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pwfec

2007年5月17日，结束淞滋市的调查之行，我们来到长江之滨的湖北省公安县。下午三点多，在公安县一银行大楼前，我们见到了公安民师代表潘老师等人。

  

 在潘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民师蒋桃香家，开始了访谈。当时在场的有五、六位民师代表。据潘老师介绍，他们属于被辞退的民师，像他们这样被辞退的民师在公安县有一千三百多人，都属合格民师，大家都有民师任用证等各种证件。老师们被辞退时间是2003年1月，当时按以前每工作一年四百元，乘以教龄数的计算方法，大家拿了几千、万把块钱后与教育部门没有了联系。

 

潘老师说，2003年 公安县“一刀切”辞退民师时，全公安县只安排了一百六十个民师转公办教师的指标，民转公的基本条件是教龄必须满30年或年龄男到55岁，女达50岁，在这个基础上再按考试与考核的分数排队转正。公安民师代表说，这一百六十个民转公指标，还不属于国家下达的指标，而属于地方配套的指标，大家不知道当年国家下达的指标哪儿去了。

 

除了民转公指标少外，2003年安排的退养指标也只有一百七十四个。刚开始这174个退养的老师每月只有一百八十元的生活费，后老师们不断上访，拉横幅打标语，退养费才慢慢地涨至现在最高的每月四百五十元。

 

2003年这次“一刀切”，潘老师、蒋桃香老师、万圣刚老师等二十多人最冤屈。蒋、万二人被辞退时，都是按三十一点五年的教龄算的辞退金，潘老师是按三十点五年算的辞退金。可民转公时，他们的教龄是算到2001年3月31日。这样就造成了当时他们的教龄离三十年这个红线标准有一步之遥。这种情况的出现，造成这二十多名老师既失去民转公的机会，又失去了退养的机会。对此，这些老师大喊冤枉。他们说，他们实际工作是截止到2003年1 月，在2002年，当局还要求老师每人交500元参加“继续教育”、“电脑培训”等教研活动。埠河镇合意村的一位老师甚至因为参加电脑培训，出车祸身亡。老师们问这工作的一年零八个月为什么不能算教龄，而在给潘老师等人算辞退金时，又为什么将这一年零八个月纳入了计算。

 

在和老师代表蒋桃香交谈时，我们了解到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现在蒋老师已被辞退好几年了，但政府还欠她上班期间的工资六千多元。刚开始，这笔欠款学校给蒋老师打了欠条，后来又将欠条收起来，改成了借款条，即蒋老师自愿将这六千元借给她所在的蔬菜场。像蒋老师这样被辞退多年还欠薪的人在公安县不在少数。由于这笔钱迟迟要不到，又无分文利息，现在蒋老师用这个所谓的“借款条”按一百兑六十五元抵农民的提留，即老师们的一百元只能换农民的六十五元。

借款条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公安县的民师从2004年就开始了上访维权，其中2005年3月29日、2005年9月28日及2006年年底三次到北京上访。因为2006年底的这次北京上访后，退养民师王成才、张文柏、罗志安分别被拘留10天、5天、5天，至于到省市上访，可以说是发生了无数次。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23

     
    访谈松滋民师代表团
    
    2007年5月16日下午三点左右，我们结束了在武汉市黄陂区探访民师李双前之行，于下午六点钟左右到达汉口新华路汽车站。由于此前和湖北省淞滋市民师代表韩老师联系时，他表示星期五（5月18日）有事必须外出。所以我们的千里访民师之行的第二站便决定去淞滋。
    
    来到新华路汽车站一问，该站没有直接到淞滋的车，于是我们决定先到沙市，第二天再转车到淞滋。晚上十点左右，在经过三个小时的颠簸之后，我们到达荆州市沙市区江津汽车站，并在该汽车站旁一招待所住下。尽管非常困乏，晚上还是坚持写下了16日一天访民师的经过。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坐上了去淞滋的客车。沙市离淞滋较近，一个半小时后，我们便到了淞滋。到淞滋后，我们在一宾馆门前见到了韩老师，韩老师看上去精神不错，人很瘦。韩老师家就住在城里，我们随着他很快到了他家后，便聊起了淞滋的民师问题。
    
    据韩老师介绍，淞滋现有退养民师80人，被辞退民师980人。这980名被辞退的民师，是在2002年“一刀切”时被辞退回家，这批老师们在领取了几千、上万元辞退费后便永久地失去了教师身份，也失去了养老和医疗保险，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
    
     韩老师今年66岁，2002年淞滋民师被“一刀切”时，他成了一名退养民师，现在每个月领取350元的生活补助。韩老师是1968年1月1日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民办教师的。按淞滋民转公的“土政策”，民师要想转为公办教师（简称民转公），教龄必须达到三十年以上。1998年淞滋进行第二次民转公时，教龄计算到1997年12月31日，这样，韩老师离三十年的教龄差一天没转成。2002年，淞滋进行第三次民转公时，（83年第一次进行过民转公，指标很少），韩老师教龄已超过三十年，但这次教育局却不让他们这些已过三十年教龄的教师参加民转公考试，私下承诺给他们办理退养，工资按在职时工资的100%（当时韩老师在城区小学任教，工资已达九百多）发放。可等到韩老师2002年退下来后，退养金只有120元/月，他大骂当局是骗子。
    
    韩老师介绍说，2002年是淞滋最后一次进行民转公工作，当时民师还一千多人，但民转公指标只有一百五十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造成大批老师无法转为公办教师被辞退和被退养。为什么这次民转公的指标这么少？老师们后来了解的情况是，淞滋当局按1000元/年（购买到退休年龄）卖给了社会上的人员，其中许多指标卖给了干部们的亲属和子女。
    
    韩老师等人后来找到了湖北省107号文，98（20）文，这些文件规定民办教师退休后，退休金最少不得低于公办教师工资的三分之二。现在他们这批退养教师多次上访，退养金虽然涨到三百多元，但离三分之二这个标准相差甚远，因为现在和他同年龄的公办教师的工资有一千好几百元。
    
    在韩老师等人的带领下，淞滋民师进行了许多次的上访。2006年12月17日，他们到北京上访时，前来截访的淞滋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为了与韩老师“保持联系”，竟为其交了二百元的电话费。回淞滋后，教育局的人请他到教育局办公室谈谈，却发现在场的是公安人员。公安人员告诉韩老师，“你的电话已被监控”，“我们随时可以抓你”。韩老师听完此话，扬长而去。
    
    在采访韩老师期间，又来了一位张明懿老师。他告诉我们，他因其父亲（公办教师）以前曾公开揭露一学校乱收费的事情，湖北电视台曝光了这件事，因此得罪了淞滋市地方当局。导致民转公时，按政策，他88年受到奖励，应为其民转公加分，但政府却不肯为他加，最终张明懿以“一分”之差饮恨“民转公”。
    
     结合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遭遇，淞滋民师现在最喜欢引用的一句顺口溜是：“村骗乡，乡骗县，一骗就骗到国务院；国务院就发文件，一级一级往下念，念完文件进饭店，文件根本不兑现”。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22

    
    5月16日与武汉民师合影
    
    按：从2007年5月16日开始，民生观察工作室启动了调查湖北省各县市民办教师的活动。我们之所以要开展这项活动，是因为民生观察这几年来一直在关注湖北省各地民师的维权活动，通过和民办教师这个群体的接触，我们感受到他们令人堪忧的生存状况，更感受到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其次，我们注意到民办教师这个群体是一个很大的群体，面对他们屡遭不公和打压这种状况，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为他们做点什么；最后，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实际行动，让民间维权运动更真实、更扎实、更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民生观察这次千里访民师的活动，主要是计划调查湖北省各县市民办教师的情况。为此，我们筹备了几个月之久，这期间反复和湖北省各地民师联系，最终与十多个县市的民师代表达成了共识，并于2007年5月16日开始了这次调查之旅。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我们这次调查活动，在进行到第三天，走到第五座城市（湖北省荆州市）时，遭到湖北省随州市政府及公安人员的粗暴制止，他们派人将我们强行截回。据随州当局相关人员告诉我们，我们三天的调查之行，已引起了湖北省各地方政府的警觉，他们害怕我们给当地制造了“不稳定”因素，他们因此给随州市政府施加压力。虽然暴力让我们无法再次外出实地完成剩余的调查，但现代化的通讯手段——电话和传真让我们完成了对剩余几个地区的调查。从今天开始，民生观察将连续将我们对湖北省十多个地区民师的调查情况公布出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21
    
    湖北各地民办教师调查：武汉市民师
    
    千里访民师的活动的第一站从武汉开始。5月16日一大早，民生观察刘飞跃等人便奔赴武汉。武汉是湖北省省会，经济发达，但是还是有黄陂区、汉南区、江夏区、新洲区四个郊县区民师问题没解决好。
    
    16日上午九点左右，我们到达和武汉民师约定的“接头地点”武昌火车站临时售票厅前。此前，我们曾担心四个区的民师代表能否顺利过来，但结果超出我们的想象，当时武汉四个区有近二十民师代表赶过来了。我们随即在武昌火车站临时售票厅前合影留念。合完影之后，在老师们的安排下，我们来到附近小区一房内开始访谈。当我们二十来人进到小区时，小区的一名老太太竟对我们起了疑心，一路询问之下竟追至屋内，大概是怕我们是XX功。
    
    一、被新华社公开点名的新洲区民师问题
    
    新洲区现有二百名民师被退养，每个月只能按教龄长短领到三百元（教龄二十到二十五年）、三百一十元（教龄二十五到三十年）、三百二十元（教龄三十年以上）。
    
    2001年月11月，新华社新华视点发表文章，披露新洲区当局公开买卖教师岗位，导致将毕生精力投入农村基层教育的民师们失去民转公的机会，并痛批新洲区当局操弄“花钱就可上讲台”的行为。该报道指出，新洲区政府在普九期间，按农业户口每人2.8万元，非农业户口每人2.5万元，公开面向社会招聘教师，从而牟利一千二百多万元。新华社的报道当年虽然在当地引起轰动，政府曾组织专班，进行调查，查时至今日，事情却无果而终。
    

    新华社对新洲倒卖民师指标的报道
    
    
    二、黄陂区民办教师
    
    在屋内，黄陂区民师代表赵老师介绍了黄陂民师的情况。黄陂是武汉的一个卫星区，人口并不多，但到现在为止，黄陂区还有三百多民师在不断上访，其中退养民师（指每个月有一点点退养金的民师）295人，被辞退民师34人（指被辞退回家后无任何退休费的民师）。
    现在，黄陂退养民师每个月有三百元左右的退养金，被辞退的民师，教龄大都在二十年以下，辞退时，他们大都每人领取了一万多元的辞退费。
    
    黄陂民师反映的重点，是黄陂区在前几年的民师转公办教师时（简称民转公），存在诸多弄虚作假盗卖指标的不公正现象，将该转的民师没转，不该转的却转了。在黄陂，发生的最典型的一件事是普九期间，为了完成普九任务，为了给迁建的黄陂一中筹措经费，黄陂政府召开专题办公会议，从社会一次性召集495名合同制工人进入教育领域，而这495人吃上财政饭的代价是每人交纳2万元的安置费。黄陂民师们认为，正是由于当年黄陂区政府将民转公的指标卖给了这些合同制工人，才导致他们今日被退养、被辞退，失去了教师身份，生活困难。
    
    5月16日下午，应赵老师等人的要求，我们来到黄陂区建群村实地调查民师李双前的情况。不巧，李老师家现已人去屋空，据村民们和黄陂的民师介绍，李双前2001年民转公考试时，当场晕倒吐黄水，后因压力过大，精神一度失常，记不住已往事情，不得不住院治疗。最近，一直以拉板车为业的李老师的丈夫，因无法放心她一人在家，现带着她在外谋生。
    
    三、江夏区民师问题——“要想问题赢，非要死个人”
    江夏现有被退养民师89人，辞退14人，据江夏区民师代表易老师反映，江夏区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是江夏政府盗卖民转公指标，拒不认真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民转公文件。从易老师提供的有关资料中，我们看到，2001年，武汉市政府为江夏区下达了242名民转公指标，可江夏政府只转了139名，导致103名老师失去民转公机会，被退养和辞退。
    
    对江夏的民转公存在的问题，易老师还举了两个例子，一是2005年初，江夏区辖区内的金水农场附属学校进行民转公时，该学校的校长被批准可以直转，而学校书记却需参加考试。这让这位书记既气又怕，不久就上吊自杀了。因此事，导致人们质问“是什么样的民转公制度逼得人们自杀？”。这名书记死后，江夏政府怕问题闹大，将剩余的农场教师全部免试转为公办教师。此举被人们编顺口溜道：“要想问题赢，非要死个人”
    
    四、汉南区民师问题——一位民师成植物人
    汉南区现有被辞退、被退养的民师48人，对于汉南区在民转公时出现的问题，老师代表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一是汉南教师杨甫胜，由于无法承受多次民转公考试的压力，更无法承受民转公失败后的打击，现已多年卧病在床，成了植物人。
    
    第二个例子是在汉南一学校有王玉龙这么一个人，此人一直在学校后勤工作，没上过一天讲台，期间曾有三年回家卖菜经历，但在后来的民转公考试时，却考试成绩优秀，转为公办教师，现每个月工资一千多元，这让教了几十年，现每月只有三百元的退养民师们唏嘘不已。
    

    访谈时民师代表赵老师痛哭流涕
    

    与武汉民师交谈
    

    民师们的各种合法证件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21

   
    民生观察刚刚得到消息，北京异议人士、基督徒刘凤钢先生今天被殴打、传唤。
    今天早上，刘凤钢准备下楼时，两名不明身份人员拦住他不让下楼。刘凤钢要求二人出示证件，结果二人拿不出来。随后，此二人叫来了刘凤钢家附近的白纸坊派出所多名警察。这时，刘凤钢才了解到刚才的那二人是是派出所的联防队员。
   
    刘凤钢问拦住他的这些人：“为什么不让我下楼？”
    这些人答道：“不为什么”；“没有理由，你就是不能走”。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发生了推拉，刘凤钢遭到殴打，手臂多处受伤。
   
    随后，警察给刘凤钢戴上手铐，说要对刘凤钢进行传唤，但没有给传唤证。就这样，早上七点半左右，刘凤钢被带到了白纸坊派出所。到派出所后，刘凤钢要求去医院治伤，遭到拒绝。
   
    到下午三点半左右，刘凤钢才从派出所里出来。被传唤期间，公安告诉刘凤钢，说他涉嫌妨害公务、殴打他人（刘凤钢能一个人打众警察和联防队员吗？）。传唤结束后，公安没给刘凤钢任何文字性的东西。
   
    刘凤钢回家后，发现多名国保人员在他家楼下守了半个多小时后才离开。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15

 

近日，民生观察接到武汉钢铁厂（简称武钢，国家特大企业）一位工人的投诉。这名工人叫陈方，他向我们反映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段遭遇，同时，还简要揭露了武钢存在的种种问题。

 

陈方的父亲原是武钢一大型工厂的职工，陈方和父亲一直共同居住。陈方现居住的武汉市青山区红钢城35街47门10号就是父亲遗留下来的。陈方的父亲去世后，刚开始陈方和他哥哥共同在此房居住。1998年，陈方的哥哥在自备电厂分了一套住房，就搬出去了，此房就由陈方一人居住，一直到2006年5月底，到了5月，武钢房产公司决定对包括35街47门10号在内有许多旧住房进行改造。武钢房产公司当时与原住户签订协议，旧房改造完工后，陈方等人仍可搬回原住房。

 

2007年初，陈方所在的旧房改造完毕，可武钢房产公司却拒绝陈方搬回去居住，理由是35街47门10号是其父亲遗留下来的，不属于陈方本人，陈方又只是武钢“大集体工人”，因此无权继续在此房居住。

 

陈方对武钢房产公司的上述说法并不认可，他认为，此房确系其父亲遗留，但过去都是福利分房，产权都很模糊，像他这样的子女很多继承了父辈的房产，他自己又在此房居住了十几年。现在，房产公司违背协议，拒绝其回迁，严重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权、住房权和基本生存权。陈方今年四十岁，尚未结婚。最近刚谈了一个女朋友，现在由于房子没有着落，婚姻再次面临告吹。

 

陈方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时，还揭露了武钢存在的一些问题。陈方首先谈到的就是同工不同酬的问题。陈方说由于他是所谓“大集体职工”，和那些“全民所有制工人”相比，干同样的工作，甚至干的工作比后者还有多、还要累，收入却只有后者的几分之一。为此，武钢的“大集体职工”，一直在上访。陈方还告诉我们，武钢存在严重侵犯工人劳动权的现象。他说，今年四月底，武钢下属的一小企业，工人们认为工作条件太差，薪水太低，就进行了罢工，结果有二十多位工人一次性被工厂开除。陈方还向我们谈起了最近发生在武钢的一起腐败案。陈方表示，他愿意就这些事情对外详谈。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16

 

民生观察此前曾披露了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河西村村民袁新玉、郑方武夫妇自焚抗议强拆，被四方区当局刑事拘留的情况。

 

今天上午九点四十左右，袁、郑二人被送上了法庭。为袁、郑二人担任辩护的是国内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温海波和李苏滨。庭审在下午一点多结束后，滕彪、温海波前往看守所和相关部门为河西村另外两位因强拆被捕的村民办理相关代理事务。我们电话采访了李苏滨律师和袁新玉的哥哥袁老师。据李律师介绍，袁、郑二人今天受审的法庭叫“青岛市第二看守所法庭”，这个法庭旁听的座位总共只有十三个。这些让三位见多识广的律师颇为意外，觉得很有“青岛特色”。

 

据李律师介绍，在庭审过程中，滕、温二位律师首先认为袁、郑二人的房子不属于违章建筑。二位律师在法庭上出示了袁家为办房产证交纳1200元取得的土地收款收据。二位律师指出，按照当地农村的惯例，村民们一般将办房产证的钱交给村里，由村里集体办理。现在，房产证没办下来，责任不在袁新玉和郑方武夫妇。

 

二位律师还指出，即使拆迁时政府公布了拆迁公告，但并没有告之村民有申请行政复议等相关权利，这在拆迁程序上是违法的。同时，袁家的房子即使是违章建筑，也应该申请法院来强制执行，而不是由政府和河西实业总公司来拆迁。

 

温海波律师在庭审过程中指出，应该受到起诉和审判的是那些违反法律、暴力拆迁的拆迁者，他们的行为是打砸抢，他们才应该坐在被告席上。公诉机关将没有犯法的公民送上被告席，涉嫌玩忽职守。

 

袁新玉的哥哥袁老师告诉我们，上午开庭时，河西村有五、六十位村民前去旁听，但最终被告一方只有李苏滨律师、他自己和郑方武的二嫂进入了法庭内，剩余的十个旁听席位则被拆迁方、居委会、及人大的人占据，大量的村民被现场众多的警察拦在外面。袁老师说，开庭时，他看到他妹夫郑方武整个人瘦了二、三十斤，精神委靡。

 

对于二位律师的辩护，袁老师说：“我竖双姆指称赞。尤其是律师说的那句话，‘袁新玉、郑方武是维护私有财产的英雄，那些执法者、拆迁者才应该接受审判”。

 

对于今天的这场审判，李苏滨律师表示，整个会场的气氛还是和平、理性的。对于马上要到来的宣判，李律师表示，期待一场公正的判决。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14

    今天下午五点四十左右，我们得到消息，北京拆迁维权咨询会议组织者周莉刚刚被警察抓走，随即我们拨打他的手机，结果提示“关机”。而仅仅在十多分钟前，我们还电话采访了周莉。
    
     民生观察工作室 (

博讯                                                                 2007、5、13 

     

    到现场的维权人士叶国强
    
    民生观察刚刚得到消息，今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北京维权人士在北京崇文区磁器东一巷居民刘凤池家门前召开拆迁维权咨询会议。当时有二、三百群众赶到现场，同时有近百名警察也赶到现场。警察将大量群众拦截在会场外。
    
    据会议的组织者、北京维权人士周莉介绍，会议刚开始，警察就将大会准备的材料抢走。而在现场，还来了大量的外国记者，如美联社等。同时，维权人士叶国强等也到了现场，他还穿上印有高志晟先生画像的文化衫。会议的标语也被抢走。会议大约在下午四点半左右结束。
    
    详细情况我们随后报道。
    
     民生观察志愿者北京报道
     2007、5、13

     
    拆迁维权咨询会场
    今天下午四点多，我在给周莉打电话时，才知道周莉是一位女性。晚上，民生观察北京志愿者及多位北京朋友寄来了大量图片和录相，使我对周莉及下午会场的情况有了一个更详细的了解。
    
    从传过来的录象中，我听到，当警察抢会场的标语时，周莉和警察据理力争。
    周莉：“你先说我哪件事做错了？”；
     “我做的是不是普法？！”；
    警察：“听我说，想要拆迁咨询，老百姓可以上拆迁办”；
    周莉：“我做的都是教老百姓怎么维护自己的权利“；
    警察：“告诉你，你这个行为已经违法”
    ………………
    
    下午电话采访周莉时，她告诉我，当拆迁维权咨询会现场的旗子、标语和资料被警察收走后，她被迫爬上一个高处，大声疾呼。晚上听朋友们寄过来的录音后，感受到了周莉的慷慨激昂和大义凛然。
    她演讲道：“我有权利保护这一方平安！”；
     “他（指政府）说他管不了，我管！”
    ………………
    （相关录像已请网站编辑上传）
    
    今年37岁的周莉也曾遭到政府强拆，多年上访无果。她还目睹了友人华惠棋及其母亲因强拆维权被投入监狱的经过。现在，周莉已由一个上访者变成了一名维权人士。最近，周莉为老百姓办了一个维权咨询处，免费为老百姓提供拆迁等方面的咨询。今天 下午，她更是和维权人士叶国强等人发起了这个拆迁维权咨询会，还邀请了一些法律方面的专家前来讲解。
    
    一位北京朋友刚刚给我发来了最新的情况，他说“今天下午,三点,叶国强身穿高智晟头像的文化衫,书写给胡温的公开信,到位于北京崇文门外刘凤池声援,反强拆.三点整叶国强与周利(二人均系北京被强拆户)挂起<拆迁咨询处>横幅,遭到警察强行撕毁，他们的举动吸引北京市民.围观群众达500人.叶国强在刘家贴自己给胡锦涛一封公开信，据说周利下午5点让警察带到派出所,叶国强暂时没事.”。
    
    至晚上九点四十，我再次给周莉打电话，仍然关机，我们呼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周莉的安危。
    

    会场远景
    

    被拦在会场外的群众
    

    警察抢标语
    

    维权人士叶国强今天贴出的公开信
    

    维权人士叶国强、齐志 勇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5、13晚

很抱歉我无法参加“中国维权律师与法治”研讨会。我其实从介入人权工作开始，就有了进监狱的思想准备，哪里会怕他们开除！不过，我很不愿意离开讲台，离开那些渴望知识也渴望自由的年轻学子。除非保住这份工作不得不作出违背内心准则的事情，我不会轻易选择离开。而且，我也觉得还是尽可能在监狱外面做些事情；除非进监狱成为保持良知的唯一选择。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律师、一个知识分子，我认为，目前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可以做一些维护人权、推动制度进步的事情。我非常敬重为自由理念和保障人们而入狱的人，可是在中国的体制下，“做事”也许不是一个比“坐牢”更容易的事情。
如果完全不顾学校的威胁，后果是很难明确预料的：也许什么事都没有，也许在多一次警告，也许到了学校容忍的底线而被开除。——这也是后极权时代中国政治运作的一个特点：自由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需要具体情景下的行动者进行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介入一个土地维权的案件，可能被吊销律师执照，可能遇到人身的危险，也可能没事；为法轮功学员辩护，可能被判刑或劳教（像高智晟、朱宇飙律师），也可能只被司法局警告一下而已；写一篇批评政府或揭露真相的文章，可能进监狱，也可能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并不是说，采取风险最小的手段就一定是对当事人或整个社会最好的，而是说每个行动者、维权者要结合自己的具体环境对风险有个基本的判断。不同的人承担风险的能力不同，对风险的评估也不同，采取的行动方式和策略也会有所不同。维权人士同时也是一个父亲或母亲，丈夫或妻子，儿子或女儿，经常要在职业角色、家庭责任和社会-历史责任之间做出艰难的平衡。以未来的理想、纯粹的革命或集体的利益为借口而牺牲当下的、家庭的、个人的利益，这种悲剧发生的太多了。
要有一个底线：国保曾有一次竟然要求我准备写什么文章先跟他们商量商量，我说，那你们现在就把我铐起来关进去吧。思想、良心和写作的自由是我最后的底线。我相信在制度的边界上进行行动，会增加个人的自由度，也会扩大社会的容忍度、促进制度的变革。承担一些可以承担的风险，在家庭责任和历史责任之间做出适当的平衡，就是在制度的边界上进行行动。我心底里有一幅图景：一个戴着脚镣跳舞的人，他的舞蹈、他的坚持、他的意志，终将使这脚镣崩溃瓦解。
我曾在以前的一些文章中表达出这样的立场：维权运动不仅仅是维权律师的运动；它的主要构成力量，是那些为了失去的土地而抗争的农民、要求罢免村官的村民、反对非法拆迁的市民、要求平反冤案的访民、在网络上揭露腐败传播真相的网民，是那些要求法定权利、要求自由民主、渴望生活在真实之中的普通中国公民。因此维权运动即是旨在民主政治、保障人权的社会运动，也是伴随目前政治发展阶段的思想运动和文化运动，它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维权应该坚持合法的、非暴力的、渐进的和理性的原则，重视公民社会的建设，重视法治精神的培育。没有坚实的公民社会和实践自由的现代公民，仅有制度构架或宪法文本的改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没有捷径，只有在不民主的制度下实践民主，在不自由的制度下探索自由。
人类的自由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大陆的自由，香港的自由也是不完整的；没有一部分群体的自由，其它群体的自由也是终将是虚幻的。在这里谨向那些坚守在维权第一线的朋友们，向关注中国命运感受中国的脉搏的朋友们，向那些与野蛮、遗忘和仇恨进行抗争的朋友们，表达敬意——因为鲜血、泪水和苦难没有把你们压垮。
2007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