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9-12消息：今天本工作室收到湖南省湘乡市访民、被精神病者辜湘红的来电，她说她刚从精神病院出来被送回老家，她是借用别人手机致电本工作室的。这是今年五月一日《精神卫生法》本工作室获悉的又一起被精神病案例，另一起是湖北的王树英（《精神卫生法》实施后湖北再现被精神病人 医院拒绝用药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3/0625/7841.html）。
辜湘红说她是今年7月26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上访时被抓送到了北京昌平区华一医院，在该院她一直被关到9月6日，送到长沙救济站又关了几天，昨天才回家。
辜湘红此前上访多次被关过精神病院，有关辜湘红这次被精神病的具体情况我们将继续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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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实施难阻被精神病 辜湘红再入精神病院
邓兰英上访告状被关精神病院，无良医师实行电击酷刑
邓兰英，女，55岁，湖南省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身份证号：430422195803187925，2007年1月17至12年2月15日被关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也就是腊月28才放出来），共计29日，被鉴定为 偏执型精神病，期间遭遇医师残酷的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短短29天，给邓英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都要拄着拐棍走。
2013年10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对正在北京上访的邓兰英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邓兰英由于丈夫在89年被害致死，上访多年，一直没人给申冤，2004年其儿子被公安局批准逮捕，警方告诉的原因是抢劫，而正式下发的逮捕书逮捕原由一栏没有填写任何东西，面对这个结果邓兰英表示，我儿子是刚复原回来的武警军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除了持续的上访告状外，邓兰英找不到别的方法申冤。
2006年乡政府在北京把她接回去后关在永州市救济处，雇的四个黑保安殴打，那些黑保安还跟邓兰英说我是山东省的、我是河北省的，我们是你们这的官员一个月6000钱花钱请我们打你，要打到你不上访，在这次被放出后。邓兰英逃跑到北京后紧接着就被接回湖南，然后被关在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受到了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等酷刑。以下是邓兰英的一段自叙————
他们在让我吃药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有冤上访的，医生就说，你有冤？你的儿子过得好，你的房子新盖的，给你装修的好，买新家具给你，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给你，你还上访你不是精神病吗？我告诉医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呢，后来我就要走，我告诉他我不是精神病，他们说你们那里的干部会来看你的，你等着吧，结果也没等到来，在后来他们就把我手绑了，脚绑了，然后就把电插到我身上，就打得我晕过去了，等我醒过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针，给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几个医师就把我脖子卡住给我吃，打的我当时站起来倒下去，再站起来再倒下去，我要是再在里边呆几天，我肯定死在里边。
中国从1986年12月12签署了《反酷刑公约》，1988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得以正式批准，于1988年11月3日开始在中国生效。从邓兰英身上可以看出签署二十多年的公约在中国政府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以自我判断、自我优越为前提，并没有受到该公约的制约。
邓兰英接着说：“后来当官的问我有没有亲戚是当官的，我说有，我要是说没有的话怕他们搞死我，后来我就天天喊冤、天天喊，他们让我跟那个电脑说话测试，我说我不会，我也不认识字，他们说那就给你找个专家说话吧，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找一个证人，那里有一个韩医师很老实，我就让他给作证，他们来后我给他们讲了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省政府的告状情况，腊月28他们放我出来，那个医师给了我两个棍子，我支撑着棍子才走回来的”！
因为不懂法，从来没请过律师，事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9月9日8点左右，邓兰英又被接访人员重殴，2013年9月14日衡阳市仁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显示，多处软组织受挫檫伤，漆盖插伤红肿严重，鉴定伤情为轻伤，邓兰英说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也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了，这次还算是好的，能站起来走路就算幸运了!
而最近的国庆来北京上访，邓兰英拿着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案件已经终结，没表可给你领了，邓反驳到，怎么处理的？谁处理的？你们给个答复，他们回去就当垃圾仍了，也算处理了吗？不管声音多么大，里边的办事员没有在给她表，也就预示着登记的终结。
遇害——上访——领表——拿着处理单回去——没人理会或受到更大的威胁——继续蹲在北京上访——被人说成所谓的精神病、刁民——失去尊严的抗争，这就是中国式法律处理的最终结果，法律没有为受害者群体铸起一道守护墙，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受害的门！
事情没解决，也许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处还能看到她的身影，接下来的路何去何从，邓兰英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她绝望的大哭声中落幕……
晋贤
2013-10以下是邓英兰的相关资料和采访视频：
邓英兰
邓英兰上访告状被关精神病院，无良医师实行电击酷刑
邓英兰，女，55岁，湖南省衡南县川口办事处豹泉新建组，身份证号：430422195803187925，2007年1月17至12年2月15日被关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也就是腊月28才放出来），共计29日，被鉴定为 偏执型精神病，期间遭遇医师残酷的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短短29天，给邓英兰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走路都要拄着拐棍走。
2013年10月初，《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对正在北京上访的邓英兰进行了面对面的采访。邓英兰由于丈夫在89年被害致死，上访多年，一直没人给申冤，2004年其儿子被公安局批准逮捕，警方告诉的原因是抢劫，而正式下发的逮捕书逮捕原由一栏没有填写任何东西，面对这个结果邓英兰表示，我儿子是刚复原回来的武警军人，怎么会干这种事。除了持续的上访告状外，邓英兰找不到别的方法申冤。
2006年乡政府在北京把她接回去后关在永州市救济处，雇的四个黑保安殴打，那些黑保安还跟邓英兰说我是山东省的、我是河北省的，我们是你们这的官员一个月6000钱花钱请我们打你，要打到你不上访，在这次被放出后。邓英兰逃跑到北京后紧接着就被接回湖南，然后被关在湖南衡阳市第二精神病院，受到了电击、殴打、强迫吃药等酷刑。以下是邓英兰的一段自叙————
他们在让我吃药的时候，我告诉医生我不是精神病，我是有冤上访的，医生就说，你有冤？你的儿子过得好，你的房子新盖的，给你装修的好，买新家具给你，一个月七八千块钱给你，你还上访你不是精神病吗？我告诉医生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现在还在牢里面呢，后来我就要走，我告诉他我不是精神病，他们说你们那里的干部会来看你的，你等着吧，结果也没等到来，在后来他们就把我手绑了，脚绑了，然后就把电插到我身上，就打得我晕过去了，等我醒过的时候他们就给我打针，给我吃药，我不吃他们几个医师就把我脖子卡住给我吃，打的我当时站起来倒下去，再站起来再倒下去，我要是再在里边呆几天，我肯定死在里边。
中国从1986年12月12签署了《反酷刑公约》，1988年9月提交全国人大得以正式批准，于1988年11月3日开始在中国生效。从邓英兰身上可以看出签署二十多年的公约在中国政府实践当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地方政府在执法过程中还是以自我判断、自我优越为前提，并没有受到该公约的制约。
邓英兰接着说：“后来当官的问我有没有亲戚是当官的，我说有，我要是说没有的话怕他们搞死我，后来我就天天喊冤、天天喊，他们让我跟那个电脑说话测试，我说我不会，我也不认识字，他们说那就给你找个专家说话吧，我说可以，但是我要找一个证人，那里有一个韩医师很老实，我就让他给作证，他们来后我给他们讲了从乡政府到县政府再到省政府的告状情况，腊月28他们放我出来，那个医师给了我两个棍子，我支撑着棍子才走回来的”！
因为不懂法，从来没请过律师，事情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2013年9月9日8点左右，邓英兰又被接访人员重殴，2013年9月14日衡阳市仁济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显示，多处软组织受挫檫伤，漆盖插伤红肿严重，鉴定伤情为轻伤，邓英兰说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也不知道碰到多少回了，这次还算是好的，能站起来走路就算幸运了!
而最近的国庆来北京上访，邓英兰拿着身份证去国家信访局领表的时候，工作人员告诉她，你的案件已经终结，没表可给你领了，邓反驳到，怎么处理的？谁处理的？你们给个答复，他们回去就当垃圾仍了，也算处理了吗？不管声音多么大，里边的办事员没有在给她表，也就预示着登记的终结。
遇害——上访——领表——拿着处理单回去——没人理会或受到更大的威胁——继续蹲在北京上访——被人说成所谓的精神病、刁民——失去尊严的抗争，这就是中国式法律处理的最终结果，法律没有为受害者群体铸起一道守护墙，却为他们开了一扇受害的门！
事情没解决，也许在北京各部委的信访处还能看到她的身影，接下来的路何去何从，邓英兰也不知道，我们的谈话就这样在她绝望的大哭声中落幕……
晋贤
2013-10精神卫生法实施后辽宁张海彦被关精神病院近二十天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0-31消息：中国精神卫生法于今年5月1日已正式实施了，但近日国内再传发生被精神病案例。
据辽宁凤城市访民张海彦的家人近日告诉本工作室，张海彦于今年8月底围观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后被抓回凤城先是关在看守所，后于10月11日被送进凤城精神病院，直到10月28日才获释。相关情况我们正在了解中。
湖北郧西县访民柯尊傲被强送精神病院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0-29消息：柯尊傲是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土门镇关帝庙村村民，因不满蔬菜补贴没到位、举报村镇官员贪腐等问题而上访。2013年8月，柯尊傲又到北京上访，当月23日柯尊傲被土门镇官员等人从北京截回到了十堰市，当天关帝庙村村委会的干部也赶到了十堰市。
当天上午，柯尊傲被村委会干部等人员强行送到了十堰市茅箭精神病院，并称柯尊傲“有过精神病前科”。送到医院后，茅箭精神病院的医生检查认为柯尊傲没有精神病，坚决不收他。在这种情况下，柯尊傲才得以当天回到了家中。柯尊傲被送精神病院，是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后又发生的一起被精神病案例，只不过是未遂。
被关精神病院六年多的武汉彭咏康求救习近平
彭咏康，湖北省武汉市人，1952年生，今年六十一岁，原企业工人，曾下放。同时，彭咏康还是一位访民，一位被精神病者，本刊在2012年7月第一期月刊中曾为彭咏康做过一次被精神病的专题。因父母遗留的房产问题，彭咏康与兄长对簿公堂。武汉市洪山区法院进行了判决，彭咏康认为判决不公，自此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因彭咏康上访控告的是洪山区法院，她于是成了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包保稳控对象。
彭咏康一共被二次关过精神病院，2006年7月11日洪山区信访局刘晋中局长让彭咏康去座谈。7月12号，彭咏康去了后与刘晋中简单谈了下，随即被送到了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在安康医院内彭咏康被“治疗”了十六个月，一直到2007年11月16日才被放出来。这是彭咏康第一次进精神病院。200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彭咏康和朋友到了北京，当局又认为她敏感时期进京上访。2008年3月5日彭咏康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人员从北京押回到武汉后，被投进了武汉市洪山区花山镇卫生院精神病专科关押。没料想，彭咏康这次被投入精神病院后就出不来了。到今天她还被关在精神病院内，时间已历时六年多了，期间多次更换关押医院，而将彭咏康身锁疯人院的正是号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法院——武汉市洪山区法院。
2013年8月，突然有彭咏康的消息传了出来，其中有一封彭咏康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国务院总理的求救信。彭咏康在信中首先驳斥了洪山区法院给她治病、否定非法关押的狡辩。彭咏康说，洪山区法院第二任管她“生活”的李主任到医院见过她三次，该李主任每次来都问彭咏康精神病好些了没，还说是送彭咏康到医院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这是关怀她，不是非法关押。彭咏康说她以前没有高血压、糖尿病，是因为被关精神病院才得这个病。高血压是2009年9月才发现患上的，当时是在精神病院内，连医院的医生都说她是因为长期着急、紧张才得了这个病。至于糖尿病也是在精神病院期间才得的，是2010年6月发现的，而得这个病的原因是因她在医院内暴食所致。
在彭咏康的信中，她谈到了她唯一的女儿。彭咏康说法院不仅伤害她，还害了她的孩子。彭咏康说她被关进精神病院后，武汉市当局四处封锁信息，不让她的女儿轻易见她。因彭咏康原来的丈夫有婚外情二人早已离婚，彭咏康被关后就剩下这个女儿一人在外面常饥一顿饱一顿，眼睛都哭坏了。彭咏康的女儿医学院毕业后，到一家武警医院麻醉科上了班，因常常思念母亲致精神不振，最终被单位辞退。彭咏康说：“我跟孩子说，是我害了她，更是政府害了她”。 彭咏康说出来后她一定要为女儿讨一个说法。
不过近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突然有点着急起来了，在这封求救信及给友人的信中，彭咏康透露2013年7月24日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李主任到医院见了她，表示要让她女儿带她去做精神病鉴定。武汉的访民、彭咏康女儿的干妈程雪2013年8月也多次接到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电话，该院信访人员要求与程雪见面谈谈，并要求程雪帮助找到彭咏康的女儿给彭咏康作精神病鉴定。彭咏康说她没有精神病，这几年在精神病院内医生都没让她吃药。彭咏康在她的信中说：“李主任2013年5月15日让我的管床医生对我下结论，吴主任、刘医生的结论是：未见异常，能做力所能及的事”“李主任对此不满，强调又强调，上面还是要对我进行鉴定的”。
据悉，彭咏康的情况有武汉访民向到武汉的巡视组提交了材料。现在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在关押了彭咏康六、七年后要给她做精神病鉴定，是想逃避责任吗？还是要继续、永久地将彭咏康关在精神病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六年多，二千多天，是段漫长的岁月。我们也知道法院是最应讲法，法院是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法院凭什么非法剥夺一个正常公民如此之久的人身自由？它为什么又能如此久的继续着这样的犯罪与罪恶？在法院的背后又是什么？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 文风
2013-8
特殊家庭：飞越精神病院
我国首部《精神卫生法》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自愿住院、出院。而新法实施之后，国内各精神病院都出现了患者家属拒绝接收本人要求出院、经医院评估也可以出院的康复患者，使新法实施遭遇“家抵制”。
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在全国首创精神障碍患者院外“家庭”，使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回的出院患者通过“家”的帮助，迈出回归社会和家庭的第一步。5月22日，本报记者对全国首个精神障碍患者康复之家进行了一天的体验性采访。在这里记者听到最多的是——“我想回家”。”
芳姐、穆智、王英、悦悦、赵丙志、大奎、刘琦，7名曾经是重症精神分裂的患者，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海棠园”之家。
海棠园的房子租用的是一处有两三百平方米的农村四合院。里边分别有一个男宿舍、一个女宿舍，有客厅、洗漱间、男女厕所、厨房、餐厅等，客厅里有沙发、平板电视。
5月22日早晨6点刚过，海淀区上庄镇一个特殊的家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女主妇芳姐先蹑手蹑脚地起床，这时房间里岁数最小的悦悦还在睡懒觉。芳姐简单洗漱之后，先进厨房熬上一锅稀饭，又到街上的早点铺买了十几个烧饼夹肉。
早晨6点30分，家里的其他成员都起了床，气氛开始热闹起来。家里的男主人穆智拿着笤帚在扫地，赵丙志、大奎和刘琦兄弟三人洗漱完了开始吃早点，女房东赵静坐在小椅子上说说笑笑地给悦悦做新发型。
吃过早饭，护士长老穆带着赵丙志和大奎等几个男人到“家”里的小菜园去绑黄瓜架，芳姐收拾完厨房开始盘算中午给家人做什么饭。大学文化的穆智到院门口的“话吧”去看店面，臭美了一早晨的悦悦坐在“家”里开办的小超市里开始卖东西。
“女家长”治家井井有条
时尚爱美喜“网购”服装
芳姐是大家庭选出来的“女家长”，一年多的时间里，芳姐把一家人每天的伙食料理得井井有条。
记者见到芳姐时，芳姐上身穿一件湖蓝色的纱质衬衫，下身一条白色长裤，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皮凉鞋，非常时尚。芳姐笑着告诉记者，她的这身衣服都是从京东上“网购”的。为了让住在“家”里的精神病康复者跟上时代生活，海棠园里配置了电脑，爱美的芳姐和女孩悦悦，已经跟着护士和家里的女房东学会了从京东上“网购”衣服。
上午10点多，芳姐开始给家人准备午饭。“中午咱们吃什么啊？”40多岁的芳姐笑着问家里的“大当家”白护士长。“按照食谱今天中午应该吃排骨，早晨问大伙儿他们说还想吃豆腐要不咱们再做个豆腐？”白护士长随口道。
“排骨早晨化上了，好像还差点。还得再上街买点，连带把豆腐买回来。”芳姐说着挎上了装钱的小腰包。随后志愿者拉着小车，芳姐、白护士长等三人来到街上。
“这家的排骨挺好的。”“豆腐十七八个人吃怎么也得买八斤。”“姜家里还有一小块，要不咱明天赶集再买？便宜。”一路上芳姐不断盘算着怎么让家人吃好钱还别花超了。
上午11点，记好账目的芳姐告诉记者，上午买了两斤排骨、八斤半豆腐、五斤黄瓜、五斤馒头……一共花费了109.5元，她带了385元还剩下280.5元。
芳姐是地道的北京人。家里有丈夫和一个正在读大学的儿子。十多年前，芳姐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住进了精神病院。这一住就是八年多。自从芳姐被送进精神病院，就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每天就是吃药吃饭睡觉，没事就在封闭的病房、楼道里呆着。
近两年芳姐不断要求出院，医院也多次和芳姐的丈夫商量说芳姐的病情已经非常稳定可以出院，但是芳姐的丈夫却不同意接。病友们告诉记者，芳姐的丈夫拒绝接芳姐出院是因为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2011年医院创建了海棠园，芳姐办理出院手续之后住进了医院给她安排的“家”。
“男家长”负责经营“话吧”
上街买电挑战独立主外
穆智是大家庭选出来的“男家长”，他是一名老大学毕业生，有文化，负责经营“家”里的“话吧”、打印社工作。“话吧”里有一台电脑，他平常没事的时候练习在电脑上敲字，虽然现在敲得还很慢，但是他相信很快自己就能熟练地掌握电脑。前两天，他还给自己买了部新手机。
居家过日子，到银行、邮局买电、交燃气费等等都是最常做的几件事，但是对于在精神病院住了18年的穆智来说，他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买电。为了做好“男家长”主外工作，他开始第一次尝试独立外出买电。
买电地点是在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海棠园与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隔了一条长长的水泥路，步行来回一趟需要四十来分钟。2月份刚来时，穆智跟着其他家人去买过一次，知道了买电的地点，也熟悉了基本流程。
第一次独自上街买电的穆智拿着装有购电卡和1000元现金的信封上路了。路上车辆、行人不多，穆智的步伐仍显得有些慢。住院18年，他的反应速度、行动能力难免退化，现在正努力一点点恢复。
走了约半小时，到了上庄供电所售电营业厅。大厅里有两个窗口，穆智稍稍迟疑了一下，朝着“缴费”窗口走过去，轻声问：“请问交电费是在这儿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从信封中掏出购电卡，递给营业员。
“我买950块钱的电。”穆智说。他记得白护士长说过，目前家里的电费由精防院承担，报销额度不能超过1000元，所以每次固定买950元的电。营业员告诉他，第一档0.48元/度的电已经用完了，只能买第二档，0.51元/度，并问要不要买？上次来买电交钱、刷卡就行了，因此这是穆智始料未及的。
“第一档没有了也没办法，反正总是要买的。”思索一阵后，穆智决定就买第二档的电。一分钟便办理好了，接过营业员递出的购电卡和找的50元钱，穆智小心地装回信封，放在裤兜里。临走时，穆智不忘对营业员说了声“谢谢”。
走出营业厅，穆智如释重负地笑了。“其实挺简单，以后就我自己来了。”穆智告诉记者。
穆智，东北人，1985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的一家仪表厂工作，两年后患精神分裂症住院，一住就是18年。他在仪表厂工作时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患病后北京的单身宿舍被拆迁。穆智至今未婚，在北京也没有亲人，老家父母已经去世，只剩一个妹妹，想回家但出院后无处可去。
最小家庭女成员管超市
进货卖东西算账一门灵
海棠园的第一个家庭成员是23岁的女孩悦悦，也是家庭中年龄最小的成员。悦悦脑子好使，被“家长”安排看超市卖东西，小姑娘现在进货、口捻账都一门灵。
今天早晨，悦悦梳洗完毕后，特别是被“女家长”打扮一番后，开始坐在“家”里开办的小超市里卖东西。今天护士长交给悦悦一个新的康复任务，让悦悦自己打电话给供货商给超市进货。
住院期间天生活泼的悦悦就天天吵着要回家，医院也认为悦悦病情稳定出院回家没问题。海棠园一建立，院里就安排悦悦到海棠园来生活。没想到一直吵着回家的悦悦听说要让她到一个陌生的家里去生活，死活不愿意来。最终医院只得答应先来试试，不习惯就接她回去。现在悦悦已经在海棠园生活了近两年，每当护士开玩笑说送她回医院，悦悦都赶紧说：“我表现多好啊，干吗送我回去？”
悦悦父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悦悦小时候父母离异，悦悦跟着父亲和奶奶生活。悦悦读初二时被确诊为精神分裂症，来到海棠园之前悦悦已经在精神病院关了3年多。但悦悦奶奶年迈、父亲有病，作为监护人的姑姑是一名公交车售票员，白天要上班，实在无力监护悦悦。
家庭女成员扫地帮厨
出游聚餐爱吃柿子椒
海棠园里有一名叫王英的女康复者，40多岁，梳着短发，身体已经明显发胖，是家庭的女成员。由于智力和情感已经开始退化，王英被安排在厨房里帮助择菜、扫地。
从记者早晨走进这个“家”，就发现王英总是低着头，谁说什么她也不搭茬儿，谁叫她干什么，她也只会用简单的“哎”或点点头来回应。大家开玩笑时王英也很少笑。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精神病患者的几个阶段是病情发作、长期封闭治疗社会功能和生活技能下降，情感退化最后完全变成废人再也无法回归社会和家庭。
来到海棠园后，王英碰到了她入住精神病院8年后的一件高兴事：出游聚餐下饭馆儿。由于“家长”精打细算过日子，海棠园的“家”里有了1000多元的结余。经院里同意，“家长”们决定带着家人组织一次春游，再下一次饭馆儿。那天医院给安排了一辆面包车，一家人到公园玩了一天，中午还在饭馆搞了一次家庭聚餐。这让平时胃口好的王英非常高兴。聚餐会上，“家长”让每个家庭成员点一个自己爱吃的菜。问到王英爱吃什么时，王英少有地抬起头说：“柿子椒。”记者采访时白护士长问王英：“你几年没吃过饭馆了？”王英道：“8年。”
王英家里有丈夫和孩子，但是王英在精神病院住院8年多，她的丈夫很少来看她，过年过节也从没有接她出去过。王英几乎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三名家庭男成员种菜
赶集卖菜和顾客砍价
赵丙志、大奎、刘琦，是大家庭中的3名男成员，都是50多岁。他们主要负责“家”里的小菜园。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去小菜园绑黄瓜架。每逢周五，是小牛坊村里的大集。除去看超市和“话吧”的人，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可以去赶集。芳姐等趁着集市上菜肉便宜，多买出家人几天内要吃的肉菜。家里的3名男成员则把菜地里吃不了的蔬菜拿到大集上出售，和其他菜农一样，他们也想把蔬菜卖个好价钱，多卖点。一来二去，他们已经能熟练地和顾客聊聊天，砍砍价。
家里超市、“话吧”、菜园的收入，院里全部返给家庭成员，“家长”根据每个人的出勤、劳动态度和对“家”里的贡献，把钱分给大家。
赵丙志：50岁未婚，20多年精神病史，住院9年。父母去世，家中还有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想回家但是哥哥不同意。
大奎：50多岁，家里有妻子、儿子，十几年精神病史，住院7年。想回家也可以回，但是妻子说为供孩子上大学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出租，妻子回娘家居住，大奎回家也没地方住，不同意接回。
刘琦：50多岁，住院8年，想回家也可以回，但是家人不同意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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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患者院外之家已建6个
2010年，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建起了第一个精神障碍患者院外之家——玫瑰园。2011年，医院又建立了海棠园、水仙园、长乐园等5个家。每个园的规模在15个人左右。每个“家”配备一名负责人，两名护士两三个志愿者。
据游秋萍副院长介绍，医院建“家”的模式是：由医院出钱承租房屋让办理了出院手续又不能回到自己家的康复者居住。住在郊区“家”里的康复者每人每月收取1100元的费用，住在城区的康复者由于房租比较贵，每月缴纳1500元的费用。其中510元作为康复者的伙食费，其余用于支付房租、水电燃气、志愿者补贴等费用，不够部分医院承担。康复患者承担的费用基本不高于住院期间的自费部分。康复者自行承担的费用有的是康复者用自己的退休费缴纳，有的由家庭或单位补贴，家庭困难的康复者由残联、街道等机构支付。
早期的“家”是由一名康复护士带着3名义工在“家”里照顾这些康复患者，后期就由康复患者自己从康复患者中选出自己的“家长”。康复者选择“家长”的标准主要是看有没有对家庭生活的规划和组织协调能力，自己能不能以身作则主动承担家庭事务等等。家长要能够组织召开家庭会议，家庭成员之间出现矛盾，要能够出面协调解决。“家长”由康复护士（负责人）提名，家庭成员举手表决通过。“家长”在负责人的指导下安排家庭生活。“家长”有权决定家庭事务的重大开销，根据家庭成员的表现给予奖励。“家长”定期改选、轮换，让每个康复患者都有机会通过当“家长”锻炼组织家庭生活的能力。
住在“家”里的康复者可以自由出入家门到街上活动，还可以到附近赶集买东西和街坊邻居聊天。康复患者之家每周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志愿者负责24小时陪伴康复者，护士负责按时安排康复者免费服药。观察康复者的情绪变化，发现康复者有情绪变化或者旧病复发的迹象及时报告医院收治。
对话院长
我不想让20岁的人老死在医院里
一天的体验之后，记者就创办精神病患者康复之家的初衷和目前遇到的困惑、困难采访了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
记者：当初是什么让您决定尝试建立精神病人的院外之家？
王诚：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在安定医院工作，亲眼看到了精神病患者的痛苦，只要家属不接病人十年二十年只能在封闭的精神病院里关着，甚至老死在精神病院里。你想象不到，有上千张床位的精神病院里，每个封闭的楼道里八九十个一样衣服、一样面孔的老年患者步履缓慢地来回溜达。他们中就有我年轻时医治过的患者。那时我就在想，这种状况不改变今天的年轻患者，就是明天封闭在病房里行动迟缓目光呆滞的疯老头。
后来我走上了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的领导岗位，正巧有个和意大利合作的项目组织我们到意大利去参观学习。意大利在1978年全面废除了大型精神病院，所有的精神病患者回到社区,有些还带着症状生活，效果非常好，对我的震撼也非常大。所以从2009年年底开始，我们开始尝试建立第一个精神病患者院外之家——玫瑰园，后来又陆续建成了海棠园、水仙园等5个园。
记者：目前遇到的困难和困惑是什么？
王诚：首先是观念的转变非常难。长期以来，社会各界都认为精神病人就应该关在精神病院里。患者不能回到社会，家属等等都觉得把病人关在医院里省心，不接受把病人接出医院。但是新的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患者实行自愿住院、出院，这种观念必须改变了。
再有社会接纳精神病康复者还有很大障碍。比如我们建“家”首先要在院外租房子，很多房主一听说要住精神残疾患者，第一反应就是一口拒绝。我们在承租第一个城区的患者之家时，曾经被拒绝过六七次。
记者：您认为这种院外之家应该是患者回家的中转站还是长期住所？
王诚：这种模式在香港被称为“中途宿舍”，就是精神病患者从医院到回归家庭的中转站。而意大利的“家”有三个功能：第一是患者从医院到回归家庭的过渡，第二是为那些确实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提供一个长期的居所，组建一个新的家庭，第三是精神病患者在出现轻微的精神病反复时，送回这种开放式机构，边生活边治疗。（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bjyouth.ynet.com/3.1/1306/03/8050740.html）上海尹慧敏被威胁送精神病院 女儿欠学费遭扣毕业证
上海尹慧敏的女儿今年应届毕业，由于母女两个人低保收入每月1140元（最近刚上调至1280元/两人每月）。前人均收入每月570元，既要生活支出，还要看病费用和上学费用，因为连年官司缠身，我已经十余年没有工作，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由于生活困难一直无力支付高额学费，学校已经8次催款。
长宁区法院自2005年6月判决我孩子的孩子抚养费直至今未执行给困难母女分文，两个人生活困难没有人管，为了学费问题本人已经多次跑到了教育部上访。
最近因为欠费问题，孩子所在的上海市XXXX学院不发毕业文凭给孩子，孩子被逼没能参加2013年6月21日学校的毕业典礼，我因为到长宁区法院催讨孩子抚养费，被多次非法关押，冷冻在长宁区法院刑事审判庭4111室超时12个小时，长宁区法院信访负债人（张枫）在2102调解室内多次威胁我称，欲将我送往上海长宁区精神卫生中心非法关押软禁，现孩子在家精神状况很差，求媒体呼吁和关注。
希望孩子学校尽快给孩子发放毕业文凭，好让孩子找工作就业还债，和还清欠学校的学费等。我本人身体极差，一身的骨关节病和心血管疾病需要医药费用，希望长宁区政府有关部门人道救助帮助我们母女度过眼前的难关。
上海尹慧敏
手机：15600040056
2013年7月5日维权人士赴精神病院商谈释放邢世库未果 家人呼吁关注
我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赵桂荣。2007年2月15日，我丈夫因职工待遇上访于2007年2月15日被政府信访官员强行囚禁至今。我因解救丈夫与家人团聚上访，被政府强行非法拘禁300余天（驻京办、拘留、北京黑监狱）。
2013年4月13日，访民辽宁省刘存宝、黑龙江佳木斯市马波、鸡西市恒山张振山、于清林、哈尔滨市王永昌和我一起到哈尔滨市道外区精神病院见我丈夫邢世库。
2013年4月14日上午，辽宁省刘存宝和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马波再次不辞辛苦地陪同我赶到道外区精神病院与院长刘会彬商谈关于放我丈夫邢世库自由与家人亲朋团聚等问题。据刘会彬介绍说：“你丈夫邢世库是道外区政府信访官员周立明于2007年3月16日“花钱”送进精神病院的，我们医院一直只对道外区政府官员周立明负责。作为邢世库的妻子你无权要求医院放你丈夫邢世库自由。只要道外区政府官员周立明“同意”放你丈夫邢世库回家，邢世库随时都可以自由回家。我可以电话替你找道外区政府官员周立明协商。”刘会彬随即用手机给周立明打了电话，周立明在电话里让刘会彬留下我的联系电话：18604506233，同时承诺刘会彬和我“等待两天就给解决我们夫妻的信访诉求和放我丈夫邢世库回家。”事后，我数次联系道外区政府将经贸局的相关责任人，都无回音。可见这又是一场骗局。
哈尔滨赵桂荣的联系电话：18604506233
2013-6
邢世库
维权人在精神病院内
信访官员周立明苏州中学教师潘露被送精神病院事件始末
潘露，一位普普通通的苏州中学的教师，因准备祭奠林昭而被当地派出所非法传唤，因要求有关方面给个说法不成而绝食，因绝食而被强行送进精神病达八天！出院后，被停止一线教师工作，目前在二线校史馆里做校史编辑工作。
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中共党员，他是如何“觉醒”的呢?据他的文章介绍：
“我，潘露，男，34周岁，目前为江苏省苏州中学地理教师，身份证号：321023XXXXXXXX0433，电话13151170867，QQ790425441，曾任教高中地理学科选、必修科目和部分校本教材的选修学科。2012年2月左右，我在网络上偶然看到有关秦永敏的《和平宪章》和唐荆陵的《公民不合作运动》，这两位先生稳妥的政治理念与和平的转型思路和我的“理想国”十分相似，于是我从中吸取了大量营养，也准备在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之际）举牌“拥护十八大，支持政体改革”，即便是这样的口号，也被学校派到上海被出差去了，巧合的是我在上海碰上了谢丹和张汝隽一行，为此我们谈论2012年12月16日为林昭过生日的事情。于是在我的召集和联络下，当天共有全国50多名网友祭奠了林昭诞辰80周年。”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出问题了，这是很多包括体制内的人士都很清楚的，但是作为教师这种游离于“既得利益集团”边缘的潘露站出来直接跟体制叫板，其风险就是有可能远离既得利益！潘露义无反顾的站出来了，就这点笔者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文章继续写道：“事后，我们苏州本地的几位召集人（潘露）和参与者（袁雪成、顾志坚、戈觉平、吴其和、金鹰、王建和陈瑜等人）就全部被苏州市公安局吴中分局以“非法集会”为由传唤至木渎和藏书派出所，其中顾志坚整整被传唤了26个小时。
虽然2012—2013年的中共党政交接过程在风雨飘摇中涉险过关，但是高压维稳的态势并没有减退的意思。于是2013年4月29日是林昭女士的罹难日，便成了我的受难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据我所知，我和其他苏州朋友并没有组织、召集。全国各地的网友都是自由自发来灵岩山看往这位自由女神墓地的。我潘露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
当林昭的事迹公诸于世后，作为林昭安葬地的江苏省苏州市木渎镇就成了追求自由、民主的“民主爱好者”的朝圣之地！特别是每年的4.29，林昭的罹难日，全国各地的朋友默默的来到这里缅怀“自由女神”，这是无需任何人组织和召集的！直到永远。
潘露，作为林昭母校的教师，有“民主爱好者”来祭奠林昭，其出面略尽地主之谊再天经地义不过了，而这却给他带来了无尽的麻烦。
他写道：“我的故事要从4.26开始，那天上午我正在学校上班，接到“老朋友”费警官的电话。苏州公安局姑苏分局国保费警官和泰南苑社区民警陈志刚在单位门口等我，于是我下楼进车。
问题翻来覆去就两个：一是“4.29”你要不要去灵岩山祭扫林昭墓？二是你潘露老师要不要组织“4.29”活动？得到的答案当然是不晓得，不知道。“4.29还有几天，我怎么知道”。
随后两天就这样过去了，费警官很辛苦的天天守在车里蹲点在我们学校门口。一直到28日上午，我接到交往多年的网友的电话，准备共进晚餐。哪知道，一出校门就开始闯关活动。
我带着自己刚刚七岁大的儿子冲出校门，校门口有两名便衣辅警先加以阻拦，我和儿子摆脱了控制后登上了去往灵岩山（他们的宾馆在木渎严家花园附件，靠近灵岩山）的游四路公交车。到了游四路终点站灵岩山（木渎严家花园）时，苏州国保费警官和另外一名干警已经在等我了。而和我相约见面共进晚餐的朋友还没有来，费警官提醒让我上车跟他们走，并且牢牢的抓住了我的手臂，我拒绝了这种无理要求，费看拿我没办法，就打起我7岁儿子的主意，连哄带骗让我儿子坐进了国保公车的副驾驶位置。我又让儿子出来，时间一点一点过去，围观的人群也越来越多。
国保费警官看情形顶不住了，就打电话找来我居住地辖区苏州市姑苏区胥江路派出所的一辆警车，出动了5名警力，加之前面的3名，共有8名警力要将我强迫押进警车。但是我仍然不肯上车，天色渐晚，两位朋友（事后短信留言才知道他们已在旁观）也到达了车站，孩子实在饿的不行了，我才勉强上了车，车子从灵岩山开到了胥江路派出所，所里的陈警官买了两碗馄饨给我们吃，吃完后大约7点30分回到了家里。
19点30分到家后（我家离胥江所只有百米距离），我立马上网和几位苏州本地的朋友商量如何接待“4.29”的专程到苏纪念林昭的各路朋友，正在和朋友们商量方案的时候，楼下传来了门铃声，带头是一位党内秘密警察（姓氏忘了），穿着便衣，还不肯出示警官证，手里拿着一张传唤证，具体内容如下：苏州市公安局传唤证直公（国）传唤字【2013】001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兹传唤涉嫌非法集会罪的犯罪嫌疑人潘露（性别男，出生日期1979年5月1日，住址苏州市姑苏区XX苑XX幢XX室）于2013年4月28日19时到苏州市姑苏区公安分局接受讯问，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的，可以依法拘传。落款是苏州市公安局直属分局，2013年4月28日。
看到这样的传唤证，我算是开了眼界，当时我就驳得他们（5人）哑口无言，苏州警方太有创造力了，4.29还没到，4.28晚就采取行动抓人（因为可能去参加4.29集会），这在逻辑上叫悖论，对未知的事情，我们是无权下结论的。但是苏州警方却很神奇的上演一次时空倒置，是非常令人敬佩的。
由于只有儿子和我在家，我们一直等到我前妻回家接班接管小孩，我才跟着5位警力去胥江所，到达所里时间已经是22点30分，然后就是连夜的突击审讯，本来就没有发生的事情，我哪有什么事件和证据告之他们，所以第一轮爆出了零口供的尴尬局面，在党内秘密警察审讯我时，我不止一次的提醒我有精神分裂症的医学证明和中共党员的身份，请对方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可惜这样的环节并没有得到对手重视，当然对审讯监控摄像的选择性失明是国保们逼供的拿手好戏。
到了第二轮，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不知姓氏的国保顶不住回去休息了，留下胥江所小林警官和我拉家常，好不容易完成了2页不到的口供，看得我都不好意思画押，明明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嘛！
“4.29”凌晨3点，审讯终于结束了，小林也顶不住了，去楼上值班室睡大觉了。而我被关押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里，有三个冰冷的审讯室和一个卫生间，在这里唯一能够碰到的生物就是几位辅警了，他们居住在一个叫接待室的地方。唯一的沙发被一位年事已高的辅警占有之，我只好在第三审讯室冰冷的地板上猥琐、无助的待到天亮。
他们没有打我，但是使用的是冷暴力，失去自由24小时对我来说就是暴力！
彻夜未眠，一直在想，“4.29”的灵岩山上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是人民战争海洋？还是党内秘密警察的最后盛宴？我，潘露，好不容易熬到了“4.29”天亮日出，9点后所里来了蔡指导员和党内秘密警察林警官，他们一起把我疲倦的身体唤进了第三审讯室，这次不错，胥江所的蔡指导给我买了大饼油条，还好没饿着。而林姓党内秘密警察似乎对“4.29”凌晨的口供不太满意，他又问了一遍具体情况，更改了为数不多的口供，签字画押。上午11点，他拿出搜查证，要求上我家进行红卫兵式抄家，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如果当时我手中有刀子，我肯定选择做一回杨佳。考虑到还有父母子女，我答应12点午饭后去我家搜查。
午饭后，这次又是5名警力参与，由胥江所的王斌小干警拿着摄像机拍摄全程，还有社区阿姨作证我下面的行为和举动都为真正的事实。林姓党内秘密警察和若干警务人员进入我家之后，并没有多浪费时间进行地毯式扫荡，他们直奔北书房，搜走了笔记本电脑一台、印有我姓名潘露的U盘一只、印有“公民先驱、自由之魂”的横幅一条（准备”4.29“献给林昭的）、最后是一包公民徽章（共77枚）。在如何处理公民徽章的时候，双方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以至于我在以生命捍卫准备跳楼的情况下，苏州党内秘密警察留下了最后一只徽章给我。在此我发表声明，如果日后任何党内秘密警察想解下我胸口的“公民”徽章，请用生命的代价来换，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接下来的时间，已经是垃圾时间了，10公里外灵岩山悼念林昭的人想必已经前仆后继，而我等坐在冰冷的审讯室里，跟代表体制内的党内秘密警察拉起了家常，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到了晚上8点半，林姓党内秘密警察想必接到了上级的通知，让我在各种所谓"口供"和"文件"上签字画押，而我再一次被迫留下手印、指纹和DNA，才被释放回家。
今年的”4.29“必定成为我成长的一部分，待他日灵岩山上乌云散去，迎来万丈光芒，那是属于林昭的荣耀，也是属于我潘露对圣女的一丝敬畏之心。”
随后的几天里潘露一直悲愤难禁长时间失眠，情绪因此失控，坚决要求苏州公安局有关方面为他作为苏州中学教师纪念该校学生林昭而抓捕他向他道歉。
5月7日，潘露老师在学校里激动地要求自己所尊敬的顾志坚、袁雪成、王建、唐吉田、唐荆陵、秦永敏前来为他作见证，要求苏州公安局有关方面做出道歉，顾志坚当场赶去，要求苏州公安局有关方面前来做出道歉，遭到当局拒绝，并且很快就把他赶了出来。
随后，当地民主义士吴其和等人赶到现场声援，上午10:20，当地国宝对他们说，要和他们一起谈谈。
5月8日，潘露的父母，曾经上山下乡过，对政治充满无限恐惧的“知识青年”在无限的政治恐惧中把潘露送进了当地精神病院——苏州市广济医院6病楼3区。
在精神病院，潘露被强行吃下各种药物！按潘露的说法：“药我全吃了，那又怎样，我的精神力量仍然非常强大。”
潘露在精神病院被关8天，于5月16出院，出院证明上是：复发狂躁症。
在他们眼中，也许只有逆来顺受的臣民才算是“正常人”，任何对社会不满，对现行体制说三道四的人都是“精神病”！他们死抱腐朽落后的政治体制不放，冻结政治体制改革，而那些急于想改变现状的人自然就成了狂躁症病人了，很多还是复发的！
编辑、整理：《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李其刚
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