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从湖南常宁市委宣传部获悉，2月12日，常宁一名精神病患者持刀砍向邻居，导致1人死亡3人受伤，死者为一名5岁儿童。
新京报记者获取到两段视频，一段视频显示，一条石板路上有大片血迹。另一段视频中，一名男子上半身缠着绳子被人拽走，男子脸部、手部有血迹，后方有多人跟随。
据常宁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视频中的男子是精神病患者廖某某(男，汉族，29岁，白沙镇中洲居委会居民)，2月12日17时28分，其在白沙镇中洲街突然持刀砍向邻居导致1死3伤，死者为5岁儿童。目前，廖某某已被公安机关控制，3名伤者经抢救后生命体征平稳。
（来源：新京报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8/02/13/476336.html 2018-02-13）
·周一（19日）将军澳广明苑21岁女学生张明霞，被其46岁母亲发现倒毙单位内，单位内血迹斑斑，母报警求助，惜张明霞返魂乏术。警方一度将案列谋杀案，东九龙重案组调查后，将案件列尸体发现，将循死者精神、社交及财政等方面调查。据了解，女死者张明霞疑有精神病纪录，她自去年12月起，未有前往覆诊。
·华员会社会工作主任职系分会主席梁建雄指出，精神病患者「甩症」情况严重，仅部分严重精神病个案由院方个案经理跟进，其余有由家人及社工协助。而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教授陈友凯表示，有患者需持续接受相关治疗及服药，家人应该多支持鼓励。
严重精神病个案 由院方个案经理跟进
华员会社会工作主任职系分会主席梁建雄表示，精神科医生认为严重及需要跟进的个案，会由医院个案经理跟进，一旦病人未有覆诊人员便会了解。现时大部分的精神病个案，均是无院方跟进，有时需由家人及社工协助，或转至小区精神健康中心由社工帮忙。
精神病患者「甩症」情况严重
梁建雄续指，亦非所有「甩症」的病人有专人协助，而精神病患者「甩症」情况严重，患者可能觉得自己已康复、可以处理自身问题，于是拒绝覆诊。有精神病患者需长期服药控制病情，有患者会认为「难断尾」而受困扰。
「（精神病患者）好似有心理黑洞咁，情绪好似波浪咁冚埋嚟，就无办法抵抗！」虽然治疗慢慢长路，梁指患者不应「断药」及拒绝覆诊，他指据业界人士接触个案及观察，不少稳定按时服药的患者，他们的自杀倾向相对低。
家人多鼓励患者 向医管局及精神健康中心求助
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教授陈友凯表示，大部分精神病患者有复发倾向，因此患者需要持续接受相关治疗及服药。至于家人可以多鼓励患者。
如果市民怀疑自己受精神问题困扰，可以致电医管局24小时热线求助，包括思觉失调服务计划 (EASY)， 查询及转介热线为 2928 3283。另外，如果事主情况不太紧急，亦可以向18区的社会精神健康中心求助，询问及由社工提供意见。
（来源：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161711 2018-02-21）
伊丽莎白·珍·寇克恩（笔名奈莉·布莱(Nellie Bly)）是一名美国传奇记者，为了了解边缘社会的一角，她潜入了黑井岛精神病院卧底十天。其实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的日常往往意想不到的黑暗……
文／奈莉·布莱 Nellie Bly 译／黄意雯
九月二十二日，《世界报》问我，是否愿意为了写一篇有关精神疗养院如何治疗病患，以及病院管理方式等内容的详实报导，住进纽约任何一所精神疗养院？
报社问我是否认为自己的勇气足以熬过这趟任务的磨难？我对精神异常者特征的揣摩程度，能否骗过医生，而且还能在院里融入其他病患，住上一周，又不被院方发现我其实是个潜入院中记录真相的卧底记者？
我相信我可以。我对于自己的演技有信心，自认能佯装到完成任务为止。我能否在黑井岛上的精神疗养院内住上一周？我说我可以，也愿意这么做。
报社给我的指示非常简单，只要我自觉已准备好，就可开始进行。我只需忠实记录自己遭遇的一切；在踏进疗养院高墙之后，我得发掘这个机构的内部运作方式，将之纪录下来。这些运作方式过去一向被头戴白帽的护士巧妙地对外隐瞒，或是被门闩与铁栏遮蔽，真相通常不为外界大众所知。
「报社不是要妳进去后以骇人听闻的耸动论调揭发院中内幕。妳只需如实纪录所见所闻，不论好坏，对这个机构是要赞美或批评，全由妳自己决定。全数如实记录就对了。不过，妳嘴边老是挂着微笑，我比较担心这一点。」编辑这么说。
「我会收起微笑。」语毕，我随即离开报社，准备执行这趟棘手且艰困的任务。
如果我成功潜入我一点都不希望进去的精神疗养院，我不知道院内除了平淡的生活琐事之外，还会有那些遭遇。我不认为这样的机构内会有管理不当或什么残忍的行径。
我一直想知道精神疗养院内的生活究竟是何等情境，希望能确知那些精神失常者，那些无助的上帝子民，都能得到妥善的照护和关怀。我曾耳闻有些精神疗养院会凌虐病患，但我认为那不过是夸大之辞或虚构之事。然而，我心中还是暗自希望能了解院内的真实状况。
一想到这些精神异常者完全被机构管理者掌控，我不禁暗自心惊。只要院方有意刁难，病患就算有再多眼泪与恳求，也都无法重获自由。我急切地接下这个能让我了解黑井岛精神疗养院内运作方式的任务。
「一旦我成功混进去，你打算怎么把我弄出来？」我问报社编辑。
「我还不知道。不过，一旦我们说明妳的身分和妳装疯进入疗养院的目的，就有办法救妳出来。不过妳得先进得去才行。」
对于能否骗过精神疾病专家，顺利住进疗养院，我只有丁点儿信心，但我想报社编辑就更少了。
这趟任务的前期准备全得由我自行规画，唯独一事我和报社已事先决定，那就是我将以娜莉．布朗（Nellie Brown）为化名进行任务。这个化名的缩写和我的真名相同，除了方便编辑追查我的行踪，也能让他协助我摆脱可能遭遇的麻烦和危险。
病患要进入疗养院有多种方法，但我一个也不知道。不过，如下两个途径我打算择一实行，一是我在友人家中装疯，然后由两位合格医师证明我需要入院；二是利用治安法庭达成目的。
几经思量后，我想，惊动朋友或是利用好心的医师来达成目的都不是上策。此外，为了让我顺利进入疗养院，我的友人还得装穷。不幸的是，仔细一想，我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我实在没几个熟人需要为生活挣扎。因此，我最后拟定了通盘计划，将佯装成穷困、精神失常的不幸女子，不论随之而来的结果多么难以忍受，我也绝不逃避。
在佯装病患入住期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也眼见、耳闻到诸多施加在这群无助的人身上的所谓「疗法」；不过，我很快就被报社营救出去。
离开疗养院那时，我的情绪是欣喜与遗憾参半的。欣喜是因为我有幸能再次呼吸到天堂般的自由气息；遗憾则是因为我未能带着某些和我共同生活、一起受苦的不幸女子离开。我深信，她们不论是与现在或当时的我相较，神智都和我一样正常。
但在此容我先说明一件事：打从我住进疗养院那一刻起，就没打算继续佯装精神失常。奇怪的是，我的言行举止越是寻常，所有专家就认定我的精神越是有异— 唯独一位医生除外。他的视病犹亲与温和有礼，我会铭记在心。
（来源：ET新闻云 https://www.ettoday.net/dalemon/post/34065 2018-03-07）
【民生观察2018年2月25日消息】今天下午，重庆不同政见者刘刚致电本网观察员说，今天重庆荣昌区国保和网监警察再次找到他，威胁会将他再次关进精神病院整治。
据刘刚介绍，他是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年轻人，他希望自己拥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他反对政权垄断、新闻封锁，他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制度，所以他常年翻墙浏览国际媒体，但是他却因此被重庆荣昌国保多次传唤及关进精神病院整肃。
如2004年还在上中学的他，经过联系收到了美国之音寄来的宣传品，因这件事被重庆荣昌县国宝约谈，高三下学期正值高考的冲刺期，他被就读的荣昌安富中学给开除了；2008年11月，刘刚在网上转发了“九评共产党”“中国策划暴力转嫁危机”的消息，被重庆荣昌公安局行政拘留七天，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
2009年初，刘刚因为重庆荣昌公安局囯保大队行政拘留一事去县政府信访办上访，结果被信访办的向主任通知了国保队，县国保大队的雷天明、杨恩培、颜春和安富派出所的郑益民及沙河村干部刘国成强制把他送入荣昌医院精神科迫害两个月多月，刘刚说“在荣昌永荣医院精神科被强制住院期间吃得很差，那饭菜就跟猪食差不多，天天都是白萝卜，而且还用绳子绑着，每天早晚都被强迫吃药 ，在里面无耻的医生尹和护士艾奇贵给我注射了很多破坏人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害得我差点虚脱而死。”。送进去的时候恰逢农历腊月二十几了，所以导致刘刚春节也在荣昌永荣医院精神科里度过。刘刚说是政府部门用欺骗和胁迫的方法逼他姑姑签字的，关押两个多月后，身体虚弱到难以支撑了，当地政府和警方才通知刘刚的姑姑和爸爸把他接了出来。
2009年刘刚从永荣医院精神科出院后，在安富调养身体期间，正值南京大学教授郭泉组建新民党被抓时期，刘刚因在网上声援郭泉，南京国安局的人专门到安富找他约谈了一次 。2010年3月3日,刘刚在网上看到“有黑恶势力斥巨资雇凶杀王立军”的消息后，就到重庆人民广场用公共电话打110询问，是否真有此事。刘刚说“我就用公话打110询问这件事。结果说来说去就变成我要杀王立军了”。就因为这句话，当天晚上，他在学田湾的一家网吧上网时，被渝中区分局警察张伟等人抓住。被带到大溪沟派出所做笔录，又被送进李子坝看守所羁押了一个月，涉嫌的罪名是“散布恐怖信息罪”。至4月3日晚上，又被送到六甸子拘留所关了5天。2010年4月9日,刘刚被送到西山坪九大队劳教两年，罪名是“扰乱社会秩序”。到7月8日，他通过保外就医，才得以离开西山坪。
离开看守所，刘刚来到父母打工地广州，养身其间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了他所遭遇的一切迫害，并在网上发布了出来，这个举动触动了重庆警方的神经，他们不远千里南下广州抓捕刘刚。刘刚说“2010年秋，重庆渝中区公安分局刑警支队的熊警官等四人来到广州番禺区，他们逼着我父母二老签的字，然后就把我强制带回了重庆，送进了解放军324医院精神科关了三个多月，出来时也是腊月二十几了。” 在324医院，没打针，只是早晚吃药！里面的伙食比荣昌好点！ ”出院后并没有获得自由，他又被荣昌安富派出所的陈安东警官强制送入永荣医院精神科折磨两个多月，过完年后，安富镇政府的两个工作人员叫上刘刚的姑妈才把他从医院里接了出来。
2013年5月末，因“六·四”纪念日将近，刘刚在微博上号召大家在六四那天学王立军去闯各地美国驻华使领馆鸣冤，结果于30日晚，广州番禺区国保大队联同石基镇派出所突然闯入到刘刚居住的位于石基官南永工业区的出租屋，将正在上网的刘刚强制带到了石基派出所，并剪断网线。逼迫其母亲签字，他被再次送入精神病院。
2017年7月15日，重庆市荣昌派出所的郑国刚（音）谢玉强（音）以及一名政府管财务的张姓人员等三人，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刘刚的租住地找到他，说他在又在网上说错了话，之后就把他从广州番禺绑架回重庆荣昌，而后就直接送进了荣昌精神病院关押了5个多月，时间是从2017年7月15日开始，一直关押到2017年12月29日。
今天（2018年2月25日）重庆荣昌区国保和网监警察再次找到他，威胁会将他再次关进精神病院整治，理由是刘刚近期又多次翻墙浏览境外网站。目前，刘刚非常害怕，他已经不敢留在自己的家中，生怕警察再次将他关进精神病院折磨。
重庆市荣昌区异议人士刘刚联系电话：15215162002；重庆荣昌国保公安局国保支队长雷天明手机：13983970975 座机：023 46736002；荣昌网监支队长刘潜手机：18623036627；重庆荣昌安富派出所监管刘刚警员电话：17338114461。
相关报道：重庆荣昌“被精神病”者刘刚访谈实录
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liuqi/2018/0125/16964.html
一、行走在老路上的“新时代”
2017年是中国社会变化值得特别关注的一年，原因在于中共十九大宣布中国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究竟进入了什么样一个“新时代”？这当然是中国公民们与世界关切的问题。虽然官方罗列了大量他们自诩的“新”，但真正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中国公民的亲身感受，而中国公民对自身权利增减与权利轻重，应该是所有感受中最强烈与明确的。对此，近年来从709对律师团体大抓捕，到对维权领军人物黄琦、刘飞跃等拘捕与超期羁押，显示中国公民在权利上被进一步剥夺的现实。而广受世界瞩目的，“民生观察”多年来长期跟踪关注研究的，中国人权状况重要衡量指标的中国人精神健康与“被精神病”问题，在2017年的真实状况，理应成为测量中共当局“新时代”的重要量器。所以，对2017年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的研究具有厘清中共“新时代”真伪的指标性意义。
中国人精神健康与人权问题包含范围较广，而“被精神病”问题是其中最核心与最集中的问题，所以，研究“被精神病”就是对中国人精神健康与人权的精准剖析。
所谓“被精神病”，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与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力的人与单位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本研究报告意在测评中国精神健康方面人权问题，所以着重研究公权力制造“被精神病”问题。
中共在大陆夺得政权以来，相当长时期将人权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予以批判，对公民精神健康与人权更是漠视。直到文革灾难后，中共上层一些开明人士才认识到人权的问题，而提出了推进法治与保护人权的主张，然而，1989年中共当局对爱国民主运动屠杀后，“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政治最高原则。虽然后来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但在现实的维稳体制下，人权成为权力无视与践踏的对象。而“被精神病”正是权力践踏人权的一个方面。
2013年5月1日，虽然中国人大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该收治者不收治，不该收治者却被强制收治。"的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并且随着权力的个体与部门私利化趋势日益加剧，精神领域这两种问题也日益严重。
因该收治而没有收治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据人民网7月25日报道：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相关统计数据，仅2017年以来，与“精神病伤人”相关的新闻报道达10205篇，与“精神病砍人”相关的有3001篇，与“精神病杀人”相关的有23399篇，相关案例在舆论场上传播甚广，不时挑动公众的神经。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世界范围内每4个精神疾病患者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其中重症病患1600万，登记在册的严重性精神病障碍患者超过了510万。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重性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成为社会公共安全的潜在危害者。另据媒体报道，在过去几年，每年与精神病人相关案件都超过1万件，其中1/3是严重暴力案件。
（来源：人民网 http://www.sohu.com/a/159824162_570248 2017-07-25）
由上可见，该收治不收治固然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但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及其相应造成的危害，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对于“不该收治的被收治”即“被精神病”问题，中国大陆在2017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四年后没有任何实质性改善。下面本报告从法制建设、“被精神病”惨剧、局限于民告民范围的个案维权等等方面所展开的分析，可以看出，2017年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问题依然沿袭在过往老路上，完全没有任何走向法治文明的“新时代”的气息。
二、有关精神病的法律法规急待配套、明细、完善
2017年中国当局在落实《精神卫生法》上乏善可陈，既没有对《精神卫生法》在各地实施进行什么实质性的督察，也没有对相关法规在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研讨、修改、补充、完善。纵观《精神卫生法》从2012年12月26日通过并颁布而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只在2015年10月-11月，国家卫计委开展过对部分地方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外，再无其他检查督导落实活动。
由于中国司法的权力工具化特点，没有独立的社会监督机制，而权力自身又不进行针对性的司法检查，因此《精神卫生法》落实情况就大打折扣。原本存在的一些如强制医疗问题，没有因为《精神卫生法》出台而得到有效扼制，社会一如既往地产生出大量侵害人权的“被精神病”事件。
在世界不断关注中国“被精神病”问题下，一些被精神病案例陆续被媒体披露出来，面对舆论压力与当事人奋起维权抗争。2017年中国一些地方检察机构继续尝试性推出“强制医疗机构派驻检察室”工作。据《中国青年报》中《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江苏模式”》报道（http://zqb.cyol.com/html/2017-10/24/nw.D110000zgqnb_20171024_1-06.htm）：
2017年5月，徐州市云龙区人民检察院在东方人民医院设立检察室，这是江苏首家强制医疗执行监督检察室。记者在该检察室看到，联席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建档统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信息通报制度以及工作例会、培训学习等9项制度均上墙公示。据检察驻院检察官介绍：“每周至少两天有专人在检察室开展工作，每季度还召集公安机关、医院，就强制医疗执行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进行商讨。”
据参与驻院监督工作的多名检察官从现实经验而对强制医疗情况呼吁立法，提出进一步完善强制医疗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强制医疗交付执行机制、协调配合衔接机制、医疗机构的条件、监护责任划分、医疗费用的保障、强制医疗检察监督的方式方法等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以解决实践中强制医疗执行操作性差、协调配合衔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同时，要加强强制医疗检察监督力度，以及妥善解决强制医疗的经费问题。
可见，为避免在强制医疗中造成人权被侵害的事件，中共当局体制内人士也不得承认现《精神卫生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所以，进一步明确与完善相应的法律，如新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由谁负责执行”这一问题尚未作出明确规定，而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无相对应的内容，仅规定在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前，公安机关对申请强制医疗人采取临时保护性约束措施，等等。如此法律上的不明细，配套法规的不健全，自然导致现实操作中要么无法可循，要么枉法胡为。所以，中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四年后，急需作出结合实施过程发现的问题的修改完善，并将相应的配套法规健全。然而，在已过的2017年中，中国当局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积极性回应。
三、2017年中国大地上演的各种“被精神病”惨剧
2017年中国当局在精神领域法规建设上的无所作为，自然反映在“被精神病”问题上的一如既往。在这一个中，中国大地反复上演出各种践踏人权挑战人类底线的“被精神病”惨剧。
1、继续在维稳体制下制造新的“被精神病”
自“八九六四”屠杀之后，中国当局祭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刀，对社会一切被权力视作不稳定的因素肆意镇压。多年来因权利被侵害而上访维权群体，就成为了各侵权机构眼中的不稳定，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迫害就层出不穷，而将上访维权者关入精神病院就成为了各地权力部门的惯用手段。虽然，多年来民生观察及一些人权机构与媒体对此持续关注，跟踪揭露，但中国当局仍然我行我素，一如既往地大肆以“被精神病”来迫害上访民众，制造出各种骇人听闻的侵权事件。2017年虽然在中国《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四年后，中共对外宣称要依法治国下，中国大地依然持续上演着各种新的“被精神病”事件。
如，1月4日，于2016年10月失踪的重庆市合川区上访维权者邓光英，在妹妹邓小利多方追寻下，最终确定她被关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邓小利说“1月4日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见到姐姐，她被被强制喂药。护士发现我后就把我赶走，还说有警方出具证明才可以会见，之后就再不让家属见面。我找到合川区土场镇派出所要求警方出具证明，遭到拒绝。”中国传统春节，警方也没有释放她回家与家人团聚。正月初八，邓光英的父亲偷偷前往医院探视得知，除了吃药外，现在已经给她开始打针，具体要被“治疗”到何时，邓光英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看警方的意思，估计要到两会结束才能放她！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siqi/2017/0307/15571.html）
5月10日，山东滕州市参战幸存老兵李自成、王延国二人冲破地方政府的层层围追堵截到达北京。在11日8点多钟到中央军委信访局刷了身份证后，正在等待接访，被滕州市善南街道及大坞镇政府的官员们找到强行带回家。22日善南街道主要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调集警力，把一个无依无靠的参战幸存老兵李自成强行押到车上送往济宁岱庄精神病院迫害。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yiqi/2017/0910/16403.html）
6月17日江苏高圩村村民张洪友应宿迁市宿豫区大兴镇书记王进之约到镇派出所谈拆迁补偿问题，结果忽然被蒙住眼睛，捆住手脚，绑架到宿迁市第三医院（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到精神病院后他手脚都已麻木，手勒得发紫，但大夫并没有同情他，也没有听他解释，而是像对待其他精神病人一样对他进行各种各样的强制治疗，连续捆绑他几天几夜，期间给他灌精神病人吃的药。几天后，他家人听说他被送到精神病院，到医院探视并强烈要求接他出院，医院却以各种理由刁难。为了救他出来，他家人拼命找人托关系。最终，张洪友在当地政府的息诉罢访协议书上签字后才于7月4日下午获得自由。就这样被强制治疗17天，医院仍不能确定他有没有精神病，也没有给他诊断证明和病历。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yiqi/2017/0910/16401.html）
十九大前：广西梧州李先生来电，说到他在十九大前夕被当局关入精神病院，理由仅仅是为保证十九大的政治安全。李先生去年因上访而被关进看守所，而这次他什么都未做，只是被当局预防性措施先抓起来，怕他在共产党开会期间乱说乱动，公安部门告诉他，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再进看守所，二是进精神病院。于是他就被精神病了。（来源：自由亚洲 http://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teahouse/callin-12222017074841.html 2017-12-22）
2、先拘留再“被精神病”
中国当局以“被精神病”来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已经到了赤裸裸的地步，依照有关法律，如果真是精神病人，那应该通过相关程序送入精神病院，而不能采取拘留或判刑等方式，然而，中国警方却完全无视这种基本的法理常识，公然将上访维权者先拘留再关入精神病院。这种既采取刑事处罚又施以“被精神病”的方式，显示着警方完全知道上访维权者精神正常，而将他们关入精神病院则完全是基于维稳借口下的打击迫害。
2017年2月24日下午大连维权人士盛兰富到北京丰台区检察院查询自己举报被刑拘期间遭警察殴打虐待案的处理结果，后被警察交给大连警方押回。随后被大连警方先拘留10天，紧接着就被送进精神病院15天。盛兰富说：“这都是安排好的，在我没出来之前就安排好了，到医院后他们叫大夫出来谈了一会，就强行将我送到3号楼五楼五病房，进去之后，就是打针吃药，一间房住四五个人，有人不吃药他们就按住强灌，非常吵闹，无法休息”。“早晚吃两次药，开始我也不吃药，但是他们强行往嘴里灌药，几次之后没有办法，就只有自己吃了”。“ 具体吃的什么药不知道，医生不告诉我，只说是调节情绪的药”。 “吃了药后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后来的状态就感觉到很焦虑”。“也看不出是什么药，吃药是一个原因 ，但我感觉这是一种精神迫害”。 最后“是我姐姐找到派出所要求放人，我在里面也多次要求，因为是派出所强行送进去的，家属同不同意都无所谓，在我们要求下才放的，不然还会一直关” ，“出来后也没有给任何病历和鉴定，只有我姐姐说在病历上看到是按妄想症对我进行治疗”。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51.html）
2017年2月22日上海网络政论作家任迺俊被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闵行区看守所，于5月16日以“不构成刑事处罚标准”获释。但是，任迺俊没有真正获得释放，而是被转移到了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病医院）继续关押。5月17日，家属向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申请并作出承诺；5月19日中午，任迺俊才从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回到家中。
（来源：维权网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7/05/6_22.html 2017-5-22）
3、先“被精神病”后拘捕判刑
中共当局为达到打击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的目的，常将一些维权人士先以“被精神”关押控制，然后再罗织罪状，将“被精神病”者施以拘捕甚至判刑。这种极其违背法理（要么是精神病而免于刑责，要么是正常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不应该先是精神病，而后又当作正常人处以刑法）、践踏人权的行径，充分显示出中共当局镇压异己的不择手段。
案例一、四川维权人士陈明燕被关精神病院七个月后以破坏法律实施罪批捕
2017年5月16日，四川雅安市访民陈明燕被雅安市雨城区检察院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为由批准逮捕，现羁押于雅安市看守所。
知情人表示，陈明燕5月16日陪同河南常伯阳律师到雅安市汉源县检察院调阅天网义工姜成芬案卷，途中车辆被大批特警拦截包围，陈明燕和另一访民李历被带走，第二天陈明燕家属收到了批捕通知书。警方透露，批捕她的理由是违法取监视居住规定，已送到雅安市看守所羁押。
2012年3月，陈明燕再次带女儿到北京上访，被带回地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羁押94天。期间，雨城区公安分局聘请人员给陈明燕作了精神疾病鉴定，鉴定结果为陈明燕患有偏执型精神分裂症。在被非法羁押94天后，警方将她送到精神病医院关押长达7个月之久。
离开精神病院后陈明燕又开始维权，2015年，国宝骗她去派出所谈诉求时强行将她的手机扣押。因为之前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全民起诉江泽民的图片被发现，被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罪名非法羁押，同年底，雨城区分局决定将其执行监视居住。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baqi/2017/0608/15964.html）
案例二、江苏访民刘永芳被两次关精神病院后遭法院逮捕
2017年5月3日下午，刘永芳因一亩多地的土地确权问题和宅基地被抢占的事由到国土资源部上访，在国土资源部被镇干部陈军，大队书记宋友华及村长芦留带回，在没通知其家属的情况下再次被送到淮安精神病院。
第7天的晚上，刘永芳偷偷打电话告诉丈夫，她被关在淮安精神病院七病区七楼，村干部和派出所交5000元住院费。她的丈夫与第二天上午8点半到达淮安精神病院，要求见刘永芳遭到院方拒绝，韦林林医生反问你怎么知道她在这。5月10日，经涟水县法院批准，涟水县公安局将刘永芳执行逮捕，至今羁押于淮安市看守所。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baqi/2017/0608/15965.html）
4、残酷制造真精神病
中国极权统治不仅将权力视为不稳定的对象随时关入精神病院，而且以其残酷的专政手段制造着精神病人，从中共建政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都会制造出一批因遭受非人迫害而变成精神病的人。而近年来，中共当局在迫害维权人士、律师、异议人士上，更是屡屡采取主动施药，摧残人的精神与意志，将人摧残成真正的精神病。2017年已经爆出对709被抓律师关押审讯中施以毒害精神的药物的消息，还直接导致了李春富精神失常。
2月23日，中国维权律师李春富被捕一年后，获当局取保候审，家属接回后发现他已精神失常，目光呆滞，说话语无伦次。据李春富的哥哥、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峭岭透露，李春富在上星期四（2月23日）被家属接回家，据报李春富当时骨瘦如柴，面色苍白，好像60岁一样，他回家后仍然处在极度恐惧的状态中，情绪不稳定，精神失常。李和平及李春富兄弟二人都在2016年1月被捕。
（香港电台网站报道：http://gbcode.rthk.org.hk/Tuni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307667-20170115.htm 2017-02-26）
5、为应付政策而将人“被精神病”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局依靠运动式治国，使下面各级官僚为了达成上面安排的任务，而不得不挖空心思，不惜一切手段来欺上瞒下。2017年陕西安康为了实现教育的精准扶贫，居然出现将两个小孩“被精神病”而失学的事件。据“大秦都市网”报道：
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一精准扶贫户，有俩一年级小女孩，因为有些顽皮，老师管不住，多所学校不要，失学在家放羊。当地教育负责人称，这俩女孩子是“精神病”人，办理了休学手续休学了。 教育扶贫如何精准扶贫？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探索出五个“1+X”引领教育扶贫模式。对此模式，知情人说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视频链接：http://my.tv.sohu.com/us/270052214/88633396.shtml ）
6、继续关押“被精神病”者，拒不释放回家
多年来，中国各地权力机构为了打击上访维权群体，广泛而普遍地使用“被精神病”来关押控制上访者，而《精神卫生法》实施几年来，地方当局没有因此收敛自己“被精神病”的手段，仍然持续将一批上访维权者关押在精神病院中。
如，夏付年，家住湖南省隆回县山界回族乡黄羊村5组11号，身份证号：432622194711276216，已经被关押5年精神病院，出现了类似于植物人的状态，可能随时会离世，他的邻居感慨他最后的时光也极有可能要在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但当地政府拒不释放他回家。
赵凤，今年60岁，河南驻马店市西平县师灵乡人，2016年7月中央巡视组进驻郑州，赵凤前去反映情况，却被西平县镇政府的人从河南省信访局带走送到漯河市慈善精神病医院，至今不让回家。家属没有收到任何通知。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53.html）
7、因维权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
从大量的“被精神病”案例可见，对于上访维权民众，地方政府打着维稳的旗号，只要一次将其关入了精神病院，那么随后就可以完全肆无忌惮地任意将其送入精神院，如此导致许多上访维权者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关入精神病院，可以说只要碰到什么被地方当权者认为的敏感时期，他们就随意地将人送到精神院关押起来。如此，那些一旦被精神病的维权者，就面临着随后无休无止的“被精神病”命运。这些受害者为了摆脱这种“被精神病”命运，就得设法通过法律诉讼来证明自己是正常人，但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根本就没有提供给任何受到公权力迫害者申诉的途径，因此他们只能承受无尽的“被精神病”的苦难。
据民生观察报道：3月7日，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访民辜湘红在北京被强制遣返原籍，随后其被关押到娄星康乐医院（精神病院）遭强制治疗14天。辜湘红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我是在北京市西红门地铁站被北京警察查身份证后抓走送到久敬庄，在久敬庄我的身份证和手机被不明身份人员抢走，我也被带出久敬庄连夜把我押送回原籍。3月8号上午到了娄星康乐医院，在医院几个人看着我天天被强制吃药。我妈天天在湘乡市信访局反映，要求释放我，3月22日医院才把我送回家。
辜湘红曾因上访十数次被关精神病院。去年的大年三十，在京上访的辜湘红被拦截回乡后，湘乡市龙洞镇政府工作人员就要把她再次送到精神病院，辜湘红一路据理力争，在快到医院的时候对方答应暂时不送精神病院，年后再上访就会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48.html）
3月2日，因上访多次被关精神病院的湖南省永州市访民何芳武再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何芳武的弟弟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何芳武是3月2号晚上被从北京截回来，当晚送到江华县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的。这是个精神病院，送他去的有永州市江永县公安局、允山镇政府和派出所的，他们还把我叫去让我签字，我不签，告诉他们如果不把人放了这次就给你们搞个鱼死网破。”
为了安抚何芳武弟弟情绪，允山镇镇长说两会结束就把何芳武放出来，精神病院的大夫也承诺不给何芳武用药，只是在精神病院关着他，等到两会结束再放他出来。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wushiliuqi/2017/0418/15747.html）
2月4日河南省许昌县蒋李集镇大辛庄村维权村民刘育豪，在北京马家楼被许昌警方第五次强制把他拖到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在精神4科的楼下，车上的7名便装人员将他押到了精神4科的大铁门前抢走他的公文包、钱包和手机等物后把他押送到病房内。在这关押期间，精神4科主任田少利说许昌县蒋李集镇政府党政领导孙小辉、陈学增和张凯峰有“特别指示”，不许他打电话给家人。这次他还是拒绝用药，但医院不准他出病房，总有3个护士看着他，24小时监控不许他与别人接触。后来他设法通过一出院人通知了家人。家里人收到那人捎去的纸条才知道他又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的家人多次找到医院，医院人说政府有交代不让别人见他，家属要求让他出院，医院人说政府接可以出院，别人谁接都不行，包括家属。
他的家人找到政府，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在筹集他出院的费用，给医院交钱了就可以出来了。就这样拖到了2017年8月10日才放他出院。
出院后他发现，他的30万元医保金被人取走。他怀疑是孙小辉（蒋李集镇党委书记）、陈学增（蒋李镇政法委书记）和张凯峰（蒋李集镇纪委书记）伙同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4科副主任医师、科主任田少利造假材料为他办理住院手续，套取他医保资金。之后他得知是镇政府让镇卫生院打出他的医保单，然后以他的名义报销了他的住院费用。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yiqi/2017/0910/16404.html）
2017年6月28日宋再民再次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强制关到精神病院，仅仅因为他旗帜鲜明地支持郭文贵，在6月24日带头去盘古大观拍了照片和小视频。据说这次要他失去自由起码三个月，到十九大之后才可能放。至此，宋再民已经前后被关入精神病院近十次。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qi/2017/0823/16312.html）
8、官员为逃避刑责而设法“被精神病”
中国当局利用“被精神病”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异议人士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然而，官僚为了逃避刑责而主动假借“精神病”也是早有耳闻。公权力甚至假借“被精神病”来为一些重大刑事犯逃脱罪责的事也在坊间流传不少。2017年河南通许县反贪局长为了逃避醉驾肇事刑事责任而躲进精神病院，就是一公权力侵害民权而肆意为恶以逃避刑责的例证。这种官僚利用“精神病”来逃避刑责的行径，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公权力的无法无天，公权力对公民生命财产等权利的任意践踏侵害。
据国内媒体“映象网”报道，开封市通许县原反贪局局长付信忠醉酒驾驶宝马轿车，连撞三辆车后逃逸，逃逸过程中，又逆行撞上一辆三轮车，导致一名1岁儿童重伤两人轻伤。自2016年6月案发后，到2017年2月已经有8个月时间，案子一直没有进展，虽然事实和证据已经很清楚。“付信忠本人也被取保候审，现在一直在新乡市精神病院没有出来。”上述这一说法得到了尉氏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的承认。
（来源：映象网 http://news.qq.com/a/20170205/014130.htm 2017-02-05）
9、为控制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在“黑监狱”中强制使用精神病药物
中国当局针对上访维权人士、异议人士等不仅广泛使用“被精神病”，将人直接强制关入精神病院，而且也在那些临时性关押上访维权者的“黑监狱”中使用精神病药物来对关押者进行迫害，即在非精神病院仍然采用“被精神病”方式来控制摧残上访维权人士。
如激流网报道：武汉上访维权者罗凤鸣被关黑监狱98天，被吃精神病药物：2017年2月26日，武汉市青山区访民罗凤鸣因进京上访被关政府办的学习班（黑监狱），遭受被精神病待遇，在关押（超期）一共98天后才出来。罗凤鸣自述：黑监狱的黑暗，是人就无法忍受的非人待遇。逼迫访民吞服精神病人吃的药物，让正常健康的访民吃药后失去意识，药物含铅，服用该药物后即失去正常行走能力——嗜睡（22小时），要么狂燥（乱骂人），便秘十多天的煎熬，让人生不如死。
（来源：激流网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63193 2017-08-11）
由上面这些从无数“被精神病”事件中摘取下来的少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精神卫生法》出台至今，中国公权力在维稳旗号下一如既往地残酷迫害上访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及肆意将精神病院当作权力胡为的法外之地的现实。从已经披露出来的那些遭致“被精神病”者在医院所受的虐待：从绑架、捆扎、殴打、辱骂，到强制灌药、强制打针、强制喂食侵害精神摧残身体的药物，到不允许亲人会见，不允许申请出院，不允许律师代理，等等，可以看到中国公权力剥夺公民人身自由，摧残公民心身健康，践踏公民生命尊严的行径。这种严重违法侵权，挑战人伦底线，类似于当年法西斯集中营性质的反人类罪行，应该引起世界的高度关注！
四、《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在2017中“被精神病”维权局限于民告民而取得的几个胜诉案例
自从2013年5月1日《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中国大地“被精神病”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扼制，而依据《精神卫生法》起来维权者虽然不少，但真正获得实质性进展，取得一定程度胜诉的案例却微乎其微。在《精神卫生法》历时四年多的实施中，直到2017年才有几个且只局限于民告民或民告精神病院的案子得到部分胜诉。而那些被公权力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被精神病”人至今没有一个能够通过《精神卫生法》来洗清自己精神病身份，或获得相应权利的维护。这些被公权力强制的“被精神病”人甚至连起诉最起码的立案都得不到，也就是根本无法进入司法程序，更别说讨回公道。由此可见，《精神卫生法》在公权力面前没有任何约束力，对被公权力“被精神病”者的权利无法起到相应保护。
从下面几个通过《精神卫生法》艰难维权而获得部分胜诉的案子，也可以看出中国“被精神病”者面临的权利救济的困境。
案例一：《精神卫生法》第一案 徐为抗争14年只为离开疯人院
2017年9月27日上午，徐为终于正大光明的离开了上海市闵行区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和他一起离开的还有相恋12年的女友迎春。杨卫华律师欣慰的见证了这一切。为了这一天，徐为花了14年设法逃离精神病院。“徐为”这个名字，是他为自己改的，“为”是“为自由”的意思。
黄雪涛当初接触徐为的案子，觉得徐为的案子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但过程还是超过了她的想象——立案就花了将近一年，本以为可以胜诉的一审、二审也接连吃了败仗。这份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仅5天后就提交的诉状被上海闵行区法院当场拒绝立案，理由是：徐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为促使法院立案，2013年7月29日开始，徐为每天写一封信给法官。2013年12月20日，上海闵行区法院通知徐为已立案。2014年7月28日，该案首次开庭，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到庭应诉，但拒绝让徐为出庭。徐兴（兄长）出庭。11月17日，第二次开庭。2014年11月25日一审延期判决。2015年4月，上海闵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2015年7月23日，二审在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二审开庭，徐兴（兄长）同样没出庭。2015年9月，二审维持一审结果。
2017年7月6日，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给出了对徐为精神状态和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意见：“患有精神分裂症，目前病情缓解，应评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经协商，院方同意在代理律师到场的情况下，为徐为办理出院手续。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erqi/2017/0930/16473.html）
案例二：同性恋男子“被精神病”：医院二审撤诉
9月15日，河南同性恋男子余虎（化名）的代理律师黄锐收到了河南省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终审裁定，裁定准许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撤回上诉，法院限医院公开赔礼道歉，赔偿余虎精神抚慰金5000元。一审判决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2015年10月，余虎被亲属送入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因“性偏好障碍”被强制治疗19天，称遭到医务人员强迫吃药打针和谩骂殴打。2016年5月，余虎向法院起诉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以侵犯其人身自由权、对其进行强制治疗为由，要求医院支付精神抚慰金1万元，并赔礼道歉。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erqi/2017/1007/16507.html）
案例三：六旬老人被强治精神病 法院判决子女、医院都侵权
王正喜，男，1956年出生，汉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最近几年来，他与妻子邹某经常为家庭琐事发生争吵，关系越闹越僵。2015年8月21日，王正喜被女儿王敏、女婿吴远征送到一家精神病院。后王正喜被精神病强制治疗12天。出来后他将女儿与医院起诉到法院。2017年6月26日，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下达，历时一年半，跨越三个年头，涉及法理、亲情、伦理等诸多纠葛的六旬老人王正喜“被精神病”案， 法院判定：二被告共同赔偿王正喜精神损害抚慰金2万元,其他损失17110.5元，共计37110.5元。其中王敏夫妇承担1万元，宜昌市优抚医院赔偿27110.5元。
（相关报道：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liushiwuqi/2018/0116/16938.html）
五、中国“被精神病”问题症结及解决之道
中国公权力广泛持久地制造“被精神病”不仅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中国《宪法》、《刑法》、《精神卫生法》等法规中有关尊重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在2017年中共宣称进入新时代下，中国当局却依然延续维稳体制下的与民为敌，继续广泛制造“被精神病”人权灾难，这显然是与人类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的，是给中华民族与人类社会带来严重危害的。
中国公权力如此顽固坚持制造“被精神病”的症结在于权力的变质。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权力主要职责应该在于保护公民的权利，然而中国公权力却热衷于侵害公民权利，这就说明中国公权力成了当权者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权力蜕变成了权贵集团的私器，国家公权力变成了权贵集团的私权力。在此情况下，要想改变中国广泛“被精神病”问题，就必须纠正权力的本质，将被权贵私化的权力回归到公共权力上来，使权力真正成为公共服务的公器，而摆脱权贵集团的私器角色。为此中国必须开启旨在落实公民权利的宪政民主改革，真正实现主权在民，民为权主，将公权力的选举、委任、监督、罢免权落实到公民自己手上。惟有宪政民主，才能从根基上消除权力肆意制造“被精神病”的祸端。
民生观察 2018年2月14日 发布
近日访民何永阁致电本刊，倾述2007至2017十年5次被关精神病院的遭遇。及最近自己在郑州看病、上访时，走在路上又被强行抓上车，拉到河滩，遭恐吓威胁的近况。
何永阁，女，1972年出生，家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何庄村。因为农民工工资纠纷、宅基地纠纷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2007年9月20日开始持续到北京上访。
2007年10月11日夜里，在北京上访的何永阁被孟庙镇副镇长杨建华、镇工作人员王广甫、派出所邓伟、会计何有民等七人强行拉上一辆押运车。“在车上，王广甫打骂我，接着，杨建华、王广甫、邓伟三人也动手打我这么一个饱弱女子，更可恶的是王广甫跪在我身上，卡住脖子，用拳头在我身上乱捶，王广甫、杨建华好几次扇我耳光。邓伟身为派出所工作人员，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把握胳膊拧到背后，朝我背上猛打三拳后，又打我的头、脖子，直到我失去知觉不省人事”——何永阁这么描述当时自己在车上的遭遇。
在拉何永阁回河南的途中，他们以给她看病为由回应路上交警和加油站人员对车上明显受伤昏迷的何永阁的疑问。何永阁说：“我在稍微清醒一点听到他们说，已经过了山西、洛阳。在洛阳我的血压190，怕我半途丧命，他们给我吃了降压药、镇痛药。途经过三门峡，他们去吃饭，把我锁在车内，自始自终，仅给我一瓶伊利牌奶水喝，吃了一片止痛片。到漯河后，我三天昏迷不醒、茶水未进。他们把我送到了没有任何正式证照的名为‘三周乡精神病医院’又名‘漯河市精神病院’的精神病院强行‘治疗’。10月16日17日，也正是我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他们到我家，让家人给他们5000元钱去北京接我，并胁迫我弟弟出虚假证明，说我是精神病，以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在精神病院呆了恐怖的10多天后，家里人费尽周折找到了我。那时我的两个挎包被撕烂，钱和上访材料也不见了。27日回家后，王广甫又多次通过打电话、捎口信告诉我，只要说到他，见面他就打死我。”
“2007年10月28日，我到镇政府找镇长要我的东西及450元钱和相关材料，在政府院内，王广甫和另一个帮凶拿着板凳和砖头砸我，揪着头发把我从三轮车上打倒后猛踢我。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我被打的无法忍受，报了110，同去的何银斗也被他们打伤了。”
后来2008年7月9日，何永阁到河南省公安厅上访，被拉到洛阳市白马寺精神病二院关押折磨了4个月。不久又被送到漯河市沙北精神病院关押了一个多月。2009年8月27日在北京洋桥附近何永阁捡到了三个存折，为了及早归还失主，何永阁报警求助，不料她被又接回地方关进了驻马店精神病二院。
2017年6月何永阁和妹妹何会先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口反应情况，结果又发生了意外。何永阁说：“那天我们从国资委赶到高法去，我们有八个民告官的行政案件，当时我们排的13号在8号窗口接待，里面问我们是河南哪里的，我说漯河，里突然发出一个很响亮的叫声‘漯河……’。很快旁边冲过来5、6个人把何会先架走，我们的材东西也被抢走了。”妹妹被抓走后她找到驻京办的闫厅长打电话问漯河，也没有妹妹的消息。后来一个从黑监狱出来的叫王庆财的说何会先和他一起被关在一个专关访民的黑监狱里。接着何永阁又跑到北京上访。
2017年7月底在北京南站避雨的何永阁上完厕所出来，发现自己的东西和材料都被偷了，不久她就又被当地的人员从北京抓回漯河关进了精神病院。何永阁说：“当时抓我的有刘保国、史令健等人，有公安和政府的还有三个我们当地的地痞，一共8个人。他们把我拉回漯河，开了10天的拘留票准备拘留我，但拘留所检查身体时我血压高、身体不好拘留所没有收，他们就把我在派出所关了两天两夜，然后又送到漯河市沙北精神病院关押。这里大部分都是关的上访人。期间他们还到我家让我弟弟签字写证明说我有精神病，家里人说我没有精神病，不签字，后来他们又让我家人出2万元钱放我出来，家里出了2000元钱又请客吃饭，共花了5000块钱，我才被放出来。”
本刊：“你花了2000元钱出来，那钱是交给谁了？”
何永阁：“交给我们当地政法委书记了。”
“2017年这次我被关了13天从8月3日到15日。”何永阁说，其中她被关进精神病院期间，她多次遭院方用电棍电击，被灌药，被迫打针接受所谓的治疗，令她生不如死。她说：“一次我看不过眼有访民被虐打，指责他们，被用电棍电我的嘴，过电一次已经令我口部麻痹，这样过了多次，我已无法说话，他们都是用这种残酷方法要你服从，太不人道了。”而何永阁对关押这些访民的精神病院的记忆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四周无人烟，室内漆黑一片，苍蝇成堆，异味冲天”。
在精神病院关押期间，何永阁认识了很多访民，交流得悉至少有两名访民遭残害致死，其中一名死者为追讨欠薪的女民工张春花，她被多次电击及打针死在精神病院内，另一名为2009年8月初获释的访民曹全银，他获释不足一个月后死亡，医院拒绝做尸检鉴定死因，令他家人无法申诉。
“我的身体已受尽残害，现时眼睛已看不清楚，走路腿发软，无法起床，都是因为在精神病院每日被打毒针，输不明药液，人终日头昏眼花，在那里很多上访者都遭到不人道对待”何永阁说：“从2007年到现在我在精神病院住了很多次，受尽非人折磨，我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却和精神病人们一同相处。这就是他们制止上访的办法”。
就在2017年1月23日，到郑州治病并反应问题的何永阁，走在路上正高兴今天拿到了省里国资委交办的信访函，又到公安厅登记上了，不曾想突然一辆车突然停在了身边。“几个黑社会把我抓上了车，又把我绑回了漯河拉到一个河滩威胁我再上访就弄死我，我以死相抗，并报警最后才脱身。”何永阁说这次把她抓回漯河，她的被子、行李、上访材料等东西都落在了郑州的医院，手机也被那些人扣留，至今没还。
而最近又有消息去年被关精神病院的妹妹何会先被以寻衅滋事起诉。旧伤未愈又添新痛，这就是很多访民的共同遭遇。何永阁电话中告知本刊，过年前准备继续为自己和家人的遭遇到省、进京上访。
【民生观察2018年1月23日消息】本网获悉，被称为“广州维权三女杰”之一的贵州访民马胜芬，于2016年春后失踪至今，近日，她的维权好友廖剑豪来到贵州探寻马胜芬，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是：“马胜芬在2016年末被送到铜仁市精神病院去了”。
据廖剑豪讲诉，他与马胜芬相识与2013年7月，那时他刚刚结束“六四”维稳的“被旅游”回到广州。不久后，好友张圣雨就致电他说：“访民马胜芬因在广东省政府门口举牌被殴打，请你过来协助就医。”随后，他就赶去帮忙救助。自此，廖剑豪就与张圣雨和马胜芬小两口（情侣）成了好朋友。在此之后，每当有维权活动，他们都尽力结伴而行，相互照应。例如：2014年5月14日，廖剑豪因为维权活动被广州登峰派出所人员殴打；2014年10月3日张圣雨因呼吁民主被捕，这期间，廖剑豪他们三人都在一起。
然而，在2015年2月底，马胜芬因到北京上访，此时恰逢“两会”召开。马胜芬被户籍警方从北京截访回贵州铜仁市，并将她关押在思南县三道水乡稳控，并没收了她的手机。之后，马胜芬借用别人的电话与廖剑豪取得了联系，马胜芬透露，她被截访回原籍后，先是关在派出所里审讯，后又被转往思南县三道水乡敬老院关押。这期间，每天由6名维稳人员日夜看守她，生活待遇尚可，每天被维稳人员带到镇上去吃火锅。
2016年春节过后，马胜芬就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完全失去了联系，经多方打听也毫无音讯。2017年间，有很多维权人士向廖剑豪了解马胜芬的状况，而他也没有消息。近期，强烈的责任心提醒他：“是时候去寻找这位昔日的战友了，不能让她不明不白的人间蒸发，维权战友不能对昔日的斗士撒手不管！”
于是，在2018年1月14日，廖剑豪开始踏上寻找马胜芬之旅。他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并在次日8时许抵达了贵州铜仁市，之后又辗转了许多泥泞的山路，才于下午15:30到达思南县三道水乡。
抵达后，廖剑豪致电当地维权人卢某，请他见面介绍马胜芬及其家庭情况。见面后，卢某遗憾地告诉他，自2017年起，他也没有再见到过马胜芬了，现在也毫无音讯。于是，廖剑豪就决定“独闯龙潭”，亲自前往曾经关押马胜芬的思南县三道水乡敬老院探访。在边问边走的情况下，廖剑豪步行数公里才来到路人所指的山坡前，由于山坡地势陡峭，攀爬不易，他就小憩了一会儿。“养精蓄锐”后，廖剑豪鼓起勇气爬过了两个艰险的山坡，最后终于见到“三道水乡敬老院”的牌子。
来到敬老院门前，廖剑豪开始准备的应对托辞。即当面对敬老院人员的盘查时，他准备回答说：“我是来找马胜芬还款的，马胜芬以前欠了我一笔钱，我现在来找她还钱”。然后，他径直走过去敲门，并且大声的询问：“请问，这里有一个叫马胜芬的人么？”院内人员闻讯后，就质询他了一些常规情况，而他则以预备方案回答了质询。不一会儿，来人打了大门，他便一脸笑容的与其搭讪，并且掏出了预备好的饼干糖果等礼物相送。来人见状，就友好的将他迎进了敬老院内。
进入院内，好几个人前来围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向他了解马胜芬欠钱的事，而廖剑豪就随机应变的回答了他们。此外，他还旁敲侧击的向他们打听马胜芬的情况，最后得知：“马胜芬于2016年末，被送去了铜仁市精神病院。”听此一说，廖剑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几乎要晕厥过去。他想：“我认识的马胜芬，是一个性格开朗，思维敏捷，极富正义感的正常人，怎么会一截访回来就变成了精神病呢？”
探访完毕，廖剑豪遗憾地返回了三道水乡的镇上休息，但是又因为担心走漏风声（恐维稳人员抓住），他就花了200元钱包车驶离了乡镇，来到了思南县的县城中暂避。第二天（1月16日）上午九点，廖剑豪搭乘班车来到了铜仁市，到达铜仁市时已是中午11:30。为了早点探寻到马胜芬，他顾不上吃饭就立马转乘出租车赶到了“铜仁到精神病院”。
廖剑豪进入精神病院后，查看布局图得知，女性住院部在第二栋的三楼。来到二栋三楼后，他开始询问医护人员能否会见马胜芬？一名中年女护士说：“不能见”。对此答复，廖剑豪指着挂在墙上的《会见须知》问道：“《会见须知》中规定，在规定的时间内是可以会见病人的？”但是，该护士却斩钉截铁的回应称：“不是这样的，是完全不能会见！”他再次质问护士：“那墙上的《会见须知》是什么意思？”护士再答：“医院有解释权。”随后，该护士又很快改口称：“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人。”
无奈之下，廖剑豪大声呼喊马胜芬的名字，试图以此让马胜芬听到，但是很快就赶来了一名胸佩党徽的男子，该男子严肃的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他就问该男子说：“你查验了我的身份证后，是否就能让我会见马胜芬？”男子回答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你会见，并且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个人”。见此，廖剑豪感觉纠缠下去也没有用，为了保管好已取得的信息（敬老院的音讯及照片等），他决定暂缓探寻，等待时机成熟，他会再来寻找马胜芬。
今天，湖北省广水市军人遗属李本凤重返广水市精神病院，指控地方政府官员整虚假的黑材料，在2017年两次将其非法关押精神病院共计110天，还强行捆绑逼迫其服用不明药物与注射不明药剂，导致其血压飙升至200多毫米汞柱。
李本凤的丈夫朱广运于1977年参军服役，到七一三九一部队当挖山洞工程的工程兵，后因不怕艰苦被部队提拔为班长。到1982年，长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朱广运罹患肝硬化，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好转。朱广运于1983年回家探亲，与李本凤结婚。回部队后因病情加重，于1984年评为二级乙等残废军人，同年9月因病退伍，其儿子也于同年出生。到1985年1月，朱广运因病在家中去世，留下李本凤孤儿寡母。
丈夫朱广运去世后，苦命的李本凤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到七一三九一部队，办理了残废军人死亡的抚恤金，及在部队协调下办理了军人遗属的优抚证，对抚养儿子有了些许保障，也算是得到了一丝安慰。然而到2002年，地方民政优抚科将病故残废军人的优抚证，偷偷换成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期定量补助费领取证，到2009年就直接停发了病故残废军人家属补助费。
为了讨回被克扣的病故残废军人家属补助费，李本凤开始到部队上访，七一三九一部队的政治部，于2012年12月5日给予湖北省随州市民政局优抚科公函，要求地方政府民政局的优抚科切实从伤病残军人遗属、及维护社会稳定出发，给予为国防建设作出牺牲的李本凤家庭落实优抚政策。但，地方政府根本不予理睬，导致李本凤被迫进京上访。
2014年8月4日，广水市公安局将刚刚从北京接回的李本凤送进湖北省随州市看守所，由公检法一条龙办案，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零四个月，直到2015年11月6日出狱。
因走出冤狱的李本凤继续上访，广水市广水街道办事处的书记吴国权就炮制完全虚假黑材料，由街道办于2017年3月10日委托湖北省孝感康复医院，对李本凤做法医学精神病司法鉴定，称李本凤属于偏执型精神病人，没有认知能力。又称李本凤娘家兄弟姊妹6人，李本凤的大姐和大兄弟都是精神病院，没有精神病的一个也联系不上，言外之意是李家有精神病家属史。而事实上，李本凤娘家兄弟姊妹没有一个人是精神病院，而且李本凤的儿子就在湖北省的武汉市打工，完全可以轻易联系。
然而，作为中共湖北省广水市广水办事处的书记，吴国权还胆大妄为，分别与2017年7月13日晚上10点强行把李本凤送进广水市办事处精神病医院，直到2017年9月13号才让李本凤回家。又于2017年9月28号再次将李本凤强行关进此精神病医院，直到11月17日强迫李本凤在一张不再上访的承诺书上签字，并由其忠厚老实的儿子担保后，才放李本凤出来。
吴国权还告诉李本凤的儿子，说广水市办事处每月可以给李本凤500元生活费，但要到年终一次性给，也就是不能再上访，如果再上访，不仅生活费没有，还要继续关押精神病院。李本凤丈夫的抚血补助金从2009年7月被克扣，至今已经整整8年，累积应该有几万元，这些钱哪里去了呢？
书记吴国权将精神正常的病故残废军人遗属李本凤强行做精神病鉴定，长期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强迫在所谓不再上访的承诺书上签字，也许其认为这就是共产党干部应有的党性，甚至是升官发财的资本，但这不仅丧失了一个做人的起码道德，更属于践踏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李本凤电话：15672990032
（来源：维权网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8/01/blog-post_39.html 2018-1-5）
潘斌是重庆公民、是绿叶行动的积极参加者，曾因政治原因被劳教一年。2017年3月11日上午9.50，潘斌在重庆大坪乐天玛特外被几名便衣带上车送到大坪派出所，据现场目击者讲，潘斌被几名便衣带上一辆车牌为渝A78570的车押走的。随后，潘斌被警方刑拘。具体案情不详。目前被关押在重庆市涪陵区看守所。
绿叶行动发起人重庆薛仁义先生今天通报说：刚刚与生病住院的潘斌的妈妈通了电话，潘母说，24号警察问潘斌的爸爸：“你们家有精神病史没有”？潘母的话让我感到事态严重。
在罗亚铃被刑拘期间，我写过《险些被精神病的罗亚铃》；我也曾到被精神病的邓光英家问过邓光英的父亲，邓光英的父亲非常肯定地说：“邓光英没有精神病，我祖祖辈辈也没人得过精神病”；被以“情节显著轻微，不予起诉”之名释放不久的唐云淑亲口对我说：“我在被拘留期间，被警警送到过精神病医院”。所有这些，让我对警察问潘斌家是否有精神史的目的和动机产生警惕和恐惧。
我认识潘斌近两年了，我虽不是医生，但常识告诉我，潘斌不仅没有丝毫精神病症状，相反潘斌是一个非常平和理性的、有志于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青年。请认识潘斌的朋友说句话：潘斌是精神病吗？
有维权人士分析说：这是有意拖延关押的意思。申请精神病鉴定期间（至少6个月）不算在刑事诉讼程序期，但是还计算关押日期，可以折抵刑期。
（来源：维权网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8/01/blog-post_741.html 2018-1-28）
从去年（2017年）底龙发堂爆发结核病等群聚感染开始，龙发堂存废再度被提上台面讨论。在堂众被陆续移出，以及司法单位陆续展开调查堂众「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际，龙发堂突然于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暂停精障照顾，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众（虽然3天后堂方就反悔改口）。这样的「反扑」，也让卫生主管机关戒慎恐惧，地方中央已展开紧急应变。
「把你送去龙发堂」是笔者年幼时，有些长辈恐吓不听教训小孩的话语。而「从龙发堂跑出来的」，更是小学学童用来「互相霸凌」之语。
这个耳熟能详、充满着神秘色彩又令人畏惧的地方，到底为什么成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机构的代名词？
从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间精神病患安置处
龙发堂官方版本的创立史，带着点乡野传奇的色彩。创堂住持释开丰俗名李焜泰，仅小学毕业，原在祖先留下路竹农地上务农养猪。但1971年，李焜泰40岁时，不知为何佛性顿开，便在农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为师，但这位弟子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这时，已是释开丰的住持，用草绳将两人绑在一起，「为他讲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并领他从事些简单的劳动工作。」根据官方说法，仅仅几天，这位弟子就变得非常配合，脱胎换骨。
自此以后，高雄地区口耳相传，他所创的小佛堂──龙发堂，不断有新病人家属将病人带来托付，堂史记载「出于同情和怜悯，大师又只好把他们收容下来照顾。」不久之后，龙发堂就发展成数百多人规模的病患收容所，还有养殖场、制衣场等，虽然堂方强调「自由活动、不强调药物、重视社会功能训练」。但最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还是释开丰发明的「感情炼」。堂方让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顾能力差的病人腰际系在一起，互相照顾，但不仅引起争议，还曾经发生过暴力攻击事件，让堂众暴露在风险中。
1982年，大学毕业的释心贤拜释开丰为师出家，并主管龙发堂行政事务和对外发言，让龙发堂逐渐朝组织化发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维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间普遍传闻，不堪长期照顾患者负荷的家属，只要付出1~200万「功德金」，龙发堂就会照顾患者终生，但家属若中途要带走患者，堂方却以这是捐献为由拒绝返还。虽然堂方多次公开否认「买断」等说法，表示是采「随喜捐献」，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开的「居住区」、独特的照顾模式、庞大的堂众群体，加上宗教神秘色彩，也让龙发堂争议越来越多。
存在是否就合理？
龙发堂出现时，台湾精神医疗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970当时，省立高雄疗养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筑，主治医师编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疗养院才成立一年，刚开办60床的住院病床。台湾两大城市都如此，可见精神医疗设施仍相当贫乏。
和欧美相比，台湾精神医疗的起步相当慢，再加上社会的恐惧与污名化，对精神医学知识与制度的引进，也远逊于其他医学学科。台湾现代西方医学的引进始于传教士时代，但精神医学的引进则要回溯到日治时代，1918年台湾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济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养神院在桃园成立，当时尚无抗精神病药物，也没有足够接受精神医学乃至各类心理治疗训练之医事人员，这些医院较多以「人道安置」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布「精神病监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会管束的意义都比较大。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法国哲学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大禁锢时代；傅柯在书中提到，关禁闭是十七世纪才全新创造的制度，是作为一种经济和防范措施，将「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无法融入群体的人」隔离。
古典时代的人们从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选择了放逐，理智获得了胜利。
相对于傅柯笔下的法国，由国家主导的卫生服务在台湾要等日本殖民时期才出现。而从前现代时期一直到现代化开始，台湾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释疯癫之原因，现代国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会互助和宗教团体所取代。许多患者被家属禁锢，或由庙宇等组织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现代化治理机器，战后，由中国殖民政权完成。在日治时期之末，台北帝大已经成立神经精神科，开始引进「理性的力量」，尝试将精神病「医学化」。然而，战后初期整体的公卫政策，「社会角度」仍重于「医学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荣民医院成立，而后西部许多找不到去处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确的反动者」在内，人数多达5000人以上。这些病患除了不用缴纳费用，更可领有少许零用金，会由工作人员带领「购物大队」到镇上消费，接触社会。
当然，除了购物大队外，投票也是集体出动。据媒体报导，玉里医院中为了训练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内贴出选举公报，并反复使用「行为制约」、「社会仿真」等模式训练患者。玉里荣民医院院内过去甚至曾经成立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支部，因而特定政党得票率，居然比眷村还要高。
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中央政府的卫生主管单位，竟也没有心理健康专责部门或预算。公卫学者陈瑞容和八里疗养院的彭英杰便提到：「1980年以前，精神医疗是完全归属于社会救助，其实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补助病患生活照顾，解决社会的问题而已，负责的单位是内政部、社会处、社会局等，在1980年以后才由卫生署主导，将精神医疗当作医疗来看。」
这样的情况，当时的精神医疗从业人员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疗养院的叶英堃院长和陈永兴医师申请研考会经费进行了全国八十间精神医疗设施和人力调查，结果让陈永兴永难忘怀，他写道：
「这个研究做完后，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市疗简直像天堂一样，没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间和地狱的长相，我们在教学医院内每天穿得整洁亮丽，早上看门诊，中午就是读书会、讨论会，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着准备写报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过着这种生活。几乎每家医学院的学生都走同样的路，根本不知道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湾运气最好的病人，当时会将病患送到医学中心住院、看门诊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经济很好的，那时候还没有健保，能送来这里的都是家庭经济能负担得起的人。我们绕了台湾一圈才知道，全台湾的天堂真的没几间，八十间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间，剩下的都是长期收容的院所，不见天日、黑暗凄惨的地方很多。没实地见识过的人，完全不会知道世间有多黑暗。 」
当我们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处境和家属的负担可想而知。在龙发堂病人家属的访谈纪录中，便可以见到，许多家属并非否认现代精神医学，也并不相信龙发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长期求医与进出各类机构的过程中，弄得精疲力尽，最后才找上龙发堂。
甚至连经过台湾一流精神医学训练的医师，也认为：对于无法取得现代医疗资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而言，龙发堂提供一个比起医疗机构更容易负担、更妥适的居住空间。写下这样话语的，正是第一位进入龙发堂调查的精神科医师。
现代社会与精神医学视角下的龙发堂
1982年，台大训练出身，刚到高医不久的文荣光医师，获得堂方同意带队进入龙发堂调查，并在国科会的支持下展开这个台湾特有的医疗行为与民间信仰，以及精神医疗体制的研究。文医师虽以现代医学的角度切入，但对于龙发堂的存在的社会功能，仍抱持开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认为，虽然龙发堂所采用的民俗疗法，疗效上当然比不上现代化的精神医疗院所。不过：「该堂却远胜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机构。因为龙发堂不会把病人当作呆人摆在像仓库一样狭小的空间内置之不理，或以类似人间地狱、恶魔岛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 」（联合报，1984.05.01）
此外，龙发堂采用的民俗疗法也并非完全无效：「在龙发堂，钟声就等于住持开丰，钟声的权威已凌驾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约』行为。…在现代精神医疗中有职能治疗，即教一些手艺，让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宁及训练专心……养猪、养鸡、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职能治疗的原则」（联合报，1984.04.09）
虽然龙发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荣光医师也同时指出，有6成堂众皮肤有异状、4成内科理学检查异常、3成神经学检查异常，另有相当高比例堂众死于感染，这些都是在医学协助下可以避免的。换言之，堂方若没有让堂众接触到充分的医疗资源，当然有其责任。文荣光医师的研究引起了社会注意，而其他专业人员，例如东海大学社工系教授赵庸生也曾带领学生前往参观。
龙发堂以禁锢方式的管理也随着曝光率争加引发争议。尤其在1984年更发生一起备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铐逃出，周边居民以为是逃犯报警，警方出动霹雳小组围捕，引起广泛关注和再次的舆论抨击。龙发堂争议，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会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拟「精神卫生法」。同时，也加速发展精神医疗体系以及扩建精神医疗设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动精神医疗网、来年精神医学会与神经科分割、1989年开始精神专科医师考试认证制度化。硬件方面，推动大型疗养院新设和扩建，例如省立桃疗八里分院（现八里疗养院）、设立500床的嘉南疗养院、玉里荣民医院整建、省立玉里医院设精神科1200床（现卫福部玉里医院溪口复健园区）、北市疗（现北市联医松德院区）复健医疗大楼、凯旋医院综合大楼等，合计总经费达32亿元，并陆续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启用。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当然，对于精神卫生法的立法，龙发堂大力反对。1989年时，支持精神卫生法立法的高县立委黄河清，因反对龙发堂合法化，释开丰便率领病患组成的乐队，前往黄河清服务处吹奏「西所米」等出殡音乐。不料黄河清数周后居然后在沐浴时死亡，不但民间绘声绘影，释开丰还公开表示，黄河清的过世，是因为「连神明都看不过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卫生法的医师立委洪奇昌，也曾被两百多名龙发堂家属包围服务处抗议。
相形之下，当时自封「民主战舰」，作风争议的朱高正，却在立法院发言相挺龙发堂。由于精神卫生法草案29条规定，精神医疗机构非为医疗、复健之目的或防范紧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当时立委朱高正就表示：「是否于本条定一些客观标准，在施行细则中明定，在我们尚未有足够的精神病院、精神医师之前，对这些机构是否做一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社会问题。」
而当时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王金平则表示：「有许多龙发堂病患家属曾来本院请愿，…….大家听了家属的陈述后，认为很有道理，同时希望能再了解，类似龙发堂等精神收容机构后，再审本法。因为大家认为，龙发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没有能力照顾这些病人之前，对类似龙发堂的机构亦必需慎重妥善处理。」
但不论是龙发堂家属团体，或是反对立委，均未能影响立法内容，另一方面，康复之友协会等对立法持正面态度的团体和其他病友、家属，其意见以及复健需求等面向，也没有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凸显。因此亦有学者批评为「国家官僚独大，缺乏市民参与」的精神卫生法。而从配套建设脉络来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卫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视社会安全，而较少小区化复健医疗的投资。因而在欧美以去机构化与小区医疗为主流已积极发展多年时，台湾则仍持续进行医院急慢性床数扩增。
对现代精神医学持怀疑态度者，更援引龙发堂为例。如中时记者刘挥斌于1990年一篇名为<回首来时路，龙发堂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写道：「现实上，药物治疗对严重精神病患完全无效，这也是龙发堂能够受到病患家属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医界却拒绝省思，以事实成就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反而要借助赋予本身的权源，透过刑法的力量来肯定自我，这种胜利未必光荣。」
不过，朱高正协助龙发堂「走向国际」，帮助龙发堂大乐队、宋江阵到东南亚、中国等国演出，以及牵线让释开丰到中国推广龙发堂疗法等服务。也让龙发堂倍感窝心，甚至成为朱高正的超级助选员。而堂众与家属的票源，也成为各级选举的一大票仓。
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后，龙发堂存废引发各界激烈争论，在家属说明会中，释心贤便指出：「精神卫生法草案经总统公布实施后，不但是龙发堂，连所有病患家属，一个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医治疗，都要罚款；因而致死，还要判徒刑，对家属而言，可说是没完没了。」
释开丰为抗议这项政策，竟使出「解散龙发堂」绝招，庞大堂众安置问题果然引发轩然大波，最后不了了之。而龙发堂也因此一直被卫生单位视为烫手山芋。
进入21世纪的龙发堂
之后，处于违法身份的龙发堂，争议丝毫未减。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属向立委余政道陈情，指控释开丰自称是元光神佛下凡，制造合成分身照片夸显神力，还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属膜拜，并强迫信徒购买30-50万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时病患指控释开丰和释心贤收容病患每人索价250万元，并长期凌虐病患，从事无偿劳役。余政道当时曾招开记者会批评龙发堂敛财及凌虐病患，但释开丰对指控一概否认。
2000年6月，监察委员至龙发堂视察，发现该堂确实有结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县府辅导合法化，让病患获得更好的照顾。卫生署及高县卫生局介入后，对龙发堂「堂众」完成身心评估，后续有部分病情严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顾。而政府也规划将该堂改设康复之家及精神护理之家，辅导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释开丰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并发症、中风等原因，堂务早已委由释心贤与第二代住持释心善处理，营运并不受影响。
然而，虽然卫生署核准龙发堂筹设康复之家，高县府社会局也核准筹设康复之家附设身心障碍教养院，但因土地变更等问题，迟迟未合法立案。而虽嘉南疗养院的精神科医师每周三会到龙发堂进行巡回医疗，堂众也服用精神药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龙发堂内给药完全不经管理，堂众难称有接受治疗。而龙发堂内大量病患，也没有像是合法的康复之家和精神护理之家有足够的专业人力、复健活动。
县市合并后，高市府也曾有意辅导龙发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复之家」提出申请，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办非都市计划土地变更作为宗教使用项目辅导合作案，但因「特定农业区之农牧用地原则不得变更使用」而被驳回。在龙发堂并未积极配合解决合法化相关作业下，卫生福利部已于2016年3月31日废止其康复之家150床许可。
而到了2017年，龙发堂更爆发严重疫情。从7月开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结核发生群聚感染，累计确诊阿米巴痢疾个案32例，肺结核6例，在卫生局屡次稽查后，卫生与防疫措施并无显著改善。而卫生局预估龙发堂之潜伏结核感染阳性率(IGRA阳性率)将达40%，也就是多达200人必须移出。因而卫生局于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龙发堂为传染病疫情流行地点后，并要求堂方确实落实「移动管制 只出不进」措施，逐渐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龙发堂仍有503名堂众，在持续移出下，至1月已经降低到332人。而卫生局介入查核后，赫然发现近8年共死亡97人，对部分死因与病历记载有落差，移送检调调查。
然而，龙发堂移出的病人还是一大问题，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属于第五第六类病人，却有许多安置在综合医院或疗养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占用急性医疗容量，也会对需要病床病人产生排挤效应。就算之后逐步安置，也仍需要庞大经费。经卫生局调查后，龙发堂收容许多患者领有补助，但这些补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传家属支付堂方的安置费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进一步厘清。
此外，在卫生局移出行动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卫生法定义之严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没有「自伤伤人之虞」，无法启动紧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处理？社政与其他资源如何转介连结？突然被改变安置地点的老病患，会不会出现迁移压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这些都是大问题。
尽管龙发堂爆发疫情后，的确需要实时的动员处理，但龙发堂在台湾精神医学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盖棺论定」，尚难定论。
以龙发堂在精神卫生治理下形象作为硕论主题的汤家硕便指出：「从龙发堂案例来反思今日我们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想象，可以发现精神疾病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社会问题，因此也自然无法化约为一种从个人生理跳跃到社会的解决模式。」
当然，当今的精神医疗强调生物-心理-社会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单一的向度诠释疾病，而社会精神医学也更强调康复（Recovery）的概念，协助病人重建功能与积极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与职业选择，并以个案管理和团队服务概念，提供重返社会之协助资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脱过去精神医学-龙发堂的对立或背后政治势力冲突的「二元对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为本，并唤起大众对精神医疗小区照护资源的重视，才会是龙发堂半世纪纷扰下一个理想的结局！
（来源：高雄好过日 http://think.folklore.tw/posts/3206 20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