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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在中国，右派负责干活，极左负责骄傲；右派负责实用，极左负责教条；右派负责学习借鉴全球自由市场经济、地方分权和现代管理经验，极左负责给自由化的成就冠之以极权统制优越性的名号。

在惨痛的新冠肺炎“国难”第一阶段暂告结束之后，蛰伏数月的极左僵化势力又开始推卸责任、重构叙事，把敬业医生、体制内实干家和自由公民突破极权禁锢奋勇出手、全民合力解危救难而取得的艰难成就，故伎重演地贴上“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制度优势”的教条主义标签。

但是，谁掩盖真相、曲解历史，谁就会遭受历史的严峻惩罚。自我封闭者总会两次跳进同一个陷阱，继续自我欺骗者可能还会第三、第四次跳下去，而亿万民众却往往成为强权者酿成的这类“人为灾祸”的受累者和主要承担者。因此，为自救、自立而计，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的核心真相，让其间起主导作用的深层机制得以部分复原和透明，有心的民众可以据此在某种更充分的信息之下继续我们伟大的政治觉醒进程。

疫情远远没有结束，“次生效应”如经济萧条、巨量失业、中产返贫等已成为今日中国可惊可怕的现实。而且，疫情已经扩散至全球性祸乱，构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全球性事件，人类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和国家间互动方式或将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国际压力、全球制造业新一轮转移等“三阶负面效应”对于暂时缓解的中国大陆亦黑云压城，滚滚而来。身处大危机的“震中”，中华民族需要实现比平日更加高超、更加有效的大团结。但大团结必须是十四亿民众在人道文明、规则文明之下的大团结，必须是公民群体在独立人格、建设性批评、自由民主共识之下的大团结，而不应是被奴役的草民虚假的思想统一，或者如同生物化学机制驱动的蚁群和蜂群式的步调一致。

古人云：“集众智之所成，无不为也。”但万众之智慧得以集成的根本前提是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如果万民之口被封闭，万民之声无法喊出，分散的一线智慧无公共平台呈现，更无现实渠道传播并相互激荡，处处皆是高压禁锢，处处恐惧弥漫、道路以目，“集众智、集众力”岂不成为痴人说梦？！

为了用真实立体的当下行动信息来滋润正在觉醒的公民们的健全理智，我在本文中推出了一个独特的“抗疫名人排行榜”，并对入选人物事迹进行了某种简要的分析、评估和批评。我的评述力求客观、审慎、包容，而且尽可能争取讲出我做出重要判断的充足理由，而不是独断偏执地表达某种个人偏好。尤其重要的是，我的思维线路有着一个基本的逻辑大前提，这就是，独立公民的自然主权视角和自觉的政治主权立场。

有人可能会说，目前是深刻批评政体错误和官员道德责任之际，不宜评选什么“抗疫名人”。我的看法恰恰与此相反。平章人物是中国历史的一项传统，一场特大事件，必定会出若干人物，事实上也出了若干人物；此时身当其位却又不能脱颖而出的，自身个性或心术必定存在重大疙瘩。在当下拒绝平章业已崛起的抗疫名人群像，拒绝对此次抗疫成就进行正面的建设性的总结，就直接等于把主导性议题、辽阔空间和大好资源拱手让给极左僵化势力，任其误导信息不充分和观念迷茫的民众。自由民主思潮要让数亿同胞真心认可，需要进入生活的内部，洞察真相并挖出事物的深层结构，处处把话说到点子上，而不是仅仅用几条抽象原则去套纷繁复杂、无限变化的现实，给大众一种迂阔而不切实际的印象。真相对觉醒者、正派人、实干家最为有利，对“谎言国”、“第二次义和团运动”、教条主义最为不利，真相传开之日即是谎言瓦解之时。而且，自由民间不可仅仅满足于“清议”，这一代人最终要把宪政民主事业彻底做成，靠的是理想纯正、厚德载物，也同时要靠高超深邃、系统均衡的操作能力。原则上，每一位胸襟开放的有心人都可以列出自己定义的“抗疫名人排行榜”，建榜、评估、论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自己向当代人学习操作的过程。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第一阶段抗疫名人排行榜

第一名，周先旺，武汉市长

1，周先旺是一位极富争议性的人物，在今年1月23日至3月间，这位武汉市长曾经是众多网友痛骂或嘲讽的主要对象之一。他够资格当选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吗？

我把周先旺列为第一名的理由是：

（1）周先旺在获得国务院“属地负责”这一央地分权性质的授权后，拍板做出了“封城”决定。

周先旺做出这一决定当然是基于科学家李文娟的战略建议，但科学家李文娟的作用只在于“谋”，身为武汉市长的周先旺的作用乃在于“断”，多中选一、果断行动、执行到位。在1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周先旺讲述了他的“封城”初衷：“在人类史上大的传染病，黑死病、鼠疫、天花曾经对人类的威胁，使人类造成的死亡是不可想象的。那么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会不会这样呢？谁也说不清楚。在这个时候只有果断的关门，关掉城门，让有可能感染的这些人封闭在这个圈里，不要再出去传染别人。封闭在这个圈里住在自己的家里，在这个城里我也不能传染别人，所以这就是封城的作用。”新冠病毒传染性极强。周先旺当时掌握的信息肯定比一般人更多，他应该知道武汉已经有数万人（甚至更多)感染了新冠肺炎。此时此刻，可能只有“封城”这种最笨的办法，才能防止已因“人祸”而失控的疫情变为灾难性的大失控。所以，专家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有效合作，即李兰娟的“谋”、周先旺的“断”，构成为实实在在的有效的救危之举。

自由学者张杰指出“封城”没有履行本来可以履行的、必要的法律程序，这一批评是很有力的。武汉“封城”决策对极其重要的程序文明的忽视，的确是一种巨大错误，它通向了对“战时管理”的滥用，甚至潜在通向了未来对“军管”的滥用，后果危甚，可以一，而不可以再。“封城”政策组合也没有实现对七百万民众日常生活需求和就医便利的切实保障，尤其是未能从法律上对过于刚性的禁令严重损害民众基本人权的趋势进行切实防范、平衡和救济。但是，“封城”决策本身是一种重大而有效的危机管理措施，它可以算做是迫不得已、较为可行的“第三选择”。

（2）借助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机会，周先旺说出了导致武汉官民损失了二十天抗疫黄金时间的核心真相，亿万民众由此知道了酿成此次惨重“人祸”的首要根源所在。

据报道，央视原定采访武汉市一名副市长，但市长周先旺听说后，主动要求接受采访。看来，他在中央电视台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国务院……要求属地负责，从这之后，我们认为我们的工作就主动多了”等核心线索，是有备而来。鉴于危急时刻法家历来有借无辜者的人头来稳定军心的“小传统”，周先旺揭露真相的行为实属一种合理自救。现在众所周知，1月1日国务院专家组在武汉已调查确证出现不明原因肺炎，1月3日和4日中国CDC主任高福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做出紧急通报，而本国民众此时居然被政府蒙在鼓里，李文亮等八位“吹哨人”更被警方传唤而且被中央电视台诬陷为“造谣者”，后来“人传人”的致命信息又被刻意隐瞒。由此可见，1月份前二十天的欺瞒行为，的确是武汉市的“更上级”有意实施了一种全局性信息封锁。就在这二十天内，病毒感染人数由数十数百人迅速扩至数万人，或许更多。显然，酿成疫情大失控的首要责任者就是实施全局性信息封锁的决策机制，这就是新近诞生的“无限集权体制”，它使次级、三级管理层次失去了对烈性传染病的紧急处置权。周先旺在关键时刻说出了核心真相，让全国民众瞬间明白信息封锁枢纽之所在，多少人由此一夜之间成为清醒明白人，开始对“无限集权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在此，周先旺摆脱了官场恶习和奴性，展示了自然公民的生命勇气。周先旺被国人视为今年“甩锅”运动的发起人，但他的“甩锅”实质是拒绝背黑锅。他的“合理自救”行为客观促进了信息自由，但更重要的是，只有信息自由才能帮助他实现“合理自救”。

（3）在喻发胜教授建议、孙春兰副总理决策建设方舱医院之后，周先旺以雷厉风行的执行力，推动快速建成16座方舱医院。

“封城”之后，早期病人数量呈“井喷式”增长，医院却没有足够床位接受，家庭聚集性感染因之愈发猛烈，患者死亡之众令医护悲哭，亦令举国哀痛。有鉴于此，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喻发胜2月1日通过《光明日报》专报向中央提出操作建议：紧急征用公共场馆，建立隔离、治疗、生活三位一体的“全封闭”医疗救治点。据国务院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介绍，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果断作出决策，要求武汉市立即将一批体育场馆、会展中心逐步改造为“方舱医院”。马晓伟还在新闻发布会上赞扬，武汉市长周先旺“承受着巨大压力，靠前指挥、亲自调动，夜以继日组织力量施工改造火速建立方舱医院”。媒体报道说，第一批有4000张床位的3家方舱医院仅用了29个小时就建设完成。从2月5日开始收治病人，到3月10日全部休舱，16座方舱医院共收治大约1.36万名轻症病人，而且做到了零感染、零死亡，使病毒扩散势头得到极大的遏制。武汉市各区官员对方舱医院建设都颇用力，但市长周先旺大刀阔斧的执行力的确大大促进了行政效率。方舱医院后来还被正在抗疫的世界各国借鉴推广。

值得注意的是，马晓伟对周先旺的点名表扬别有深意。作为卫健委主任，他本人也遭遇了同周先旺一样的举国舆论压力和法家“甩锅”威胁。他对周先旺的功绩的传扬必定不为法家所乐见，这是一种难得的公正，同时也不无唇亡齿寒的考量和“背靠背自救”的深谋远虑。“信息自由与权力漩涡中的合理自救之间正相关原理”同样适用于这位实干家。

（4）此次抗疫真正足以彻底解决危机的核心决策“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由周先旺首先出手推动。这是关键的关键。

此次武汉抗疫的转折点在哪里？有人说是方舱医院的建设。但方舱医院只是收治轻症患者，截至5月10日，武汉市确诊病人50339人，累计治愈46464人，减去方舱医院的1.36万人，还有32864人是在主要医院或重症医院治愈的，而且这一部分才是真正的主体部分，真正的救急救命难点所在。还有不少人认为，“封城”就是抗疫的转折点，1月23日果断“封城”，就决定了抗疫必然取得胜利。这又是一种似是而非之谈。因为疫情在任何国家最终都会得到控制，但就看代价到底有多大。人命关天，如果“封城”之后武汉的应急和救治效率一直很低，导致死亡惨重，比如十几万或者数十万人，那就会证明“封城”是大失败，人们会认为不封城比封城可能效果更好。

真正找到有效阻止传染失控和大幅降低死亡率的方略，把“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三原则彻底化为现实的，乃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一决策，据媒体报道，是在2月9日做出的。这一天，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在武汉防控指挥部召集会议，明确提出，“将排查出的所有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分类隔离，确保应收尽收、应诊尽诊。”但武汉防控指挥部指挥长周先旺居然不在场，而是赶往几所市属大专院校，现场督导宿舍改造为新冠肺炎定点医疗点。由此，我们可以合理推论：“应收尽收、应诊尽诊”应该是由周先旺在昨日夜晚首先提议、得到了蒋超良的赞同的，次日二人分头行动；否则周先旺心中无数，不可能在省委书记前来召开紧急会议时，自己却不在场！！！蒋超良和周先旺二人应是“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实际决策者，而周先旺更是“决策者+提议者”。这一决策随后还应得到了中央应对疫情小组组长、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批准，从而上升为国家方略。方舱医院实际上也是从这时开始，由试点升级为大规模建设的。此前半月，全国前来支援的医疗人员在1万人左右；此后半月，国务院紧急调集了3万多人，前后支援湖北的全国医疗人员总计达到4万3千人。这也有力佐证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才是真正的转折点。

“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决策的核心在于，扩大“应收”的外延——把CT影像确认的“疑似”患者全部收治并分类隔离，大规模征用公共场馆以急速扩建病床数量，大规模调集各省医护人员保障所有患者得到治疗。这一思路最早起源于张笑春教授和自由民间人士的紧急操作建议，但紧急操作建议仅仅是“谋”，周先旺的优点在于“断”，而“谋”与“断”的连线是带有抗争意义的言论自由。能正面接纳带有抗争意义的言论自由所产出的前沿信息，足以说明周先旺具有一定的开放思维和非教条的实践理性（这当然还不是民主理念）。

几乎很少有人想到：如果1月23日选择“应收尽收，应治尽治”方案，就不必采用代价过重的“封城”方案！！！

按照我的个人理解，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最优选择是，1月1日晚紧急研判突发信息，1月2日由湖北省或者国务院上午谋、下午断，决策“乙类传染病，按甲类管理”，可给出五天试错和升级期，而不必追求一步到位。（未来的最优选择是，由人大立法，将处置烈性传染病决断权交由地铁两公里之内的地级行政层级拍板、地级人大决议批准。）次优选择是，1月23日开始，大规模征用公共场馆，全部收治而不必封城，可给出五天试错和升级期。（那些专门研究危机管理的专家可以快速拟定草案，这绝不是事后诸葛亮！）这两种选择都做不到，就只有作出第三选择：“封城”。在这个问题上，我仍然赞成中道操作思路，原因之一是封城仅仅只是第三选择。

在大灾突降、人心慌乱之际，周先旺居然能先后做出第三选择和次优选择，此人很不平凡。

（5）在灾难暂告平息之后，中国民众十分反感有人欢呼“胜利”。至少对于武汉和湖北民众而言，此次抗疫第一阶段结束不过是“惨胜”而已，旁观者可能用大脑断定“胜”了，但灾难承受者和目睹者更多地用心肺感受到一个“惨”字。

封城后半月内，武汉地区出现了和平岁月罕见的人道惨状：据多个民间视频报道，不时有病人倒毙于街头或医院走廊。多少市民举家被感染，有的甚至惨遭灭户之灾，一家四口染病去世的导演常凯留遗书伤痛于“一床难求”，堪称字字泣血。殡仪馆被曝尸体太多，官方需要调集若干省份的火葬队前来协助焚烧。

这是如同战争一样严峻的突发紧急事态，这是来真的，不是演电影。肩负种种高压的武汉市长周先旺自然会犯下若干错误：在我看来，最初接受专家建议选择“居家隔离”方案，是缺乏危机管理经验和信息储备的表现，这是能力问题而不是道德问题；为避免造成更多感染而选择停开全部公交车，致使无车的患者就医艰难，一些需要肾透析、患急性肝炎和心脏病的患者因此在随后很长时间无法获得急救、上医院就诊或换药，可能导致了众多患者的非正常死亡，这就属于强硬过度的政策偏差，而且此事经过网络大量报道之后，政府依旧没有及时作出有力调整——这种核心信息反馈机制的严重阻塞，直接见证了极权政体下缺乏监督的权力专横傲慢、责任缺失，包括周先旺在内的武汉市主要官员应该为此感到严重的良心内疚！！！第三大错误是封城之初口罩、防护服等基本医疗物资奇缺，导致大量医生护士和就诊人员被感染；医院病床扩展缓慢，致使大量患者无法入院就诊，急症重症患者暴死连连。这与湖北省和中央政府应急储备严重不足、应急反应严重不力直接有关，但作为武汉抗疫指挥部指挥长，周先旺对紧急补救措施不到位，对各级官员的种种荒腔走板，对整个武汉市前半月的人道悲剧，毫无疑问负有重大责任。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周先旺是大危机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举国滔滔批评对他有很委屈的成分，也有不委屈之处。但公正的历史家不能求全责备，良心内疚对于有良心之人往往也是严厉的惩罚。将上述四大贡献的加分与各种减分相综合，周先旺仍然配当此次全国抗疫名人排行榜第一名的称号。如果换上另一个人处在他的位置，似乎也很难在大关节处做出他那样连续递进的有效应变和改进后的高度执行效率。

新任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通过快速分组管理、加大资源下沉力度等专业行为，证明自己的确是一位有功底的管理专家。我们不能因为其“感恩论”遭到网友正当的痛骂，就磨灭了其功劳。中央指导小组副组长陈一新在湖北辛苦忙碌50天，应该对武汉真有感情，虽然实质贡献如何，具体不得而知，但他回到京城后的言论重点强调了“市域治理现代化”而不是一堆教条，说明武汉的血泪抗疫对他的灵魂有所洗礼，善根似乎正在其内心萌发。当然王忠林、陈一新等人的思路还面临着由法家到儒家的艰难转型考验（我们姑且不谈走向宪政民主吧！）。

2.周先旺抗疫故事的政治实质是什么？

首先是分权之后，地方才有了部分决策自由。近年来新兴的“无限集权制”把一切权力尽可能上收，持续四十年之久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政策与执行分权被严重逆转，这导致次级、三级管理层次处处被捆住手脚，各类大事要务日渐不治。仅仅只是由于出现了“无限集权制”根本无能摆平的大危机，国务院才有机会通过“属地负责”这一中央与地方分权性质的授权，委托地方主导处置抗疫要务（“封城”由中央最后批准，“应收尽收”似首先由地方独立决断，中央加以扩展之），市长周先旺才获得危急时刻的独立决策机会，否则一切都成为空谈。所以武汉市政府作出极其重要的第三选择和次优选择是分权的结果，而绝不是集权的结果。

其次，举国压力之下，形成了局部性的责任政治，这构成为大危机时刻的第一政治生态。近年来法家集团试图通过严刑峻法在官吏体系内部营造行政高效，事实上却到处遭遇软抵抗，所谓的“懒政怠政”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但此次大危机早期医院乱象环生，民众死亡惨重，激起了举国愤怒，通过互联网信息爆炸形成的强烈舆论压力，以及压力下法家集团急于甩锅的次压力，反而促成了危机时刻局部性的责任政治。这种责任政治，实质反映的是民众主权控制与官吏治权服务之间的某种平衡，宏观上也可看作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某种平衡，这是广义政治分权的一大形式。在极权的中国，只有大危机时刻民众才有机会和强烈动力冲破禁锢，形成对政府强烈问责施压的巨大合力，其间亿万公民凝结压力、主权性监督干预政府的中介就是微博、微信、各种网络和纸质报刊所不断推动的极为有限、甚至断断续续的自由言论浪潮。基本可以这样说，正是危急时刻数亿民众挣扎发出的有限言论自由，才是部分责任政治的根源，而不是所谓法家的严刑峻法逼出了高度行政效率。

第三，周先旺对专家意见的采纳，事实上属于决策过程中谋与断的关系，此时还没有达到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运作中法律性的专家分权程度。周先旺接受专家和自由人士操作建议的行为之更大政治意义在于，将个人精神世界融入言论自由与信息自由的大环境，向多元声音开放，并从中不断汲取立体的真知灼见。言论自由作为基本权利主要具有道德价值，信息自由则主要具有操作价值，充分的言论自由往往可以促成充分的信息自由流通，为管理和事功提供一线多元立体信息、价值线路反转和原创探索资源——这正反映了言论自由的“生产性”，而法家路线的一言堂和统一思想不可能获得这种真正能做事、真正能解决麻烦的“生产性”，所以自我封闭的法家总是“愚民”而后“自愚”，一遇重大危难，其大脑顿成一盆浆糊，这个本性几乎是无法改变的。

第四，周先旺的多次反抗，带有一个正派人拒绝背黑锅的合理自救性质，但其自然勇气和不屈个性的背后是最为尊贵的自然主权意识。在极权社会里，尤其是在权力漩涡中，这种自然主权意识可能只有身临绝境之际才会冲决而出。周先旺敢于在极其被动状态下主动借助央视说出核心真相，与近年来官场寒门子弟和实干家群体对用人不公的普遍抵制氛围有关，也应该与国内无形的自由启蒙氛围有关。这种谋求命运自主的自然主权意识，在周先旺那里表现为“拒绝背黑锅”，在危难之际亿万民众那里表现为强烈抗争意志，二者本质是一致的。所以，周先旺的数次鸣不平，应当属于今年举国生命性反抗的一部分，其示范效应，在马晓伟那里有回声，在高福、蒋超良那里其实也有所展示。这些来自官场的不同声音，实际构成为大危机时刻举国自由言论中多元声音之一极。当然，这些寒门子弟和实干家群体目前的发声仅仅限于个人合理自保，还没有达到担当公共道义的高度，不宜高估。但是，正派人的合理自保和不屈抗争，往往是走向担当公共道义的开始。

据民生观察报道，随着武汉新冠状病毒蔓延中国祸及世界，中国各地出现了千奇百怪的歧视湖北人行为。近日，随着疫情演化，湖北一些地方逐步放开封锁，让人外出打工，结果外出的湖北人遭致务工地警方封门强制隔离，甚至带到酒店自付高昂的费用隔离，并且不认作核酸检查及出具健康证明等，这使湖北人感到外出处处受歧视。

对于这种公然歧视最明显的是，北京政府居然在2月27日公开对外发布，“在湖北没有返京的人员一律不得返京”。直到今天，北京当局仍不断传出不许湖北人入京的讲话。这给整个社会树立了一个歧视样本，为各地纷纷上演各种歧视行为提供了依据。

据湖北萧先生反映：3月18日晚我刚到东莞虎门南栅社区，就被警务区贴封条封锁在家隔离14天。19日早上，我打电话咨询附近医院被告知可以自费核酸检测200元/人次，通过检测后医院会出具健康证明，凭健康证明就可以自由出行了，我随后打电话给警务区申请自费核酸检测，但警务区人员不耐烦的回绝了，说只要是湖北来的一律封门隔离14天。

湖北施先生说：我18日下午到达广东南海市，防控人员说湖北籍人员要到酒店自费隔离14天。我稍稍想问一下工作人员“绿码有用吗？”检查人员就说我不配合防疫，要带走拘留，吓的我赶紧认错，表示完全服从指挥，自愿隔离。这就是广东南海这边的现状，其他地方不知怎么样！

抵达厦门的卫先生表示：厦门要求湖北人过去在指定的酒店隔离14天，一天200元，不包括早中晚餐，全部都要自费，租的房子也不让进，租金一分都不能少。湖北人已经在家隔离了2个月之久，基本可以认定安全了，每个出去打工的人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难道在厦门指定的酒店消费隔离14天，才能算健康的吗？能否体谅一下湖北人的处境！

另据网民“陆北风”19日反映：我河南鹿邑的，年前回的湖北荆州洪湖，被困2个月，现在健康证明和绿码都开好了，准备回去。今天打电话回社区问，说还要河南那边开社区接收证明，回去还要集中定点隔离，费用自理，我和孩子三人一天费用就将近一千元，14天得一万多呢，无语呀！二个多月的隔离，回去再隔离，一年有多少天啊！这样还能活啊？

网民“范玉田”说:我去贵州也是一样，哪怕持有健康码、健康证明都没用，只要是湖北人一律自费隔离，可怜湖北人。因为我是自驾车来的，现在被要求在铜仁大兴卡口等两天检测核酸，目前只能在车上呆两天等检测结果了，唉！谁受得了这百般刁难哦。

网民“退休老余”说：网民一家被困湖北洪湖，今天打卡湖北“荆易行”通过了，打电话到上海那边，我们一家四口人，父亲80多了，小孩上海那边上学，14天费用4个人要22400元，想都不敢想，不知道国家出的政策是否考虑到打工者的困难!无语了！

由上可见，湖北人或被困于湖北者，现在要离开湖北到外地就得被强制隔离，并且还面临自付高昂费用。这种完全不顾身体健康的实际情况，而仅仅以地域区分来限制自由与损害财产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歧视。

然而，只要稍微了解中共历史就不难发现，其实歧视是极权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本色，在极权意识下的社会，歧视遍布于各个角落。因为极权意识就是金字塔社会结构意识，社会群体被以意识形态来区划成不同等级的所谓阶级，建立起一层层互相压制的所谓统治。这种不同等级的权利不同区别，事实就是违背平等原则的歧视。而制造这种歧视就是阶级先进专政理论的题中之意。

在极权意识指导下，中共展开夺权中将所谓资产阶级、地主作为政治劣等阶级而要消灭，而夺取政权后，实行土改、镇反、合作化、反右、四清，将一批批社会群体划入专政对象，剥夺他们自由、财产甚至生命。那些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群体，是完全丧失基本做人权利的人，被政治宣传掀起的社会歧视所任意摧残。

当然，文革后这种歧视事实没有消除，只是变种为反自由化对那些被冠以自由分子的歧视，反精神污染对那些传播西方文明者的歧视。直到今天，中共当局又列出了新时代的黑五类，即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等，并对这些群体进行政治上的污名化，经济上的扼杀，人身自由上的限制。进而出现近年来持续的对709律师的大镇压，对宗教人士的大抓捕，对异见人士的大迫害，对网络领袖的大封杀，对弱势群体的大驱赶。这些公然将一个个群体扣上政治歧视的帽子而予以系统性打压行径，是新时代极权意识在社会制造歧视的闹剧。

今天，武汉爆发瘟疫，以极权固有思维模式，自然将武汉乃至湖北划入了另类圈子，成为了极权控制与抛弃的对象，进而掀起全国性对湖北人的歧视。这可以说是极权意识下的必然演化。因此，湖北人今天面临的歧视，不过是地富反坏右与新黑五类在当下社会歧视延续的变种，其深远的根由是极权意识中的阶级不平等外化。在极权意识中，一切有损于极权统治与极权形象的东西，都将被当作敌人或负能量被歧视与抛弃。所以，湖北人今天因瘟疫而面临被歧视的命运，不过是中国人民普遍命运的缩影。而要想结束中国人因这样那样原因被划入专政歧视对象的命运，就必须终结极权意识，确立现代文明的平等权利观念，树立普世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法治、民主价值。惟有如此，中国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意识与歧视制度。

民生观察 2020年3月22日

据维权网报道，深圳律师胡正军因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却迟迟得不到答复而前往询问，结果遭致派出所副所长调动防爆警察实施殴打、捆绑、暴晒、干渴、饥饿、威胁等等酷刑虐待，致使身心倍受伤害，由此向有关方面举报，竟被“不予受理”及“约束控制得当”答复，可见中共警察执法当局滥施酷刑的普遍化常态化已经达到不以酷刑为酷刑的地步。

2019年6月初，胡正军到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报案求助，请求警方查处传销组织的诈骗行为，追回自家被诈骗的财产。可是流塘派出所在受理后，一直既不立案也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为此胡正军多次去流塘派出所询问、催促，可是派出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不予回答。

2019年7月6日，胡正军再次到流塘所询问不立案的原因，再次被不予回答，气急之下说“你们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你们这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的家庭已经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副所长帕尔哈提就用电话叫来派出所反恐组队员将胡正军按倒在地上并把手别到背后用约束带捆上，反恐组长和其他三个队员用膝盖压在胡后背上，导致胡手腕部和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后副所长公然说：“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我家里有钱，他妈比的我是花钱买到派出所的，我不懂法，不需要懂；我家里有三百头羊、三百头牛，出了事老子大不了回去放羊去！这四个反恐队员都是他妈比的我带到流塘派出所的，这里我说了算。”，说完后就将胡正军放置在流塘派出所食堂门前的台阶上继续捆绑了一个小时后才放开。因胡正军被捆绑、按压的时候已经受伤，疼痛难忍而要求副所长送医。结果副所长说“老子今天就耍流氓了，就不给你送医。”，并令四名反恐队员强行将胡正军拖走，扔到派出所大门外。

胡正军在派出所大门外再次向门卫及四名反恐队员说明已经受伤，要求送医治疗及赔偿损失。反恐组的组长说“想闹事是吧？”，就将胡正军推倒摔在派出所门前的水泥地面上，和其他三名反恐队员压着其头部、颈部、背部，用约束带捆住其手部，并且捆扎的特别紧（事后就医发现腕部被捆绑导致正中神经损害），造成其面部、膝盖、胸部多处擦伤，高度散光的眼镜也被撞到报废。胡正军痛苦之下只好大声呼救，反恐组的组长就从派出所内拿出橡胶毯子将其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带到派出所的院子中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并告诉胡不许呼救，并且要求胡不能倚靠墙壁借力，要站在院子的中间。当时正是下午两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7月份也是深圳最热的时候），胡又痛又渴，只能呼救！派出所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对胡的呼救置若罔闻。胡在被暴晒的过程中严重缺水，体温一直上升，有一个反恐队员看见胡几近虚脱就想喂胡喝点水，反恐组的组长却说“不要给他水喝！”。就这样几近昏厥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反恐组的组长才把包裹在胡身上的橡胶毯子拿下去，要求胡坐下，可是胡的双臂已经变形麻木了无法坐下；到下午四点半，反恐组的组长才同意解下胡手上的约束带，这时候胡的手指已经完全麻木，手腕部的勒痕深可见骨，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手腕部的静脉血管、淋巴管、韧带和骨骼。

当晚上6点又把胡关到派出所的侯问室，审至晚上10点多钟，胡才吃到午饭加晚饭。胡在侯问室被关押期间副所长多次去说：“胡正军！就是不给你立案通知书，老子整人的方法多着呢，这次打你是轻的，给你个警告，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大不了老子回去放羊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有本事你告老子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

直至7月7日下午5点多，胡正军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7个小时，超过了公安机关依法传唤的时限。直到副所长帕尔哈提再到问讯室说：“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派出所老子弄死你，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之后才将胡放出。

胡正军前往医院诊断为“被殴打伤、全身多发伤、两处骨折、手腕部正中神经损害”，又到精神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检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双向性情感障碍”。

简单治疗后，胡正军前往宝安分局信访办举报，宝安分局先是做出“举报不实”的答复，又做出超出时限决定“不受理”的答复；胡正军又去深圳市局举报，深圳市局在宝安分局决定不受理后又予以受理，深圳市局在回复中说“对您的徒手约束控制得当，未发现对您虐待、殴打行为，传唤符合法律规定，未超期传唤羁押。民警帕尔哈提在执法中使用不文明用语的行为，现已予以批评纠正。”。

由胡正军律师亲历身心倍受警察伤害的经过，及医院诊断的结果，可见其遭受到了赤裸裸的酷刑，然而，深圳保安公安分局与深圳公安局对此却全然不当回事，保安公安根本不受理，而深圳公安局居然说“约束控制得当”，由此可见警方对公民身心残害的暴行之习以为常。

应该承认，在中国大陆今天，警方对公民实施身心伤害的酷刑是极其普遍的。只要稍微在网络上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各种令人发指的侵害公民生命的行径，以致每年发生各种因到警察局而离奇死亡的事件。当然，在中国大陆滥施酷刑的远不止警察衙门，事实上任何公权力都随时可能对公民施以酷刑。如城管抢夺殴打小贩，土管强拆民房，交管抢劫车辆等等，可以说任何公权力部门及其工作成员，无不是残害公民的利器，随时可能对公民实施酷刑。

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可见中共深圳警方对胡正军实施了赤裸裸的酷刑。对照联合国酷刑定义，也会发现中国公权力正极为普遍地对公民施以酷刑残害。

中国公权力之所以如此广泛而普遍地以所谓执法名义下对公民施予酷刑，皆因中国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在没有公民权利约束下的公权力，必然成为出笼的猛虎与溃堤的洪水，残害公民身心，吞噬公民生命与财产。

所以，胡正军律师的遭遇，正是中国公民普遍生态的反映。中国公民要想摆脱这种随时可能遭遇公权力酷刑的命运，就必须努力争取落实自己的宪法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4日

又到一年一度的圣诞节了，中共极权统治的大陆正一浪高过一浪地掀起抵制圣诞的狂潮，今年不仅有社区受当地派出所指令而发布抵制过圣诞节所谓“洋节”的公告，还有商场以所谓稳定为名提早于平安夜关门停止营业，更有学校老师受上面指示监督学生不得于平安夜外出。由此可见中共党国极权统治集团为镇压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已经全方位向代表普世文明的基督教宣战，公然挑衅人类文明，鲸吞公民信仰自由，侵害公民基本生活自由权利，是赤裸裸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民生观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微信披露，云南乾达盛物业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发布公告——《重要通知》：尊敬的各企业、商户：接派出所通知，圣诞节期间禁止所有一切庆祝活动，包括宣传及相关的一切装饰品，此节日不属于中国的传统节日。敬请转告周知！

不仅如此，河北省保定市著名商城——银座商城有限公司于12月23日发布公告：12月24日营业时间变动通知：为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平安夜，圣诞时间安全稳定工作”，银座商城12月24日营业时间调整为：超市：8:00——15:00；百货：9:30——15:00.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更有甚者，中国各地小学、中学以及大学纷纷发布禁止过所谓圣诞“洋节”的通知，通过多种形式来阻止学生参与一切圣诞节的活动。如网络“福建高校”大V微信披露：福建农林大学部分班级收到杜绝过洋节的通知。而网络搜索显示全国各地中小学纷纷透露各种禁止学生过“洋节”的告示、倡议、宣言等等。有家长群中还披露出老师为了阻止学生过圣诞节，居然要求家长禁止孩子平安夜晚上外出，要家长将孩子在家中的照片发于群中给老师监督。“通知：今晚是平安夜，强调不过洋节！所以，孩子不能外出，在家学习和休息，今晚10点请传一张孩子在家的照片（睡觉的也行），到群里打卡。

如上种种千奇百怪的禁止学生、居民、顾客等等广大公民参与圣诞节活动的行径，客观而全面地反映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正丧心病狂地在中国大陆阻止、扑灭基督教信仰传播。

基督教来到人间，给人类带来的文明与福祉不胜枚举，至今世界所有文明发展国家几乎都是基督教信仰的国家。而基督教传入中国，给古老而落后中中华大地所带来的进步与改善，也是数不胜数。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朝公元635年，距今约有1400年历史。如果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华宣教算起，也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仅仅是在近现代，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修医院、建学校、办孤儿院、盲人院、疯人院，播撒人类文明的种子，反对妇女缠足，成立戒烟所等等，可以说传教士把文明的火种带进了中国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

187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大学，包括文学院，理学院、医学院、农学院、神学院。圣约翰大学是清末民初中国实力最强的大学，也是在华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教会大学，被称为“东方哈佛”，培育出了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校友，诸如宋子文、严家淦、林语堂、荣毅仁、张爱玲、周有光等大批大腕级人物。1952年，圣约翰大学被撤销，各院系并入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

中国大学教育比西方晚了几个世纪。由于教会大学的出现，中国古老的教育有了转机，并逐渐与国际接轨。基督教在华创办的著名大学比较多，其中就有北京燕京大学，由美国和英国教会于1919年联合创办，首任校长为美国宣教士司徒雷登。后来文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校址为现在的北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美国多家教会联合创办，1951年归入南京师范大学。

此外基督教在华创办的大学还有上海沪江大学、山东齐鲁大学、江苏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等等。据统计，从1817年到1918年，仅一百年间，在华基督教学校发展到七千多所，学生人数多达21万，除正规教育外，教会还致力于平民的扫盲教育。

除了积极办学之外，宣教士在中国还建立了很多医院，治疗中国人身体的病痛。有一位女宣教士名叫道济，她被美国长老会派到北京。当时中国女人饱受生产之苦，孩子生下来，接生婆从炕席上抽根席篾，将脐带割断，撒上一把土灰止血，很多孩子出生几天就死去，看到此情此景，道济大哭一场，她随即返回美国，在各教会募集资金。1885年，道济回到北京，在安定门盖了12间平房，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妇产医院–道济医院，即今日北京第六医院。后来，道济又引进妇产科以外的西医各科，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医院。据1920年统计，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医院和诊所共820间，著名医院有北京协和医院、上海同济医院、成都华西医院、济南齐鲁医院、上海仁济医院、广州博济医院、上海同仁医院等等。

除传播知识，医治病痛，外国宣教士还努力为中国人破除陈旧的陋习，积极传播人类的文明。中国妇女缠足的陋习由来已久，随着东西方交流的深入，很多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对中国女人的缠足裹脚感到非常惊讶和不解。1874年，英国传教士约翰·麦克高望深感缠足陋习对中国妇女的摧残，在厦门成立了由六十多名妇女组成的“天足会”，入会妇女不得缠足，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反对缠足的组织。1878年，英国人立德夫人在上海也成立了“天足会”，开始积极传播反对缠足的理念。可以说，是西方宣教士拉开了反对中国妇女缠足的序幕。

如果说以上的事实都发生在近代，离我们稍微有点远，那么让我们再看看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自从1991年中国颁布《收养法》，开放了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之后，截止2018年，已经有超过11万孤儿被美国家庭收养。他们收养的中国孤儿88%为弃婴，其中80%以上患有先天残疾残障或重大疾病。而这些收养中国残障弃婴的美国人，都是来自基督徒家庭，他们因敬畏上帝而敬畏生命，他们的爱来源于上帝。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

基督教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恩泽可谓山高海深。然而，近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一方面强调文化自信，自吹尊重人权与建设法治，一则疯狂掀起镇压基督教狂潮，在全国拆毁教堂，拘押重判传教人士，威胁恐吓骚扰信教民众，大肆抵制一切与圣诞节有关的活动。现在公然布告禁止公民参与圣诞节庆祝，发起全国性抵制所谓“洋节”活动。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如此行径，是公然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等等条款，公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也公然自食依法治国口号，挑战人类文明，敌视普世价值。

因此，民生观察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一切镇压基督教的罪恶行径，取消一切对公民参加圣诞节活动的禁止，切实落实宪法有关尊重人权与信仰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19年12月24日

连日来，中共统治的大陆从官方到媒体再到企业，接连出来宣示中止与NBA的合作，谴责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条涉及香港的言论。同时，中共当局在大陆加强镇压一切对香港近来抗议事件敢于发表不同于当局意见者，疯狂删帖、销号、拘押支持香港抗争的信息及相关个人。中共当局由对统治区公民的禁言，进而扩展到对自由文明世界人士的禁言，这绝非偶然，而正是中共当局挑战人类文明，意欲统治世界的本质暴露。值得世界高度警惕！

日前，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配上了几个单词：“Fight For Freedom，Stand With HongKong。”(为自由而战，和香港站在一起)。结果遭到中共当局指责为支持”港独“，分裂中国，并提出抗议及要求其道歉。但莫雷坚持自己言论，没有让中共当局如意。

客观地说，莫雷只是个人对公共事件发表看法，所言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没有支持港独的意思，只是表达对香港民众捍卫自己自由权利的同情与支持，完全是公民个人意见的表达，是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然而，中共当局硬将支持港独的大帽扣于莫雷头上，并上纲上线，以此发起对NBA全面抵制与制裁。

10月8日，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再次发表声明 ，决定立即暂停NBA赛事转播安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声明：我们注意到正在日本参加活动的NBA总裁亚当·肖华回应休斯敦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涉港不当言论一事。对亚当•肖华声称支持莫雷自由表达权利的说辞，我们予以强烈不满和反对。我们认为，任何挑战国家主权和社会稳定的言论，不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为此，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决定，立即暂停NBA季前赛（中国赛）目前的转播安排，立即排查涉及NBA的一切合作交流。

同日，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中国央视现在决定取消转播NBA的节目，我也看到了NBA方面对此进行了回应。中方是否在利用其影响，来妨碍言论自由呢？耿爽：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休斯敦火箭俱乐部有关人士的错误言论向对方提出了严正交涉，中国篮球协会以及休斯敦火箭队的中方合作伙伴都相继发表了声明，中方的立场已经非常清楚了，我建议你去关注一下普通中国民众对此事的反应和他们的态度。跟中方开展交流与合作，却不了解中国的民意，这是行不通的。

与中共央视及外交部同声抗议的还有中共篮球协会、NBA中国代言机构、与NBA合作的中国企业等等，它们声称中止与NBA合作，以此表明与中共当局站于同一立场。

相应于中共当局主导下的从官方到媒体到企业，步调一致因NBA火箭队经理莫雷言论而谴责NBA并中止与NBA合作的是，中共当局疯狂在统治区内对公民支持香港抗争进行残酷镇压。

据“维权网”10月8日报道：中国大陆25岁吉林辽源公民王颢达微博上公开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遭当地警方迅速抓捕。

10月7日，25岁吉林辽源公民王颢达在微博上发布蒙面、独眼，倒拿五星红旗，手持打火机的照片，（”蒙面、独眼“这是连月来香港民众反送中抗争事件中具有代表性特色的标志，网友通过这些标志转发以表达对香港抗议的关注、支持与声援），随后即刻遭辽源警方抓捕。

“维权网”还评论说，香港人民的反送中运动实际上得到许多大陆人民的支持，中共当局恐香港事态影响内地，一方面严密封锁消息，删帖删号封群，严密封杀消音；另一方面，对公开表达支持的网民则迅速抓捕，有的被刑拘，有的被行政拘留。25岁辽源公民王颢达就是最近的一位。

中共当局由抓捕支持香港抗议的辽源公民王颢达，到抗议并禁止NBA火箭队总经理莫雷评论香港，可以看出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香港连月来反送中抗议事件的穷凶极恶嘴脸。中共当局正意欲完全禁绝地球上人类所有与中共不一致的声音，对在它统治区内公民采取大肆抓捕拘押，而对它统治所不及的世界其他国家公民，则采取谴责与施压，通过中止合作，企图以经济利益来制裁、禁绝异议。这种严重扩张自己极权意识形态，企图赤化世界，将世界变成中共统治的大陆区的本质业已暴露无遗。

中共当局这种因NBA经理言论而发起的大规模政府施压，媒体与企业公然中止合作的行径，不仅违反人类基本契约精神与商业道德原则，而且也公然对文明世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进行野蛮干涉与侵犯，这显然是公然无视、践踏人权，挑战人类文明底线，违反基本国际规则与人权公约。而中共当局对自己统治区的公民言论的封杀，对表达不同于当局声音者的拘押，也是直接违反中共自己颁布的《宪法》“ 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违反中共业已签署加入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国际公约。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谴责中共野蛮践踏人权、挑战人类文明底线，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国内国外一切践行人权者的打压，学会尊重香港及世界人民的意见与诉求。

民生观察 2019年10月8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湖南省长沙市公民9月底聚餐时举牌表达对中共夺权70周年阅兵庆典劳民伤财的反对，结果招致传唤、拘留。而四川网民“24K纯帅”因为在网络跟网友表达个人对阅兵不赞赏言论，居然被以“肆意侮辱参加阅兵式人员”为由拘押。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当局至今已经由不允许批评反对，发展到不允许不欢呼鼓掌赞同的地步，这说明中共极权统治在进一步深化，已经发展到了人类极权统治旷古绝今的残酷程度。民生观察对中共极权统治当局野蛮践踏人权，肆意违反法制，挑衅人类文明底线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了解，湖南长沙公民樊钧益每月例行组织一次公益聚餐，费用采用AA制，时间定为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六，聚餐者多为公益参与、户外活动、维权等人士。9月28日（周六），樊钧益等人照常聚餐后举牌，抗议即将举行的“大阅兵”活动。樊钧益等人此次举牌有两大张纸，一张写有“坚决反对当局大阅兵，费纳税人血汗，民生不安”，另一张则写有“穷兵黩武，古有惩戒，内张爪利，外失度衡”。

9月29日（周日）接近下午一点，长沙岳麓区警方将正在家中的樊钧益带走调查，一同被带到所在辖区岳麓派出所的还有另外一名周姓举牌参与者。

据称，二人一起被带到派出所问话，直到当晚九点，该名周姓参与者因个人健康原因在做完一份笔录后被释放回家。而樊钧益则被送往邻近岳麓区的望城区拘留所，拘留期限十五天，罪名是“扰乱公共秩序罪”。

樊钧益上次因聚餐举牌及推特言论被拘留十天是在8月初，这次拘留是两个月之内的第二次。

10月1日，老周与另外两名聚餐参与者一起去到长沙望城区拘留所，凭身份证探望了已被拘留的樊钧益。而三人准备离开时，在接待大厅透过不锈钢栅栏看到举牌参与者之一的邓姐（邓敏娜）（右一）正被控制在办公室，当时邓姐身着睡衣。经查问后得知，警方在1日清晨將尚在睡梦中的邓姐带走，讯问后送到拘留所，罪名同样是“扰乱公共秩序”，拘留时限五天。

与此同时，另一参与者老金（左一）被辖区派出所约谈训话，片警警告老金以后不准再参与类似活动，否则后果自负。派出所表示老金已六十多岁且中秋前后刚刚出院（心肺相关疾病住院），因此决定对其网开一面，希望老金好自为之。

长沙“反阅兵举牌”事件引来多方网友关注，10月2日，正在长沙的湖南绥宁维权人士欧阳经华在得知消息后，与多名网友一起前往望城区拘留所进行声援探望，并为樊钧益及邓敏娜各存入一百元生活费。欧阳经华表示，如果当日聚餐自己正在现场的话，也会义不容辞参与举牌，反对劳民伤财的“大阅兵”亦正是自己的想法。

与长沙公民们举牌反对阅兵同时，有四川公民戚某龙因在网络跟网友表达了点对阅兵的个人不喜欢意见，居然也遭到警方拘押。

据媒体披露，9月29日上午，四川网民“24K纯帅”（本名，戚某龙，24岁）在网上多次发表对“国庆阅兵式不屑言论”，说阅兵“不就是走方阵，看飞机坦克大炮，有啥看的”，还说更好奇军队午餐吃什么等等，被中共警方于9月30日以“肆意侮辱参加阅兵式人员”为由，行政拘留7天。

另有辽宁网民“俊小哥”（真名高某俊，男，37岁，鞍山市人）也因中共“十一庆典”期间在微信群与他人聊天时说，阅兵没啥看的，自己早晚反。在10月1日被当地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天。

由湖南、四川、辽宁公民因表达自己对中共夺权70周年大阅兵耗费民财庆典的不赞同、厌恶情绪，居然遭到中共警方的传唤、拘押。这是赤裸裸地剥夺公民基本的言论自由权利，已经使公民进入不与极权欢呼赞赏都不行的地步。可以想见，接下来中国大陆将沦陷到公民没有沉默的权利，公民也没有不欢呼极权任何表演的权利。这说明中国社会进一步沦落到人类历史的最黑暗时期。

中共当局对表达自己好恶意见公民的肆意抓捕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 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等等条款，也严重违反《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还与中共当局一再对外标榜要建设法治社会相背离， 是公然践踏人权、违反法制、挑战普世文明，张扬着极权野蛮嗜血侵权本性。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释放一切因表达自己不赞同、憎恶、反对阅兵意见的人士，停止剥夺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切实兑现宪法保障人权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19年10月5日

编按：从2018年3月以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频繁在海外社交媒体Twitter上发帖，表现活跃。然而就在上个月的18日，这位被视为手持尚方宝剑的吹鼓手突然在微博抱怨“上外网极其困难”，并表示要“提点意见”。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7日消息】本网获悉，河南焦作维权人士李玉凤从上个月（7月5日）在北京木樨地被十余名黑衣人暴力绑架至焦作遂遭行拘并逮捕后，今天（8月26日）其律师段汉杰在家属的陪同下到焦作市看守所会见了李玉凤女士。家属称，李玉凤被当局从北京绑架回焦作50多天，迄今未提审过一次，直接遭逮捕。

据悉，上个月（7月5日）李玉凤与封西霞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申诉，而后又到河南省人民法院驻京办事处反映徇私枉法、本末倒置司法腐败制造的冤假错案，返回途中在木樨园遭十余名不明身份黑衣人反戴背铐暴力绑架。这些黑衣人将李玉凤带回本土，焦作当局便将其行拘直接送往焦作市看守所羁押。

8月9日李白凤在焦急的等待中等来了焦作市马村公安分局邮寄的《逮捕通知书》，获悉被控涉嫌“寻衅滋事罪”的姐姐李玉凤已于2019年8月8日被批捕。

今天（8月26日）下午，段汉杰律师受李玉凤妹妹委托从郑州来到了焦作市看守所。据家属称，看守所的工作人员首先审查了律师的手续，并打电话找来另一名工作人员商议后做了一番安排，至此，段律师终于会见到了已被关押52天的李玉凤女士。

李玉凤目前精神状态尚好，并感谢大家对她的关注。其妹妹李白凤称，李玉凤六月底赴京找丰台分局讨要曾被扣押的手机以及要到北京看病，并未上访，但7月5日中午在木樨园桥北，被河南马村分局的几名警察（便衣）带到一辆商务车上。直接拉回焦作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关进看守所。当晚曾有分局领导见她，说“你的案子都结了”。

由于李玉凤拒绝见提讯的人，所以到目前为止她并未被讯问过，便被焦作当局直接逮捕。

李白凤表示：“得知姐姐又被批捕心里很难过，但更多的是气愤。自从我家被政府非法强拆，我姐这三十多年都在研究中国的法律，她耗尽大半生都在规范、纠正政府的枉法行为，她怎么可能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我真不知道他们（焦作当局）怎样才会放过她。现在我妈也知道姐姐的事情了，天天要我带她去找姐姐。如果我姐这次再被判刑，我妈就会豁出去九十多岁的身体去陪姐姐”。

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李玉凤的相关消息。

中国工行银行湖北潜江支行职工杨如珍，1963年出生，1984进入工行银行潜江支行工作，1984年至2013年退休工龄长达29年，现退休金工资为1045.70元。

2013年办理退休手续，29年的工龄换来了1045.70元，在工行银行工作长达29年，银行在对待员工待遇过程中严重歧视职工的人格，侵犯职工的人权，同在一个单位同一岗位待遇却相差很多，潜江工行银行严重不履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同工同酬的条款，在工行银行工作29年期间，与在职的职工干部待遇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到了退休后才知道被工行银行欺骗了29年。

从84年进入银行，那个年代都是手工造作各项业务，不像现在电子信息时代，那个时代计算利息都是手工算盘计算，每年利率变化都要分段计算，还不能有差错，各种存款都要抽卡，活期存款客户卡，定期卡，零存整取，还要分年限管理，非常复杂，那时侯工商银行人员不多网点少，出纳，会记都是一个人承担，每天晚上下班后都是把存款自己带回家管理，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押送车，我们承担着多项岗位责任，工资却只有四十几元到五十元，就这样的工资拿了好多年，那个年代我们都是走家传户去吸收储蓄，每天白天在上班，晚上下班回家还要去走家传户去吸收存款。

我在银行工作期间多次获得领导嘉奖，精通各种业务，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在工作中从没有请假，在工作中都是兢兢业业，没有请过假期，没有迟到早退，一心投入到工作中，对家庭孩子都没有照顾好，使我对孩子与老公都有亏欠，由于工作繁忙，投入了所有的时间与精力，对家庭忽略了太多，因此导致老公对我意见很大，导致家庭破裂，我为了工作，在父母生病住院中我都没有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对父母没有尽到做女儿的孝敬，对家庭孩子没有做到一个好母亲，对丈夫没有尽到好妻子的责任，使我非常内疚愧对我所有的亲人。

退休后我才发现自己被工商银行欺骗了29年，我的退休工资才1045元，杨如珍知道自己的利益被侵犯掠夺，先后在湖北潜江工商银行市支行寻找领导要求解决目前待遇问题，随后去了省工商银行要求解决待遇问题，从市支行到省行都推诿了责任，把责任推给了受害者自己，所有接待的工作人员都是统一口径说你们是自愿买断工龄退休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随后杨如珍去了总行北京，目前为止在北京维权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北京工商银行信访局还说你自己已经签字同意买断，然后又同意与派遣公司签约的，北京工总行信访办推诿，给杨如珍(指点迷津)让杨如珍去走法律程序，杨如珍在北京维权走访了各信访窗口，国家信访局，人力资源部，工商银行总行，银监会等都无结果。

然而相反的湖北潜江工商银行前员工黄行芝，潘向荣，伍立娟没有签字买断又是如何呢？走了法律程序法院不予支持，法院没有给予三人正义公平的裁判，一个没有三权分立，司法没有监督机智的法院怎么可能为弱势群体主持公平正义？

工商银行前任董事长姜建清就是一个欺诈劳工待遇的一个恶魔，工商银行所有劳动者用自己的青春为工商银行进入五百强企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全国各地下岗买断后的员工大都失去了基本的生活费用，他们还要承担各种社会保险与医疗保险等项目，生活处境非常艰难，由于下岗买断失去经济来源导致很多家庭离婚，也有自杀等现象，这一切都是前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一手造成的，姜建清就是谋杀这些人的刽子手，姜建清在任期间没有解决下岗买断人员的维权社会问题，反而进行打压勾结各地政府，公安，对维权员工进行拘留，判刑，劳教等手段，后任董事长易会满依然没有在任期中解决维权员工问题，目前现任董事长陈四清依然与前几任一样顽固职守，不解决问题推诿，一个五百强企业在二级市场股市中的利益从不给股民分配分红，二级市场股市利益去哪里了，工商银行的原始股都是那些人持有了？我们作为老员工都没有分配原始股，前任姜建清，易会满，现任陈四清请你们把工商银行的利润归还给我们为工商银行付出了青春代价的老员工一点点都可以解决我们的基本问题了，工商银行利益分配中那些利益集团都是那些人，可以查查，工商银行的高利润都是我们这些前员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换来的，姜建清个人在海外资产账号已经纳入了中国银行金融界高层在海外账号的十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被美国进入监控账户，姜建清你欠下岗买断员工太多了，你制造的血债必须偿还。

从微信与推特可知，连日来，中国大陆南方多省出现长时间、大范围降雨，众多河流洪水暴涨，导致频繁溃堤情况，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给广大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害。让人惊异的是，面对如此重大灾害，中共当局主导的官媒却罕有报道，整个中国官方舆论一片歌舞升平，但却报道国外一些停电事故，完全置广大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由此充分暴露了中共极权统治宣讲的重视民生的虚假。由此也力证着，只要在极权体制下，就是被极权统治者强调的首要的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也是没有保障的。

 

从各方信息可见，中国珠江和长江流域连日暴雨引发洪灾，近400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其中湘江多处溃堤。湖南、江西、广西和广东等许多地区已洪水泛滥，大批民众、房屋、车辆等等淹没于洪水中。但中共官媒只轻描淡写地报导，部分地区洪灾被回避，受灾民众的惨状更成报导禁区。

 

7月14日有中共水利部官员透露，全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警河流数量增加近80%。16个省（区、市）已发布1万5千次山洪灾害预警。但官媒对如此严重灾情，却没有集中及时追踪报道，更没有高官亲临灾区视察，督促救灾。

 

从众多自媒体，如微信、推特等披露的信息可见：

@lengshui8964湘江决堤，湘潭、株州等地成泽国……半個湖南、京广線都將報废了！三峽作孽！垬作孽！

@sszyz1758痛心，湘江还是决堤了??????

@egh0mrwAWa1FQZA美国停电了，央视知道；印度的水涨了，你们也知道；湘江危急、赣江危急、P2P危急、猪肉危急、失业潮危急、中外企业突围狂奔；对于……都是一片形势大好，GDP不会低于6％。到处都是泽国，没有人出来装亲民了。我们都知道，你们都很忙

没心思了。

@ningxianhua#厉害国的幸福晚年#（无眠）。虽然不能游山，但是可以玩水。关键是免费的，没收水费和门票。

@ Stand-by-Yuxia 

百度头条是纽约停电，而国内南方洪灾却只能朋友圈看到。全国到处水灾，同胞水深火热，新闻联播上没有，报纸上没有，人民的生命财产无足轻重。相反，美国停个电，全中国都知道。我们形式一片大好，美帝水深火热…….

@charles984681

问:以前发生灾情新闻都会播报，为什么现在不怎么播报了呢！

神回复：以前播报灾情是为了让你们给红十字捐钱 ，郭美美后大家都不捐了， 也就没有播报的必要了。

问：那为什么滚动播放美国停电呢？

神回复：因为那里有牠们N多的家人和小三，怕进错房间！

 

从这些自媒体报道的消息及发出的评论我们能看出：1、中国大陆南方洪灾的严重程度；2、中国民众生命财产正经受着严重损害；3、官媒的冷漠与政府的无视显示着公民生命与财务管理权毫无保障；4、民众挣扎在绝望之中。

 

对于网民归因政府冷报道洪灾是因郭美美事件后民众不再向红十字会捐款，这显然是一个因素。要知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核心利益就是维护奴役民众的特权千秋万代。如此，一切的工作与关注点都集中于对稳固奴役的手段与需要上。只有对稳固奴役民众特权有利，那才大力报道，而相反没有什么维护特权利益，那就不作报道。当然，相应的政府权力也会予以漠视。近年来，由于政府及其红十字会腐败糜烂，公信力丧失殆尽，民众完全失去了听信政府向红十字会捐款的热情，政府及其主导的媒体也就失去了对灾情报道而从中渔利的热情。

 

中共当局长期来对文明世界指责自己人权问题予以回击，就是强调所谓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即具体体现的民生，是首要人权，将原本平等的国际人权标准区别化，用心规避国际谴责。而事实上，中共极权从来就不会认可，更不重视任何人权，因为极权就是反人权的，是与人权不共戴天，是坚决以人权为敌的。它们所标榜的一切对公民权利的认同，都是欺世盗名。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也绝不可能得到中共极权的尊重。今天南方洪灾的现实，正是暴露了中共极权以维护奴役民众特权为核心的本质。

 

从今天中国南方遍地洪灾受到中国极权统治的无视来看，只要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指望任何建立于所谓生存与发展权上的民生，都是虚假的，是随中共的好恶，与眼前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在极权体制下，民众的民生问题也是没有保障的。极权统治者需要收买人心时，做点民生工作，而一旦不愿意或觉得没必要，再或者受到别的事影响时，民生就完全为统治者所漠视，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就在统治者眼中形同草芥。所以，只要在极权统治下，公民就别指望有任何人权可以得到尊重与保障。

 

中国南方的洪灾正在泛滥，极权统治者的眼光却盯着他方，面对这种绝境，广大公民应该清醒认识自身处境，努力团结自救，并努力为建立起能保障自己权利的体制而奋斗。

 

2019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