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召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精神病人福利机构项目工作部署视频会，会议表示，将在2014-2015年投入10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精神病人福利机构。
据了解，目前全国约有1600万名重性精神病人，近55%属于贫困家庭，60%以上在农村地区，但全国现有精神病人福利机构仅261所，床位7.4万张，可提供的救助资源比较有限。针对此情况，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出台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精神病人福利机构项目管理办法》，支持全国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建设。
根据计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在两年内资助20个新建（迁建）精神病人福利机构，每个资助3000万元，同时资助20个改扩建机构，每个资助2000万元，届时全国将新增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床位1万张以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该项目可以进一步缓解目前特殊困难精神病人集中服务床位紧张的局面，提高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达到“救治一人、造福一家、稳定一方”的民生保障作用。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718/01/A1DAK9TR00014AED.html2014-07-18 01: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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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公益金将建精神病人福利机构
10亿公益金将建精神病人福利机构
民政部、财政部近日召开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精神病人福利机构项目工作部署视频会，会议表示，将在2014-2015年投入10亿元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建设精神病人福利机构。
据了解，目前全国约有1600万名重性精神病人，近55%属于贫困家庭，60%以上在农村地区，但全国现有精神病人福利机构仅261所，床位7.4万张，可提供的救助资源比较有限。针对此情况，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出台了《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精神病人福利机构项目管理办法》，支持全国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建设。
根据计划，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在两年内资助20个新建（迁建）精神病人福利机构，每个资助3000万元，同时资助20个改扩建机构，每个资助2000万元，届时全国将新增精神病人福利机构床位1万张以上。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表示，该项目可以进一步缓解目前特殊困难精神病人集中服务床位紧张的局面，提高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达到“救治一人、造福一家、稳定一方”的民生保障作用。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718/01/A1DAK9TR00014AED.html2014-07-18 01:34:42）精神病人被弃幕后调查：415人背负623条人命
新闻前奏
7月9日，40岁的重度中暑精神病人被“救护车”遗弃在省第二人民医院门口时，更多的精神病人却被锁闭在平江的强制医疗所里。
与命悬一线的“被遗弃者”不同的是，他们有人治疗看护。
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像是被家人和社会“隔离”的人类。
事件连线
6月28日，隆回，爷爷点燃硝药扔到床上，孙子孙女重伤。
6月24日，永州母亲带着两个幼子，跳入广州小榄镇的河涌。孩子均无辜遇难。
6月16日，青岛，家中血案，1死2伤。此前，西安火车站，一场口角，拾荒者被对方用石墩砸死。再此前，衡阳火车站附近连发两起砍人事件。
它们都有共性：凶手都是精神病人。事件频发，也再次让这个特殊群体成为焦点。
癫狂时分，他们让人恐惧;而病症未发时，他们有着难以被人知晓的孤独与疼痛。
415人，623条人命。他们人均身负1.5条人命。
7月，岳阳平江，湖南省强制医疗所内，阳光安静，窗户开着，铁栅栏冷密。
这家医疗所内，住着415名特殊的人—他们是病人，也是“犯人”。最年长者74岁，最小21岁。
之前，在癫狂时刻，他们中，有人砍死丈夫，有人毒杀孩子，还有人制造灭门案。最危险的，曾砍死7人重伤1人。
在外界看来，他们充满威胁：平均每人背负1.5条人命。
而当他们清醒后，也忏悔落泪，孤独脆弱，苦等原谅，苦等亲人。
—自他们被收治，很少有亲人前来探望，即使年节。
谭晴珠
病醒后，她突然跪地痛哭流涕
415名病人被分成8个病室，7个男室1个女室。女病室的大组长谭晴珠和50多个女病人生活在一个大通间里，这里被分为吃饭、睡觉、洗漱等不同区域。床铺占了房间大部分，中间留着三条不到半米宽的走道。
“如果不得病，我会是一个孝顺女，一个贤惠妻，一个合格母亲。”6月19日，谭晴珠对三湘都市报记者说。
去年10月8日，39岁的她用被子捂死了自己8岁的大儿子。孩子挣扎时，她不断说：“你必须死。”之后，她给丈夫打电话：“我把你儿子弄死了。”
她发病了。那一刻，如恶魔控占她的身体，清洗了曾经温良的本性。
警方带走她，之后，她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湖南省强制医疗所。
在这里，她遇上了同样杀死女儿的何秋橙、将女儿砍伤毁容的易银兰、伤害家人的李蓝正、曾庆华……
十几天后，她到楼下放风，突然扑腾跪地，仰头朝天，痛哭流涕：“我亏欠我儿子，我对不起他，对不起家人。”她醒了。
那次跪拜后，谭晴珠归于本性，主动清扫，跟大家聊天，不到20天，她能叫出全病室50多个人的名字。一个月后，她被选为大组长，辅助警官管理内务。
“我要好好改，我还有儿子，他们都还需要我的。”从此，她找来白纸，记录“所中岁月”。
何秋橙
背到41页的书，没出现的丈夫
看书、打牌、唱手语歌，几乎是这415名病人所有娱乐。
每天，谭晴珠会组织大家背诵《增广贤文》，她提示前两个字，其他人跟着背，现在全病室有20个人能背到第7页。何秋橙能背到第41页。
何秋橙25岁，比谭晴珠早来7个月，还未结婚就生下两个小孩，发病时将2岁的女儿杀死。发病后，“丈夫”就几乎没有出现过。
何秋橙不爱说话，记者问一句，她就答一句，但脸上始终带着笑。
在强制医疗所一年多，她辅助谭晴珠管理内务，带大家唱歌，练手语，没事时看书，“脑袋里什么都没想，看多了就记住了”。
何秋橙说，她只想做一个有道义的人，一个好人。
易银兰
“最亲密的敌人”
他们称呼彼此为病友，每天按时吃药吃饭，过集体生活。但因物资匮乏，也有矛盾。
易银兰是谭晴珠“最亲密的敌人”。
一次，警官从家带来三套旧衣服，两套给了谭晴珠，一套给了一名智障病友。谭一眼看中了那条裤子，便从她那里拿了过来。这时，易银兰看不过去就跟她吵。“她骂我，说我把儿子都搞死了。我就打击她，说她把女儿都毁容了。”谭晴珠说，两个人为此吵了好一阵子。
虽然谭晴珠常跟易银兰吵架，但两人关系其实不错。因为她们有着同样的悲剧。
2010年8月15日，易银兰把15岁的女儿砍得血肉模糊，随后她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湖南省强制医疗所。被毁容的女儿从此再未见她。
杨宏燕
约定出院相见，但有煎熬时刻
病友杨宏燕出院那天，他们相互留了联系方式，等着彼此出院相见。走时，她和病友们约定，不许回头，不许哭。
杨宏燕出院后，谭晴珠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坚持就是胜利”。
可实在撑不下去时，他们中仍有人会选择逃药或轻生。
谭晴珠说，有一次，易银兰觉得自己病好了，不想再吃药，她趁人不注意，偷偷将药吐回了杯里。
逃药的升级版是自杀。曾庆华去年杀死了丈夫，留下一个11岁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今年4月9日，她将衣服剪成几块，午睡时，一头绑在了床头，一边缠到脖子上。幸亏值班警官发现，才化险为夷。
见到记者时，曾庆华口里一直念着：“小儿子好瘦，没人照顾，怎么办，怎么办……”
渴望
说起儿子，她笑着笑着流出眼泪
谭晴珠比很多病人幸运，事发后，家人并没抛弃她。丈夫常带儿子来看她，炖上鸡汤，买一些好吃的，还给她送点钱。
6月10日，丈夫带着儿子来看望她，她弱弱问儿子：“你不怕妈妈吗?”
儿子说：“不怕。”
她又问：“你能理解妈妈吗?”
儿子认真点头说：“能，妈妈，我会好好读书的。”
谭晴珠说起儿子，她笑着笑着流出眼泪。她清楚记得那天，儿子见她喝汤时嘴上沾了油，乖巧地拿着纸巾帮她擦嘴。
那个细节对她无比重要。
那一刻，她下定决心，自己一定要好好改造，因为她还有儿子，还有丈夫，还有家。
“如果法律允许我出去，我将为我儿子、丈夫、家人，奉献我的爱;如果不能，我也会在这里，尽我所能为病友服务。”谭晴珠语气坚定。
对于他们，失去的再也无法回来，惟有寄望未来，等待未来。
生活
经费有限，多人营养不良，警官常自掏腰包
强制医疗所的警官对记者说，在这里，政府财政补贴220元/人/月，平均7元/天。
警官们精打细算，保证两天一个鸡蛋，每顿饭里都能有肉。
平江县第四人民医院购买了政府公共服务，30名医护人员为病人服务，所有病人纳入医保，享受每人每月50元的医疗补助，定期检查，每天服药三次。
值得忧虑的是，因经费有限，很多人营养不良，不少人患有躯体性疾病。今年5月，湖南省公安厅监管总队正开展“我在岗，我负责”活动，警官们常自掏腰包给病人们买东西。
B面
等了33年无人探望
难回去的家，难拆掉的“隔离墙”：他们害怕嘲讽，更需安慰，却遭受更多歧视与冷眼
癫狂缘自何处?
他们曾让人恐惧，于是他们中的多数一生遭“隔离”。
—无论家人、邻里、同事，甚至略有知情的路人，都望而生畏。
疯狂前后，他们也曾遭受暴力、冷眼、殴打，甚至遗弃。
这些令本可回归社会的他们无法康复。
更多时候，我们只记得他们的疯狂，却漠视了他们的疼痛，忘记了外界给他们的伤害，而这伤害可能来自于我们每个人。
高墙铁窗内，谭晴珠们排队吃饭，排队吃药，依次转圈圈，一切按时。
415名病人的生活很狭小。
他们多想走出这医疗所，可他们也知道，因为曾经的暴行，他们很难回去。
湘雅医院教授周建松每月去给病人看两次病。
“精神病只是疾病一种，轻度的就像感冒。”他说，轻微的仅需借助药物，重症的，除了药物，还需要心理疏导。但周边的冷眼、警惕与歧视制造的新“隔离墙”，会刺激旧病复发。
但现实是：疯狂之前，他们常被嘲讽漠视;疯狂之后，更遭歧视排斥。
致命疏漏
缺失的开导，迟到的治疗，遗憾的错误
谭晴珠上学那会，好学生都考中专，她差1.5分与中专失之交臂。此后，她参加中考，比录取线高出100分，但家里供不起她85元/期的学费。
出去打工的日子也让她受尽了折磨，但幸运的是她认识了现在的老公，两个人开了家小店，辛苦打拼，家庭基本富足，孩子健康。
长期失眠和心烦一直困扰着她，“我跟老公说过，他总以为难受了就不要做事，不舒服了就去看病，没有什么精神开导。”
此后压力不减，失眠更重，癫狂爆发：那年10月8日凌晨，她用被子捂死了8岁的儿子。
易银兰刚来强制医疗所时，她总感觉有人要对她下毒。
早年的她温柔贤惠，但两次婚姻让她受尽折磨。易银兰的家在常德临澧山区，23岁了她还没有出嫁，被家人不停念叨，后来跟一个城里人结了婚。婚后，婆婆处处为难，她在怀孕时都挨过打。1997年的一天，她和老公吵架跑回了娘家，第二天凌晨，丈夫叫人骑着摩托车到娘家抓人。孩子一岁半时，两人离婚。易银兰的第二个丈夫在婚后怀疑她跟别人有染，一气之下，她将肚子里的孩子打掉了。
后来她离开了常德，一人走南闯北，辗转到过深圳、广州等地，最后在北京，被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26天后，她被人送回了老家。从那时候开始，家里人才知道她得了精神病。
家人至今对于她的病仍知之甚少，“以前每次告诉他们我不舒服，就会被认为是想偷懒，不想做事，后来想着想着就不说了。”她草草吃过些保健药，但从来没有治疗过。
等待无尽
多年没有回音的家信，从未来探望的家属
跟谭晴珠不同的是，在湖南省强制医疗所里，很多人没有家人来看望。
管教警官宋等红告诉记者，“415名病人中，79人从来没有收到过家人寄的钱物。”她介绍，去年，湖南省强制医疗所仅仅接待295次探视，平均每人每年不到一次。而在这里，最长的病患已有33年，无人探望。
男病室的徐条简用歪歪斜斜的字体向家里求助：“亲爱的爸爸和姐夫，我这次写信给你是因为我没有钱用，吃不饱，吃不下饭，所以想你们寄点钱来，寄400块钱来。”
十几封信寄出去了，他没收到任何回复。
没有回信，没有探望，只有等待，但他仍在坚持写着寄着。
易银兰来到强制医疗所后，家里人偶尔来看望一下，但是从来没有说要接她回去。
近几天，易银兰心脏病又犯了，她一直向警官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出去?家里人什么时候来接?”她不知道的是，家人早已告诉管教民警：回去了也没有人管，不接了。
易银兰的姐姐坦言，她们父亲已70多岁，易的老公早不管事了，受伤的女儿现在一听到“妈妈”就掉眼泪，不敢来看。“像她这种人，已经没敬畏心了，接回去其他人怎么办?”
“我会不会死在这里?我不想死在这里，我不想死在这里。”易银兰经常会来回擦着桌子，喃喃自语。而回家的路，遥遥无期。
真空未来
出院后犯病，两次被赶走
在易银兰站在窗边期待家人来接时，40岁的黄同跟着69岁的父亲，再次踏进了强制医疗所的门。一个月前，他才康复出院。
14年前，26岁的黄同将村里的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杀死并焚尸，家里的房子赔给了受害人。
今年5月9日，经医生和医疗所双重认定，黄同康复出院。可才回家一周，他又再次发病。
父亲说，回去后，他常常一个人呆在家里，出去了也害怕人多的地方，常常往人少的地方走。
5月15日，黄同砸坏了出租房里的东西，几天后，房东找到他们说：“你儿子还是有问题，你们还是搬走吧。”父子俩被赶出了家门。
他们又辗转找了一个地方，可几天后，他们再一次被房东下了逐客令。
6月10日，他们在强制医疗所被告知，已经出院的病人不能再接收，只能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不过费用在3000元每月以上。“我自己的生活费都是靠着其他两个儿子，黄同的医疗费怎么办?”
69岁的老人不知道，他和儿子的未来会在哪里。
(文中所涉精神病人及家属均为化名)
手记
更需要爱与原谅的人
我也曾怕过。刚去医疗所时，有人告诉我，千万别进病室，那里太危险。
他们初入眼帘不忍触目：佝偻着背、低头发呆。有人进来，便伸长脖子，死死盯着。
直到听完他们的故事，恐惧散去，让人疼痛。
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生活中总有难以承受的时刻，总有人自嘲“压力锅”。
世卫组织报告称，全球每4人中有1人在其一生中某时段产生某种精神障碍，而我国更有八成病人缺乏治疗。
数据巨大，我们也或入其中。生活、工作、感情，时常让我们难以承受。
福柯曾在“愚人船”里写过他们的黑色命运：“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被送交给脱离尘世、不可捉摸的命运。”
若时间能倒流，周建松会对病人的家人说：也许一句劝慰，一场及时的疗治，一次未发生的争吵，就可避免悲剧。
时间无法倒流，人生没有如果，错误需要原谅。
他们只是病人，很多人只记住了他们病态时犯下的大错，却忘记了他们也是亦如你我的平凡人。
没有任何人，比他们更需要家人与朋友，需要原谅与宽容，否则，即使他再坚强，也无法在尘世容身。记者 汤霞玲
数据
他们绝非少数
他们屡屡轻生
早在2010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病患超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障碍者。
今年3月，湖南省卫生厅公布的九大惠民措施中，救治救助5000名贫困重性精神病患者亦在其中。卫生厅数据显示：湖南有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1万人。
《中国经济周刊》此前调查称：超15%以上的重性精神病患者选择自杀来结束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
统计显示，我国每年自杀的20万人中，有80%患抑郁症。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权威专家杨甫德曾沉重说道。
调查显示，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仅不到10%的人接受恰当治疗。
而我国精神科床位每万人仅1.04张，注册精神科医生仅1.6万人，护士严重不足。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714/17/A14P3I8B00014AEE.html2014-07-14 08:38:26）安义：精神病人坐车不付钱遭客车司机暴打
一名精神病人独自离家来到候车点乘坐客车，上车时却被售票员发现没钱，又不想下车。于是，愤怒的客车司机刘某将其从车上拉下来，双方发生冲突，刘某更是用钢筋向其头部打去，陈某头部顿时鲜血直流。之后刘某便开车离开了现场。
6月4日11时许，安义县公安局万埠派出所接县局110指挥中心指令：万埠镇罗山村有人打架，受害人头部被打伤。民警先行将陈某带到医院进行检查治疗，后依法传唤刘某到派出所接受询问。当天下午，万埠派出所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把事情原委告知了陈某的母亲。民警从法律角度和情理方面对双方进行劝说，刘某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称当时是一时冲动，表示愿意赔偿陈某的医疗费用并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陈某的母亲也同意接受刘某的赔偿。
（来源：江西新闻网http://jiangxi.jxnews.com.cn/system/2014/06/10/013149836.shtml2014-06-10重型精神病人，千万别激惹
精神疾病患者伤人的事情并非个例，近年来时有发生，这种潜藏在我们身边的危险，当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
所谓重型精神疾病，是指病情发作时精神障碍严重影响精神活动，导致对自身和客观现实不能正确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身行为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双相心境障碍、癫痫性精神障碍等精神疾病。据统计，重症精神疾病患者中有30%—40%会产生暴力倾向。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估计，精神疾病中的重症患者只有20%到医院就医，80%流散社会。近几年来，全国每年有1万多人次肇事肇祸事件，都由精神病患者引发。
“在医院，这类患者同样有相当的威胁。”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精神科是比较特殊的科室，面对的患者缺乏自我认识控制能力，部分患者暴力倾向比较明显，难以自控，风险性大。据市精神卫生中心医教部主任张永东介绍，精神科的重症患者经常会发生打伤医护人员、损坏医疗设备器材等情况。
对于如何防止重型精神疾病患者伤人，专家认为—
社区—应严格监控重症患者
根据最近一次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我市精神疾病发病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中危害性较大的重型精神分裂症患者8.72万人；重性抑郁症患者22.48万人；精神发育迟滞、痴呆患者6万人，这些病人大多终生患病。
“近十年，我市精神疾病患病率有增加的趋势，原因有角色变化、生活节奏加快等。”张永东介绍，2005年的调查显示，我市市民精神疾病患病率为17.4%，这其中包括了大量轻型精神疾病患者，如失眠、心理障碍等。重型精神疾病患者的发病率因遗传等原因相对比较固定，基本稳定在1%左右。
从2010年开始，岛城开始建立全市三级精神卫生防治系统，给所有重性精神病人登记建档，每位病人配备由监护人、居委会、社区医生3人组成的康复小组，动态监测居民（村民）精神疾病发病趋势。张永东介绍：“这几年，我们在全市230多个社区建立了监测点，目前共发现重型精神疾病患者4万余人。”
医护人员—应减少激惹避免正面冲突
张永东介绍，精神疾病重症患者攻击行为常常是在被攻击对象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发生，其中精神症状支配最为常见,主要表现的是认知、情感、意志及行为方面的障碍，其特点决定了病人有对他人攻击致伤的可能。
专家表示，医院对这些患者的护理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患者入院时要检查危险物品,严格搜查有无危险物品带入病房，并定期搜查危险物品，对新入院患者，要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对于女性患者，要注意定期搜查尖锐的装饰品；
二是加强对易攻击患者的护理。对于易发生攻击行为的患者,应将其安置在护理人员视线内活动,并针对患者的具体情况严密观察病情，确保有效控制患者的精神症状，保证患者的药物治疗对减少攻击行为至关重要；
三是鼓励患者参加娱乐活动。患者积极参加娱乐活动时,能够转移其注意力,松弛紧张和愤怒情绪；
四是避免与病人正面冲突，当病人出现急躁、提出一些不合理要求、辱骂性言语时，应高度警惕，减少激惹因素，安排病人到安静场所，待病人安静后,指出病人过激的攻击行为。
家人—应监督患者坚持服药
专家介绍，自去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起，患者住院治疗需要本着自愿原则，因此医护人员不能去患者家中出诊或者接诊，这也是本着保护医护人员同时也照顾患者的原则。如果患者在家中出现病情反复的情况，当暴力情况严重时，出现了打人伤人、砸家具和自伤行为，为避免进一步扩大危险性，也可适用非自愿原则，那需要及时联系亲属、街道协助，如果必要的话还需要拨打110，请公安干警帮忙制服患者，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专家提醒市民，要学会辨别精神类疾病，因为对于患者本身而言，他们是不会承认自己有这方面问题的，这时需要家属通过日常行为作出准确判断。一旦确诊，支持他接受治疗，否则当疾病发展到后期，就不是靠药物能控制得了的。“同时，经调查发现，近半数的精神病患者无法坚持服药，这是我们最担忧的。”张永东说，医生随访时每次去总要叮嘱他们，但收效甚微。作为医生无法每天都上门去监督他们服药。若坚持服药这些患者病情就能稳定，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万一病情不稳定，患者随时可能危害他人生活。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617/11/9UUHSMBP00014AED.html2014-06-17 11:21:44）新洲一精神病人在医院玩死病友 涉故意杀人被抓
新洲区一精神病医院发生惨案：一精神病人竟趁病友熟睡时，用湿纸巾贴其口鼻，又用被褥毛巾捂头脸致其窒息身亡。昨日，涉嫌故意杀人的黄某在武汉中院受审，他为自己辩护称，“这是看电影看书学来的，只想玩玩他没想到他就死了”。
精神病院凌晨杀人案
今年27岁的黄某是新洲人，患精神分裂症长达9年，父母于去年底将他送至邾城街刘集精神病医院。黄某与病友方某同住在三楼大号病房，病房住有30多个病人。
按病人反映，黄某初到病房就惹事，因有病友不给烟抽就罚跪地，还对病友掌掴。
检方指控，案发前黄某向方某要烟抽未果，怀恨在心。去年12月17日凌晨6时许，黄某趁方某熟睡之机，用被褥毛巾等物长时间捂住方的头、面部，压扼其颈部。方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方某系被他人捂住口鼻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案发后，武汉市精神病院作出司法鉴定，黄某患精神分裂症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自称只是想“玩玩他”
庭审中，黄某面对公诉人的讯问答非所问，但承认杀死了方某。
“方某脸上怎么会有湿卫生纸？”公诉人问他，他回答：“从电视上学的，就想玩玩他，没想到他就死了。”
同房诸多病人的证词，还原了案发经过。
案发时方某属重症患者，可能是睡着了，黄某向他要烟，见不答话就转身从自己柜子里拿出一叠四方卫生纸，弄湿后一层层贴在方的鼻子、嘴巴上。方某没有动，黄某又拿一条毛巾敷在方的脸上，再用毛毯盖住，又坐在床上压方某。方某就这样被捂了近10分钟，“但一直都没反抗”。有其他病人醒来发现后制止了黄某，并赶紧跑去告知值班护士，但方某已处于休克状态，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诉人认为黄某捂死病友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考虑黄某系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建议法庭以故意杀人罪判其15年以上或无期徒刑。
该案未当庭宣判。昨日，社会学家、华中师范大学梅志罡教授称，该起惨案给精神病人监护敲响了警钟，精神病医院更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不要让病人在医院内受到伤害。
（来源：新浪湖北http://hb.sina.com.cn/news/b/2014-05-20/0923168861.html2014年5月20日09:23）【帮女郎在行动1】精神病人怎会“被”开公司？
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湖北省省计署审查低保，在网上就发现他是公司法人（哪个公司）武汉民鼎互利贸易公司（当时您儿子有可能注册公司吗）不可能，当时他正在治疗期间，在医院住院，他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
【解说】胡爹爹口中的他，是他36死的儿子胡琳松。十几年前，胡琳松因为一次意外，精神受到刺激。2005年，他被六角亭医院确诊为精神分裂症，并于2006年入院治疗，此后，胡琳松的病情一直反复。
<采访人>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住医院的时候一般3-4个月，他一病就砸东西，打人（打过您吗）打过，我腿就是被砖头砸的，印子都没消（他被确诊是精神残疾几级呢）2级。
【解说】为了给儿子治病，胡爹爹起早贪黑打工赚钱。2013年，国家规定精神病患者被纳入低保，胡爹爹第一时间给胡琳松办了残疾人证，申请到了低保补助。然而这个月初，胡爹爹接到社区电话，儿子的低保有可能被取消。
<采访人>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他低保一个月能拿多少）818块（这钱对咱们家来说很重要是吧）这是保命钱。不然他怎么生存，我75岁了，我还能活几年呢，
【解说】更让胡爹爹无法理解的是，除了低保金，儿子没有经济来源。而且从06年起一直在治病，怎么可能在2011年注册公司？
<采访人>求助人 胡爹爹
【同期】我找过这个公司，这个公司根本不存在。他地址是京汉大道1311号，京汉大道走完了只有1310号（电话有没有呢）电话留的是027114，我打114，电信局说这个公司没有留电话。
<采访人>江岸区西马街新三巷社区 工作人员
【同期】（平时接触过没有）接触过（能正常沟通吗） 时好时坏，我是搞治安的，曾经在电梯里面，他有一次拿个刀子进来，踢电梯（那很吓人）对对对，他怎么可能办营业执照呢。
（来源：湖北网台http://news.hbtv.com.cn/2014/360/0522/769177.shtml2014-05-22 15:04）男子路遇弱智女子起色心 强奸精神病人被刑拘
4月8日，洪湖市公安局新滩派出所民警闻警而动，破获1起现行强奸案件，抓获1名犯罪嫌疑人。
4月8日晚10时，该所民警接辖区村民报警称：夏某（男，39岁，新滩镇人）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人带回家中，欲对其实施不轨行为。接警后，该所民警闻警而动，立即赶赴夏某家中，将正在对该疑似精神病女患者进行性侵害的犯罪嫌疑人夏某当场抓获。据夏某交代，他在歌厅唱歌时发现门外该流浪女子精神不太正常，就把2元钱给她买东西吃并诱骗将其带回家中进行强奸。
目前，犯罪嫌疑人夏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来源：荆楚网- 2014-04-09 16:53 http://news.cnhubei.com/xw/hb/jz/201404/t2891490.shtml）精神病人被病友抠伤右眼
两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在专业医院住院治疗，一患者杨某在另一患者张某熟睡期间窜入其病房，抠伤其右眼。张某家人诉至历下区法院，要求医院和伤人病患及家人分别担责。历下区法院依法判决医院赔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约15万元，杨某与其监护人赔偿6万余元。
清晨传来惊叫 患者意外受伤
2012年秋天，已经显现行为异常的张某被丈夫带到济南某精神疾病医院检查，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建议住院治疗。
11月1日早上5点，张某在自己的病房睡觉还未醒来，突然病人杨某跑进来，扑向张某，上去就抠她的右眼。猝不及防的张某发出惊恐地尖叫，她右眼眼眶被撕裂，一脸血渍，场面一片混乱。医院的护理人员随后赶到，迅速打120将张某送至省立医院救治。经诊治，省立医院确诊张某右眼球脱臼、眼外肌断裂、视神经撕脱。
抠伤张某的杨某是名28岁的姑娘，也是以“精神分裂症”被该精神疾病医院收治。据其母亲讲，在家的时候，孩子就经常打人、砍人，而且经常打人的眼睛。入院的时候，杨某母亲已经把这些倾向告知医院，医院称不需要家人陪护。
张某从省立医院出院后，为维护张某的权益，张某丈夫诉至历下区法院，要求某精神疾病医院和伤人者与其监护人赔偿张某残疾赔偿金、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4万余元。
亟待多方关爱 赔偿责任三七分
历下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济南某精神疾病医院作为精神病诊疗的专业医院，不仅负有相应的诊疗和护理义务，而且负有确保接受诊疗的精神病人人身安全的注意义务。杨某的住院病案中明确记载其病症为有时脱光衣服，用刀砍母亲、打母亲，经常打眼部，故医院对杨某存在的安全隐患是明知的，未尽到精神病医院封闭式管理应有的注意义务，导致张某眼部受伤，其管理上的疏忽与杨某造成的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在发生此类事件后，一味的让医院方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对医院一方也是不公平的，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会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故应适当减轻杨某的赔偿责任而非免除责任。
2013年12月，法院判决济南某精神疾病医院负主要责任，承担70%责任，共计赔偿医疗费、残疾赔偿金、司法鉴定费等约15万元；在医院住院期间伤人的杨某承担30%的次要责任，赔偿6万余元。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404/14/9P0A5Q2P00014Q4P.html 2014-04-04 14:10:00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 难题频现待破解
当眼神有些飘忽、身形邋遢的王亚洲前来自首时，江苏省沭阳县刑警大队周燕第一反应:“要来大案子了。”
2013年6月17日晚，王亚洲在家将其母亲杀害。因其有精神病史，经鉴定无刑事责任能力，随后被强制医疗。这是周燕接触过的第一起强制医疗案件。
“有种第一次吃螃蟹的感觉。”周燕告诉记者，办案难题一个接一个，比如，用什么样的法律文书问题。“由于当时沭阳没有任何关于强制医疗的相关文书，市里、省里也尚未下发统一规范文件。发现北京市公安局曾发过规范文件，只好直接拿过来用了。”
有此感受的，不止周燕一个。修改后刑诉法实施一年多以来，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诸多的“强制医疗第一案”。但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操作性难题。困惑人群除了公安部门，还有检察院、法院，甚至包括精神病院。
强制医疗:从行政化到司法化
中国人习惯将王亚洲这类具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称为“武疯子”。有媒体援引过一组数据称，我国精神疾病发病率已近千分之十三，其中三分之一有主动攻击倾向，最近每年精神病人的肇祸案都超过1万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经鉴定确认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为了避免其对社会造成危害，通常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医疗。
但强制医疗一直备受争议:一方面是“武疯子”对正常社会秩序的危害性，另一方面则是屡屡出现“被精神病”的案例。这样的背景下，2012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章特别程序中，特增加了一章来专门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随后“两高”和公安部有关刑事诉讼法配套规定中，也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基本完善了强制医疗司法程序的框架设计。这被学界公认为，我国强制医疗从“行政化”走向“司法化”。
然而，几个简单的条文，并不能完全解决强制医疗过程中面临的种种问题。
对象范围:还应再扩大?
对很多一线办案检察官来说，处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案件早已是轻车熟路:他们大都被送进带有监护措施的普通监狱。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吴伯琼办理过多起此类案件，但第一次接触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时，她有些疑惑:限制刑事责任距离无刑事责任到底有多远?
在吴伯琼看来，有些限制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比无刑事责任的一些人可能更具有暴力倾向。“这些人判个几年出来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对此，南湖区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邵志强感触颇深。他记得，20多年前，当地发生过一起精神病人杀人的案子，此人后来因限制刑事责任被判刑，出狱一年后又将两个小孩子杀死。
“限制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重返社会后，随时可能成为爆炸的哑弹。”陕西省西安市安康医院副院长朱建彪解释说，从精神鉴定的角度来说，限制刑事责任行为和无刑事责任行为的界限模糊，不能说哪一种更具有社会危害性。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强制医疗的对象仅限于依法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卢建平认为，我国强制医疗对象狭窄，应该将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受审能力和服刑能力的精神病犯人、非暴力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人以及未危害公共安全和未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一同纳入强制医疗范围。
司法鉴定:监管不力
2013年2月27日，杨鑫杀人强制医疗案在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中，被害人王稼祥的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声，几次让庭审没办法继续。让她最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份证明杨鑫无刑事责任的鉴定意见。
“白白死了，连一分钱的赔偿也没有。”杨鑫的办案检察官钱晓磊介绍说，目前法律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程序中的民事调解部分，实践中，多数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
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该地区已处理的4件强制医疗案件中，无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案例，也均未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因强制医疗程序中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自诉的规定，在实践处理中一般并不告知被害人有权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如被害人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则需要承担额外的诉讼成本。”宿迁市检察院一检察官说。
据介绍，被害人家属得不到赔偿，便不断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即使重新鉴定，只要结果不变，被害人家属仍不会在告知书上签字。
除了家属主观不能接受鉴定外，鉴定本身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年从事司法精神鉴定的专家朱建彪表示，目前我国鉴定机制尚不健全，精神病鉴定缺乏统一、科学的标准。他解释说，在我国，不管哪家的鉴定专家出具的鉴定意见在法律效力上都是一样的。而司法精神鉴定最根本是靠鉴定人员的主观判断，即使同一诊断标准下，两个鉴定人员的认识差异也会导致不同的鉴定结论。“这也是为什么不同机关委托或指派的鉴定单位出具的鉴定意见常常彼此矛盾，互相冲突。”
“司法鉴定行业基本上成为监管盲区。”朱建彪认为，目前司法精神鉴定乱象，与缺乏监管不无关系。“这些问题无疑会极大地制约强制医疗程序的运转。”
执行:公安不能承受之重
2014年2月11日，记者在河南省中牟县安康医院见到了暴力伤人的“无名氏”———刚收案时，这位女肇祸者说不出自己名字，也无任何可供警方查询的线索，于是，此案一开始就被定为“无名氏案”。
据安康医院院长陈延会介绍，和两个月前送进来时相比，“无名氏”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能跟人做简单交流，但说话含混不清。记者问她叫什么，她在纸上写出“唐彩云”字样。
据了解，中牟县安康医院是当地经卫生局批准的唯一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虽称作安康医院，但却是一家私营的医院。该医院去年6月开业，目前收治了50多名病人，医院享受很多优惠政策，“像精神疾病费用超过2000元的一般能报销80%以上。”
“无名氏”已住院3个月。她虽自称唐彩云，但其户籍地、身份证号码、民族、文化程度均不详。由于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案件无法开庭，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一个月以内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迟迟未下，费用成为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的难题。
民警李永恒告诉记者，“无名氏”前两个月费用是他们从办案经费中贴补的，其后“我们跟案发地所在的狼城岗镇镇政府商量，让镇政府负担”。至于接下来的漫长治疗期费用如何解决，恐怕还要走一步看一步。
“没有哪个规定说，我们应该把病人送去哪儿进行临时性保护措施。”周燕说，因为沭阳县并没有安康医院或其他强制医疗机构，他们也选择将等待强制医疗决定的病人放在普通的精神病医院———沭阳脑科医院，跟强制医疗场所为同一个地点。“对王亚洲进行临时性保护措施的费用，是由王亚洲所在的乡镇出的，强制医疗的费用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出的，医院院长说国家会给钱，给多少，不清楚。”
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的执行工作包括精神病人的强制押送和强制医疗的具体治疗。关于强制医疗的执行问题，刑诉法解释仅笼统规定公安机关在收到法院的强制医疗决定书和执行通知书后负责送交强制医疗，但具体的强制医疗机构是专门性质的安康医院或是普通的精神病医院，刑诉法及解释却无明确具体规定，更没有明确费用出处。
记者调查多个基层办案单位发现，目前经费问题，多由公安部门先行解决。
诊断评估报告:飞越疯人院的通行证?
2014年3月3日，被强制医疗7个半月的陆燕，经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
嘉兴市南湖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陈婷表示，从目前法律的规范来看，如果被强制医疗病人家属向法院提出解除申请，强制医疗机构也作出可以出院的诊断评估报告，经法院决定，强制医疗便解除。
但这样的解除，让陈婷心里很没底。嘉兴市南湖区法院刑庭庭长杨志勇也表达了纠结的心情:“法律没有规定诊断评估报告的标准。对于能否解除，我们也只能根据医院的判断，如果医院认为被强制医疗人病情治愈，可以出院，我们似乎也没理由不解除。”杨志勇说，他们担心的是，陆燕被解除强制医疗后再次发生暴力案件，那么解除算不算错了，到时候又应该追究谁的责任?
刑事诉讼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近亲属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定期是多长时间评估一次，评估标准又是什么?一系列问题法律都没有明确规定。”朱建彪补充说，“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精神疾病具有反复性，发作诱因很多，没有一个精神病治疗专家，可以保证一个暴力型精神病人不具有人身危险性。”
“应该明确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性的具体评估标准。”宿迁市检察院的一名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有些被强制医疗人因为难以评估其社会危害性，法院不敢擅自决定解除，导致能解除的人仍旧关在精神病院。“一个恢复良好的精神病人，仍旧长期关在精神病院，等真有出来的一天，人也就废了。”
解除:“无主”精神病人何去何从
“法院决定解除强制医疗，也并不意味着解除能真正完成。”朱建彪说，对于解除决定通过何种程序落实，法律并未规定。比如，解除决定后如何完成解除，由哪个部门去执行，谁来接收，如何完成等，目前规定均未涉及。
西安市安康医院副院长蒋峰介绍，2013年之前强制医疗的人，有的已经符合离院条件，但因为被强制医疗的人没有监护人或原监护人身份消失、自己又没有经济生活来源，导致无法出院。“现在我们医院尚未有解除的案例，但未来强制医疗解除也会遇到上述难题。再如，如果有监护人，但因种种原因，人家不便、不愿接收，也需要在完成移送方面需要规定具体措施办法。”
目前，我国的强制医疗是无期限强制。而治愈经验表明，精神病平均有效的治疗期间大约为三年，最长不超过五年。“若不出去而永久留治，强制医疗机构接收精神病人数量将累积增大、负荷严重。”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监所科科长李建民认为，应该由政府建立专门场所进行收容，对5年以上的治疗无望精神病人由民政部门牵头、社区卫生机构负责，监控精神病人服药、接受治疗。
监督:病人说受了虐待可信吗?
每过一段时间，西安市安康医院强制医疗病区都会有两名检察官前来“巡视”，跟病人聊聊天。
他们来自西安市长安区检察院监所科。2012年底，西安市检察院在安康医院成立派驻检察室，由长安区检察院代执市院执行监督工作。主要工作包括对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医疗状况、强制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进行监督。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89条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对强制医疗的监督职权，但对于监督的范围、方式、途径、法律效果等问题却没有涉及。”李建民说，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在强制医疗期间其身体检测、治疗、用药、生活保障等方面没有系统的规范和程序要求，缺少配套的具体实际操作性的实施细则。“目前除了一些程序上的内容监督外，对于执行的具体过程很难有效监督。”
江苏省启东市检察院高飞认为，作为新增的一项特别诉讼程序，若没有切实有效的具体操作性规范，不仅会制约程序本身功能的发挥，还可能会因为“无章可循”，导致程序虚置。同时，由于具体执行监督的检察官没有专业医疗知识，对于强制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评估报告，不能评判其合理性。
李建民告诉记者，自2013年1月至今，派驻检察室在检察监督中发现有5人不符合刑诉法规定，其情形主要为精神病人的原有行为后果未达到犯罪程度，其中1名是法院以前作出了强制医疗裁定的。对该名病人如何处置，至今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法律未规定对强制医疗执行中的特殊事宜的处置办法，如决定强制医疗的人员入院时出现危及生命安全的其他疾病、患有严重传染性疾病、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安康医院不能收治，是否应提请法院改变决定等相关程序，应在法律中作出规定。”李建民补充说。
“从条文规定来看，强制医疗程序兼具司法特点和行政特征，保留了较强的‘行政性’色彩，尚未完全纳入诉讼的轨道，其表现为一是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只能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而复议不等于‘上诉’，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性程序。这种情形会导致监督效力不稳定。”高飞说。
（来源：正义网-检查日报http://newspaper.jcrb.com/html/2014-04/23/content_1576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