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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制程序不规范
　　《精神卫生法》强调自愿原则，病人自己决定接不接受治疗、什么时候出院，公安、医疗机构如果坚持认为还要继续治疗，有可能涉嫌强制医疗，造成“被精神病”
　　云南昆明丰宁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派出所管辖片区包括汽车站、城中村等地区，人员流动性大，外来人口、无业人口较多。从湖南投奔姐姐的精神病患者小吴就住在这个小区。6年来，他不停地扬言要到幼儿园砍人，派出所每天派民警跟踪，以防小吴肇祸。去年，派出所把他送回湖南老家，没多久又来了。今年初再次送回去，两个月前他又回到昆明。
　　对于小吴这样的患者，要不要对其实施强制医疗？谁来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丰宁派出所所长郭俊峰很头疼。按照《精神卫生法》，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但是该法并没有明确谁是送医的执行主体，如果公安机关作为执行主体，精神障碍患者一般也不承认得病，不愿意治疗，监护人没有同意，很可能造成“被精神病”。但是小吴的监护人远在湖南，如果监护人自己送小吴就医，就要承担治疗费用，很多监护人因此不同意送患者去住院治疗。像小吴这样的患者属于国家规定的六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公安机关又必须对其实施管理。
　　此外，《精神卫生法》强调自愿原则，病人自己可以决定接不接受治疗、什么时候出院。医疗机构如果坚持认为还要继续住院治疗，也需要说服患者和监护人同意，如果得不到同意，就只能让其签字后出院。这样的患者出院后的管理以及责任落实等也并未明确。
　　“目前启动强制医疗的程序不规范，标准也不是太明确，比如谁来送医，医院怎么收治等等。”云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副队长陈智勇说。
　　“什么情况可以实施强制医疗，我们自己摸索着建立了一套收治流程，对那些经过鉴定，认定是重性精神病患者，或者犯罪未遂、有明确危害他人行为指向性的，对其实施强制医疗。”上海市治安总队队长单雪伟说，即便如此，对一些患者仍感到棘手，比如流浪乞讨的精神病患者，其住院办理主体不明确，一些涉嫌非暴力刑事案件犯罪的精神病患者，收治仍面临程序不明确。
　　单雪伟建议，出台强制医疗实施办法，明确收治过程中的各方责任主体，明确住院办理主体，民政负责甄别身份，公安负责直接送患者到医院，卫生指导医院救治。
　　治疗费用谁承担
　　强制医疗的费用应根据患者身份来解决。如果患者身份不明、没有参加医保等，公安送医时很可能面临医院无法收治的情况
　　在丰宁社区，有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几次去寺庙砍人，派出所派出六七名民警，终于制服了这名患者，强制送去精神病院。但该患者家里收入低，付不起医疗费用，医院不收治。为了不让患者继续肇祸，派出所民警自筹2000多元，让患者住进了医院。
　　一般来说，强制医疗的费用根据患者身份来解决。如果是民政救助对象，由民政给予救助费用；如果参加新农合、医保，则由医保报销，重性患者还有一些民政医疗救助金。有关法律并没有规定强制医疗的费用出处，如果患者身份不明、没有参加医保等，公安送医时很可能面临医院无法收治的情况。
　　“由‘110’民警救助送入医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目前没有一个规范性政策依据，导致治疗、费用、出院及其他问题，比如危重症患者转院签署医疗文书、死亡善后工作等，处理时难度大。”昆明市精神病院院长李幼章说。
　　“不仅是经费问题，云南省没有安康医院，经常送都没地方送。”郭俊峰说，去年辖区内发生了至少6起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案件，这几名患者不知道该往哪送，成了烫手山芋。有一些救助站救助过的，救助站不再接收。楚雄州公安局负责人也反映，偏远乡镇路边经常能发现一些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但是把这些人带到公安机关不合法，也找不到监护人，无法处理。
　　“全国只有23家安康医院，负责接收这些肇事肇祸的强制医疗病人，还有一些省份比如云南没有专门的机构，造成公安没法送，民政不接收，卫生管理系统也查不到信息，难以实施管理，缺乏治疗的重性精神病患者不利于社会安全稳定。”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巡视员邓孟春说。
　　“对肇事肇祸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强制医疗机构来安置。公安 、派出所控制了精神障碍患者后，医院没有专门的病区安置这些有危险的病人，这个难题就留给了派出所。比如在丰宁派出所，就需要在24小时内由4位民警不断轮番监视病人，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说。
上海有所安康医院，在《精神卫生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实施后，其职能转变为强制医疗所，不再是行政执行单位，成为了司法执行机构，专门收治触犯刑法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但是该院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其医务人员属于公务员，招进来了医生，还需要再考公务员资格。由于工作艰苦且收入较低，难以留住人才。
　  患者权益难保障
　　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亲自到法院起诉。违背其意愿将其送入医疗机构的监护人，不可能协助其提起诉讼
　　《精神卫生法》重点维护三种不同利益，即病人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权益、公众不受病人危害的权益以及病人对自身健康需要的权利。该法还专章规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保障医院在治疗、救助精神障碍患者时的独立性、规范性，有效减少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人为因素的干扰，以此终结“被精神病”。
　　单雪伟认为，该法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方面仍存在不少难点。“有很多患者的监护人是不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他们的角色是缺位的，比如该出院的时候通知监护人，监护人却说‘病人死了再来找我’，很多强制医疗患者因此出不了院。还有监护人想当然认为患者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房屋动迁、房屋产权交割，都不征求患者的意见。”上海强制医疗所为此和宝山区司法局合作，在所里设立法律援助岗位，帮助患者维护合法权益。
　　患者赵勇两年前因病发伤人致死，家人把他送到昆明精神病院，这一住就是2年9个月。一年多前病情稳定了，赵勇很想回家，但是作为法定监护人的父亲年事已高，已有80多岁，无法照顾他，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不敢接他回去，哥哥接手了赵勇原来种的地。“我是想回家的。”赵勇说时不停地咽口水。监护人没法接他回家，县里不敢接收，如果接收了还需要纳入辖区公安机关和社区的管理范畴，但当地这方面的管理力量较为薄弱。医院也不敢擅自把他放出去，赵勇的回家之路显得异常漫长。
　　《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认为被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但是，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无法亲自到法院起诉；违背其意愿将其送入医疗机构的监护人，不可能协助其提起诉讼；患者难以查阅复印病历作为诉讼证据，患者依然难以完成诉讼。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医师谢斌认为，在实际操作中，有意的“被精神病”的现象比较少见，倒是现在一些刑事案件的办案人员一听说作案者患过有精神障碍，就送往医疗机构要求办理住院，没走司法程序就实施强制医疗。实际上，对于暴力作案的重性精神病患者，按照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应该通过一系列司法程序，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能正常接受诉讼和受审，则正常受审；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由法院决定实施强制医疗，一般是就放在安康医院(或现在的强制医疗所)收治。许多国家是在监狱里开展强制医疗的服务，病情稳定后，该继续服刑的继续服刑，该回到社区的在社区接受强制随访和门诊服务。这既是对强制医疗患者合法权益的一种保护，是对受害者和社会公众权益的保护，还能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医疗资源。记者 李红梅
　　延伸阅读
　　什么是精神病人强制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强制医疗的决定机关为人民法院，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具体而言，人民法院负责强制医疗决定书的作出，公安机关负责强制执行。
　　《精神卫生法》规定，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来源：人民政协网http://www.rmzxb.com.cn/sy/yw/2014/07/04/347455_1.shtml2014年07月04日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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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全国各地连续发生多起公共场所暴力袭击事件，造成多名无辜市民死亡，据后续调查，行凶者均有精神病史，有的曾经住院治疗，但出院后又酿成惨剧。这些惨剧，再一次引起了公众对精神病患危害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然而，精神病患本是在社会中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及其家庭的生存状态如何？谁该对他们的救治和监护负责？社会对于精神病患应有的收容和救治是否缺位？记者就此深入社区、医院及精神病患者家庭，进行了深入采访。
　 “精神疾病治疗难、康复难、易反复，造成家属人力财力的巨大负担”——
　　亲人 无处安放的双重负担
　　“妈妈，你看，花花都开了，真好看。我摘一朵给妈妈戴上好不好？嘻嘻！”
　　“乖宝宝，妈妈戴上好看吗？”
　　如果这段对话发生在儿童与母亲之间，那是再正常不过了。但出现在31岁的女儿高瑜和56岁的母亲张新芳之间，便显得有些不寻常。
　　“我每天都要耐心地陪着女儿，这样才能安抚她的情绪。”张新芳一只手牵着高瑜，另一只手拿着手帕不断给女儿擦汗。高瑜在16岁那年，中考发挥失常，备受打击，精神有些恍惚。张新芳和丈夫为了安抚女儿的情绪，安排高瑜上了一所重点中学借读。中考的失利加上高中同学优异的成绩，高瑜不仅没有重拾信心，反而挫败感更甚，完全学不下去，只要一看书就狂躁不已，把教科书都撕烂了。张新芳和丈夫没有办法，只能让高瑜暂时休学，带着她去看心理医生，去康复中心做心理疏导，但也无济于事。高瑜被鉴定为精神残疾二级。张新芳只能为高瑜办理了退学手续。
　　15年以来，张新芳放弃了工作，放弃了所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一心一意地照顾着女儿。一日三餐，吃喝拉撒，张新芳都要为女儿想到。说起这些年的心力交瘁，张新芳说自己也有过抱怨，抱怨上天为什么把好好的女儿变成了这样，也自责过，为什么一定要送女儿去重点中学。高瑜犯病严重时，她甚至想过跳楼。可是想到，要是没有自己，女儿就更没人管了，就只能选择继续煎熬。
　　“精神疾病的治疗难、康复难、易反复等特点，往往会造成患者家庭人力财力的巨大负担”，据河北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区精神疾病患者中大部分需要住院治疗或有效监护,而这些重症患者中一半以上的家境处于贫困状态。虽然区民政、街道、社会定期会对这些家庭发放补助，但与精神残疾者家庭的巨额投入相比也只是杯水车薪。
　　“大量精神病患因床位限制和家庭经济条件、观念限制滞留社区，带来安全隐患”——
　　社区 战战兢兢的“隐患”
　　“李主任，你们可来了。”李大娘抹着眼泪说道，“大敏，又冲我发脾气，朝我丢东西，李主任您快给劝劝，告诉她，咱家没冰箱，隔夜的西瓜不能吃了，吃了会拉肚子，不是妈妈舍不得给她吃。”
　　李主任一边安抚大娘的情绪，一边一脸严肃地对大敏说：“大敏，又惹你妈妈生气了，你要是再乱发脾气，乱丢东西，就把你关小黑屋，一天不给你饭吃。”
　　大敏被李主任的话吓唬住了，乖乖地坐到床边，低头不语了,时不时还用脚踢踢地下散落的东西。李主任见大敏平静了，就开始帮着大娘收拾屋子，吃剩的早点撒了一地，坏掉的一角西瓜扔到了床上，床单被染得一片红。大娘抹掉眼角的泪水，拉着李主任不让主任动手，说自己能行。
　　李大娘叫李秀珍，家住在河北区汇园里社区，今年已经80岁了，身体特别硬朗，腰板倍儿直，平时很少感冒发烧，每天都自己蹬着三轮车去市场买菜。女儿大敏，今年已经56岁了，患病多年。李大娘家生活十分困难，家里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台用了多年的台式电风扇，真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其实，大娘不光要照顾精神3级残疾的女儿，每周她还要坐长途车去看望住在郊区安济医院的小儿子大忠。
　　李大娘说：“大忠从小就发病了，被鉴定为精神1级残疾，以前一直住在安康医院，可我老伴走的早，实在没有能力支付高额的住院费，后来大忠就住进了郊区的安济医院，虽然看望儿子要坐一个多小时的长途车，但至少不给社区添麻烦了。”
　　据了解，汇园里社区现在居委会登记的精神病患者近20人，定期会来居委会领取残疾补助。“汇园里社区的情况算是比较好的，精神病人多属于‘文疯子’，闹事的较少。在我们辖区的某个社区里，也有‘武疯子’因床位限制和家庭经济条件、观念限制等原因滞留在社区，给社会安全带来很大的隐患，需要特别关注。”片区警官告诉记者。
　　“在医院治愈的病患因为家属不愿接收而无家可归，占用本已紧张的床位和治疗机会”——
　　病人 很难实现回家的愿望
　　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出院实行“自愿原则”。但记者采访中发现，仍有不少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后，因家人无力监护和担心隐患，而无法出院回家。
　　老张在本市一家医院的精神科经过治疗后病情恢复得不错，但顺利出院后由于家属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监督他按时吃药，加上治疗药物只能到专业医院领取，也是时断时续，病情出现了反复，时不时就会从窗户向楼下扔东西，邻居出于恐慌报了警，无奈下，老张又重回病房。“他是我父亲，有病了能怎么办呢？我怎么都行，可是人家邻居不干啊，报警，找居委会，次数多了人家只能调解，我只好把他送回医院。”老张的女儿小芹也很无奈，亲友的不理解，邻里的另类眼光成了她“不可承受之重”。
　　“这部分患者无法出院的原因，包括大部分家属不是直系亲属，没有义务照顾病人的生活；直系亲属也以身体、年龄等原因为由，表示没有监护能力。”从事精神病临床工作二十多年的陈雯告诉记者，后期康复体系的不健全造成很多患者反复住院，病患家属的重重顾虑和社会宽容度不够带来恢复期病人滞床现象普遍，精神病院成为患者们难以走出的“旋转门”。
　　有业内人士认为，政府应加大对社区精神卫生的投入，通过社区康复训练，降低患者的复发率、肇事肇祸率，才能促进家属把患者接回家。
　　“精神病人的防治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急性期治疗、二层防护、社区康复机构相结合的‘金字塔’管理结构。”陈雯表示，作为金字塔的塔尖，不能完全依赖急性期治疗，更坚实的基础性工作应该建立数量更多的康复机构来完成，把精神病防治隐患减小到最小。
　　场地、床位明显不足，医院基本上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
　　院方 精神病科“一床难求”
　　走进本市某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住院区，白色床单干净整洁，大屋六七张床、小屋4张床的设置紧凑简单。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们医院每天接诊平均在40人次左右，而时至今日这个数字翻了近10倍，高峰时每天接诊会突破500人次。目前医院基本上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转，“一床难求”仍是重症精神病人经常面临的难题。
　　医护人员每天的工作除了基础护理之外，还要负责病人的卫生管理，吃、喝、排便都要帮扶，带领病人进行康复训练，通过手工、读报、讲故事等娱乐活动缓解病人心理上的不适，同时由于长久卧床，大多数病人行动懒散，胃肠活动缓慢，医护人员还自己编排了简易的锻炼操，带领病人“强身健体”。由于逢年过节是精神病人情绪起伏最大、病情易反复的关键期，每到别人亲人团聚的时候，这些医护人员都必须取消倒班，全员在岗。许多年来，陈雯已经记不清在家过春节是什么感觉了。
　　遇到病人出现其他急病需要转院治疗，还要抽出医护人员陪同转院看护，病人老陈这几天总是不愿意动，问他什么情况也不说，医生问遍了各种情况，他才含糊不清地描述：“我身子发麻，腿没劲……”按照经验，医生初步推断有可能是脑梗，需要家属签字会诊，找到老陈唯一的儿子，却只等来一句“我在外地没时间，你们看着办吧”，就再也联系不上。送到综合性医院后确诊为急性脑梗，需要住院治疗。药费、专人陪床、喂水喂饭、每天三次翻身擦背……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工作，这些工作都是精神病医院的医护人员牺牲休息加班完成的。近两周的细心陪护下来，老陈终于能下床了。“万一救不下来，我们也要担责任啊。”
　　尽管劳动强度、工作风险远远高于普通医院，但精神科医生护士的收入并不高，以主任医师为例，扣除必缴的公积金保险，到手的工资不到5000元，这同其他学科和医院的医护人员收入相差甚远。“医生还好，护士流动性就很大，每个科室每年都要走一两个。从什么都不会的新手开始手把手地教，好不容易带出来的业务骨干，刚上手拿到注册护理证就走了。”精神科成了“新兵训练营”，这已经成了业内的常态。
　　医学院精神类专业招生难，收入横向比较偏低，工作风险大成主因——
　　医生 高风险低回报难留人
　　“别看我们做的很多都是‘哄小孩’的工作，其实这些重症精神病人每个都是‘大老虎’，自伤伤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尽可能要保持正面面对病人。”陈雯告诉记者，这是她刚上班时带她的老医生就多次叮嘱她的注意事项。精神病人即使是在恢复期，残存症状的存在也会导致突发的自伤或伤人行为。去年深秋的一天，护士王琦按照日常流程督促病人吃药，看着病人李某把压在舌上的药品吞下，看着她喝水后照常让她张嘴好查看药品是不是确实服下，没想到的是李某情绪突然躁动，突然一脚把小王踹倒在地，在病房里疯跑，闻声来看热闹的其他病人也开始躁动起来，敲水碗的敲水碗，起哄的起哄。被起哄声“拱”得愈加兴奋的李某边跑边笑，还一路大喊大叫。王琦不顾腹痛，大步追上李某，趁其不备迅速将她扑倒在地，一边死死地按住，一边示意同事瞅空对她用药，嘴里还不停地安抚李某：“乖，冷静，别闹了……”等护士们一拥而上，将李某稳住用药后，王琦才发现自己的脸上被病人的指甲挠了好几道伤口，简单清洗处理后，她只是笑笑，又投入了下一个工作。“没什么，这不是工作吗，病人的稳定最重要，我们只能尽量避免，该干的工作还是得干啊。”据了解，这并不是个案，医院每年都会有一到两名医护人员被发病期的患者打伤案例。
　　陈雯毕业于山东济宁医学院，她告诉记者，和大学里其他学科动辄百人的学生相比，她所在的专业只有一个班，50人。在她这50个同学中，多数并没有把精神卫生专业也就是精神病学科作为报考志愿，而是选择了“服从分配”被调拨到本专业的。目前还工作在精神病防治岗位上的同行只有1/3。她的不少同学转到了“更有发展前途”的神经内科或神经外科。
　　据介绍，目前国内只有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山东济宁医学院和齐齐哈尔医学院设置了精神卫生或精神病学专业，而这些医学院精神类专业招生也普遍困难。收入横向比较偏低，工作风险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
　　相关数据
　　[患者数量]中国疾控中心的一项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病人超过1亿人，其中重症精神病人超过1600万。这1600万重症精神病人中，有10%存在暴力倾向。　　
　　[病床数量]全国重症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是0.95%，全国共约1600万患者，其中30%需要住院治疗，约为480万人，但全国精神科病床加起来不到23万张。　
　　[精神病药物的价格]比如一种名为“奥氮平”的药物，进口药5毫克规格28片一盒，价格为711.79元，一天要服用4片，一个月3000元，同样成分同样规格的国产药一个月也要1350元左右。视病情需要，可能几类药物一起服用，费用则更高。
　　从“无处安放”到“有家可归”
　　他们这样解决
　　[救助]
　　二级以上精神病患
　　治疗期间可获两倍低保金
　　据河北区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7年起，区残联成立了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在相关审核程序上开辟绿色通道,同时每年为这些病人发放500元的药品费用。
　　今年41岁的肖某居住在王串场街水明里社区，几年前家庭的变故让他精神失常，近两年来病情更为严重，异常狂躁，无法工作，家人被迫将其锁在屋子里。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只能由肖某的妹妹代为照顾。了解情况后，水明里社区不但帮助他们积极申请低保，还联系志愿者对他家进行长期资助。而区民政部门则根据肖某的情况，帮助其进入精神康复医院进行治疗，并承担相应费用。这样一来，肖某不但得到了周到的日常生活照料，患者家属也从长期的陪护中解脱出来，可以无忧务工。其妹近日在街道的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河北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负责人还向记者介绍，对于二级以上精神残疾病人，区民政系统会在其治疗期间提供两倍低保金，这也基本保证了病人在院的全部费用。尤其针对“三无”精神病人(无法定监护人、无工作单位、无生活来源)，民政部门还会联系康复医院对该类人群进行托管，并提供费用。未来，对于精神系统疾病患病人群的服务体系还将进一步完善，让精神疾病患者能得到更好的救治，让更多的不幸家庭得到关注。
　　[托管]
　　设立日间照料站
　　缓解病患家庭压力
　　日前，河东区首家精神残疾人日间照料站正式投入运营。
　　精神残疾人日间照料站坐落于河东区二号桥地毯路10号，是依托河东区富民路街社区卫生中心暨河东区精神卫生防治服务中心设施设备建立的全区第一家面向精神残疾人开设的日间照料站。该中心医疗设施完备，是具备精神病防治资质的精神病医疗防治机构，并拥有一支有爱心、懂专业的医护服务人员队伍，为精神残疾人提供专科、专业的医疗和护理服务。
　　日间照料站设有康复医疗室、心理疏导室、音乐律动室、电脑培训室、体能训练室、工疗活动室、图书阅览室、才艺制作室、休息照料室等多功能活动室，为精神残疾人提供康复、医疗、娱乐、服务等场所。主要是为河东区符合托养条件、家中无人照料的精神残疾人提供日间照料服务。目前已有149人进站享受托养服务。
　　[以工代疗]
　　建立社区托养康复工疗站
　　解决病患托养与就业问题
　　工疗站，顾名思义，以工代疗。政府出资给这些智力和精神残疾的人提供一个场所，让他们在社区里接受简单的生活技能和劳动技能培训。
　　早晨8:30，河东区芳水河畔工疗站里，贺兰娜老师一边蹲在地上收集大家加工好的螺丝钉，一边报数给正在做记录的班长陈丽红。黑板上还写着昨天上午学习的“一年12个月份都有哪些节日”的课程。“这几个孩子，加工一箱螺丝钉要花2至3天，一箱螺丝钉给40元，主要不为赚钱，就为让他们活动手脑，同时，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来，享受到‘自食其力’的生活信心和乐趣。”贺老师用小罐头盒将加工好的螺丝钉放到回收袋，又打开一盒新的螺丝钉，开始分发，“加工工作很简单，就是给每个螺丝钉拧上一个橡皮垫。每个人每天就干这一小盒，在这干不完可以回家弄。”
　　据了解，目前，河东区有各类残疾人3.18万人，持证残疾人17244人，其中智力和精神残疾人占全区持证残疾人总数的31%。在对全区残疾人普遍进行困难需求调查的基础上，河东区着眼于解决残疾人最现实、最迫切、最需要的托养与就业困难问题，加大投入，建立就近、就便解决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托养康复与就业的新路子。
自2006年3月建立第一个社区托养康复工疗站以来,目前已建立7个托养康复工疗站，形成了由中心托养工疗站辐射6个街道、社区智力和精神残疾人托养工疗的康复服务网络，现共有工疗学员近100名，使那些昔日闭门不出的残疾人走出家门，通过工疗逐渐找回自尊，增强自信，愉悦身心，提高生活质量。
（来源：北方网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14/07/18/012022841.shtml　2014-07-18 09:4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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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想象吗？ 100多名精神病患者，也可以有序地散步、做体操、跳舞、扭秧歌，甚至唱起卡拉OK。唱到动情处，不仅大家会为其精彩鼓掌，歌者也能在音乐的思绪中感受到自尊自强。这种精神病患“和谐疗法”，是建昌县农村常年病人托管中心独创的。
     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大力扶持困难群体，搞好社会救助工作的有益尝试。”县委书记闫庆礼说：“践行群众路线，做好群众工作，是党委、政府的必履之职。心怀百姓，善察民情，就要做好改善民生文章，实现百姓的新期待。对于建昌来说，这是让百姓的满足感和幸福指数上升，使发展成果惠及群众的实际需要。”
    调查显示，建昌县有农村低保对象12855户、25432人，五保对象3981人，优抚对象2923人，其中这些家庭中的成员有不同程度的各类病人和残疾人 4850人，还有精神病1624人，其中重度患者485人。作为全国劳务输出大县，一年中建昌有十多万农民进城务工，而有些人被家中病重、生活不能自理的亲人“拴住”，一直走不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圈子。 “靠低保、民政救助，只能解决一时之需，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怎么办？县长王洪升认为：“托管一人，幸福全家。这个机构既完善了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又解决了低保困难家庭的生活困境，还能解放农村劳动力，为农民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为何要对精神卫生患者也实行托管？县民政局党委书记、局长王青松解释说：“那些精神方面有问题的人，他们有的打人、放火，甚至杀人，不仅搅扰四邻，更危害社会。对于这样的病人，不仅普通家庭无法实行精心的看护照料，贫困家庭，更是难上加难。只有通过政府的有效作为，才能减轻这些家庭的负担。通过我们创造条件，还能为患者的治疗提供保障。这副担子很重，但必须有人担。”送政府温暖、为社会分忧。建昌常年病人托管中心坐落在县城南部风景秀丽、环境优美的大凌河畔。托管中心内，凉亭、长廊、甬路、花坛、草坪、石凳齐具，宛若一个大花园。内部设施配套则更加齐全，集餐饮、洗浴、娱乐、医疗、康复、健身于一体。为了使养员营养均衡，食堂在确保卫生安全的前提下，还精心制定菜谱，在配餐上做到每月有计划，每周有安排，每天有食谱，并根据养员需要，合理制作饮食、流食及其他特殊饮食。
    精神卫生养员毕竟非同常人，为了提高托管中心的服务水平，托管中心与建昌县红十字医院合作，由医院派出医务人员进驻托管中心，对托管病人实行全程医护管理。据建昌县红十字医院院长孙立伟介绍，他们在新农合报销的基础上减免10%医药费及病人的挂号费、检查费，此外，则由县财政每年给予补贴。
    主管业务工作的副院长安凤山说：“我们医院为了保证医护管理，共派驻52名工作人员，目前在托管中心的精神卫生患者171人，先后已经有200多人在这里接受治疗。”在托管中心，医生和护士要24小时随时观察病人病情，而且要做到因人而异，对症下药。
    在专业诊治之外，一直悉心关注这项工作的王青松创新提出了一个“和谐疗法”。即托管中心管理人员和医护人员对患者“五心服务”，用心倾听、耐心解答、细心诊断、精心治疗、热心服务。安凤山说：“精神病患者只是在认识、情感反应方面与旁人有异，但不是不能沟通。虽然我们的民政局长不是医学出身，但他的提法非常适宜精神病的诊治。”在这里，医护人员和病人同吃同住，一则是方便看护，另外则是通过这个对等的平台，给病人以尊重和尊严。“这种接触和沟通，就是药物治疗之外的心理治疗，可以排解病人心中的郁结，增强大家的互信。 ”安凤山说：“托管中心的环境很好，养员在这里不仅得到了很好的生活照料，而且通过药物和精神慰藉，他们的病情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
    目前，这里已成为精神病患乐不思蜀的“桃花源”。有一个被人称为“大果”的精神病人让人印象深刻。这个人此前一直在县城流浪，被人戏称为“丐帮帮主”，经常造成交通堵塞，还会伤害他人并危及一些商家店铺的安全。患有狂躁症和酒精依赖症的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目前已恢复稳定。我们问他想出去吗？他回答道：“我愿意在托管中心待着，这儿好，大家对我都好，心情愉快，不愿意出去了。”记者还问了几位有家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也都表示：“这儿比家好，哪儿都不想去了。”
    这里治疗的成功率也很高，达到了90%以上。有一个在读的高中学生，因为成绩不好，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并跳井自杀过。被送到托管中心后，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诊治，现恢复良好并继续上学考上了大学。“其实精神卫生疾病多半不是先天性的，而后天发生的很多都是可以治愈的。”据医生介绍，这里还救治过一个硕士研究生。这个人因为迷信宗教，后来产生幻觉，无法坚持工作。在托管中心，他经过3个多月连续的治疗和调理，现已康复并读完硕士学业，参加了工作，成家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托管中心副主任沈亚楠讲了王文浩的故事，这个退伍军人患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经过治疗后已可以回家。后来他和家人商量后，主动回到托管中心，表示要帮中心多做点事。现在他负责带着养员做操，成为托管人员的得力助手。
    “遗憾的是这儿规模还不够大。 ”建昌县民政局副局长汪玉久坦言。为了帮助更多的家庭，2012年4月，建昌又开建了托管二期工程，该工程占地1.1万平方米，增加床位500张。王青松算了一笔账，“每住进托管中心1名养员，至少解放1到2个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外出务工或搞其他经营，每年每人平均按4万元的收入计算，我们解放出了劳动力就能为建昌赚回数千万元。孰轻孰重，一比就见分晓。 ”对于这种托管模式，建昌县委、县政府一直给予大力支持，到目前他们的补贴已超过500万元。
从“一人重病，全家致贫”，到现如今的“一人托管，幸福全家”，建昌县的农村常年病人托管中心，从根本上为解决偏远农村地区困难家庭因病致贫问题在全省树立了样板，更成为全国托管工作的一面旗帜。2012年，托管中心被民政部授予“全国民政系统为民服务创先争优优秀服务品牌”。
（来源：新华网http://www.l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4-07/23/c_1111752109.htm 2014-07-23 09: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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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7月6日报道，自美国康涅狄格州频发校园枪击惨案以来，以康州为首的美国各州纷纷要求立法管制枪支持有行为，特别针对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群。目前，美国国内对于是否应该限制持枪仍存在较大争议。
　　据报道，早在1998年，康州彩票中心就发生过一起枪击事件，一名有精神病史的雇员开枪打死4名管理人员。针对这一事件，康州自1999年起开始着手立法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并规定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法官有权暂时没收当事人所持枪支;庭审须在14日之内做出归还枪支或禁枪一年的裁决。不过，从近年来美国校园频发的枪击案来看，立法管制枪支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2005年印第安纳州首府波利斯市发生精神病患者持枪袭警事件，此后该州成为美国除康州外唯一一个立法管制枪支的州。目前，在经历了类似事件之后，加利福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立法者也在考虑制定类似法律。
　　康州负责刑事司法政策的副部长迈克尔·劳洛(Michael Lawlor)表示，对于2012年发生在纽镇桑迪胡克小学的枪击惨案，如果出台法律没收精神疾病患者所持枪支，此类事件就可以杜绝。他还表示，政府在枪击案中往往是“事后诸葛亮”，在其已酿成严重后果后才去弥补。
报道称，2009年的官方统计显示，康州警方持枪支没收令没收枪械2000余支，但仍没能有效防止枪击事件的发生。而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枪支持有权也使得禁枪行动困难重重。一些拥护持枪权的群体纷纷表示，政府没收人们的枪支就像没收汽车一样不可想象，同时担心警方是否会因此滥用职权。立法控枪支持者则表示，为了防止枪击事件的发生，至少应该禁止精神病患者持枪。
（来源：财经网http://overseas.caijing.com.cn/2014-07-07/114321485.html2014-07-07 17:5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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