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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1月13日消息】湖北襄阳市儿童福利院职工袁宁，因退休待遇问题上访多年，期间遭当地维稳部门打击报复，被送进民政局下属精神病院关押3个月，被强行服用精神病药物，目前感觉身体不适。

袁宁对本网讲述：我是湖北襄阳市一名合格守法的公民。2011年10月17日，我被襄阳市民政局儿童福利院婴儿部主任黄芳，及零时工肖清云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导致被打伤致残(有公安出示的轻伤鉴定书)。但是儿童福利院领导却坦护对方，没有对打人者进行处理，判刑，开除。

被打伤后因当时无钱医治我被迫出院，至今落下头疼、耳朵头的终身残疾。出院后又找周爱民，在被迫签了两份霸王协议书后，院方赔偿三万陆仟元。

后来我才知道和我一样身份的人，都在儿童福利院享有职工退休待遇，于是我又找襄阳市各职能部门，为和她人一样享有在儿童福利院职工退休待遇上访了十年。在无数次的上访反映问题后，我终于得到中国人力资源部发来的两份要求地方解决问题的函，但福利院领导仍然不解决。

福利院院长周爱民联和襄阳市樊城区中原办事处前进中路社区弄虚作假，给我出示一份没有日期的训诫书，对我进行打押拘留，期满后我又被关进精神病院三个月，期间被强行服用三个月的精神病药，现在身体感觉不适。

现在我预感下一步他们要杀人灭口了，可能会再次把我强行关进精神病院致死。之前，我所在社区人员用钱买通我家人合伙把我送进民政局下属精神病院，后来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我才得以逃出来。现在我一直在外流浪，不敢回家，没有一点人生安全感。

因我多次揭穿福利院院长周爱民不作为乱作为，并实名举报他严重违法乱纪，制造冤中冤，案中案，给社会造成恶劣影响，所以遭到他的打击报复。但为了我的名声和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我会继续坚持下去,直到我的冤情得到解决！

袁宁电话：15972252282

采访对象：曾伟
时间：2019年12月23日
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

编按：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但是很多上访公民的这种权利却被“上访精神病”给剥夺了。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将人人自危，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了，那么他说的任何话都会认为是疯话；他的任何抗争，都是“疯闹”；稳控及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残酷的电击、捆绑都成了“治疗”的措施，而不能看作是“迫害”，这样的精神病医院实质上就是另类监狱。更有甚者，有些基层维稳部门为了彻底消除麻烦，在明知被精神病人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也不让其转院医治，以至延误治疗让维稳对象“人死账清”。

重庆市民曾继平上访20多年，在他身患癌症的最后两年，其辖区维稳人员将他关进精神病院两年多稳控，直至病情严重后送回家中身亡。2019年12月23日，本网志愿者对曾继平之子曾伟做了专访，以了解其父被精神病的情况，全文如下：

志愿者：曾伟你好！本网想对你父亲曾继平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一事做一次采访，请你介绍一下情况。

曾伟：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重庆市退休职工、退伍老兵，我母亲是人民教师，在1995年前后，因为我母亲为邻里纠纷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没几天我就被黑恶势力冲入家中打、砸、抢，我父母报警后，公安机关不履行它的职责，乱办案、办关系案，然后我父亲就到北京中纪委、最高检、高法上访反映问题，但是中纪委等上级部门转发到我们重庆市地方政府部门要求他们依法解决时，地方政府部门又拖延不办，为此我父亲又开始进京上访。在之后20多年的上访过程中，我父亲的冤案不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被重庆市维稳警方多次非法截访、遣返、拘禁、拘留，我父亲前后被拘留了18次之多、关精神病院两年多。

在大约两年前，我父亲准备再次进京上访，但是长期非法跟踪、稳控他的警察及几名辅警，突然在公交车上拦截我父亲。拦截的过程中，警方动手拖拽我父亲下车，我父亲则要求警方依法出具“不准曾继平出行”的法律文书，否则不会跟警方人员下车，身强力壮的警察及几名辅警强行拉扯我父亲下车并扭送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以后，警方竟以我父亲在公交车上用刀片“袭警”为由，要把我父亲再次拘留。送去拘留所后，拘留所方面说派出所送曾继平来拘留所的次数太多，向进菜园子一样太随意，并且曾继平此时年届七旬，拘留所不愿意再次收押他。最后，辖区警方就与精神病医院沟通，把我父亲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

志愿者：你父亲不是犯人，有出行的自由，警方在公交车上拦截他出行涉嫌违法在先，况且你父亲已经七旬高龄了，怎么能把几名身强力壮的警方人员给划伤呢？

曾伟：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平时也没有暴力倾向，警方在没有出具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拦截、拉扯我父亲下车，我父亲没有受伤，反倒是几名警方人员受伤了。我曾经找警方索要证据，包括人证、物证、476路公交车上的视频监控求证，但是警方不肯提供提供，只给我看一张警方人员被划伤、受轻伤的医学证明。我还质问警方“如果我父亲袭警”，那么应该依法审判，怎么会未经家人同意而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整治了？警方不予正面回答。

志愿者：你父亲被关精神病院多长时间？

曾伟：两年多时间。

志愿者：依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父亲平时有没有精神病症状？他是自愿治疗吗？他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吗？

曾伟：我父亲平日里根本就没有精神病院症状，我们家人和邻居也都没有发现他有精神病状况。他根本就不是自愿进精神病医院治疗的，而是警察违背他的意志和家人的意愿强制关进去的。我父亲平日里也没有伤害自己、危害他人的行为，唯一的就是这次警方人员说他用刀片划伤了警员，但是即便如警方所说的划伤了警员，也应该依法审判嘛，怎么会送去精神病院关押呢！还有，警方把我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时需要家人签字，警方曾经找到我让我签字同意，但是我说父亲没有精神病，坚决不同意签字，最后警方就以我作为家人“不作为”为由，让社区人员签字同意送医的。

志愿者：你父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两年多时间，医院有没有给他强制给他打针吃药？

曾伟：有。有一次我被允许探望我父亲，他说他被医院给强制“打电针”电击治疗了，被电击后他头晕目眩，食欲下降。原本他不用被强制“电击治疗”的，只是医院说院方要完成任务，收治的人必须有治疗记录才能得到医药费，最后医院就强迫我父亲接受了“电击治疗”。至于吃药，我父亲由于是退伍老兵，还是老党员，理智聪明，医院也知道他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在他坚持与院方沟通的情况下，医院没有给他强行用药，但是其他病人有很多都有被捆绑强制灌药的现象。

志愿者：你父亲被发现身患癌症后，警方和精神病医院也没有给你父亲转院治疗吗？

曾伟：没有，我父亲在一次体检时被发现罹患肝癌，为此他和我们家人都强烈要求释放，转到治疗肝癌的医院去医治，但是警方和医院却说不用转院，这里的医院也可以治疗癌症。对此我们家人曾找到警方上级领导，要求离开精神病医院，转院治疗癌症，而领导们却担心我父亲出院后再次进京上访，就没有答应。就这样，一直拖到我父亲癌症晚期，奄奄一息之际，医院才害怕他死在精神病院里，家人找医院麻烦，与警方商议后匆匆忙忙把我父亲送回了我们家里。回到家里没多久，我父亲就不治身亡了。之后，因为家人质疑父亲的死因与被关精神病医院延误治疗有关，所以家人没有签字同意火化，所以至今我父亲的尸体还冷冻在殡仪馆里不能入土为安。

志愿者：你父亲被查出肝癌后，没有及时转院治疗，而是仍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你们家人认为这对他癌症治疗产生了不利影响？

曾伟：是的，首当其冲的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因为癌症一旦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将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情。

志愿者：据你所知，你父亲在精神病院接受了癌症治疗了吗？

曾伟：探望父亲时，父亲告诉我，医院没有给他做进一步的治疗，只是在他剧烈疼痛时给他用“吗啡”之类的镇痛药物镇痛。警方和医生还告诉我说，是我父亲自己拒绝一切治疗的，对此我质问警方和医院说“既然你们说我父亲有精神病才关在精神病院的，那么他现在说拒绝一切治疗，你们就相信他的话不给他治疗了吗？那么之前他一直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他呢？就不放他出来呢？你们这不是双重标准吗？”对方不置可否。

志愿者：你父亲由于死因纠葛仍冷冻在殡仪馆里，你们家人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曾伟：我们家人希望依法查清父亲死亡被耽搁一事，以及他生前遭遇的种种不公，非法拦截、拘禁、被精神病、拘留等事情，将非法维稳我父亲的官员绳之以法，之后我父亲才能入土为安。

志愿者：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祝愿你父亲的案情早日依法解决！祝愿他早日入土为安！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28日消息】日前，“709”家属李文足第七次探望了正在临沂监狱服刑的丈夫王全璋律师，此次探视李文足发现王全璋健康不佳，面色无华疲惫不堪、精神状态不好且容易动怒以及记性较差。

据了解，按照临沂监狱之前的探视安排，原本12月份的时间是19日，但19日前几日监狱临时通知李文足，指探视时间由原定的19日更改至26日。由于监狱方面未解释理由，因而引起李文足的合理担忧，认为是否王全璋出现何种问题，比如身体健康问题，加上李文足多次致电询问，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无形加重家属的心理负担。

据李文足介绍，此次前去探视丈夫与之前几次有所不同，之前每次好多人排队等候叫号的大厅以及会见室空无一人，仅有零星监视的工作人员。而进入监狱接待大厅时，附近街道如前几次一样，有好多面熟的便衣在现场戒备，政府雇佣的宣传车仍然大声播放音频进行干扰，现场还出现不明身份的商务车停下监控。

而探视期间，李文足发现王全璋面色无华疲惫不堪，精神状态较差，似与刚通宵熬夜一样，交谈中容易动怒，不停叮嘱妻子不要讲不合适的话、好好带孩子、不要和监狱产生矛盾等劝愈话术，似乎按照指引与妻子交流。

王全璋还容易动怒，同时记性有所下降，而情绪方面表现出焦虑不安、急躁易怒的特点，只是一味要求妻子少生事端，形色多有恐惧之态，未知是否与酷刑、强制服药等遭遇有关。

同时，王全璋问及李和平、谢燕益、梁小军等昔日的同袍及好友，得知众人安好时王全璋很是欣慰。李文足还告知自己前不久曾与其他“709”家属一起去河南探望江天勇，将江天勇身处全天候监控之中以及无法自主就医等恶劣情况一一告知。

就之前王全璋提及的有关出狱后当局会将其安排居住济南一事，李文足表示，坚决不同意这种荒唐的安排，（王全璋）老婆孩子都在北京生活，王全璋却被安排一个人住到济南，不会赞成这个不人道的安排。

采访对象：吕千荣
时间：2019年11月17日
地点：浙江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28弄

前言：由于中共大搞一党专政垄断，严防死守一切可能反对其专有特权的国民，就不择手段的大搞恐怖镇压统治。为了保有其专政特权，他们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在实施的过程中常罔顾人权法治、漠视人道、泯灭人性的殴打、拘禁、判刑（党治法庭）、甚至以关精神病院、强迫服药等手段来打击报复镇压“反党”人士。2019年11月17日，本网志愿者应邀探访了安徽籍异议人士吕千荣先生，对他因为参与维权及发表不同政见被警方强制关入精神病的遭遇做了一次访谈。全文如下：

志愿者：吕千荣先生你好！据悉你因为参与维权以及上网发表不同政见，被维稳警方以精神病为由强制关入精神病院整治，请问确有其事吗？

吕千荣：有，确有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人，1995年间我出于正义感，开始举报本地镇村干部使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手段，随意摊派加收农民税费，且涉嫌贪污挥霍公款，之后我就开始遭受长时间的打击报复,并在1年多后把我送进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劳教了3年多，直到2000年才获释。释放后，我又因为发表不同政见给民众听，后被以“政治犯”的名义监控维稳。

2010年以来，我开始上网撰写政论文章，其代表作有《中国只有结束共产主义独裁暴政，中华民族才能新生》、《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上)》、《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下)》、《六.四，今夜我无眠》、《是谁一次次让中华民族蒙羞》，这些文章在天涯杂谈、凤凰论坛、百度空间发表后，曾被全国许多网站转载、《取消城管，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期盼》、《到底是谁给了奸杀少女、摔死幼童的李昌奎免死的金牌》、《如果药家鑫不判死刑,就会给中国判了死刑》、《如果枪毙了夏俊峰,就是枪杀了中国弱势群体对社会正义的期盼》、《孔庆东的荒诞言论和“重庆模式”，其实都是文革余孽在作怪》、《支持任志强，揭露共产主义给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等。2014年下半，我的政论及时评文章开始被国内论坛、博客全面封杀。2014年前后，我又翻墙转到海外网站撰写政论。2016年5月，我在江苏常州市租住地遭国保传讯警告、禁言。

2018年开始，我又在境外网站发表了不同政见，其中主要是纪念1989年6月4日学生运动的。当年7月4日，我户籍地安徽霍邱县临水镇副镇长、派出所警察和张庙村的中共支部书记等人，突然来到我在江苏常州的暂住地找我，说是来关心看望我的，期间警方及村支书问我精神方面有没有问题？并且说政府可以出资帮我免费检查治疗。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你们想让我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要抓我就抓，不要找借口关我精神病院”。随后，这些官员要求我今后不要再在网络上发表所谓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我反驳说，自己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监督政府、抨击邪恶、对国家社会有利的，中共是体制性独裁邪恶的，自己只不过是说出了事实而已。

除此之外，这些官员在找我之前，已经先到我妻子打工的工厂威胁了我妻子，逼迫她签字同意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诊治”。我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她直接给官员说：“不同意把吕千荣关进精神病院”。官方反问说你如果不同意，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吕千荣给抓走、整治的。至于你，你现在精神还正常，以后你精神也不正常了，你想送吕千荣进精神病院也没法送进去了。至此，当局已经公开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以制止我撰文反对共产极权统治。

志愿者：那你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整治的？是什么人把你关进去的？他们以什么理由关你精神病院的？

吕千荣：2018年8月1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警察沈斌和王震找到我，指责我发表了一些“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纪念六四学运，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对我进行传唤、抄家。警察在抄家的过程中扣押了我家的监控摄像头、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之后，又把我带到了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留置。至晚上7时许，多名警察决定把我强制送进了“常州市德安医院精神病科”整治。

志愿者：你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后都有哪些遭遇？

吕千荣：关押期间，常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警察多次到医院强行要求我删除自己的推特、脸书、谷歌邮箱、博客等账号，医生也每天强迫我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在被关押了50多天后，警察再次来到医院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出院，如果不想继续被关押，就得给警方写一份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发表“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不给常州市警方添乱尽快搬离常州市。我由于被长时间关押、迫害，身心俱疲，最后被迫给警方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国家不利的敏感言论了，并且尽快搬离常州市。

志愿者：他们是怎样强迫你吃药的？

吕千荣：他们先是几个人把我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约束带把我的四肢捆绑在床上，再动手扒开我的嘴巴，然后就把不明药物塞进我的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他们还拿来手电筒照我的嘴里，检查我有没有把药埋藏在舌根处，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他们才离开。他们硬是把我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啊，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

志愿者：你被强制灌药后，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吕千荣：被灌药后不久，我就开始头昏又头痛，之后就出现昏昏欲睡的症状，整天精神萎靡不振，估计药物里含有镇静剂之类的东西，那些药物应该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医院后你和家人有没有要求出院？

吕千荣：有啊！我多次向医院表明我没有精神病，医院也为我做了精神病测试及鉴定，结果显示我没有问题，而且测试我的智商还不低。平日里我也没有暴力攻击他人。最后，医院只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精神病，只要是警方让收治的我们都得收治，如果你及家人要求出院，那必须得到警方的同意并且由警方来接走，否则医院是不会放人的。

志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和你的家人都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吕千荣：医院说，我的送医人和住院费用是常州市维稳警方办理的，所以没有警方或政府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家属要求放人没用，只有警方说什么时候放人，医院才能什么时候放人。显然，警方以及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我这个“政治犯”。

志愿者：那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吕千荣：2018年10月16日，在我被关进精神病院75天后，才被常州警方通知医院释放的。出院前及出院的时候，警方都一再要求我向他们保证，以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言论，否则会延期释放或者再次抓进来“诊治”。

志愿者：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缴费单据？

吕千荣：没有，我找医院要了，但是他们说是警方送医并且诊疗费也警方出资的，所以病例和缴费单要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个人的。

志愿者：你出院后害怕再次被关进去吗？

吕千荣：是的，我是害怕再次被关进去，所以被迫按照常州警方的非法要求，尽快搬离了江苏省常州市。由于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出来后我又断断续续的发表一些不同政见，但又因为害怕再次被关押整治，所以就四处流浪，以摆地摊卖老花镜为生。在中共一党统治下，公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你只要发表了不同政见，维稳警察就会不择手段的打压你、迫害你。

志愿者：由于时间有限，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接受了这次访谈！

吕千荣：不用谢！我希望中国早日结束垄断专制，让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言论自由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自由民主！

【民生观察2019年9月26日消息】9月25日，湖南郴州市访民陈碧香的女儿段春凤致信本网志愿者，说她80多岁的老母亲因为十一国庆维稳，再一次被政府人员绑架到精神病强制稳控了。

段春凤说，9月18日，81岁的老母亲陈碧香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老妈妈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

老妈妈陈碧香是为了16岁儿子段建军被冤判死刑一案到北京上访至今30年有余，期间多次遭到郴州市驻京办人员殴打、绑架、强制关精神病院整治。

陈碧香的儿子段建军生于1971年12月12，户籍地的湖南省耒阳市遥田镇灯塔村有证明。1987年，正在读初中二年级的段建军，因为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偷窃了汽修厂的价值近百元的废铜，结果在“严打”中被重判2年。到1988年9月28日，一个名叫樊智仁的犯罪嫌疑人于深夜被送入看守所段建军所在的号间死亡，未成年的段建军被以牢头狱霸判处死刑、并执行。为此，陈碧香开始了长达30年的替儿上访伸冤。

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陈碧香老太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用中巴拦截，然而从公交车将陈碧香拖到中巴车内，其中庞勇再次殴打老人致伤。陈碧香老太被截押回郴州宜章后，关在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天。陈碧香的二女儿说：因为恰逢中秋节，参与截访的罗晓金、庞勇等购买了大量礼品回家，就把我母亲陈碧香送进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因看守所的胡所长不同意，就送到一九八医院戒毒中心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

由于母亲被非法囚禁在精神病院，身有残疾的陈碧香的小女儿段春英于2017年10月14日去北京报案，回来后又被郴州市公安局与下湄桥街道办抓捕，关押看守所一个多月，强迫签下息访协议、并交二千元保证金后放出，现人身自由受限制，不准随便离开郴州市。

2018年2月13日，今年已经80岁的陈碧香老太被郴州市北湖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理由是陈碧香老太在途径北京天安门广场时，被查到口袋里一小瓶酒精。对这一小瓶酒精，陈碧香女儿说，妈妈因为在上访中经常被截访人员打伤，无钱到医院治疗，就在门诊配了酒精，是伤口上消毒所用。判决后，地方官员强迫陈碧香的大女儿和儿子签下息访协议，才放老人出看守所回家过春节。

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给老人治病为由将其关押在位于下湄桥的第三人民医院，每天分三班、每班六人看守，家属不准探视。

2018年3月28日本网曾采访过陈碧香老人，陈碧香向本网介绍说：“自我开始上访以后，我所在的郴州市下湄桥辖区政府、公安、社区维稳人员就三番两次的对我实施非法截访、绑架、暴力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等残酷虐待，我的身上至今还留有被他们暴打所形成的严重伤残和伤痕（脊柱骨后下端被打断、前胸遭殴打造成大面积破皮结痂、腿骨被踢打扭曲青紫伤等等）。2010年以后，这些维稳人员更是采取非法关黑监狱、关精神病囚禁的方式对我实施维稳迫害。如：2012年1月中旬，我就被维稳人员绑架到北京丰台区玉泉营记家庙黑监狱达40余天；2013年7月4日，我在最高人民检察院门口排队上访整整一晚，却被维稳人员找来一顿毒打，将我的腰椎骨等多处打残；2017年9月23日下午三点左右，我在北京杜家坎附近的458公交车上，被湖南郴州市下湄桥街道办书记罗晓金、庞勇及辖区派出所的十几人驾车拦截，而后从公交车上强行把我拖拽到中巴车内实施殴打，之后又把我押送回郴州关到一个四面环水的仙姑岛上10多天才释放；此后我又辗转来到北京上访投诉，但又被截访人员罗晓金、庞勇等人殴打绑架回郴州，并送往郴州市北湖区看守所准备关押，但因看守所的胡所长见我身受重伤就不同意接收，之后他们就我送到了郴州市一九八医院的戒毒、精神科与精神病人关在一起，时间长达4个多月；2018年春节刚过，地方官员为了“两会”维稳，又以我有精神类疾病为由，将我绑架到郴州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直至两会结束后的3月24日才放我出来。”

2019年10月1日是中共夺权70周年纪念日，届时将举行大规模阅兵仪式，随着庆典临近，各地异议人士、维权公民人权被大量非法控制维稳。陈碧香老人因为坚持上访，2019年9月18日突然被政府派来的街道办人员及协警等多人冲进家里绑架走，再一次关进了郴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后，郴州维稳当局派驻了12人日夜看守老妈妈，其中病房里驻守了六人、外厅里驻守了四人加两名协警，他们非法阻止老妈妈出门及会见亲友，声言是为了保国庆大典，防止陈碧香到北京上访。家人预计，关押时间可能要到10月7左右才会释放。

陈碧香女儿段春凤电话：15367245298

采访对象：王树英（女）
时间：2019年9月8日
地点：湖北省孝感市王树英家

前言： “被精神病”意指本非精神病人，却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来治疗。在中国众多的“被精神病”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公权力的身影，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对待有违稳定大局者的“非常之道”。被认定的“精神病”患者无法自证正常。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路。将一个正常人收治到精神病院，隔离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的现实土壤，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背后的恶毒逻辑令人发指，为其撑腰的公权力令人胆寒。
2012年10月，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种美好希冀，各地被精神病案例仍层出不穷，如：2013年6月21日，湖北省孝感市女访民王树英，因为准备出门上访，被街道办事处曾主任以及三名派出所的人强行抓进孝感市精神病院关押。 6月24日，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就放她出院。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这样她才被释放出来。2014年10月11日，王树英在孝感火车站展示申诉材料的时候，其辖区“三里社区”工作人员及派出所警察突然从一辆车里冲下来了，粗暴的把她抬上车再次扭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数月之久。
法律未出台前，基层政府尚可以法无可依为由，而法律出台后“精神病”标签的撕贴由人，使基层公权力滥用再无遮羞布。事实上，一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实施打击报复，用来解决影响地方稳定大局的“刺儿头”，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野蛮的非法手段。强行“宣判”一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权力不受制约下对公民私权的肆意摧残和践踏。

2019年9月8日，本网志愿者来到了孝感市对王树英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一次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王树英你好！请介绍一下你被精神病的经历。

王树英：我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棚社区居民，1962年3月16日出生，原是河北秦皇岛人，上世纪90年代随亲戚搬到孝感市居住，之后在孝感柴油机厂以理发为业。在2002年11月29日，我参加在孝感市玉泉路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抽奖活动，当时我在售票处幸运摸到一张梅花奖票，这是特等奖票，不幸的是，该特等奖票当场被举办此次彩票摸奖活动的民政局现场女工作人员抢走，我随即向三里棚派出所报了案。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树英报案情况与实际不符，于2003年4月2日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对此决定我表示不服，开始逐级申诉、上访，至今已十多年了。
因为坚持上访，孝感市公安局就把我列为维稳打击对象，一次次的逼迫我停访、息诉。严重的时候，当局不惜指示闲散人员对我下黑手，例如2011年4月6日，我正准备出门上访，却莫名其妙地被人驾驶摩托车撞伤了腿，直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2012年间，我又两次去上访，却两次被当局指示闲散人员绑架到宾馆关押囚禁，一次17天，一次一个月之久。

志愿者：那你什么时候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呢?

王树英：是在2013年6月下旬，当时我们三里棚街道办的几个人突然找到我，逼迫我签署永远不再上访的《停访息诉保证书》，我坚决不签，随即遭到他们殴打，被打伤后，我去找街道办事处的书记理论，去了街道后却又被几个人像土匪一样给拽出来了。被打伤之事未能解决，我休息了个一周后又去找区政府投诉。2013年6月21日，当我在孝感市孝南区区政府门口准备找区领导时，我们街道办维稳办的郑（音）主任以及三里派出所的一名刑侦警察和一名不认识的人突然赶来，他们一下车就凶狠的把我按倒在地上殴打，把我身上都打的清淤，然后就七手八脚的把我抬上汽车扭送到了孝感市东门精神病院关押。
期初我被扭送进去的时候，一位有良知的医院负责人还斥责他们说“现在《精神卫生法》规定坚决不准收治上访人员，你们把她送来我们怎么办？”后来我们社区的叶金刚（音）书记说“绕开这个负责人让医院收治。”最后还是把我关进去整治了4天时间。

志愿者：关在精神病院有没有给你打针吃药？

王树英：开始医院要给我打针，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根本没有精神病，只是上访被非法维稳关进来的，最后就没有打。我在里面明显感觉到被维稳部门指示医院折磨我，因为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紧邻厕所的杂物间里，睡觉都不给铺盖，只有一张草垫子铺在板床上睡。

志愿者：关押期间你有没有给你做精神病鉴定？没有病例等手续？

王树英：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做精神病鉴定，完全没有任何手续，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关押了4天，离开医院时叶没有给我任何手续。

志愿者：那收治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费用谁出的？

王树英：政府出的。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按照你说的情况，你就不是自愿治疗的。

王树英：我不是自愿的，完全就是绑架进去的，几个维稳人员殴打我，把我抬上汽车强行关进来的。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是在6月24日，我们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再次要求我书写息访的保证书就放我出院。对此我表示拒绝，因为我根本没有精神病，上访也是我的合法权利，但鉴于不写保证书就会被一直关押，最后就折中的写了一份“我以后要听领导的话”，就这样才被街道办领导同意释放出来。

志愿者：现在向你了解一下，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间？

王树英：第二次是在2014年10月11日。当天上午我准备在孝感火车站向路人展示我的冤情材料，在我还没有摆放好材料的时候，一辆汽车突然驶来急停到我身边，然后车里就冲下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粗暴的往车上抬。抬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人当中有我辖区派出所的人，还有我们三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开车直接把我送到孝感精神病院新院区强制关押。随后，我所在的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的维稳人员和公安、信访局的多名人员来到精神病院，明确告诉我要关我一个月，当局还给精神病医院交了一万元的“药费”，还说“药费”不用完是肯定出不来的，最后关了我六个月时间，2015年的新年我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

志愿者：维稳人员把你送去精神病院，该院不问明情况就收治了吗？

王树英：直接就接受关押了，维稳部门与该院副院长早就沟通好了的，并且这个精神病医院是民政局开设的，副院长又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收治一个访民的话，民政局会给医院支付费用，他们有利可图。

志愿者：你被突然送进精神病院，你的家人没有去寻找你吗？

王树英：找了，我女儿四处打听，最后得知我再次被维稳部门关进了精神病院，我女儿要求去探望，但是社区维稳人员不让。大约一个月后，我女儿偷偷找到精神病院要求探视我，但是医院不准，并且医院还通知了社区维稳办，社区维稳人员立即赶来把我儿女也抓起来打了一次“电针”，还恐吓她说“不许私自来探视，不然把你也关进去。”，之后，我女儿也被维稳办主任唐文胜（音）关押了一个月。此后，汤文胜（音）陪同我女儿到医院来看过我一次，要我女儿劝我以后不要上访了，并且强迫我女儿在我的入院证明上签名“家人同意把王树英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维稳部门是想把我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一事，以家人送医的名义合法化处理。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在里面都有哪些遭遇？

王树英：第二次医院强行给我打针喂药了，也不知道他们给我打的什么药物，最后导致我的脖子右侧长出了一个大包块，现在还隐隐作痛。我不想打针吃药，但是如果拒绝打针吃药，医院就会暴力处置，因为我看到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就被他们强行用筷子撬开嘴巴喂药，有的人嘴巴都被撬出的流血。医护人员还恐吓我说必须要打针，如果不打针就会向其他病人一样，强行捆绑起来注射，而且捆绑还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直到值班医生下班才会松绑，我亲眼所见其他病人被捆绑时的痛苦，所以就不敢拒绝了；还有，医护人员还故意让其他精神病人跑到我的床铺边拉屎拉尿，弄的臭气熏天也不让人打扫，让我恶心的要命，导致我根本就吃不下去饭；医院还专门在我的头顶上安装了一盏亮灯，24小时不熄灯，一直照射了我半年，让我睡觉都睡不好，不得已我只好蒙着被子入睡，呼吸很困难，夏天又热的难受；我认为，这是维稳部门与医院专门针对我实施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让我知道被关精神病院的厉害，以后就不敢去上访了。

志愿者：在里面有没有挨打的情况？

王树英：精神病院的医生没有打过我，但是病房里的精神病人莫名其妙的打过我。刚进去进医生给我吃精神病药，我不吃，偷偷藏着。主治医生给还我打针了，说是我有心脏病，但有别的医生说我不是心脏病，是心急病。针打了之后我头昏的很，特别难受，想死的心都有了，想自杀，有几次我难受的拿头撞墙。关在里面，我坐不住，站不住，身心极度疲惫。晚上灯泡也照着，还有精神病人捶门，睡不着觉，我要睡眠药吃，医生说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有害。我在里面哭，眼泪住下流。在里面我还遇到一个上访的，已经关了七、八年了，我恐怕自己也是叶出不去了，非常绝望。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我是在关了半年以后的2015年3月31日出来的，当时正直2015年的全国两会开完。出来的时候是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的白刚（音）副所长和我女儿三人来接我的，他们带着我女儿强迫她在出院手续上签字后才释放我的。出院第二天，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白刚（音）副所长再次找到我，他们提前给我买了火车票，强行送我到老家秦皇岛。我老家是秦皇岛人，小时候随舅舅落户孝感，还有妹妹在老家。他们威胁我一年内不能回孝感”。 当局还要求我不能再上访，不能再“乱说乱动”，否则会再次整治我。我在老家是秦皇岛住了几个月后，为了控诉非法维稳，我再次到北京市上访了。

志愿者：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王树英：没有。政府部门后来说以“救助”的方式给我解决一部分钱款，但是我没有同意，我不要救助，我要的是依法处理这些非法侵权问题，要依法惩办这些违法人员及给予我合法的赔偿。

志愿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4日消息】本网今日获悉，重庆异见人士张吉林（网名：岳家枪），近期再次被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国保支队押送到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据重庆异议人士万先生介绍，张吉林是重庆市一名坚定的自由民主信仰者，他常年坚持反对中共一党专政，时常到该市观音桥广场发表针对中国时局发展趋势的演讲，直言不讳的批评中共的独裁政策。为此，他被重庆国保警方列为重点稳控对象，多次被传唤审讯拘留。2019年以来，张吉林又被刑事拘留和关进精神病院整治。

2019年1月17日晚，张吉林在群主邬萍辉的微信川渝一家群里，以公民言论自由的责任，对中国时局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讲。他的演讲在这个有500人的朋友群内，获得高度评价。次日下午两时许，“岳家枪”张吉林再次在群里告诉群友们，他即将到重庆观音桥广场发表演讲。虽然有朋友劝阻他“还是小心点”为好，但他并没有放弃。岳家枪表示，任何公民都有言论自由，任何人都无权干涉。

1月19日，张吉林毅然来到重庆观音桥广场发表演讲，内容涉及要求罢免国家主要领导人。张吉林最后说”“综上所述，我认为罢免主要领导人，已经水到渠成，中共是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不信你们就看，我在广场上整天的演讲，人聚得越来越多，我既然敢讲，难道市民们还不敢听吗？所以我相信我们观音桥这个地方，是追求民主宪政，实现民主宪政的桥头堡。”

当天下午4时许，“岳家枪”张吉林在观音桥广场被四周的便衣和特警抓捕及带走。现场人士称，岳家枪当时被戴上手铐，押上一辆已经等候多时的银色无牌照小轿车。此后，张吉林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

张吉林在看守所被羁押37天后，又被重庆警方押送到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强行使用精神药物控制，每天必须服下若干不明药物，张吉林身心饱受摧残。不仅如此，张吉林的家属亦受到党政部门胁迫，禁止与外界来往，通讯设备被严格限制。张吉林被关进精神病院一段时间后身心俱疲，维稳部门担心出现意外，才最终释放了他。

2019年7月以来，张吉林又开始针砭时弊，在互联网上发表反党政言论，并声言会再去重庆市街头发表时政演讲。7月中旬前后，张吉林再次被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国保支队押送到精神病院关押整治。

据了解，重庆的政治警察、维稳部门，经常会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不同政见者扭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如：2019年6月左右，重庆异议人士曹继月也被维稳当局关入精神病院整治。曹继月是重庆不同政见者，她被网友们称为“线上线下的女侠”，多年来曹继月活跃在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宣讲宪政民主，批评共产党专政特权。在线下，曹继月还经常去重庆著名景点“观音桥自由广场”站台，向过往行人宣讲专政之恶，自由民主的重要性。由此，曹继月被地方当局的怀恨在心。年6月左右，曹继月的家人、女儿、女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带着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冲进曹继月的房间，把曹继月非法绑架，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地址被家人保密）。

采访对象：杨志祥
时间：2019年7月12日
地点：四川省雅安市客运站

前言：在中国,当弱势群体执着于捍卫公民政治权利、私有财产权利之时，中共当局除了会罗织罪名抓捕他们外，还会采用强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迫害他们。中共治下的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医院等部门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最核心利益就是自己政权稳固，因此他们制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目标。“稳定压倒一切”就可以压倒人权、法治、公民权利以及人性良知，一旦有人执着于维护公民权益，坚持上访，并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中共维稳当局就会不择手段予以打击、稳控，这当中就包括将信访人员强送精神病院稳控迫害，医院由于必须接受党的维稳命令，就罔顾事实的配合政府维稳迫害。

2019年7月12日，本网志愿者对四川雅安被精神病人杨志祥做了一次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杨志祥你好！据悉你因为坚持上访维权，被雅安市维稳当局两次关进精神病院稳控，能请你介绍一下事情经过吗？

杨志祥：好的，我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2016年4月11日，因为我们地方政府批办的煤矿发生采空区塌陷，导致我家房屋受损成为危房，以及地方政府盗伐我家林产不予赔偿，我开始四处上访告状。2016年2月间，我来到北京市上访，在刚刚邮寄完材料的时候，雅安市沙坪镇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及警察，就在北京市邮电总局门前拦住了我，说是带我回家解决问题，但是回到雅安市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了雅安看守所，拘留了43天。拘留结束后，政府和警方人员又把我转移到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关押。关进去以后，医护人员就把我捆绑在床上，试图给我强行打针灌药，后被我的亲友知晓，家人赶到医院严正声明我没有精神病，禁止给我胡乱打针吃药，最终才制止了强行治疗。这一次我被关在医院里27天才得以释放。

志愿者：押送你进精神病院的时候，有没有政府人员或警方人员签字送医？

杨志祥：当时没有官方人员签字，我们沙坪镇的党委副书记对医院说，先把人收治起来，一切由他们负责。之后，政府人员找到我母亲说是我得了精神病要治疗，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他们就诱骗她按了一个手印算是亲属签字。再之后，我的亲友得知了这一情况后都对我老母亲说，杨志祥哪里有精神病？根本没有，这是政府为了打击报复他上访，在非法构陷他、迫害他。老母亲清醒后赶忙跑到医院要求放人，但是医院不肯，最后老母亲就呆在医院里一直陪我到出院。

志愿者：你被关在精神病院27天，这期间的费用是谁缴纳的？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诊疗证明？

杨志祥：住院费用我是没有缴纳过，不知道谁缴费的，估计是政府部门缴纳的。我出院时找医院索要过病例和诊断用药证明，日常看病，病人的病例等资料都是病人所有，但是医院就是不肯给我，只说是“这是政府行为，资料不给我个人。”

志愿者：你认为政府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的目的是什么？

杨志祥：我认为他们就是想阻止及恐吓我以后不要去上访，状告地方政府。

志愿者：你关在精神病院27天时间里都有哪里经历？

杨志祥：我在里面感到很恐怖，我亲眼看到好多精神病人自虐，他们有些人会自食自己的大小便；有些人会殴打他人或暴力自残，这让我完全没有安全感，夜晚都不能安心的睡觉，由于睡眠不好加上精神紧张，导致我每天都头昏脑涨。还有，我还担心自己会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会被常年关押在此，因为我病房里就有多名被常年关押的上访访民，其中一位老人被关在这里十七八年了，他是林山县（音）人，所以我非常害怕。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自愿治疗了吗？你此前有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杨志祥：我不是自愿治疗的，我根本就没有精神病，是政府人员和警察把我强行扭送进去的，是他们暴力绑架我上车押去的。我此前也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这完全就是政府为了阻止我上访，对我实施的非法稳控和迫害。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志愿者：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费用是谁出的？出院以后你拿到病例或证明没有？

杨志祥：不知道是谁出的钱，反正我是没有出。我的病例我也没拿到，我曾找医院索要过病例，但是医院说“如果你要拿走病例，就让你大姐来把住院费用交齐了。”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况且住院又不是我和大姐要来的，是政府人员绑架我来的，凭什么要我和大姐交住院费？入院的时候政府人员说一切由他们承担，我大姐没有义务承担。”

志愿者：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法律途径去起诉政府和警方？

杨志祥：想啊！我一直都想起诉他们，但是政府和医院不给我证明、证据，缺乏证据我很难起诉的。

志愿者：有过两次被关精神病的经历，你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吗？有没有可能会被再一次关精神病院？

杨志祥：我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因为维权不违法。问题必须要解决，一天不解决我就会坚持上访。以后上访，我估计还可能被关精神病院，甚至比前两次还可怕，但是我不会屈服的。

志愿者：好的，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杨志祥：也谢谢你们关注！

杨志祥电话：13111831365

采访对象：涂强（男）
时间：2019年7月10日
地点：四川省自贡市

前言：现年31岁的四川自贡市青年涂强，因发表不同政见分别与2015年和2018年被当地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强制关押。2019年7月10日，本网志愿者来到四川自贡市，对涂强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涂强你好！本网想对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做一次采访可以吗？

涂强：可以，希望媒体记录我的悲惨经历，以免我死了都无人知晓。

志愿者：那好，请你介绍一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

涂强：事情是这样的，我以前是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毛粉，经常在微信群里发布一些支持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贴文。近几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民主微信群，在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知识，逐步认识到毛泽东舶来的苏联制度是集权暴政制度，毛泽东的做法是违反人权法治的暴君暴行。此后，我开始信仰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开始讨厌毛泽东及其专政制度。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喝了一点酒以后就骂了毛泽东，很快几名警察就来到我家，指使我妈妈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

志愿者：那些警察是什么地方的警察？

涂强：那时候我家还住在自贡市永安镇（音）居住，是永安（音）镇派出所的警察开车把我送进去的。

志愿者：你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警察有没有给医院交代什么？

涂强：也没有发现他们交代什么，他们也没有说我有精神病，反正就是警察送去的医院就收治了。

志愿者：进院后，你有什么样的遭遇？

涂强：关进去以后医生就给我强制打针，打了好几天的针，后来我受不了了，就要求出院，但是医院不肯放人。情急之下，我愤怒的表示“如果不放我出去，我就撞死在医院里”，之后医院就放我出来了。那一次被关还算是轻松的，就只关了几天时间，打了几天针而已。后来我又被关过精神病院，经历很惨的。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情况？

涂强：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时间不长，大约是2016年春节后不久。起因是我妈发现我又在网上评论时政，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我妈发现以后就很害怕，次日她就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让我和舅舅送她到成都华西医院看病。到了医院以后，我妈和我舅舅就把我强行推进了医院，交给了精神病科室关押。

志愿者：你认为这次与警方有没有关系？

涂强：我认为肯定是警方在暗中捣鬼，指使我妈这么做的。

志愿者：常理来说，父母都是很珍爱自己的孩子的，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孩子关进精神病院。除非是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者自残的情况，父母才可能会把孩子强制送去治疗。你被送医以前有没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者自残的情况？

涂强：我父母离异，我又是妈妈的独生子，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妈妈平时很疼我的。但是，自从我骂毛泽东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后，我妈就开始警惕我评论时政了。我没有暴力伤人和自残的行为，我也告诉妈妈这种情况是不能强制送医精神病院，但是妈妈就是不听，她只听警察的话。

志愿者：你认为你妈妈是不是因为害怕警方才这么做的？

涂强：我妈肯定是害怕警方才这样做的，自从第一次被警察找上门后，她对我说话都变的怪怪的，非常警惕了。

志愿者：第二次关了多久？

涂强：第二次在成都华西医院精神病科关了十多天，期间还被做了八次电击“治疗”。

志愿者：电疗是怎么个做法？

涂强：做电疗就是先给我全身麻醉，然后就在我身上套上电极，电启动后我就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事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种电疗对身体有伤害，严重的还会刺激大脑，我醒来后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大脑一片空白。

志愿者：在医院里有没有被强迫吃药？

涂强：有，必须听医生的话按时服药，如果你不吃药，他们就会用把你捆绑起来强行灌药，所以不敢不吃药。吃药以后他们还会检查我的嘴巴，命令我张开嘴，查看是不是把药吞进肚子里了。

志愿者：这次你是怎么出院的？

涂强：入院时我声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要求立即出院，但是医生不答应，说我必须做满了八次电疗以后才会放人。最后，我被关了十几天，做满了八次电疗后才被放出来的。

志愿者：时隔多久你又被关精神病院了？

涂强：大约过了几个月，我因拒服精神病药物，我妈和我舅舅等人就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治疗，这次关了两个多月，在医院里又是被医生强迫吃药。

志愿者：这一次有没有警方人员出现？

涂强：这次没有警方人员出现。

志愿者：《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疾病实行自愿治疗原则，住院期间病人要求出院，医院应当给予办理。

涂强：我不是自愿治疗的，我是被强行送来的。入院后，我也强烈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就是不肯放，说是必须家人同意才行。我认为他们非法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志愿者：你最近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

涂强：我最近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2018年6月初，因为我当时在网上发布了纪念“八九六四学运”以及呼吁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贴文。在我发布了贴文以后，我就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出门办事去了。当我走到市区大街上时，突然被几名警察抓住，随即警察又叫来了我家人，他们不由分说又把强行送进了自贡精神病院关押。

志愿者：警察抓你时有没有出示警官证和法律文书？

涂强：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出示，就是我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被他们抓住，然后叫来我家人强行把我绑架上警车，坐着警车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

志愿者：这些警察都是哪里的？是你们辖区派出所的吗？

涂强：不是辖区派出所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警察，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没有出示证件给我看，我话还没说出口，警察就和我家人把我推上警车，送进医院了。

志愿者：送进了哪家医院？

涂强：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科。

志愿者：送进医院的时候警察也在场吗？

涂强：在场。

志愿者：警察有没有说你是因为有精神病才送医的？

涂强：没有。警察就是对医生说我喝了酒，需要收治。

志愿者：喝酒就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涂强：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没办法，警察和我家人要强制把我关进去。

志愿者：这次关了多久？

涂强：这次又是两个月时间。

志愿者：在里面都有那些经历？

涂强：在里面就是每天被强迫吃药，还有时常要陪护工和病人们打牌消遣。

志愿者：你多次被送精神病院关押，你认为这背后会不会是有人指使？

涂强：我认为是共产党的维稳机构在背后指使，因为我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就是因为骂了毛泽东才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的，随后我又发了纪念六四学运、呼吁自由民主的贴文再被警察和家人强制送医。所以种种迹象表明，我被精神病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的一些机构在背后操作的。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院里被强迫吃药，那些药物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涂强：被逼迫吃药后导致我患上了多种疾病，至今我的肚子还时常肿胀疼痛，手脚发麻，记忆力衰退，经常做恶梦，睡眠很差。以前我是一个小老板，聘请了几名雇工经营着一家肉店。现在，由于我病痛缠身，已经无力经营了，并且由于这些病痛折磨，我时常想自杀。

志愿者：哦！生命只有一次，你妈妈也健在以后要靠你养老，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志愿者：听说你还到台湾寻求过政治避难？什么情况？

涂强：是的，我因为饱受政治迫害，向往台湾那种自由民主的生活，就在一次随团旅游的过程中抵达了台湾，到达台湾后我就脱团找到台湾当局寻求政治庇护，但是由于台湾还没有政治庇护立法，所以台当局拒绝了我的庇护要求，最后不得已我又返回了大陆。

志愿者：你为什么要寻求政治庇护？

涂强：因为我在大陆生活的很害怕，当局随时可能抓我到精神病院关押整治，要是我能到台湾去生活，就会很有安全感，就可以自由的言说，就不会有人抓我、害我。

志愿者：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涂强：没什么打算，我已经没有未来了，我现在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哪一天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

志愿者：由于时间的关系，采访到此结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涂强电话：13568330317

【民生观察2019年6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近日重庆维权人士许先生向本网透露，重庆异议人士曹继月已被重庆当局关入精神病院20多天了，时至今日仍未获自由。

曹继月是重庆不同政见者，她被网友们称为“线上线下的女侠”。多年来，曹继月活跃在微信、推特等网络社交媒体，广泛宣讲宪政民主，批评共产党专政特权。在线下，曹继月还经常去重庆著名景点“观音桥自由广场”站台，向过往行人宣讲专政之恶，自由民主的重要性。由此，曹继月被地方当局的怀恨在心。

前一段时间，曹继月的家人、女儿、女媳在有关部门的授意下，带着一帮“身份不明”的人冲进曹继月的房间，把曹继月非法绑架，强制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医院地址被家人保密）。

知情人透露，2019年1月时，曹继月的好友，重庆异议人士张吉林（网名“岳家枪”）因在该市观音桥广场发表针对中国时局发展趋势的演讲，他在现场被多名公安带走。张吉林被抓并被关精神病医院后，曹继月告诉重庆其他异议人士说“哪天我有可能也要被送精神病医院呢！”。当时，重庆的几名异议人士还没有在意，没想到曹继月一语成谶，现在已经被当局唆使家人绑架到精神病院关押了。

在曹继月被关之前，她曾告诉一位同城异议人士说“有关部门说曹继月几乎每天都跑去观音桥宣传反党，这必须要严肃处理……”

近日，重庆多名异议人士了解到，曹继月的女儿一家已经身不由己，被政治警察所控制了。

据了解，重庆的政治警察，国保部门，经常会把一些“屡教不改”的不同政见者扭送到精神病院迫害。如：2019年3月，重庆不同政见者刘刚，第七次被重庆市荣昌区国保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维稳。刘刚是重庆市荣昌区安富镇的一位80后小伙，他反对共产党垄断专政，追求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制度，所以常年翻墙浏览国际媒体，但是他却因此被重庆荣昌国保多次传唤及关进精神病院整肃。刘刚曾说“在重庆荣昌医院精神院期间，吃得很差，那饭菜就跟猪食差不多，天天都是白萝卜，而且还用绳子绑着我的身体，每天早晚都被强迫吃药，里面的医生护士还给我注射了很多破坏中枢神经的不明药物，害得我差点虚脱而死。”

在中国，由于共产党集权专政，对“屡教不改”的异议人士，除了抓捕判刑外，还常以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进行迫害。一旦被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当事人就将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的无助境地。并且，一旦被关进去，医院由于要接受党的领导，就接受政治警察的授意，对异议人士实施身心摧残。异议人士被扭送进精神病院后，往往会被特殊监控，对他们进行“戒备森严”盯防，虽然当事人会本能的解释自己没有精神病，但医生反而会以“病人”已失去理智，不配合治疗为由，像对待犯人一样，把他们的手脚被捆绑到病床上强行灌药、打针、电击。不仅如此，异议人士稍有解释或不配合就会挨打，上厕所都被盯防，毫无人格尊严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