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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健，原本是一个退役军人，因为退役后经商引发的冲突让他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从一个军人到精神病人，巨大的反差和5次精神病院的折磨让他的身体出现了许多不良症状，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精神方面的打击，他说有时感觉就要崩溃了。
 
据了解，朱永健家住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囗镇采香泾高车渡，身份证号是：320524196410236631。1987年在解放军坦克二师服役期间入党。退役后做个体经营，租赁摊位卖肉。因相邻摊主挑衅发生打斗，朱永健反击时至其受伤，2001年朱永健被吴中区法庭以故意伤人罪判处拘役六个月。朱永健认为法院造假枉法判决，出狱后坚持申诉，直至进京上访。
 
2004年5月22日，地方政府、法院为了压制朱永健上访指使黑社会人员沈菊芳、王延朩对他实施报复性的殴打，造成他左耳穿孔。
 
2004年8月8日，因“上访闹事”，藏书镇纪委领导陈爱根、王伟珍在采香泾支部召开大会，宣布朱永健被开除党籍。
  
朱永健为此找到吴中区纪委，纪委领导张建春说，“只要你不上访就还是党员”。因朱永健坚持上访，2006年9月11日吴中区纪委下达了开除朱永健党籍的书面决定。
 
2007年10月2日，朱永健在京上访时被截访人员绑架回了苏州，关押在黑监狱。10月4日晩上十几名着便服的联防队员趁黑夜把他强行押送到了苏州市广济医院（五病区）。进五病区后，病区主仼钱正康等几位医护人员对他不作仼向检査就直接绑在特珠的病床上开始强制打针、灌药，进行所谓的“治疗”。
 
好心的病友出院后电话通知他的家属，家属赶到医院后钱正康粗暴的阻制家属探望引发争吵，结果，朱永健遭到报复被加大药量。加大药量后朱永健整天迷迷糊糊躺在病床上不能自理，大小便都由护工帮助清理。这样的日子持续到11月2日镇政府才把他送回家中。临走时村主任杨建新说 “看你还敢上访，共产党啥事都干得出来”。朱永健出院后近二个月的时间两腿不能走跟，眼睛不能看书。这是朱永健第一次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惨痛经历。
   
朱永健记述，第二次被关进精神病院是2008年，那年的3月8曰，我在北京中纪委接访中心申诉并举报有关事项，接谈一结束就被几各截访人员喑中盯上并围追拦截，围追引来了许多大街上好心行人的制止，截访人员竞然称 “我们是抓小偷 ”善良的路人报警后，安定门派出所出警后当即认定我是非法上访并收了7000元钱用警车把我送到了山东德州。吴中区胥囗镇派出所在德州接到我后就直接把我押到了苏州广济医院五病区，钱正康为首的医生用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手段把我天天绑在床上超大量给我打精神病针、灌精神病加抗癫的药物，由于药物作用让我体会到了生不如死的感觉。4月15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我写下了不再举报申诉上访的保证书后才被送回家，但我早已无法正常走路了。由于连续两次被精神病院残酷迫害，我出院一段时间至8月18日夜里第一次突然出现了严重癫痫病症状。
   
第三次是2009年5月2日，我在北京上访，顺便去天安门旅游，由于带着上访材籿，被天安门分局查获后送往了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当夜截访人员陈国平、冯尊华等人把我押回苏州又押进了精神病院，这次是在7病区，我又被残酷的“治疗”了20天。
 
第四次是2009年9月22日，我住在最高法信访接待处附近的旅馆，夜里被小红门派出所送了马家楼，当夜又被“安元鼎 ”黑保安专车专人直接押送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1个月。
  
第五次是 2010年12月28日，我万般无奈带上控告举报材料乘20路公交车在天安门前抛撒，想引起中央领导对我的重视，被天安门分局训诫处理后送久敂庄，截访的把我接回苏州后，12月30日胥囗派出所夏益呜所长令人把我押进了精神病院6病区。6病区医生王晓龙、沈哓宇、顾震等给我“上大单”（即双腿双手捆紧分别绑在两端的床头），打针，插胃管灌药“治疗”20天。
 
2011年1月21日，胥囗镇派出所为了拘留我，民警金永祥给我办了出院手续，戴上手拷押进了苏州市治安拘留所，在拘留所我癫痫病发作4次，过了几天金永祥等人把我转押到苏州市第三看守所，执行苏州市劳教委对我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在苏州第三看守所期间我的癫痫病明显加重连续发作。
 
转入江苏省句东劳动教养所后，我的癫痫病也是三天二头大发作，有时一天连续发作3次，对此劳教所管教只说一句话“现在权大于法我们也是混饭吃，沒有办法的”。不久劳教所给我办理了所外就医。2011年9月我身体好些后到北京乘坐公交车时往外撒自己的上访材料又被送回了劳教所， 2012年1月期满解除劳教。之后又因上访被非法拘禁、拘留，两次劳教，批捕。
 
翻看朱永健的材料发现，《苏州广济医院司法鉴定所出具的多份医学鉴定书》和《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司法鉴定所出具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意见书》中对朱永健的鉴定结论均为，偏执性人格障碍。
 
对此朱永健说，被精神病、被拘留、被小偷、被文盲、被关黑监狱、被劳教、被软禁都是他们对待访民的手段。
 
这些脱离人性底线的当权者无视法律的尊严，颠倒黑白，用公权私设的家法控制掩盖自己丑恶真相，残酷打击迫害依法上访举报控吿的维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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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赞成松绑强制住院的条件，也反对扩大其适用范围。我只希望对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送医条件、过程，能够有更合现实和不违反医疗原则的规范。
近日，「摇摇哥」强制送医的争议 ，又浮现新闻版面。这个社会，似乎总是在争议中渡过。对问题的澄清，似不太在意。对解决或改善问题的具体办法，也兴趣缺缺。仅在空洞、繁复的法律文字中针峰相对，各说各话、互不相让。
我想把台湾精神病人送医的历史，依个人经历过的实际状况加以叙述，让大家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也许，对目前的争议和未来的精神医疗走向，提供另一个可以思考的空间。
在八0年代中期以前， 对精神病病人的送医，主要有二个方式：1. 任由家属自行负责；2.政府强制安置。政府的强制安置，以台北市为主。我想，当初应是出自政治、社会考虑。因为，台北市不容许出现「路倒」，以免妨害观瞻、治安。
「路倒」，是指倒卧路旁或衣衫褴褛在街头游荡的人。只要警察看到，就会填具路倒三联单 ，然后，强制安置。安置，有二个地方：1.社会局特约医院；2.游民收容所。依警察的初步判断，若怀疑有身体问题，送特约综合医院（以公立为主）；若怀疑有精神问题，送特约精神科医院（以私立为主）；若无怀疑身体及精神问题，送游民收容所（公立，由社会局负责）。路倒安置之费用，在未找到可付钱的家属前，一律由社会局负担。五、六十岁以上曾住过台北的人，大概都知道当时的台北，很少看到「路倒」的人，也很少看到「游民」。
对特约医院新收治的「路倒」疑似精神病人，在一个星期内，必须由负责的公立精神科疗养院医师诊断确认后，才能继续住院，社会局才会继续付钱。我在1983-1987年曽任市立疗养院保健科主任兼负责台北市小区心理卫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每星期对台北县、市近29家特约医院通报的新病人，到院去做诊断确认。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未看到非病人被「强制」收治的情形。换句话说，在一般情况下，警察对精神病病人的初步判断，错误率似乎远比预想的状况为低。让人比较奇怪的是，由外县市来的「路倒」，似乎明显偏高。我知道，台北市外的县、市，财政相当困难，家属也因贫困无力负担医疗费用，而将病人「丢」在路上。因此，我和社工总是不太积极追问他家住那里，而照原始申报的「无名氏」，尽可能拖到他们改善到某一个程度才停止。
对精神病人突发精神病行为而造成的问题，在戒严时期，处理相当简单。尤其，在蒋介石总统时期，任何波及到领导阶层的所谓「安全」问题时，病人的消息和境遇，通常皆音讯全无。我首次碰到的个案是一位女病人。她在1974年蒋介石逝世后不久，突然强闯总统府，要坐总统的位子。消息并未见报，在一段时间后，医院才接到警总要求收容病人的公文。这位病人才幸运的住进医院。在治疗稳定后，要让病人出院，但，警总却要医院保证病人不再犯才能获准。经过近半年的反复说明、沟通，病人才获准出院改门诊治疗。
另一个例子，则是1976年双十节的谢东闵副总统爆炸案。案发后，警总等单位立即展开全面的搜查。有一天，外来安全单位会同人二直闯病房，要求比对所有病人笔迹时，被病房护理人员阻在门外而爆发争执。主治医师胡维恒就带我们几位住院医师，在病房门口与他们争论。最后，他们才悻悻而去。
这二件事件，都是发生在叶英堃教授创立和担任台北市立疗养院院长期间。在戒严时期，对叶院长能够挡住压力而维护病人权益的勇气和坚持，我们都满懹尊敬。也可看到当时精神科医师应有的职业道德和尊严。
真正改变的开始，是在李登辉总统时代。干扰总统府危安的精神病人，已改由警察要求家属带病人就医。精神卫生法，在1990年正式公布实施。虽然，经济的富裕加上人权、法治观念的改善是立法成功的因素，不过，1984年萤桥国小悲剧造成的强大民意压力，应是促成及早通过的重要推力。精神病人的就医问题，才逐渐受到正视。虽然仍发生1998年的北一女泼酼酸事件，不过，精神病人的受/就医权益，已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
「摇摇哥」的争议，我看到的是对精神卫生「法」的二个极端冲突想法，却忘掉了「法」的目的和精神。公权力和支持的一方，希望扩大适用范围；非公权力和反对的一方，则希望限缩适用范围。也许，大家都需要冷静、理性的思考，以获取合理的共识。就此个案，我想提出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依现行的精神卫生法，强制就医需符合二个条件：1.严重病人；2.需有自伤、伤人或之虞者。以「摇摇哥」个案来讲，北市社会局希望未达自伤、伤人的标准，即可强制送医；政大师、生，有多达千人则「作证」摇摇哥没有危险性，也从来不曾伤害自己或他人，支持他可以拒绝强制送医。摇摇哥是否真有「病」？，或者，他需要不需要接受「治疗」？反而未被严肃讨论。
扩大适用范围，是行政机关希望便宜行事，甚至带有极权心态，可能造成侵犯人权之虑的倒退行为。松绑条件，是否会因为被误用，而造成无关人等的人权被侵权伤害及压缩真正需要治疗病人的预算、经费，亦是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反对者见诸媒体的理由，则亦有待商榷。若，摇摇哥真的有病，他需要的是适当、合理的医疗，而不是他「需」、「不需要」治疗。对不幸生病而难以正常、适当保护自己权益，或因病而非自愿伤害他人的病人，舍弃其应有的治疗权而任其自生自灭，真的能算是保障「人权」吗？作证不会自伤、伤人，真的能保证吗？一旦出事，病人不是又被不公平的对待和污蔑、仇视？
对精神病或疑似精神病病人精神病行为的处理，其实，远比其他精神疾病、物质滥用/成瘾或人格障碍等单纯，成效亦相对较好且较能预期。对愿意接受治疗的病人或疑似病人，由自己或由家属陪同就医，不应受到任何干扰或限制。对无病识感，拒绝就医的病人或疑似病人，若出现异常行为且影响到他人时，某种强制性的保护（限制），促其就医，可能具有其需要/必要性。例如，家属或善意的第三者，发现有人（病人或疑似病人），在家里或公共场所出现较持续性的、令人担忧的、难以控制的精神异常行为时，可以通知警察帮忙处理。若警察发现个案为疑似病人，且有自伤、伤入的行为或有此疑虑时，可以采强制送医途径，由医院依法进行评估及决定是否强制住院的流程。若无上述忧虑，警察则通知家属带回。必要时，恊助家属带当事人就医。
这是在八0年代中期后，我在参与卫生署精神医疗䆺议小组时，成员在多番讨论后的规范建议。较引起争议的是，家属或善意第三者的通报，因未有精神科专科医师的诊断，可不可能发生误报？应不应送医？如何送医？在考虑病人就医权利和公共利益间的平衡后，提出设有紧急强制就医的机制，让医院可以有短暂、必要的医疗鉴定、评估（必要时，可开始治疗）的观察期，过滤和降低错误。至多在七天内，必须由二位专科医师做出判断，来决定被鉴定者需进入强制住院的流程继续治疗或让其出院。这是以医疗为目的、主体，当时所获得的共识。也成为1990年精神卫生法的基本蓝本。
真正造成改变的是马政府时代。在高调提倡所谓保障人权的口号下，卫生署对精神卫生法做了修正。严重或疑似严重病人，必需有专科医师的诊断，且需有发生（或可能发生）自伤或伤人的状况，才能强制送医。换句话，家属或善意第三者的通报，若无法具有前述条件，皆被排除。诊断及强制观察、鉴定的暂时性安置措施，也被缩短且需经过层层关卡的院外通报和审核。紧急安置二天内必须由二位专科医师鉴定是否要强制住院，若逾五日未能得到结果，即必须让当事人出院。强制住院的申报，还必须经过法官审理、判决。时间的缩短和繁复相关法律程序、申报表表格的大量增加，会不会造成强制住院个案错误率虽减少，却排除或限缩了更多病人可能该有的就医权利（新制后，强制住院明显减少）？我不敢断言，不过，过多的非医疗因素，明显的干扰了医疗的正常运作，却是事实。
精神病人的强制就医，本来就不应该是医疗问题。因为，以医师的立场，任何病人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医疗。精神病，和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一样，是一种病。同样应该/必需接受长期规则治疗。预后，也不比上述等疾病差。问题只在于，有、无强制就医的措施而已。缺乏病识感、不依医嘱服药，哪种疾病病人没有出现这些状况？唯一的差别，只在于精神病行为（症状），影响自己和他人的层面，可能较广、较复杂及较严重而已。在长期负向的偏见社会环境下，精神病人的治疗，并没有得到类似其他疾病应有的就医权利。强制就医，必需以医疗为主轴，在病人就医权利和公共利益间取得合理的平衡。社会也必须在获益-代价（benefit-cost)的衡量中，寻求和取得该如何实行的共识。
我不赞成松绑强制住院的条件，也反对扩大其适用范围。我只希望对病人或疑似病人的送医条件、过程，能够有更合现实和不违反医疗原则的规范。虽然家属或善意的第三者，对精神病的诊断可能不太清楚，对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评估，亦不像立法者那么「专业」。不过，对异常精神病行为的认定，除非是恶意或别有用心，其错误率其实并不高。因此，让家属和所有善意的第三者，适度的参与个案送医的过程（如，善意的通报，让疑似的个案得以送医接受该有的评估、治疗），对病人和社会，应皆有正面的功能，值得大家思考。
生「病」，并不是犯「法」。「强制」就医，虽然在短期内限缩了病人的某些权利，却保障了他/她应有的就医权利，也降低对自己和他人的可能伤害。
（来源：新公民议会http://newcongress.tw/?p=6892 201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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