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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静珍，女，1972年出生，住在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刘炮沟村，（身份证：230822197301017081）丈夫周怀龙常年在外打工，她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苗静珍丈夫的哥哥）合住三间连脊房，因为房屋争议和法院枉法裁判苗静珍被迫离家上访。
 
据苗静珍说，她住的房子是和林淑霞、周怀春合伙盖得，共有三间，她住中间一间。各有各的厨房，各有各的通道，中间还有一走廊。 同在一个屋檐下难免发生一些小矛盾，从2000年开始，周怀春和林淑霞就打算把苗静珍住的一间房买下来，让苗静珍夫妻搬出去住。苗静珍深知盖房的不易坚决不同意卖，由此导致矛盾加剧，苗静珍被迫搬到外边居住。
 
2003年10月10日上午苗静珍要封堵原住处的房门被婆婆拦住，还唆使她的丈夫打她。当日晚上，苗静珍夫妻又一同去封堵厨房的门，在收拾厨房期间苗静珍忍无可忍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等人发生了争吵、撕扯，苗静珍拿刀欲砍婆婆被人夺下，打伤，苗静珍报案后警方并未依法处理。
 
2003年12月8日苗静珍一纸诉状把婆婆林淑霞和周怀春等人告到了桦南林区基层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她被打伤的医疗费用等共计1391.50元，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给苗静珍造成人身损害的理由不成立，因为苗静珍经常回原住地撒灰、挖坑、怄烟、钉封门，至使老人无法正常生活，婆媳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主要原因在原告，孝敬老人是传统美德，而原告制造事端”为由驳回了苗静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用由苗静珍负担。
 
2004年苗静珍又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和婆婆林淑霞对簿公堂，苗静珍连连败诉。据苗静珍提供的她公公周殿民和媒人刘XX的证言显示，房子是1992年盖的，盖房时周怀龙（苗静珍的丈夫）已经年满22岁，他（周怀龙）13岁就不上学了，下地干活，房屋应属他的共有。另外苗静珍和小龙（周怀龙）结婚时儿媳妇（苗静珍）要三间砖瓦房，因条件不允许，经媒人刘XX说和，林淑霞答应把九二年盖的房中间一间给苗静珍和小龙，是给她们俩的，不是暂住房。
 
苗静珍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更何况当时结婚时婆婆也把这间房子明确给她夫妻共有。苗静珍觉得根据这两点，怎么算这也是她的合法住房，“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封？我去封门她们还打我，”岚棒派出所还帮着她们做假证，法院存在权钱交易才听信了一面之词做出了枉法判决，因此开始到各部门上访。
 
2006年4月12日苗静珍又因为和周怀春父子的斗殴行为被桦南林业公安局在医院带走以“故意伤害罪”刑拘，5月15日被检察院批捕。在桦南看守所关押期间，苗静珍越想越觉得冤屈，她地里的青苗被毁，周怀春父子拿木棒子打了她就趴沟里装死，她被人说成是杀人犯，公安局不分青红皂白就关她，她为此给看守所民警反映，哭闹、绝食。
  
10月24日桦南林业局法院、公安局把她从看守所接出来送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精神病院，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就开始逼她吃药，每天吃3次药，不吃就要挨打或灌药，吃完药还要用小板把舌头翘起来检查，这样过了162天后，医院重新给她做了检查，确认苗静珍的“精神病”好了才又让她回了看守所。回看守所没多长时间，就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附带民事赔偿两万五千余元。苗静珍上诉后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她的房屋财产也被侵占。
 
2012年苗静珍又开始上访，11月9日桦南林业局公、检、法3家联合接访，苗静珍从国家信访局出来经过陶然桥下时被他们抓住，几十个人连拖带拽把她拉上车连夜赶回原籍。第二天早上以她越级上访为由把她送到桦南林业局看守所拘留10天。11月19日上午抓她的那些人拖着她的手脖子、脚脖子，脊背挨地的从看守所拖出去100多米扔到车上，强制送到了七台河市七煤医疗中心精神病康复医院。还告诉大夫，苗静珍发病4个多月了，常去单位和邻居家砸玻璃、伤人，周围百姓为此常去找政府，他们才把她送到医院来的，也没有家属。医院给她做了各项检查，诊断为“妄想型障碍”，留院治疗。
 
苗静珍的丈夫听说苗静珍又被送到精神病院后找各部门反映苗静珍没精神病，要求释放她，被威胁再管这事就把他抓起来。
 
2013年1月10日苗静珍的丈夫借探视的机会把苗静珍放走。桦南林业局听说后派20多个人四处找她，最终在七台河市晶海旅馆把苗静珍抓住，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做检查，医院出具结果没精神病才放了她。
 
苗静珍说，在医院不吃药不行，吃完药头昏脚轻，说昏倒就昏倒，因为她吃不下饭去还把她绑在床上给她做“电蚂蚁”导致她大小便失禁。真正的精神病人几天不吃饭也不给做“电蚂蚁”，一说给谁做电蚂蚁都吓得嗷嗷叫，躲着跑。
  
苗静珍说，电蚂蚁是一种刑具，就是把电针扎在虎口和两腮过电，电一通就感觉有好多虫子再肉里爬，痒刺的难受，就忍不住咬牙，当时感觉牙响的都要碎了。
 
在苗静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期间，她的丈夫曾求助于维权人士和媒体，各界也曾寄希望与新的《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但新的《精神卫生法》没能阻挡住公权力践踏人权的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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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北郊磙山村访民毛庆爱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湖北随州村委会签约毛庆爱不再进京上访，违约送精神病院。
    来电称：2012年1月20日下午，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大二的儿子（毛旭，逝年21岁），在家中突然无故身亡。负责此案的北郊派出所出现场勘查、拍了两张照和简单询问后，提出交300元尸检立案费的要求，遭拒绝后，派出所就以没人要求尸检立案为由，将此案定性为“自杀”，让一名叫李东的亲属在鉴定书上签了字，就走了。
    我和毛旭的大姑妈（方真英）、大姑父（金运亮）在警察走了之后赶到现场时，看到毛旭脖子正咽喉处有一道约15厘米长、大拇指般粗的紫痕，而毛旭的两耳往下并没有索沟，皮肤丝毫无损，舌头也没有出来。
    据第一个发现毛旭出事儿的外婆讲：当时毛旭双脚踏在椅子上，脖子中用一条长不过60公分的白色纱巾，绕成结套在一根人为搭起的横木上。外婆喊邻居解救下来，但为时已晚。
    就在我蒙然抱着一动不动的儿子痛哭不到20分钟时，赵某全家对我围殴，陈某叫来火葬场的车，说要拉我儿去火化。就在我奋力阻止时，陈某的儿子将现场的证物（纱巾、椅子等）拿走烧毁了。我没能保住证物，我儿子的尸体也被他们抢走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我得知儿子的尸体没有被火化，而是被埋了。
    我儿毛旭生前在校品学兼优，又是中共的预备党员，事发之前，没有任何轻生的迹象，有学校的证明为据；而我儿脖子上的伤痕和“自杀”现场均存在诸多疑点和事后犯罪嫌疑人赵某、陈某父子的异常表现，都让我觉得这更像是一起谋杀。而办案单位北郊派出所为什么看不到这么多明显的疑点？
    2013年5月2日，我和老父去曾都分局索要“尸检报告”和他们的“定案证据”，当晚老父在该处被失踪。5月9日，我到随州市政法委门外要，又遭警号为094859的警察狠命踢伤。        2013年底，老父为孙申冤未果，含恨离世。
    2014年1月2日，我从马家楼被地方抢回，关押在随州市大十字街宾馆，磙山村主任金爱国带7人之众，将我衣服撕光，逼跪在卫生间水涡里，反背双手头磕在水地，背心放一杯水，数九寒天给我冲冰水澡。之后，对我毒打关押76日，逼我签精神病院协议书，并以此威胁我不准再为儿申冤，否则就将我送精神病院，如果不签，就折磨死我。
    重获自由后，我马上又来到北京上访，虽投诉无门，但我不能不顾我儿的枉死，杀人偿命古来言。
（来源：六四天网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5-id-17915-page-1.htm 2014-07-21 22:05: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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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流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的粉刺他。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坤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照着他打过了，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受害人因遭长期危害，终于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请人相救。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精神、神经被伤害，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单位治疗的走形式过程得不到有效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方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精神病院也成为他被关押的考虑对象。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涂中，忽然转道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近全国两会前期，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许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被强迫送到精神病里面的遭遇，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的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