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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事件人人喊打的凶嫌，到境况堪怜需要被帮助的失能者，精神病患在「正常」社会中长期以来是一种可疑的存在。因着挥之不去的污名，较其他身心障碍族群，患者的声音在公共场域长期隐没缺席，医疗专业或社工协助似乎就说明了一切。但真的是这样子吗？或许得先一一撕下标签，再慢慢找出重新贴上的路径，才有机会穿过重重隔离，理解何谓精神疾病。
「多年来我一直希望『康复者』能出来，但就算本人愿意，家属也怕左邻右舍得知不光彩而反对，所以几乎找不到病患公开现身分享自己的经验。」中华民国康复之友联盟（康盟）理事长李丽娟表示。
为了强调精神疾病经过治疗后能够回复正常生活，康盟将患者称为「康复者」，并于2014年与台湾精神医学会成功推动「更名运动」，将Schizophrenia过往的中译「精神分裂症」改为「思觉失调症」，希望中性的病理词汇洗去长久以来所背负的沉重污名。
无论是否因此能减低一些既定的印象或偏见，但对于患者而言，更名与否，疾病标签仍是不可承受之轻。
「目前领有重大伤病卡的康复者约22万，身心障碍手册则接近16万，这中间的落差显示许多病患或许因为担心他人眼光或找工作受刁难，而不愿拿手册。」李丽娟说。前者主要针对医药费减免，后者则关乎生活津贴、公共设施使用优惠等社会福利，从数字的落差中，似乎可以见到许多患者的「病人身份」在遇见「社会身份」中隐形了。
无法公开、难以言说、藏起标签⋯⋯精神疾病因为重重交织的社会／个人因素，病患主体的声音长期隐而未显。「相较其他的身心障碍，精神障碍者总是非常低调，深怕被认出，这也使得相关议题上，能够轻易地被医生、家属、社工，甚至人权团体『代言』。」酷儿权益推动联盟（酷儿盟）秘书长胡胜翔说，酷儿盟是提供多重障碍的性少数族群支持服务的民间团体。
「『摇摇哥』事件时，在人权团体与学者召开的记者会上，各方拼命在替『摇摇哥』代言，说将精神病患强制送医违反人权等等，我觉得很奇怪也很不舒服，以人权之名为他发声，却只有少数人真正想听他怎么说。」胡胜翔强调。
「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精神病患的无声状态与污名化处境像两条互相交错缠绕的线，彼此牵动、勾连，而让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较其他身体残疾者在社会上感觉抬不起头的原因，除了异常的身心状态，还牵涉更深层的「道德」危机。
「污名的本质是一个道德过程 ，过去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man）的研究便指出，社会性的『道德破产』与思觉失调症画上等号，因此精神病患被视为是发生危险事故的潜在污染源，更是无法善尽责任和义务的 『幼稚化』族群，难达到『成人』的道德层次。如此合理化管教训练或区隔处理的正当性，但往往造成患者的自信低落。」台湾大学心理系教授林耀盛表示。
特别在华人文化的处事原则中，道德立场与「面子」的交互作用，构成重要的行事准则，种种积极地表现或避免某种行为，皆源于害怕丢脸的羞愧情绪，并驱动社会中每个个体成为「道德的人」的渴望。而精神疾病除了身心状态的异常之外，还要背负较其他疾患更大的原罪——这是一个不好、不光彩、没面子的病，最好隐藏起来，被知道的话，不但丢自己也丢家人的脸。「『丢脸』意谓着『道德破产』，便带来真正死亡的感觉，比身体的害怕更强烈。」林耀盛强调。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不经意透过语言或文字、感觉或姿态，以「疯子」、「神经病」、「该看精神科了」等奚落语调品评人事物时，其实就是一再强化此一道德贬抑的特质，引发一种「羞愧感」的集体经验，使得精神病患难以重新「做人」，僵固成某种特定形象的病患角色，也形成对立于所谓「正常」世界中的「他者」。
1980年代一连串的社会事件，包括疑似精神失常男子闯入萤桥国小对学童泼硫酸，以及龙发堂收容患者的环境以及方式引发非议，促成1990年《精神卫生法》的立法，其中并明确订出强制就医的规范。此一危害社会秩序的想象就此投下长长的阴影在精神病患身上，直到近年新一波疑似与精神病患者有关的重大社会事件发生，烙印更挥之不去。
「过去台湾的精神医疗体系其实是多元而复杂的，大多散布在各地方的私人医院或中小型机构，比较没有高度的集中化管理，1980年代发生种种的争议事件后，使得精神疾病被大众视为一种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国家慢慢开始以医疗评鉴、医院管理等手段把原来被认为『反现代』、不符合标准的民间机构收拾掉，继之而起的是大型疗养院的设立与设置大量的急性精神病床。」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助理汤家硕表示，他的硕士论文以龙发堂的发展为切入点，考察台湾精神医疗迈向现代化的历程。
「现在台湾经过专业训练的精神科医师大约1,700人，而其中大部分都是在过去35年内产出的，」三军总医院北投分院精神科医师张廷硕说，他的「精专字号」名列1,600多号，是最新一代的专业精神科医师，通过专业考试后取得执照，上面的字号大致对应出现有的精神医师总数，「 在1980年代前，精神科跟神经科是在一起的，解严前后才分家独立。」他补充道。
诊断标准不稳定　生物取向成为精神医学出路
随着精神疾病进入现代医疗体系的视野，包括患者的认同、大众对疾病症状知识来源，于是都被统合在精神医学诊断系统下，其最主要的依据，来自美国精神医学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发行的《精神疾病诊断暨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而看似「专业」、「正确」的国际医学准则，却从来不是不可质疑的权威圣经。历年针对DSM的删改、增补等修订，充分显露出精神疾病的标准一直受到时代变迁与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是一连串动态的过程，而没有一个绝对客观的标准答案。曾经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病症，过几年后可能就只是人类存在本质的差异与多元，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决议，将同性恋完全从DSM的诊断列表中去除。
DSM第一版发行于1952年，当时的疾病诊断名称只有106种，但到了2013年最新的第五版，诊断类别已超过300种，意谓着精神疾病的光谱，纳入许多日常生活中原本不被视为病的情绪反应与行为模式。对精神医学过度扩张诊断定义的疑虑，在DSM第五版刚发行时曾掀起不少争议。
以忧郁症为例，本来在第四版的诊断里，排除因亲人过世的哀恸反应（bereavement exclusion），认为这是人之常情，但第五版却将此排除条款拿掉，认为即使是因亲人过世而哀伤，只要够严重，依然要当作忧郁症看待，背后是「早期筛检」的概念。
但哀恸是否存在一种举世标准，精神医疗专业到底该如何看待，它跟牙痛、背痛一样是我们不能忍受的东西吗？凯博文就曾经投书国际顶尖医学期刊 《刺胳针》（The Lancet），以自己的经验反思，2011妻子过世一年后，还是极度哀伤，做什么都提不起劲，但他认为那是一种纪念已故亲人的方式，在哀悼中的怀念，自有其文化上的意涵，不是需要治愈的精神疾病。
「精神诊断最大的问题是不稳定，这牵涉到疾病的『实体』是什么，其实是不确定的。」
「到底忧郁症是什么？你的忧郁症跟我的忧郁症是一样的吗？台湾的跟美国的是一样的吗？不管哪一种理解方式，都会牵扯到当下社会的价值，DSM一开始的目的是用统计分析的科学方式取得一致的参照标准，但个人与不同社会之间衡量的差异性太大，使得它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方式还存在一些争议，所以才会一直改标准。」张廷硕表示。
在疾病实体的本质问题难以衡量之下，将疾病归因于脑部神经传导物质失衡、脑部病变、体内化学平衡的改变，并能藉由药物控制改善的生物取向，成为精神医学与其他医学专业平起平坐的出路。
「从更大历史脉络来看，生物精神医学的出现，不过就是这二、三十年的事情，开药变成最主流的治疗方式，20世纪早期的精神分析或从社会角度的论述退居边缘。最终出线取得主导地位，不一定是因为比较有效，而是让现代的政府与医疗机构能够定位这些病患。其他方法都需要更长时间、更广泛的理解，缓不济急。」张廷硕说。
药物依赖的宿命与逃离的契机
来到医疗机构现场，精神医师在密集的看诊人次中，犹自顾不暇。「老实说我现在一个诊看30个人就已经很累了，有名的主任或大教授一个门诊可能有80或100人，造成一种现象，医生常常只有时间对着计算机开药。」三军总医院松山分院身心科主治医师王圣强说。
「『语言』却又是我们这行很重要的功夫，花时间好好谈、同理病人的疗效有时不下于药物，但当我花40分钟做治疗性会谈，就压缩到后面病人的时间，而繁琐的申请程序与很低的健保给付额度，使得很少医生愿意多花时间做心理治疗。」他补充道。
对于受慢性精神疾病困扰的患者，除非有一定经济条件安排自费的心理治疗，对药物的依赖几乎是一种宿命。
玮玮（化名）在7年前因为感情与经济因素，服安眠药自杀被送医急救，恢复过后被转送急性精神病房，开启他「成为」一个精神病患的人生。
在他身上的诊断从轻度到重度忧郁症，一直到近几年的双极性情感疾患（旧名躁郁症），他的症状越来越严重，药量也越来越大，「从最早的三环抗忧郁剂吃到百忧解、克忧宁，后来都没效，发作时什么事都不想做，一个人关在房间哭，后来医生换开三级管制药品『利他能』，那原本是治疗过动症的药，吃下去后没有理由的开心，但药效过后情绪落差非常大，得吃好几颗强力镇定剂才能慢慢缓和。」玮玮说。
高职就开始自食其力的玮玮没有家庭奥援，昏天暗地不停加班的职场环境让身体撑不下去时只得辞职，并再回医院调整药量，前阵子找新工作非常焦虑，并因新药强大的副作用而送急诊，「我也想做心理咨商，但一小时一千多的价格实在花不下去，只能想办法让自己努力撑着。」玮玮说，「医师除了开药以外，不会多聊什么，顶多问这个月还好吗、情绪状态怎么样？比如躁症多一点、没办法睡觉、比较忧郁，看不同状况就帮我换药，换完药下个月回诊还是一样的问题，这个月怎么样，还好吗？」
药物像是紧箍咒，维系患者在理性世界的边缘不至失序，却也偶有胆大之徒受不了制约，不遵从医嘱，不顾后果地逃离。
胡胜翔在高中时被辅导室建议去看精神科以来，病史已有12年，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的副作用使他几乎难以忍受，在5年前毅然自行断药，「有一阵子吃治疗躁郁的锂盐吃很凶，副作用会造成体内钾离子大量流失，某天睡觉起来发现只剩嘴巴可动⋯⋯时常要挂急诊，住家距离医院不能太远，那是一种随时会被副作用折磨的恐惧，所以虽然戒断过程很痛苦，还是决心断药，隔了一阵子告知医生，吓了他一大跳。」
「以前就把自己想象成病患，医生说有病就觉得自己有病，诊断什么就是什么，不会思考当中发生什么事情。」直到后来从参与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找到生活重心，并脱离原生家庭的情绪纠葛，他才开始有意识地翻转病患的被动角色，甚至尝试触碰生命中最难以回顾的创伤，拼凑最早「病发」的记忆。
当时刚上宜兰高中的他，是老家二结第一个出柜的同志，父母无法接受外，学校非常慌张，也常被同学调侃，而在地区的第一志愿学校里竞争激烈，学业成绩不复以往，越来越差，种种压力终因一件小事而引爆。
「某天我因为早自习擦窗户而被导师狂骂，『等下就考试了还搞不清楚状况！』而我表示只是听从卫生股长的吩咐，『他叫你去吃屎你要不要去吃屎！』骂到后来我情绪崩溃地90度鞠躬跟老师道歉，隔天辅导室介入处理，导师大喊『是学生的情绪问题，我不应该道歉是学生要跟我道歉』，我哭着再次道歉，觉得很痛苦不想读了，就此休学。」胡胜翔回忆着细节，像是一直无法毕业的中学生，掉下眼泪。
「回想起来，觉得当年的校园辅导体系太过武断，把没法解决的『问题』丢给精神医疗。花了10年的青春生病，现在要花更多力气追回那些时间。」进入医疗体系后，随着不断变动的诊断——从精神分裂症、双极性情感疾患，一直到近年的边缘型人格疾患， 他再也没有回到学校。
精神康复和生命的意义
「一般人生病时什么都不用做，乖乖吃药当个病人的角色就是生活的全部，好了之后再回到正常积极的人生，但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康复和『生命的意义』是在一起的。」因为身边有精神状况的亲友不在少数，在实际进行研究之前，作为一个陪伴者，汤家硕与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有比较接近的距离。
包括怎么跨越心理门坎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人、走进诊间有／无得到期待的效果等挣扎历程，他都曾一同走过，「也曾感到无法接受，都已经尽了这么多努力，这个人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后来发现要比他先接受这个限制，没有关系，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这样走了，我不会有任何遗憾，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那就这样吧！」
「精神药物的功能，只是提供重建『可欲的』生活的生理基础，但终究无法回答：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这其实有点像哲学问题，一般人都不一定答得出来，但一个精神病人比一般人更需要了解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否则继续在那个混沌的世界里面慢慢消逝无踪就好，干嘛康复？」汤家硕强调。
疾病的标签既是容器，涵纳种种来自角落的异常心灵；也是遮蔽，难以看见不同际遇与个性的独特个体。
对大多数没有类似经验的芸芸众生，要如何理解他人的精神苦难，简直难上加难，甚至避之唯恐不及。在正常的理性世界之外，可以分类出一个个异常症状，让他们成为只是需要「处理」的对象，但若我们不能满足于此，或许得先一一撕下标签，再慢慢找出重新贴上的路径，才有机会穿过机构与药物的隔离，「理解」这些幽微的生命经验。
（来源：报道者https://www.twreporter.org/a/mental-disorder-public-percept 2017/1/9）

什么是精神病？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内心世界，又会是怎样的？香港精神科医学院与非牟利机构心影荟及浸信会爱羣社会服务处合办「Look at MI 摄影与精神健康推广计划」，鼓励经历精神困扰的青少年透过摄影，表达面对精神病的心路历程。在计划当中，青少年与同行大使一同学习摄影，并透过相片去探索对精神病的理解和想法。
Fish(化名)大学毕业后曾患上思觉失调。她最初对精神病了解不多，亦很担心自己的病情。在发病之后，她很害怕让别人知道她的情况，渐渐变得不愿意与朋友见面，对自己的病更难以启齿。在参与计划期间，Fish透过摄影，重新思考自己对精神病的想法，她发现，患病的经历对她的人生有另一种意义。她又指出，平日很难用言语或文字表达自己心中所想，但透过捕捉影像，能引起她内心的共鸣。她发现，摄影能让她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
义工Karen表示，过去从报章上得知精神病复元人士的情况，故很想与他们同行，陪伴他们经历生命中的困难。她过去对患上精神病的人有既定印象，以为他们的能力较别人差，知识水平亦不高。从没有接触过复元人士的她，透过计划了解到精神病是很普遍，而且不同层面的人都有机会患上。她又指：「精精神病复元人士的学识水平可以很高，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拥有梦想，对未来亦有很多想法。」Karen表示，参与活动过程中，令她对精神病有更广阔更深刻的理解，亦突破了过去对精神病的各种既定框框。参与活动的精神科医生，在病房外与病人接触，亦有很特别的体会。
在同行交流活动中，复元人士与同行大使对精神病有重新的定义和理解，并透过自身经验分享和指导，更掌握在患病复元路上的目标和方向。透过不同的摄影活动，反思自己对精神病的迷思和误解。
「Look at MI正视精神全港公开摄影比赛」是本次计划的重点，期望让公众透过相片，表达对精神健康及精神病的理解和感受，以提升大家对精神健康的关注。欢迎广大市民及读者一起参与，比赛详情请浏览：http://www.hkcpsych.org.hk/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270&Itemid=623&lang=tw
   （来源：雅虎香港https://hk.news.yahoo.com/blogs/psyhk/%E3%80%8C%E5%BE%9E%E6%94%9D%E5%BD%B1%E9%8F%A1%E9%A0%AD-%E6%AD%A3%E8%A6%96%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3%80%8D-060812884.html  2017年1月27日）

刘锡伟，1934年出生，精神病学专家，曾任江苏省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主任。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首创“疯劫”学说，认为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都有得到一次科学、合理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尽管杀害4名舍友并藏尸的马加爵、残忍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在那个年代惹得舆论哗然、人人诛之而后快，刘锡伟却跳出来站在了“民愤”和“道德”的对立面：他们或许是患有精神病的，应该得到一次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机会。
网络上有很多关于刘锡伟的报道，褒贬不一，因为他的工作总是徘徊于法理和道德之间：他既是一名有着近60年从业经验的精神病专家，同时也从事着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工作，许多重大刑事案件中都能捕捉到他的身影。在刘锡伟看来，云南杀害同寝室4名同学的马加爵、陕西汉阴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以及南京驾宝马撞人的王季进等人，均有精神异常的行为，应当给予司法鉴定的机会。
《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刘锡伟说，想要启动这道司法鉴定程序却难比登天，当事人可以申请，但最终决定权在司法机关手上。他曾为许多重大案件呼吁，希望对犯案的嫌疑人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然而屡屡不能得偿所愿。
精神病人的“剩余杀人”
2016年7月17日，82岁高龄的刘锡伟和年过七旬的妻子刘美晋匆忙吃过午饭后，启程奔赴无锡火车站，买了最近一趟去上海的高铁票，到达上海后又马不停蹄地坐飞机赶往石家庄。老两口随身只带了一些现金和应急的药物——年逾八旬老人的必备物品。
到达石家庄入住当地的旅馆时，已经是7月18日凌晨两点，妻子再三确认刘锡伟没有因长途奔波出现哮喘的症状后，两人抓紧时间补充睡眠，因为第二天一早还有“人命关天”的大事要办。
让刘锡伟和老伴不远千里，在半天的时间内从无锡辗转上海再到石家庄，是因为上午的一个电话，电话坐标地显示为加拿大。“刘老师，您能不能到石家庄，救救我弟弟。”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焦急，听起来不像是骗子。
女人告诉他，自己的弟弟在石家庄涉嫌杀人，但是作案时的行为实在古怪，家人怀疑弟弟患有精神疾病，但河北医科大学给出的鉴定结果是无精神病，女方想请刘锡伟看看案子的卷宗，判断一下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找到我，能帮就帮一帮吧。”老伴也一如既往地支持刘锡伟，提出像以往一样的要求：随行陪同。像刘锡伟这样的专家“出场费”一般是1万到2万元不等，他仅向求助者报销了路费。刘锡伟很高兴退休后还能做回老本行，何况能近距离观察到被收押嫌疑人的机会并不多，多数时候，他是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探寻蛛丝马迹。
早晨6点，刘锡伟就起来看案卷，9点见到了当事人的律师，看到了案发时的视频录像。录像里，嫌疑人用刀扎死了两名被害者，随后又在被害者面部连刺数刀，更匪夷所思的是，还拿起刀扎伤自己，案发后并未在第一时间逃逸，而是呆立在现场一段时间后才离去。
“这就是‘剩余杀人’，‘返祖兽性化症候群’。”刘锡伟说，正常情况下的蓄意杀人，凶手确认被害者死亡后没必要重复无意义的行为，杀人后第一反应是逃逸，嫌疑人却没有这么做。而“返祖兽性化症候群”，意为重症的精神病人犯案，并无独立思考能力，犹如动物，行为无迹可寻。刘锡伟第一次提出此概念是在邱兴华杀人案件后，当时有人叫骂有人支持，出现了两个极端。
随后刘锡伟旁听庭审，“法庭上对他有利的他讲不出来，对他不利的却一直在重复。”从家人口中得知，嫌疑人以前就曾被医院诊断为忧郁症，还吃过抗忧郁的药物。通过种种迹象，刘锡伟在休庭后吃中饭的空当写了一个疑有精神病的根据和意见书，建议重新做第二次鉴定。“最近二审刚刚结束，不知结果如何，恐怕不太乐观。”迟迟等不来消息，刘锡伟焦急的同时，却也无可奈何。
“马加爵和邱兴华，都有精神病”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找到刘锡伟帮忙做鉴定，更多时候他是主动为这些即将“抵命”的嫌疑人奔波。
“马加爵案刚发生的时候，我们没见过马加爵本人，以为是吊儿郎当、五大三粗的流氓，实质上是个文弱书生，当时的鉴定专家经过翻看案卷和推敲商议，认为马加爵应该是患有精神病的，但是苦于找不到症状。”在刘锡伟、杨德森起草《精神卫生法》的刘协和等知名精神病专家眼里看来他的症状很明显：“同学之间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呢?而且杀人后碎尸放进衣柜，继续在这个房间里睡觉，庭审的时候还扮鬼脸，我们一看就认为是青春型精神分裂。”刘锡伟到现在还记得庭审时马加爵的姐姐拼命哭喊：“弟弟你一定要争取上诉!”然而马加爵决定不上诉。“他觉得自己杀了人就该死，完全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刘锡伟说，没有了求生意念，一审很快定罪，马加爵被判处死刑。
2006年的邱兴华一案，是刘锡伟在外奔走最久的一次。邱兴华因为莫须有的猜测和妄想，趁道观内管理人员和香客熟睡之际，持斧头、弯刀，将陕西汉阴县铁瓦殿内工作人员和香客等10人杀害，其中最小的仅12岁，他甚至还把道长的心脏剖出来切丝炒熟了喂狗，手段极其残忍。邱兴华作案后烧殿潜逃，后被追捕归案。刘锡伟看过卷宗后认为邱兴华患有偏执型精神病，与刘协和的诊断“嫉妒妄想”不谋而合。一审开庭的前一天，刘锡伟自掏腰包赶到北京，一待就是34天。
1934年出生的刘锡伟在3岁时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作为顶梁柱的父亲被日本人杀害，母亲和刘锡伟兄弟姐妹6人日子过得异常艰难，刘锡伟在读高三时，正值抗美援朝，他投笔从戎，参军进入了军干校，分配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医，还曾担任党支部书记。1956年底，他因品学兼优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中尉军医。本来以为迎来了好日子，却在1957年被打成党内右派，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发配到当时相对边远的广西，六年同窗时交的女友也因此分手。在广西，刘锡伟自学了建筑，设计精神病院，也认识了现在的结发妻子刘美晋。
上世纪60年代初，刘锡伟成了最早一批司法鉴定工作者中的一员。“直至现在，我们的方法仍过于简单，目前的误鉴率有10%，苦于没有客观的标准和前卫的科学技术手段，所以很难鉴定出是否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目前行业仍处于提高阶段，国内精神病患住院后要经过三级确诊，由住院医生、主治医生和主任医生逐级确认，如果遇到疑难病症还有专家会诊。因为司法鉴定的时间有限，往往一小会就结束了，“我认为应该住院观察，至少半到一个月，心电图24小时监护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多数时候是公安人员采集病史，单这点上就不是很专业。”1983年刘锡伟回到江苏，就职于无锡第七人民医院，后改为无锡精神卫生中心。
退休后的刘锡伟偶尔和院长聊及司法鉴定一事，院长告知他，每年做1000例精神病司法鉴定，一例的酬劳在4700元左右，却远远不及成本，因为员工需要加班加点，付出很多劳动。各地的精神病司法鉴定都依附于精神病院，而行业现状比较混乱，“有时候法医都可以做精神病司法鉴定。精神病很复杂，他们的认识远远不够，有多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病医生才能胜任。”
刘锡伟在广西做过30多起精神病司法鉴定，常说这项工作要保证质量，才能经得起科学检验。他是全国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大纲课题组的成员，课题组由两个群体组成，一边是在司法部任职的，年轻人居多;另一边是老一辈的专家组成的。“我们的工作很难做：非常复杂，非常艰巨，非常深奥，非常敏感，同时又非常严肃。”刘锡伟总结道。
“我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
南京王季进开宝马撞向一辆马自达，时速达到192.5公里，致马自达车内2人死亡，南京脑科医院诊断王季进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部分责任能力，结论出来后很多人无法理解什么是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网友开始骂人，说鉴定专家是不是拿了好处，收了红包。后来我做功课，把很多报道一看再看，他13岁得病，期间复发了两三次，到案发时已经有22年的病程，应该是慢性长期而非急性短暂的。”刘锡伟的这一结论能促使王季进担负的责任更轻，恶语相向的人屡屡有之。
被网友质疑甚至谩骂的现象，早在邱兴华案中就出现过。因为刘锡伟坚持认为邱兴华是精神病患，所负刑事责任有限，他的“返祖兽性症候群”说法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为凶手开脱”“收了好处”，甚至有人说他“泯灭人性”，一时间他被推上风口浪尖。
“网上有3%到5%的人骂我，我就‘微笑迎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导盲犬’。”刘锡伟称自己是导盲犬，“导”的是文盲、法盲和科盲，他认为自己是在为这些疑似精神病患争取一个司法鉴定的可能性，不掺杂个人情感，“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尽管刘锡伟的呼吁大多石沉大海，他仍不能放弃任何一点的可能性。邱兴华案一审时，为邱兴华辩护的律师甚至没有提出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申请，刘锡伟问对方缘由，答曰：“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尽管业界权威的看法达成一致，认为应当启动精神病司法鉴定，但终审开庭仍驳回上诉，维持死刑判决，随后邱兴华在安康江北河岸边被执行枪决，没能等到一次司法鉴定的机会。事后一位专家解读，在民愤极大、伤及军警的情况下，一般不做精神鉴定，邱兴华的死是必然的，有一个作用：平民愤，抚慰社会伤痛。
“很多人说我多管闲事，也受到了各方面的阻力。”除了来自老百姓的质疑，刘锡伟还曾一度面对“上面”的压力。他在广西任职期间，一名复员军人杀了当地的信访处处长，被刘锡伟鉴定为患有精神病。曾待刘锡伟不错的卫生厅长恼火地找到他，认为他是“保护杀人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应该被挽救”，希望刘锡伟能“幡然悔悟、明哲保身”。“我不能跟着他讲是没有精神病的，我说坚决不能改。”
当时跟随刘锡伟的副主任医生几次三番劝他：“老刘，不然你就把结论改一下。”都被刘锡伟拒绝。“现在改了容易，但以后如果追究起来，就是我的责任，何况还关乎一条人命。”
“我曾拜访过很多杀死人的精神病人的家属，他们很可怜。”刘锡伟回忆，马加爵的父亲在门口筑起了一道墙，与世隔绝，和外界完全不联系，因为只要出去别人就说他儿子是杀人犯。马加爵的姐姐向刘美晋哭诉自己生不如死，“她丈夫说她弟弟是杀人犯，虐待她，婆婆瘫在床上，让她护理，一旦不周到，就开始家暴，工作也丢了，无处可去。”
“我们不只关注精神病人的权益，被害者同样可怜。通常情况下被害者家属一定要想方设法让对方被判死刑，杀人偿命的观念很牢固，实际上这是‘同态复仇’，等于让另一个家庭蒙受苦难。其实，让对方非死不可的观点是可以改变的。王季进的案子我不光安慰了他的家属，也找到被害者的家属。”刘锡伟告诉对方，痛失爱子他如同身受，“但这是一场灾难，请你做好思想准备。王季进的鉴定结果很可能就是患有精神病，不会被判死刑。”受害人家属当时有点懵：“这种事谁能接受得了?等结果出来再说吧。”
施劫者和罹劫者的“疯劫”
刘锡伟一次次告诉受害人家属，患病者是不受控制的，希望得到对方的原谅，他首创了“疯劫”学说：肇祸的精神病人是施劫者，被害人是罹劫者。“这是一种灾难，以人为载体，但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疯劫”的灵感来自于早年香港的一部同名电影，由许鞍华导演，赵雅芝主演。14岁的孙子因为刘锡伟常把“疯劫”二字挂在嘴边，就叫他“疯劫爷爷”
“疯劫学我总结了五句话：有精神病无不了，无精神病有不了，装精神病跑不了，被精神病长不了，被正常人冤死了。”刘锡伟有时分析历史名人轶事，从精神层面似乎能看到另一种解读。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的严慰冰给林彪写过一封匿名信，说后者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恼怒的林彪查到了严蔚冰身上，欲找她丈夫陆定一的麻烦，“最后发现她可能患有精神病。”刘锡伟说，“而林彪患有恐惧症，他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安静，周围要布置成黑的，图画上的水波他也害怕。”刘锡伟常向别人科普，医学上的神经病和老百姓讲的神经病不一样：医学上的神经病是神经系统的炎症、肿瘤、外伤、退行性病变等。“邓小平患的帕金森就是神经系统疾病，次一级的神经症包括神经衰弱、恐惧症、焦虑症、强迫症等。”
不仅是他杀，自杀也是疯劫之一。刘锡伟的大女儿是张国荣的粉丝，“世人都以为张国荣是忧郁症自杀，实际上是被害妄想。”刘锡伟说，有一次在香港的同行间交流，他说张国荣有被害妄想，得到了在座的认可，原因是张国荣生前曾透露有人要放蛊害他，而忧郁症的情感低落、思维迟钝、行为降低等症状在他身上都没体现。“忧郁症可以跳楼，但并非跳楼的都是忧郁症。”
《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曾带同事朝格图找刘锡伟看病。朝格图进门换好鞋后开始和刘锡伟交流，期间一切正常，谈话完毕朝格图在阳台抽烟，开始出现反常：把还燃着的烟头往嘴里放;临走时不是把拖鞋放在门口而是放到主卧室的马桶盖上;晚上折返，说是包落在了刘锡伟家，怕给后者带来灾难，一定要找到，事实上并没有这回事。
后来刘锡伟在美国探望小女儿时接到了柴会群的电话：朝格图跳楼自杀了。刘锡伟第一反应是：“从几楼跳下来?”他想知道病患的求死心有多大，被告知是20楼。“别人说他是忧郁症，明显不是，吃烟头、放鞋、找包，他以为有一个假想敌要害他。”
因为小女儿在美国念书，刘锡伟曾6次赴美，“美国人的慷慨、诚实和爱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07年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韩国留学生赵承熙杀了32人后自杀，恰巧身在美国的刘锡伟看到了报道，认为赵承熙是有精神病的，后来事实证明了他的猜想。善后的工作让刘锡伟记忆深刻：32名学生公葬时，赵承熙的墓碑和他们并列立在了一起，希拉里在追悼会上讲道：“当他需要就医的时候，我们没能及时伸出援手，所以他也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
关于整个社会如何宽恕这些施劫者，刘锡伟认为应该成立一个公众安全维护中心。“国外早在1843就有麦克诺登条例，我们落后了近两百年。”柴会群曾在一篇报道中写道：“尽管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多年，但在几起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刘锡伟至今无一例成功。”
有网友评论刘锡伟是“悲壮的英雄主义”。虽然他的努力未必会得到想要的结果，但无论从情感还是操作性上，“疯劫爷爷”始终奔走在人道主义的路上，不光为了精神病人，也是给受害者一个交代，他们之间的对立关系需要一种力量来平衡，哪怕是一个人的力量。
“我们的人民，理应更宽容。”刘锡伟放下手中的案卷，笑着说道。
（来源：中国残疾人http://www.chinadp.net.cn/news_/persons/2017-01/21-15841.html   2017年0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