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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生观察:极权之下无民生

    从微信与推特可知,连日来,中国大陆南方多省出现长时间、大范围降雨,众多河流洪水暴涨,导致频繁溃堤情况,引发大面积洪涝灾害,给广大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害。让人惊异的是,面对如此重大灾害,中共当局主导的官媒却罕有报道,整个中国官方舆论一片歌舞升平,但却报道国外一些停电事故,完全置广大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由此充分暴露了中共极权统治宣讲的重视民生的虚假。由此也力证着,只要在极权体制下,就是被极权统治者强调的首要的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也是没有保障的。

    从各方信息可见,中国珠江和长江流域连日暴雨引发洪灾,近400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其中湘江多处溃堤。湖南、江西、广西和广东等许多地区已洪水泛滥,大批民众、房屋、车辆等等淹没于洪水中。但中共官媒只轻描淡写地报导,部分地区洪灾被回避,受灾民众的惨状更成报导禁区。

    7月14日有中共水利部官员透露,全国已有377条河流超过洪水警戒线,比1998年以来同期超警河流数量增加近80%。16个省(区、市)已发布1万5千次山洪灾害预警。但官媒对如此严重灾情,却没有集中及时追踪报道,更没有高官亲临灾区视察,督促救灾。

    从众多自媒体,如微信、推特等披露的信息可见:
    @lengshui8964湘江决堤,湘潭、株州等地成泽国……半個湖南、京广線都將報废了!三峽作孽!垬作孽!
    @sszyz1758痛心,湘江还是决堤了??????
    @egh0mrwAWa1FQZA美国停电了,央视知道;印度的水涨了,你们也知道;湘江危急、赣江危急、P2P危急、猪肉危急、失业潮危急、中外企业突围狂奔;对于……都是一片形势大好,GDP不会低于6%。到处都是泽国,没有人出来装亲民了。我们都知道,你们都很忙
    没心思了。
    @ningxianhua#厉害国的幸福晚年#(无眠)。虽然不能游山,但是可以玩水。关键是免费的,没收水费和门票。
    @ Stand-by-Yuxia
    百度头条是纽约停电,而国内南方洪灾却只能朋友圈看到。全国到处水灾,同胞水深火热,新闻联播上没有,报纸上没有,人民的生命财产无足轻重。相反,美国停个电,全中国都知道。我们形式一片大好,美帝水深火热…….
    @charles984681
    问:以前发生灾情新闻都会播报,为什么现在不怎么播报了呢!
    神回复:以前播报灾情是为了让你们给红十字捐钱 ,郭美美后大家都不捐了, 也就没有播报的必要了。
    问:那为什么滚动播放美国停电呢?
    神回复:因为那里有牠们N多的家人和小三,怕进错房间!

    从这些自媒体报道的消息及发出的评论我们能看出:1、中国大陆南方洪灾的严重程度;2、中国民众生命财产正经受着严重损害;3、官媒的冷漠与政府的无视显示着公民生命与财务管理权毫无保障;4、民众挣扎在绝望之中。

    对于网民归因政府冷报道洪灾是因郭美美事件后民众不再向红十字会捐款,这显然是一个因素。要知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核心利益就是维护奴役民众的特权千秋万代。如此,一切的工作与关注点都集中于对稳固奴役的手段与需要上。只有对稳固奴役民众特权有利,那才大力报道,而相反没有什么维护特权利益,那就不作报道。当然,相应的政府权力也会予以漠视。近年来,由于政府及其红十字会腐败糜烂,公信力丧失殆尽,民众完全失去了听信政府向红十字会捐款的热情,政府及其主导的媒体也就失去了对灾情报道而从中渔利的热情。

    中共当局长期来对文明世界指责自己人权问题予以回击,就是强调所谓公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即具体体现的民生,是首要人权,将原本平等的国际人权标准区别化,用心规避国际谴责。而事实上,中共极权从来就不会认可,更不重视任何人权,因为极权就是反人权的,是与人权不共戴天,是坚决以人权为敌的。它们所标榜的一切对公民权利的认同,都是欺世盗名。因此,生存权与发展权也绝不可能得到中共极权的尊重。今天南方洪灾的现实,正是暴露了中共极权以维护奴役民众特权为核心的本质。

    从今天中国南方遍地洪灾受到中国极权统治的无视来看,只要在中共极权统治下,指望任何建立于所谓生存与发展权上的民生,都是虚假的,是随中共的好恶,与眼前的需要而随时变化的。在极权体制下,民众的民生问题也是没有保障的。极权统治者需要收买人心时,做点民生工作,而一旦不愿意或觉得没必要,再或者受到别的事影响时,民生就完全为统治者所漠视,公民的生命与财产就在统治者眼中形同草芥。所以,只要在极权统治下,公民就别指望有任何人权可以得到尊重与保障。

    中国南方的洪灾正在泛滥,极权统治者的眼光却盯着他方,面对这种绝境,广大公民应该清醒认识自身处境,努力团结自救,并努力为建立起能保障自己权利的体制而奋斗。

    民生观察 2019年7月17日

  • 湖北帅仁兵从北京遣返后失联

    【民生观察2019年6月7日消息】湖北潜江政府在北京设立驻京办,在京驻京办领导人长期勾结黑社会绑架访民,雇佣北京不明身份的人员长期侵犯在京维权访民的人身自由,雇佣租车用于遣返在京维权的访民,在遣返押送过程中维权访民遭到殴打抢夺财物,被辱骂殴打,抢夺手机与财物等恶劣行为,本湖北潜江所有访民联名举报潜江市政府驻京办领导所作所为。一下联名访民被遣返过程的违法事件。

    在京维权的潜江公民帅仁兵在六月四号上午发出信息他在北京准备去一个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在北京被路边警察检查身份证为访民身份后被送麦子店派出所,然后被潜江政府驻京办干部接到驻京办,雇佣了四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回了潜江,6月5号中午应该回到潜江,下午17点左右有朋友拨打了帅仁兵的电话通的,但是无人接听,6号早上潜江访民彭峰来信息说帅仁兵失踪了,到晚上彭峰说他去了潜江很多地方寻找帅仁兵没有结果,彭峰去了拘留所,与看守所,还有园林派出所等单位,还问了其他朋友都说不知道他在哪里,帅仁兵再次被失踪,伍立娟也拨打了帅仁兵的电话,电话是通的但是无人接听状态,大家都关心帅仁兵的处境与失踪情况。

    1,帅仁兵,梁志英夫妻,多次被潜江政府及驻京办还有乡镇领导等工作人员绑架拘禁多次遭到殴打,夫妻俩人分别被构陷入狱,帅仁兵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三年,梁志英被衅滋事罪判刑一年三个月,夫妻出狱后继续进京维权,在今年两会期间夫妻从北京截访回来后很长时间都被随身跟踪监控时间长达一个多月,目前夫妻还走在维权路上。

    2,伍立娟,黄行芝,潘向荣三人因潜江工商银行非法将三人下岗后,三人通过法律程序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被迫走上维权进京,在北京多次被绑架押送遣返,在遣返过程中三人都遭到非法关押与拘留,在遣返通过中被抢夺手机,潘向荣遭到殴打,嘴角被打流血,多处淤血成紫色报警无人接警处理反而还遭到非法拘留10日,三人被潜江市政府及驻京办领导构陷下无数次被拘留,在驻京办多次被限制人身自由,目前三人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她们已经过了办理退休年龄却一直不予办理合理退休手续,导致她们生活极其困难,伍立娟无数次被政府与银行勾结联合绑架软禁限制人身自由,希望现任市委书记吴祖云先生特别关注她们的信访问题。

    3,彭峰与妻子,因为青苗赔偿款等问题上访后被多次遭到非法绑架,无数次在北京马家楼被潜江市政府驻京办雇佣黑社会绑架遣返回来,无数次被拘留,在遣返过程中被老婆被殴打,身上手机都被抢夺,导致无法报警,彭峰在北京驻京办遭到殴打,被同在驻京办关押的访民黄行芝,伍立娟见证彭峰被殴打后倒地不起的情况,棉衣被撕破等,彭峰随后在维权过程中因为参加独立人大选举遭到潜江市政府打压,被构陷寻衅滋事罪入狱被判刑一年四个月,出狱后彭峰为自己冤狱申诉继续在维权中。2019-6-4彭峰在北京维权同样被驻京办雇佣不明身份的人员押送彭峰回了潜江。

    湖北潜江被绑架过的访民有:伍立娟,黄行芝,潘向荣,梁志英,帅仁兵(夫妻),彭峰,李银秀(夫妻)刘爱香母女两人,余桃珍,郑康元,谢书珍,邱永红,丁元顺,万小云,张玉还, 彭平,杨汉珍,彭其玉,彭宜明,彭其林,王兰英,昌娇兰,于世平,陈美玲,李万秀,余后群,黄金芳,万祥贵,陈喜珍,杨玉兰,赵茂廷(夫妻),关闲章肖五爱夫妻等。

    以上这些访民都是据不完全统计的一部分而已,这些维权人士都受到各种打击报复迫害,湖北潜江政府历届市委书记与公安局,应急办等部门联合维稳迫害维权访民,在中央打黑涉恶中他们依然在继续非法作恶,执法犯法,乱用职权,渎职,等行为,潜江访民希望新任市委书记吴祖云先生严查这些违法行为的领导,尤其是市驻京办领导在北京勾结不明身份的人员对访民的绑架行为,中央一再要求新官要理旧账,要处理好集体维权事件,不能激化矛盾,要理智处理信访解决访民问题,把矛盾杜绝在萌芽状态,而潜江这些以上访民都是多年的信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问题出在哪里?谁为这些受害者承担责任?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但是现在无官不贪的现状,导致一些官员把访民当“摇钱树”访民成为他们的财富“产业链”,大部分维稳工作人员与官员都说:你们访民去上访用的是自己的钱,我们用的是公家的钱,政府多的是钱与手段对付你们,访民的出路在哪里?希望依法治国落实到实处。

  • 谴责对卢庭阁律师的强迫失踪

    从数个消息来源获知,自2019年3月2日卢廷阁律师被石家庄市司法局和辖区派出所警察联合带走后,就与外界失联。至今已经是第6天了。

    虽然3月2日晚卢律师给妻子打过一次电话,但用的却是司法局邢强处长的电话。此后其家人再无法再联系上他。

    作为法律人,我们一致认为这是对公民人身自由,通讯自由这些基本人权的严重侵害,是一种典型的强迫失踪行为,相关涉案人员已经构成《刑法》第238条的非法拘禁罪。

    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卢律师的强迫失踪可能与他提议修改宪法的联署文本有关,因为多个联署律师均已被所在地的司法局约谈。

    由卢律师个案联想到以前多位人权捍卫者因言论表达而被区别对待甚至被限制部分自由的情形,我们一致认为:

    第一,基于人的言论和政治倾向而对公民进行秘密分类和甄别是不道德的,对践行宪法权利的合法公民进行长期的秘密侦查是不道德的。

    第二,在全国人大、政协或者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会议召开及某些特定日子,基于对公民的秘密分类和甄别,对特定公民进行强制驱逐和限制自由迁移是违法的,是对《宪法》权利的践踏,与政府主张的依法治国精神相违背。

    第三,依法治国的核心要求是尊重和保障基本人权,让国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公权力的强迫失踪会塑造弥漫性的恐惧氛围,因为权力的行使具有强烈的示范作用,一旦权力边界被突破,极易被复制,对所有国民都是一种威胁。卢廷阁作为一名律师,他的被强迫失踪不可避免的会带给普通人更大的心理冲击。

    第四,依据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6条和23条之规定,各国政府应该保证律师能履行其所有职责而不受恫吓和威胁,律师作为公民也享有言论、信仰、结社和集会的自由,他们应有权参加针对法律、司法以及促进和保障人权方面的公开讨论。

    我们呼吁石家庄市司法局和辖区派出所人员即刻还卢律师人身自由和通讯自由。

    我们呼吁河北省纪检监察部门立即对涉案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拘禁的犯罪行为展开调查,以消除事件带来的恶劣影响。

    中国人权律师团
    2019年3月7日



  • 立刻从人道出发送黄琦入院救治

    ——民生观察就黄琦罹患绝症急需救治的声明

    昨天,四川著名人权捍卫者黄琦的母亲对外发出“黄琦罹患绝症”,担心病死狱中,希中共当局“从人道出发送黄琦住院治疗”等的公开呼吁。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无视人道,打压维权,肆意羁押黄琦致生命垂危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微信披露,“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的母亲5月23日发出公开信:

    各界关心黄琦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黄琦母亲蒲文清,目前黄琦罹患绝症,已羁押绵阳看守所520多天。目前黄琦所患疾病因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致病情加重。全身浮肿加重,面部双手双腿双足一摁一个凹,肾功严重衰竭,体重骤降二十多斤。基层看守所医疗条件有限,我很担心黄琦会病死狱中。
    在此我向各界及绵阳市法院、绵阳市检察院、绵阳市公安局反映我的诉求:
    从人道出发送黄琦住院治疗。
    黄琦目前身体状,要求取消黄琦每天参加各种身体训练活动。
    黄琦所患疾病饮食治疗是很重要的,黄琦每天应吃低盐低脂富营养丰富的食品。
    亲友送给黄琦的钱和家中送给黄琦的钱交还黄琦自己保管自行支付。
    黄琦母亲蒲文清
    2018年5月23日于绵阳

    由黄琦母亲的公开信可见黄琦病情极为危重,命悬一线,急需进入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医院救治。

     
    在看守所中的黄琦

    综合各方消息可见:黄琦,1963年出生于四川。毕业于四川大学无线电子系,1998年成立了“天网寻人事务所”,1999年设立“六四天网”网站。黄琦所创建的原“天网寻人”网站,曾受到包括人民日报、央视,以及数千家国内外媒体高度赞誉。1999年,获得中国互联网大排名第二。天网共同创办人,其前妻曾丽2000年底还获颁“中华爱国之心”光荣称号。由于网站同时还登载各种批评时政的文章,引发中国当局的关注。2000年2月,原四川省国安人员卜列平等人到天网寻人事务所与黄琦发生冲突,黄琦被打伤。这一事件引发极大反响,随后中国当局查封了天网网站。同年4月15日,在一家美国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帮助下,天网网站重新开张。由于以后天网在时政与公共评论中的声音越来越尖锐,2000年6月3日即六四事件十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黄琦被警察逮捕。在被捕近三年后,2003年5月9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5年。黄琦被捕后,引起世界广泛关注,美国政府及数百家国际组织抗议中国大陆对黄琦的迫害。中国国内民间对司法裁定有巨大的争议和质疑,认为事实和证据都不能成立,并认为这是当局一直拖到近三年后才判刑的原因。2004年6月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和法兰西基金会授予黄琦“第2届互联网自由奖”。2005年6月4日,黄琦刑满获释。2006年4月28日,六四天网公布了中国第一个八九死难者索赔初步成功的消息。12月31日,黄琦改组六四天网为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创办了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人权组织。6月3日,获第六届中国人权青年奖。2007年1月26日,成立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丹麦联络处。2007年6月,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在美国成功注册。2007年2月,黄琦获赫尔曼·哈米特奖。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后,黄琦积极参与救灾活动,同时为地震中死亡学生的家长提供帮助,而且在网上撰文揭露“豆腐渣”工程。6月10日晚,黄琦和天网人权事务中心两名工作人员吃饭时被几名身份不明的人强行塞进一辆汽车带走。6月16日上午,黄琦母亲蒲文清收到了其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受到刑事拘留的通知书。7月,黄琦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名被正式起诉。2009年11月23日成都市武侯区法院对黄琦案进行了宣判,法院以“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罪”,判处黄琦有期徒刑三年。12月5日,魏京生基金会将第六届“中国民主斗士奖”颁给尚在狱中的黄琦和杨天水。2011年6月10日黄琦刑满出狱,再次投身中国人权事业。2016年11月28日,黄琦在家中被警方带走。12月16日黄琦母亲得到官方通知称黄琦因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而被正式逮捕。

    黄琦先生因几度坐牢,身心倍受折磨,身体落下多种疾病,尤其肾功能严重衰竭,心脏的冠心病等等,都是很难治疗的绝症。又加在监狱被虐待、殴打、频繁而长时间的审讯等等,使黄琦身体出现严重危机。家属依法虽几番申请保外就医,但均被有关部门拒绝。据知情人透露,当局要黄琦认罪,而黄琦对从事人权工作拒不认罪,以致遭到当局持续酷刑迫害。

    黄琦先生长期来关注中国人权,从寻人,到救助人;从寻找六四难属,到呼吁平反八九;从深入汶川大地震救助,到揭露各种豆腐渣工程;从批评时政,到揭露官场贪腐。如此等等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推进中国人权改善与民主法治建设。这一切所行应该是一个真正人权捍卫者的工作,也是中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因而是完全合法合理合情合义的,是现代公民责任意思与担当精神的体现。然而,如此为民族与社会进步而奉献的人,居然一再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两度被判刑,累计达8年之久,而这次被关押520多天,居然迟迟不开庭审理,而且对病危视而不见,拒不按照人道与法律原则来给予治疗。联想到中共当局近年来对异议人士、人权捍卫者的严酷迫害,如将曹顺利、彭明、刘晓波、杨天水等等,接连在狱中迫害致死的现实,外界有理由怀疑中共当局欲对黄琦故技重施,欲不让其活着出狱。

    中共当局对人权捍卫者黄琦的迫害,严重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第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还违反《看守所条例》第二十六条“看守所应当配备必要的医疗器械和常用药品。人犯患病,应当给予及时治疗;需要到医院治疗的,当地医院应当负责治疗;病情严重的可以依法取保候审”。同时也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九条“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第十九条“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违反联合国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前言“各国负有首要责任和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第1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和国际各级促进、争取保护和实现人权和基本自由”;第6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a)了解、索取、获得、接受并保存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资料,包括取得有关国内立法、司法或行政系统如何实施这些权利和自由的资料;(b)根据人权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书,自由向他人发表、传授或传播一切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观点、资料和知识;(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第9条“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不受阻挠地同具有一般的或特殊的权限受理和审议有关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来文的国际机构联系和通信”;第12条“1.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参加反对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和平活动。2.国家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主管当局保护每一个人,无论单独地或与他人一起,不因其合法行使本宣言中所指权利而遭受任何暴力、威胁、报复、事实上或法律上的恶意歧视、压力或任何其他任意行为的侵犯”。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

    一、立刻从人道出发送黄琦到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医院救治;

    二、真正依法宣布黄琦无罪。并且对黄琦长期来致力于推进中国人权民主法治建设予以褒奖,以激励现代公民精神,拯救中国崩溃的价值体系;

    三、切实开启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兑现宪法承诺。

    民生观察 2018年5月24日

  • 江苏访民俞飞从北京被押回限制自由

    【民生观察2018年3月13日消息】本网获悉,2018年3月12日晚上八点,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访民俞飞被扬州驻京办人员从北京押回扬州,到扬州后又被关押在东绛派出所连夜审讯,至13日中午被送回家中,但仍被多名维稳人员限制在家,不能离开家门半步。

    据了解,在江苏扬州地方政府的严防死守下,俞飞跟他们斗智斗勇,于2018年3月5日到达北京,想找人大代表反映问题,结果在北京永定门长途汽车站被警卫室滞留并暂扣身份证,之后警卫室人员电话通知扬州市驻京办维稳人员,然后就被带到北京市黄山宾馆非法拘禁。在此期间,俞飞趁看守人员睡觉之机偷偷逃脱。接着一连几天,扬州驻京办人员多次电话联系俞飞,要求跟他见面并回扬州市,俞飞提出回扬州可以,但必须归还他的身份证,于是3月9日,俞飞跟扬州驻京办工作人员见面,可见面后就要把他带回扬州市,之前承诺的答应见面就会归还他身份证,可至今都没有归还。最后俞飞跟他们要的急了,回答竟说是“弄丢了”。

    最后,俞飞还是被扬州驻京办人员雇请黑保安,强行将他从北京绑架回扬州市。3月12日晚上八点左右,扬州市东绛派出所警察连夜对他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疲劳审讯,到第二天(13日)中午才将他送回家中。回家后,维稳办又派出数名维稳人员将俞飞非法限制在家,一步也不让离开,防止他再到北京上访。

    据悉,俞飞于2012年4月创办了扬州市天之力吊索具制造有限公司,2014年7月遭到以朱春标为首的一批社会闲杂人员无辜到其公司闹事阻止公司正常生产并殴打公司员工,报警后扬州市邗江区公安局江阳派出所出警却未履行法定程序,助纣为虐,并扩大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俞飞的投诉,随后俞飞遭到了江阳派出所的打击报复。举报人三次向江阳派出所提出立案申请,江阳派出所作出了三次《立案告知单》,但至今没有任何说法。2016年9月27日,将他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维扬经济开发区荷叶东路1号闲置厂房价值300百万元财物抢劫一空,到至今没有任何说法和赔偿。

    俞飞电话:13952799666

    附【俞飞举报信】

    举报人:俞飞,男,1976年4月23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321011197604230314,住宅:扬州市邗江区杨柳青路念香苑北门西侧200米(养生馆),联系电话:13952799666。

    被举报人:张彬扬州市邗江区公安局江阳派出所所长。
    被举报人:王庆伟原扬州维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现任扬州市邗江区常务副区长。

    举报事由:
    1、渎职失职、滥用职权、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2、涉黑涉恶。
    3、未履行法定程序。
    4、违法使用械具。

    事实与理由:

    1998年3月25日,中共扬州市委、扬州市人民政府出台了《中共扬州市委扬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将其闲置场地房屋等,按规定办理相应手续后,出租、转让给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鼓励工业企业用闲置厂房开办各类市场,吸引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获准使用的场地或用房,任何单位或部门不得随意收回、拆除或侵占,确需拆迁的,应本着拆一还一的原则,妥善安置。

    为了顺应扬州市个体经济市场的发展,举报人于2012年4月18日贷款创办了扬州市天之力吊索具制造有限公司,并于2013年12月份,利用扬州维扬经济开发区内的闲置厂房,与承租人签订了为期5年的厂房租赁合同,从事吊索具、机械设备及配件的研发、制造、维修、销售等。
    2014年7月1日上午7:30左右,以朱春标为首的一批社会闲杂人员无辜到举报人公司闹事、锁门拉电阻止公司正常生产、殴打公司员工。举报人闻讯后,即拨打110报警,属地江阳派出所警察郭某到达现场后,并没有立即采取处警调停纷争,平息事端,助长了朱春标等人的嚣张气焰。举报人到场后面对如此猖狂的闹事者,便当场责问处警的郭警官“你们来此出警可曾询问对方为何来此阻工闹事?”,郭警官却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们已经了解,是你差对方的钱,对方是来要钱的”,朱春标等人当即回应:“我们不是来要钱的”,郭警官对朱春标的回答却置若罔闻,根本没有当一回时,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给朱春标等人增添了后劲,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警察到达现场后根本没有进入处警程序,而是人为扩大了事态,其行为严重违背了《110接处警工作规则》的相关要求。警察没有任何依据的信口开河,让事态有所升级,从而形成了警察的言行举止不能被举报人所接受的事实。举报人当时在想,警察出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来匡扶正义,还是助纣为虐与社会闲杂人员同流合污?纳闷、疑惑纠结着举报人,对警察身份的质疑,举报人曾产生过怀疑,“警”与“匪”除去衣着,很难分得清,接下来的一些现象,将“警匪一家”发挥的淋漓尽致。在此之前江阳派出所的警察已经上演了5场之多的丑剧和闹剧,从民警到该所的所长张彬都是一丘之貉,其所作所为严重败坏了人民警察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以致形成党和政府公信力大打折扣。

    举报人向该所长张彬即被举报人反映,让该所领导应当到现场把事情搞清楚,然而被举报人张彬身为一所之长,官气十足,在权力和人民利益的面前,忘却了作为一名人民警察,党和人民群众赋予的责任,激烈争辩道“具体情况全是下面“兄弟们”向我汇报的,我也是听说而已”,这样的官僚作风,其“兄弟们”的口吻更与涉黑人员相一致,根本没有将引发世人关注的案件上升到法制层面上。后来举报人得知,张彬事前就与朱春标等人打得很火热,以至如此猖狂的行径没有任何顾忌。因此,要想公正执法谈何容易。试问:“举报人的合法经营,为何要遭到不法侵害,公安机关承担着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职责。为什么江阳派出所的人民警察就这样对待合法企业遭到不法侵害的态度?面对锁门、拉电等严重侵害企业生产的违法行为,为什么江阳派出所不给予制止?”,很多联想让举报人夜不能寐……。举报人曾向相关部门及领导进行反映和投诉,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举报人并没有考虑到投诉影响了张彬身为一所之长的声誉,因此,被举报人怀恨在心,为了能够达到打击报复举报人的目的,千方百计使用计谋,滥用职权,联合治安大队等二十多人到场不让我讲一句话,强行将举报人摁到在地,反铐手拷,象押解犯人一样,将举报人武力押往派出所,其行为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和《公安机关处理治安案件的程序》的相关规定,最终搞得举报人头破血流,还被缝了数针,全身多处紫肿。

    更令举报人气愤的是,举报人被张彬等人的暴行逆施所为,造成身体多部位受伤和精神伤害,却还要用行政手段对举报人进行处罚,以达到所谓合法的目的。被举报人权力超大,以致用阵容浩大、来势汹汹一词来形容其权力之下的特点,张彬等人像对付恶性群体事件一样来对付手无寸铁的举报人,当时举报人被折磨的大脑一片空白,身倒在人民卫士即扬州市邗江区公安局江阳派出所讯问室的血泊之中,大脑的记忆功能至今尚未恢复,只能将零散片段整理成文。江阳派出所面对举报人遭不法侵害被搞出的留血事件,根本不把人民群众的生死放在眼里,勉强将昏迷中的举报人报送医院进行抢救,但也只是敷衍了事、草菅人命,不负责任,至今为止连病历也未交还给举报人。

    举报人认为,举报人的问题,本身就是一起企业被社会闲杂人员不法侵害所引起的治安事件,但作为公安派出所未履行法定程序,助纣为虐,而扩大事态的发展,引起了举报人的投诉,遭到了被举报人带怨的打击报复,造成举报人的身心遭到伤害。

    举报人三次向江阳派出所提出立案申请,江阳派出所作出了三次《立案告知单》,但至今没有任何说法,在张彬所长领导下的江阳派出所就是这样的不作为和乱作为,行政执法中的问题比比皆是。

    2016年9月27日,将我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维扬经济开发区荷叶东路1号闲置厂房价值300百万元财物抢劫一空。被举报人王庆伟系原扬州维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现邗江区常务副区长,作为开发区的负责人,片面追求政绩,不顾业主的生命财产安全,任有不法分子的野蛮拆迁行为,对待举报人财产被哄抢案件不闻不问,与其说王庆伟是渎职失职,还不如说是他直接操纵整个事件的走向。

    从事件发生到今天已近2年时间,被举报人王庆伟总是在推委、搪塞糊弄举报人,即使在上级有关部门形成督办意见的前提下,我行我素,将事态不断生机扩大,以至造成难以扭转的局面,作为党的干部,人民的衣食父母官,又将法律视当做什么?值得有关部门的重视。

    2017年4月17日扬州电视台《会生活》栏目记者陈浩到拆迁现场拍摄,并到维扬经济开发区管委会规划建设局采访任娟副局长,此采访素材于2017年5月4日电视播出,次日5月5日腾讯新闻热点转播,此事件得到了省级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举报人认为,举报人是依照《中共扬州市委扬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仅一步加快个体私营经济的意见》创办私营企业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服务,是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生产、经营,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举报人的企业及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

    依据《征收拆迁补偿条例》、《刑罚》、《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相关法律规定,被举报人王庆伟主观武断,个人英雄主义突出,未与举报人达成拆迁补偿协议,直接指挥并操纵黑恶势力,对举报人的私营企业进行任意掠夺,让举报人的几百万的财产严重灭失和损毁,其行为违反了《征收拆迁补偿条例》、《侵权责任法》、《物权法》相关法律规定,同样符合《刑罚》关于抢夺罪,即刑法第267条范畴,“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举报人因案件上访,已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并已形成督办案件,为什么下面还是这样阴奉阳违,久拖不办,举报人的财产凭空消失,难道中国的法律就让少数人在践踏。被举报人王庆伟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因此,举报人强烈要求上级相关部门,从维护法律的尊严出发,彻查该案件的相关责任人,对王庆伟恶意串通、组织指挥,张彬等人的打击报复,进行责任倒查,确保政府及公安机关在党的领导下的干部队伍纯洁性。根据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对举报人所遭到的损失应当尽快给予赔偿。

    备注:江苏省政法委督办后扬州没有说法;江苏省公安厅尚建荣厅长交办两次扬州仍然不给说法。

    此致

    举报人:俞飞
    二0一八年三月五日



  • 访民2018年春晚从今天开始征集节目

    【民生观察2018年2月12日消息】本网获悉,2018年2月10日,维权人士姜家文被北京警察带走,原因是他与另外一维权人士何斌一起筹办访民春晚活动,目前何斌正四处躲藏。2月11日有5、6个武汉驻京人员将何斌围困,不过在访民帮助下他已安全逃脱。

    此外,本网人权观察员与姜家文取得联系,他称前天很多警察到家里来,并开来7、8辆警车,将他带走,电脑等物品被警察抄走。姜家文在被关押了24小时后获释,警察询问的内容正是有关访民春晚的事情。同时,姜家文表示:《访民2018年春节联欢晚会》从今天开始征集节目,详情如下:

    【主题】

    1.告贪反腐类、2.含冤受苦类、3.家破人亡类、4.政治迫害类、5.酷刑迫害类、6.失联失踪类、7.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类、8.妻离子散类、9.被精神病类、10.被黑监狱类;

    本届访民春晚宗旨是利用文艺形势控贪反腐,伸冤诉苦。让世界了解中国访民的苦难遭遇,让贪官污吏感受到访民正义力量的震撼!

    我们虽然上不了央视春晚,但我们绝对可以面对全球观众。

    【征集节目】

    1.歌曲舞蹈、2.戏曲、3.相声小品、4.诗歌朗诵、5.东北二人转、6.民间演艺、7.话剧;

    望海内外各界文艺爱好者涌跃报名参加,我们将精选节目编辑制作成纪录片面向全世界观众。

    【访民春晚筹备组联系方式】

    电话:18801207670
    微信:wxid_8hkfgjjyp1a022
    电话:18613827675
    微信:OKhebin

  • 龙发堂:见证台湾精神医疗史之症结

    从去年(2017年)底龙发堂爆发结核病等群聚感染开始,龙发堂存废再度被提上台面讨论。在堂众被陆续移出,以及司法单位陆续展开调查堂众「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际,龙发堂突然于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暂停精障照顾,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众(虽然3天后堂方就反悔改口)。这样的「反扑」,也让卫生主管机关戒慎恐惧,地方中央已展开紧急应变。

    「把你送去龙发堂」是笔者年幼时,有些长辈恐吓不听教训小孩的话语。而「从龙发堂跑出来的」,更是小学学童用来「互相霸凌」之语。

    这个耳熟能详、充满着神秘色彩又令人畏惧的地方,到底为什么成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机构的代名词?

    从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间精神病患安置处

    龙发堂官方版本的创立史,带着点乡野传奇的色彩。创堂住持释开丰俗名李焜泰,仅小学毕业,原在祖先留下路竹农地上务农养猪。但1971年,李焜泰40岁时,不知为何佛性顿开,便在农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为师,但这位弟子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这时,已是释开丰的住持,用草绳将两人绑在一起,「为他讲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并领他从事些简单的劳动工作。」根据官方说法,仅仅几天,这位弟子就变得非常配合,脱胎换骨。

    自此以后,高雄地区口耳相传,他所创的小佛堂──龙发堂,不断有新病人家属将病人带来托付,堂史记载「出于同情和怜悯,大师又只好把他们收容下来照顾。」不久之后,龙发堂就发展成数百多人规模的病患收容所,还有养殖场、制衣场等,虽然堂方强调「自由活动、不强调药物、重视社会功能训练」。但最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还是释开丰发明的「感情炼」。堂方让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顾能力差的病人腰际系在一起,互相照顾,但不仅引起争议,还曾经发生过暴力攻击事件,让堂众暴露在风险中。

    1982年,大学毕业的释心贤拜释开丰为师出家,并主管龙发堂行政事务和对外发言,让龙发堂逐渐朝组织化发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维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间普遍传闻,不堪长期照顾患者负荷的家属,只要付出1~200万「功德金」,龙发堂就会照顾患者终生,但家属若中途要带走患者,堂方却以这是捐献为由拒绝返还。虽然堂方多次公开否认「买断」等说法,表示是采「随喜捐献」,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开的「居住区」、独特的照顾模式、庞大的堂众群体,加上宗教神秘色彩,也让龙发堂争议越来越多。

    存在是否就合理?

    龙发堂出现时,台湾精神医疗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970当时,省立高雄疗养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筑,主治医师编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疗养院才成立一年,刚开办60床的住院病床。台湾两大城市都如此,可见精神医疗设施仍相当贫乏。

    和欧美相比,台湾精神医疗的起步相当慢,再加上社会的恐惧与污名化,对精神医学知识与制度的引进,也远逊于其他医学学科。台湾现代西方医学的引进始于传教士时代,但精神医学的引进则要回溯到日治时代,1918年台湾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济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养神院在桃园成立,当时尚无抗精神病药物,也没有足够接受精神医学乃至各类心理治疗训练之医事人员,这些医院较多以「人道安置」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布「精神病监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会管束的意义都比较大。

    这或许会让人想到法国哲学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大禁锢时代;傅柯在书中提到,关禁闭是十七世纪才全新创造的制度,是作为一种经济和防范措施,将「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无法融入群体的人」隔离。

    古典时代的人们从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选择了放逐,理智获得了胜利。

    相对于傅柯笔下的法国,由国家主导的卫生服务在台湾要等日本殖民时期才出现。而从前现代时期一直到现代化开始,台湾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释疯癫之原因,现代国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会互助和宗教团体所取代。许多患者被家属禁锢,或由庙宇等组织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现代化治理机器,战后,由中国殖民政权完成。在日治时期之末,台北帝大已经成立神经精神科,开始引进「理性的力量」,尝试将精神病「医学化」。然而,战后初期整体的公卫政策,「社会角度」仍重于「医学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荣民医院成立,而后西部许多找不到去处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确的反动者」在内,人数多达5000人以上。这些病患除了不用缴纳费用,更可领有少许零用金,会由工作人员带领「购物大队」到镇上消费,接触社会。

    当然,除了购物大队外,投票也是集体出动。据媒体报导,玉里医院中为了训练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内贴出选举公报,并反复使用「行为制约」、「社会仿真」等模式训练患者。玉里荣民医院院内过去甚至曾经成立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支部,因而特定政党得票率,居然比眷村还要高。

    二战后数十年间,在中央政府的卫生主管单位,竟也没有心理健康专责部门或预算。公卫学者陈瑞容和八里疗养院的彭英杰便提到:「1980年以前,精神医疗是完全归属于社会救助,其实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补助病患生活照顾,解决社会的问题而已,负责的单位是内政部、社会处、社会局等,在1980年以后才由卫生署主导,将精神医疗当作医疗来看。」

    这样的情况,当时的精神医疗从业人员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疗养院的叶英堃院长和陈永兴医师申请研考会经费进行了全国八十间精神医疗设施和人力调查,结果让陈永兴永难忘怀,他写道:

    「这个研究做完后,对我产生很大的冲击,我觉得市疗简直像天堂一样,没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间和地狱的长相,我们在教学医院内每天穿得整洁亮丽,早上看门诊,中午就是读书会、讨论会,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着准备写报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过着这种生活。几乎每家医学院的学生都走同样的路,根本不知道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湾运气最好的病人,当时会将病患送到医学中心住院、看门诊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经济很好的,那时候还没有健保,能送来这里的都是家庭经济能负担得起的人。我们绕了台湾一圈才知道,全台湾的天堂真的没几间,八十间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间,剩下的都是长期收容的院所,不见天日、黑暗凄惨的地方很多。没实地见识过的人,完全不会知道世间有多黑暗。 」

    当我们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处境和家属的负担可想而知。在龙发堂病人家属的访谈纪录中,便可以见到,许多家属并非否认现代精神医学,也并不相信龙发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长期求医与进出各类机构的过程中,弄得精疲力尽,最后才找上龙发堂。

    甚至连经过台湾一流精神医学训练的医师,也认为:对于无法取得现代医疗资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而言,龙发堂提供一个比起医疗机构更容易负担、更妥适的居住空间。写下这样话语的,正是第一位进入龙发堂调查的精神科医师。
    现代社会与精神医学视角下的龙发堂

    1982年,台大训练出身,刚到高医不久的文荣光医师,获得堂方同意带队进入龙发堂调查,并在国科会的支持下展开这个台湾特有的医疗行为与民间信仰,以及精神医疗体制的研究。文医师虽以现代医学的角度切入,但对于龙发堂的存在的社会功能,仍抱持开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认为,虽然龙发堂所采用的民俗疗法,疗效上当然比不上现代化的精神医疗院所。不过:「该堂却远胜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机构。因为龙发堂不会把病人当作呆人摆在像仓库一样狭小的空间内置之不理,或以类似人间地狱、恶魔岛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 」(联合报,1984.05.01)

    此外,龙发堂采用的民俗疗法也并非完全无效:「在龙发堂,钟声就等于住持开丰,钟声的权威已凌驾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约』行为。…在现代精神医疗中有职能治疗,即教一些手艺,让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宁及训练专心……养猪、养鸡、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职能治疗的原则」(联合报,1984.04.09)

    虽然龙发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荣光医师也同时指出,有6成堂众皮肤有异状、4成内科理学检查异常、3成神经学检查异常,另有相当高比例堂众死于感染,这些都是在医学协助下可以避免的。换言之,堂方若没有让堂众接触到充分的医疗资源,当然有其责任。文荣光医师的研究引起了社会注意,而其他专业人员,例如东海大学社工系教授赵庸生也曾带领学生前往参观。

    龙发堂以禁锢方式的管理也随着曝光率争加引发争议。尤其在1984年更发生一起备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铐逃出,周边居民以为是逃犯报警,警方出动霹雳小组围捕,引起广泛关注和再次的舆论抨击。龙发堂争议,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会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拟「精神卫生法」。同时,也加速发展精神医疗体系以及扩建精神医疗设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动精神医疗网、来年精神医学会与神经科分割、1989年开始精神专科医师考试认证制度化。硬件方面,推动大型疗养院新设和扩建,例如省立桃疗八里分院(现八里疗养院)、设立500床的嘉南疗养院、玉里荣民医院整建、省立玉里医院设精神科1200床(现卫福部玉里医院溪口复健园区)、北市疗(现北市联医松德院区)复健医疗大楼、凯旋医院综合大楼等,合计总经费达32亿元,并陆续于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启用。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当然,对于精神卫生法的立法,龙发堂大力反对。1989年时,支持精神卫生法立法的高县立委黄河清,因反对龙发堂合法化,释开丰便率领病患组成的乐队,前往黄河清服务处吹奏「西所米」等出殡音乐。不料黄河清数周后居然后在沐浴时死亡,不但民间绘声绘影,释开丰还公开表示,黄河清的过世,是因为「连神明都看不过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卫生法的医师立委洪奇昌,也曾被两百多名龙发堂家属包围服务处抗议。

    相形之下,当时自封「民主战舰」,作风争议的朱高正,却在立法院发言相挺龙发堂。由于精神卫生法草案29条规定,精神医疗机构非为医疗、复健之目的或防范紧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当时立委朱高正就表示:「是否于本条定一些客观标准,在施行细则中明定,在我们尚未有足够的精神病院、精神医师之前,对这些机构是否做一妥善处理,以免造成社会问题。」

    而当时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王金平则表示:「有许多龙发堂病患家属曾来本院请愿,…….大家听了家属的陈述后,认为很有道理,同时希望能再了解,类似龙发堂等精神收容机构后,再审本法。因为大家认为,龙发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没有能力照顾这些病人之前,对类似龙发堂的机构亦必需慎重妥善处理。」

    但不论是龙发堂家属团体,或是反对立委,均未能影响立法内容,另一方面,康复之友协会等对立法持正面态度的团体和其他病友、家属,其意见以及复健需求等面向,也没有在立法过程中充分凸显。因此亦有学者批评为「国家官僚独大,缺乏市民参与」的精神卫生法。而从配套建设脉络来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卫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视社会安全,而较少小区化复健医疗的投资。因而在欧美以去机构化与小区医疗为主流已积极发展多年时,台湾则仍持续进行医院急慢性床数扩增。

    对现代精神医学持怀疑态度者,更援引龙发堂为例。如中时记者刘挥斌于1990年一篇名为<回首来时路,龙发堂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写道:「现实上,药物治疗对严重精神病患完全无效,这也是龙发堂能够受到病患家属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医界却拒绝省思,以事实成就来证明他们的理论,反而要借助赋予本身的权源,透过刑法的力量来肯定自我,这种胜利未必光荣。」

    不过,朱高正协助龙发堂「走向国际」,帮助龙发堂大乐队、宋江阵到东南亚、中国等国演出,以及牵线让释开丰到中国推广龙发堂疗法等服务。也让龙发堂倍感窝心,甚至成为朱高正的超级助选员。而堂众与家属的票源,也成为各级选举的一大票仓。

    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精神卫生法」后,龙发堂存废引发各界激烈争论,在家属说明会中,释心贤便指出:「精神卫生法草案经总统公布实施后,不但是龙发堂,连所有病患家属,一个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医治疗,都要罚款;因而致死,还要判徒刑,对家属而言,可说是没完没了。」

    释开丰为抗议这项政策,竟使出「解散龙发堂」绝招,庞大堂众安置问题果然引发轩然大波,最后不了了之。而龙发堂也因此一直被卫生单位视为烫手山芋。
    进入21世纪的龙发堂

    之后,处于违法身份的龙发堂,争议丝毫未减。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属向立委余政道陈情,指控释开丰自称是元光神佛下凡,制造合成分身照片夸显神力,还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属膜拜,并强迫信徒购买30-50万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时病患指控释开丰和释心贤收容病患每人索价250万元,并长期凌虐病患,从事无偿劳役。余政道当时曾招开记者会批评龙发堂敛财及凌虐病患,但释开丰对指控一概否认。

    2000年6月,监察委员至龙发堂视察,发现该堂确实有结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县府辅导合法化,让病患获得更好的照顾。卫生署及高县卫生局介入后,对龙发堂「堂众」完成身心评估,后续有部分病情严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顾。而政府也规划将该堂改设康复之家及精神护理之家,辅导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释开丰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并发症、中风等原因,堂务早已委由释心贤与第二代住持释心善处理,营运并不受影响。

    然而,虽然卫生署核准龙发堂筹设康复之家,高县府社会局也核准筹设康复之家附设身心障碍教养院,但因土地变更等问题,迟迟未合法立案。而虽嘉南疗养院的精神科医师每周三会到龙发堂进行巡回医疗,堂众也服用精神药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龙发堂内给药完全不经管理,堂众难称有接受治疗。而龙发堂内大量病患,也没有像是合法的康复之家和精神护理之家有足够的专业人力、复健活动。

    县市合并后,高市府也曾有意辅导龙发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复之家」提出申请,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办非都市计划土地变更作为宗教使用项目辅导合作案,但因「特定农业区之农牧用地原则不得变更使用」而被驳回。在龙发堂并未积极配合解决合法化相关作业下,卫生福利部已于2016年3月31日废止其康复之家150床许可。

    而到了2017年,龙发堂更爆发严重疫情。从7月开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结核发生群聚感染,累计确诊阿米巴痢疾个案32例,肺结核6例,在卫生局屡次稽查后,卫生与防疫措施并无显著改善。而卫生局预估龙发堂之潜伏结核感染阳性率(IGRA阳性率)将达40%,也就是多达200人必须移出。因而卫生局于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龙发堂为传染病疫情流行地点后,并要求堂方确实落实「移动管制 只出不进」措施,逐渐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龙发堂仍有503名堂众,在持续移出下,至1月已经降低到332人。而卫生局介入查核后,赫然发现近8年共死亡97人,对部分死因与病历记载有落差,移送检调调查。

    然而,龙发堂移出的病人还是一大问题,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属于第五第六类病人,却有许多安置在综合医院或疗养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占用急性医疗容量,也会对需要病床病人产生排挤效应。就算之后逐步安置,也仍需要庞大经费。经卫生局调查后,龙发堂收容许多患者领有补助,但这些补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传家属支付堂方的安置费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进一步厘清。

    此外,在卫生局移出行动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卫生法定义之严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没有「自伤伤人之虞」,无法启动紧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处理?社政与其他资源如何转介连结?突然被改变安置地点的老病患,会不会出现迁移压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这些都是大问题。

    尽管龙发堂爆发疫情后,的确需要实时的动员处理,但龙发堂在台湾精神医学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盖棺论定」,尚难定论。

    以龙发堂在精神卫生治理下形象作为硕论主题的汤家硕便指出:「从龙发堂案例来反思今日我们对于精神疾病的认识与想象,可以发现精神疾病不仅仅是医疗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社会问题,因此也自然无法化约为一种从个人生理跳跃到社会的解决模式。」

    当然,当今的精神医疗强调生物-心理-社会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单一的向度诠释疾病,而社会精神医学也更强调康复(Recovery)的概念,协助病人重建功能与积极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与职业选择,并以个案管理和团队服务概念,提供重返社会之协助资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脱过去精神医学-龙发堂的对立或背后政治势力冲突的「二元对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为本,并唤起大众对精神医疗小区照护资源的重视,才会是龙发堂半世纪纷扰下一个理想的结局!

    (来源:高雄好过日 http://think.folklore.tw/posts/3206 2018-1-9)

  • 从巨富千金到银行劫匪,天使被逼成了精神病…

    从美国千金名媛到银行抢劫犯,

    天使坠入地狱,如此轻易。

    人们问,然后呢?

    纽约曼哈顿,直耸云端的建筑千千万。赫斯特大厦是其中的一座,这是美国传媒巨头,赫斯特国际集团的总部。

    一个世纪前,集团创始人威廉·伦道尔夫·赫斯特,从这里开启了集团版图,15家日报,全球范围内300多个杂志刊物。直到去年,赫斯特集团,依然居福布斯全美大型媒体类企业第二,营业额达到了上百亿美元。

    这个世界最大的传媒帝国之一,从来都是潮流、头条背后的推手与射灯。但其实,富有的赫斯特家族本身,也创造着无数离奇而曲折的故事和头条。

    报姐今天想说的,就是赫斯特家族的千金,20世纪美国最为人所知也备受争议的名媛,帕蒂·赫斯特。

    帕蒂·赫斯特,名副其实的家族千金。她的祖父是赫斯特集团的创始人,报业大王威廉·赫斯特,电影《公民凯恩》的原型。

    帕蒂出生在洛杉矶,和所有富人家的少女一样,生活无忧,家教良好。但赫斯特家族有许多孩子,帕蒂并不是最显眼的那个,因为她的父亲,并不是祖父心中的集团继承人选。而帕蒂自己,也一直都履行着乖巧听话的女儿角色。

    她没有什么可供媒体讨论的噱头。帕蒂像一颗简单低调的钻石,偶尔闪现在众人眼中的光芒,也多是因为她背后家族的射灯。

    1974年,帕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二。谁都没意料到,这一年,改变了她的一生。
    这年帕蒂19岁,许多年以后,她在自己的回忆录写道,魔鬼总是在夜晚出现。一个午夜,帕蒂和未婚夫在伯克利的公寓里,被三个陌生人袭击,随后她被三人打晕带走。

    帕蒂被绑架了。

    传媒帝国的千金被绑架,一时间,所有媒体都沸腾了。

    一个反政府恐怖组织 “共生解放军”(SLA)随后宣称,是他们绑架了帕蒂。

    这个活跃在加州的极端激进组织“信念”,是搞革命,消灭剥削人民的资产阶级寄生虫。而他们绑架帕蒂的理由,是为了利用赫斯特家族的影响力威胁政府,交出他们两位刚被捕的组织成员。

    帕蒂的父母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低调的女儿竟会成为被绑架的对象。但事实已是如此,他们能做的只有救出女儿。但要求警方释放罪犯太不实际,在交涉之后,极端分子要求赫斯特家族付出几百万美金。

    为了救帕蒂,赫斯特家族不得不照做。可是,即便做尽这一切,他们依然拒绝将帕蒂放出。甚至从那之后,帕蒂渐渐失去消息。

    2个月之后,帕蒂的消息再次传来。那是一卷由共生解放军送来的录音带,但录音带的内容,让整个赫斯特家族的人都无法置信。

    “我必须声明,我没有被强迫录下这些话,也没有被洗脑,被麻醉,被折磨,或者以其它任何方式被迷惑。爱对我来说的意义已完全不同。对现在的我来说,爱来自于这样的认知,那就是,每个人都是不自由的,除非所有人都自由。我会成为人民的战士。”

    录音里,帕蒂的语气平静,了无生气。她宣布自己将改名为“Tania”,已加入到共生解放军的组织中,和“队友”一起为“人民”和“自由”而战。

    伴随录音带寄来的,是帕蒂的照片,照片里她带着贝雷帽,手拿机关枪,站在共生解放军的横幅前。只是,从异常苍白的面颊,和无神的双眼中,似乎已看不到她的灵魂。

    赫斯特家族完全无法接受,这竟然是帕蒂,他们家族最乖巧温和的公主。他们猜测帕蒂是因为害怕而妥协,也许是更荒谬的,她爱上了组织的某个成员。总之,帕蒂绝不可能自愿成为极端组织的支持者。

    是啊,传媒大亨家族的名媛,怎么会转而去支持恐怖组织的极端分子??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但很快,这一切侥幸与猜测被打破了。帕蒂出现在几天后的SLA银行抢劫案中,银行监控清晰的录下了她的身影,她和“同伴”一起,手持枪械,协助他们作案。

    世界传媒巨头威廉·赫斯特的孙女,引无数人艳羡的千金名媛,就此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银行抢匪。

    从美国千金名媛到银行抢劫犯,天使坠入地狱,如此轻易。人们问,然后呢?

    FBI将帕蒂和共生解放军一起列为通缉要犯,在周密的抓捕计划下,帕蒂很快被捕了。而直至此时,关于她的漫长争议与审判才刚刚开始。

    受害者还是抢劫犯?救赎还是惩罚?美国名媛帕蒂的遭遇让整个国家的人民都陷入争议和迷惑。

    一些人对帕蒂的遭遇充满了同情。毕竟,在沦为人质期间,从小养尊处优的帕蒂,在身体上和心灵上,都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她后来的自传里,曾清晰的记录经历了一切。

    整整两个月,她被蒙着眼睛,关在SLA的组织总部的衣橱里。组织中人有计划地对她进行洗脑,想让她成为他们所谓的“革命”和恐怖行动的帮凶。

    多少个暗不见天日的日夜,她被迫重复听着成员的激进的信仰和死亡威胁,甚至,被不同的成员性侵。帕蒂说,她变得不相信会有人来救她。

    帕蒂的辩护律师也表示,见到刚被逮捕的帕蒂时,他仿佛看到了活死人。经过心理学家测试,她所受的折磨,使她在短短两个月内智商下降了20,仅拥有孩子的身体机能,自尊心也已破碎不堪。

    他们判断,帕蒂后来的行为,是受到了SLA成员一系列洗脑的影响。她完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

    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当人的心理彻底崩溃,他们会把生命权托付给凶徒。这种依赖把恐怖分子偶尔的宽忍变为慈悲,感激,甚至崇拜,最后,屈服于暴虐。

    但更多人无法相信这种说法,包括帕蒂案的陪审团。那个时代,人们无法理解“洗脑”,而斯德哥尔摩情结也仅仅被提出不到两年。

    心理学家没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去认证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症状,因为彼时它还不存在在精神病学手册上。

    更也许,是人们不愿意相信所谓的洗脑理论,它听起来多么像一个脱罪的借口,而不是理由。最终,帕蒂被判了35年。

    但也许随着时代演变,人们更加认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存在了,亦或许,帕蒂,毕竟来自赫斯特家族。家族的不忍,父母的努力,让帕蒂的牢狱生活没有再次成为她巨大的灾难。帕蒂在服刑两年后被放出。

    走出牢狱,对帕蒂来说仿佛一场仪式,一场告别年少轻狂的仪式。但究竟花了多久,这位美国名媛才彻底从那段荒谬的遭遇中走出,人们不得而知。也或许,她终其一生,都活在那一场年少疯狂的阴影里。

    帕蒂出狱后,她的父亲为她安排了12位保镖,守候在侧。后来,帕蒂嫁给了自己保镖之一伯纳德。

    帕蒂也曾再次走入公共视线。这一次,她成了一名作家,发表了回忆录 Every Secret Thing (失踪秘闻),揭露一代名媛,疯狂的传奇过往。

    但更多时候,帕蒂让自己归于平静的生活。她享受温馨的家庭生活,珍惜自己的丈夫和两位女儿。

    她的小女儿莉迪亚·赫斯特,作为赫斯特家族的新一代名媛,是一位美艳个性的超模,也是《绯闻女孩》中Queen S的原型。

    但赫斯特的家族姓氏,和帕蒂疯狂的过往,不会让她彻底隐没在人流。许多以帕蒂为原型,以她的故事为主题的纪录片、舞台剧在世界各个角落上演。

    帕蒂手持枪械,站在共生解放军标志前的照片,竟然成了一代美国青少年反主流文化的标志。直至今日,她依然是20世纪美国最知名和最受争议的名媛。

    但在今天,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她选择相信和谅解,大批的心理学家把她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典型。

    只是,帕蒂·赫斯特的故事,所引起的疯狂与荒谬,注定不会随时间而淡化和消逝了。

    身份给帕蒂·赫斯特无限荣宠和目光,也让她经历了被绑架、性侵,成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洗脑”的心理学案例。她的故事传奇又讽刺,天使堕入地狱,如此轻易,而走出来,或许要用尽一生。

    (来源:搜狐 http://www.sohu.com/a/218493403_478426 2018-01-23)

  • 5岁男童从7楼坠亡 邻居:奶奶精神病发作将孙儿扔下楼

    在南宁市大学东路一小区内,一名五岁的小男孩从家中坠落,当场死亡。而男童坠落的原因,疑似与家中老人精神疾病突发有关。究竟事实真相如何?

    小区居民说,去世的是一名五岁左右的男孩,家住七楼,因为身体不适,昨天没有上学。当时男孩是从家中的窗台坠落的,坠落过程中,身体还触碰到中间楼层的顶棚和架子。记者注意到,七楼的这户人家窗台上还挂着老人和小孩的衣物,而窗口是装有防护栏的。那么,男孩是怎么坠落的呢?有小区居民猜测,这可能和当时男孩的奶奶精神疾病发作有关。

    据了解,事发小区是某单位的生活区,而这户人家不是单位的职工,但一家五口住在这个小区已经有七个年头了,平日里为人都很和善。事故发生后,小区的物业人员和安保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男孩的家中。

    下午五点左右,男孩的爷爷奶奶和父母都被警方带走调查。而今天上午,男孩家门口已经贴上了南宁市公安局上尧派出所的封条。

    (来源:看看新闻 http://news.ynet.com/2017/12/01/721198t70.html 2017-12-01)

  • 袁新亭已入住广州医院 唐荆陵转到广东四会监狱

    【民生观察2017年11月18日消息】民生人权观察员获悉,11月15日出狱推动“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的“广州三君子”之一袁新亭,源于在监狱关押而引起严重胃病、便血、痔疮和高血压等疾病,于11月17便入住广州医院看病治疗,医生建议手术。另悉,同案推动“非暴力公民不合作运动”的维权律师唐荆陵已从原来的广东怀集监狱转到四会监狱,并患有多种疾病,两位政治犯的家属对此表示堪忧。

    11月15日袁新亭出狱后,源于手机依旧被警方控制,无法与外界联系,11月16日便委托朋友发出消息:“亲爱的朋友:谢谢各位三年半来对我的支持和我家人的关心,我已于昨日(11月15日)八时顺利到达广州。因昨日下午胃痛等严重不适,导致严重不便,加之我正面临情感压力,并急于在本月下旬回家探亲,所以无法一一当面向朋友们致谢!经过这次炼狱,我深切感受到民族的疼痛,导致我入狱的信念仍深植我心!”

    据维权律师唐荆陵太太发消息称,源于袁新亭在监狱关押而引起严重胃病、便血、痔疮和高血压等疾病,于11月17便入住广州医院看病治疗,医生建议手术。由于2014年袁新亭被关押时国保扣押了他身份证和银行卡(注:卡内有袁妈妈在袁新亭被关押前汇给他的一万元钱),出狱后一直末归还身份证和银行卡。

    对此,唐荆陵太太汪艳芳表示“强烈谴责广州国宝违法行为,请广州警方立即归还袁新亭的私人物品,因为没有身份证和银行卡无法行走。出狱后又没手机,目前无法与人联络,昨天他的母亲汇款给其他人转新亭,才暂时解决目前在广州部分开支,而他的父母亲年岁己高,并且己开刀手术,他们为儿子目前病情和证件而苦恼,担忧袁新亭如何回老家与他们团聚。”

    与此同时,本网获悉,袁新亭的同案唐荆陵律师已在一个月前由广东怀集监狱转到四会监狱。

    据唐荆陵家属探望唐荆陵后发出的消息称,今天(11月18日)唐荆陵姐姐探监得知,10月份唐荆陵因中耳炎住院半个多月,给家里父亲和姐姐写的信不知何故一直未收到。唐荆陵姐姐通过监狱方了解到,是由中山大学附属医院一位陈医生会诊,但未注明附属哪个医院,并且病历无法复制。唐荆陵太太说“(政治犯)在监狱和看守所关押所引发的多种疾病,让我们家属担心监狱恶劣环境引起唐荆陵及所有被关押(政治犯)的身体健康和精神损害……”。

    从2016年11月29日中国著名政治异见人士彭明在湖北咸宁监狱猝死,到2017年7月13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患癌症病逝;再到近期2017年11月7日中国著名政治异见人士杨天水在狱中患脑瘤病亡,在不到一年时间三位政治犯的反常离世,再追溯到此前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政治犯力虹、李旺阳、曹顺利……致使中国政治犯家属人心惶惶,海内外对改善中国政治犯狱中恶劣环境及健康状况呼声日趋高涨。民生观察会继续关注袁新亭、唐荆陵及所有在狱中政治犯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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