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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大批药品移出医保看权贵劫掠下民生艰困

    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掌权后掀起了为巩固权力的反腐败运动,一度赢得不知情的老百姓的不少拥护,然而,几年下来,中共权贵集团不断推出的各项事关民生全局性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等政策,使民众陷入日益贫困无助与被绑架劫掠的状态,中国大陆民生急骤恶化,已经日趋接近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前的水平,甚至大批因病返贫而债台高筑家庭要么选择放弃治疗等死,要么被债活活逼死,或者走向自杀。

    从“中国产业信息网”2020年6月18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至少有1400个药品被调出地方医保目录,不再享受医保报销。

    如,湖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湖南有168个药品被调出医保目录;再如,山东潍坊市消息,自7月1日起将脑苷肌肽等9种通用名药品调出医保目录。此外,潍坊市于7月1日上午8:00起已将潍坊市医保目录中对应的的117个药品注销。据悉,被调出医保目录的9种药品,是此前山东省医保局已发布通知要求统一调出省医保目录,即国家重点监控目录品种,潍坊市此次将这9种药品调出医保,也是跟随省目录的变化调整。另据报道可见,部分省市地方医保清理名单如下:云南(335个药),吉林(192个药),天津(79个药),河北(171个药),安徽(358个药),西藏(76个药)等等。

    按中共党国医保局要求,地方增补医保目录中的品种,要求在3年之内分批调出目录,3年清理品种的比例分别为40%、40%、20%。若今年的清理比例没有达到40%,可以预计,明年和后年将是各省清理原增补目录非常关键的两年。从目前的情况看,各省都做到了重点监控目录药品率先移出医保目录,有的地区直接公布了调出医保的省增补品种名单,并明确调出时间节点。有不少省份已开始启动地方医保清理工作,例如上文提到的湖南已调出168个省增补品种。虽然有部分地区还未大面积启动清理地方增补品种,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前面不做后面做,按国家医保局的要求,所有地方增补品种在3年内清出医保是早晚的事情,地方医保目录终将成为历史。

    从中共如上官媒消息可以看到,今年来,中共当局在事关民众医疗生死问题上,推出了一系列将曾经可以报销的药品移出医疗保险的政策,将大批的药品定为市场外非医保用药,使得民众医保日益成为了一个名存实亡的虚空的外壳,民众普遍感觉看病就是遭遇一场抢劫,并且是抄没家财,连坐亲友的大抢劫,使大批家庭因病贫困,甚至常常债台高筑,累及满门,祸及三亲六眷。以致有的人因不愿连累家人而在得病后要么不治,拖到死期,要么出走,远离亲人而自生自灭,甚至屡屡出现确诊病人跳楼自杀现象,可见大陆民众深陷在谈病色变的绝望与痛苦中。

    仅就涉及千家万户的糖尿病,就可以看出中国大陆目前民生艰困状况。中国大陆曾经可以报销的糖尿病药品,现在已经基本上没有可用的药得到报销了,而给予报销的药品又都是些没有治疗效果而价格低下质量劣质的药,这样就逼迫糖尿病患者要么选择接受医保药品,承受痛苦等死,要么自己掏钱购买非医保报销药品,在为了苟活几年的情况下,中国大陆于是出现大量的糖尿病人家庭急速返贫。而据中国官方报道,中国大陆糖尿病人数极其巨大,波及家庭极其众多。据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披露:近年来,国内糖尿病患病率呈逐渐攀升趋势。据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20岁以上的人群中,男性和女性的糖尿病患病率分别达10.6%和8.8%,总体糖尿病患病率为9.7%,由此,推算出全国糖尿病总患病人数约为9200万人。”2019年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约为1.16亿人,中国已成为全球糖尿病患病人数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糖尿病患者数量仍在持续快速增长。预测2040年中国糖尿病患病人群数量将达到1.51亿人。我国胰岛素市场增长速度也超过了全球平均增速。

    在涉及如此众多家庭的糖尿病问题上,中共当局果敢作出抢劫决策,置数以亿计糖尿病人及其家庭于生死线上,要他们作出要么掏钱活命,要么痛苦等死的艰难选择。这事实就是一场以绑架民众生命来进行的抢劫,是赤裸裸的权力谋财害命。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广大民众医保药品被移出同时,中共权贵集团们高昂的公费免费医疗却大行其道。如官媒报道《一次住院300万的震撼》:“公费医疗造成的浪费不亚于餐桌上的浪费。”山西一家三甲医院的副院长说,享受公费医疗的一些领导干部本人往往要求用最好的药,医院也会给其推荐最好的药、最好的检查、最好的服务等。前几年,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就高达300万元。(8月15日《重庆晨报》)

    从各方披露的消息可见,如上那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300万还是少的,相对于中共集团中的众多部级与副国级正国级权贵,每天的花费数以百万计也属常见。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在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省会城市的一个区,2009年的公费医疗财政支出为5800万元,2010年为7200万元,增速超过20%。一个县市区一年公费医疗财政支出动辄几千万,那全国的公费医疗财政支出数据多么惊人便可想而知了。另有中共媒体都不得不承认中国每年80%的医疗费用都为高干花费。据中科院几年前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中共当局一方面将大批事关普通民众生死的药品移出医保目录,让民众为了保命而倾家荡产,一方面将无底的天量医药花费于中共高干治病疗养上,这种以医疗活命来绑架盘剥抢劫14亿民众钱财,以供养中共极权统治集团穷奢极欲的行径,彰显出中共极权统治在民生上虚伪与邪恶。由此可见,中国民众要想活得象个人样,就必须挣脱极权统治的枷锁,否则一切民生都是空话,民众的生死只能成为极权绑架榨取的绳索,而其他一切人的尊严与人权都是幻想。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9日

  • 宁夏环保人士被拘 极权容不下环保志愿者

    据民生观察报道,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等等一批环保志愿者日前被当地公安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这是在中国因关注环保而遭致拘押甚至判刑的众多事件中的又一起恶性事件。说明环保志愿者成为了极权统治不能容忍的存在,公民环境权与参政权通过志愿者途径的努力也被封死,一切权力掌控之外的民间力量均将成为极权灭失的对象。

    稍微留意中国环保问题及其相关的民间环保志愿者情况的人士,当会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太湖环保卫士吴立红先生。

    吴立红先生出生于1968年2月1日,从1989年末开始关注当地环境问题,1998年以来,公开不断向媒体和官方举报当地工厂污染太湖的情况。近十年中,他先后举报2000多家企业非法排污行为,其中200多家企业受到处罚。2005年被民众选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候选人(吴是其中惟一的环保人士)、“中国十大环保人物”。他被中国媒体与民众誉为“环保斗士”、“太湖卫士”、“环保英雄”。2007年4月太湖蓝藻大爆发,水污染导致无锡二百多万人无干净清洁水饮用,一度造成人心惊惶。同年吴立红因莫须有“涉嫌敲诈”被拘捕并判处三年徒刑,关押在宜兴市拘留所和宜兴市丁山监狱。2010年4月12日,吴立红刑满出狱。他对媒体表示在监禁期间受到殴打与虐待。

    众所周知,吴立红因关注太湖污染而被判刑事件是一起赤裸裸的权贵利益集团迫害环保志愿者事件,然而,中共当局就在这举世皆知的事实前,公然将吴立红投入监狱,并且拒不作出任何平反昭雪,且在吴立红出狱后严加监控软禁,已完全将他视为政权的敌人。

    就在2018年3月16日,广东环保人士雷萍因为曝光当地石化厂与采石场污染问题被广东信宜公安行政拘留10日,警方抛出的所谓拘押理由竟然是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虽然在外界关注呼吁下,当地警方在拘押雷萍57小时后将其释放,作出暂缓行政拘留。但此事件让人再次看到在中国关注环保且意图为环境保护尽份心力者的危险。

    而今天宁夏中卫市大批环保人士纷纷被拘押,就更鲜明地昭告世界,中国环保志愿者面临随时被拘押的严酷现实。

    宁夏中卫沙坡头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李根山,在2020年9月10日被中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警方在通告里说,他和另外两名志愿者张保其、牛海波,先后实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之后一天,又有6人被抓。截至9月底,涉及此案已经有14人被抓,其中两人获取保候审,12人在押。

    环保志愿者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三人都是中卫黄羊巡护队的成员。这些民间的野保志愿者平日都自己找车、掏钱、出力,前往野生动物栖息地观察保护野生动物,却常常面临危险,曾经在寒冷的荒漠深夜,追逐盗猎分子,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意外。而这些志愿者行动的唯一依据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利和义务。也因此,他们经常被地方政府以各种名义构陷。

    李根山还是2019年腾格里沙漠黑色污染、罐车偷排污水事件的举报人。这次被带走前,他曾和张保其等人举报当地森林公安疑似包庇盗猎分子。此案在环保野保圈引发震荡,不少志愿者质疑,李根山等人是因此前多次举报而受到报复。

    李根山在2018年被聘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下简称绿发会)“中华黄羊保护地·中卫”主任,他还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下简称中野协)的志愿者。同期被抓走的张保其、牛海波,都是环保志愿者,是绿发会旗下环保机构“中华黄羊保护地·中卫”的成员,三人平时会一起巡护。

    耐人寻味的是,在李根山等人被拘押后,中卫市公安局在其官方微信“平安中卫”上,发布了“关于公开征集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等人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称李根山、张保其、牛海波等人先后实施了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抢劫等违法犯罪行为,请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举报。警方这种先拘押定性再征集所谓犯罪证据的行径,暴露着中卫警方完全抛开法制程序,先定罪再取证,公然充当权贵利益集团打手的角色。

    从宁夏李根山等人被刑拘,到广东雷萍被行拘,到江苏吴立红被判刑,及众多因为关注环保而遭遇殴打迫害的事件,深刻反映着中共极权对中国民间环保志愿者的防范仇视。

    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本质上是为了奴役搜刮国民,对于环境污染问题、野生动物保护等等问题,从来就不会放在心上,只是迫于世界与民众的压力而表面作出对环境的关心而已,而一旦环境保护影响到权贵利益集团获取利益时,那些关注、抗议环境污染的人士就成为权贵清除的对象。就此而言,中共极权统治下的环保就是为了应对世界与民众的招牌,是做表面欺骗文章的,而本质上就是一切为了权贵利益不择手段。

    中国近年来民间涌现出一批批环保志愿者,他们本着捍卫生存的环境权与关注社会的参政权意愿,热心公益,自发自愿出来监督各种污染事件,结果常常触动各种权贵利益,进而招致权贵威胁、殴打,直至通过公权力执法名义的拘押与判刑。

    中国环保志愿者的困境,说明中国公民在极权体制下环境权与参政权的缺失,公民从事服务于社会的公益性志愿活动途径的断绝。极权需要的只是安于被奴役的奴民,而不允许存在独立自我人格的公民,也容不得敢于担当社会责任而热心公益的志愿者。这就是中国当下民间志愿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日

  • 从长沙富能案看“政法姓党”下执法文革化

    长沙富能案被拘押人士程渊的妻子施明磊于9月11日前往长沙市中级法院问询案件进展情况,从主管该案的法官赵喆电话中确认该案已于上周开完庭,该法官并在电话中公然声称该案是“公开审理”及“保障了当事人的一切权利”,而身为案件当事人的妻子居然没有得到开庭通知,并家属委托的律师从未被允许介入该案,且官方指定的律师姓名都不让家属知情,如此开庭居然说公开还保障了当事人权利,这不仅是公然无耻撒谎,而且完全抛开一切执法程序与法规,是赤裸裸地以文革阶级斗争的专政来代替执法。

    据被控“长沙富能颠覆案”当事人之一的吴葛健雄的律师吴有水于9月10日前透露,由官派律师陈汝超方面得知,富能案已于上周在长沙市中级法院秘密开庭,并且庭审已经进行完毕,但没有通知家属,也没有判决书。

    9月11日,施明磊在律师陪同下带着女儿去长沙市中院问询案件进展,希望确认开庭信息是否属实。法官赵喆和黎军副院长仍然拒接电话,办公电话连书记员也不接,打刑庭电话称不知该案情况,要他们联络赵喆。施明磊一行没有等来赵喆法官,并且被一群法警围堵,不让谢阳拍照。

    最后法警负责人打通赵喆电话,确认上周已开完庭。随后,施明磊一行去了长沙中院立案庭查询窗口,查询案件进度,工作人员分别输入“程渊”,“刘大志”(刘永泽),“吴葛健雄”三人的名字,搜索结果一片空白,称该案根本没有录入系统,工作人员也表示自己不知道。

    面对如此情况,法警负责人竟然转告主管该案法官赵喆的话称该案是“公开审理”的,“保障了当事人的一切权利”。

    施明磊觉得太荒唐,她在推特上三问赵喆法官:一是她下载备份了中院网站上赵喆接手该案以来的所有案件公告,没有该案的任何记录;二是程渊的辩护律师张磊、谢燕益都没有上庭,当局却叫公开审理;三是开庭没有通知家属,显示案件完全是黑箱作业。

    长沙富能联合创办人杨占青认为,此案表明当局对公益人士的迫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连家属也不通知开庭时间,完全秘密开庭,这是在以前的公益维权人士被打压案件中还没发生过的。

    杨占青觉得这一方面表明了当局在对公益维权人士越来越仇视的趋势上更是变本加厉,另一方面也可能有一些具体因素导致的,比如可能是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三人遭受酷刑导致身体健康问题,当局不敢让家属知道,就不通知家属开庭信息,避免家属参加和外界知晓,或者可能是当局连庭审的基本程序表演也懒得做了,完全强审强判,就不愿让家属看到法官、检察官和官派律师的严重违法行为;还有一种可能是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三人坚持不配合他们庭审表演,法院担心三个人当庭翻供,就不敢通知家属参加。

    “长沙富能案”中被拘押的程渊、刘永泽及吴葛健雄,长期关注残疾人权利议题。程渊更是资深的公益法律人士,曾推动多宗关于乙肝及艾滋病歧视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性诉讼。

    2019年7月22日三人被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刑拘,在被羁押一个多月后于8月26日被长沙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后经长沙国家安全局数次违法延长侦查期限。

    拘押程渊当天,程渊的妻子施明磊被办案人员违法采取戴黑头套、手铐、连夜审讯20多个小时,还被警方拿程渊女儿要挟以使其屈服,并且随后对施明磊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扣押其与案件无关的物品,包括证件、手机、电脑、医保卡、银行卡,并在第二天冻结了施明磊的银行账户,导致其接下来的几个月不得不为生计问题疲于奔命。程渊的哥哥因在推特上质疑此案而被警方两度传唤。

    富能案三公益人士自刑拘至今未能见到家属聘请的律师,并且家属聘请的律师还遭官方强行解聘,官方强行为当事人指派律师,代理该案件,而官派律师的资料信息一直拒不告知家属,承办该案件的法官对家属一直避而不见,令家属求告无门十分无奈。

    程渊妻子施明磊依照法律程序,一年来多方向有关部门申请信息公开,但均遭无声回应。在历经一年多的长沙国安等执法部门完全黑箱化作业后,长沙检察部门居然秘密将案件起诉到了长沙中级法院,并于7月中旬秘密召开了没有家属及其委托律师参与的秘密庭前会议,且于9月上旬在不发开庭公告,不通知家属,不告知家属委托律师情况下秘密开庭审理。

    从长沙富能案三公益人士被拘押,家属被连坐,到不许聘请律师,不许家属与律师会见,不许通信联系,拒不依法对家属及外界透露任何案件进展情况,主理法官拒不回应家属咨询,拒不会见家属聘请的律师等等整个过程,可以看到长沙执法部门完全抛开了中共自身颁布的执法程序与法条,整个案件办理中没有丁点法律的影子,只有文革时期阶级专政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

    值得外界高度警惕的是,长沙富能案并不是今天中国执法中的特例,因为近年来正在办理中的余文生律师案,覃永沛律师案等等案子,都是没有任何按照法律程序办理的痕迹,都是完全抛开中共自身颁布的法律如律师会见,家属联系,对外公告等等程序规定,而是完全黑箱化作业,是典型的文革砸烂公检法司后的阶级专政作派。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今天事实已经完全步入了抛开一切法制而镇压一切不甘被奴役人士的阶级专政时代,恢复了文革只讲斗争不讲法制的习性。

    应该看到,中共当局今日如此野蛮赤裸裸抛开法制恢复文革阶级专政习性,是与中共党魁公然要求政法姓党紧密相联。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后,公然发出政法姓党、媒体姓党,一切服从党等等以党的名义专政的口号,事实就是向世界宣示党意志就是一切,中国统治由党的意志决定而不是法律,这就明示着中共极权集团完全不顾文明世界的人权、法治、公平、正义等等准则,一切惟中共集团意志为准则。

    长沙富能三公益人士被中共集团完全抛开法制整个黑箱造案的事实,向世界宣示着中共极权集团已经完全步入了砸烂公检法的文革时代,今日中共的公检法已经完全没有维护公平正义的执法的成分,只有充当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打手的阶级专政角色。对此国人及文明世界应该保持清醒认识。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13日

  • 剿灭良心:抗议当局拘押耿潇男夫妻

    9月9日,中共北京当局拘押了艺术家、良心人士、文化企业经营者耿潇男夫妻,宣示了中共集团对一切敢于秉持良心,勤于助弱扶危,勇于为天下正义鼓呼之士的仇视且必除之而后安的本性,野蛮地向法治、人权、文明亮剑。

    据耿潇男女士的律师尚宝军10日对外透露,耿潇男与丈夫秦真的亲友因24小时无法联系到二人,10号前往北京海淀警方寻人,最终在海淀清河分局得到警察口头确认,称耿夫妇两人目前都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关押在北京市海淀看守所。另知情人士透露,9月9日,中共北京警方调查耿潇男夫妇的出版公司,封了她先生与公司账号,并抓走公司的几名职员。

    耿潇男女士是中国出版人、电影人,历任中国天画画天影业的首席执行长(CEO)、瑞雅书业总编辑,现任传奇天辉影视文化(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怀抱“此生做不成那种登高一呼的英雄,或暗夜执炬的牧羊人,但生为小人物,也有小人物应尽的职责和担当;我做不了英雄,但可以为英雄献花和欢呼,为英雄牵马,为英雄挡枪子儿,为英雄收尸……十二月党人的女人已经深深烙刻进了我的骨髓,她们在青史上闪耀着猎猎英姿。”的信念,长期关注中国民主法治人权进步事业,对一些受到政治迫害人士多方关照。如前中共党校教授蔡霞称,耿潇男善良侠义,“多年来悉心照顾帮助政治异见老人,如鲍彤先生、杜光教授、姚监复先生、杨继绳先生等;她的侠义勇敢令人感佩。”同时,耿潇男还经常为因践行宪法权利遭致当局拘押人士呼吁。今年二月,北京律师、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时失联,耿潇男也四处呼吁求援,她也因此被警方警告,并一直担忧自己的安全。尤其清华大学前教授许章润先生因为疫情发声而遭致当局软禁,7月更被中共当局进一步构陷拘押期间,耿潇男多方奔走营救,发声声援,因此更加招致中共当局忌恨。这次耿潇男夫妇被中共当局以涉嫌“非法经营罪”拘押,外界有理由怀疑正是耿潇男长期秉持良心的义举,而招致中共集团的敌视与报复。正如许章润先生所言,在中国当下“任何公民,只因信守良知,为公义发声,便会随时可能遭受横逆,失去人身自由。”

    中共集团今日拘押耿潇男显然就是要震慑威吓那些敢于秉持良心,为社会正义发声的人,中共意图通过拘押耿潇男来达到杀一儆百之效。由此也可看到,中共拘押耿潇男不是因为她真的触犯了什么法律,而是因为她保持着自己的良心,不肯同流于极权,不甘合污于野蛮。中共这次迫害耿潇男事实是过往多年来打压异议人士的政治问题经济化的故伎重演。

    人类千万年得以延续的根本之一在于人有良心。而良心就是被现实社会普遍认可并被自己所认同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良心是道德情感的基本形式,是个人自律的突出体现。是人天生的善良的心地,是内心对是非、善恶的正确认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就明确承认与肯定良心的存在与价值。

    耿潇男多年所行,本质上就是垂听自己的良心,本着良心去办事。她关注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为那些寻求正义遭致羁押者呼吁,都是为了良心能安。她所行完全符合基本人性,也符合中共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符合中国传统道德扶危济困与仁义礼智信原则。所以,耿潇男的行为是合法合理合情的。是不应该也没理由更无法律依据遭致拘押迫害。

    然而,在中国过往70余年的历史中,良心被斥之为封建遗毒,正义被嘲讽为不识时务,一切坚持良心,追求正义,探寻真理者都成为了极权专政的对象,遭致从镇压反革命,到土地改革,到反右,到四清,到文革,到六四等等一轮轮野蛮的屠杀。直至今日,一切敢于追求作人尊严,践行宪法权利,希冀民主法治的人士,都是良心未泯之士,也都是极权敌视仇视的对象。

    极权本质上就是人性罪恶的外化,是人性中良知正义的天敌。所以,一旦人性罪恶与世人权力结合成极权统治,那么剿灭良心,摧毁正义,就是极权赖以延续的必然选择。今天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不断对社会一切保持良心人士的追剿,就是为了维护极权罪恶统治的千秋永固。因此,耿潇男之类敢于持守良心,不愿与罪恶为伍之士,就必然成为极权专政的对象。就此而言,中国今日已经到了面临选择秉持良心做人还是泯灭良心做鬼的历史抉择时期。对此,每一个人都无可回避!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11日

    许章润:就女子羁狱致暴政书

    岁在庚子,七月流火,适为人间清秋,不料戾气弥漫,捕快堕突街闾。大灾甫息,瘟疫依旧,全球讨伐声激,周边战事一触即发,而民生迫在目前,本该予民休息,进而反省罪己,以图祥和。不意当轴反其道行,一意挑动不满,专心制造敌人。就在昨日,警方抓捕著名文化出版人耿潇男女士,夫妇二人同遭羁狱,顿时举世哗然,将紧绷舆情往前再推一步,让本就不堪之中国政情雪上加霜,而令万千良善国民齿冷心寒。

    多年以来,除开艺术评论与文化出版,潇男女士秉持公共心肠,投入公共事务,无私无偏。每为身役公益而受难罹祸人士,不论亲疏,勇敢发声,无惧无畏。奔走公义,抱薪牵马,不惜代价,不计成败,有情有义。而文笔激越烂漫,心意清澈如云,品性豪迈嘹亮,脾气嫉恶如仇,集美丽、才情和正义于一身,正如友人所言,身为美女,可称先生,正为我华夏十二月党之大丈夫也。

    尤当在下蒙冤羁狱之际,潇男女士仗义直声,以笔呼号,因传播真相而惹恼有司,这才埋下今日牢狱之灾的祸根。浩瀚中华,危难当口,总有侠女舍身取义,令须眉汗颜。她们本是弱躯,奈何因信行义,以一己之力抵抗强权。她们不想充当英雄,但愿闺中吟咏,却因一腔血涌,遂成以死明志的真正豪杰。潇男,不管你们如何污名,她是这个至暗时刻,义无反顾奔赴在崎岖自由之路上的殉道者,她是至刚至烈反抗极权暴政的受难人,她是浩瀚凛然、追求民主的伟大公民!

    别作恶,放下屠刀,释放潇男,还潇男自由,还潇男夫妇自由,还这个世界以公道!
    天地不仁,长歌当哭,上天吾王,你睁眼看看这人间⋯⋯
    潇男有罪,吾人同罪,莫欺负女子,坐牢杀头,请自章润始。

    许章润
    庚子七月二十三,耶诞2020年9月10日

  • 蔡霞教授被严处 因言治罪再添新篇

    8月17日,中共中央党校发出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严肃处理退休教师蔡霞严重违纪问题》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退休教师蔡霞,发表有严重政治问题和损害国家声誉的言论,性质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违反国家事业单位人员行为规范。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监察组和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机关纪委联合审查调查,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务委员会决定,开除蔡霞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取消其享受的相关退休待遇。”这是中共当局在因言治罪上加增的又一罪证,说明中共当局早已背叛了自己在与国民党抢夺政权时期向世界所作出的承诺,在违反法制,践踏人权,挑战文明的邪道上持续狂飙,不死不休。

    本次中共当局严处蔡霞教授的直接原因是,今年6月初,社交网站上流出蔡霞20分钟的音频,蔡霞在音频中抨击取消任期制的修宪、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以及两个维护,认为习近平就是一个黑帮老大,党内所有人都是他的奴才,已没有人权和法治可言,并建议习近平退居二线养老。这些讲话充其量也只是一个中共党员履行建言职责而发出的言论,或者说是一个公民本着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表达的忧思,即无论从中共自身党规还是从国家宪法,蔡霞教授所言皆合规合法。

    纵观蔡霞教授人生履历,可以看到其按中共准则属所谓的根正苗红,而她整个言行是一个力图坚持中共延安时期追求民主、人权、宪政初衷的共产党人。

    蔡霞女士,1952年10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外祖父曾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入党,1927年后随潘汉年在苏北和上海当交通员。母亲、舅舅和姨姨都参加了中共军队。

    1975年起蔡霞在军队、国企、和县委党校从事政工工作,1984年32岁时考入二年制党政干部大专班,后在县级党校教书。1992年40岁时考入中央党校,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200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在党校任职期间,蔡霞负责对各地官员进行培训。一次中青班结业时,一位即将晋升副部级的学员针对网络管理发表意见,认为“天津蓟县大火,那么个小事情在网络上搞成好大的事情一样,搅和人心。我们需要加强管理。”蔡霞则表示“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们认为是小事,社会当然认为它是大事,我们对老百姓的生命有没有基本的感情?”“我给那学员打分很低。我感觉你对人民的感情极淡漠,这不是思想观点不同,是良心何在?”

    2002年,在宣讲“三个代表”时,有干部对农民表示不满,称“农民就是刁民。”蔡霞则问道,“在座的哪个祖上不是农民?”“现在一些干部对老百姓的感情变了,称呼改变反映了感情的改变,党校老师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能退让。”2003年参与编写《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2008年,蔡霞前往西班牙考察研究了西班牙政治转型,使她陷入焦虑长达半年。

    在讨论“多数人统治就是民主”的时候,蔡霞以纳粹德国和文化大革命举例,称“文革当中以多数人的名义对于少数领导干部进行侵害,其实是践踏人权的暴政。”有学员以“党校姓党”进行指责,蔡霞回应“你说到文革,我就来跟你说说文革。我当时是红卫兵,我们怀着对革命的虔诚之心,陷入疯狂,造成了很多伤害,我一辈子带着歉疚,但是我的孩子听文革跟听故事一样。党的历史怎么能回避这10年的曲折?“党校姓党”同样包含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和反思。剥夺记忆,历史错误就会以新的方式再犯,现在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流行的做法当成创新,恰恰是我们不能赞成的。”她的讲话获得了学员持续数分钟的掌声。

    2011年起,蔡霞与北京市某街道合作,开展“党群共治”,实验预算民主,请人讲解罗伯特议事规则。2016年,任志强因发微博质疑人民政府成为党政府,被留党察看一年。蔡霞发表名为《党章党规保护任志强们的党员权利》的文章支持任志强,但遭到《光明日报》驳斥。

    今天回顾蔡霞教授的言论,可以说其从本质上仍然是希望中共能够兑现曾经给天下承诺的民主、自由、人权、宪政,希望对中共不称职的领导人作出调整,使中共统治融入人类现代主流文明,而不是要颠覆中共统治。如此温和理性而坚守中共初衷的教授,居然今天被中共当局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若不是她现身居国外,肯定将被逮捕重判。

    由蔡霞教授长期来所言所行,可以看到体制内追求现代民主人士的努力,及中共统治集团中坚守民主初衷者的努力。这种努力意在使中国实现现代民主文明转型,让中国融入人类主流文明中。这与中共早期夺权时期向世界的承诺是一致的。然而,这种努力最终换来的是重处,是开除党籍。由此可见,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今天已经完全背叛了自己曾经给天下的承诺,已经将坚守中共初衷人士当作敌人来予以惩处。类似蔡霞教授情况,今天众所周知还有中共北京政协委员前华远董事长任志强也因希望中共兑现民主承诺而遭拘押。

    当然,中共迫害敢言知识分子由来已久,远者不说反右中几百万右派、文革中数千万知识分子及其家庭,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文革后不久的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仍迫害了众多学人,而六四屠杀及其之后清查硝烟至今未熄。而对大学教师清剿,更是近年来中共一再祭起的屠刀,至今据不完全统计,自2017年1月以来,就有山东建筑大学邓相超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史杰鹏副教授,重庆师范大学谭松教授、唐云副教授,齐鲁工业大学刘书庆教师,山东工商学院李默海副教授,北京建筑学院许传青副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翟桔红副教授,厦门大学尤盛东教授、周运中教授,贵州大学杨绍政教授,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院长赵思运,电子科技大学郑文锋副教授,四川轻化工大学李志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聘教师周佩仪,以及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等等,纷纷因言论而遭致中共当局解聘,有的被开除或行政记过,有的被提前办理退休,现在又将蔡霞教授开除党籍并取消退休待遇。

    从中共当局因言严处蔡霞教授及近年来疯狂惩处众多大学教师可见,中共当局早已赤裸裸背叛自己抢夺政权时向天下作出的民主承诺,公然背弃自己颁布的宪法中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款,肆意践踏公民基本人权,拒斥人类普世文明价值,因此文明世界应对其予以高度警惕与严加防范。同时,中共体制内保持民主初衷人士,也应由蔡霞教授被严处事件更看清中共的反动本质,从而坚定结束极权与捍卫人权、民主、法治现代文明的决心。

    民生观察 2020年8月17日

  • 从涉土地拆迁上访看信访制度的缺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无上访制度,只有信访制度。信访是“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维基百科这样解释,信访按照官方定义,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者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以上这个说法,在历次颁布和修改后的信访条例中都有相同和类似的表达。不过我们可以从官方将其称作信访民间称作上访察觉其细微而重大的差别。官方指出信访的主要方式是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不过是书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衍生),在一系列方式最后才用了一个走访这个词。这个走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上访。排序在最后体现了制度设计者们的无奈与机心,他们既不希望被指摘为剥夺人民的权利,因为中国宣称人民当家做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民众捍卫权利的行为很可能是无法完全满足,甚至对政治制度带来无法接受的后果。

    许多研究者对信访制度和上访现象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得出了迥异的结论。据我看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就具有它诡异的出身,它就像生物进化论上处于断层和突变的一个物种,你要用常规的分类方法去了解分析判断它,肯定是不行的。不过这里我们不再纠缠于制度的缺陷以及存废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更大和争议更多的问题。我认为,理论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纠缠不休时,社会学的研究,具体案例的分析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现象的了解,从而为明智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帮助。

    笔者从《访民数据》这个资料出发,选择涉土地和拆迁上访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一,上访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包罗万象的分析势必耗时耗力巨大,笔者力有所不逮。二,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土地和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较多,上访围绕土地拆迁方面的数量也较其它方面多,适合于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三,虽不能以涉土地拆迁上访来完全评价信访制度,但是上访者的遭遇无疑会很大程度上折射信访制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操作和实效。

    《访民数据》中涉及土地和拆迁案例,在访民数据现有的132名访民中,有59人是涉土地拆迁的访民,占总数的44.7%。在由于有些案例中,有些访民由于利益相关,亲属一起上访,所以实际案例只有88个。涉土地拆迁案例36个,占总数的40.9%。由此可见,涉土地拆迁上访不管是案例数还是参与上访的人数都占了总数的四成,成为上访中最大的一块。

    我们同时还得解释一下我们如何选定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的标准。一般说来,就是只要一个访民因为土地被占,房屋被拆迁,不管是农村的耕地林地,还是城乡的宅基地,不管是旧房改造,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涉及土地房屋而上访的,我们都列为这里所说的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另外,有三个案例,虽然看似跟土地和拆迁有区别,一个是河北滦平县李淑贤案,她上访的理由是2013年村土地配套工程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将她自留地里的四,五百棵杨树砍掉,并且未给与适当的赔偿。虽然,她并无土地被占,但是她却是土地拆迁的受害者。这个案例符合由于土地的开发征收给他人带来侵害而未做合理赔偿由此产生上访这个基本特征。另一个就是河南内黄县冯改娣案,从表面看,这个案子似乎跟土地拆迁没有直接关系,而她的诉求也不是针对土地和房屋,而是她的女儿两次被闯进家里的工作人员吓得癫痫病复发加重,索要治疗费用。但是考虑到两次事件都发生在盖房子和扩建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闯进家里的目的也是跟房屋有关,所以我们也将这个案子收录为涉土地拆迁的上访案子。四川凉山州徐开芳虽自己没有涉土地拆迁方面的利益受到侵犯,但是他作为基层教师和政协委员写了关于经济适用房的提案,由此受到打击报复,福利房被扣且被教育局领导殴打,甚至被教育局长以再告就是死相威胁。这个上访案例通过涉及经济适用房提案的遭遇,说明房屋土地拆迁政策的敏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民众哪怕是政协委员都不能触碰甚至合法提出意见,更不用说保障权利了。因此我们也将这个案子列为涉土地拆迁案子。至于河北阜城县刘瑞生与邻居因宅基地纠纷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笔者认为虽涉及土地房屋,但跟一般财物纠纷没有区别,所以不将其列入其中。

    我们从《访民数据》可以看出,涉土地拆迁上访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湖北赤壁市的洪运周,他因为库区移民山林被占在1981年前就开始上访,至今已39年,而他的诉求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上访超过三十年的访民有三人,除洪运周39年外,四川成都新都区的韩永会和山东禹城市的李玉明上访的时间都有31年。上访时间二十年以上的访民有四人,分别是四川乐至县的龙和生23年,四川自贡的刘正有25年,他今年2月已经去世,广东珠海市陈风强、陈风明兄弟20年,上访时间在十年至十九年的人数最多,达34人。上访时间五年至九年的访民有16人。一些访民具体开始上访的时间我们难于从资料中得出,我们会根据他最早受到的处罚和处理来推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难以得出大概的数字。比如云南昆明市的访民王远英,我们只看到公安机关在2018年对她得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描述她当时已经20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上访,26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进行训诫。考虑到云南跟北京的距离长达2500多公里,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上访并未被抓获训诫的时候,因此我们认为她上访的时间应该在十年以上。

    可以想象,这些访民为上访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因为你不但要有专门的时间,这些时间你不得挣钱养家,你还得买车票,吃住都得有开销。现在的信访条例将到北京上访视作违法行为,等待他们的不会是青天大老爷,除生活的不便艰辛,警察、黑监狱也在等待他们。回到家中当地政府也会将其视为抹黑捣乱分子,甚至会采取敏感时期限制自由不准外出的做法。长时间的上访对访民这样底层民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几乎不用列举,点开表内的连接,几乎每个访民特别是那些时间长点的访民,他们的时间精力基本都在上访或无休止的各种拘留、黑监狱、劳教、监视居住或者服刑上。

    《访民数据》里的访民是一个明确界定的访民,不是指采用书信或类似方式,比如电报,传真,电子邮件进行信访的访民,甚至也不是到所在的县市或省会城市走访,而特指到北京上访这样一个形式。当然,他们在到北京上访前基本都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有些还提出了诉讼,但他们觉得结果不让他们满意,有些特别是土地拆迁很多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涉及此类维权进行起诉很多时候法院会明确告诉不予受理。比如上海陆立眀,2003年6月11日相关部门批准陆立明所在的民星东南小区拆迁。陆立明家祖传私房也被列入拆迁范围。但拆迁房只答应安置陆立明一户,对其他陆氏兄妹继承份额不予安置。对此陆立明拒绝签署拆迁协议,并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院不予受理。2006年1月13日,区政府为了配合上海星云房地产开发商完成拆迁,建设商品房,出面强行拆除了陆立明弟兄6人和母亲共同继承的房产,导致陆立明上访。这个情况跟诸如下岗职工等一样,涉及政府行为以及群体事件或者被认为有害稳定,法院明确表示不会立案。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别无他法,就采取到北京上访这条途径,企图高层的关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上访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到北京上访被认为是危及稳定和谐,越级上访更是违背法律的。许多人上访的地点除了国家信访局,还会选择在天安门、中南海、中央部委等地方上访,甚至会采取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示威游行、散发资料等方式,特别在有重大活动或者接待重要外宾时更是访民上访的高峰期,由此,虽给政府方面带来压力,但同时也被视为高危人群。中央自下一直将是否有来京上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指标,甚至是一票否决。因此,地方官为了政绩与驻京截访人员勾结,截访也成为一个产业。地方政府付给北京截访者一笔不菲的费用,北京的截访方将截下的访民交给地方政府,不将上访数据上报,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过访民落在截访者手中,遭遇却是很惨,饿饭,打骂是经常的事情。

    《访民数据》里有一栏是是否有被酷刑,这个酷刑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打骂,我们也按照程度将由上访导致的对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以及严重的处罚两类列在里面,因为上访既然是人民天然的权利,也是法律允许的救济措施,由于行使权利而受到惩罚,哪怕是行政或司法机关作出的,也是一种邪恶。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主要有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非法拘禁三种。许多参与了群体性的上访,被截访后都会受到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时间在15天以下。刑事拘留本身是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一种处罚,一些访民由于被认为有过激行为,为了解决麻烦,就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不过许多时候由于证据不足或者其它原因会在刑事拘留期满释放或者改为监视居住,这个也可以视为对不听话访民的一种警告。非法拘禁指的是在截访后关在黑监狱等待接访以及接访后在当地扣留,办学习班,和当地政府在敏感时期,为了避免上访,将访民强制限制在一个地方不准外出,有时这种非法拘禁时间长达几个月或一年多。这种方式访民称作非法拘禁和绑架,因为这期间不会给你任何的法律文件就限制了你的自由。严重的处罚指的是对访民处以劳教和劳改。劳教虽名为行政处罚,但由于其可以处以三年以内的处罚,劳教决定不需要法院判决,只需要公安局自己就可以做出,而且劳教场所的环境更差,访民往往在里面受到更为苛严的对待,所以劳教制度在被取消前一直担当对付难缠访民的急先锋。劳改也就是刑事判刑,对访民主要采用寻衅滋事罪,妨碍公务罪,敲诈勒索罪等等。

    在《访民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59个涉土地拆迁访民中,有28个访民明确表示自己受到肉体酷刑摧残,有一些造成终身残疾,四川韩永会被打终身残疾,湖北武汉孙春秀被打断五根肋骨。二人(河南南召县贺立顺,辽宁沈阳刘振)在看守所死亡,贺的三名家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看守所宣布刘自然死亡,但儿子发现尸体胸口淤青内陷,提出尸检被失踪。一人(黑龙江贾瑞峰)在服刑期间死亡。一人(陆立眀)在上访中多次被精神病。25人被行政拘留。20人表示自己受到黑监狱,学习班,绑架等各种非法拘禁。6人被劳教。有34人被判刑,其中16人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4人以其它罪名判刑,4人的罪名既有寻衅滋事罪,也有其它罪名(不是一次判处的)。需要提醒的是许多访民经历了这数种酷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普遍表示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劳教场所是打人和折磨人最厉害的地方。工作人员包括警察经常自己或唆使牢头狱霸打骂访民。经常以罚站罚跪教训人,以及吃不饱不给水喝,冬天不穿冬衣在户外罚站,夏天任由蚊虫叮咬等折磨人。广西天峨县韦亚妮表示,她“在劳教所被用手铐铐起来,然后脚尖着地吊着。被绑在床上,例假期间被扒光衣服,被殴打,给穿束身衣手脚捆绑得紧紧的,坐也坐不了只能站着。广西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蚊子,不给蚊帐,也没有其他祛蚊虫的措施,被叮的全身是包,奇痒无比。因为毒性存留体内,出来一年多后才慢慢不痒了。在里边有多种多样的体罚,面壁思过是其中一种。整天整天让站在离墙壁一米远的地方面对墙壁。”劳教所规定了超长劳动时间和超强的劳动强度,完不成任务就将受到惩罚。韦亚妮表示,她们“全体加班劳动,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有时到晚上12点甚至天亮。伙食很差,有时1年多不让购物,营养严重缺乏导致浑身水肿。总之忍受的是生不如死的折磨。”四川西昌曾广秀表示自己在拘留所多次遭到殴打,在劳教感化期间胸腔颈椎变形,因完不成规定任务被加教8天。这些酷刑很多种,许多都是超出法律之外的,其目的就是胁迫这些访民放弃权利停止上访,比如新疆张建华:“种植的两千亩地因使用伊犁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除不合格除草剂导致药害全部绝收,为此起诉到昭苏垦区法院,可法院在被告没有任何反驳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违法,违纪一边倒的民事判决,举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直申诉都没能得到合法的解决,举报人有寃无处申只好到北京申诉”,为了将其家人逼出办学习班,“昭款垦区公安局的民警穿着便衣估计20人左右把我家团团围住,楼上楼下,楼道里全部都是便衣,进出的人全部都要盘问,24小时守候,把举报人张建华家的水,电,暖全部停了困其三天三夜逼其出来到学习班,被困人员还有举报人的前夫和70多岁的老母”。

    一些访民对拆迁手续表示质疑,对补偿额太低不满进而上访,会被认为是恶意的犯罪。比如江苏常州市姚宝华,2002年开始,常州市政府以建设开发区为由征用村民土地兴建大批商品房。因征地部门缺乏相关征用手续和补偿额度偏低,姚宝华开始带领村民维权。钟楼区人民法院2014年3月14日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称:被告人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以获得非法收入为目的,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以征地不合法、补偿不到位、安置不合理为借口,采用阻碍施工的方法,使开发商蒙受停工损失,迫使与其无利益关联的开发商与其进行交涉,强行索取开发商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最后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上访本是民众用于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方式,属于一种行政救济措施。一般说来,上访是民众觉得权利受到侵害,当地政府无法解决,而且这种侵害很可能就是当地政府或者在当地政府官员支持纵容下造成的,民众既不可能从当地政府那里,也不可能从当地法院那里得到他们认为公正的结果,于是才采取上访这个途径。那么上访到底有用吗?我们上面从数据中看出上访对当事人是一个多么艰难和代价巨大的旅程,那么总得有相应的收获吧,不过我们从访民数据中得到的结果却让我们失望,36个涉土地拆迁案例中只有两个案例的访民表示他们的诉求得到部分解决,一个是湖北洪运周表示他们反映得事情得到部分解决,但是他又说:“现政府拿出不管前任的霸道作风,再一次对洪运周的个人权益做出新的侵害行为。”一个是四川乐至的龙生和。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些上访的成功率为零。即使将两个部分解决案例算作上访的作用,这个成功率按照案件数也只有5%,按照访民人数则只有3.4%。这个数字让人觉得上访真是一件费力巨大成效低微的方式。

    当然,从《访民数据》来研究上访制度难免有自身不足之处,这些我们也需考虑。首先,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特别是当前将越级上访赴京上访视为违法将这些访民视为高危人群,有关访民资料的收集相当困难,案例数量相对较少,由此必将给研究结果带来影响。因此加大收集资料的力度扩大收集渠道,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第二,这个研究不是对上访制度全面的研究和评判,也不是企图改革上访制度。要注意到我们收集的资料带有它自身的特点。一些简单的短期的信访诉求可能由于在早期通过一些方式得到解决,而没有进入公众视线,由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防止以偏概全。当然这些都需要相应的资料和研究来支撑。

    上访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制度,公正的寻求和对民众疾苦的关心绝不只是法律的规定和宣传口号。上访和访民现象得出现不是偶然,绝不仅仅是刁民无理取闹,也不是天恩浩荡的展示。这个研究只想将上访的某个侧面展示出来,随着资料的收集完善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才可以更为准确的描述以及正确对待上访。

  • 我和我的儿子吴葛健雄(六)

    从杭州开车到长沙,全长大概900来公里,开车要十多个小时。上了高速后,一路上,也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有几个高速公路的出口已经关闭了。进入杭新景高速后,更是一路无人了。

    我打开定速巡航,以限速的高限,孤独地行驶着。

    路上,我再次给办案单位打了个电话,让值班人员转告林圣新警官,我已经出发了。

    把车上的多媒体打开,找到了佛教音乐的文件夹,点开。

    虽然我是基督徒,在1989年冬季的时候,就正式受洗。但我依然喜欢听一些佛教音乐,在心情烦躁的时候,听一些佛经,能让自己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

    可是,这次,就连佛经,也没有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为了让自己不至于那么疲累,我决定分两次走。

    这个决定,最后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长沙,宾馆都已经全部关门,不再接待客人。如果我直接开到长沙的话,可能只能在长沙的街头,倦在车里过上一夜。

    所以,过了一大半路程之后,我就下了高速,在朋友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又向长沙出发。

    进入湖南境内之后,接到一个电话,是林警官打来的。我问我,是否已经到了长沙。

    我告诉他,估计中午可以到达长沙。

    他告诉我说,到了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们的领导想和我谈一谈。

    我答应了,本来这次去就是想找他们谈一谈的,只要能了解到我儿子的情况,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信息,也是我所渴望的。于是,约好了下午两点,在办案单位的门口见。

    但是,他们的领导,会和我谈什么呢?我想。

    到了长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肚子也不觉得一点饿。但一想到下午还谈事,我决定无论如何先吃点东西再说。

    开着车,绕着长沙市政府转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一家饭店是开业的。

    此时的长沙,已经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了,所有的工商服务业,都进入了全面停业状态。

    幸好,我的包里,还有几包锅巴,车上也还有瓶装水。就喝着瓶装水,啃着锅巴。吃过之后,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调整一下心态——因为,我还必须得装出一幅笑脸来和他们相见。

    虽然,我的内心是苦楚的,但我必须表现得轻松、而且还是有点卑躬屈膝的样子。为了儿子的自由,自己所谓的尊严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中午1点,开车到了办案单位。我直接开车进了大门,然后转向停车他们内部的停车场,把车停在停车场门口的栏杆前。

    保安跑过来问我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他们的领导找我谈话,让他打电话给林圣新警官证实。

    保安也没打电话,抬开栏杆,直接让我进去了。

    停好车,打电话给林圣新警官,告诉他,我到了。他回答说:好的,稍等一下,他先跟领导汇报一下。

    我躺在车里,摇下车窗,点燃了一支烟,心里突然特别地平静起来。

    如同一潭死水般地平静……

    快到1点30分的时候,林警官打电话给我了,他问我在哪。我说我在车上,马上过来。下了车,林警官已经在保安室门口接我。

    和以前一样,掏出手机,摆在那个窗口台上。然后,在他的引导下进入了之前我进过的那间会议室。

    一进室内,我就感觉到,这次的气氛非同寻常!

    我依旧坐在上次来时坐过的那个位置上。我的对面,是一位年纪不是很大的警官,他的右边,坐着一位更年轻的警官。这位年轻的警官面前,有电脑、有打印机。这两位都摆着一幅似乎我欠了他们米,还他们糠似的脸色。用我老家的土话说,就是一幅买棺材的脸。

    林警官依旧是那么和善的样子,又是给我倒茶,又是给我递烟的。倒完茶、递完烟后,在那位警官的左边坐下。

    会议桌的一端,还有一位,头上不长毛的。穿着便服,戴着口罩,也不靠桌来坐,而是背靠着墙,目无表情地在那里坐着。

    我想,这就是林警官所说的那位要找我谈话的领导了。可是,他干嘛不坐上来,坐到我的对面呢?我想。

    我不在乎他们的表情和态度,我急于要知道的是:案件有没有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林警官回答我:又延长了侦查期限两个月!

    我强力地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愤怒。我想,如果我手里有一支枪,或许,真的会对着他们开火。

    可惜,我没有。

    “什么理由呢?”我问。

    “这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我对面的警官用敌对的眼光看着我,说。

    他说完,就开始用那种审讯犯人的口吻对我宣布,对我进行依法传唤。

    大概意思是,我是程渊和我儿子一案的知情者和涉案人员,根据法律的规定,他们依法对我进行传唤。要求我老实地配合他们的调查,如实地交待问题。

    然后,向我出示了询问通知书,让我在上面签字。

    一开始,我拒绝签字,冷笑了一声,说,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他们也没有坚持,就开始装腔作势地审问我起来。

    “你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如实地交待出来。”

    他的这个口气,一下把我激怒了:你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还找我谈什么东西?

    “态度放老实点!如实交待!”他训斥我道。

    我掏出身份证,扔给他们:你们自己看吧。

    第一次僵持开始了!

    他们要我自己说,但我坚决不说。

    僵持不下的时候,林警官出来打圆场了!以他们自己看我的身份证进行记录。

    当他们问起和我程渊的关系,是如何深度参与程渊他们的活动时,我开始主动滔滔不绝起来:

    程渊是一位NGO成员,他们的机构,叫平机。

    为什么叫平机?平机,就是平等机会的意思。就是要让每一位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就业权,与其他公民平等地享有作为一国公民应有的权利。这也就是我国宪法上所说的“人人平等”。

    我说:他们曾经和其它机构一起,为中国数亿的乙肝患者,争取了平等的就业机会,也曾经和我一起,曾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促使社会抚养费信息的公开透明;在全国许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下,为中国达1300万的因超生等原因而无法取得户籍的人争取到了应有的上户、上学的权利;为全国数百万的失独父母争取国家的必要的帮助;为减缓中国人口老年化,促进和加快了全面二孩子的开放;使得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妇女,免于被强制结扎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在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党媒在内的全国主流媒体都有公开的报道,也正是在他们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和全国有志之士一起努力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实证明,程渊和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这个民族,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难道,做这些事,在你们的眼里,就是一种犯罪呢?

    他们找我,当然不是要想听我说这些。所以,他们打断了我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你老实交待,你收了程渊他们多少钱?”

    “钱?什么钱?”他们这个问题,多少有点让我意外,因为我和程渊,交往多年,从来就没有发生什么经济上的来往,“我没收过他们一分钱。”

    “你这么拚命帮他们做事,难道不要活动经费的吗?”他们问。

    “什么帮程渊做事?这些事,都是我自己要求做的,程渊是被我拉下水的,在这之前,程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抚养费!也从不不做涉及计划生育的事。提到钱的问题,就是当初申请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那些函的邮寄费全部是程渊他们出的——因为是他组织人帮我邮寄的。我收了他们什么钱?”

    “真的没有收他们的钱吗?你这样不老实对你没有好处!我们可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收了他很多钱,现在是给你一个坦白交待的机会,你自己不把握这个机会,过了就没这个机会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人严厉地说。

    “没有!”我再次回答说。

    “你相信不相信,你再不老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你上手段?”

    “就是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无论坐在我对面的人还是那位记录的小子怎么审问,我还是告诉他们,没有。

    这时,林警官开口说话了:

    “吴律师,你这样做就没意思了,事实就是事实,你应当配合我们的工作,如实交待。你交待了,对你也有好处。”

    “不存在的事情,让我如何交待?难道你们就是非要我按照你们编的说,才算是我老实交待?你们不是有证据吗?把证据拿出来看呀!”

    又僵持不下了。

    这时,一直靠墙坐着不说话的那位站起来,走了过来,拿起桌上的一叠资材,在桌上用力一摔,说:

    “证据我们有的是!就在这里!就看你是不是老实交待!你再不交待,我们可以用现有的证据证明你是这个案件的深度参与人,是共同犯,随时可以给你采取措施!”

    “随你们怎么来,反正,不存在的事实,我是决不会承认的!”

    面对这个的威胁,我强调说。

    “那就准备给他采取措施吧!”那头上不长毛的便衣的人说。

    “采取措施”,这是业内语言,即采取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强制措施。给我采取措施,也就是说要当场刑事拘留我。

    一听到这话,我沉默了。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车子怎么办?想什么办法让我妻子来开回去?然后,委托哪位律师来作为我的辩护人比较合适?

    他们都死死地盯着我看……

    会议室里,顿时寂静了下来。

  • 中共系统性践踏人权摧毁文明价值

    日前,中国大陆媒体披露了中共官方对两起学生处理的决定:其一是2020年7月19日,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通报:2019级硕士研究生季某某在2020年3月到6月间,多次在境外社交平台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错误言论。经校长办公会审议批准,给予季子越开除学籍处分。其二是7月20日,浙江大学作出“浙江大学关于给予努××留校察看处分的决定”,说2016级学生努××犯强奸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因此被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这两份针对在校学生因发表言论与实施强奸而作出的处理决定,表面看来并无直接相关,但透过决定可以清析看到,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学生因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而触犯极权统治利益所作出开除决定,与学生实施强奸侵害其他人所作出的留校察看决定,轻重截然不同。这就显示了中共集团严惩一切敢于践行宪法权利而触犯极权统治者,却可轻饶那些危害社会侵害他人权利者。中共极权统治集团为了维系自身特权,不顾天下民众权利,公然践踏人权、违反法制,摧毁人类固有文明价值,纵容人性罪恶的行径,充分暴露了其反人性、反文明本质。

    据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在读硕士研究生季子越,系洛阳理工学院附中毕业,五年前以全市第八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大学化学专业,去年在该校计算机专业攻读硕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发布通报称,6月27日,有网友反映疑似我校学生在境外社交平台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不当言论,学校对此高度重视,立即组成调查组开展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及处分结果通报如下:

    经核实,网友所反映的言论系我校2019级硕士研究生季子越所发表。季子越于2020年1月13日(寒假期间)因私出境前往美国,由于疫情等原因滞留未归,但按照学校要求参加了春季学期网络课程学习。7月8日,季子越从成都入境回国,并按疫情防控要求在当地进行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

    2020年3月到6月间,季子越在境外社交平台多次发表涉及南京大屠杀等错误言论。我校按照《中国科学院大学学生纪律处分实施办法》,组织召开了处分论证会;会后,应季子越的申请,又举行了听证会。季子越本人通过视频会议平台参加了论证会、听证会,进行了陈述和申辩,并表示反省、道歉和悔过。

    鉴于季子越的行为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祖国荣誉,违反了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严重伤害了民族感情,背离了我校人才培养理念,其言论极其错误,造成的影响极其恶劣,经校长办公会审议批准,我校给予季子越开除学籍处分。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我校的关心和支持。我校对任何违反法律、损害国家利益和祖国荣誉、伤害民族感情的行为绝不姑息纵容。学校将以此为鉴,进一步全方位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另据中共官媒澎湃新闻报道:《浙江大学关于给予努××留校察看处分的决定》于2020年7月17日发布在浙江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网站上。该处分决定显示:努××,2016级学生。2020年4月17日,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判决该生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见(2020)浙0106刑初140号刑事判决书)。根据《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浙大发本〔2017〕119号)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经研究决定,给予努××留校察看处分,期限12个月,自处分决定作出之日起计算,到期可以申请解除。

    浙江大学在上述决定中表示:该生对本处分决定如有异议,可在收到处分决定书后10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申诉。

    上述处分决定的编号为浙大发本〔2020〕38号,落款为“浙江大学2020年7月14日”。

    此外,澎湃新闻注意到,《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浙大发本〔2017〕119号)第十七条为:

    学生违反国家法律,被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受到治安处罚的,分别给予以下处分:(一)被处以治安警告或治安罚款的,根据情节,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二)被处以治安拘留的或因违法犯罪被免于刑事处罚的,给予记过以上处分;(三)被司法机关判处管制,拘役或独立适用附加刑的,或被判处有期徒刑被宣告缓刑的,给予留校察看或者开除学籍处分;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被追究刑事责任或受到治安处罚前因同一行为已被学校纪律处分,但处分明显偏轻或偏重,需要重新作出处分决定的,撒销原处分,按本规定条款处理。

    由上两份对在校学生的处理决定,让人看到,在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一个践行宪法赋予的公民言论自由权利者,因为一些言论被中共统治集团认为伤害了民族感情与民族利益,事实当然是伤害了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感情与利益,就将遭致开除的严惩。而相反,一个学生实施强奸这种严重侵害他人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直接触犯刑法,被判刑的人,都是可以轻饶,而留校察看继续学业。此决定给世界释放的强烈信号就是:在中共统治下,一个人可以伤天害理,祸害他人,但绝不可践行公民宪法权利而触犯极权统治。这就是中共当下教育的只为极权统治服务而不顾苍生祸福的实质。

    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中共高校作出这两份决定,绝非偶然,而是中共长期统治的本质性反映。大家应该不会忘记,曾经因为救人而被判赔偿的南京彭宇案,在本质上与今天发帖开除与强奸留校事件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强烈地注释出中共统治集团誓与人类一切善良、仁厚、尊严、真实、关爱、人权等等文明美好价值为敌,而纵容人性暴力、罪恶、奸淫、掳掠等等丑恶东西横行。原因就是中共极权统治赖以苟延的正是人性的罪恶,而受到威胁的却是人性的天良与权利尊严意识,所以,极权统治集团面对这些社会事件,所作出的选择必然是系统性摧毁人类文明价值,将人变成兽。对此,人类应该保持高度警醒!

    民生观察 2020年7月22日

  • 陈云飞:连续数日被逼迁记

    从2013年来郫都区古城镇租房居住至今,因地方政府维稳我已第八次被逼赶搬迁。其中一次是,2013年5月13日暴力逼迁,将我打进医院住院治疗半年,生活用品(包括电瓶车)被抢至今没还,问题也没有解决。从去年八月至今已是第四次被逼搬迁。

    2020年5月开始,我数次来古城找房居住,前后差不多花一个月时间。6月15日来古城找到了租房并签了合同,付了一年房租。

    7月9日,我从温江搬家到了古城我的租房。

    7月13日下午,房东就找到我说,派出所给他施压,他房不能租给我,让我无条件搬走。我提出,让他遵守合同,如你压力大,就按合同约定赔偿,我再找房搬出就可以了。再不行,你还可以到法院起诉,法院让我什么时候搬我就什么时候搬,法院说怎么赔偿就怎么办。房东拒绝,并说给我两天找房时间。

    7月15日下午二点左右,房东带5-6个不明身份的人擅自闯入家门,吃、喝、谩骂、打牌等,直至晚10点左右我回家报警,客厅一片狼藉。因我去找房不在家,老母亲被吓得躲在卧室哭泣,十几小时没敢出门吃饭。报警后,警察叫走了这些人,并让我和房东16日到派出所,在政府签约律师主持下调解。

    7月16日上午十点到十二点,调解无法达成,因房东坚持毁约但不付合同规定的违约金,要求我无条件搬出郫都区。

    7月17上午房东带着他哥(房东介绍,后来证实他是下午来行凶的暴徒之一)来说他帮我找到房子,让我去看。按他说的租房条件,我婉拒了他们。于是他们约定下午2:30再陪我去找。

    下午2:30他们没来,快到四点一群人将门锁打坏,闯进家门……我3:58报警110,4:00古城派出所接警后匪徒逃走。过了近20分钟,匪徒们见警方没来,再次回来破门冲进房间,二话不说,抢走我手机,边打边推将我赶出家门,然后将我踢下楼梯,我落荒而逃到古城派出所报案。警方接警后也没有及时出警,而是等出警民警回来后,出警民警才说,没有找到我,我的家门被人封住了。随后在我的请求下,他们警方才陪我回家。

    回到家,我见门确实如警方所说,已被匪徒用层板钉死封闭。我请求打开房门清点东西,看匪徒究竟抢走些什么东西,警官拒绝,让我回派出所录口供。

    晚7:30左右我录完口供,再离开派出所找我母亲,到处无人。警察陪我回家,发现母亲已在家。这样警官让我清点了物品后,我们才休息。

    7月18日,因为房东及匪徒的逼迁,我便一早外出找寻新的租房,甚至为了逃避成都市公安局国保的维稳纠缠,我也到成都市管辖范围外去寻找。中午86岁的母亲开电热饭热饭(因她不能自理,我饭菜做好,她只需按电饭煲开关,热热就能吃饭),她才发现已被停水停电。老母亲一直挨饿到晚20:40左右我回家,从早6:30吃过早点,整整十五多个小时,我老母亲没吃上饭,喝过水(她老年痴呆也不知道向人求助)。我找了点干粮让母亲先充饥,并安慰她恐慌的情绪。随后我与房东联系,他说不关他的事。我接着报警。

    8:58报警后,郫县古城派出所074789警官带队(他们三人其中二个是协警)出警。警官在听完我的陈述后,让我叫来房东。在听完房东陈述后,警官就说这不该他们警察管,该村委会管,他把案子转给村委会,说完慌忙离去。他没理会我让他调解完纠纷后再走的请求。事实上,只要他多待一会儿,多给房东说一句“把关了的水电打开”,纠纷就解决了。

    警官走后,房东说,他中午来找我,他见家里没人(其实老母亲在家里,因她害怕不敢开门),便把水电关了。我让他打开,他让我自己打开,我说我不知道开关在哪里。随后他扬场而去。我到处找闸阀都没找到,我再次报警求助并投诉出警警察的不作为。

    等了15-20分钟,仍是刚才出警民警带队来到现场,我告诉他,只要警官你一句话“让房东打开水电闸阀”,纠纷就解决了。然而警官仍然说,他帮不了我,他已将案子转到村上。说完,他又开警车而去。我再打110求助投诉。110只是告诉我,他们正在处理。这样,我每隔二十分钟就就打一次110求助及询问。

    到晚十一点零二分,我打市长电话12345求助。他们受理后让我等。因为问题没有解决,同样是我每隔二三十分钟求助寻问。他们的回答都是:你的问题已转交有关部门,他们正在处理,目前郫都区没有反馈处理信息。从18日晚11点零2分到19日16:35,已经是12次打市长热线12345求助寻问。

    从18日晚8:58到19日10:40,我打了11次110求助投诉。

    19日7:56分以后,我先后联系了供电供水公司,他们来检查后,给我的结论都是:他们供水供电到我用的表前一切正常。他们管不了。

    19日10:30左右,我再次来到郫都古城派出所:反映我的问题(包括房门被打砸坏了门不能锁,母亲出不了家门);找督察投诉昨晚出警警官;领取我17号的报警回执。警方答复:我的问题他们叫来村干部,当面转交村委会;督察投诉要周一20号上班后;报案回执也要周一上班后,因公章要20号上班才能使用。

    考虑到问题没有解决,危险加剧,我现在暂躲避难在古城派出所……

    通观郫都区政府的种种作法,我不仅要问,周永康被抓被判多年了,郫都区政府你们还按他的维稳方式运行,你这不是在抹黑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

  • 公民记者/前律师张展于武汉失联

    【民生观察2020年5月16日消息】从2月初就去到武汉记录疫情的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及基督徒张展,自前天(5月14日)起失联,疑已被公安抓捕。昨日上海浦东公安分局的警员找到张展在上海的父母家,并把张展在武汉的行李都送了回去。

    张展自2月1日左右去到武汉,一直在推特、YouTube等社交媒体平台上直播武汉的现场情况,并尽其所能地帮助受疫情影响的人维权。她失联前数日,曾向朋友表示自己被人跟踪。她5月13日晚还在汉口火车站广场进行YouTube直播,但自14日左右友人再没法联系上她。她朋友昨日(15日)去其居住的汉口火车站附近的财广宾馆找她,宾馆职员说她已退房,并称“既然你来找她,应该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情”。

    除了直播外,她亦曾撰文批评疫情管控不应以逼害人权的方式施行,称“政府以治疗为名义,将个体与外界社会的信息进行隔绝。以稳定的名义,把疾病、死亡的人数进行掩盖。以正能量的名义,对新闻进行控制……要治理瘟疫,有太多的软性环境可以改善,有太多的细节都可以做。但我们偏偏不。我们就是强制、暴力地命令,单方面剥夺民众的人身、财产等等权利。”

    张展为80后,陝西咸陽人,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她2010到上海工作,曾任律师,后因转所被刁难无法执业。2019年10月,她因为撑着一支写有“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字样的雨伞,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游行,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短暂拘留。

    张展Twitter:
    http://twitter.com/consultorzhang

    张展YouTube: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sNKkvZGMURFmYkfhYa2H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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