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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新近出台的针对中共党员的有关组织处理规定，再次让外界看到中共内部的帮规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通过帮规来剥夺党员的基本公民权利的现实。

据中共官媒报道，《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2021年2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批准，2021年3月19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实施。《规定》在“组织处理”章节中列明有17种情形之一且问题严重的，应受“组织处理”。这17种情形的第1项，就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不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有违背‘四个意识’、‘四个自信’、‘两个维护’错误言行的”；第2项则是“理想信念动摇，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搞封建迷信活动造成不良影响，或者违规参加宗教活动、信奉邪教的；”第3项“贯彻落实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力，做选择、打折扣、搞变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第4项是“面对大是大非问题、重大矛盾冲突、危机困难，不敢斗争、不愿担当，造成不良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其他还包括“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等非组织活动，破坏所在地方或者单位政治生态的”。此外还有“严重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干部人事档案管理、领导干部出国（境）等管理制度，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违规经商办企业”的，等等。

这些针对中共党员的规定，事实上公然违背着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使中共党员成为了丧失基本公民资格的特殊群体。中国宪法第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共将党员通过所谓组织规定区别于一般的公民，使党员成为了宪法之外的特殊群体。所谓重大问题要求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事实上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的独立性，侵犯了公民言论、思想的自由权利。而《规定》不许党员“参加宗教活动”，直接剥夺了宪法赋予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第3项将“做选择”列入禁止，剥夺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决策管理、监督批评的民主权利，第4项公然以所谓处理“不敢斗争”，来倡导中共阶级斗争意识，复活文革斗争哲学，挑起政治专政恶潮。而所谓禁止“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事实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与社会交往活动自由。至于党员“严重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实质是剥夺公民隐私权利，而限制出入境，则是公然侵犯公民出国（境）权。

中共党员显然首先是国家公民，如果剥夺了公民的权利，那党员就丧失了公民的资格，就不成其为社会公民。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一群非公民的群体，那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有着超越公民之外的特殊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基本公民权利却被以组织的名义予以剥夺，那就不是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就严重违背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原则，国家也就事实上没有“尊重和保障人权”。

中共以所谓组织《规定》来群体性侵犯人权，事实上就是将社会一个群体绑架成一个凌驾普通公民之上的团伙，利用这个团伙丧失基本公民权利的绝对服从，来进而统治整个社会。这种对待组织成员公然违宪侵权的行径，显示着这个组织对宪法的蔑视，也就意味着这个组织不会尊重宪法，这样组织对社会普通公民违法侵权就成为自然。

一个公然剥夺组织成员宪法权利的团伙，不可能成为一个兑现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承诺。中共成立100年来的历史，一再证明这个超越宪法之上的组织是个违法侵权的组织，不会尊重人权，也不会遵守法制，其内斗的血腥触目惊心，由此导致社会的灾难层出不穷。中共在夺权时期内部滥杀无辜，掀起一次次从井冈山清剿AB团，到延安整风的政治大清洗，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更掀起一场场权力斗争的搏杀，文革中众多所谓反党集团，正是这种组织内部缺失基本人权下的阶级斗争产物。这种组织自身缺失人权尊重意识下的残酷屠杀，辐射到社会，给民族带来无尽的劫难，从镇反、土改，到反右、合作化、大跃进，再到四清，再到文革，再到六四屠杀等等，正是中共不尊重自身成员人权而践踏社会民众人权的必然演进。今天中共再度祭起所谓组织《规定》，必然又是以剥夺公民宪法权利而达成权力拼杀的结局，进而掀起社会斗争互杀的恶风，使社会重回文革时代。

中共极权集团本质上是以所谓马列共产意识形态为凝结的权力统治团伙，缺失现代基本的政治意识，没有现代文明的结社自由原则，也就没有尊重自身成员基本公民权利的精神。中共组织在将自身成员从社会普通公民中通过剥夺一些权利而特殊出来后，事实就是以组织的名义绑架凝聚起一个垄断权力的团伙，进而为奴役国民，践踏人权，延续特权提供组织力量。

一个可以公然将组织《规定》凌驾于国家宪法之上，可以公然以组织名义剥夺自身成员公民宪法权利的组织，说明没有起码的宪法意识，也没有基本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因此是不能指望它尊重宪法，尊重人权，来真心建立法治民主社会。

民生观察 2021年4月12日

控告人1：全国范围内从国家信访局内以及周边被截访的维权公民（详细名单见下方）

控告人2：全国范围内从北京被抓回到当地被拘留的维权公民。

被控告人1：仙侬坛派出所驻国务院信访局，中纪委信访接待处，全国人大信访接待处警务室。薛晓明所长，警号029143。

被控告人2：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010-65246271;010-85225050，法定代表人，亓延军局长

控告事项：

1.薛晓明滥用职权，长年指挥辖区内的警察在国家信访局、中纪委、人大所在的三骗胡同安检入口串通地方截访，涉嫌对抗破坏国家根本大法《宪法》！

2.北京警察协助各地驻京办疯狂抓铺维权公民，以达到截访的目的，涉嫌对抗破坏国家根本大法《宪法》！

控告请求：按照国家信访条例畅通信访渠道，给访民《宪法》所赋予的权利，还给公民的监督、诉求、举报权。

事实和理由：

早先，访民都知道，进了国家信访局就安全了，北京警察会保护访民。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访民在国家信访局被截访。更为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大部分情况下是北京警察先抓人，然后转交给地方驻京办或者直接送给黑社会（专门运送被抓访民的人，有的人还有纹身）。很多人没有移交手续，很多人回到地方就被拘留，甚至于被刑事拘留直至逮捕。

国家三令五申要求保证信访渠道畅通，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得无故堵截上访群众，但依然还有一些地方在胡乱执法，堵、截、软禁群众，甚至无辜拘留逮捕信访人，干扰国家信访秩序。依据《宪法》第41条：“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

所以，冤民是因为长期诉求得不到解决才被逼上访。上访，本来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那么，毫无疑问，限制甚至拘留正常上访群众，实际是对《宪法》第41条的破坏行为。

而“违法上访”一词的出现，除了给执纪执法公权机构带来貌似合法截访正常访民的借口之外，还真找不出法律依据。上访是法律赋予民众的一种基本权利，是对政府及职能部门，存在有法不依，滥用公权、随意执法行为的监督权，若“违法上访”一词成立，自然剥夺了公民的监督、诉求、举报权。

假如上访违法，那么，《宪法》第41条的本质就是诱导、煽动上访。那么，谁来推翻《宪法》？谁来否定国家大法？

显而易见，截访甚至拘留或者逮捕正常上访人，就是违法！就是在破坏社会和谐侵犯公民监督权，破坏执法公正有效的监督体系！

对此，我们全体访民强烈要求国家公安部依据《宪法》第41条、《警察法》第22条和《强制法》第16—20条等相关法条惩治国家信访局三骗所长薛晓明，以正国法。

此致
国务院
中央办公厅

管晓燕
2021年3月18日

附：全国范围内被从国家信访局内截访的部分访民名单

1.管晓燕，女，身份证37022219660327532X，手机18953271619。住址：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开发区张家烟霞246号，于2020年9月28日下午1：30分在国家信访局大厅门口被一个穿制服没有出示警官证的北京人强行带走交给青岛驻京办，而后被专业运送访民的工作人员押送回到青岛市即墨区开发区派出所。第二天上午九点开始以“寻衅滋事”罪逼供，时间长达八个小时。后因体力不支，在去厕所的时候倒地，被送去医院抢救，免于拘留。而2019年8月7日，管晓燕与古城区其他9位维权公民在国家信访局被人盯上追赶至乘坐的大巴，于8月8日早晨从车上抓到之后，关禁闭两天，又刑拘26天。（详情见附页和证据）

2.孙云月，女，身份证号：320523196603170222.手机号.18701601205住址：江苏省苏州昆山市玉山填红峰新村59幢405室。于2019年3月15曰的早晨，在国家信访办内被黑社会的黑车暴力绑架，黑车押送回当地，被关黑监狱一星期后，押送至当地拘留所继续拘留一星期至到3月31底。（详情见附页和证据）

3.姜家文，男，手机号：18701419860，住址：辽宁丹东。

4.李约，住址：辽宁丹东

5.肖书军，男，手机号15342679891，住址，黑龙江双鸭山。

最后三人于2016年10月27日下午五点，在国家信访局被多人抢劫打砸之后，经过长达十个月的调解得到了五万元的赔偿，却被薛晓明指挥，三个人只拿了两万六，其余两万四不知去向。

近年来中共国安部门先后在长沙制造“富能案”及在广州制造“11.12大抓捕案”，将多名共同在一起从事公益活动或共同作企业的人士以所谓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长期羁押，且对外严密封锁案情进展消息，拒绝当事人家属聘请律师前往会见，不允许当事人与家人通讯联系，当事人家属与亲友遭致威胁而对外禁声。这两起虽然异地却极其相似的群体性大案，显示着中共国安当局对国内民主维权人士打压而制造冤假错案的统一规划性布局。

长沙富能案是2019年7月22日，长沙富能NGO机构负责人程渊、工作人员刘永泽及吴葛剑雄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同年8月26日被以相同的罪名逮捕，三人被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由于当局一直拒绝律师会见，目前为止抓捕三人的具体事由未知。

在程渊被抓捕的同时，他的妻子施明磊也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实施监视居住，银行帐号被冻结。在她不断的抗争控告之下，当局已经解除对她的监视居住措施。

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剑雄服务于长沙富能民间NGO机构，主要从事反歧视、残障和计划生育等公益工作，曾成功推动反就业歧视、残障人士生活、就业、计划生育、社会扶养等项目。

三人被抓捕后律师会见权被剥夺至今。程渊的辩护律师张磊于2020年1月21日致函长沙市安全局，指出程渊在被羁押逾6个月的情况下，相当证据应该已经固定，律师会见显然已经不可能影响侦查的进行。并且，一个从事权益保护、为弱者争取人权的公益人士怎么可能是涉“颠覆国家政权的国家敌人呢？”但并未获得答复。

2020年3月，当局称程渊、刘永泽、吴葛剑雄集体解聘了由家属自主委托的辩护律师，引发各界的质疑和批评。家属随后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并强调：任何非经家属认可，只是根据官方的指派而参与三人案件辩护的任何律师，即使持有所谓三位当事人自己签署的“委托书”，家属也只视为该委托是在被严重威胁和逼迫情形下签署的，而非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我们绝不接受任何官方指派的辩护律师，即使当事人自己真的意愿需要变更辩护律师，也必须由我们家属自己来委托，而不需要任何官方的指派。

尽管如此，中共长沙国安当局仍然拒不允许家属聘请的律师介入案件，且秘密指定了官派律师，而官派律师根本不敢对外承认，也不接受家属任何咨询。案件据传在2020年底秘密开庭审判，但至今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音讯，而具体办理该案人员一直回避家属质问。使整个案件完全暗箱化秘密运作，失去任何透明与监督。

无独有偶，2020年11月12日，广州国安部门拘押了范一平、范文成、赖见君。11月19日，又将胡天峰从公司抓走，同时从他家里拿走了两套保安服和一套旧警服。

知情人说，“被抓前，胡天峰与范文成欲合伙办一个保安公司，但还没有正式启动，连个保安都没有招聘就被抓了。12月10日，胡天峰还给家里打了两次电话，说只是做个辅助调查，很快就出去了，但之后就没有一点音讯了。”

“我们打办案部门的电话也不接，要求探访也被拒绝。”知情人表示，“到现在为止，包括胡天峰家里人和我们，都想不出来他是什么原因被抓的，到现在一点儿消息都没有透露出来。”

资料显示，早在2002年，胡天峰因为妈妈出现医疗事故进京维权，在信访局被截访人员打得鼻青脸肿，后来他加入了武警部队。2004年，他任深圳市某派出所警察，期间结识众多仁人志士，并帮助陷入生活困境的民主维权人士。后来胡天峰辞职了，积极践行民主自由理念，不断为底层百姓发声、为被拐卖儿童奔波、为免费教育呼吁，因而遭到中共广东当局的打压。

另一名被抓捕的民主维权人士范一平，多年来一直参与中国民主维权运动，因此受到监控，每到敏感时期，就被限制人身自由。范一平毕业于军医大学，曾任外科医生，后来从商，是官二代。1998年，范一平因接待秘密回国的异见人士王炳章，并帮助异见人士王希哲流亡美国，被判刑3年；2014年“六四”25周年前夕，广州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对范一平刑拘15天，并搜查其寓所。

从目前可见的有限信息来看，湖南长沙的富能案与广州的“11.12大抓捕案”都是国安部门一手制造的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大案。而整个办案的秘密暗箱化操作如出一辙。这案件办理过程中被羁押当事人的一切司法救济权，如律师会见，家属告知，通讯权，健康权等等基本人权被剥夺殆尽，整个案子进展外界完全无法得知，甚至是否判决都不告诉家属。

从长沙与广州被拘押的这些人士来看，他们都是对中国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对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感，热心公益，为推进社会进步与人权改善而上下求索，长期不懈努力。这样一批人聚集到一起想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于是就招致了国安以“颠覆国家政权罪”秘密拘押。

从中共国安热衷于制造长沙、广州这种颠覆政权性大案来看，中共当局仍然停留于地下党的夺权思维中，将社会一切追求公益，保持良善，心怀正义而不肯完全屈服于极权统治的人士一概视为威胁极权稳定与延续的敌人，进而抛开一切法制，采取所谓阶级专政的手段来予以镇压，于是屡屡制造出各种群体性颠覆大案。

中共当局因为与人类的正义、良知、人权、法治等等普世文明为敌，而将天下一切追求普世文明者当作自身统治的威胁，进而苦心孤诣地制造出种种颠覆政权性冤假错案，来意图剿灭一切坚持普世文明价值的力量。中共当局制造“长沙富能”与广州“11.12大抓捕”的行径，不仅公然违反自己的宪法及国际人权准则，而且也是公然挑战人类文明底线，践踏人性与天良，因此必然遭致人类文明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1年3月15日

郭飞雄先生，要去美国照看他那病重的妻子。

结果，在机场，被拦截了，再然后，便沓无音信了。大概率是被中共的有关部门给关押到某个秘密的地方了。

和朋友给通电话时，朋友谈到了中共的这一不人道的行为。除了郭飞雄之外，一个多月前，公益机构“长沙富能”被抓捕的三个人中，吴葛健雄的家庭遭遇了重大变故：他母亲突发重病、继而病故。然而当局罔顾其父的再三申请，拒绝吴葛健雄回乡见母最后一面。

“人道？”我在电话里问，“什么时候听说过中共也讲人道？”

朋友说：“不是还有‘革命的人道主义’吗？不是还有‘社会主义人道’吗？”

是了，中共确实也谈过人道，谈过人道主义。但他们的人道，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他们认为，人们一般所说的人道，是抽象的人道，是认为用之四海皆标准的“普适的、资产阶级的”人道。而共产党人只认为，这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这种“普适的”“抽象的”人道主义。

共产党认为，人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存在所谓的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和《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中，两次在批评蒲鲁东的时候，都驳斥过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的说法。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也从来不是从资本家和工人“两者都是人”的角度来讨论问题。（该段内容引自中共理论家胡乔木文章《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

下面我用通俗的语言来作一个解释。

在中共看来，人只是一定社会关系中才具体地存在，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资本家和工人”、“奴隶和公民”不可能“两者都是人”。同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和敌人”也不可能两者同时都是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对共产党有帮助的“人民”才能算得上是“人”，而“人民”之外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都不能算是“人”，而是要在“人”之前加上一个字，即是“敌人”。

那么，什么是人民呢？什么是敌人呢？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标准是不相同的。今天的“朋友”甚至“同志”，随着革命的“需要”，明天可能就是“敌人”了。同样，昨天的“敌人”，由于革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也有可能成为“朋友”，即人民的一部份。

所以，在中共的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人民”和“敌人”，只要根据革命的需要昨日的“人民”或以认定为“敌人”，昔日的“敌人”，也可以认定为人民的一部份，即“朋友”。

除了对外部“敌人”不用讲“人道”，就是在自己内部，与当权者意见不一致的人也是一样。

据徐向前的回忆录说：当年中共在苏区“肃反”，杀人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春，大批的抓人、杀人，达到高潮，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的肃反过后，仅剩下了6000人。其中，仅在1933年3月，一次就逮捕3900人，马上就杀掉2500人。

1983年，江西有23万8千多肃反被杀的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

中共建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镇反、三反五反、反右之后，外部不同意见基本消灭得差不多了，然后开始内部的斗争：从庐山会议斗争彭德怀、到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只要与当权者毛泽东意见不同的人，即便只是一时“站错队”，均被无情的打倒，遭受非人道的折磨。文革之后，依然如此，从1989年的“六四”屠杀，到本世纪初对法轮功人士的残酷的血腥镇压；从新疆到西藏，再到最近的香港，他们何曾对不服从自己的人讲过什么“人道”？而中共纪检、监察部门对“党政干部”的“双规”、“留置”也频频闹出酷刑和人命，也早不是新闻。其实这些同样都因为，在中共的那里，凡外部不服从者、内部“站错队”者，就根本不能算是“人”，既然不能算是“人”，也就无所谓“人道”可言。

郭飞雄一直以来，都是以“异见人士”而存在。而吴葛健雄和长沙富能，也是“噪音制造者”。这些人，当然就是不迷信中共那一套独裁理论，不盲目服从中共集权统治的，这些人，在中共的眼里，根本就不能算是“人”。怎么可能与郭飞雄、吴葛健雄这样的人谈“人道”？

所以，别听中共谈“人道”。在中共的眼里，暂时听从他们的人，暂时算是“人”；不需要或者不听从的时候，则不能算是“人”。而对那些反对他们或者有不同意见的人，则坚决不能算是人了。既然连人都不算，有什么权力要求“人道”？

卞逾明
2021年2月5日

连日来，中共统治的大陆因疫情蔓延而传出各地政府抗疫的种种肆意践踏公民权利封门封村封小区封城等等奇技，甚至今日（元月19日）网络上传出视频，一河北石家庄市藁城区村民欲出门，被工作人员以”违反规定出门”而于严寒中捆绑于路边树上。当然，自从去年武汉新冠肺炎瘟疫爆发以来，中共各级政府在防疫名义下，对公民强制隔离且收取高昂费用，甚至直接殴打，公开叫嚣“出门打断腿”等等，完全无视公民权利，公然伤害公民生命的行径大行其道，成为大陆的一种司空见惯。

中国大陆在防疫名义下的公民权利荡然无存，而公权力假借防控瘟疫灾难极度张扬，以致完全肆无忌惮的情况，昭示着中国民众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

这种公民走投无路不仅表现在疫情之下公民出门被绑路边及被殴打，也突显在泛滥全国的强拆上。元月18日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律师居然被逼跳楼自杀，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鲜活注解了中国强权之下公民哪怕你身为法学教授与律师，仍然无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只有选择自杀的死路来表达抗议的绝望。

据中共大陆官方媒体报道，法学博士后庹继光教授坠楼身亡，生前房子被强拆，其妻对媒体表示：丈夫说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

庹继光此前曾发文实名举报，称自家位于成华区青龙场、万年场的两套住宅在未签署拆迁协议的情况下遭拆迁。其妻子李缨称，去年底房屋被拆迁后，庹继光一直感到很沮丧，“他说我们学法律，学新闻，但救不了自己”。李缨认为丈夫是因为房子被强拆而想不开，夫妻二人在学校也一直遭受打压，“他可能是觉得没有指望了”。

根据公开资料，庹继光于2004年四川大学文艺学专业文化与传媒方向博士毕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四川师范大学工作。2005年9月至2007年6月，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7年9月至2010年6月，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2007年，庹继光被聘为硕士研究生导师。2009年9月，庹继光以412分的成绩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庹继光曾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创新基地兼职研究员、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评审专家、执业律师。

对照庹教授因遭遇强拆被逼自杀，看看去年底以来北京昌平区香堂村遭遇野蛮强拆，其中许多皆为成名成家的各行业翘楚，甚至中共所谓的老革命，还有现役警察，居然无力阻止强拆，也只能绝食、或者声言用自杀以示抗议。

据媒体报道，北京当局自去年12月起，安排清拆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文化新村”。村内其中一名业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元月9日致函大学党委书记胡明，指自己附近的房屋已被非法拆除，其单位正面临被强拆，考虑恢复“居家被动不吃饭”行动，绝食抗议。据杨玉圣指，1个月前已被当地政府非法断水、断电、断网、断燃气；政府本元月7日起更安排黑衣人在他出入必经的路口24小时监视，并阻止朋友探访。杨指，一直依法抗争、理性维权，形容当地政府的行为违法、反人性及非人道。

与杨玉圣教授同样被强拆而奋起抗争的香堂村居民很多，其中网络流露出来一名现役警察通过视频怒斥前来强拆者，但她同样只能是绝望承受强拆命运。

香堂文化新村的建设立项始于上世纪90年代。1998年，昌平县“人大”经过决议，对香堂文化新村的建设进行了立项。这一小区的建设，也得到了昌平县政府、土地管理局及该县崔村镇政府、香堂村村委会的批准。该小区的房屋有昌平县政府与土地管理局的备案，购置房产的业主也曾与崔村镇政府及香堂村村委会签订过购买合同，并持有加盖昌平区土地管理局公章的《集体土地使用证》及加盖崔村镇、香堂村两级政府公章的《荣誉村民证书》（按：昌平县于1999年改设为昌平区）。此后，有不少书画、摄影、文学艺术家入住该小区。由于香堂文化新村环境优良，有不少老人在卖掉了他们位于北京市区的房产后前往该小区置业养老。该小区也曾在2007年获得“北京最美乡村”称号，并在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旅游接待村”。目前，该小区有居民3800余户，大部分居民是离、退休老人。对于许多老人而言，该小区是他们唯一一座住宅的所在地。

无论是在防疫名义下个体被任意驱赶、绑架、殴打，还是在强拆之下个体被逼绝食自杀，无不显示着在强权之下个体生命轻如鸿毛，公民生命财产权利毫无保障的现实。针对这种情况，无论你身为最底层民众，还是身为法学大家，离休干部，而或现役警察，都只能喊天不应，维权无门。

为什么一个自称依法治国的社会竟然逼得国民个体在维护基本生命与财产安全权利上绝望无路，只能选择自杀？这根本原因就是公民权利不彰，公共权力嚣张。

民生观察 2021年1月19日

12月25日是圣诞节，中国各地政府出台的千奇百怪的禁止国民过圣诞节的通知、文件等等，被推特、微信等自媒体暴光于网络，从中可以看到中共当局一年紧过一年地管控公民参与圣诞节等等所谓“洋节”的运动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据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女士24日的推特发言披露：朋友发来平安夜北京西什库教堂照片：“一身黑”保安们手持古代长形冷兵器封住教堂大门，阻挡人们进教堂祈祷。北京教堂全部被以疫情为名强迫关闭，而街上饭馆全都开着，习共党活动照常进行。反人类反文明，剥夺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极为野蛮粗鲁且赤裸裸毫不掩饰。习要强迫国人精神文化退到蛮荒时代。

更有近日大陆综艺在圣诞节前夕上线，首期节目即为圣诞主题，不过视频中，所有关于圣诞节元素的内容都被打上了马赛克，此事随即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解释中共官方禁止“过洋节”“过宗教节”，但又有人指出中国不是宣扬文化自信，宗教信仰自由吗？

另有披露24日某地学校针对学生发出紧急通知：@所有人转发紧急通知：今年禁止过洋节，今天凌晨组织大家观看吴京先生主演的《战狼2》用华为手机看。非华为手机观看的更换影片为《我和我的祖国》，用苹果手机观看者直接视为缺勤，今晚一律罚站！！收到回复

网络还有某大学生留言披露：我真的很无语…大学的老师们通知封校，非必要不得外出，禁止参与洋节，传承中国文化…

也有网友质疑：【中国人不过洋节？】目前，很多地方的教育系统集体发文，要求学生和学校不允许过洋节，不允许送苹果，河北廊坊、湖南衡阳等地也出台了相关政策，禁止商家在圣诞节举办相关活动，路人也不能占道狂欢。前阵子，某名牌大学一位宿管大妈，在感恩节给同学们发礼物以示感谢，结果被学生举报过“洋节”。

类似政府禁止学生与社会过圣诞节的各种通知在网络多有披露。由此可见，中共当局禁止过洋节并非是某地某官僚个别行为，而是全方位，普遍性的政府行为。虽然至今没有披露出中共最高权力机关下发禁止过洋节的文件，但从中共权力运作的惯例可以想像，中共当局已经将抵制西方节日当作文化建设的重要国策，并且已经系统性有计划地推进着各种以禁止洋节为切入点的排洋运动。

当然，这一波以禁止圣诞节活动为重点的排洋狂潮，应该起自中共新党魁习近平登台后宣示的重视传统文化，要确立文化自信，进而提出“宗教中国化”的意志，于是从2014年后，中国各地陆续涌现以所谓捍卫民族文化为旗号的排洋活动，并且一年年扩大，到2017年，许多地方出现在政府操纵下的民众上街抵制圣诞节游行，而相应的各地政府也似乎以顺应民心的姿态出台着各种禁止圣诞节活动的文件，从学校禁止学生参加圣诞节，到教堂、公共场所禁止圣诞节举办欢庆活动，到要求党团成员公职人员抵制参与圣诞活动，进而鼓励对参与圣诞节等洋节活动者大肆举报，且出台相应打击参加洋节的措施。如此一来，将禁洋节运动一波波推高。

了解中共极权统治意识形态者不难发现，中共自称信奉无神论，对一切宗教都是敌视态度，只是为了夺权与稳权需要而将宗教当作装饰及借用的工具。中共在夺取大陆政权后，对宗教掀起过一波波镇压狂潮，在毛泽东时代，通过三反五反、文革，将基督教等等所谓西方宗教彻底禁绝，自然也不允许过什么圣诞节。后来所谓改革开放，要与西方发展经济，于是通过官方掌控的三自教会来与基督教接轨，在一定程度放宽了民众自发过圣诞节的活动，但中共本质上从来就不会允许基督信仰在中国发展，为此多年来许多家庭教会传道人被拘禁判刑。而中共红二代党魁习近平上台后，更是基于稳固极权统治需要的考虑，将西方一切文明视同对极权统治威胁的敌对势力，而予以排斥、禁止、铲除。

然而，中共一则在大陆禁止国民参与类似圣诞节等等洋节活动，一则又大肆向世界推广自己的所谓文化，广泛建立孔子学院，让自己的春节、中秋节等等传统节日深入西方生活，在世界各地举办文化节庆活动。这种禁止他国节庆文化及宗教信仰在本国传播，却又向他国推广自己文化节庆生活习俗的行径，本质上是文化渗透与文化霸权。目的就是要让世界只信奉自己的一套，只遵从自己的文化。因此是赤裸裸的软性文化侵略。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禁止国民参与圣诞节活动，不仅直接侵犯着公民信仰自由权利，践踏公民基本生活自由，而且要将公民造就成极权统治机器上的零件，以对世界文化宗教与文明进行抵制与摧毁。也就是中共极权当局要通过阻绝国民与西方文化宗教的联系，来绑架国民成为抵抗普世文明的盾牌与炮灰，以达成极权统治千秋万代之功效。

在世界信息科技突飞猛进，全球日益成为地球村，各国文化信仰交互影响融合难分彼此之下，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意欲禁绝国民思想言论信仰生活自由，事实上是螳臂当车，独增笑料。

民生观察 2020年12月25日

（编按：作者为“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成员律师，仅代表该律师个人观点，不代表“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观点。“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是由公益机构长沙富能和众公益律师共同发起。）

中共肺炎疫情肆虐近一年来，已有张海、徐敏、彭宏建、钟汉能、杨敏五位公民因自己染疫家人病故而起诉中共武汉市政府，另有湖北省宜昌市公职人员谭军毅然摆脱身份束缚、就中共肺炎疫情对中共湖北省政府提起了公益性的行政诉讼，后来又有武汉市民姚青就武汉封城合法性提起行政诉讼。

意料之中的，在中共的虚假法治环境下，所有这些诉讼无一例外地统统被中共法院强横驳回。不仅驳回，中共更指示其公安恶警非法持续跟踪、监听、骚扰张海等原告，大肆污名化参与发起“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公益人士杨占青和律师陈建刚、滕彪等，中共明目张胆地践踏自己制定、颁布的法律，赤裸裸地实行流氓统治，向中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宣告了在中共治下法治已死、法律已死、司法已死，撕掉了伪装多年的法治画皮。

众所周知，在真正的法治社会，所有争端无不可以转化为法律诉讼，无不可交由法院裁决。如正在发生的美国总统大选之争。然而，在中共这样党高于国、党大于法的国度，法律只是中共统治人民的刀把子，只是对人民实行专政的工具，只有有利于或至少不损害中共一党特权的争端才有可能进入司法程序，也即只有平民之间互相争讼、不直接涉及中共自身特权利益的案件才可能被中共的法院受理并得到裁判，至于裁判是否公正需另当别论。凡直接或间接触动中共党国利益，特别是被中共视为伤及其特权和强权体制的案件，中共决不允许进入司法程序，绝不允许通过正常司法个案的形式得以裁判。正因为如此，中共自己制定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才完全称为笼子的耳朵，成为欺世盗名、愚弄国际视听和国内底层民众的把戏。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中共当局的政法委或所谓的最高法院无数次重复有案必立、公正司法的老调，通通都是水月镜花，绝不可能兑现。

像公款吃喝等等其他所有中共固有顽疾一样，中共为解决立案难的问题，发布过无数遍的“重申”、“进一步”之类的无聊规定，最近一次的官样文章大概是2015年的所谓立案登记制改革。该所谓改革甫一出台，中共官媒山呼海啸般地鼓吹叫好，吹嘘可一举解决立案难的痼疾。然而，由于法律、司法作为中共刀把子和专政工具的本质不改，也不可能改，立案机制或者任何单纯的司法机制的小修小补，甚至任何单部法律的颁布，都根本不可能改善中共的司法，尤其是在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冤假错案以及近些年来中共频频上演的颠覆类犯罪闹剧中，立案难、辩护难、法律上完全正确的辩护意见被强横拒绝等等中共特有的司法顽症都压根不可能有任何改善，立案登记制之类李鸿章似的裱糊技法至多只能对纯民间的、民事的即私人争端的立案难稍有缓解。一言以蔽之，中共的司法腐败和司法乱象，中共司法之成为人类司法史上的笑柄，问题根本不在司法本身，而在司法之外，而在司法背后的所谓政治，而在中共向来只把法律和司法作为其所谓政治的奴仆，而在中共本身！里根总统曾说“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而在今天的中国，中共本身及其党在法上的党国体制则正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是司法公正、政治腐败、宪政不昌的总根源！

张海等人对中共政府提起的多起诉讼在形式上尽管表现为司法个案，但本质上却直指武汉市、湖北省以及中共的国家卫健委和疾控中心，直指中共及其反宪政、反人民的权力体制，具有向国人揭开中公权力体系邪恶内核并可能导致中共崩盘的功能—中共各级尤其是高层及其智囊对此无疑是一目了然的，正如胡耀邦、万里等中共前高层人士曾言“如果人民知道了真相，还会允许我们坐在台上吗？”因此，对张海等人的起诉，中共当然是极其恐惧的，当然会暗中指令一直是其刀把子和专政工具的“人民”法院拒绝受理，并且蛮横地拒不出具可作为上诉根据的不予受理决定书，或者上诉后仍同样被强横驳回，张海等人的上诉机会和权利与起诉权利一样都被中共法院一并剥夺。不仅如此，中共更公然安排臭名昭著的公安国保这一中共的盖世太保机构对张海等人非法跟踪、盯梢、骚扰。在今日中共治下，哪里还有什么法治和正常的司法！中共那里还把法律放在眼里，尽管法律是中共自己制定的！凡是能够维持中共腐败的党国体制的手段，哪怕是饮鸩止渴似的手段，哪怕是强迫失踪、破门而入等等流氓无赖的手段，只要暂且能够貌似使中共僵死的党国体制苟延残喘片刻，中共都会使用。不仅一线的公安国保、检察院、法院明目张胆地使用，而且上层及最高层也默许、纵容、乐见下级使用，并以其已经流失殆尽的信誉为各级公检法的非法行为背书、买单、撑腰。“709大抓捕”是这样，中国全境此起彼伏上演着的其他所谓颠覆罪、寻衅滋事罪闹剧是这样，张海等人起诉被强横拒绝并被持续骚扰也是这样。

中共政府无理拒绝张海等人的起诉，继续宣告了其冠冕堂皇之法治国家骗局的破产。法治，在中共治下只能是忽悠人民、愚弄世人、混淆国际视听的遮羞布。张海等人起诉被拒再次提醒善良的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撒谎成性的中共是不肯、不甘彻底实现宪政、法治的，因为中共及其智囊清楚地知道其党国体制与宪政、法治是水火不容的；中共绝不肯放弃法律、司法是刀把子和专政工具的僵死思维，绝不肯尊重司法固有的运行规律，绝不肯撤回操纵司法的黑手、让司法独立。司法不独立，则作为司法起点的立案即不能独立，则该立的案不予立案之中共痼疾绝不可能根治。张海等人的立案被拒遭遇告诫中国人民，特别是长期奔波在上访、信访死路上的访民们，是清醒认识中共、放弃对中共任何幻想的时候了！

据中共大陆官媒披露，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石婆固镇，近期张贴给民众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到要对“一户一宅”制定标准，农户只有一个子女的认定为一户，两个以上子女，但只有一个儿子的，认定一户，两个以上儿子，父母随其中一个儿子居住，认定一户，而且规定超过167平方米标准的住宅，其占用部分要按阶梯收取“有偿使用费”。比如一幢300平方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540元人民币费用（81.65美元）。而一幢500平米的楼房，每年需要缴纳人民币2,455元（371.24

美元）。此消息一经传出，农村居民质疑，城市可以一户多房，农村却要取消一户多宅。更多农民表示，“宅基地”是祖先留下的土地，政府这种收费对农民肯定不利。

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传言由来已久，今天中国大陆媒体公开披露石婆固镇公开信，坐实了这个传言，说明中国大地对农村宅基地收费时代已然到来，而绝非河南石婆固镇私自所为。事实上，中共早前各地政府已经出台了有关农村宅基地收费标准，如河北省当地农村宅基地的标准面积约为200平方米，城市或郊区面积约120平方米。地方法规将用于超过标准地区的部分收费使用，超过20平方米以内的不收费，超过20平方米以上的开始收费，具体标准如下：0~220平方米的部分不收费;220~270平方米的部分3元/平方米;270~320平方米的部分6元/平方米;320~370平方米的部分9元/平方米;370~420平方米的部分12元/平方米;420~470平方米的部分15元/平方米;470~504平方米的部分18元/平方米。

对照河北，今天河南石婆固镇收费标准显然更低，以167平米为收费起步点。由此可推知全国更多地区应该出台了各种不同收费起步标准的政策法规，并且借本次农村土地确权而展开对农民宅基地使用的大规模收费。

据现今中国人口分布状况，居住于农村人口仍然是大多数，也就是说农村宅基地收费是中国农民普遍面临的情况，这样一来，宅基地收费不仅涉及到广大民众，将对全国大多数人口带来负担，而且也深远地影响着中国传统千百年来的农村土地使用观念。

中国农村宅基地多是千百年祖辈传承的财物，与世代安居及祖业承继根深蒂固的理念相关。应该说中国传统千百年中并没有出现过向祖业宅基地征收费用之说，而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先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农村千百年传承的祖业宅基地也变成了集体所有，但几十年来，中共还是没有因此设立什么征收费用，还将宅基地当作村民自然传承的产业存在，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共极权统治日益深化，对社会资源管控日益精细与严密，对农村宅基地终于开启收费的闸刀。

中共今天对农村宅基地收费不仅增加着农民的直接经济负担，破坏了固有宅基地世代传承习惯与观念，而且向整个社会宣示了：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一切民众生息之地尽在共党掌控之中，必得共党批准，方有立足生存之地，且立足生存之地也必须时刻承受听党话，服从党管，时刻服务党的需要，时刻接受党收费与征收。也就是说，这种对宅基地的收费不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政治问题，是共党需要且能够统治、勒索全民的宣示。在这里，农民的宅基地所有权、使用权等等基本权利事实并没有得到保障，而是成为公权力随意切割榨取的对象。

从农民世代传承的宅基地被收费，可以看到农民地权的缺失。同样，农民承包耕种的土地经营权也是没有保障的。虽然中共一再表示说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变，而事实上全国各地只要政府需要征用土地，就随时不管承包权，有的甚至签订承包权没几天，政府就前来征用，根本不考虑承包经营权保障问题。因此，中国农民事实上是没有土地使用权可言的，从宅基地到承包地都没有权利保护。

当然，在中国当下不仅农民土地权利没有保护，随时可以被公权力收费、征占，事实上在中国所有公民的无论经济权利而或政治权利都是没有保障的，都随时面临被侵害与剥夺。只要公权力需要，随时就可以将公民的权利变成渔利的对象。由此可以产生计划生育，将公民生育权变成权力罚款与收费对象，甚至在人大政协上还出现对呼吸空气的征税提议，并且很可能在不久将来成为现实，至于饮水缴费，那已经成为了边远山村都逃避不了的课题。由此可见，一切的自然资源都将成为权力苛税收费的对象。在中国今天，公权力可以肆意根据需要列出种种千奇百怪的名目来收费，而公民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唯有承受剥夺的份。

从人类历史来看，一个依靠暴力抢夺得来的政权，又依靠暴力掠夺来维持统治，自然不可能给予公民任何真正得到保护的权利，因为任何切实得到落实的权利，都将成为权力肆虐的阻碍，所以极权统治从来不容许任何公民权利得到落实。中国今天农民宅基地收费，既是中国农民丧失安身立命基本地权的反映，也是中国公民缺乏基本权利保障的写真。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6日

多年来，中共当局在维稳旗号下肆意践踏人权违反法制的行径可谓罄竹难书，然而，各级政府多以种种借口掩盖违法侵权而不敢明目张胆对外宣讲。日前，河北省三河市政府网站公开一桩因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前被处罚的访民的信息，公然将宋姓访民“乘公交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定性为“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决定对宋某某行政拘留五日。”使中共公安维稳部门长期来操持的”准备信访罪“摆上了台面。

据三河官网11月1日报道：2020年10月26日，我市公安机关对违法信访人员宋某某依法进行行政拘留。宋某某，燕郊镇人。2020年10月26日宋某某明知信访诉求已经得到燕郊镇政府的答复意见，拒不按照法定途径解决问题，相关信访问题不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不听从答复指导意见，以相同理由乘公交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2020年10月29日，我市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条款，决定对宋某某行政拘留五日。

从该报道可以清楚看到，宋姓人士只是坐车前往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也就是说还没有到国家信访局真正实施上访，这如何就得出扰乱信访秩序和社会秩序呢？更何况公民信访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如何就成为了犯法？

三河官网这则消息让稍有点法律常识者读来都感到滑稽，认为是在游戏法律。然而，这种维稳下的所谓”准备信访罪“却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广泛长期滥施于全国各地。如“民生观察”针对日前中共五中全会维稳控制访民的部分统计——《十九届五中全会前后，全国各地访民被维稳情况汇总》，便可看到中国大地这种“准备信访罪”已经泛滥到了何种程度。

从民生观察汇总的情况可见，这些被绑架、殴打、遣返、拘押的访民，都是要么在路途车上，如：2020年10月20号重庆肖成林在郑州K508列车上被他们当地政府强行拦截下车，目前情况不明；2020年10月27号，黑龙江省同江市访民刘淑玉在秦皇岛铁路被公安抓住，不让去看病，被拘禁在清长青乡派出所不让走。要么就在租住地被便衣绑架，如“2020年10月25日，谭敏在北京的租住屋内被警察带至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当天被弄到北京市丰台区花乡高家场46-3号，在这里谭敏的手机、身份证、现金被强行搜走。26日18：06分，谭敏被强行乘坐Z95次列车。27号中午到梁平站，警察用警车把谭敏从梁平强行带到华岩派出所调解室，直至28号0：30分左右离开，谭敏被搜走的物品亦没有归还。”、“我是江苏省如皋市如城街道西郊居九组70号的张岳兵，2020年10月20日下午5点多，在北京市房山区长阳镇京良路向北500米左右的长韩路上手机、驾驶证、钱包及公交卡等被多名不明身份人员抢劫暴力毒打并绑架上苏F007号车(还有字母记不清了）。10月21日早上6点多，下东城高速至如皋市龙游水利风景区如城水利站黑监狱处，被五名不明身份人员再次暴力毒打，脱我两件上装和鞋子至我光脚全身都各1件，使我躺在冰冷地砖上，本人绝食绝水抗议至24日晚11点左右，才送我到租住地。今天28日早上9点半后我下去修电磁炉,下面有5人拦住我不让出去，我9点34分报警后经多次向南通110指挥中心举报推促，才于10点半左右出警到场但并未制止非法拘禁限制人身自由行为。”还有更多的就在家中遭致控制，如“10月28日重庆肖建芳在家中被派出所带走了。”

从全国各地被政府列入信访黑名单的人士在五中全会前纷纷被从家中、车上、租住地绑架带走控制，显见他们并不是到国家信访局门口上访才被当局控制。由此看来，中共当局将这些人都定成了“准备信访罪”，认为他们可能要去信访，于是就进行暴力控制。这种将根本没有发生的事主观认定成可能发生而实施处罚的行径，是完全滥用了刑法的“预备罪”。

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刑事法律才有预备犯罪，而行政法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并没有预备违法要受处罚规定。《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中明确规定：“行为人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不予处罚。”

而刑法中的预备犯罪，即是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行为。犯罪预备中介于犯罪决意与着手实行犯罪之间的一个阶段。行为人在此阶段上，主观方面具有犯罪的直接故意，即明知其预备行为是为侵害某种客体制造条件，并希望以此保证犯罪的既遂；客观方面表现为为实施犯罪而准备工具、制造条件，既可以是作为的形式，也可以是不作为的形式。

对照这种刑法的预备犯罪，可以看到中共当局事实将全国所有被划定的维稳对象都当作了“预备犯罪犯”，对那些因冤情上访者则采取围追堵截，将认定的“准备信访”当作正在信访且已经扰乱社会秩序来处罚。全然不顾公民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信访权等等基本宪法权利，也不顾及法律追究的事实与结果。

中共当局如此大肆以维稳名义，将一切认定的如上访维权、独立异议等等不顺服于权力的人士，当作预备犯罪来防范、控制、迫害，公然侵犯人权，完全无视法制，使中国社会陷入蛮荒时代。中共当局如此行径与世界文明相左，与历史潮流相背，也与自己宣称的建设法治社会相反，所以必将受到历史与正义的唾弃。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2日

维权律师常玮平10月22日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带走，他又从取保候审改为监视居住了。今年1月12日他就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定监视居住，1月23日改为取保候审，一般情况下，他会在2021年2月22日恢复自由，或者经法院审判决定是否有罪。这突然间宣布变更刑事强制措施，既不是发现有罪证据改为逮捕，也不是宣布取消取保候审，这就透露出蹊跷。

人们不禁要问，常玮平何许人，他干了些什么会成为犯罪嫌疑人，这次莫名的改变强制措施又是为何？常玮平老家陕西省宝鸡市，家里是农民，他是一个80后。他从小就好学，据他父亲说，2003年他参加高考，考上了重庆大学，他觉得考得不好，可是他的父亲却为家里出了一个大学生由衷高兴。

他毕业后先去了海马汽车，后来又成了北漂。由于他善于思考，关心时政，终于他觉得象现在这样为个人生活打拼不能实现他人生的追求，就毅然决定参加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在律师执业过程中，从开始就着手于事关公民权利、弱势群体利益、公益类型的案件趋之若鹜。他经常为访民、维权人士和公民行动者代理辩护，也长期为性别歧视就业

求职者、同性恋群体、艾滋感染者、疫苗受害者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公益事业中，比如说在起诉某食用油包装上注明转基因原料字体太小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他甚至成为原告。许多受到他帮助的人以及同行都对他的操守和业务能力赞不绝口。不过，他帮助的对象中有一些被某些官员认为是麻烦，所以他也就成为某些官员眼中不驯服的烈马，为此，他的执业也经常受到阻扰。他曾经亲自听到主管领导给他欲转到的律师事务所主任打电话，吩咐不要接纳他。

如果说以上这些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具有正义感不唯利是图的法律工作者，但也不足以给他扣上一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子，事情还得从去年12月的厦门聚会开始。2019年12月7、8日一些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公民运动倡导者在厦门吃饭聚会，他们呼吁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实行宪政、建立公民社会等改良措施，这些谈论都是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范围内。这个聚会并没有设定程序，或要达成什么结果，参加者有许志永博士、丁家喜律师等，一些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知道后可自行前往。据一些人权律师告知，他们也得到这个消息，不过有些由于事务缠身有些出于对当局的警惕没有前往，由此躲过一劫。常玮平由于长期作为人权律师当然也得知这个消息，而且，他由于被打压正好也无法执业，就前去了。不过，这么个简单的吃饭聚会，就算是中间由于许多专业人士会提出关于公民维权和宪政的言论，也不算什么大事，可是在12月13日，山东烟台就成立了专案组，并在12月26日进行了跨省抓捕。这里我们就看得出两个蹊跷，这个聚会是公开的，而且许多人都由于从事维权和公民运动被国保关注，他们的行踪也是在警察的注视之下，他们会搞什么秘密犯罪吗？要知道他们都是资深法律工作者和社会活动人士，而不是乡村愚夫愚妇，或者冲动的年轻人。世上有军人叛乱、工人暴动、文官和宫廷政变，哪有律师谋反的奇闻！其二，既然当时是公开的聚会，如果涉嫌违法犯罪，为啥不当场抓捕人赃并获，偏偏要其后成立什么专案组，更是在事情过了18天才进行“1226”大抓捕。而且按照属地管理不是应该由厦门公安局立案吗，烟台公安局立案，关你烟台警方有一毛钱关系吗，你千里追踪跨省抓捕？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立案和抓捕的意思应该是出自更高层的意思。在中国的境内，就不允许任何独立的声音，就不允许任何人提倡宪政民主，就不允许草民举行任何政治聚会，那怕是吃饭都不行！这才是当局大动干戈的真正原因！

其后，参加厦门聚会的多人都被抓获，这也很简单，因为参加聚会的人根本就不认为他们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就在家里等着他们。丁家喜、张忠顺、戴振亚及李英俊于2019年12月26日突然被山东警方跨省抓捕，其后全国各地对律师和公民展开了大规模的拘留及传唤，多名公民、律师因而展开逃亡，包括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许志永（2月15日在广州被抓）。常玮平因此也在今年2月12日落入警方手中，被指定监视居住，罪名跟其他人一样，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1月23日他被取保候审，不过他在10月通过youtube发布视频，除了宣布自己无罪外，他还透露了他在长达十二天的监视居住期间所受到的极端酷刑，以及取保候审期间的的情况。“我被锁在宝泰宾馆招待所房间里面的老虎凳上，每天二十四小時、十天的时间」，酷刑令他右手食指及无名指至今仍麻木、

知觉不正常。他说，在取保期间，国保警察仍每天给他打电话、每周要见面，对他及身边其他人造成极大伤害及骚扰，他自己则经常失眠及无法集中注意力，他为波及亲人朋友感到抱歉。他也对未来做了准备，声明，如果自己再度被收押，他不会自杀，也没有致命、严重的疾病，並强调不会接受官派律師。

到此我们基本可以知道常玮平为什么会被改变刑事强制措施的原因了。虽然政府一再宣称，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这不是个别警察的放肆，而是制度的使然。今年刑满释放的”709“律师王全璋说，他在被抓后受到酷刑，另一位”709“事件中被抓的维权人士也告诉笔者，他在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受到长期酷刑的虐待。有亲身经历者告诉笔者，指定监视居住是法外禁地，他们可以几班倒的不让你睡觉，武警看着你坐姿不对都会被毒打，折磨人的手段层出不穷。一些人甚至为了摆脱这种折磨自认其罪，许多人被改为逮捕送到看守所而称来到了天堂，因为看守所不管是在监舍还是在提讯室都有监控，会限制刑讯逼供。要知道不管是”709“还是厦门聚会，被抓的不是小毛贼，都是法律人士，可是当局还是悍然使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其目的都在于希望他们苦打成招自行认罪，即使不认罪，也会给他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同时对于受害者们对刑讯逼供的指控，既无监控记录，又有上司保驾护航，有何可惧！那么多刑讯逼供，又有谁被处理了呢？

对于常玮平，酷刑既没有让其低头认罪，又没有可供入刑的其它证据，只好让其取保候审。在当局心中已经是网开一面了，他最好是感激涕零，规规矩矩静待发落，至于吃过的苦受过的刑，就当买个教训罢了。可是他却不知好歹，不但不表示感谢，不低头认罪争取从轻发落，还将坐老虎凳受酷刑的事情公布于天下，这让他们情何以堪！要知道他们是卑鄙事可以做，但不可以说。底下可以是小人，但面上却必须像是君子。你这么一来，他们丢人都丢到国际舆论上了，不让你尝尝他们的厉害，他们怎肯罢休？

民生观察对常玮平律师的处境表示极度关注，对他揭露酷刑的经历极度重视。在此民生观察郑重表示，聚会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构成任何犯罪。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包括常玮平、许志永、丁家喜等一切因厦门聚会而被拘捕的公民，并且立即开展对他们遭受酷刑的调查，对参与酷刑的人员，不管是是政府官员、警察、武警，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同时对受到酷刑的律师和公民进行国家赔偿！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