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6日 星期五，上午11：00是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一审宣判上海著名维权人士李惠芳女士不服劳动教养提起行政诉讼的时间。上午10:30我匆匆赶到法院领取旁听证准备进入法庭。
法院门口，已经有很多人。正门口，十几个警察，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旁门处，三十多个访民，安静有序、神情坦然。不多一会儿，法警传话来，只能有包括李惠芳姐姐李惠琴等六个人可以进入法院旁听宣判，也就是说只能进去五分之一的人参加旁听。感谢访民朋友给了我其中的一个珍贵名额，在经过法院的审查后，让我得以和其他五个人进入法院。
在经过严格的安检之后，我们六人有法官和法警带领，来到了法庭门外。10：55分，我先行一步，一个人不紧不慢地来到法庭门外，年轻的带眼镜的审判长鲍浩客气地轻轻问：你到哪儿？我不卑不亢地答到：上你这儿，警察最多的地方。是的，法庭门口有五个法官，八个法警，其中有两个防爆警，以及三名保安。我刚刚进入414法庭，还未及坐稳，立马就有一个带眼镜胸前佩国徽的年轻法官，紧张地将早已架在审判席旁的摄像机重新调整角度，直挺挺的对着我。而此时的我，不慌不忙，面不改色，悠然自得，轻轻松松地翘起了二郎腿。
门外传来了嘈杂声，但是可以听得出李惠芳的姐姐等人在与审判长进行交涉，大意是：既然法院公开宣判，为什么原告李惠芳不能到庭听判？李惠芳不能到庭听判的理由是什么？你们法院为什么不对原告去宣判，而要对我们旁听者宣判？法院的做法依据什么法律？我们要看到李惠芳本人到庭！我们抗议没有原告李惠芳在场的所谓公开宣判！！！
短短二、三分钟时间，声音褪去，未见来人，是自己退场还是被强行驱赶，我不得而知。
11：00，书记员进入法庭，我慢慢地放下翘着的二郎腿，静观宣判全过程。
因为我坐在只有十个人可以坐的旁听席中央，这样的位置可以对全庭的情况一目了然。我正面对视着合议庭座席，女书记员王琳旁边警号尾号为268的高大粗壮的法警正襟危坐，我注意到他的眼睛并不直挺挺地朝我注视，因为在我的左边有两个法警早已坐好了，而我的右旁被告席上警号为005127的年轻女警官，连瞄我的勇气都没有，我看她二十多岁的样子，神色却是充满了紧张和不安。
同样，书记员的眼神也是畏缩不前，她坐下后抬头看了我两次，却两次慌忙垂下眼皮，顿了顿一分钟左右才想起宣布法庭纪律。
合议庭法官进入，审判长鲍浩一声“请坐”后，一敲法槌宣布“现在开庭”。但我非常清晰、非常奇怪地是听到书记员刚刚对原告李惠芳出庭的报告却是：“原告代理人没有到庭”，没想到，审判长也同样重复了“原告代理人没有到庭”的语句。
咦，我许正清先生很是纳闷：为什么不说明理由原告李惠芳女士没有到到庭，而说原告委托代理人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锡奎先生没有到庭？道理很简单，法律规定对委托代理人是否出庭没有强制性。尽管我了解到法官曾经在安徽合肥女子劳教所开庭审理前，专门就李惠芳不服被劳动教养决定案与丁锡奎律师有一段警世性的谈话。同样，在同为一案的上海市著名维权人士陈启勇先生不服被劳动教养决定案中，该院法官也与陈启勇的代理律师北京市安汇律师事务所杨慧文先生有过同样的一段警世性谈话，有法院笔录为证。前几日，我刚刚听说杨慧文律师就公民维权代理被北京有关方面传唤。
我当然不愿意丁锡奎律师也被北京有关方面传唤。从原则上讲，因为这是在人为地进行串通打压和干扰破坏作为律师办案的公正性和独立性，这样的事情对中国的法制进步有百害而无一利。从感情上讲，全球著名的莫少平先生和丁锡奎先生曾经作为我的代理辩护律师，他们和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尚宝军先生、原律师谢伟先生一样，都是我受益匪浅的良师益友。从我得到的一些信息来看，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莫少平的律师事务所已无奈被迫迁移到他处。我们曾经有口头上的约定，他们几位也都非常愿意继续担任我的法律顾问。可以肯定地讲，我许正清有上百倍的充足理由继续关注，并且全面锁定他们的一些被公众所关注的各种境遇，我衷心希望这不是迫害的开始！
话说回来，审判长并没有宣读判决书主文，只是简要说明法庭认为。但是，我确确实实清清楚楚地听到了维持被告上海市劳动教养委员会作出李惠芳被劳动教养的理由主因竟然是：“原告李惠芳妨害、阻碍执行公务”！
我的脑海霎时闪过一个念头，李惠芳在家里妨害执行公务。多么熟悉的用语啊！
在我们中国这样一个“和谐社会”里，公民没有自己的一个最起码的隐秘自由权。如果你待在家里，即使这个房屋是你出钱签订租约合法借用的。一个或几个你不相认识而且身份不明的同性人特别是异性人，可以随意闯入你的房屋，不用敲门征得你屋内人的同意，不用声明他自己的身份，告诉你他要干什么。即使是你一个女人只着内衣正在睡觉的卧室里，或者赤身裸体正在洗浴的卫生间里，面对肆无忌惮、满脸横肉突然闯入的几个男人，而你必须要做到没有脾气，热烈欢迎，满面笑容，身心配合。否则的话，那个来路不明、穷凶极恶的家伙狠狠抛出一句话，我这是在执行公务，你反对我马上就抓你！于是，立马就会有几十个各种各样、大大小小、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并且躲在暗处的同僚们，就会像潮水般一涌而出、源源不断地对你呲牙咧嘴、张牙舞爪。
如果你不予配合，勇敢捍卫自己尊严和隐私的话，那么，你的结果就像李惠芳、陈启勇和我许正清一样立即被拘留、被劳动教养、被投入监狱，甚至会被酷刑折磨！
于是，我们不断看到、听到这样一幕幕令人实在无法接受的人间悲剧：
上海访民吕龙珍女士被劳教案、邬玉萍女士被劳教案、毛恒凤女士被劳教案、魏勤女士被劳教案、邵满根先生被劳教案、董国菁先生被劳教案、陈建芳女士被劳教案、单妙法先生被劳教案、孙军先生被劳教案、曹义宝女士被劳教案、张莉萍女士被劳教案；
数不清的被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重复拘留、取保候审、黑监狱案；
还有，段春芳女士被判刑案……
其中毛恒凤女士和段春芳女士分别在劳教所里和监狱内受到酷刑虐待，内情令人发指！
这就是所谓中国特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蛮不讲理，无法无天！
因此，我参加庭审旁听的理由有三：一、了解事实真像；二、核查有无酷刑；三、实现公民监督。
最后，审判长鲍浩宣布维持被告的劳动教养决定。在全体起立的时候，我也勇敢平视着前方。但是，让我震惊的是，审判长两旁的女法官蒋伟君和高凌却是一直低着头，不敢抬头与我目光短视，让人感觉像是做了错事。而一旁的女警官也是一脸诡异。对此，我心知肚明。
整个宣判过程只不过短短的二分多钟，我是10：55分进入法庭，11：00分准时开庭，11：03分宣布闭庭。随后，我一言未发地跨出法庭，到达法院门外，有朋友提议合影留念。11：20分我们都悲怆离开了法院。
我记得，上午来的之前，上海下了一场小雨，中午过后，又刮起了一场倾盆大雨，这在上海这几天39度的高温天气中实属罕见。老天爷善解人意，他老人家是在为李惠芳哭泣，是在为受苦受难的中国访民们哭泣！
我曾经问过李惠芳：你既然去过外国，好好的，为什么会想到回国？她答：怎么说呢，毕竟中国是我的祖国，上海是我的家乡。是的，我们都深深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管到哪里，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但是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是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政府中的强盗和无赖们以“房屋拆迁”的名义，无端地剥夺了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一个小家”，痛失家园，痛失家财，一生流浪漂泊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李惠芳七年，我许正清十二年，而我的一位王姓朋友已经二十六年了。于是，我们一个个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亡家奴”。而那些强盗和无赖们，天天都是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当今现代化的中国，仍然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此时，我想起李惠芳曾经有过一段令人悲愤、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我被强迁三次，我们进京上访，被拘留、被劳教都不怕！”
是的，人，是要有精神的，精神来源于一个人的骨气。包括讲理的底气和坐牢的勇气。事实也确实如此，身体可以垮，精神不会倒。不怕抓，送上抓，抓不完；不怕关，送上关，关不满；不怕打，送上打，打不死；不怕死，送上死，死不了。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真诚地希望每一个访民好好地活着。
天底下顶天立地者，唯有中国访民也！
上海访民 许正清
2010年8月21日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