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访民数据库

  • 截访者也“可怜”—民生观察采访新疆截访者记

     


    在人们一般的印象中,访民可怜。可7月13日晚,我们在采访来自新疆石河子市七位截访者时,更多地感受到了他们的“可怜”。


     


    7月13日晚上十一点多,被非法软禁在石河子市驻京办已达三天的冯永记、唐卫红等三位石河子访民,突然给我们打来电话,电话一打通,就听到冯永记在电话中大声吼到:“这是人权记者,你们也来谈谈”。


     


    冯永记说的你们就是指三天来软禁、跟踪她们的七位截访者,这里面包括石河子市中级法院一人、石河子市公安局一人及下属公安分局一人,还有149团二人等。


     


    没想到在经过短暂寂静后,电话那头截访者真的拿起电话接受了我们的询问。在我们自我介绍后,我们首先请对方介绍一下自己的身份。只听对方说:“我们是地方政府派来的,没人派,我们能跑几千里路到这儿来吗?”“我们的身份是不可能告诉你的”。这时,我们又听到冯永记等人在电话旁边大声吼道:“说出你们的身份职务!”。一个人做事,连自己姓什名谁都不敢报上来,此其“可怜”一。


     


    冯永记对我们说:“今天白天,我们走到哪儿,他们跟到哪儿”“我们去全国人大交表,他们跟着;我们去修手机,他们出跟着”“现在我们被关在石河子驻京办一套间内,我们睡里面,他们在守在外面,他们根本不敢睡觉,生怕我们跑了”。如此辛劳与紧张,此其“可怜”二。


     


    在电话中,截访者一再表示:“我们当地政府收到了让把她们接回去的函,我们能不把她们接回去吗?”“我们只是奉命行事,没办法”“我们在这儿等回去的票,等了几天了”。据冯永记介绍说:“我们做任可事,这些人都要打电话去请示”“我这是第九次来北京上访了,以前都是一些干部来接我们回去,吃饭时满桌子大席,这次来的都是一般人员,他们一天十块钱的生活标准,有时就只吃大饼”,如此没有决策权,生活标准如此之低,此其“可怜”三。


     


    在整个谈话中,我们明显感到截访者们的不自信,他们说话唯唯诺诺、吞吞吐吐。这是他们自知理亏的表现,这是他们良心受到谴责的表现,我想,这才是他们最大的“可怜”之处。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7-14

  • 动脑筋、开发智慧,推动公民运动

     

    民间做事的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大和小的问题。理性加勇气,会使这个空间有时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



    唐荆陵先生!你好!很高兴你能接受我的采访。我本人一直在关注赎回选票行动的进展,我觉得这是一件具有开拓意义的事情,它告诉我们,只要肯动脑筋,开发智慧,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公民运动在民间还是能有所作为的。现在看来,民间做事的空间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大和小的问题。理性加勇气,会使这个空间有时比我们想像的还要大。下面,是几个有关赎回选票的问题,请你答复一下。
        
    唐荆陵:感谢您关注赎回选票行动。我作为赎回选票的发起人兼义工之一,当然十分愿意分享自己在这一行动中的一些体会。当然,我这里谈到的只是自己对这一行动和相关问题的个人体会或理解,而参与这一行动的其他人士和公民对您关心的问题也许会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刘:赎回选票行动是一场有关中国选举的民间运动,相信你对中国的选举制度尤其是县乡人大代表直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我本人注意到,我们当地2006年下半年在开展县乡人大代表选举时,官方尤其强调选举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点我难以接受。失去了独立性的选举它还符合选举的本质吗?想请你谈谈对中国选举制度总的评价。
        
    唐荆陵:选举政治的前提就是认可竞争性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的存在,所谓“坚持党的领导”的说法显然是否定该前提的。中国的选举制度存在缺乏制度保障(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缺乏)、直接选举层级过底、选举范围狭窄等特点。另外,代表名额分配的公平性也是个突出的问题。

    刘:每到中国的选举年时,不甘做阿Q与精神奴隶的民间仁人志士们,尤其是具有独立思想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就会走到前台,试图用各种方式让选举回归它本来的面目。你也是一位有心人,但你选择的是“赎回选票”这种方式,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种方式呢?
        
    唐荆陵:发起赎回选票行动从我个人选举权实现的角度讲,这是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选举权行使方式。从社会意义的角度来看,我希望推动公民对选举权利的重视以及积极践行。
        
    刘:以前我们两人曾多次聊过甘地,聊过“非暴力”。你在许多场合也表达了你的非暴力理念。赎回选票在开展一段时间后,你们将其名称更改为赎回选票不合作运动,想请你结合这场不合作运动谈谈你的非暴力思想。
        
    唐荆陵:非暴力在个人内心也许可以用“理念”来描述,但从外部来看,只能落实于具体的行动之中。非暴力是一种信仰,是一个宗教概念,而且我以为非暴力并不是可以简单表述的思想,它是整个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关于这个辨析,我曾经在很早以前的文章中约略提到过(参阅秦耕著《“最高法”:“公民不服从”首先不是什么?》以及唐荆陵著《关于非暴力与公民不服从:和秦耕兼答王辉》,以上均在2003年发表于网络)。这里就不详细谈。不合作是践行非暴力的方式和外在表象。名称实际上谈不上更改。这里有个来历。我在担任义工的时候,为了更好地说明赎回选票行动的本质,使用了“中国的公民不合作运动”作为定语,以便那些多少了解“不合作运动”的公民理解。当时蔡陆军先生(他当时已经发表自己的声明,并成为第一位非发起人的义工)看到我的信件后,提议将行动命名为当前的名字,我们几位义工按照规定程序商议后加了这个题头,算是对行动进一步给予明确说明。
        
    刘:赎回选票运动刚开始时,好像发展并不顺利,后来你们用什么方式、什么渠道吸引越来越多的民众参加这场运动,并顽强地将这场运动坚持了下来?赎回选票运动现在参加的人数有多少?各地分布情况怎么样?你们是如何保证“声明”的真实性?
        
    唐荆陵:刚开始也谈不上不顺利。一个新事物,公众需要时间来了解它的意义,更需要时间来克服自由行使权利的恐惧。赎回选票是意识觉醒的行动,这个特点决定了它具有加速发展的特性。其实在推广方式和渠道方面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主要受制于发起人和义工以及热心公民的资源和时间十分有限,当前仍然主要依靠成本最低的网络。实际上可以利用的行动方式是十分广泛的(比如大众传媒广告、游行、书籍、演说、讲座、单张、文化衫、图片、动画、记录片、个别说服等都可以用来推广)。行动的坚持主要依靠义工的不断付出。截止到今天,全国共有318位公民发表了自己的赎回选票声明,这些公民分布在27个省份。赎回选票行动十分强调声明内容的真实性,所以在程序设计上主要是运用类似竞选的手段来获得赎回选票声明,并通过规定的审核程序来保证声明的真实性。对我个人来说,我将自己担当义工的角色看作是在参加一场竞选,这个竞选超越了当前选举制度和选举现实的诸多局限。
        
    刘:中国的政治环境仍很糟糕,当局把民间的任何举动都当成是别有用心。我注意到赎回选票运动采取了非常公开透明的操作方式,在运动开始前,你就将这场运动的计划及内容在网络上公开了,每个公民的声明你们又公开,对这场运动的安全性,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与评估?

    唐荆陵:不合作运动的力量就在于公开性。隐秘的不合作只具有个人修身价值(这当然也是十分宝贵的),而不能成为公众行动。关于所谓安全性,在《中国公民不合作运动—赎回选票行动》第四部分之C的《答疑》的第2、3点中有明确的介绍。这里不妨照录如下:

    2、本次行动在我作为一个执业超过6年的律师看来,是完全合法的。但不排除任何参与者可能仅仅因为参与本次行动而受到某种迫害。如果是担任统计义工和其他负担重要职责的义工,上述风险尤其不能排除。但如果这是争取自由必须支付的代价,每个人必须自己衡量是否值得,并决定参与到何种程度。

    3、本次行动的主要内容是公开发表每个参与者的个人声明。如果“安全”是指隐秘性,则与活动性质相悖。其他关于安全性的关心,请参阅第2点。
        
    刘:赎回选票是一项集体运动,除了你是发起人外,你们还有许多发起人和义工。想问问,这些发起人和义工最初是如何参入到这项运动中来的?他们现在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唐荆陵:首先要感谢所有的发起人和义工。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些虽然不是发起人,也不是义工,甚至也不是赎回选票公民的人士曾经在讨论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发起人和义工是在不断的探讨中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愿意完成这个感召的人士自动参与的,赎回选票行动设计了完全开放的参与程序给每一位公民。行动的持续进行完全依赖于发起人和义工,还有一些默默支持的公民。
        
    刘:在赎回选票运动开展期间,出现了已参加这项运动的人声明退出的情况,这类现象多吗?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唐荆陵:实际上赎回选票的声明是不可撤消的,但发起人和义工的职责是可以辞去的。出现“辞职”这是完全正常的。即使如此,这种情况也十分少见,因为我们在公民发表声明前都强调面临的风险。我是当前的信息统计者。我知道的只有五例。一个是一位发起人声明不承担发起人职责,两位正式公布的义工要求不再担任义工。有两位发表声明的选民(国有企业职工)在经受单位和公安的压力后发表相反的声明,声称没有发表。但负责和他们联系的义工和他们有亲属关系,是得到他们确实的承诺后才发表声明的。这些事情完全在我们意料之中。
        
    刘:关于赎回选票运动,我也听到一些负面的评价,也有一些朋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些朋友指出,赎回选票运动,主要依赖的是网络,还没有走入现实社会,他的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要大,甚至有的人说它就是一种网络签名活动,以上这些观点你如何回应呢?
        
    唐荆陵:历史自然会作出评价,别人怎么议论不要紧。关于所谓现实与虚拟或者所谓签名的问题,可以参阅第四问中关于行动方式和渠道的回答。
        
    刘:前不久,民生观察多次报道了你本人被广州国安约谈、喝茶谈话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好像有三、四次之多,而你最后一次与国安面对面,国安甚至直接提出了要你停止赎回选票,请你谈一谈多次被国安约谈的情况?
        
    唐荆陵:其实,不仅仅是我本人,多位赎回选票公民都遇到了类似情况,甚至更严重的威胁,但有公民出于个人看法,暂时不愿意公开自己因此遭遇的打击。需要澄清的是,政府有关人士在一开始传唤我的时候就提出了停止赎回选票行动的要求(也许说得没那么直接)。以下是简要经过:
        
    赎回选票行动开始后,不同义工在国内网站开设的多个博客被关闭,ID被封。多名发表赎回选票声明的公民个人、发起人、义工被传唤,或者被公安人员询问。

    2007年2月11日上午9点-12点30,我本人被传唤。传唤证以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区分局名义出具,载明的传唤事由是“扰乱社会秩序”。主要负责询问的警官为广州市公安局廖元荣先生和另一位警官,还有一人负责记录,询问中警方详细了解赎回选票的发起情况和当前进展。

    2007年3月1日下午4点-7点半,我本人再度被广州市公安局传唤。此次传唤为口头传唤。廖元荣先生负责询问,记录为张先生。询问中,我确认一些海外网站上转贴的赎回选票的进展报告、公民声明、进展统计报告和我通过邮件发给朋友们的内容一致。由于赎回选票行动的本质意义是公开声明,所以,我确认所有忠实于原文的转贴均符合我的个人意愿。询问中,警方人员指出我需要负担行政乃至刑事责任的可能。

    2007年3月3日上午10点-下午5点30分,广州市公安局一位自称姓赵的领导、廖元荣先生、张先生等三人和我交换意见,没有做正式笔录。谈话中,赵先生指出,他们经过审议我的询问记录,并经过公安局法制部门内部研讨,认为我作为发起人和义工,在赎回选票中的行为可能违反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国际联网制作、复制、查阅和传播下列信息:(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的规定,相应法律责任可适用该规章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有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所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个人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给予六个月以内停止联网、停机整顿的处罚,必要时可以建议原发证、审批机构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取消联网资格;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处以劳动教养的处罚。谈话中,我指出,我个人确信自己的行动并不违反各相关法律和规章。但我愿意就此事寻求法律界的外部意见,因为我并不希望赎回选票行动有任何违法之处。

    我对政府相关人士要求停止的答复是:如果他们出具书面的决定书,我将马上停止自己的义工职责。但截止到今天,我没有收到类似任何的决定。
        
    刘:面对当局的打压,相信你不会气馁。不过,一场和平环境下的民间运动,注重妥协和变化至关重要,如何寻求与执政当局的良性互动是需要我们要多加思考的。你对上述问题有什么样的思考?赎回选票运动要到2008年1月31日才结束,你对未来这段时间这项运动如何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和计划?
        
    唐荆陵:这个问题在第九问已经答复了。至于下一步,坚持是最好的预期和计划。
        
    刘:谢谢您!

  • 朱案和徐案:中国法律为谁制定?

    中国民主党人朱虞夫先生和他的儿子朱卬涉嫌”妨害公务”一案将于本月10 日开庭。4月 18日下午,杭州警方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湖北省黄冈市人胡俊雄在杭州市上城区清河家园 1幢 2单元604 室朱虞夫家中躲避刑事传唤”为名,带了一帮人来到朱虞夫家”传唤”胡俊雄,适逢朱卬下班回家。警察问朱卬叫什么名字,朱卬没有回答。警察要看朱卬的身份证,仍遭朱卬拒绝。于是他们反剪朱卬的双手,要拉他去派出所。朱卬在挣扎中,无意中用头顶了一下对方的下巴,两人都受了点轻微伤:警察的牙齿被撞断半颗,朱卬的额头被撞破,血淌到嘴角。闻讯赶到的朱虞夫正在给胡俊雄打电话,叫他开门让警察进去。这时他见儿子被警察反剪双手按在地下且血流满面,担心儿子吃亏,于是就跑过去,情急之中推了警察一把,将其推倒。于是警察说朱虞夫父子犯了”妨害公务”罪,要把他们带走。朱虞夫说:”好吧,是不是妨害公务,我们去论理”,从容地和儿子一起上了警车。


    这是一件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小纠纷,于法于理,朱虞夫父子都不应该被拘捕。然而,朱虞夫父子被拘捕后,当局将他们交给杭州市公安局上城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当作”重案”来处理。6 月5日,朱虞夫的辩护人莫少平律师和朱卬的辩护人丁锡奎律师向上城区检察院提出《律师意见书》,建议检察院对朱氏父子作出不起诉决定。次日,朱虞夫亲属持律师意见书去上城区检察院。接待的检察官说,这个案子是个很重大的案子,案卷放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由领导亲自管的。这么一个普通的案子,却引起杭州政法机关的高度重视,从敬业这个角度来看,是值得赞赏的。


    与朱虞夫案件受到高度重视相反,天台县徐江姣的案子却无人重视,而徐案的性质要比朱案严重得多。徐江姣因不肯”借”钱给管计划生育的乡干部,于1995 年被乡政府找借口扒掉房子,后来又被无故罚款,为此她告状告了12 年。今年”两会”期间,天台县政府怕她去北京上访,影响县政府”形象”,将她关押在一个小山庄里。因徐江姣提出要见县委书记,被政府雇佣的凶手毒打。凶手用装满水的玻璃杯(带铁盖的那一头)猛力敲打徐江姣的头部,当场打掉两颗牙齿,眼睛被打得又青又肿,造成脑震荡。凶手还对被打翻在地的徐江姣猛踢乱踩,致其腰间骨被打伤,右腿至今还瘸。经法医鉴定,徐江姣为轻伤(实际上是重伤)。按照刑法规定,致人轻伤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这名凶手至今还在逍遥法外。不象朱虞夫,仅仅推了别人一把就立即被抓起来,殴打徐江姣的凶手虽然在舆论的压力下被天台县警方”拘留”,但一直”拘留”在自己家里,来去自由得很。这两个案子可以看出中国政府的专横:公民动政府工作人员一个指头,它就说你”妨害公务”,立即将你抓起来关起来,并治你的罪;而政府方面打掉公民牙齿、打断公民的腿可以不予追究,可以安安端端地住在自己的家里。中国自称是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但法律究竟是为谁制定的,通过这两个案子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徐江姣被殴案发生后,《六四天网》、《大纪元》、《自由圣火》、《新世纪新闻网》等网站进行了报道,国内媒体也有一定的转载。天台县当局在舆论的压力下,于6 月8日装模作样地对凶手周平进行起诉,但它完全把责任推给周平一人,并在起诉书中捏造事实对徐江姣进行栽赃。这份”天检刑诉 [2007]187号《天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称:” 2007年 3月 5日,天台天皇温泉山庄信访学习班人员徐江姣因用脚踢珍宝缘(实为”宝珍缘” ——笔者注)服务员张敏,张敏回到饭店后将被踢经过告诉其丈夫即被告人周平。被告人周平遂赶到温泉山庄后同徐江姣发生口角,后被告人周平将徐江姣殴打致伤。经鉴定,徐江姣的伤情构成轻伤。”这么严重一个案子,检察院的起诉书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按起诉书的说法,是徐江姣先踢人家,这是徐江姣的错,凶手因也就可减轻处罚;凶手动手之前,先是口角,然且再动手,这又把责任推给徐江姣,为凶手减轻责任。徐江姣看了这份起诉书后非常生气,就写了一份《异议书》,送到天台县检察院。《异议书》说,天检刑诉 [2007]187号《天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所称的徐江姣踢张敏和周平与她发生口角与事实不符:首先,她与张敏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怎么会去踢她?检察院必须凭证据,而不能凭事先串通的口供,单方面采纳被告的说法。其次,她与周平根本没有发生口角,周平进来就问徐江姣:为什打他老婆?徐江姣说:”我跟你无冤无仇,怎么会打你老婆?这可能吗?”当时周平无话可说,也没有打人。但在两名看管人员的煽动下,他开始打人了。看管人员给他助威,他越打越凶,当时还有二男一女也参加打。他们用拳、脚、玻璃杯打她的头、眼睛、嘴巴、还用脚踩她的肚子、胸,在床上打了后,又拖到地上打,当场把徐兴姣打得昏死过去。等醒过来,徐江姣叫”救命”。这时其他几名上访人员才知道徐江姣被打了,他们叫徐江姣赶快报警。徐江姣报警后警察过了很长时间才到,到下午 4点多钟才做笔录。这段过程,有证人孙明丰和裘先恩作证。但天台县检察院的起诉书没有采纳孙明丰和裘先恩的证词,而是采用了教唆周平打人的政府人员的证词,这对徐江姣是绝对不公平的。


    6 月12日 ,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为了防止徐江姣拖着残腿到会场门口去示威,天台县政府提前几天就将徐江姣骗回天台,说是帮她解决问题。但一直到省十二大结束,没有任何人找她谈过,只是把她软禁在国清寺。6 月16日 省十二大结束,徐江姣随后也被放回家,但仍没有人过问她的事。6 月20日 ,徐江姣又向天台县检察院和天台县法院递交了一份《请求书》。徐江姣在《请求书》中说:”我根本没有用脚踢任何人,更没有踢张敏;我与周平也没有发生口角(请看证据2 ),是他无辜廹害我、打我,把我打成重伤。因本人被打后,中枢神经受损,造成右腿瘸子,到如今已有三、四个月了,我的脚已经残了,不能正常走路,这是事实。而有关办案部门,对我的脚(实际上是腿,农村里一般都把腿也叫”脚”—— 笔者注)没有做进一步治疗和诊断,包庇、放纵打人凶手,凶手到今仍逍遥法外。我要求检察院和法院查明事实,依法从重从严惩治打人凶手。因我家庭困难,无钱治疗,恳请检察院和法院责令有关部门对我的脚作进一步的诊断,查明伤情,作出补充鉴定。”徐江姣的《请求书》已经交上去十多天了,但没有任何回音,没有人通知她去天台作诊治。


    徐江姣被打时,由于《六四天网》等媒体及时曝光,天台县县委书记徐鸣华等领导去看望了徐江姣,并表示要”诚心帮你解决问题”,后来又传出要赔偿和补偿徐江姣26 万元损失。但时至今日,不仅答应的赔偿和补偿分文未给,而且连打人凶手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不知道徐鸣华书记所说的”诚心”何在?人们不能不怀疑天台县委、县政府在欺骗舆论、欺骗百姓。欺骗舆论、欺骗百姓只能得逞一时,但不能得逞一世,到时候,玩火者必将自焚。


    综上所述,朱虞夫父子仅仅是在行使中国公民应有的权利时触犯了政府工作人员的”尊严”,再加上朱虞夫的中国民主党人士身份,便遭到灭顶之灾。徐江姣无辜被政府雇佣的凶手毒打,牙齿打落、脑子打坏(脑震荡)、腰间骨打伤、右腿打残,凶手却至今还在逍遥法外。同样的中国法律,为什么对待政府官员(包括其帮凶)和对待普通老百姓不一样?前几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浙江嵊州。 6月18 日,嵊州市政府非法强拆一户四世同堂的居民,该户在90 多岁的老祖母率领下依法抗争,然而当局却以”妨害公务”为名将住户马彩华、费宇峰母子等多人抓走并拘留。今天(7 月3日)费宇峰 15天拘留已到期,费的家人去接人,看守所不放,说”你们同意拆房就放人,不同意拆就不放人”。与此同时,杭州也发生类似的事情。 6月 20日下午,杭州市拱墅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大关大浒路 20-19居民裘富成和许捷的房屋实行强制拆迁,许捷站在自家门口,对这些拆迁者看了看,当局说他”妨害公务”,将他拘留 7天。更早一些时间,蒋村的沈寿荣在违法施工的推土机前站了两分,也被说成是”妨害公务”,拘留了 7天。这样事,在全国也很普遍。事实证明,中国只允许政府任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的财产权利,而不允许老百姓稍有反对,否则就以”妨害公务”的罪名,轻则拘留,重则判刑。


    妨害公务罪是外国刑法规定的类罪名之一,指以暴力、胁迫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妨害公务员执行职务或妨害公务机关作用的犯罪行为。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实行公务员制度的国家把本类罪侵犯的对象均规定为”公务员”,但公务员执行职务的活动必须是合法的。关于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国刑法规定不尽相同。但多数国家刑法规定了下述几种犯罪行为:以暴力、胁迫或诈术妨害执行公务;暴行攻击、侮辱公务员及公务机关;损坏官署封印或官署文告等。本罪一般被视为反抗国家权力的行为。从立法层面看,我国刑法规定”妨害公务罪”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中国这条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被滥用了,成了恶法。眼下,政府仗着这条法律的淫威,到处霸占农民的土地、强拆居民的房屋、阻止上访的冤民,动辄将人投入监狱(包括拘留所、看守所、劳教农场、劳改农场),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所以,中国的所谓妨害公务罪应该废除或修改。


     


    原载《自由圣火》 2007年7 月6日

  • 第一章    纤绳文明

     


     


    汉江号子——失落的千古绝唱


     


    哎嗬嗨、哎嗬嗨……


    汉江水,美如画,


    我在江边纤绳拉,


    上襄凡、下汉口


    木船就是我的家;


     


    踏波涛、顶风沙,


    数九寒天赤脚丫


    闯过险滩还有弯呀,


    风里雨里飘天涯。


     


    这是流传于汉江中游的一首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船家民谣。随着历史的变迁,已近失传的民谣将成为千古绝唱。


     


    汉江起源于陕西汉中的宁强县,流入丹江口水库,又经襄樊、钟祥、汉川,从武汉市龙王庙注入长江。


     


    汉江穿越钟祥市腹地(一九九二年以前为钟祥县),全程一百一十四公里,流域面积二百六十三平方公里。钟祥最早叫郢县(府州郡、安陆府),据传说是莫愁女的故乡,至今,还保存着白雪楼与阳春台,以纪念莫愁女在诗人屈原、文学家宋玉的指导下传唱《阳春白雪》的绝世吟唱。


     


    钟祥又是明朝最腐败、最残暴皇帝之一的朱厚璁(嘉靖)的出生地,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礼议事件”被追认为“兴献帝”、“兴献后”的墓址就修建在汉江河边不远处松林山崖,名为显陵。这座陵墓是朱厚璁专门南巡亲自选定的地方,断断续续修了38年,占地2047亩,宫殿两百多间、卫房一千五百多间,民末被李自成的反政府军烧得面目全非。只有那些石人石马依稀记载着帝王的荒淫与残暴。


     


     


    钟祥地区物产丰富,河流纵横,水运条件优越,故是众多船家谋生之地,二十世纪以来,在汉江中游活跃着一只只白鹤般飞翔的白帆船,祖祖辈辈唱着号子,背纤摇撸水上谋生存。帆船货运上下如梭,一派繁忙景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大办农业合作化运动推广到钟祥地区。汉江沿岸的木帆船自然也是改选的对象,钟祥县政府工作组进驻船民家里,对隶属于钟祥境内的木帆船船主进行动员,号召船主交船入社,反对单干,强制入合作化。由此,隶属于钟祥境内的七百多条木帆船都交给了集体,成立了钟祥木帆船运输合作社,最初叫“钟祥县木帆船社。”这个木帆船社是汉江流域最庞大的运输力量之一。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期里,靠船工一家人背纤摇橹将内陆的棉花、粮食、油料、木材等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水陆运输集散地武汉,再从武汉将食盐、桐油、煤炭、日用小商品和农用物资运回汉江内陆各地。


     


     


    木帆船在跑运输的过程中,由于汉江河道弯曲,水涨水落变化无常,为了战胜这恶劣的自然条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号子文化”。汉江船工号子配合着拉纤、推桡、摇橹、拖杠和扳梢的不同劳作,分为多种不同类型。“一根纤绳九丈三,父子代代肩上栓;踏穿岩石无人问,谁知纤夫心里寒。” 一位船工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冷寒冰,就是真实的写照,一根柔韧的纤绳,从祖父辈开始至七十年代中叶,一直勒在船工们隆起的肩上。迈动艰辛的步履,带血的足迹书写着沧桑与辉煌。在钟祥市皇庄对岸沿山头山体上,至今残留着被纤绳勒刻的一条条深槽,就是历史的见证。


     


     


    领唱:喔—咿一嗬……闹起来呀!


    众唱:噎一嗬一噎一嗬……


    领唱:沿山头呀               众唱:——嗨!


    领唱:将军滩呀               众唱:——嗨!


    领唱:匍倒地啦               众唱:——嗨!


    领唱:用力蹬啦               众唱:——嗨!


    领唱:脚步千万别放慢啦       众唱:——嗨!


    领唱:拼命闯过这一关         众唱:——嗨!


    领唱:众兄弟呀               众唱:——嗨呀嗬!


    领唱:雄威显呀               众唱:——嗨呀嗬!


    领唱:拉过急流               众唱:——嗨呀嗬!


    领唱:心才欢呀               众唱:——嗨呀嗬!


    领唱:要将虎牙来扳掉         众唱:——嗨呀嗬!


    领唱:要将龙角来扳弯         众唱:——嗨呀嗬!


    领唱:上了滩呀               众唱:——嗨呀嗬!


    领唱:酒碗端啦               众唱:——嗨呀嗬!


    领唱:老婆孩子合家欢啦       众唱:——嗨呀嗬……嗨呀嗬……嗨呀嗬…… 


     


    随着欢快的号子尾声落下,木船象离弦的箭,轻快平稳地驶进缓水带。险滩急流还不服气地咆哮着发出阵阵吼声。


     


    汉水号子又分《摇橹号子》、《上水号子》、《平水号子》、《逆水数板号子》、《交夹号子》,《过街号子》、《过滩号子》,多为简洁而长长地“吼”和“喊”。


    《逆水数板号子》。一领众合,用于船在主流中逆行时,统一纤夫的步伐与用力。大多是在拉“三脚纤”时。其喊号形式为大小号子轮流领喊,众人应尾声回答。其唱词一般都用戏曲中的原词。领喊人音词清脆吭长,众人回应声比较沉闷。《交夹号子》也是一领众合,用于船夫在长平的水里推棹之时,因此时易困乏,喊号子振作其精神。在过滩之后亦喊此号子以表喜悦之情。其唱词短小,活泼无拘束,见什么喊什么,号子明快而喜悦,为汉江号子中音乐性最强的。其喊答声可以相互交织超拍,并时而伴以口哨声。


    入社,把木帆船和未来交给集体


    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显然剥削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在《资本论》中,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这一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共产”,目的就是追求“公平”。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合作化运动是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造的话,那么,钟祥市航运公司(以下简称“钟航公司”)最后的发展结果,显然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为,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的船民们并没有享受到自己创造的财富。


    为了追溯钟航公司的企业性质,笔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走访,从各种文件资料及老船民口里得出一个结论:钟祥市航运公司最初是由船民们将船只“入股”(入社)后、船民们背纤摇橹撑篙壮大起来的。


    现年八十一岁的老船工陈友发说:一九五六年,我们都是单干的个体,我们都有自己的木船,那时政府要求我们把船只上交集体,向我们宣传人人有饭吃,有衣穿,生活会一天比一天好。在当时,有的船民想得通,有的想不通。想得通的船民认为,我们把船只交给集体了,党和政府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的未来有希望了,子孙有希望了;想不通的船民认为,船只交给集体了,政策一变,我们的希望就泡汤了……。没有想到,这些想不通的人的顾虑应验了……


    据《钟祥县航运公司简史》(一九八四年编写,以下简称“简史”)记载:建国初期,有近千条木帆船航行于钟祥境内,大部分船只并非本地所有。当时以黄陂、孝感、汉川、河南四帮居多。到一九五六年水上“民主改革”,船只定港后,统属钟祥,编为三十七个互助组。一九五七年全港成立二十个木帆船合作社,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成立“钟祥县水运公司。……一九六一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十一个木帆船合作社,各社竟相加快船只改革步伐,一九七一年航运公司成立后,一度集中经济力量,促进运输工具的发展。一九八一年全公司除十二支木帆船外,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运输。”


    “简史”第三章记载:“一九五四年,由县民船管理站、皇庄水陆派出所、水上居委会共同组织人员随船工作,进行宣传发动,通过试点、逐步推广,在船民船工自愿结合互利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规划。年末,将全县七百六十只木帆船、货运量达九千六百吨从事运输的木帆船定港编组(最大的三十三吨,最小的两吨),共三十七个互助组。据钟祥县统计局记载:一九五三木帆船的货运量占全县货运量的百分之九十五,一九五四年占全县货运量的百分之九十一。”


    “一九五六年初,水上船民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积极要求走集体化的道路,在县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规划下,抽调有关部门的干部六人,并选拔苦大仇深的船工二十人,组成了水上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组,通过宣传发动和做仔细的工作,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建立了二十个初级木帆船合作社。同年六月五日,钟祥航运公司十八号文件通知,建社后,制定社章和各项规章制度,对所有船只折价入股,每个劳动力按每股三十元分摊,多余船价存社,由社分期还款付息,实行按股分红,一般占纯收入的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五,劳动报酬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五,剩余为公共积累。”


    为了壮大集体,船民倾其所有


    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成立的木帆船社一穷二白,合作社连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没有。船民们入社后,集体经济十分困难,运输力量十分簿弱,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水运公司的领导就大力做船民们的工作,动员船民们捐献金、银、铜、铁,朴实善良的船民们积极响应,将收藏的金银财宝都拿了出来,铜锅铜壶都捐了出来,妇女摘掉金、银戒指和耳环,都捐献给合作社了。


    关于船民们捐献财物,倾其所有发展扩大运输能力的历史,在《简史》中并没有认真地记录,而是轻描淡写地提到了“一九五八年高级合作社白手起家,共同自筹资金”的说法。在第三章中有这样一段记录:“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水运管理虽然松懈,但各木帆船合作社排除干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生产,扩大建设,通过自筹资金,大力发展机动船,更新驳船。此期间是水运工具更新改造的飞跃时期,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0年航运公司成立前夕,船只由五艘\机驳一只,木驳船三十二只,发展到十五艘,机驳船一只,木驳船一百二十六只。”


    对于船民们捐金捐银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过程,七十六岁的老船工马顺喜说:“我们那个时候,思想都很单纯。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期盼集体经济壮大,认为集体办好了,我们就有了依靠。党和政府要求我们把收藏的金银财宝捐出来发展集体经济,我们二话不说,有啥捐啥,在船舱里翻箱倒柜都找了出来,值钱的东西都捐给了集体。没想到我们当初的想法太幼稚了,现在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据老经理柏富银介绍,吴忠良是捐献最多的船民之一,在一九五八年那场声势浩大的捐献运动中,吴忠良将家里的四根金条、二百块银元都捐了出来。船民们捐献的金、银都折价卖钱,水运公司用于改造船只、更新设备;捐献的铜、铁、锡用于制造机帆船螺旋桨、操作杆等零部件。


    船民们捐赠手里的金银财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可以被认为是“闲置”或“市场失效”的资源,从而减少的福利损失使整个集体“受益”,但是,最后的受益者,并不是广大的船民们,而是极个别的“体制内受益者。”据说,捐献最多的吴忠良老人,九十年代末去世时,钟航公司连花圈都没有送一个;送葬的队伍里,除了其亲友外,钟航公司没有一个领导参加。


    著名的经济学家郎咸平对中国改革的主导思路曾提出质疑,郎咸平告诉我们,政府需要慎重反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策略。郎咸平的支持者们批评改革过程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而他的反对者们则认为这种不公平的产生是中国改革开放、提高经济效率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不可避免”到什么程度?没有权威人士进行论证。


    十七年后退股,物价涨了十倍


    当时入社时,很多船主不同意加入,担心吃大锅饭没有出路,但是,“木帆船整顿小组”明确规定,不入社不行,每条船只必须入社。最重要的是,“木帆船整顿小组”进行船只估价时,几乎全部压价入股。


     “简史”记载:“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遵照中共钟祥县委员会部字(57)二十二号文件《关于成立木帆船领导小组的通知》,于八月十六日成立以刘彬、郭世洪、张光正、宗应芳、胡义清、蒋松筠、阮庆禄七人组成的《木帆船整顿小组》,副县长彭栋才亲自抓该项工作。通过整顿将二十个初级社分两批转为高级社。并打破私有制观念,实行劳力、船只‘一平二调’……”


    这里所说的“由县民船管理站、皇庄水陆派出所、水上居委会共同组织人员随船工作,进行宣传发动。……组成了水上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组……”就带有一些强迫性质。据一些老船民回亿,当初,有许多船民不愿意将出自己的船只交出来,不愿意走集体化道。派驻的工作组就进行软硬兼施,恐吓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船民们才忍气吞声交出船只,入了社。陈友发回亿说:“我们那个时候,有的船民并不是主动入社的,不主动入社的原因是担心政策会变,当时的地方组织就千方百计地向我们宣传,入社后如何如何好,将来如何如何好,即使是这样,还有一些船民仍然不相信,当时的公安、民政部门的干部就扣留船只逼着这些不愿意入社的人入社,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入了社。”


    “入社后的政策就这样变一下,那样变一下,入初级社时说的是船只折价,按股分红,每个劳动力每股三十元分摊,由社分期还款付息,入了高级社后又推翻了这些政策,实行所谓的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但这些政策从来都没有兑现过,没有兑现的原因,是将应该给我们的利息与红利都归于集体所有,壮大了集体经济。他们就这样变来变去,把我们个人的家当变没了,都成了集体的了。”


    第一个“思想开窍”并主动将木帆船入社的是现年七十八岁的汤学协。他的木帆船是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花了一千八百八十元购买的,载重量三十三吨,是全社最好的木帆船之一。打价时将他的船只估价为八百元股份。


    回忆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汤学协老人一脸的苦笑。笔者在他那住了四十多年的窝棚里见到他时,他说:“我父辈跑了一辈子的船,积攒了一千八百元,我又找别人借了八十元钱,才买下那只脚划子(木帆船)。一九五六年入社时,打价八百元。但是,当时的大米只有六分钱一斤,到了一九七三年退给我们股金时,大米已上涨到每斤五角八分钱,十七年后股金还是八百元,物价确涨了近十倍。”


    纤夫之歌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恩恩爱爱纤绳荡悠悠。
    小妹妹我坐船头,哥哥你在岸上走
    我俩的情我俩的爱,
    在纤绳上荡悠悠荡悠悠……
    你一步一叩首啊 没有别的乞求
    只盼拉着我 妹妹的手哇
    跟你并肩走,噢..噢..噢……”


    由尹相杰、于文华演唱的这首《纤夫的歌》,曾经红遍大江南北。当笔者询问钟祥航运公司的老船民对这首歌的感受时,他们一脸的苦笑:“我们那个时候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背纤,没日没夜地行船,哪里还有‘荡悠悠’的情调哟……”


     


    今天的汉江上,木帆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行走在岸边上的纤夫们不见了,那沉闷的船号子听不到了,取而代之的是机声隆隆的钢铁驳船。


     


    现年六十二岁的船民徐冬莲与丈夫居住在磷矿镇一间平房里,提起当年驾船的历史,她感慨万千:“我十四岁就开始背纤——象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是这样,那个时候只是给父母打个帮手,父母驾船那么辛苦,我们从小也就得扛起生活的重担。”


     


    “那个时候的船民思想都很单纯,都只有一个想法:努力往前赶!尽快到达目的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不管是数九寒冬,还是酷暑夏天,我们都是一双赤脚行走在汉江边上,是悬崖绝壁要爬过去,是长满荆棘的丛林也要踩过去;夏天走在滚烫的沙滩上,脚板烫出一个个血泡,冬天走在冰窿窟里,冻掉一块一块的肉,——为什么不穿鞋子?那个时候穷呵,行船背纤几天就要穿烂一双鞋子,所以,我们都没有穿鞋子的习惯。”


     


    “一九六七年我怀第一个娃儿,都五六个月了还照常背纤。当时我和丈夫与张西州一家合驾一条木帆船,我们俩口子与张西州两口子背纤,当时涨洪水,洪水退后,我们背纤逆水行走到丰乐河河滩上。他们三人走在前面,我走在最后面,一不小心陷进了涨水留下的深泥里,并且越陷越深,走在前面的丈夫与张家夫妇都没注意,我忙大声呼叫,他们一看也呆了,这时候已陷齐腰深了,丈夫第一个冲过来,但脚下都是稀泥巴,他无法救我,沙泥滩上又没有施救的工具,他忙解开身上的褡袍子(纤夫身上的背绳)扔给我,三个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从稀泥里拖了出来。”


     


    “我们船上的妇女既没有‘例假’,更没有‘怀孕假’,‘好事’来了照样泥里水里行走,娃儿怀上六七个月了还得背纤撑篙,娃儿一生下来就得驾船掌舵、洗衣做饭,不背纤就是最轻松的活儿了。不是我一个没有例假,而是都没有。为什么我们水上的妇女现在妇科病多?就是当年驾船留下的后遗症,现在连企业都不存在了,吃饭的饭碗都没有了,自然没有人管我们妇科病有多严重了。”


     


    十八天的月子趟水背纤


     


    几乎每一个老船民都有一段辛酸的历史,他们战天斗地的精神成为二十世纪的绝唱。


     


    七十三岁的胡家凤回忆过去背纤摇橹的历史,泪水潸然而下。


     


    她家里的木帆船作价二百九十入股,驾了一段时间后,合作组安排她家与另一家船民柳忠林“合家”驾一条船。那个时候,她是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再寒冷也得赤着脚拉船,再酷热也要赤着脚拉船,走到钢柴林子(芦苇丛),脚板扎的血水直冒,咬着牙还得往前走。她的大女儿一九五九年出生,她常常是一面背纤行船,一面抱着女儿喂奶;一九六三年十月生第二个女儿只有十八天,船行至天门市多宝湾,多宝湾上南风旺,所谓南风旺,就是河道改变方向顺风变成了逆风,非得拉纤将船只拖过这段险地,抢顺风前行。河道里风急浪吼,她的丈夫等人走在岸上拉纤遇到了重重阻力,船舶在浪涛里摇摇欲坠,几近失控。她一看着急了。那个时候没有卫生巾,她将一条旧裤子往下身一扎就下水了,顾不得坐月子只有十八天的身子,淌齐腰身的水奋力背纤,将第一个“南风旺”背了过去。


     


    她刚爬上船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第二个“南风旺”又迎面而来,并且更加凶险,她又下船背纤,背了一段时间,水越趟越深。趟齐腰深的时候,她还与男人们一样挻住,坚持着往前行走,但越往前趟河水越深,后来河水淹住她的颈项了,她的丈夫催她上岸去,风力已经减小了,她才顺着绳子爬上岸。岸上一个老大爷看到此情此景,心疼地说:“姑娘呀,你在船上撑篙不好吗?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下水呵!”老大爷一说完,胡家凤就哭了起来,她对老大爷说:“大爷呵,不瞒您说,我坐月子才十八天。”老大爷惊奇不已地看着她,感叹道:“唉呀,你们水上人太苦了,这身子骨受得了吗?今后还有大半辈子呵!”


     


    胡家凤背纤驾船留下了一身的疾病,但是,她现在仅每月四百多元养老金外。二00四年患病做手术花费了一万八千多万元,主要是孝顺的儿女打工挣钱给她治病。


     


    勤劳、善良的水上船民用他们战天斗地的拼搏精神创造了昨天的辉煌,汉江两岸留下了他们带血的足迹。酷日当头,烈日炎炎,汉江沿岸是他们被晒的黝黑的背影;朔风如刀,寒风彻骨,河道泥泞里是他们光着脚丫的足迹。


     


    回亿是沉甸甸的。现年七十岁的刘秀荣老人描述当年驾驶木帆船的情景说:“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呵,社会主义觉悟都很高,宁可自己挨冻受饿,也要保护好集体的财产,运输的物资生怕受了损失。”


     


    “一九七0年寒冬,我们一家运粮食走到唐港,那天狂风大作,雨夹雪下的人睁不开眼睛,当天夜里河水都结冰了,地面上都是牛皮凌,第二天还是雨雪不断,我丈夫刘正强担心粮食被雨雪淋湿,坚持要赶路。他一个人到冰水里去启锚,由于冰雪把锚冻住了,又没有一个帮手,费了很大的劲才启动锚,等他上岸时,我发现他脚板上在流血,原来是脚板粘在冰块上,时间长了被冰块撕掉了一块肉,就是这样,仍然不顾疼痛地继续赶路程……”


    努力往前赶,是船工们唯一的目的,但是,在“往前赶”的路上是万重高山,惊涛骇浪,是沉重的号子声,是流血的脚板,是刀尖上玩命地滚爬的人生之路。他们“往前赶”的结果是丰硕的成果——集体经济不断地壮大。


    现年七十六岁的老船工马顺喜说:“我们把船只交给集体后,并没有得到县里领导当初允诺的分红分利息,我们一直只是拿基本的工资,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我每月拿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拿了十一年,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八年,我拿四十五元的工资拿了近十年,我们水上的船民都是这样,包括公司当时的领导在内,都是这样多的工资,我们就是靠省吃俭用打造了数十条铁船。”这就是钟祥市航运公司的发展史,就是这样完成了原始积累。


    “原始积累”靠船民省吃俭用


    《简史》第四章:“水上运输在机械化尚未发展之前,依靠风力和人力行驶的木帆船为主要运输工具,以舫子、鸦艄、小驳为多,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发展,水上运输日趋繁忙,其运输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运量的需要,尽管挖掘劳动潜力,昼夜航行,其能力毕竟有限,仍然不能弥补之。据此,改善劳动条件,想方设法提高运输效率刻不容缓。”


    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船民们不忘技术革新。《简史》记载:“遵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以改造生产工具为目的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广泛展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公司一大队第一批革新脚踏翻水板二十九只,次年初又革新三十只,先后发明制造了摇橹机、脚踏翻水板、木顶推、鼓风机、滚珠轴承等……”尽管这些革新发明没有成功,但这预示着为提高生产力必须走科技之路,在这一点上,水上人民是先知先觉的。


    《简史》第三章记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水运管理虽然松懈,但各木帆船合作社排除干扰,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生产,扩建船只,通过自筹资金,大力发展机动船,更新驳船。此期间是水运工具更新改造的飞跃时期,自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0年,增加固定资产二百零二万多元。


    对钟航公司原始积累过程,《荆州地区水运志》(1989年1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做了如下描述:一九五六年,钟祥水运公司合作社船只六百六十四只,吨位八百四十吨,人口四千三百二十五人;到了一九八五年,固定资产八百七十四万元,机动船二十四艘,驳船八十一艘,达到一万六千多吨。


    丹尼尔.布尔期廷在《美国人建国历程》一书中描述美国人的创业历程时写道:“美国人伸出手去,彼此接触,一种新的文明找到了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新途径——它越来越少地凭藉教义或信仰、凭藉传统或地域,而越来越多地凭藉共同的努力和共同的经验、凭藉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组织、凭藉人们认识自身的方式。”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钟航公司的船民们被一种秩序组合到一起。彼此“伸出手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纤绳文明。”


    奔腾咆哮的汉江


    滚滚汉江水,流淌着财富,但同时,它又流淌着灾难。它又似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残暴而冷酷。


    钟祥原航运公司书记白富银动情地说:“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是我们航运公司船民艰苦创业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里,我们几代人作出了艰难的付出,船民们在与风浪、与洪水、与大自然灾害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船民甚至葬送了性命,这些人在水上生,在水上死,现在很少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许,只有涛涛的汉江还记得他们曾经来到过这个世上……”


    古人曰:行船、跑马三分忧。无容置疑,驾驶三面朝水一面朝天的木帆船是当时最危险的行业。汉江河道象孩子脸、六月的天,变化无常,时有灾难发生,行船时,吃了早饭,还不知道能否吃晚饭。


    老船工马顺喜:“汉江弯多水急,特别是走上水的时候,常常要遇到许多急流险滩,我们不仅是用尽吃奶的力气背纤,而且是匍匐而行,双手见物就抓,无物可抓就将双手插进泥土里,以此来增加附着力。等到走到水流缓和的地方,我们的双手都抓满了血。”


    “我们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有二百天与恶浪、洪水及狂风搏斗。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记得七一年夏季,有一天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当时,掌舵的是个老人,背纤的是我们三个状年人,而我们正好走到一处水急的地方,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但是,前进还有一些希望,于是,我们冒险往前赶,狂风越来越大,浪涛直往船头冲,掌舵的老人差点扛不住舵杆,几次被舵杆打倒,这种情况我们水上的行话叫做‘戴帽子’。我们背纤的几个人一面齐心协力地喊着上水号子,一面拼命用力,用脚爬行,用手深插泥土里,最后,终于度过了难关。按说,我活到现在的七十多岁,应该说是很幸运了,而比我不幸的人就太多了,他们在汉江里滚爬,最后死了连尸体都没有找到……”


    汉江上究竟吞噬了钟祥航运公司多少船民的生命?现在老船民们的回亿是沉甸甸的。据他们说,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九五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在行船中不幸牺牲的船民达一百多人。


    《钟祥市航运公司简史》第十章《编年大事记》上面有部份记载,这些记载对水运事故的死亡情况没有进行详细地说明,只有冷冰冰地情况介绍,现转录如下: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陈正发驾船至汉江蒋家滩,船被风暴刮翻,淹死小孩两人;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日,曾庆忠等人驾驶八只船一千多吨,其中一只在汉江包家咀被突起九级大风全部打沉,淹死九人。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利河三社董国富驾船至直河翻船沉没,淹死母子两人;一九七0年九月十九日,向忠贵的船行驶汉江关山处,被暴风刮沉,淹死四人……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牺牲者的名字。据老船民们讲,钟祥航运公司存在时,公司的办公室里挂满了各式各样奖状与锦旗,唯独没有记录他们名字的地方,单位上从来也没有任何的纪念活动。现在,航运公司破产了,连办公楼也早就抵押给保险公司,更不会有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这些人象汉江边上的浮萍,悄悄地生长,一个恶浪打来,就悄悄地去了……


    有多少沧桑往事被黄沙淹埋,有多少希望和旭日一同升起。绵延千里的汉江水,不会忘记那长长的、沉沉的纤绳,不会忘记那长长的、沉沉地纤绳下的纤夫们,不会忘记那悠长的、宏亮的号子声,那是蕴藏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生命之歌。


    ——嘿哟!嘿哟!迈大步哟!嘿哟!嘿哟!齐向前哟!


    头顶一片天,脚踏一方土。纤夫的爱,纤夫的情;纤夫的汗,纤夫的泪。纤夫的一切一切都奉献给了这艘远航不息、击风斩浪的船。


    历史的回响


    扛生活的苦难
    命运的坎坷
    生命的责任
    拉动沉重的船
    逆流而上
    一路号子一路血


    生命的音符  足迹
    演奏出最悲壮的歌
    生命的风采  汗水
    绘描出最催人泪下的画


    深山峡谷 响起
    震撼天地的号子
    那是生命的呐喊
    急流险滩 踏出
    刀刻一样的脚印
    那是生命的宣言
    苦命的人 铸就
    顽强的生命 谱写出
    最辉煌的生命赞歌


    纤夫
    拉动的是生命之船
    在艰难中 求生
    自强不息 百折不挠
    在拼搏中 闪耀
    最壮美的生命之花


     


     

  • [组图]民生观察发布《湖北省民办教师调查报告》

             


    今天,我们将经过艰苦调查并多日撰写的《湖北省民办教师调查报告》正式对外发布。同时,该调查报告我们已于今天用挂号信的形式向湖北省政府和湖北省教育厅邮寄。在此,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民办教师这一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6、18



    登上另一个舞台的民办教师——湖北各地民师调查报告


     


    民办教师是我国的一个特殊群体,它产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农村中小学教师非常缺乏,于是农村中大量文化程度稍高的青年便走进学校,拿起教鞭,成为了教师即民办教师。民办教师群体在我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在1977年,全国农村民办教师总量达到491万人,占全国中小学教师总数的52%(引自报告文学《中国民办教师》)。大量的民办教师从黑发教到白发,他们的教龄大多在二、三十年以上,可以说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农村的教育事业。上世纪末,中国政府为了提高“教师素质”,应对“国际挑战”,开始了大规模的清理民办教师的运动。本世纪初,全国各地的民办教师被清退回家,此举被誉为“中国的民办教师从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一、调查的目的、时间和方式


    民生观察维权工作室在近年的民间维权工作中,我们多次接触到湖北省各地的民办教师,也看到了他们经年累月地上访。人无冤屈不上访,我们想搞清楚,这群头发渐白或已白的人们为什么选择走上这条艰难的不归路?他们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遭遇和不平事?对于他们的诉求,政府认真倾听了吗?政府又是在如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同时,作为国家的公民,我认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做点事。


    这次对湖北省各地的民师的调查,开始于2007年5月16日,结束于2007年5月底。在这期间,我们先后调查了湖北省十六个市县区民办教师的情况,它们分别是武汉市黄陂区、新洲区、江夏区、汉南区、松滋市、公安县、石首市、荆州市沙市区、荆州市荆州区、潜江市、天门市、荆门市东宝区、钟祥市、京山县、广水市、随州市。这次调查,我们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到各地实地走访民师代表,辅之以电话传真等调查的方式。在这期间,我们收集到了大量的有关民师的文件、情况介绍和法律政策资料。在走访各地民师时,除了会见各地民师代表外,我们还深入到一些民办教师家中进行了调查。


    二、无法忽视的湖北民办教师群体


    这次,我们调查了湖北省十六个县市区的民办教师,并对各个县市区现有的民办教师的数量进行了统计,相关统计数据如下表。


     

    地区

    被辞退民师数

    被退养民师数

    合计

    淞滋市

    980人

    80人

    1060人

    公安县

    1300人左右

    174人

    1474人

    武汉市黄陂区

    34人

    295人

    329人

    武汉市新洲区

    不详

    200多人

    200多人

    武汉市江夏区

    14人

    8 9人

    103人

    武汉市汉南区

    不详

    48人

    48人

    潜江市

    833人

    138人

    971人

    钟祥市

    883人

    175人

    1058人

    荆州区

    240人

    80人

    320人

    沙市区

    200人

    不详

    200人

    天门市

    500多人

    110人

    610多人

    京山县

    400多人

    40-50人

    450人左右

    石首市

    不详

    44人

    44人

    荆门市

    100多人

    20人

    120人

    广水市

    1400人

    70人

    1470人

    随州市

    1200人

    323人

    1523人


    从这个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湖北省民师问题远没有彻底解决,现有民师人数在一千名左右的就有淞滋、公安、潜江、钟祥、广水、随州六个县市区。这次调查,我们只联系到十六个县市区的民办教师。其实,存在民师问题的,远不止这十六个地区。据有的民师代表讲,每当他们到湖北省教育厅等部门去上访时,经常能碰到湖北省其它地区的民师来访,许多人不是在这十六个地区名单中。


    从上面的调查来看,湖北省现有民师很多,他们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只能说明民师问题的严重性,面对这个问题,政府能视而不见吗?


    三、“廉价”的民办教师


    民师的“廉价”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他们在几十年的农村教育过程中,每个月只有几十元甚至更低的工资。没想到的是,民师的“廉价”一直延续到他们离开讲台被清退回家。


    前面我们统计的民办教师主要包括被辞退民师和被退养的民师。所谓被辞退民师,是指被清退回家后,与教育领域不再有任何联系,也不能享受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只是当初在被撵回家时,领取了一点辞退费。


    被退养的民师,主要是指年龄大,教龄长的那批教师。他们被清退后,每个月有一点退养费。


    通过调查,我们得知,广水市的退养教师一直到现在每月的退养费仍是140-160元,广水老师们说这简直是“侮辱人”,不把从教几十年的老师当人看待。随州市退养教师每月的退养费是218元。武汉市的退养教师按30年以上教龄、25年以上教龄、20年以上教龄分别领取每月300元、310元、320元的退养费。这次我们调查的退养费最高的是公安县和钟祥市,分别是每月450元和每月495,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了解到的最高的退养费每个月也没超过五百元。实际上,这两个县市退养费的标准刚开始也只有每个月一百多元,后经老师们一再“闹”后,才涨到这个标准。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这点退养费显然仍然无法维持老师们的一个基本生活。


    在辞退费这一块,各地的随意性也很大,总体标准偏低。随州市当年是按每年218元,然后乘以教龄年数得出辞退金。按这个标准,当时大多数老师的辞退金是四、五千元。随州民师对他们的辞退费作过一个计算,大家以前每工作一天,辞退时算了六角钱。钟祥市的民师辞退费标准和随州的差不多,也是每个人大约领了四、五千元。公安县当时是按每年400元计算的辞退费,武汉市几个区的民师当年最高的每人领取到了上万元的辞退费。


           四、权利操弄下的民转公


              所谓民转公,是指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师转为公办教师后,意味着民师成了国家正式的教师,享有国家的教师编制,工资纳入财政预算,也就是吃皇粮了,同时还享有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单从工资数量来说,一个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工资总额将提高五、六倍甚至更高。很显然,民转公对一个民师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许多老师告诉我们,他们苦熬几十年,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实现民转公。


    对于民师问题,国家要求在2000年前彻底解决。所谓解决,现在看来就是让民师们退出历史舞台。要解决民师问题,就有一个对现有的民师的安排的问题,国家当时安排民师的主要的途径就是将合格民师转为公办教师(简称民转公)。湖北省和全国各地区一样,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了大规模民转公工作。大约从1995年开始,湖北省每年给各县市下达民转公指标。如鄂政发[1998]20号规定1997年,全湖北省的民转公指标是15000名,1998年到2000年全省每年安排民转公指标20000人左右。


              从上面来看,国家对民转公工作下发了文件,又有很具体的指标分配到各县市。按道理说,民转公工作理应顺利开展,然而现实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善良本分的民师们期待民转公的愿望一次次落空,并最终梦幻破灭。


              1、“脆弱”的民转公


              从这次调查来看,民转公工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没得到很好的执行,各地方政府想转就转,想停就停,想转多少人就转多少人,什么政策、什么指标似乎只是一个摆设,民转公工作在绝对的权利面前不能不说太脆弱了。


              比如,湖北省随州市,96-98三年,湖北省下达到随州市民转公的指标每年是500名,三年就是一千五百名。可这三年,随州市政府将民转公的工作完全停止,理由是这三年“随州市连续三年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


              在钟祥市,1998年-2000年下达到该市的民转公指标有1050名,可钟祥市从1997年就停止了“民转公”工作,直到2004年。


         潜江市在1998年8月在各省率先将所有民师清退,当时只安排了138名老师退养。


              在有的年份,虽然民转公工作没有停止,但转的人数大打折扣。


              2002年,淞滋市最后一次进行民转公工作,当时合格民师还有一千多人,但安排的民转公指标只有150名;2003年,公安县“一刀切”清退民师时,公安县还有合格民师一千三、四百人,但当时民转公的指标是160名。


              2001年,武汉市政府为江夏区下达了242名民转公指标,可江夏区政府只转了139名。


              2、指标变商品,政府借机敛财


              这次调查,几乎每个县市区的民师们都反映政府有将民转公指标卖掉,借机敛财的现象。尽管许多地方政府否认这个事,但有的已是铁证如山。民转公指标变成商品,让我们感叹“世上竟有这样的事”,正是大量的民转公指标被明码标价,才造成今日众多民师被辞退,形成现在的民师问题。


    2001年11月,新华社新华视点发表文章,披露新洲区当局公开买卖教师岗位,导致将毕生精力投入农村基层教育的民师们失去民转公的机会,该报告并痛批新洲区当局操弄“花钱就可上讲台”的行为。该报道指出,新洲区政府在普九期间,按农业户口每人2.8万元,非农业户口每人2.5万元,公开面向社会招聘教师,从而牟利一千二百多万元。


    2006年9月12日,武汉市黄陂区教育局在给上级政府的一封回复中写道:“1995年,根据黄陂县人民政府的[1995]第7号专题办公会议纪要精神,我县从代理教师和待业教师子女中招收了495名合同制工人,并每人收取安置补偿费2万元”。当时作出这一决策的依据主要有:一是黄陂“普九”验收在即,而全县中小学教师缺编1805人;二是迁建黄陂一中急需筹措经费。


    在潜江,民师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政府以“2.5万元、4万元不等的价格向师范生、社会人员出售民转公指标”。


    在随州,民师们指责当年随州师范生以每人三万元的价格,获取了包分配进入学校工作的机会,这些师范生占用了民转公的指标。


    在淞滋,民师们了解到情况是政府按1000元/年(购买到退休年龄)的标准价格将民转公指标卖给了许多干部的家属和子女。


    在荆州市沙市区,老师代表介绍,当地倒卖民转公指标的价格是6万元/个。


    3、私招乱转,任人唯亲


    2004年,广水市民师在一次上访时,广水教育局局长对上访老师说:“干部们每人分一、二个民转公指标并不过分”。


              在钟祥市,民师代表搜集到了一份详细的私招乱转典型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有详细的滥招乱转人员的姓名、性别、转招时间、背景及说明、特注等内容。钟祥民师写道:“钟祥市有些领导在任职期间,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亲朋好友,从未上过一天讲台的人都转为公办教师。据初步统计,钟祥市滥招乱转竟达千人之多”。其实,这样的批评,我们在这次调查的十几个县市区,都听到过。


              附钟祥市滥招乱转典型人例表。



     


     


    从上面几个方面我们可看出,正是在绝对权力的操弄、蹂躏下,民转公工作背离了它的初衷,变成了谋取私利、敛取钱财的工具。对这一点无论怎样指责,都不过分。


           五、登上另一个历史舞台的民办教师


              当湖北省各地的民办教师们梦断“民转公”时,当他们老无所养、病无所医时,当他们从教书育人这个舞台退出后,他们就登上了上访维权这个新的历史舞台。


              从本世纪初到现在,湖北各地民师的上访活动此起彼伏,一直没断过,从个人的零星上访,到成百成千的群体上访,规模越来越大。民师上访一般是少数民师代表经常找政府,过一段时间,见问题没解决,便来一次大规模的群体上访,这种交替几乎成了常态。其历时之长,涉及人数之多,波及地域之广,在当前的社会是少见的。


              2003年11月5日,一千多名随州民办教师到随州市政府门前请愿静坐。据随州民师代表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6年4月,随州民师到北京上访超过十次,到武汉上访十五之多,到随州市政府上访更是“家常便饭”。其中,2004年正月二十,44名随州民师带上棉被进京上访。随州民师最近的一次上访发生在2007年5月8日。


              在潜江,2006年11月、12月、2007年1月,民师代表最近已连续三次赴京上访。


              现在,民师们的上访维权,已由各地区单独的行动,发展成为各地联合上访。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6年12月17日,荆州市沙市区、荆州市荆州区、淞滋市、公安县、石首市几十名民师代表联合赴京上访。而在此前,武汉市各区、荆门市、钟祥市、京山市民师也多次联合到湖北省上访。如果有人能把湖北省各县市区的民办教师上访维权的次数统计出来的话,相信一定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面对民师们的和平的上访诉求,各地政府采取的是推、拖、骗、哄、压。对老师们的上访维权行动,政府不仅进行了围追堵截,很多县市还使用了暴力专政手段。在我们调查的各个县市,很多县市有民师代表遭拘留的案例。对于民师们到北京上访,政府打压尤其显得毫不手软。


              在湖北省广水市,先后遭拘留的民师代表有:汪国保、黄明信、李翊斌、朱佑密、徐维新、胡高银等人;在随州市,民师代表张明国于2003年被劳教一年,随州民师代表许培发也在2006年8月被拘留十五天。2006年12月,荆州市荆州区一位姓马的民师代表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被关押了一个星期。


    除了赤裸裸的打压外,名地还采取了办学习班、软禁、包干、跟踪监视等诸多严重践踏法律、侵犯人权的行为。2006年7月,钟祥民师集体上访后,十几位民师被关进党校的所谓“学习班”。其中,王道清、张冲圣两位主要民师代表“学习”的时间最长,整整被关了四十八天。各地民师代表都说政府安排专人对他们实行包干,监视他们的行动。广水市民师拿到了这方面的证据,在他们提供的一份名为“吴店镇辞退民师包保责任人一览表”中,我们看到,对每一名民师,广水市政府分别安排了镇“政府”、“村干部”、“原学校”三级机构的人员进行包干监控。



     


               关于软禁民师,更是司空见惯。有一年,国家普九验收团要到京山市检查,结果几名民师代表被带出“旅游”了一番,另外还有几名民师代表被关在京山宾馆里直到检查团离开。2005年10月,钟祥民师北京上访被截回来后,上访民师何传文被带到深山老林里“软禁”起来。


         六、有关民师问题的法律政策的演变


               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集中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最主要的一个文件是国办发[1997]32号文,该文件的题目是《国务院关于民办教师问题的通知》。这个文件规定对解决民办教师坚持“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关”是指坚决关住新增民办教师的口子。“招”是指扩大师范学校定向招收民办教师的数量。对广大湖北民师影响最大的是“转”、“辞”、“退”三个字。该文件对“转”的规定是“要有计划地将合格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对“辞”的规定是“坚决辞退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对“退”的规定是 “改进民办教师离岗退养办法,使年老病残民办教师的生活得到保障”。


               这里面有一个词“合格教师”。国办发[1997]32号文对国家承认的民办教师的解释是:持有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并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民办教师。湖北省鄂政发[1998]20号文关于合格教师的解释是:1986年12月31日前担任教师工作,持有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民办教师任用证”,并在地市州教育行政部门备案的民办教师。


               我们这次调查的十六个县市区的民办教师,都属于上述规定的合格民师。


    1998年4月,湖北省出台了鄂政发[1998]20文,该文基本上沿袭了国办发[1997]32号文的精神,该文件规定:“要有计划地将合格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从这两个文件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和湖北省主要的精神和原则,对合格民师还是主张尽量转为公办教师,即解决民师问题以民转公为主。中央给湖北省下达民转公指标,湖北省给各地方县市区下达民转公指标,就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如果当时各地不折不扣地落实了这些指标,今天也就不存在民师这个问题了。


               到了2001年,湖北省委、省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教育厅等部门《关于一次性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实施意见》通知,即:鄂办发[2001]14号文。该文件基本政策的第一条规定:“将合格民办教师中的优秀教师转为公办教师”,这一规定和国办发[1997]32号文、鄂政发[1998]20号文的相关规定只有几字之差,但其原则和宗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它是要求将合格教师中的优秀教师转为公办教师,那么所谓的合格教师中的非优秀教师就不再转了,这实际上标志着湖北省解决民师问题由以“民转公”为主,演变为以“辞退”为主。14号文件还规定一次性、完全清退全省所有民办教师,但它当时给出的全省民转公指标却只有2万人左右,这一点充分证明了上述判断。


               同时,14号文还对退养教师的长批准条件定得很高,即“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且教龄满20年的合格教师才能实行离岗退养”。这样一个规定,就将大多数民师挡在退养之外。对退养金的标准,该文件规定按教龄30年以上、25年以上、25年以下,分别按办理退养手续时实际月工资的100%、90%、80%发放。而当时,湖北省各地民师的月工资实际只有一、二百元。这个规定与国家教委[1996]89号文又相违背,89号文规定“民办教师离岗退养费应尽可能做到与同职务(条件)退休公办教师享受同等待遇”。当年湖北省退休公办教师的月工资都在千元以上。


               2001年以后,各地解决民师问题,主要就依据的是这个鄂办发[2001]14号文,最终的结果是大批民师被辞退回家成为农民,少数被退养的民师退养金极低。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鄂办发[2001]14号文被民师们称为“非法文件”。


           七、民师问题谁之过?


               现在,民师问题已成为了湖北省各地方政府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成了影响各地“和谐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各地政府花在防范、监控、阻止民师群体上的钱不是一个小数。


               民师问题形成今天这个局面,谁该买单呢?


               是民办教师们自己吗?我想,民师们上访,是在他们确实感到有冤屈,个人合法权益遭受严重侵犯,生存无着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的上访,都是采取的和平、理性、合法的方式方法,这样的维权行动何过之有?


        问题首先出在地方政府,面对中央的文件和湖北省分配下来的民转公指标,我们看到各地普遍出现了随意停止民转公工作、倒卖民转公指标、私招乱转、任人唯亲等现象。这些现象的发生,当然最大的受害者是广大的民办教师。他(她)们虽然处在社会的底层,他(她)们虽然无权无势,处于弱势地位,但人性中的不屈和抗争本性,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维权之路。而对民师们的诉求和行动,各地政府不仅不纠正自身的错误,继续对民师推、拖、欺、哄、骗,而且还不惜调动各种专政力量对民师进行打压,实属错上加错,无法无天。


               对民师问题,国务院出台了三十二号文,但该文件规定“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实行地方责任制”,这样就把问题推给了地方,中央也就不用为民师花钱买单了。当各地解决民师问题,违反中央文件精神,胡作非为时,我们似乎没看到中央政府很好地履行监管责任。据了解,民师上访,全国不止湖北一家,民师问题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当民师们满怀希望上访到北京时,似乎中央没有人给他们一个说法。现在,许多地方政府不肯解决民师问题,一个最大的理由是“解决民师问题中央没有新文件”,这句话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对于民师问题,我们确实没看到中央再出台新文件,似乎也没看到中央重新重视这个问题的迹象。


               前面我们分析了鄂办发[2001]14号文件,我们认为湖北民师对这个文件的分析和判断是有道理的。这个文件的出台,实际上标志着湖北解决民师问题由以“民转公”为主转向以“辞退”为主。同时,该文件强行用“一刀切”的运动式的方式将全省民师一次性清退,不显得过激了一点吗?不显得粗暴了一点吗?省里这样做,地方上当然更有持无恐了。面对各地解决民师问题出现的种种不法现象,湖北省政府不仅没有制止,甚至还支持。如随州市1996——1998年三、四年停止民转公工作,我们看随州政府的相关文件得知,随州的这个做法是报省里批准了的。这不涉嫌“包庇和纵容”吗?面对民师这个已经形成的问题,面对民师们无数次地上访到省里,我们也没看到湖北省当局有重视解决的迹象,更没有看到出台相关的新文件。


          八、民师问题带给我们的思考


           民师问题应该说令人思考的地方很多,不过经常听老师们说这样的话很有感触,“我们教了几十年,现在老了被一脚踢开,我们就是觉得不公平”。这样的话,老师们表达出了要求受到尊重,要求得到公正,要求享有基本生存权等朴素的愿望,但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官员在制定出台相关民师的文件政策时,在实际操作解决各种民师问题时,在面对民师们的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的生活处境时,在对待老师们的切实感受时,他们显得冷漠无情和无动于衷,他们一如既往地歧视民办教师。我想,冷漠和歧视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尊重人权和尊重法律的意识的极度欠缺。这一点在这次民师调查中得到了证明,荆州市沙市区的民师代表朱老师对我们说,他所在乡的一位乡长曾对他说:“什么这文件那文件,我只知道乡的文件就是最大的文件”;“什么这法那法,我们说的话就是最大的法”;“真有法的话,我早就坐牢去了”。


    面对这样的领导,我们只能说民师问题没有搞成比现在还糟,已经是幸运了。


    在民师们多年的上访维权过程中,他们找过人大,找过国内媒体,走过司法途径,但都无果而终。无数次的失败,民师们逐渐感觉到,“上下都是通的”、“民与官斗自古都难得很”。我们也认为,面对绝对的权力,面对一个专制而非民主的制度,面对一个不尊重人权和法律的社会,出现民师这样的悲剧并不奇怪。


     


    在民师们多年的上访维权过程中,他们找过人大,找过国内媒体,走过司法途径,但都无果而终。无数次的失败,民师们逐渐感觉到,“上下都是通的”、“民与官斗自古都难得很”。我们也认为,面对绝对的权力,面对一个专制而非民主的制度,面对一个不尊重人权和法律的社会,出现民师这样的悲剧并不奇怪。


     


            2001年以后,湖北各地区的民办教师被清退了,政府以为在给了他们一点钱后,问题就解决了。现在看来政府低估了人们追求公正的决心,也低估了人性中的抗争精神,因为民师们已登上了上访维权这个新的历史舞台,在完成历史使命之前,在没有追求到公正以前,他们誓言决不放弃。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6、18


     

  • 2007“春季访港”的民运理义价值

     答林怡“中国民运人士访港的背后”                
      


    提示:2007“春季访港”解读。
      29年来,第一代老民运开创了现代化事业的无数个第一。今春,突破监控,首开了大陆、香港两地新老民主派、人权活动人士交流思想;两地基督徒(大陆基督民运)天主徒交通信仰;两地人士自由座谈;勇于在港接受采访。
      
      直面“一国两制”的香港中国领土,交流了两地民主化的经验教训,借鉴学习,相互鼓舞,实现了两地民主派的首度联络互动,是“铁窗民运”成熟坚韧传统的宏传,“民运伦理道德”的张扬,是“春季访港”的主产品。


      中共满足“春天访港”的主体需要,是民运第一代道德勇气、意志磨难、学理才智、以礼相待的人格力量不可抗拒,是多年抗争、突破封锁、利用奥运、“博弈、竞争、和解、对话”,捍卫出访权利的成功,是“春季访港”的首要意义和真相。


    目录
      一、“春季访港”的“主体动机”在先  “开明姿态”效果在后   
      二、“春季访港”的激励因素  赖斯设立”人权卫士基金”
    三、访港始末  以礼相待  固守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
      四、再论“高智晟现象”  第一代民运英雄人格不可再造
      五、“春季访港”的主产品   15条民运理义价值 
      六、为何“中共阻挠5维权人士来港开会”


      一、“春季访港”的“主体动机”在先  “开明姿态”效果在后 
     
      林怡《新纪元周刊》“中国民运人士访港的背后”简要述评了今春的民运人员访港,可定义为2007“春季访港”和“春季访港现象”。   人们已有正确的共识,“春季访港”并不意味着中共改变了打击“人权(维权)民主运动”的固有战略,几乎一致认定是“营造奥运气氛”,却没有专文咀嚼“春季访港”的民运本体意义,诚如始终研究共产党的多,研究民运的稀缺。
        
      本来,我不应该接过“为什么中共放你出来”的提问,我们毕竟不是共产党肚里的蛔虫,为此, 我和媒体不约而同地答案均落入中共“营造奥运气氛”的窠臼。
      
      再行思考,是不是中共“为了欺骗国际社会,它们就让一些人士到香港开会,做出一些开明的姿态。” ?是“欺骗姿态”的客观效果在先,“另有目的”的主观需要在先,还是“春季访港”的个体需要在先,“主体动机”在先?是“春季访港”大陆民运的实质意义为要,还是当局的“和谐假象”“另有目的”为要?  


      是不是“中共掐住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在关键的问题上,施加了一些压力,背后做了很多、甚至大量的工作,使这些人不能够坦诚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引陈映潮语)
     
      这些说法一味从“共产党方面”却少从“民运方面”解读“春季访港现象”,有“无分先后”“主次倒置”之嫌。这还关系到如何诠释“春季访港”的民运价值意义,因此,构成了“春季访港现象”的论题。
     
         二、“春季访港”的激励因素  赖斯设立”人权卫士基金”


         去年,并非“人权活动人士”会见了布施总统的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数月的批评指斥、空前鞑伐。我的“任畹町就白宫会见事件致布施政府、德国总理、媒体、西方各国及中国民运的声明书”其中一个副标题是——“铁窗中国民运”的贡献者、伤残者才有资望得到支援、褒奖、接访、出访的权利  Only the serious contributors and those injured of the ” prison bars ”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deserve to be supported, to be praised and honoured, to be visited and to visit.
       
         其中另一个副标题是——为什么中国制度转变如此难?中国“人权事业”的概貌和困局
    Why the policy transform of China is so difficult? The general picture and predicament of the “Human Rights Course” in China. (可参见2006年8月起的《无界网络》《中国事务》《自由圣火》《自由中国论坛》……)


      ★ 布施总统会见事件是我为“铁窗中国民运”的贡献者、伤残者寻求受援、受奖、出访的重大激励因素。
      此后,赖斯国务卿宣布设立一项将由美国国务院管理的”人权卫士基金”(Human Rights Defenders Fund)。它将迅速地分发小额资助,以帮助因遭受政府压制而面临特别需要的人权卫士。这笔资金可用于支付法律辩护费、医疗费用或维权人士家属的紧迫需要。
      
      赖斯国务卿还发布了关于政府如何对待非政府组织的十项指导原则,“认为我们必须保卫这些卫士,因为他们是和平、民主变革的使者”。
      
    三、 访港始末  以礼相待  固守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


      至于陈子明、胡佳(回答“不接受采访”)莫少平访港是不是因为“中共施加了压力,背后做了很多、甚至大量的工作。”是应该由他们回答的问题。但可判断,不存在。
      
      一年多来,有为我出钱提供有效保健品USANA的朋友于4月16日回港还将离港,便成为我决定赴港登记加入保健品组织的重要机会,既是原来的计划,又是随机的,无须对方事先邀请。我不知道他人去港的计划,完全是巧合,有巧才成书。自然,免费体检看病又成为我赴港的另一堂皇理由,顺便交通基督教友看望各界朋友,同样是我的公示目标。
      
      应该确信当局没有拒绝我访港的理由。据此,我对警方面交了去港申请,加之临行前几天询问我打算会见谁,希望我少说话并通报安全共两次会面共1小时多,没见“施加了压力,背后做了很多、甚至大量的工作。”。  我在港说话少吗?
      
      回京后,当局自然到家沟通谈话并希望书面观感。根据传统民运“和平、理性、公开化”的原则和主要我起草的“2007中国人权宣言”“博弈、竞争、和解、对话”的倡议,我有“关于访港的观感和建议”,如需要,可公开,请见识第一代老民运是如何坚守支撑本土的。


      尽管红军曾经向军阀、地绅被迫借路行军、过冬、休整、长征;尽管新四军保护日本儿童被宴奉大洋和军刀;尽管中美首脑高度互礼;然而,交互双方无不固守各自的意识形态和根本利益。因此,不必担心各自失却原则。
      
      正如“东方日报”任畹町说,今次来港被问及会否在港发表有关中央政府的言论遭秋后算帐,他指他和中央多年来的关系已经稳健成熟,彼此明白对方的原则,互以礼相待。
      
      ★ 远处不说,提请注意的是,高智晟去年8月17日被抓披露后,我是第一个公开抗议的,当天有“关于人权律师高智晟遭当局秘密抓捕的抗议声明”:


      高智晟“维护人权”;追随民运“孤胆英雄人格”传统;勇敢护卫“法轮信仰”;抵制“维权去政治化”手法;和单纯的“法内维权”“作秀维权”相反,高智晟懂得“司法维权”和“政治抗争”相统一的民运经典传统;是值得敬佩的“真人权活动者、真独立知识分子、真独立基督徒”。
      
      高智晟成为“铁窗志士”再次告诉人们,企图走一条“没有志士的个人主义维权道路”必然伦为沽名钓誉的维权玩物。民主化进程始终是“铁窗民运”“铁窗志士”贡献推动的。


        为此,我换得了4个多月的非法软禁,其中,两次激烈对骂,直至12月31日解除。
      如新唐人林秀宜报导:任畹町4月16日首次访问香港,称中国大陆老一代民主人士最具道德影响力,不会被中共收买。在此,我要强调的是,言论和行动是真伪的检测尺度。
      
      我们的事业不是专注于“向后看”,专注于“赔偿”,专注于“追究历史责任”的事业。
      今年1月,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创议并主要起草了大陆《2007中国人权宣言》,组建了《中国人权论坛》,共同设立了本土“中国人权论坛”民运首个网站,是我和同仁们的新近作为,虽然,照样产生了分歧。(参见《议报》首页及其签名网)这个事实再次证实,“第一代老民运”的首领策划、学理智慧及手脑并用的主导能力。


      由于当权者的分化瓦解同时通过内部人员的作用,我无力承担“为理想而投身民运,从不向邪恶势力悔过低头下跪,是表里如一,言行如一,人格高尚的中国大陆民运领袖。”的高誉,(摘6、4天网 “中国最有骨气的民运斗士”启程访港) 然而,我和其他“第一代老民运”一定要做这个事业的忠诚守望者、奉献者。
     
      四、再论“高智晟现象”  第一代民运英雄人格不可再造


      ★  顺便也是我长期要说的是:海外一些朋友无视人的表现,被挑拨离间、谣言抹黑却不自知,曰对第一代“民运名人”要“敬而远之”,常年从零开始,从自己开始,永远在寻觅物色新的“民运政治领袖”,似乎29年中国民运从来没有产生过“领秀群伦”!而且,从“东欧巨变”里对比寻求无知于民运的外国“历史资源”。  中国民运有自己的“七七宪章”,对民运无知则无法对比各国民主事业。
      
      ★★ 前述“任畹町就白宫会见事件致布施政府及中国民运的声明书” 第六、七、八章18,000字第一次专门举证了 78“民主墙”是现代中国“人权文化”“民主法治”的启蒙运动;第一次专门举证了“人权(维权)民主运动” 起于1978贯穿至今绝非2003年;第一次专门举证了“人权民主运动”的概念及“公民”概念的起源。  有必要将这些专题另成文回答有的朋友对当代民运的不知和轻论。


      人们所忠心追求的崇高事业永远是那样“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意欲走进宫殿却步入茅屋,我国民主事业总是有那么多悲哀和无奈。


      “恩威并举”“刚柔相剂”“软硬兼施”历来是中国的统治术,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春季访港现象”的同时照旧打压的现象。


      “当前中共对一些有直接威胁的高智晟、严正学等人的国家恐怖主义、政治迫害”并非“严酷”。(林文)高智晟“判三缓五”“在家坐牢”,搂妻抱娃,随意吃肉,天天放风,不必劳作,是“铁窗民运”最美的待遇。严正学处刑三年,监狱囚徒们讲话,“和假的一样”!


       “老民运”对当局的“威胁”在当前虽不“直接”,但是29年拼杀“打出来的威严”,比高智晟出道一、二年的“直接威胁”厚重深远得多。
      
      中共满足我等“春天访港”的主体需要,是“民运第一代”道德勇气、意志磨难、学理才智的人格力量不可抗拒,是长年抗争、突破封锁、利用奥运、“博弈、竞争、和解、对话”,捍卫出访权利的成功。
      这是“春季访港”的首要意义和真相,比中共的“开明姿态、和谐假象”重要得多!甘地不合作非暴力运动正是对统治者“抗争、对话、和解”的运动。
     
      后起之秀没有长期同等的历练,是难为人雄的。甚至有的常年在地球到处跑为人嫁衣,损害我们的事业。大家可以仔细对比“春季访港现象”和其他出访现象。
      
      许多“民运战略家”热心人在“反民运战略”常年的挑拨离间、造谣抹黑的陷阱中找不到“第一代民运头子”,急切地搜寻新生代“民运领袖”,便将希望全部押于高智晟。
      
      高智晟的出道和迅速悔过以及“在家坐牢”的“刑罚”对人们和整个事业宣示,第一代民运英雄人格不可再造。一是第一代大英雄产出的土壤不再,二是共产党不再造大英雄。
      
      ★ 道理很简单,“时势造英雄”。
      2005年止,从57“启蒙发端”,78“开拓奠基”,86“发育壮大”,89“民主革命”,6、4“全民觉醒”, 98“后期组党”,99“大法突起”01“建设民运文化”……“全民抗议”“自由信仰”“良心自救”,中国民主自由事业历经了长期、典型、成熟、必经的,函盖理论和操作的全部过程。
      
      人们希望在第二、三代英雄里寻找第一代式的英雄代表命定已属不能。
      因为不明白这点,所以,偏爱高智晟的朋友们才不愿也不敢直面他短时间彻底否定自己,判若二人的悔过事实。(悔过事实后被高本人证实)
      照时髦的说法,生命、亲情高于一切,承认并谅解这个高压下的悔过并不影响我们对高的未来寄托,
      
      这里关系到海外“国内调门忌激进”的主张,是的,这使我们失去了高这样一个可以有长效力量的运作者。高的激进是无可指责的,是原生的正义感责任感,接着是剥夺了饭碗。
      
      难道需要等待高智晟5年后在家“坐满刑期”吗?偏爱高智晟的人们再度陷于迷茫,其中,偏重于高的个体经历而忽视民运的既定历史,民主进程的演变及事业的需要是迷失的重要原因。
      
      处刑前的高智晟十分符合传统民运头子既是“斗士”也是“政治家”,既是手脑并用的“写家”也是“煽动家”的一切要件,其中,他深谙民主事业的团队原则。他缺乏的既是“策略家”也是“道德家”的统一。他迅速悔过否定自己的光荣,否定崇高事业,是他自身也是我们的极大遗憾。我们的事业,不仅需要新秀高智晟,而且,也需要第一代。


      五、“春季访港”的主产品   15条民运理义 
       
      “春季访港”首先是个人的主体需要。 各方可以自行解读“春季访港现象”,但不应以“开明姿态和谐假象”的副产品而忽视大陆民运人“春季访港”的主产品价值。“开明姿态和谐假象”是“春季访港”的副产品,是第二位的。不宜泼污水而泼掉婴儿。


      老民运“春季访港”可以初步归纳为哪些理义呢?共15条。
      民运第一代道德勇气、意志磨难、学理才智的人格力量不可抗拒,是抗争突破、利用奥运、“博弈、竞争、和解、对话”、捍卫出访权利的成功;
      感同身受香港作为民主后方及榜样的鼓舞力量;
    感同身受香港立法会民主派有实力的借鉴学习;
    感同身受香港自由对大陆的示范作用;
    交流国际人权组织的职责是推动建立保障人权的体制充分实现人权;
      
      交通“基督民运”信教心路历程的自由信仰;
      宣宏民运“人权、民主”的经典原则及实践,举证维护人权(维权)的早期历史及宗旨;
      揭示“民运民主派”的功能特质,“铁窗民运”的贡献代价,“铁窗志士”的道德伦理;
      解析中国民主事业的本质属性、先天条件及制度转变漫长性特点;
      展现民运29年来人权状况“不可同日而语”的奋争牺牲贡献成果;
      
      阐述“民运道统”、“民运史观”的民运理论;
      诠释平反6、4与实行宪政的急务关系;
      介绍民运历史、现状及未来,反思民运经验教训;
      证明大陆“阶级斗争”的政策演变过程;
      赞赏赵胡中共开明派,维护“民主政治同盟”;


      不怪6、4天网抓住“春季访港”的新闻,而我自己却无意张扬。
      林文承认:任畹町除了参加多个公开活动,他强调在港言论不会有顾虑,认为老一代的民主人士最具道德影响力。他详细解析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和未来,指民主和维权是分不开的……
      
      大纪元吴雪儿香港报导“任畹町访港指民主路漫长 平反六四是民运最低纲领 民主宪政是急务”
    副标题:指民运处于“四无”状态、中共逐步消除民运影响力、民主运动与维权运动分不开、赞扬香港争普选影响大陆。


       “苹果日报” 中国民运老将 首踏足香港。“美国之音”“自由亚洲”……
      
      我去港最大的愉悦是没有说违心话,在北京是什么思想,在香港还是什么思想,在北京说话没遭殃,在港同样说话难道会遭殃!?本来设想的所谓低调已经失去了意义。


      新唐人林秀宜报道“民运老将任畹町首次访港谈中国民运”说:
      我在大陆怎么讲,我在这儿怎么讲,这个水平应该在一个高度上,我并没有觉得我到港台来有甚么发泄的,没有!我该发泄的,在大陆内部我可以讲的很充分,已经表达出来了。并非“欲言又止”。
      
      忽略了“春季访港”意义及其现象的观察和思考,自然被“开明姿态和谐假象”的副产品一叶樟目。
      不错,我唯一回避了关于高智晟的提问说,我在北京讲高智晟问题比在香港更有价值和意义,难道不是吗?但我不回避在一切地方讲述FA LUNGONG的自由信仰。


      六、为何“中共阻挠5维权人士来港开会”
      
      “春季访港”不是恩赐,是争取的。当局已经准许莫少平二人到港。 “司法局”政府管着律师们的饭碗。中国的律师并非“自由职业”,“司法局”砸了高智晟的饭碗,高才玩命的。“5维权人士”一概是“党国官俸者”,试问,哪位有胆站出来突破阻挠!

  • 民主社会主义在瑞典

      瑞典的实践表明,没有平等的精神,没有平等精神指引下的公正的分配制度,财富很难持续积累,效率也就很难保证。原因很简单,不平等不公正的分配会造成社会动乱,制约经济的发展。
      
      做大蛋糕有待社会公正
      
      □丁刚
      
      我们对瑞典的误读,往往是从“蛋糕”的概念开始的。在我们把社会保障视为蛋糕的同时,也产生了这样的概念,即:要想有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先把经济搞上去。
      但在上世纪3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开始着手实现他们的理想———建立“人民之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蛋糕。那个时候,即便有一块可供切割的蛋糕,它也并没有多大。瑞典社会民主党苦心琢磨的是,怎样才能建立起一个“自由、平等、民主和合作的社会”,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如何更公平地划分蛋糕。
      
      瑞典无穷人
      简略地回顾一下瑞典GDP的增长过程,会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保障在瑞典模式中发挥的作用。
      1932年,瑞典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并连续执政四十多年,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瑞典模式。当时,瑞典的人均GDP是1234.9瑞典克朗(1瑞典克朗约合1元人民币),在欧洲排名大约为第7位。1960年,即社民党执政差不多30年后,瑞典的人均GDP达到了8615瑞典克朗,越过了人均1000美元的关口。如果不是经历二战,这个过程应该会更短一些。战后,瑞典的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建立,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全民医疗保险、全民免费教育一项一项的计划逐步落实,瑞典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期”。到了1980年,瑞典人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了57161瑞典克朗,比1960年增加了约6.6倍,瑞典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在联合国的社会发展排名中名列第四。
      瑞典给世人展示的当然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和名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这后一点,通过对瑞典穷人与美国穷人的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晰。1990年代初我在瑞典学习时的房东———退休老人诺迪鲁斯,每月的退休金只有6000多克朗,当时约合1000美元。从收入上看,他应当属于10%的最穷者。但他住着一幢属于自己的独门独户的两层小楼(瑞典人均住宅拥有率要远高于美国),也就是我们常常在中国的房地产广告上看到的“独幢别墅”。小楼后面有个小院子,种着各种各样的花草,另外还有一个玻璃花房。老人的邻居是一位大学教授,也住着同样的独幢别墅。诺迪鲁斯的两个儿子全都读了瑞典的名牌大学,老大是教授,老二是工程师。而在美国,跟诺迪鲁斯一样每月只有1000多美元收入的人,很难靠自己的积蓄来供孩子读名牌私立大学,也肯定住不起这样的房子。
      我这位房东之所以买得起房子,主要是因为他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他没有“后顾之忧”。比如医疗,瑞典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我在瑞典工作时,如果一年之内看病的费用,包括挂号、买药、打针、检查、化验等等,超过了1800瑞典克朗(以现在的比价换算,相当于同样数额的人民币),这一年再看病就全部免费。
      差别当然还有很多。一位瑞典朋友告诉我,在瑞典即便月收入不高,只要满18岁,就很容易获取贷款,银行有时根本不加细问。而在美国,这是绝不可能的事。很多美国穷人甚至连账户都开不了,拿到工资支票后,只能再到典当行去兑现,而典当行往往会收取相当于兑现金额3%至10%的手续费。统计显示,美国约有28%的工薪家庭需要这样的服务。这个比较其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经济模式下生活质量的不同基础。美国人更倚重收入,生活质量受收入影响较大;瑞典人倚重的是社会福利,福利则要靠比较公平的分配来实现。
      如果仅仅从收入上看,瑞典与美国差距的确不小。但全民免费教育值多少钱?全民医疗保险又值多少钱呢?所有这一切加在一块儿,又给瑞典人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什么呢?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报告说,如果在统计时考虑到医疗费用的话,亚洲的贫困人口至少要比现在多7800万。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逃脱可以避免的疾病的能力,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常常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假如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是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因此,比较瑞典人与美国人的收入似乎没有太多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硬要比较的话,那就是瑞典人收入的含金量比美国高。我们还可以说,瑞典的穷人生活得远比美国的穷人体面,而穷人的体面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把危机变成转机
      19世纪的瑞典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瑞典的工业革命来得比较晚,起步于1830年代,真正开始发展是到了1870年代。在英德等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瑞典成了铁矿石、木材等原料的供应国。当时瑞典工人的生存状况非常恶劣,既买不起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政治上也低人一等。当时规定,参加议会和地方选举的条件是年收入必须超过800克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作家斯特林堡在《红房子》一书中描述过当时一位木匠的心里话:“太太们啊,老实告诉你们吧,日子已经苦透了,而且以后还会更苦,但是到了那一天——那一天,我们要像瀑布似的吼叫着从贫民窟中汹涌而出,我们将要回到我们的床上,是要回吗?不,是夺回!”和许多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如此恶劣的工人生存状况也意味着整个社会进入了一个动荡期,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
      在早期的瑞典社会主义运动中,有一个重要人物,名叫奥古斯特·帕尔姆,他在德国、丹麦参加过工人运动。1881年,帕尔姆从德国回国后,在南方城市马尔默做了一个历史性的演讲,题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要的是什么?”他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者并不要求平分所有的资产,而是要把资本家们拿走的、工人应得的那一部分要回来。他举例说,工人拿了50克朗,资本家也拿了50克朗,但资本家是一个人,工人是50个人,所以这就是不公平。工人要团结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但目的并不是要把资本家所拥有的财产全都夺回来,而是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由国家来做更加公平的重新分配。
      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SAP)成立,当时它的终极目标虽然是消灭阶级,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选择的路线却是争取普选权,而不是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后来社会发展的结果表明,工人一旦获得普选权,就形成了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力量,就有可能在现存体制下实现改变分配体制的可能,与此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实行全面社会化(国有化)的意愿。所以,瑞典社民党领导的工人大罢工大多是和普选权联系在一起的,直到1921年,瑞典实现了全民普选权。强大的工会运动使社民党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给瑞典以沉重打击,失业率飙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过了两年,北部的奥达伦发生罢工,政府派兵镇压,打死五人,这是瑞典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惨案,导致动乱升级。同年,“火柴大王”克鲁格因股票泡沫破灭而自杀,将众多瑞典企业拖入泥坑。首相埃克曼因被揭露拿了克鲁格的“补贴”,致使内阁倒台。严峻的事态表明,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走到了改革的关口。
      1932年,社民党上台后实施“人民之家”的计划,开始了福利国家的建设。瑞典的变革与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出现的变革大体是同步的,不同的只是,瑞典的工会运动更为强大,而平等、妥协、合作的理念已经深深地渗透进了瑞典民族的传统之中。特别由于工会运动的强大,瑞典的社会力量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当工会、雇主协会和政府三方的代表坐在谈判桌前时,他们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在决定着这个国家的命运。劳资双方在政府的协调下通过谈判最终达成了工资协议,实际上也为确保国家经济的运转寻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
      
      传统道德是改革的主要动力
      瑞典福利国家的大厦当然不是在平地上构建的。其实,早在社民党1932年执政之前,瑞典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这与宗教传统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基督教“爱你的邻居”的观念,很容易与瑞典民族在海盗时期形成的互助合作精神产生强烈共鸣,两者融合在一起,深刻地影响了瑞典民族精神的形成。
      在瑞典的历史教科书上,19世纪是现代社会福利政策的“胚胎期”,政府开始逐渐从教会手中接过社会福利的责任。这个变化有两大背景因素:一是工业化的发展造成大批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穷人迅速增多;二是政教分离,教会的职权被大大削弱。1847年和1853年,瑞典政府两次通过《济贫法》,确定“使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教区和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教会当年构建的社会福利框架在由政府接手并扩展的同时,它所传播的道德观念也延续了下来。
      1847年瑞典通过《济贫法》;1901年,瑞典有了第一部《工伤赔偿法》;1910年,瑞典又通过了《病假保险法》;1913年,瑞典通过全民享受的养老金法案,被视为社会保障体制的基石,其时瑞典的人均GDP为656瑞典克朗(此数据系按2000年瑞典克朗比较计算,约相当于相同数量的人民币),在全欧排名为第九。
      不可否认,这些法规的通过为后来社民党建立瑞典模式奠定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但从本质上看,那时的保障体制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言,仍然是被动的、辅助的,更多的是统治阶层试图缓解劳工冲突和两极分化的手段。欧洲学者在分析瑞典、德国等国早期的保障政策时,有过这样的评价:“俾斯麦将‘社会国家’视为抵御社会主义的良药。工人阶级通常是早期社会政策的客体,而非主体。”比如,瑞典虽然早就有了养老金法,但直到1940年代,40%以上的老人却享受不到养老金,只能靠救济过日子。而按照当时的《济贫法》,领取救济者必须放弃选举权,这项规定也是直到上世纪40年代才改变的。因此,那个时候的社会保障与后来社民党建立的福利体系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社民党的目标与此前的社会保障体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瑞典社民党构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经成为主体,社会保障不再只是救济或给予,而是要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够自由、平等发展的平台,它也是经济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源。丹麦学者安德森讲过这样一个例子,他在1980年代对18个西方国家的福利情况做调查时发现,“工人运动反对旧有的济贫传统,因为他们要争取坚实的‘公民’权利”。而这样的济贫传统在民主社会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北欧国家几乎完全绝迹,而只有在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国家还占有相当显著的地位。
      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的扶贫济穷式的做法虽然根本改变了,其道德理念却对社民党后来的改革形成了重要影响。西方学者对欧洲社会发展的研究结果表明,推动社会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于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传统宗教中的博爱和人道的观念。在《社会福利国家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国家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西欧社会中产生。”社会党国际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宗教的声明》也明确提到,“在欧洲,基督教教义乃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种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
      
      规则透明是改革的制度条件
      在1932年的竞选中,社民党就没有像以前那样提出“社会化”的目标,而是强调了“平等、关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当时的社民党人看来,在福利大蛋糕出现之前,需要对分配体制进行改革,同时也为将来蛋糕的划分奠定一个公平的基础。后来的发展实践表明,没有这样的改革和规则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无法做大的。
      由于社民党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推进的,我们在看到当时瑞典经济还比较落后,特别是贫穷分化在加剧的同时,也需要更多地关注当时瑞典社会的政治基础,即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其透明的政治运行规则。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执行政务公开的国家。早在1766年,瑞典议会就确立了政务公开的原则。这项法规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员申报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国学者据此认为,美国国会直到1966年才通过《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这部法规的通过并不是一种意外。瑞典在经历了18世纪初的“自由时代”后,已经成为了一个相当开放的国家,政党制度的雏型出现,文化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公众的政治觉悟也逐渐提高。在《瑞典史》中,那个时代被描述为“既有光芒灿烂、诗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斗争和党派间倾轧的一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时代,1809年,瑞典通过了“最早的一部欧洲实行的成文宪法”。瑞典投资促进署出版的《走进瑞典》的宣传册上,写着这样一段话:“除了国际化之外,透明化的社会也总是让瑞典人引以为豪,如果说‘国际化’主要是受经济的驱动,那么‘透明化’则是发自瑞典国民内心对于公正、平等的要求。”
      正是由于有了特定的道德观念与政治传统,瑞典社民党才能推动进一步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对分配体制的改革。
      
      分配体制改革的要义在于平等
      被称为瑞典模式设计师的经济学家梅德尔曾经说过,瑞典模式有两个最突出的目标,一个是全民就业;另一个是平等。这两个目标也是社民党政府自1930年代开始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恰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在当时的欧洲,瑞典经济虽然比较落后,但并不是最落后的,而且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也有了一些积累。但是,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与瑞典社民党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合作”的理念极不相符,也严重制约了可持续发展。
      瑞典社民党提出的“全民就业”,是通过扩大公共部门、加强职业培训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业的经济政策,有着较浓重的凯恩斯主义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党人看来,“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也是经济的目标。它使人人都能参与福利创建工作,防止失业造成的不平等、人身伤害和社会排斥。”(瑞典社民党党纲)1932社民党执政后,大幅提高公共开支,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开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从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里,瑞典失业率从未超过3.5%,在西方国家中极为少见。
      从1930年代开始的分配体制改革从一开始还突出了“全民”的意义。瑞典学者阿德勒-卡尔松在《职能社会主义——瑞典的民主社会化理论》一书中说,“实现任何社会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是贫穷国家的主要权力主体甘心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维护少数权势集团的特权。”所以它不再只是一个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公平的问题,是全国公民无论男女,无论工人、农民、官员,无论职位、级别高低,无论收入多少,都能够公平享有社会保障的问题。比如,政府有责任帮助每一个失业者找到工作;养老金人人都有权享受,并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给小孩的补贴也一样,每个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头发给;医疗保险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职位高低和就业部门不同而有区分;住房政策则是“人人有房可居”。
      理解全民这个词,就需要理解重新分配这个词。瑞典社民党的理论家从1930年代开始提出并逐渐完善的一整套理论,以及依据这些理论制订的政策方针,无不是在重新分配上做文章。实际上,瑞典社民党一直以来做的事情就是,“夺取和控制所有权职能中的若干职能。而这些职能早先是由资本家自己控制的,在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这些职能仍旧由资本家自己控制。”
      这是一些什么职能呢?比如就业培训指导、教育、医疗、养老,所有这些领域的资源,都要由国家来统一、公平地分配。这就是所谓“经济领域私有化+社会领域社会化”的模式。
      笔者虽然在瑞典生活工作了六年,但对于这一整套“全民”体制的真正理解,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最初是一知半解。不得已只好问朋友,朋友笑笑说:“举个例子你就会明白,如果有三个人,一个是收入较少的工人,一个是收入较多的教授,另一个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他们假如患有同样的疾病,将享受完全同样的医疗服务,花同样的钱买药,住同样的病房,做同样的检查和手术。”朋友的话让我心中豁然一亮,原来,社民党所追求的平等理念并不复杂。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瑞典模式的建立,既是当时的社会矛盾激烈冲突造成的结果,又是在这些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推动下而出现的新一轮改革的结果。这个北欧王国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实践表明,公平社会的构建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比如道德观念、理论基础、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等等,但它更多的是分配体制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自然而然能够解决的问题。相对于财富积累来说,一个比较更为公平的分配体制对于保持社会的和谐发展可能更为重要。
      (作者是北京资深媒体工作者)
      
      ■小资料
      数字瑞典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联合国发展指标中,瑞典2006年排名第五。
      2006年国际透明度排行,瑞典在最不可能行贿者名单中排名第二。
      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2006-2007年国家竞争力排名中,瑞典继芬兰、美国之后排名第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5年科学报告中,瑞典是全世界科学创新第一的国家。
      2000年瑞典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瑞典基尼系数为0.30,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社会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枣核型演变。

  • 瑞典社民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瑞典是不是离中国很遥远?6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瑞典,这是建交57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瑞典的首次正式访问。
      不过,对这个遥远国度了解得越多,瑞典模式的“平等”与“福利”越能唤起中国人关于“社会主义”的遥远记忆
        
      瑞典社民党高扬社会主义旗帜
      “感觉上,瑞典的社会形态真得很接近社会主义。”上海大学生钱岑这样描述瑞典。她游历过福利政策出色的法国、德国,但瑞典的这种感觉显然更强烈。据介绍,许多到过瑞典的中国人大多有着与钱岑相似的感觉。
      “瑞典没有真正的穷人,表面上很难看出明显的阶层分化。”瑞典人的收入差距小,住房上力求保证人人有房。此外,瑞典还有全免费的教育和近乎免费的医疗。如果因病无法工作,还能获得至少75%的工资……
      对于接触过“经典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资本主义瑞典无疑有着一副迷人的“社会主义”面孔。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简称“瑞典社民党”),高扬着以平等与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旗帜,在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下坡路的时候,瑞典模式却渐渐被世界所认可。前苏联为此派出了众多学者、官员到瑞典进行调研。
      
      “社会主义旨在福利”
      不过,瑞典留学生佩尔松对此的看法有点模棱两可,“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
      瑞典商业的85%、制造业的94%属于私人,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来看,瑞典当然是资本主义国家。但如果只看社会分配以及不同阶层的相互关系,瑞典则更接近社会主义。
      其实,体现社会平等的瑞典福利体系可不只包含社会主义的元素,它也同样有来自传统的社会理念。早在1847年,瑞典就有了首部《穷人法案》,声言“让每个贫民吃饱饭是每个城市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把瑞典建成现代福利国家无疑是由瑞典社民党引领并完成的。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曾说过,社会主义旨在福利,福利是社会主义的象征,并由此成就了瑞典模式。在经过60年的培育之后,普通人已很难抛弃现有福利体制去追求新自由主义。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曾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杰坦福兹做过民意调查,结果只有一个55岁的农民对制度表示了不满。
      即使社民党的政治对手也无法撼动福利制度。2003年,代表右派的温和党曾公开挑战福利制度,但在大选中惨败。2006年当它卷土重来,小心翼翼地表示“我们喜欢瑞典现有的东西,但应适度进行调整”,这才击败了社民党。甚至有评论家认为,温和党之所以能获胜,是因为它比社民党表现得更像过去的社民党。
      
      放弃暴力 强调合作
      一个公开强调社会主义的政党——尽管每次提到“社会主义”一定会加上某些限定以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相区别,能够在资本主义瑞典先后独步政坛六十余年,并把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改造得越来越社会主义,让其理念成为社会的共识,做到这一点无论如何都属不易。
      瑞典社民党的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Sveavagen大街68号,它的党史展览室里至今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的画像;在任何场合,瑞典社民党都不忌讳说,马克思主义是该党的最核心的理论指导;它的党纲和党章,虽然经过多次修改,依然能清楚看出早先的模样———直接脱胎于恩格斯指导建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和党章。
      瑞典社民党成立于1889年,正值社会主义运动高涨时期。尽管其最初的目标是“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但瑞典社民党的“暴力”色彩始终不那么强烈,反而更强调合作。比如,瑞典社民党是欧洲最早与农民联合的社民党。刚成立25年,社民党就成为瑞典议会第一大党,参与了对国家的管理,这当然也是政党妥协的结果。
      早期议会斗争常常充满着无奈。上世纪20年代,瑞典社民党有三次单独组阁,但结果却发现不但无法实现其党纲中“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将其置于社会控制与占有之下”的目标,甚至连对失业保险做些小调整都做不到。但是,困惑之余的瑞典社民党最终还是向社会达成妥协,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目标。
      
      平等、福利——花多少钱能买得到
      1928年,社民党领导人汉森提出了“人民之家”计划。他把国家比作家庭,汉森认为:“好的家庭不会认为任何人是优先考虑的或者是不被认可的;它不会承认任何人的特殊利益,或者把任何人当作后娘养的孩子。”
      汉森希望通过普遍的福利来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手段是运用国家力量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首先使劳动者在经济上免于压力,而其最终目标则是政治上的平等、互助与民主。汉森相信,社会主义首先是国家与社会旨在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的努力,而且,也不一定要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来实现,因为在一个平等、民主的社会中,经济寡头的统治必然失败。“人民之家”对“平等、福利、合作”的强调,成为瑞典社民党长盛不衰的法宝。
      1932年,在汉森成为瑞典首相后,他把这套理念运用到实际政策中。七十多年中,这一理念不断接受选民的检验,有两次社民党已被赶下了台,不过简单的修正与调整之后,选民总是会重新聚集到社民党旗帜下。
      在中央党校教授杨玲玲看来,“人民之家”的成功占了天时、地利和人和。首先是瑞典的工业革命到来较晚,资产阶级的力量并不强大,而新兴的工人阶级却得以很快壮大;其次,社民党真正表现出执政特色是在经济大危机后,运用国家手段干预经济正逢其时;最后,妥协是瑞典政治的一大特色,往往不采取激烈的方式,用现任瑞典驻华大使林川的话说,“我们的方式就是更多的折中,避免争斗”。
      有人说,瑞典今天的平等与富足全拜高税收之赐。瑞典税收的确很高。收入累进税最高可达88%,如果一个瑞典人每月收入是20000瑞典克朗,那么他纳税的税率为45%。目前瑞典税收占GDP的比例是71%。
      但这样看问题未免略嫌片面,试问:活得长久一些的自由,免于生病无着的恐惧,免于匮乏的恐惧,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所有这些,究竟花多少钱能够买得到?
      1972年时,前瑞典社民党领袖、政府首相帕尔梅曾说:“瑞典社会现在还不具备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所需要的那些基本条件。”瑞典社民党第31次代表大会也不再明确提“社会主义是奋斗目标”。不过,马克思的画像依然高悬在瑞典社民党总部,许多瑞典人知道,瑞典的今天与这个人密切相关。

  • 瑞典模式五辨

     

     1.全民医疗保险体制、全民就业、全民养老金体系……全民的意思就是要加大投入,让最需要照顾的人得到照顾。
      不准确。全民享有的核心是平等。比如,中国每千人平均有1.5名医生,拥有3.1张病床。瑞典差不多每千人有3.1个医生,拥有3张病床。与瑞典相比,中国的公共卫生资源有一定差距。但更大的差距还是公平方面的差距。瑞典的医疗投入和分布几乎没有什么城乡差别,而在中国,拥有35%人口的城市占有85%的医疗资源。上海徐汇区每千人拥有医生5.22人,就远远超出了瑞典的平均数。所以,全民医疗保险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投入多少的问题。
      2.工会力量强大会更多地出现劳资矛盾,甚至会更多地引发罢工。
      不准确。不久前,瑞典工会领导人就讲过这样的话:罢工是“最后的手段”,只有到了要维护宪法的时候才能使用。在他们看来,工人的利益可以通过谈判获取,而罢工往往会造成两败俱伤。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工会必须要有紧密的团结,能对国家政治有足够影响力,而劳、资与政府三方亦应有明确的定位,特别是政府扮演的“中间人”角色更是不能混淆。
      实际上,当福利社会开始形成时,工会就已经从一个利益的争取者,逐渐地演变为利益的获得者,他们的责任更多地是在现有体制中,更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德国学者考夫曼认为,工会成功地为广大人民群众在企业中和政治生活中遵守纪律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而现在制度的正常运转有赖于他们的忠诚。在大多数国家里,工会不是把自己的力量用来阻碍经济增长,而是朝着相反的方向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即让雇员们学会接受劳动关系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是提高生产力的经济现代化所必需的。
      3.高福利会养懒汉,使人们产生对社会保障的依赖症。
      不准确。实际上,在1950年到1980年这段时间,瑞典的经济增长率保持了相当高的增幅,而这段时间恰恰是瑞典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期。优厚的福利确保了社会和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从历史上看,早在19世纪瑞典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时,就引发了资方的强烈批评。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瑞典又再次出现了“福利养懒汉”的抱怨,并直接引起了反对党人士提出的在医疗等领域全面实行私有化的改革要求。
      对这样的论调,社民党的反驳相当有力。瑞典社民党前领袖卡尔松曾十分清晰地阐述他的看法。他说,瑞典社会的确有一部分人是在依赖福利,但这部分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无法养活家人。如果想让这一部分人不依赖社会福利,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帮助他们找到有足够收入的工作。卡尔松接着说,问题恰恰就在于,那些反对依赖福利的人往往也是支持拉大工资差距的人。他们更多地强调竞争,更愿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而不是提高。
      不言而喻,卡尔松这番话的意思是,正是这些人在制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赖社会保障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通过再分配来确保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领域的公正,确保给这些人提供重新参加工作的条件和机会。这就是当年瑞典社民党建设“人民之家”的初衷。社民党中类似的观点还认为,蛋糕越大分配才能越多,但有的时候,经济越是不好,蛋糕越是难以做大,分配反而越是重要,也就越是需要切蛋糕的人更多地关注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
      4.改革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逐步探索才能找到方向。
      不准确。改革的确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一定的条件,也需要创造各种各样的条件。但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瑞典模式成功的条件,而忽视了一个可能更值得重视的问题,即这个工程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分配领域的改革,建设一个公平的社会。社会福利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体制的走向。在这个大目标下,瑞典社民党不断地通过探索,构建起独特的福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瑞典人没有采取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而是紧紧地围绕着大目标做文章,发现与目标不符,就赶快改过来。比如,有些学者也曾建议瑞典学习美国的一些经验,社民党人却非常慎重,原因就在于,美国模式与瑞典模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对美国有效的方式,对瑞典未必有效。
      5.全球化给瑞典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带来严峻挑战,瑞典未来只有减少福利才能提高竞争力。
      不准确。福利体现的是保障体制,有保守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给瑞典继续保持高福利的体制带来了不少挑战。但也应当看到,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瑞典模式所体现的理念给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会更加严峻。欧盟将越来越不能容忍竞争对手以低水平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来进行竞争。他们要保卫的不只是工资制度,更是生存理念和维系社会稳定的体制,这或迟或早会波及到中国。当我们在用廉价商品向欧洲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冲击时,瑞典等欧洲福利国家也在用类似于集体谈判的模式来影响我们。相对说来,我们的冲击力在短期内可能更有力,却缺少可持续性;而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影响将是深远的、长久的。因为像瑞典这样的工资谈判制度实际上体现了全世界所有劳工的共同愿望:更稳定的工作与更体面的生活。

  • 各地召开党代会  当局如临大敌

     


    今天上午,民生观察接到湖北省随州市华润公司(民生观察此前曾关注过该公司职工上访维权的情况)一职工代表的电话,她告诉我们,这几天湖北省正在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三天前,华润公司六、七名职工代表到省里上访,他们在一次省党代会刚刚结束后,冲进了大会会场,并爬上主席台,试图展开带来的横幅标语,结果当场被制止,并很快被强行送回随州,随州当局威胁这几名职工代表说:“你们冲击省代会,随时有可能抓你们”。这几名职工代表被截回随州后,其中的一名刘姓女代表又返回了武汉,继续上访。今天上午,我们试图联系这位女代表,可她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而华润公司的职工们则表示,如果他们的代表被抓,大家一定会集体到公安局去要人。


     


    同样是因为湖北省的这次党代会,本周一,民生观察还报道了武汉市一位民办教师代表被强迫外出“旅游”的消息。


     


    今天中午,我们又从浙江省得到消息,浙江省于6月12日召开第十二次党代会,浙江老百姓对新任省委书记赵洪祝寄予极大的希,认为他来自中央空降,一定会带来上方宝剑,把浙江的腐败治一治,把老百姓积压多年的冤伸一伸。但令人失望的是:党代会召开三天以来,当局如临大敌,省政府问口有几十辆警车严阵以待,捕访的人远远多于上访的人,访民一进入警戒区就立即被带走,有的甚至在会议如天前就被带到外地软禁起来。


     


    随后,我们电话联系上了浙江临海访民郭四妹和浙江天台访民徐江姣。据郭四妹介绍,她昨天上午到的杭州,考虑到党代会那儿访备肯定很严,就到了浙江省信访局,结果到那儿一看,有一百多截访的人守在哪儿,还有许多警车。郭四妹的上访材料还没递上去,临海截访的人就找到了她,当天下午就强行将其送回了临海老家,当地镇政府的人还对她说:“这几天不要去上访了,再去,肯定要抓你”。


     


    而天台县访民徐江姣则在省代会召开一个星期前(6月7号)被押回天台县一家宾馆软禁,天台县政府来人到杭州骗她说到天台解决她的问题,但到了天台后就把她关起来,什么也不跟她谈。我们刚刚和徐江姣通了电话,她告诉我们,她还在宾馆里面,有三四个人负责监视她。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7、6、14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