做出来法律上的指引。然而，在法律框架下，政府的财政投入和人员配置能做到多高的水平，直接和当地政府的意愿与意识有关。尤其是面对这些社会边缘人群，有关部门能有多大的积极性去贯彻国家的精神卫生法，我们无法评价。
精神病人逃脱，估计不会是第一次了，只是因为身负命案，因此引发了社会紧张。一方面，我们会希望警方在对精神病嫌犯的监控上补足漏洞，免得再引起恐慌；另一方面，我们也更加希望政府在构筑社会安全网上，不要再忽视这个看起来很边缘，其实无所不在的精神疾患群体。只有将这个人群的疾患提早消解在家庭、在社区、在日间康复机构，才是从根本上防止精神病人到处游走的最好的途径。对此，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以及对民间相关组织的扶持，是无论多么强调都不过分的。
（来源：财经网http://politics.caijing.com.cn/2014-02-24/113947112.html2014年02月24日 10:00 ）
德州一精神病人骚扰四邻引不安 父亲下跪求救
齐鲁网2月21日讯据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拉呱》报道，在德州平原县宋庄村，有一个人让村民人心惶惶，提起来又是愤怒又是害怕，却不知道怎么办好。
村民告诉记者，自己家的瓦片都被砸碎了，还往墙上扔砖头，玉米棒子。还有村民说，这位发起脾气来还真的揍人，瓦片被打是常有的事儿，扔东西到村民家里也屡见不鲜。
更让人害怕的是，这个人发起脾气来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打。村民带着记者到了这个精神病人的家里，发现这家人的屋顶已经被砸坏了，屋子里也是乱七八糟。
见到记者之后，这个病人的父亲宋大叔当场下跪，“好好地孩子要不是得了病怎么会这样呢，孩子得病已经15年了。”宋大叔说，当年儿子也有过一段婚姻，但是离婚之后突然就有点精神病了，因为思想压力太大，后来孙子受伤他的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随后记者找到了这位精神病人宋大哥，他承认自己有时候控制不了情绪，但是不想吃控制病情的药物，“晚上睡着了，白天就不吃了”。
目前村民呼吁能有爱心人士帮帮这个贫困的家庭，让宋大叔放心，也让村民能够安心。
（来源：和讯网http://news.hexun.com/2014-02-21/162363655.html2014年02月21日09:17 ）
德州一精神病人骚扰四邻引不安 父亲下跪求救
齐鲁网2月21日讯据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拉呱》报道，在德州平原县宋庄村，有一个人让村民人心惶惶，提起来又是愤怒又是害怕，却不知道怎么办好。
村民告诉记者，自己家的瓦片都被砸碎了，还往墙上扔砖头，玉米棒子。还有村民说，这位发起脾气来还真的揍人，瓦片被打是常有的事儿，扔东西到村民家里也屡见不鲜。
更让人害怕的是，这个人发起脾气来连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打。村民带着记者到了这个精神病人的家里，发现这家人的屋顶已经被砸坏了，屋子里也是乱七八糟。
见到记者之后，这个病人的父亲宋大叔当场下跪，“好好地孩子要不是得了病怎么会这样呢，孩子得病已经15年了。”宋大叔说，当年儿子也有过一段婚姻，但是离婚之后突然就有点精神病了，因为思想压力太大，后来孙子受伤他的病情就更加严重了。
随后记者找到了这位精神病人宋大哥，他承认自己有时候控制不了情绪，但是不想吃控制病情的药物，“晚上睡着了，白天就不吃了”。
目前村民呼吁能有爱心人士帮帮这个贫困的家庭，让宋大叔放心，也让村民能够安心。
（来源：和讯网http://news.hexun.com/2014-02-21/162363655.html2014年02月21日09:17 ）
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
法制网讯 记者吴亚东 从厦门大学研究生被杀事件再到“BRT公交爆炸事件”，一次次血的代价让社会公众将视线聚焦于肇事者的失管失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而由于受服务人群的特殊性和公众知晓度和接纳度的低下，精神卫生领域总是处在尴尬的边缘地界。在今年的福建省两会期间，黄乔生、吴丽冰、欧阳丽娟等三位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要求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救助，让精神疾病/康复者真正重返家庭和社区，适应社会生活。
目前，福建各市的精神卫生服务和管理救治工作主要牵涉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社会管理综治办、残联等多个职能部门。具体工作的开展仍以医生主导的医学治疗为主，街道社区主要负责辖区内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和救助政策的宣传与落实，而公安机关则是以强制力保障民众安全、预防危害发生及有效处理危及人身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各部门对于精神病人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是经代表调查，精神病人的实际生活现状不容乐观。有的病人虽在家人的监护下，但家庭早已不堪重负无法维持治疗；有的则被家人抛弃流浪街头，甚至还危及到自己及公共的安全。
黄乔生等代表认为，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有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的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倡导公众对精神病人去标签化，促进全民精神健康。此外，这项工作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国外的精神康复历史让大家看到，社会资源的发动包括企业力量、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多专业合作队伍的建设等。这些民间力量通过配合政府向受服务者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不仅优化了社会资源，有效避免服务重叠造成的资源浪费，而且能衍化出专业化程序极高的服务团队。
代表据此提出建议，首先应明确救助职责。建议亲属排第一位，职能部门第二，政府部门第三。政府部门不要轻易越位管理精神病人，要让其亲属或相关职能部门先去作为。具体处理上，派出所、街道和社区多方配合，协助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将其送到医疗治疗。当精神病人亲属不作为，应从法律层面上给予处罚。另外，为防止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建议对相关部门和人员给出一套考评指标。
其次，由财政部门拨款，残联筹备专项经费用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同时由政府牵头，倡导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积极筹措，建立精神康复的专项基金，并依患者监护人申请给予补助。补助额度可根据监护人的经济收入情况而定，若无监护人的，可由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提出申请。
第三，建议以“户籍地管理为主、居住地管理为辅”为原则。不少地区都提到以常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使得综治维稳工作人员在管理救助精神病人时有心无力，因为精神病人在申请民生保障低保等救助采用的仍是以户籍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因此若采取与低保申请一致的原则，将有利于对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工作的顺畅。
第四，由卫生医疗部门牵头，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或高校队伍合作，建立包括治疗、康复、预防、管理、教育等措施在内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并且渐进有序地推进正常化和社区精神康复。
黄乔生等代表认为，国外精神康复的做法已经成熟，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推进正常化的社区理念，即教育社区居民将精神疾病/康复者看做正常人。他们看似不合常规的想法背后，实际上都与“正常人”有着一样的逻辑，只是他们没有获得沟通和平等对话的机会才导致了行为的异化和越轨。因此，试行社区正常化精神康复，可以真正让精神疾病/康复者在医护、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多专业队伍的合作指导下，重返家庭和社区，适应社会生活。
（来源：法制日报http://news.sina.com.cn/o/2014-01-22/162329318973.shtml 2014年01月22日16:23）
回目录精神病人地铁上捅乘客十几刀 不负刑事责任
精神病人在轨道交通上面用水果刀袭击乘客，致其重伤，因王某患有精神分裂症，闸北检察院向闸北法院申请对王某强制医疗。由于王某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聘请律师，接闸北法院法援通知书，为保护涉案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闸北区法律援助中心决定为王某提供法律援助，指派何贤春律师事务所何贤春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王某家住普陀区。2012年10月14日，在轨交三号线上，王某无故谩骂并用矿泉水瓶砸击乘客余某，双方发生争执，在争执中，王某持随身携带的水果刀，连捅余某十余刀，致余某左上腹外伤性锐器创、腹腔积血、失血性休克，经鉴定构成重伤。后余某同行人员将王某制服并移交公安人员处理。2013年3月20日，上海市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作出鉴定，王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对本案无刑事责任能力。今年5月初，接受指派后，何贤春律师在查阅卷宗后，即赶到王某所在的上海市公安局安康医院会见，但由于王某正处于发病期，不具备会见条件，何律师便向王某的主管医生了解王某的相关情况；随后，何律师又约见了王某的法定代理人，了解王某的既往情况。通过调查取证，何律师了解到：王某之前也有过两次伤人行为，致一死一伤。但本案案发前，王某已有一段时间没服药了。今年5月20日，闸北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闸北区检察院详细展示了本案的经过及王某的发病过程、个人生活状况、家庭监护情况、治疗现状等方面的情况，认为王某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主张对王某强制医疗。何贤春律师认为，综合本案的事实和证据，王某符合强制医疗的相关规定，同意对其强制医疗，但要注意保护王某作为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闸北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王某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经法定程序鉴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又因王某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肯能，因此决定对王某予以强制医疗。
（来源：新闻晚报http://health.eastday.com/zyw/n1078/n2783/u1ai1741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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