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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军区肩负着保卫东南国土和海域的重任，是祖国的重要钢铁长城。然而，南京军区的空军94916部队无视士兵的基本权利，虐待士兵，自毁长城。

2012年11月21日，据该部队一级士官李建敏的父亲李朝华说，他的儿子李建敏在空军94916部队已服役5年，2011年4月初，他儿子李建敏偶感不适，喉咙痛和失眠，该部队竟然把他送进解放军第102医院精三科病区，既没有告知患者这是精神病院也不告知患者家属，后来李朝华发觉儿子十多个月没有与家人联系，就打电话问部队，该部队竟然撒谎说他儿子出差了。

由于放心不下，李朝华到部队看儿子时，才发现他儿子竟然被当作神经病人关进102医院。令他气愤的是，好端端的一个儿子真的被关出神经病来。李朝华说，他儿子李建敏在精神病医院还遭到虐待，被该院绑起来毒打，以致右耳穿孔和脑受伤，现在李建敏脑部受伤后遗问题日趋严重，神智明显下降，生活不能自理。尤为气愤的，被关出病来的李建敏以后的医疗费竟然要家属掏钱，家属到部队照看儿子，这哪里还是现役军人的待遇？

 

李朝华又说，2012年11月中旬，南京军区空军94916部队告诉他要以退伍的名义把尚处病中的李建敏赶出部队，踢回老家。使人无法容忍的是，该部队居然拒绝给李建敏办理军人残疾证，说他是健康人。但是，据部队出示的病残报告病例单显示只有李建敏首次偶感不适被关进精神病住院的检查材料，而后期被精神病医院真的关出精神病后的治疗材料都没有，众所周知，后期治疗的材料才是关键的评残材料，但该部队竟然说后期的材料他们从医院拿不出来，这显然是一个低级谎言。种种迹象表明南京军区空军94916部队一副致现役军人于死地的作法完全是自毁长城。

 

李朝华说，他一个健康的儿子把青春献给国家，到头来得到如此结局，实在是难以承受。

今天，一直在部队伺候儿子的李朝华被迫含泪离开空军94916部队，也许不出两天，他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儿子就要很“健康”地被南京军区踢出军营。

 

调查人：罗茜

 

2012-11

 

以下是李建敏在精神病院中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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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见的形成，往往是由于对事实真相缺乏足够认识，因而造成误解。怀有偏见的人往往并不自觉，一般情况是误解愈深，成见也愈严重。

很多人对精神病患者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因此也产生许多错觉、误会，甚至偏见和歧视。要破除偏见，必先消除误解，看清事实的真相，那样精神病患者才可以重获机会，得到公平对待，成为社会的一分子。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心扉，踏出寻求真相的第一步！

一、小安的故事——

在孤独与无助中踽踽独行

精神病院，一个人们熟悉而又备感神秘、惶恐的场所，躁狂、妄想、歇斯底里与抑郁——人们所害怕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那里找到。

在那里，他们得到治愈，或面对死亡。

“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笔下的“愚人船”，在精神病院出现之前，精神病患者往往被视为需要“清理”和驱逐的社会多余而被城市交给船工，任其流浪。

在古代中国，严重的病患也会被视为家族的耻辱而被囚禁或流放。直到113年前，第一所精神病院在中国建立。

1898年，清政府风雨飘摇，在广州，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院。虽然比起欧洲晚了5个世纪，但也正因为起步较晚，所以在建立之初，这所医院就有着相对正规的管理体系，在权益、规范、康复等诸多方面都烙下了“文明”的印记。

这所医院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了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立下来。

百年后，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但精神病院床位和执业医师的数量与之的比值却只有1∶121和1：842。

精神病治疗机构数量不足，经费也往往入不敷出，还面临着缺乏人才的困境。“没有优厚的待遇、没有编制、没有发展前景，拿什么招人？”

巨大的歧视与排斥，使精神病院看起来更像是让病人远离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却又让医护人员陷入了来自社会歧视的焦虑之中。

社会康复体系的缺失，更让已难负重任的精神病院成为了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回归家庭，对大部分治愈者来说，是一个梦想。

但他们依然要撑下去，医者、患者与家属……

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方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方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2008年，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2009年，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地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路。”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在后来的很多天，那双眼睛都让我难以忘怀。

二、伤痛——

◇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1亿

◇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障碍者

◇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

“精神病患者”——一个被填充了排斥、歧视，甚至是暴力色彩的词汇。

所有以正常人自居的人都认为这个词汇离自己很遥远，那是另一个陌生的世界。而事实上，几乎在每个人身边，都有精神病患者的存在。

1亿！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在2009年公布的数据，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也就是说，每13个人中，就有1个是精神疾病障碍者，不到100个人中，就有1个是重性精神病患者。

然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尚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一项涵盖中国12%成年人的大型调查显示，成年人群精神障碍总现患率为17.5%。其中心境障碍为6.1%，焦虑障碍5.6%，物质滥用障碍5.9%。对于心境障碍和焦虑障碍，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40岁及以上人群现患率高于40岁以下人群。男性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风险是女性的38倍。农村居民重性抑郁障碍、心境恶劣障碍和酒依赖的患病率高于城市居民。

不仅成人群体，儿童一样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千八百多名家长近三年的跟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三分之二的家庭教育不当，造成孩子存在各种心理问题。

我国高校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已由1989年的占总生病率的20.23%上升为1998年的27.03%；天津市对5万名大学生所作的调查中，有心理障碍的占16%以上。北京大学近十年来因心理疾病休、退学人数占总休学、退学人数的1/3左右。杭州市科委从7所不同类型的学校抽取2961名大学生进行为期3年的跟踪研究，发现有心理障碍的占25.39%。

2002年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自杀调查结果公布，我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在15至34岁人群的死亡原因中，自杀更是第一原因。中国也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23／10万，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

由于缺乏对精神疾病的了解，很多病人不知或不愿求医，病情往往加重。大量重症患者需终生与药物为伴，他们长期失业，耗光了积蓄，变成家属的负担。

比经济负担更沉重的是，重性精神病患者在对抗病魔的同时，还要忍受药物副作用，并随时面临并发症的困扰。

由于长期服药，很多重性病患者目光呆滞、表情怪异、动作缓慢，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如影随形。他们陷入了恶性循环：遭遇越来越凶猛的病魔，越来越严重的歧视。

于是，15%以上的人选择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漫无边界的痛苦和悲伤，成为构成我国自杀人群总数的大部分，或者，任由百病袭击、突发死亡。

“这一人群的平均寿命少了20～30年。”杨甫德沉重地说。他有着多重身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北京市精神卫生条例》和《精神卫生法（草案）》的重要参与者。

与惨痛的后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绝大多数人患病而不自知。“尤其是抑郁症患者。”据调查，抑郁障碍患者从未就医者高达62.9%，在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恰当的药物治疗。

无知、偏见、恐惧、躲避，这个脆弱的群体甚至缺乏本能的自救。

“学会面对。”小安一字一顿地说，“先要面对，才能拯救。”

三、救赎——

精神科床位少，医生和护士不足

1亿精神病患悬于陡崖，病魔、负担、歧视如不断加码的巨石，而另一边，“救命的稻草”是虚弱的医疗卫生体系。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统计，截至2005年底，全国精神疾病医疗机构仅572家，共有精神科床位13.2万张。照此计算，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04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3张。

仅比对现状：13.2万张床位，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杯水车薪。

况且，仅有的资源还集中在发达的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很多区县、甚至地市级城市都没有一家精神疾病医疗机构。

求医的愿望无法实现，排斥的心态得偿所愿，在一些地方，人们把精神病患者用高墙铁锁“囚禁”，任其自生自灭。

即使在一些发达城市，情况也不容乐观。以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为例，按照营业执照，应该是76张床位；现实中，床位已经被迫增加到300多张。

“我们在2009年就一直申请扩编，但始终没有回应。”该院院长王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编外的床位比在编的多，这导致医院的病房、医疗设备、基础建设都早已无法满足需求，这在基层机构里已是通病。

更加千疮百孔的是医务工作者队伍。据统计，我国共有注册精神科医师1.9万人，每7万人中产生一位。与1600万重性精神病患比对，每位医师对应842人。

在这背后的原因是，开设精神卫生专业的院校屈指可数，智力支持长期断流。硕果仅存的少数“专家们”又很可能因为工作环境、待遇等原因更愿意进入综合性大医院、心理诊疗中心，甚至是改行，最终落脚在精神卫生医院的堪称“罕见”。

因此，几乎所有的精神卫生医院都长期面临人力不足的困境，“全年招聘”已是常态。

比缺医生更可怕的是缺护士。精神病患者往往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可现实是，所有精神卫生医院的护士数量都严重不足，甚至在个别医院里，一个护士要管几十个病人，而在综合性医院里，相对应的比例为1∶2.5。

由于护士的专业定位不明确，“在任何领域和科室都能干”，所以流动性非常大。“精神卫生医院待遇低、压力大、风险高，甚至还要承受社会歧视，所以大批护士选择了离开。”杨甫德说。而他所负责的回龙观医院堪称是我国条件最好的精神卫生医院之一，即使如此，“每年招来的护士至少要流失三分之一。”

而且在我国，精神病院这个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难堪重负的机构，几乎是患者的唯一选择。“我国没有任何康复体系，这导致精神病院成为制造残疾的凶手。”身为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的王诚如是说。

许多国家，精神病康复体系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康复中心等，旨在帮助患者早日回归社会。而在我国，基层精神病院是重症患者的唯一并往往是最后一站。在这里，很多人住了几年、十几年，至几十年，无形的囚锁困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远离人群、社会、正常的生活，直至他们完全康复，也无法找到归途。

墙上挂满了阿忆的油画，那是他对“外面”的幻想，色彩凌厉、线条模糊。五年前，阿忆就已经完全康复，但是，他选择在医院里度过余生，因为在“外面”等待他的是冷漠的家人、陌生的世界和一无所有的惶恐。

“你给我钱，我都不会出去，我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阿忆已经在医院里住了20多年，他最害怕的是地铁。“四通八达，不知去向。”

“我们已经尝试着建立社区康复和救助中心，让患者回归社会。”2010年初，在意大利特伦托市精神卫生专家的指导下，北京市首家社区精神卫生康复中心——海淀区社区精神卫生中心八里庄分中心终于挂牌成立。

如今，类似的机构在努力繁衍，但遭遇的阻力早已超乎想象。“最大的困难在于我们没有完善的志愿者队伍。”在康复中心，主要由志愿者照顾和引导患者的生活，帮助他们融入社会。

“冰冷、孤独、无助。”小安如是描述“他们的世界”。（李妍）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http://epaper.chinatibetnews.com/xzfzb/html/2012-06/26/content_3673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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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规定的只是原则性问题，并不能完全杜绝‘被精神病’。这需要和相应的法律救济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正常人不‘被精神病’。同时，建立公正、科学的精神医疗机制和医疗环境尤为重要。”——参与精神卫生法草案论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建顺不久前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正常人“被精神病”，一度成为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怪事，引发公众高度关注。

历经26年之久的酝酿和准备，精神卫生法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部法律是否能“治愈”精神卫生顽疾，确保有病治病，没病不“被精神病”？

无病不乱治  避免公民因制度缺失而“被精神病”

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目前实践中突出的精神卫生问题之一，是强制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程序缺失，个别地方发生的强制收治案例引起患者及其亲属的强烈质疑，“被精神病”不时成为舆论热点。

2003年10月，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因为长期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当地政府送进了精神病院，2010年4月才回到家中。

2006年10月，27岁的深圳女子邹宜均因为家庭财产纠纷，被家人化名为“韩丽”两次强行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出院后的邹宜均看破尘事，出家为尼。

2007年3月，广东省鞋材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有名的皮革大王王敏，因为家庭财产纠纷，被自己的亲弟弟送到温州精神病医院。

由于精神障碍是一种特殊疾病，发病机理复杂，目前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进行指标性检测，只能靠医生的临床观察诊断。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精神医学发展的这一局限性，提供虚假病史，通过“被精神病”剥夺他人权益。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刘铁榜认为，精神障碍的确诊是判断治或不治的关键环节。

为避免误诊、误治等情况，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精神卫生法草案严格规定了精神障碍诊断程序和两种复诊、两次鉴定制度。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患者，应当即指派2名以上精神科执业医师，在72小时内做出书面诊断结论。对非自愿住院治疗情形，还可根据不同状况进行复诊和鉴定。

同时，按照精神卫生法草案规定，“被精神病”的相关责任人依据情况不同可能被追究民事、刑事责任。

“法律草案增加了收治管理和康复治疗的透明度，进一步避免了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相关法律界人士认为，该草案的问世，也彰显了我国人权的进步。

有病必须治  避免严重精神病患者伤害自身和社会

精神卫生问题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陈竺说，目前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不到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事件时有发生。据卫生部调查，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约占疾病总负担的20%，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

精神卫生法草案在强调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自愿的同时，提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危害自身和他人安全，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草案还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等行为，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诊断。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谢斌认为，草案严防“被精神病”的发生，保护了公民个人权利；帮助收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既有助于患者康复，也维护了公共安全。

有病能够治  不让贫困精神障碍患者无力救治

社会救助不足，是部分精神障碍患者无法得到治疗的原因之一。

家住天津的下岗职工于荣平，儿子10多年前患上重度精神病。2002年，同样下岗的丈夫又患上脑血栓等重病。为给丈夫和儿子治病，家里欠下3万多元债务。2003年5月，不堪忍受贫病交加折磨的丈夫自缢身亡。由于没钱用药控制，儿子的病情越来越重，迫于无奈，她只好将儿子用铁链子“拴”在屋里。

于荣平的情况并非个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中，有70%得不到治疗。

长期关注精神疾病患者的天津社科院舆情研究所副所长陈月生说，由于治疗费用高、时间长，大多数家庭无力承担治疗费用。

为加强专项救助，精神卫生法草案要求，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公共卫生服务。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对贫困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由所在地县级政府对其参加医保给予资助。

对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和城市“三无人员”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草案规定，民政部门应当按照规定予以供养、救济。

谢斌称，这部草案是人权方面的立法，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治疗、康复、医疗保障、政府责任等问题作出了回答。

“它旨在保护每个公民的权益，有助于将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问题一揽子解决。”谢斌说。

（来源：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胡浩 吕诺）（http://news.qq.com/a/20111028/00012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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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组织“中国人权守护者”10月29日发表报告，批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6日刚刚通过的首部旨在保护精神病患者权益的《精神卫生法》，称其未对精神病患者提供有意义的司法保护。报告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精神卫生法》，使其赋予精神病患者的诉权条款具有可操作性。
这个基地在香港的人权织说，对那些被亲戚、警察、或者政府官员关进精神病院的非自愿入院者来说，这部法律没有堵住有关方面滥用精神病治疗制度的司法漏洞。被治疗的患者无法向司法当局提出申诉，无法指派或会晤自己的法律代表，从而无法行使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
中国的精神病院被滥用是人权活动人士长期以来关注的问题。精神病院被视为是国家机器用来打击上访者、异见人士或者普通民众的工具。“被精神病”事件日益增多。
“人权观察”驻香港研究员林伟（Nicholas Bequelin）对媒体说，这部法律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进步，但是它没能解决警方在中国精神病领域拥有的权力问题。他认为，在允许公安官员掌控精神病院的同时，不建立额外的制衡体系，就无法改善中国“被精神病”的问题。
林伟说，中国除了有卫生部和西洋机构经营的精神病院，公安部将保留经营自己的精神病机构的权力。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公安部2011年在各个省份扩大了下属的22个治疗中心网络。
“中国人权守护者”组织认为，考虑到中国政府不去执行近年来制定的很多新法规的行为记录，人权活动人士对中国新的《精神卫生法》不抱什么信心。（来源：美国之音）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chinas-new-mental-health-law-20121030/15361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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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卫生法终获通过。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精神卫生法，这是中国首部精神卫生领域的国家大法。 此前，据调查，约有1亿中国人患有各类精神疾病，而其中约有超过1600万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这一数字使得精神卫生在中国不仅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影响广泛的社会问题。同时，当前普遍存在的“被精神病”现象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地方政府以此作为“维稳”手段。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存在偏差，甚至误读，亟需补课。

酝酿了27年的精神卫生法经过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次审议，于26日获得通过。这部法律针对中国精神卫生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促进公众心理健康和预防精神障碍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也对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和康复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有舆论认为，此法的出台，将进一步规范中国的精神卫生服务，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强化民众心理健康促进的政府责任。但也有人对这部法律能否有效遏止被精神病现象存疑。（来源：网络）

发微博求救上海一居民称“被精神病”五年 。从2011年12月23日开始，网名为“神秘樊志德”的微博用户，称自己是闵行区居民樊志德，是正常人，但被其家人和上海闵行警方强制送进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已有5年，希望得到媒体、社会以及律师的帮助，维护其合法权益。该微博称，自己原住在上海市闵行区华宁路，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自己的房屋已被其弟弟据为己有并出租，1000多元的退休金也被侄子用作学费。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该工作人员称，调查结果显示，是樊志德家人要求给他做精神病鉴定，医院也接受其住院，跟警方关系不大。这篇博客还称，2007年8月10日上午，当地派出所和居委会将他从家中抓到上海市闵行精神卫生中心。期间，樊志德曾希望通过自己的监护人将自己领出，但是其父母不肯，家里还为其办理了退休手续。闵行精神卫生中心陆院长向财新记者表示，了解病人的病情和病史必须告知并征得监护人同意。他透露，樊志德这一微博也引起上级的关注，他们也曾为此写过汇报。（来源：财新网）

长春女孩因同性恋被家暴、被精神病 刚逃出又被父母抓回 日前，网友 @歧途宇轩 发微博称，已成年的长春女孩小安（化名）因与她同性恋爱，屡遭父母实施家庭暴力，多次向警察报案却被送回父母家中。9月26日，小安被父母送入长春市第六医院（系精神病院），医生在完全没有核实家庭暴力是否真实的情况下，认定她对父母的恐惧源于患有“精神分裂症”并将其收治入院。不久，小安被父母接出院后软禁在家，断绝与外界的联系。10月9日，小安趁父母不备逃出家门与律师和宇轩会面。但当晚，小安的父母向派出所报警称她有精神病，小安再次被警察强行送回父母家，又一次彻底失去与外界的联系，完全丧失人身自由。（来源：网易女人）

陕西镇安农妇因上访被送精神病院 县长当面道歉 近日有微博爆料称“镇安一农妇上访11次被送精神病院”，网上反映强烈。县委书记张盈安、县长璩泽涛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对此事展开调查核实，确认“上访人李立芳被送精神病院”情况属实后，责成永乐镇党委、政府迅速将李立芳接回。10月12日上午县委书记张盈安、县长璩泽涛当面向受害人李立芳及家属赔礼道歉。由县纪委监察局对负有失职失察责任的永乐镇正科级维稳办主任项忠、包片领导永乐镇党委副书记倪静停职，包抓社区的永乐镇干部王娜停止工作，接受组织调查；责成永乐镇党委停止张汉春的王家坪社区党支部书记职务，立案调查处理；对王家坪社区主任周华民依照有关规定立案调查处理；对永乐镇王家坪社区分管信访工作的党支部副书记汪荣斌、社区信访调解员王宇晓等人进行调查处理；责成永乐镇党委、政府向县委、县政府写出深刻书面检查，对社区班子予以责令纠错；责成永乐镇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带王家坪社区班子成员向李立芳及其家人再次当面道歉；对李立芳和陈学林邻里双方地界矛盾纠纷问题，由县上成立专门工作机构，进行协商调解；正确处理信访案件和非正常上访事件。 据了解，目前永乐镇政府就此事已与李立芳及其家属达成谅解。（来源：西部网）

整理：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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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霞是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高庄社区村民，因丈夫有婚外恋、被丈夫虐待而与夫家打起了离婚官司，由于对离婚判决不服，吴春霞开始了长年上访与诉讼活动。因上访，吴春霞成了一名“精神病人”。

2008年奥运会前夕的7月16日，吴春霞与原夫离婚一案正在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沙北法庭开庭。突然一辆汽车开进法庭内，车上跳下来几名便衣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定手续的情况下，将吴春霞连拉带拽，连吴的鞋都拉掉了。吴春霞被推上了车，沙北法庭庭长见状上前阻止并拨打110都未能阻止车子开走。随后，吴春霞被带到了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蔬菜派出所。吴春霞这时才知道抓她的是公安局的人，在派出所内吴春霞被宣布拘留10天。在拘留期间的7月23日，吴春霞被提出来，蔬菜派出所的人员翟成武对吴春霞进行了询问，要求吴春霞保证不再上访。吴春霞对此予以了拒绝，结果被送回了拘留所。

 

7月26日拘留期满后，吴春霞又被带到了蔬菜派出所。翟成武直接对吴春霞说：“你被劳教一年了”。当天晚上，吴春霞又被押上车，当时押车人员有蔬菜派出所时任指导员张晓东和翟成武，张晓东负责沿路指挥。可是，吴春霞并没有被送到劳教所，而是被送到了河南省精神病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这里，吴春霞一关就是132天。

 

吴春霞说她被送到医院后，医生护士即强迫给她打针吃药。吴春霞不从，并用头撞墙反抗，结果被人绑到了床上强行从鼻子灌药。后来，见斗不过医院的人，吴春霞不得不开始吃药打针。吴春霞说，打针吃药对她的身体损害非常大，期间月经都不来了。

 

住院期间，吴春霞被禁止出院，也被禁止家人探望。有一次吴春霞的姐姐到医院看她被不让看，吴春霞的姐姐就向医院内冲并高喊吴春霞的名字，吴春霞闻听后也冲了出来，姐妹俩就这样隔空相望了下。

 

2008年12月5日，吴春霞终于走出了河南省精神病院。当时接她出院的是她所在的小桥办事处的人员。吴春霞说，她住院132天所有的费用都是小桥办事处给掏的，可见小桥办事处也是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帮凶。

 

吴春霞在进入河南省精神病院及整个住院期间，没有人给她做精神病鉴定。而她后来看到的精神病鉴定的时间恰恰是2008年12月5日她出院的这一天。吴春霞还看到了她的所谓“病历”，“病历”写吴春霞“神志清”“对人冷漠”“精神分裂症”，而2008年12月5日最终的鉴定结果是吴春霞患有“偏执性精神病”。

 

民生观察早在去年五月就报道了吴春霞的遭遇，今年国内官方媒体又对吴春霞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吴春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这大半辈子都毁在他们手里了”。

 

来源：民生观察网

河南农妇吴春霞劳改中被送精神病院132天（附视频）

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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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长期吃药打针是件很残忍、很不人道的事情，这样的行为对当事人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他们要摘掉“精神病”的帽子，他们要回归社会做一个“正常人”；他们要求恢复名誉得到一个最基本的尊重；他们要求惩办凶手还自己和社会一个公平。

如何维护上述权利呢？受害者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走法律途径进行司法维权。确实，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防线，但在中国打官司有用吗？司法维权走得通吗？司法维权是被精神病者最好的维权方式吗？带着这些问题，本期将被精神病者的司法维权状况做成了一个专题，我们选取了钟亚芳、吴春霞两个典型案例，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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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亚芳，1967年3月5日生，淅江省杭州市桐庐县人。她是浙江省桐庐县中医院的一名主管护师，住桐庐县桐庐镇惠民小区。2006年12月21日，钟亚芳到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核医学科（简称“浙医一院”）做甲状腺ECT同位素扫描检查。这个检查做过的第二天，钟亚芳即开始出现脱发、肌肉萎缩、双下肢肌肉僵硬、满口腔溃疡、白血球减低等症状。不幸的是，在钟亚芳患病十个月后，她年仅8岁的女儿钟知含身体也出现状况和不适。

 

上述情况出现后，钟亚芳即怀疑是浙医一院出了问题，但浙医一院却拒不认为他们有过错。2008年5月，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钟亚芳作出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书认为：“浙江省某医院核医学科没有分别设立‘功能测定室’和‘核治疗室’，且注射扫描检查的锝和治疗骨肿瘤的锶均在同一个地点，不符合医疗规范，存在误注条件。钟亚芳在注射放射性药物的第2天，即出现四肢骨痛症状；5个多月后检查，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异常，尿中去钾总β放射性浓度异常增高，与使用锶后的体内代谢变化相吻合。因此，浙江省某医院在对钟亚芳做同位素扫描检查用药过程中，误注了锶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如排除了通过其他途径接触到锶，则医院的医疗行为与钟亚芳的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同年10月，北京华夏物证鉴定中心对钟知含的鉴定结论为“体内出现了确定性的辐射生物效应；在出现症状的时间前后，受到过放射性核素污染”。

 

2008年12月29日，国内媒体《民主与法制时报》以《母女遭受核污染谁之责》为题对钟亚芳母女的案件进行了报道。面对这些证据，浙医一院仍然拒不认为他们有过错。为此，钟亚芳走上了上访的不归路，也走进了维稳的天罗地网。

 

2009年10月1日上午，正在北京上访的钟亚芳在公话亭打电话时被桐庐县公安局局长周建杭等人抓住。10月2日押回桐庐后，钟亚芳即被关进桐庐县上海快乐度假村67天（桐庐县公安局称之为“学习班”），每天由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8—10人24小时看押，时间长达两个多月。期间的11月17日，钟亚芳被桐庐县公安局与桐庐县卫生局15人强制押送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在恐吓威胁下由该院进行了所谓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鉴定结果为“偏执性精神障碍”。

 

12月7日下午，桐庐公安局城北派出所李指导员来到非法关押钟亚芳的桐庐上海快乐度假村7102室，要求钟亚芳去医院“看妇科病”。钟亚芳当即被强制押上车，送到了桐庐县第三人民医院，经妇科检查诊断为盆腔炎后，又被城北派出所李指导员及二名民警强行拖进该医院精神病病房。仍由桐庐公安局民警与卫生局人员看守，并加大了警力看守，而该院精神病医生并没有跨进关押“精神病人”钟亚芳的“病房”一步，钟亚芳也没有被服用过一颗精神病药物。

 

12月9日，杭州市公安局作出《肇事精神病患者收容治疗通知书》，指“钟亚芳因扰乱社会治安秩序行为，经本局批准同意现已送杭州市安康医院收容治疗”。 钟亚芳当天便被送到了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精神病院》，开始了她的精神病院生活。

 

被关进杭州公安局安康医院之后，钟亚芳连续一个多月都没有睡上一个好觉。每天都是对女儿的思念和老父母的担忧，终日以泪洗面。关押期间，桐庐县公安局不惜花重金雇佣了当地的6名妇女 “照看” 钟亚芳，每人一月工资1800元，6人共计10800元一个月。

 

2011年7月22日，在杭州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度过了591天后，钟亚芳终于获释回了家，但她发现回家后并不自由，她二十四小时被人跟踪监控。

 

来源：民生观察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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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权，有效遏制“被精神病”

——2012年世界精神卫生日《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致政府的公开信

近年来，媒体不断曝光精神正常之人被强制收治的“被精神病”案例，像武汉徐武、竹溪郭元荣、十堰彭宝泉、漯河徐林东、南通朱金红、上海周鸣德、中石化陈淼盛等。其中有的从二十世纪90年代便被关押在精神病院，至今已十几年（如郭元荣）；有的已经在精神病院去世（如陈淼盛）。“被精神病”案例的屡屡发生，反映了我们国家在精神卫生疾病的申请、诊断及收治等方面，法律层面上的空白和缺漏。
“被精神病人”被强制收治的情况包括：被家人、被单位、被政府非法送至医院强制治疗，其完全忽视了“被精神病者”本人的意愿，湖北十堰彭宝泉曾说：“看守所你可以喊冤，能够申诉，精神病院你说自己没病，他们说你病得不轻。”
真正的“精神病”人，应经过法定权利人的申请，通过严格、规范的医疗程序、人性化的关怀来救助、治疗，应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和人们的特殊关爱。而现今的收治程序，则背道而驰，由行政机关来认定和强制收治，只要你不顺当局之意，完全就可由当局确定你为“精神病”患者。而 “被精神病”者，却没有丝毫的救助、诉求能力。诉求的无助和无果、权力者的权力膨胀和滥用，都造成政府形象的破坏和人民利益的损害，以及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群众与权力机构关系的紧张等等。 这说明，“被精神病”比真正的“精神病”更为可怕！东南大学法学院卫生法学研究所所长张赞宁教授曾说过：“如果精神病学滥用得不到有效抑制，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一个正常的社会每个人都拥有公民的权利，即自由权、参与权、名誉权等。一个人在社会上获得一个正常的身份和名誉，是自身重要的权利，当其被精神病后，自由、人格和名誉都将受到极大的伤害和践踏。
非自愿住院治疗，实质上就是采取强制措施，对所谓“精神病”患者的个人权利进行野蛮的限制和剥夺。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我国目前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措施的依据，仅仅是卫生部等部委的规章、规定和地方制定的精神卫生条例，这些都不是《立法法》中所指的“法律”。这些规章、规定和地方条例规定的对精神病患者的强制治疗，严格说来是违反《立法法》的。大量案例表明，正是由于法律在这些环节上规范不严、控制不力，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医院自我赋权、滥用行政权力，酿成了各种“被精神病”的悲剧。无数被曝光的“被精神病”案例，基本都涉及如下问题：一是矛盾冲突问题，正常人被当作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多是因其与自己的亲人或者当地政府起了冲突，让对方看不顺眼，这是个社会问题；二是权利和权力的限度问题，正常人“被精神病”的过程是其人身自由以及名誉等权利受到损害的过程，其受到损害的原因在于加害人的权利或者权力的过度行使，这是个法律问题，根源在于公权力的滥用。
　　 “被精神病”久而久之已成为违法、违纪的地方政府打压维权上访人员的一种工具。而这种工具，血腥、残忍又极不人道。好好一个人，仅仅因为维护自身权益，反抗了某位当权者，就被定性为“精神病”患者，紧接着就会被强制治疗、被社会抛弃，失去了权利能力甚至行为能力。更有甚者，一些“被精神病”者在精神病院被酷刑、被强制服药，伴随着身体其他机能的严重损害。泯灭人性的残酷迫害，往往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被害者却上诉无门，真可谓“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此种状况，亟需改变。 
　　“被精神病”凸显我国的司法窘境，触发了公众的集体焦虑。规范和程序的缺失导致司法行为正当性遭受质疑，进而使政府公信力受到削弱；也使得公民的个体权利保护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
已经酝酿27年，即将出台的《精神卫生法》草案提出，“被精神病”行为可能获刑：“因故意或者疏忽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对医疗机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暂停１个月以上、６个月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分，并吊销有关医务人员的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但是，地方政府、公安、法院、检察院和精神病院往往互相勾结串通，这样的纸面文件能真正落实多少呢？况且，这部法律仅是一部“卫生法”，主要是保障精神病患者权益的法，从立法技术上看，《精神卫生法》关注的主要是国民精神卫生层面的权、责、利，而非以限制公权为主要内容，更不是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法。
“被精神病”的案例，虽然表现为强制收治，但其实质是非法拘禁。这种借了“精神病”的幌子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案件，理应依据刑法和相关行政法律来处理、遏制。所以，“被精神病”是《精神卫生法》不能承受之重。
对精神病患者“强制收治”是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所以，精神疾病确认的主体及其职责，强制治疗的条件、程序、救济、解除、经费等均应以法律明确规定。
即将出台的《精神卫生法》中关于“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等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完全不受侵犯；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以及确诊为精神障碍但不需要住院治疗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自行离开医疗机构的权力”等等的规定虽然能在减少和避免“被精神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些规定关注的是技术问题，属于与其他保护公民权利的法律规范相衔接的规定，并未正面涉及社会矛盾冲突解决和对权利及权力的限制这两个催生“被精神病”现象的关键问题，不能从根本上遏制“被精神病”频发的现象，因此，其无法真正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此，我们郑重提出：遏制“被精神病”必须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入手，才能真正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
　　今天是2012年10月10日，第二十一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安全，都能确保基本人权的不受侵犯。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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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是由民生观察工作室主办的一份电子刊物，刊物以“被精神病者”的人权状况和民众的精神健康为主要关注对像。《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网址是：/Article/ShowClass.asp?ClassID=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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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精神病患者讲述他们走入精神病黑暗世界。。。以及他们是如何走出来的历程

尽管相比你的绝望来说，谈论流感或者背痛更容易些，但是45%的人会在一生中的某个时段内患精神病。似乎较以前来说，现在患精神病的人更多了，精神病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我们开始关注精神健康并谈论的更多——这是件好事。

“我们正意识到人们所经历的是一种病态而不是仅仅其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心智健全中心，精神病慈善团体的Barbara Hocking说。

“在过去被视为悲观或者消极的许多人可能事实上曾经历过低程度的沮丧，如果他们能够谈论这种情况，并得到咨询帮助，可能会得到极大的帮助。”

最通常的精神病就是焦虑紊乱，伴有沮丧，而后生理疾病如狂躁抑郁症、精神分裂症以及人格抑郁。所有的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残疾如果没有得到治疗。有些人康复的很好，但也有些人被疾病所击倒，并有人自杀。

除去来自医疗团体的压力，用于精神病的研究和服务资金相当缺乏。对于多数人来说，唯一他们可以去获得帮助的地方就是去医院进行精确治疗或者是去他们的私人医生。尽管有多种方法获得药品，但这些带有副作用的药品仅仅被用来治疗疾病本身。

患者真正需要的是医疗团体的帮助——愿意倾听和不做判断的扶助来帮助他们重返正常生活。这里，三个康复者讲述他们惊人的康复旅程。

抑郁

Len van der Westhuizen，52岁，悉尼

我压抑开始的缓慢。在我四十岁的时候，运营一家公司，和两个孩子住在悉尼。一段时间后，我每天吃的药是越来越多。没有动力，没有渴望，也没有欢乐。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停滞了。我遇到一个医生，他劝我直接服用抗抑郁的药。在六年时间里，我尝试了九种不同的药，实话说，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当我开始不洗澡或者不吃饭时，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我不愿意起床，就想睡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感觉得到释放，因为这时候感觉到没有所期望得到的。但是只要你绝望，你会意识到自杀会给你的家庭带来痛苦。因此，你要坚持。。。

我四年没有去工作了，住院无数次。我发现很难去处理日常事务，因此我的社会关系也随之中断。我失去了自己房子，有数年的时间住在朋友的暂住公寓里。那是一段很令人悲伤的事情。搬出来可以去除一些引发我抑郁的诱因—这使得我自己管理自己。

我仍旧有糟糕的缺点。一年中我只有三个或者四个的好时间，剩下的时间就需要自己管理了。当我患了抑郁的时候，不是对这病感到失望，而是仅仅认可它。我对自己是非常的宽容，从社会上消失一段时间来专门处理这个疾病。这给了我空间和时间来恢复并告诉自己他正在消失，因为它确实消失了。

我希望早上能有人来到我的房间，礼貌的敲门并叫我起床说“好，你现在该起床了，洗涮下，这是一些干净衣服，和健康餐”。有这种支持会带来完全不同的效果。但是这种帮助并没有。

这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与女儿的关系：他们觉得很难原谅我。但是我尽全力去做那些其他父亲将会做的普通的事情：我得去工作；我得融入到社区；我是可以懒的和准时的。我开始尽量让他们慢慢建立对我的信任。

我16岁的女人萨沙和我分享散步的喜爱。我们计划穿越Simpson沙漠–在27天的时间里我们从西到东早了500千米。我开始以一种乐观太多提前计划和考虑未来生活。利用每个机会想自杀，取而之代的是，我现在想活下去——有活力的活着。

精神分裂症

Sandy Jeffs, 57,墨尔本

人们总是认为精神分裂症是分裂的人格，或者我们都是杀人犯。这是一个很令人讨厌的疾病，这会引起难以置信的精神病痛。

我拥有一个非常糟糕的家庭—-我父亲是一个家暴，母亲是一个酒鬼。我13岁就开始性乱交。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没有找到工作。我感觉我无法为别人服务，我感到很失望。

这种声音柔软而又断断续续的开始。最终，他们开始向我怒吼，说我是这世界上最丑的，最可恶的人，称我为撒旦的妓女和荡妇。这种声音不像是你可以在大脑意识中听到那种。这声音就像直接和你对话一样。就有女人、也有男人，还有他们自己的特点，总是满嘴脏话。

我并有把这种事情告诉任何人，因为它不让我说。除此，我对精神分裂症一点不了解。然后我就遇到危机，并逃开了。我在城市中漫无目的徘徊，并开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刀，准备把我杀掉。我不吃、不喝、不说话一个周。我被送到医院并进一步观察一个月，然后我被送到另外一个医院三个月。那时候我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

1976年，我被确诊时，精神分裂症是一个极糟糕的死亡判决，带有极糟糕的预测结果。但是这个诊断结果至少说出了我的一个写糟糕行为，一个游戏计划也开始实施。我得到医治，开始去见一个心理医生。

我住了好多年的医院，不是仅只有那种声音，而是一种妄想和幻觉——我见过圣母玛利亚，我不是天主教徒。同样，在镜子里我看到了女巫，她的头发乱蓬蓬的缠着，她的眼睛血红色，她牙齿腐烂的。我还看到了声音所告诉我的一个魔女。

精神病是压倒性的、消耗一切并非常自我的。所有的都是你自己，整个世界都呈现在你自己。就像我早期生活的自我仇恨一样开始潜入我的潜意识中来，并通过我来表达出来。。自我困扰。

曾经我觉得Bob Hawke对我说，我在污染他的社会生活并觉得我应该自杀，因为我是一个坐糟糕事情的糟糕人。我确实去自杀，并且几乎要成功了。

写作是我黑暗乌云中的一抹闪电。我开始一诗歌的形式记录我的经历，反应疯狂的行为，将他们锁在抽屉中。在1993年一些朋友创建了一个小型出版社，出版我的作品集，诗集，这些真的起作用了，并改变了我的生活。

现在我从骨子里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自我标榜“精神分裂症”而已。

我仍能够听到那种声音——-随着最近不断得到提炼，正在变成一门演讲课——–我仍旧在经历为康复的阶段。但是现在我对自己有种意识。我经常公开性的说关于精神疾病的事情。我曾经想我不能成为教师，现在我在教授、激发精神疾病的热情。

经历精神分裂症的人是真英雄。如果以大众想法来对待我的病友，那我就可以做我自己的工作了。

双向紊乱

ay Jackson, 50

狂躁是一种情绪紊乱，这种情况下你会经历狂热的高潮和抑郁的低潮。当处于狂热高潮时，我觉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到处是社交聚会生活；充满活力、有创造性并十分有趣。当我处于抑郁状态时，我的认知能力就会受到影响–我完全不能适时的阅读和写作；我不能组织一句话；我失去了信心，变得想自杀。

我记得在大约12岁的时候变得有自杀倾向，但是直到青年阶段，我开始吸食大麻的时间，才开始变成精神病。医生告诉我“我可以给你开安定药或者是”。当精神病犯了后，我变得非常令人恐怖。我尽量在学校表现的很正常，但是我真的担心这将会暴露，他们会将我送到精神病院。

我显著的变化是四年一循环。有两年我会感到很沮丧，想自杀并且起不到任何作用。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或者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到第三年我就会变好，在第四年我会持续数个周到数个月狂热兴奋阶段，在我滑落回沮丧状态时。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与我的丈夫乔治结婚。当我36岁时，我经历了另一个低估并且想自杀。我自己深信不疑的认为，我的孩子们和丈夫如果有一个新妈妈和新妻子，生活会过得更好。因此我决定自杀。

有两个我认为是护士的人站在我的床尾，我叫他们告诉我丈夫和孩子我就要死去了，不是因为我是一个懦夫和不需要照顾，而是因为我想给他们自由。其中一个护士说，“不，妈妈，不要死，不要自杀”。“护士”是我的女儿，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那时候他们分别才14岁和11岁。

37岁的时候我被确诊为狂躁症。由于医生倾向于在病人真正抑郁时候才会去看。所以经常会错诊。当病人处于狂躁时，医生不会去看–因此将你的全部生活展现给医生就像的更加重要了，因为用于治疗抑郁和狂躁症的药物完全不同。

现在我在服用治疗狂躁症的药。我不在走极端。。。。也不走狂躁高潮。最低潮现在也只持续一周，然而在服用药物以前，要持续两年。

使用合适的药物会产生巨大的不同。我回到大学，获得精美艺术和教育学两个学位，并在40岁的时候获得了第一个稳定工作。我作为一名顾客支持者，开始在健康服务中心一周工作两天，两年的时间里我成为了主管。现在我有自己的事业，并到澳大利亚各处的精神健康中心做演讲和培训。

对我的健康来说，做一些日常的运动就很重要，如喝大量的水。当我出于焦虑的时候，我曾不吃镇定药。尽我所能去大笑，我周围都是一些了解这种疾病的乐观积极的人。我和我的女儿关系很密切———他们告诉我我是一个好妈妈，教会了他们更活力，同情和自立。

我的工作给了生活带来许多有意义得东西，我觉着对我的能够健康的活着很重要。认知行为理疗帮我学会不要加压过多—–我把我的烦恼当成一片云彩，并把它们一扫而尽而不是去考虑他们。

总之，我已经学会如何与狂躁相处，并过着一个充实的生活。（来源：译言网 翻译：wjwky）

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146311/323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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