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公民来稿

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唐吉田，身份证号码：222403196809010512，住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2号CRD银座B座1435号，电话13161302848。

申请事项：
1、书面回复限制申请人出境的决定部门及法律依据；
2、书面回复限制申请人出境的起止日期；
3、书面回复办理公民被限制出境的工作流程；
4、书面回复2021年6月1日19时许通知厦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阻挠申请人在大兴机场登机的法律依据；
5、书面回复2021年6月2日变相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达半小时的决定人姓名、职务以及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
6、书面回复2021年6月2日上午就如何处理申请人被限制出境一事所联系的行政机关或者部门名称、其负责人或经办人姓名及办公电话，以及与该机关或部门沟通的过程和结果。

事实与理由：

2021年6月1日19时20分许，申请人欲乘坐MF8120航班从大兴机场前往福州后转乘MF809航班到日本东京陪护重病中的女儿。办理行李托运过程中，厦航工作人员问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迟迟不能完成托运作业。经申请人及随行记者积极争取，才不得不让申请人去D60登机口，但要申请人保持电话畅通。申请人到达登机口后照样不顺利，厦航工作人员在柜台同事打来电话说可以放行的情况下仍然不让申请人登机，说要继续请示。在申请人据理力争及记者朋友帮忙催问下，赶到登机口的一工作人员说是福州边检通知他（她）们：申请人不符合出境条件，坚持要去福州的话在下一个行程还是会被拦下。申请人强调多走一程就离女儿近一步，至于福州那里怎么样已经考虑不过来了。

该工作人员经多番请示后在飞机起飞前才允许申请人登机。

2021年6月2日8时30分许，申请人好不容易办完MF809次航班的相关手续，来到福州机场8号边检窗口，先是一警号为230568的女警异常仔细地查看申请人的护照，后又一警号为230512且戴党徽的男警加入进来，称要对申请人的证件进行核验。该男警拿起申请人的护照的同时叫来几个戴执法记录仪的男警把申请人带到边检问话室，申请人被三个着装男警控制在问话室。

在看押过程中，站在申请人左侧的男警时不时开门去和便衣模样的人交头接耳，当天早上这些便衣对申请人可谓如影随形。

约半小时后，一警号为230576的男警进到问话室里面，口头向申请人宣布：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不允许申请人出境。申请人要求该男警必须给出书面决定，并告知作出这一决定的部门及其负责人或经办人的联系方式。该男警在申请人据理力争下极不情愿地言明是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决定，但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申请人向该男警强调阻挠申请人赴日本陪护女儿这一做法已经明显突破底线，该男警听后除了重复之前的说辞，还反复要申请人配合其工作。申请人在和该男警等人讲道理的时候，门外有越来越多着装警察准备进来。眼看登机时间就要过去，申请人无奈之下拿回护照退回到厦门航空公司的服务柜台所在区域。

为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特向贵单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请依法答复。

此致
福州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申请人：唐吉田

2021年6月10日

取保候审申请书

申请人：邓晓云，女，系被告人覃永沛之妻、辩护人。

申请事项：对《（2020）桂01刑初49号》一案被告人覃永沛采取取保候审措施。

事实和理由：

2019年11月1日南宁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覃永沛进行刑事拘留。羁押于南宁市第一看守所。

2019年12月3日经南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转为执行逮捕。

2020年3月2日南宁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

2020年6月2日经二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后起诉到南宁市中级法院。

2021年1月20日羁押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二看守所。

2020年6月4日立案至今仍未开庭审理。属于超期羁押。

申请人向贵院提出对覃永沛进行取保候审。

一、被告人覃永沛没有犯罪

1、覃永沛从事律师职业多年，如果他对社会不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闷声发财，甚至像行贿海南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家慧那些律师一样，都不会遭此厄运。

2、对覃永沛的立案侦查起诉，是对他多年来对一些强力部门的官员违法违纪的行为以网络曝光的方式进行批评揭露、招致他们的忌恨，于是罗织罪名对他打击报复；

3、起诉的所谓的“犯罪事实”都是他多年在新浪微博上、在推特上针砭时弊、同情弱者的言论。

二、严重超期羁押

南宁市检察院2020年5月底起诉、南宁市中院6月4日受理，到现在为止已经十二个多月，严重超期羁押，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在审判阶段，对于取保候审有明文规定。

1、《刑事诉讼法》第20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

2、《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被告人具有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取保候审。

4、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和《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部门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工作规定（试行）》都对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案件做了相应的规定，要求切实解决超期羁押的问题。

三、对被告人覃永沛取保候审,根本没有社会危害。

覃永沛坦坦荡荡，取保回家不会自杀、不会逃跑、不存在窜供、有温暖的家庭、有固定的住所，对其变更措施不影响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习总书记在2013年2月说过：“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收到申请后，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决定；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告知申请人，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希望贵法院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此致
南宁市中级法院

申请人：邓晓云
2021年6月15日

湖南省国家安全厅：

你们好！

近日，获悉长沙公益仨之一的刘大志（又名刘永泽）患了胃病，我们对刘大志及一同被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的程渊、吴葛健雄的健康状况非常担心！据刘大志家人和前同事回忆，之前并没听说刘大志有胃病。所以，我们认为这次生病很可能与羁押环境有关，对他们三人被继续羁押的处境深感忧虑。

自2019​年7月22日长沙公益仨程渊、吴葛健雄和刘大志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逮捕以来，长沙公益仨已经被羁押近23个月了，虽然看守所表明早就不再提审这三人了，但三人一直处于被秘密羁押状态，被禁止家属及家属委托的律师会见、法院拒不透露审判情况，家属及亲友无从得知他们三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只能从看守所工作人员那里获得片言只语。

《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人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但刘大志的亲友却无法得知刘大志的胃病严重程度，对于看守所是否尽职责去及时治疗，是否应当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更无从监督。

近年来，屡发在押人员死亡事件，特别是异议人士更被恶意拖延治疗，如曹顺利、刘晓波、杨天水等。早在2017年，《人权观察》就指出：“近年来，许多重要异见人士在狱中病情加重，被剥夺适当照护，最终死于狱中或获释不久后过世。”

所以，我们特别提醒办理长沙公益仨案的公检法人员，即使不释放长沙公益仨，也应尽快为刘大志和他家人或律师提供会见机会，以了解刘大志胃病具体情况，并了解看守所是否保障了刘大志的医疗健康权。

长沙公益仨案本来就是当地政府对长沙公益仨的政治迫害的结果，已经有非法逮捕、非法羁押、非法审判、非法剥夺律师代理权、非法剥夺通信会见权等行为，若再因此导致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生命健康危机，不仅违反了《看守所条例》和联合国的《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是草菅人命的非人道的行为，将会遭到家属的不断追责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所以，再次希望办理长沙公益仨案的公检法人员能尽早弥补过错，及时就家属和外界所关切的问题给予回应，并尽快采取措施，释放长沙公益仨！

抄送
长沙市国家安全局
长沙市检察院
长沙市中级法院

公益机构长沙富能
2021年6月16日

附刘大志简历：

刘大志（又名刘永泽），2016年开始在长沙富能实习，随后成为全职工作人员，主要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行动推动政府透明度、督促政府依法行政。他曾创办公益团队长沙春雨公益互助小组，为工人、职业病患者和他们子女以及其他需要法律援助的弱势群体争取权利。

2021年6月2日，“6.4”屠杀三十二周年纪念日前夕，知名人权律师唐吉田被中共当局以搞笑的危害国家安全之名非法阻止出境，这是半年之内第二例知名维权和异见人士被臭名昭著的中共国保机构非法阻止出境。此前，1月28日，著名人权活动家郭飞雄（杨茂东）先生亦被中共以所谓危害国家安全之名非法阻止出境。

唐吉田律师是因女儿在日本突发重病、自4月底开始在ICU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而急需赴日处理女儿治疗事宜，郭飞雄先生是因妻子肝癌大手术之后需继续接受长期化疗而急需赴美陪护妻子。二人的出境之行都出于迫切的人伦需要，都涉及重大的人道关切，任何一个人性的、人道的、有正常逻辑的政府都不可能阻止他们出境，只有北韩、前苏联阵营尤其是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独裁政府等流氓政权才胆敢如此漠视基本人道、阻止他们出境。

中共政权滥用出入境手段打压、迫害人权律师及其他异见人士为时已久了。“709”被迫害律师及其他众多人权律师至今都仍被中共当局及其国保部门非法禁止出境，郭飞雄先生等律师界以外的维权和异见人士被非法禁止出境者同样大有人在。悖论的是，中共既以危害国家安全之名限制国内维权和异见人士出境，又以危害国家安全之名禁止境外的民运人士入境，如禁止吾尔开希先生等海外民运人士回国，哪怕他甘愿回国补齐“6.4”当年所欠刑罚。总之，凡是被中共明里暗里认定为敌人的人权律师、异见人士、民运人士，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永远都在危害中共的国家安全即中共自己的安全，永远都是反革命犯即反中共犯。

对待敌人，直接继承列宁、斯大林暴力革命衣钵的所有共产极权阵营无不信奉“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你死我活政治逻辑，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政权崩溃、共产体制以事实宣告自己彻底失败之后，仍在竭力抗拒普世价值、固守共产极权最后堡垒的中共，更是将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这一你死我活政治逻辑推向极致。

这一政治逻辑的本质和要害在于，一切的一切都要为政权服务，都是为了确保政权的所谓绝对安全，尤其是为确保核心特权圈子一己私利的绝对安全，如在北韩，就是要确保金家王朝一家白头山神权家族政权的绝对安全。这一政治逻辑是只讲利益、不论是非的，是只讲上司的强权意志、不顾小民的身家性命的，是只讲所谓的国家利益或集体利益、实则不过是强权者的私人利益而不讲公民的切身利益的。无论是前苏联的大饥荒，还是中共国的“大跃进”、“文革”、“六四”屠杀，无不如此！

苏联、东欧共产阵营以及中共国不仅对被视为敌人的异类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而且为了确保他们自己权力、政权的所谓绝对安全，对他们的自己人也是一贯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苏联的大清洗，中共的肃反、反托派、“文革”批斗狂飙，无不如此！这个苏联—东欧—中共共产极权阵营对其自己人尚且要残酷打击、无情斗争，更何况对那些被他们认定为敌人、异类的人？在这一政治逻辑之下，只要是为了权力、特权和强权利益，只要当政者认定维护其政权所需要，是随时可以动刀、开枪杀人的，张志新、林昭、“6.4”屠杀，概莫能外！在这一政治逻辑之下，哪里有人道、人性的存身之地？人道、人性至多只在中共认为无关其政权的绝对安全时才会被用来装点一下门面。

按中共2012年公开抛出的维权律师、异见人士、地下宗教、弱势群体、网络大V“新黑五类”敌对势力理论，唐吉田律师、郭飞雄先生都是中共的敌人和心腹大患，中共对他们以及所有维权（人权）律师和异见人士是不可能讲什么人道、人性的。

依正常逻辑，既然不许吾尔开希等“敌对势力”回国，那么所有被中共视为敌人者在国外对中共的危害自当比在国内为小，如此则理当把唐吉田、郭飞雄等等所有国内的敌人驱逐出境，就像沙皇流放列宁那样，或者反之，既然禁止唐吉田、郭飞雄出境，则理当允许吾尔开希回国并对其秋后算账、将其收监入狱，补齐他三十二年前逃脱的刑罚。

然而，中共却不这么干，中共既不放敌人出境，也不放敌人入境。中共向来就是玩耍着这种忸怩作态、不可理喻的二律背反逻辑的！

何以如此？要挟、敲诈、乘人之危、迫人屈服和就范、钝刀子杀人、精神刑罚、杀一儆百是也！

吾尔开希不堪思亲之苦，不惧中共牢狱之苦，经香港、深圳强行闯关，可对他这样送上门来的八九“首犯”，中共宁可放弃对他的刑罚制裁，也不让他入境，绝不给他与亲人相见—哪怕是在中共自己的监狱里会见—的机会，用这样的钝刀子精神刑罚煎熬着这位永远的敌人。同样，唐吉田律师、郭飞雄先生作为“6.4”之后约二十年互联网时代的维权（人权）律师、维权人士和异见人士，其所言所行虽完全符合中共自己的法律，却因悖逆了中共的政治，那种独具中共特色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而被中共视为非我族类和心腹大患。由于中共不得不在国际社会伪装出一副法治嘴脸，不能像“文革”时期那样直取唐吉田、郭飞雄等等敌对势力的性命，于是便采取盯梢、跟踪、监控、软禁、骚扰等等法西斯手段，让他们自由受限、生活困顿、精神焦虑。即便女儿、妻子病重如此，中共也毫不手软，绝不容情，反倒乘人之危，借机讹诈，继续极限施压，必欲逼迫唐吉田、郭飞雄彻底就范，并恐吓所有其他人权律师和异见人士。

这是什么手段？这是东西厂、锦衣卫、克格勃的手段，是十足的流氓、无赖手段，是泼皮牛二的手段，是赤裸裸的要挟、敲诈的手段。中共国窃据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位，滥用危害国家安全罪名迫害本国公民，为北韩等流氓政权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标杆、展示了极其邪恶的示范效应，为各流氓政权打气、撑腰、壮胆，根本败坏了国际政治空气，是对全人类尤其是法治、民主国家的公然蔑视。中共国是世所共知的那几个流氓政权的大哥大、总老板，不仅中国人民、而且国际主流社会统统苦中共久矣！

彻底的反人性，彻底的反人道，彻底的反人权、法治、民主等普世价值，正是中共及所有苏联东欧共产阵营的本质！文明各国该猛醒了，绝不能继续对中共绥靖、苟且，否则，当年欧美各国对纳粹德国绥靖的恶果必然再度降临！勿谓言之不预也！

声明人：
1.常拴明，常玮平的父亲
2.解秋霞，常玮平的母亲
3.陈紫娟，常玮平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因常玮平被宝鸡市公安局构陷，在此郑重申明：
常玮平无罪，应该立即释放常玮平；
宝鸡市公安局应该立即停止制造冤假错案；
宝鸡市检察院应该立即停止帮助宝鸡市公安局做恶。

理由如下：

1、常玮平没有犯罪行为，只是揭露酷刑的发生，本应受到国家的鼓励和保护，何罪之有？更何来颠覆国家政权？

玮平过往言论与行为，无任何犯罪之处。唯一惹怒宝鸡市公安局的，是他公开揭露他被酷刑的经历。宝鸡市公安局是借侦办“颠覆国家政权”案之名，行打击报复常玮平揭露他们实施酷刑之实。

2、常玮平在第二次指定监所居住期间仍可能受到严重酷刑

玮平已经公开揭露第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宝鸡公安酷刑。第二次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仍然为同一办案单位，结合从2020年10月22日至今已233天，宝鸡公安先后拒绝5位律师多次会见申请，至今无一律师会见到常玮平，家属合理怀疑他又一次遭受酷刑，现阶段无法见人。

3、宝鸡市公安局封闭式关押常玮平，完全违背了法律规定

承办警官宝鸡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副支队长杨永科、宝鸡市公安局副局长向贤宏拒绝与常玮平的辩护律师交流案情，对辩护律师依法合理的申请会见、申请取保候审全部驳回，辩护律师与常玮平的信件拒绝转交，辩护制度形同虚设。

另，宝鸡公安多次无理投诉律师，导致几个月时间里多名律师被迫退出此案，现在已经是第五名辩护律师，宝鸡公安大有推翻中国律师辩护制度，只许公安一家办案的意图。

4、宝鸡市检察院与公安局沆瀣一气构陷常玮平

常玮平的辩护律师，多次前往宝鸡市检察院请求面见负责本案批捕的检察人员，以沟通案情；要求监督公安侦查活动合法性；提交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要求核实常玮平遭受刑讯逼供。但宝鸡市检察院均不回复律师的要求。以至于案情及案件程序的进展，律师不能掌握任何信息。

综上，违法犯罪的是宝鸡市公安局和检察院，你们在阻止常玮平揭露发生在他身上的酷刑事件，你们是在打击报复说出实情的常玮平。

尊敬的彭丽媛女士：
您好！

欣闻您于2021年6月7日在世界卫生组织“结束艾滋病人因结核病死亡：抬升势头”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了致辞。您在致辞中表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消除艾滋病和结核病威胁是我们的共同心愿”，我非常认同。

我的女儿在日本学习已有两年，因咳嗽、发烧而致重病，于4月30日晚在东京住院治疗，确诊为肺、腰、脑等多部位感染结核菌，尤其是结核菌侵入脑部，引发脑膜炎，形成脑积液，脑干受压迫，已有一个多月处于无意识状态。

我决定去日本陪护女儿，并迅速取得了日本的入境签证。令人遗憾的是，6月2日我从福州机场出境时却被边检警察拦下。眼睁睁看着女儿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我却爱莫能助，心急如焚，度日如年！

常言道：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您也有宝贝女儿，相信我对女儿的牵挂您也会感同身受。父女亲情、人伦之道，一切都在不言中！

恳请您以您的身份和影响，与出入境部门沟通，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赴日本陪护女儿予以放行。

顺祝
夏祺！

唐吉田
2021年6月9日

附：
1、我的电话：13161302848
2、会议报道链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6/07/c_1127539804.htm

附：彭丽媛在世界卫生组织“结束艾滋病人因结核病死亡：提升势头”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来源：新华网

h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彭丽媛应邀在世界卫生组织“结束艾滋病人因结核病死亡：提升势头”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致辞。

彭丽媛表示，近年来，在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下，全球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工作卓有成效。中国已逐步建立起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机构合作机制，艾滋病持续控制在低流行水平，近20年来，结核病发病率下降40%以上，死亡率下降70%以上。这些成果的取得，得益于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医护人员的不懈努力和广大志愿者的默默付出。

彭丽媛表示，大爱无疆，大道无垠。一路走来，我见证了许多感人故事。李晓丹将艾滋病红丝带志愿服务融入到她的生命，用行动诠释了志愿者与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永远在一起”的信念，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亲人”。徐兴华患结核病痊愈后，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把自己防治结核病的知识分享给其他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也没有让一名结核病患者中断治疗。在这里，我向世界各地像他们一样，为防治艾滋病结核病默默奉献的人士和志愿者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彭丽媛表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消除艾滋病和结核病威胁是我们的共同心愿。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给防治艾滋病和结核病带来更多挑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为爱守护，奋力前行。我呼吁各国各界人士携起手来、积极行动，加强艾滋病和结核病防治工作，让更多防治成果惠及人类健康，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努力。

13：05接国宝小林同志的二个电话，第一次电话：接到通知让我删掉朋友圈信息；第二次电话：提前跟我约下午有领导和我面谈，顺便说明一下对我的尺度是很宽松的。

14：59接卢祖光警长二个电话，第一次电话是塞喧客套，说找我聊天，没有什么主题；第二次电话确定16：00在山语华庭警务室和国保见面。原来都是人设，让警长出面安排，想缓冲一下紧张关系。真是用心良苦！

16：00准时赴约，大概十分钟左右，陈大队长、小林同志和貌似领导的三个人风尘仆仆进屋了。

谈话内容：

1、了解一下我今天的思想动态。

我坦诚告诉他，我是从2017年第一次坐牢开始，每年的今天都会绝食一天，而且今天穿着一身黑（黑衣、黑裤、黑鞋）。

2、曹局长非常关心我的生活，希望能够帮助到我。

你们目前为我伸冤，是不太可能的话，但是你们可以用间接的方式为我所受到的身体迫害进行间接补偿，我是可以接受的。

我感谢他的好意，我的生活不需要组织的关怀，我的家人同样不需要关怀。

3、朋友圈的信息要删掉。

具体说有三条要删掉，估计是那些点赞最多的，以及那些文字评论。我跟他们讲这些信息不会踩到任何法律红线，如果是有所谓的的违法内容和信息的话，腾讯公司会有审查。答应他们回家半个小时后删掉。

4、怎么把上次的聊天内容发到外媒去了？他们都是按正常的手续，所以不会惧怕。要我少去翻墙看大纪元等外面的消息。

如果要我看你们的宣传，还不如看墙外的新闻。别忘了，我是32年前就收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人，而且我在2003年我到北京亲自去接触那些亲历者，难道我不知道怎么去辨别真相吗？而且初中的时候就要求学校公开班费，民主选举班干部，贴大字报等

5、谈我的家庭关系，父母妻子，孩子和妹妹，外甥等人都会受我影响。

我说将来的事交给将来去办。历史的潮流，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以前我的父母被评为黑五类，不是后面照样平反了，所以我从来不担心我的孩子将来会怎么样？只要她们拥有健全的人格和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是没有任何担忧。看到你们这些所谓的公务员的素质和一些做派，我也不乐见他们去加入公务员队伍。而且整个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奉劝你们以后不要总是拿我的家人来说事。这是一种恐吓和威胁，同样的道理，反过来，如果我今天把曾经抓我的国宝魏彬的所有隐私，他的住址、父母情况、他小孩的学校、妻子的名字等等，拿出来跟你们讲，你们是不是会觉得我是在威胁恐吓你们呢？

我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

问我：是一条路走到黑？
答道：隧道的尽头就是曙光尽现！

6、不要去搞悼念六四的活动，这个跟国家对抗没有任何好处。

贵党不是一直有四个自信吗？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表现的一点自信都没有呢？连个蜡烛火焰的图片都紧张起来。既然国家那么强大，为何惧怕一个百姓发出声音呢？如果当年他们的做法是对的，那就应该允许别人自由的去评论。你们完全可以把监控百姓的力量用到那些祸国殃民的腐败分子和那些监管场所的牢头狱霸身上。

7、临别时，一再强调要把朋友圈的信息删掉，否则今天晚上会上门找我。

随时欢迎您上门到我家做客，感谢你们让我的父母重温文革的岁月；感谢你们让我的子女快速成长！

我为了表达党国在这个纪念日里的关怀之情，我同样叮嘱他们：为了党国的事业那么拼，一定要保重身体为重。

综上：

谈话的拍照是为了工作汇报。如果我带上手机的话，一定会被强制检查和删掉。

此次谈话，总体来说是既紧张又富有弹性。一面对于个人信念和权利一定要强势表达，一面对于他们工作表示最大程度的理解。每次我都会不失时机的重温一下我的一惯立場：有原则的配合，有底线的妥协（前者是人格的尊严，后者不损他人利益）。

2021.06.04首次整理

——在还有自由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像保胎一样保住律师证！

常玮平之前所在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在2018年注销时欠他三万块律师费一直不给，他找所主任谢国胜律师多次索要都不给，去年3月18日，他录了一段视频记述他向谢国胜索要律师费的过程。近日，我向宝鸡市律协提出了请求协调谢国胜律师返还侵吞常玮平三万块律师费的申请，并抄送给宝鸡市司法局和陕西省律协。做这件事的过程让我感慨万千，一个律师，两三年的时间要不回自己的三万块律师费？现在需要妻子来讨要这笔钱？说出来都丢人！但事实就是这样。这又不得不说常玮平的律师证的事。还有自由的时候，他说的最多的话，应该就是这句：要像保胎一样保住律师证！为了这个养家糊口的证，常玮平就差跪下了！上至陕西省司法厅、律协、下至陕西省立刚律师事务所、中有宝鸡市律协、司法局，能踩上一脚的，哪个收起了腿？

常玮平之前所在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11月22日注销，注销第二日，其他人即另立新所，就常玮平没有挂靠的律所了。试问，这不是预先计划好的吗？成立一个新所的手续一天就能办完？如果这是阴谋的话，接下来的就是阳谋了。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常玮平全国上下如陕西、浙江、四川、贵州、黑龙江、上海等地找了十几家律所，每到手续交到陕西省司法厅办事窗口的时候，十几分钟之后必然接到律所不愿与他签约的电话。有一次神秘原因终于显现了，在他转往西安一家律所的时候，陕西省司法厅工作人员党健给该所主任打电话声称和常玮平是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该对话被常玮平当场听到并录音。后打听到党健在其他场合称：就是他亲自坐镇，指挥宝鸡市司法局注销了立刚所！处罚了常玮平！

为了抗议陕西省司法厅的迫害，2019年6月3日，常玮平在陕西省司法厅门口夜宿一宿。后来常玮平告诉我，第二天主管律师的副厅长和他谈话，答应协调他转所的问题，可是后来还是转不了。时间证明该副厅长对他的承诺就是骗他而已，当不了真。在黑龙江省司法厅向陕西省司法厅发出调档函的时候，只要陕西省司法厅同意，他就可以重新执业，但是陕西省司法厅就是不给调档。

按照《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必须挂靠在律所，悬空不得超过六个月，否则律师证就被注销。立刚所于2018年11月22日被注销，但是直到2020年1月13日(常玮平被第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第二天)，他的律师证才被注销，这中间隔了416天。为什么不按规定时间注销呢？是陕西省司法厅忘记常玮平了吗？肯定不是，常玮平被抓的第二天，他的律师证就被注销了。法律规定公安机关要24小时内通知家属，并没有规定要通知司法系统，显然省司法厅和我同时间获得了消息，合理怀疑比我还要早，因为文员从准备材料到发出消息，也需要时间，1月12日晚十点常玮平被抓，1月13日他的律师证就被公告注销，显然他们紧盯常玮平。那为什么之前不注销他的证呢？个中原因大家仔细品。

常玮平为了这个律师证可谓是忍辱负重，第一次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酷刑，取保时，宝鸡市公安局领导主动提出他的律师证的事，他们去和陕西省司法厅协调。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安抚他不要将酷刑的事情说出去的诱饵。

常玮平生在陕西，在上大学之前也没离开过陕西，可谓土生土长的陕西人，陕西司法系统的各位大人们，当你们利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制造一个个阴谋，非要砸掉一个生于农村、无权无势的年轻人饭碗的时候，你们可曾有一丝心软？为了他这个律师证，他受尽屈辱，如果还有机会，我会告诉他，这个证咱不要了！中国有十几亿人，有律师证的也就几十万，不做律师的十几亿人不照样活着？他们要砸了你的饭碗，就给他们砸好了，你起来吧，别跪着了！

——我欲在福州机场出关赴日本陪护女儿被边检人员拦下

2021年6月2日8时30分许，我费了好大劲办完登机牌并托运行李，来到福州机场8号边检窗口。一警号为230568的女警异常仔细地刷我的护照，很快又一警号为230512戴党徽的男警加入进来，说要对我的证件进行核验。

该男警拿起我的护照的同时，让几个戴执法记录仪的男警把我带到了边检问话室，总共有三个着装男警在里面看着我。

这中间在我左边的那个男警时不时出去和便衣模样的人交头接耳，今早开始这些便衣可谓是如影随形。大约等了二十分钟左右，进来一警号为230576的男警，手里拿着我的护照，还捏着一张纸条，口头向我宣布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不许我出境，说完就想让我出去。我要求他必须告诉我作出这一决定的部门及其负责人或经办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他一开始说他们只是执行，不能告诉，经我一再指出这是他们的义务，才不得不说是北京市公安局，但拒绝提供人名和相关信息。

我和他们说不管是谁决定的，不让我去陪护病重的女儿已经明显地突破了底线，我希望他们的所谓上级睡不着觉的时候，能够想一想自己遇到我这种情况会是什么感受。经我一讲，他们除了继续重复之前那套说辞外，还一再强调要我配合他们的工作，这时候门外穿制服的警察越来越多了。眼看着登机快结束了，和他们再争下去可能也无力改变，我就边往外走边和这些警察讲，有人说福州福州，有福之州，对我而言福州福州，可谓祸乱之州！

从昨晚在大兴机场厦门航空柜台办理登机牌，尤其是登机的时候遇到的那些莫名的麻烦（厦航工作人员后来已告诉我福州边检通知他们我不符合出境条件，在我据理力争特别是记者朋友在场支持的情况下快结束登机了才不得不放）开始，我就预料到今天不一定很顺利。

这一个多月，因为女儿生病住院我已经身心俱疲，如今连出去陪护她的心愿都没办法实现，我除了遗憾就是遗憾，但已经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恨那些拦下我的决策者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们及其亲友永远不要遇到我这样的麻烦！

唐吉田
2021年6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