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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一中院侵害陈建芳诉讼权利控告状

    控告人:张磊,北京市同翎正函律师事务所律师,联系电话:13910707905
    被控告人: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陈建芳案合议庭全部成员;法官马燕燕为成员之一
    控告事项:侵害陈建芳获得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

    事实与理由:

    2019年10月10日,控告人持陈建芳签字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律师证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待处,联系为陈建芳辩护事宜,窗口工作人员查询电脑后告知陈建芳被指控颠覆国家政权一案,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于2019年9月3日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承办法官为马燕燕,同时告知提交委托手续得联系承办法官本人办理。

    控告人于是通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电话总机联系马燕燕法官,先是其书记员接听的电话,书记员询问控告人是否法律援助的律师,控告人答不是并自报了律师事务所名字,此时,马燕燕法官接过了电话,马法官在电话里听闻控告人是陈建芳的辩护律师后,问是谁委托的,控告人告知所持委托书为陈建芳本人签字,马法官继续问陈建芳本人是如何签字的,控告人告知是陈建芳在被抓捕之前预留在亲友处,其被抓捕后由其亲友转交律师,马法官问控告人陈建芳本人在被抓捕之前签字的委托书有效吗?控告人答:显然有效,因陈建芳本人所签字的委托书显然是一份附条件生效的委托文书,其被抓捕即条件成就,委托书即产生法律效力。马法官表示法院需要研究一下再确定这样的委托书是否有效。同时,马法官委派其书记员周玲下到接待处取走了陈建芳本人签字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附有本律师电话)、律师证复印件。

    此后,控告人多次电话联系马燕燕法官,均无法找到马燕燕法官,多次联系书记员周玲,周玲多次告知控告人的辩护资格问题合议庭尚未有结论,控告人多次请周玲书记员转告马燕燕法官请尽快确定,以便向辩护律师送达起诉书、安排辩护律师阅卷等,周玲书记员每次都承诺将控告人的要求转达承办法官。

    2019年12月份,另外一位律师持陈建芳本人签字的委托书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联系为陈建芳辩护事宜,其所遇基本与控告人相似,即以需要研究陈建芳本人签字的委托书的效力为由不确认辩护律师的资格。

    而直到今日,控告人在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委托手续已经三个多月时间过去之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既不确认控告人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也不告知已经否认控告人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

    控告人认为,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各种打压的人权捍卫者,陈建芳预感自己有可能被以某种罪名刑事追诉,因此提前写下委托律师辩护的委托书,当然是有效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内不确认控告人为陈建芳辩护的资格(其实法院根本就没有权力确认辩护律师的资格)进而不向控告人提供起诉书、不安排控告人阅卷,并且导致辩护律师无法会见陈建芳,已经严重侵害了陈建芳获得律师辩护的诉讼权利,也严重侵害了控告人作为辩护律师的执业权利。

    《宪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已于1998年签署)第十四条规定“一、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三、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乙)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请注意,“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是被刑事指控的人应当得到的“最低限度的保证”,而持有陈建芳自己签字的委托书的本控告人,正是陈建芳“自己选择的律师”。

    特此控告,请依法监督。

    此致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控告人:张磊律师
    二O二O年一月十七日

    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 长沙富能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建议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从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官方数据显示两个月之内四千余人患病、百人病亡,并且病情已从武汉市蔓延至全国,以及亚洲、欧洲、美洲等多个国家。长沙富能机构对疫情的爆发和生命健康的损失感到震惊和痛心!富能的成员及志愿者长期从事抗击乙肝、艾滋病毒工作,多次参与毒奶粉、毒疫苗等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根据我们的工作经验、公共卫生原则和国际人权准则,我们向公众及政府提出如下建议:

    一、建议全国民众,务必根据自身感染的风险采取充分的自身防疫措施,避免把防疫的希望寄托在其他人身上。

    因政府瞒报真相、歪曲事实而导致本次疫情失控,我们每人的个人防护不能失控,尤其是易感人群的个人防护不能失控。个人防疫的第一要点,是管理好自身的行为、做好自身的防护、避免传播途径、避免暴露于他人排出的分泌物和飞沫中,而不是去甄别他人谁携带病毒、谁没有携带病毒,这是预防一切传染病的原则。出入戴口罩、戴手套、勤洗手、做好个人清洁、避免高危行为、保持健康生活方式,如果每一个人自己能做到这些,就可以极大程度降低感染冠状病毒和其他一切病毒的风险,这样就把防疫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如果把希望寄托在甄别、隔离病毒携带者上面,放松了自我防护,则是把命运拱手交到别人手上。

    二、建议各地政府尊重湖北人的出入自由、制止滥用封锁。

    2020年1月23日,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以下简称“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第1号通告,要求“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武汉市是一个人口上千万的副省级大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封锁大、中城市的疫区由国务院决定。显然,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封城之时并没有做足够的研究。从封城之后出现的市民恐慌、物资短缺、医疗资源不足等状况看,该指挥部也并未做好封城配套措施的准备。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迁徙,是基本人权。但现在武汉被封锁,武汉市民被禁止离开,湖北境内其它城市和地区也相继被封锁,部分邻省在省、市、县、乡、村界以砌墙、石头堵路等方式封堵湖北人,拒绝湖北人住店、就餐,甚至恶言相向。这些都与人权基本原则不符。而且,阻断交通的做法,业已给消防、急救带来隐患。

    我们认为,有效的防疫措施,不是把湖北人管制起来禁止逃离,而是通过科普宣传和引导,调度充裕防护用品,帮助每个来自疫区的人做好个人行为管理、帮助他们管理好分泌物和飞沫。要知道,传染源是分泌物、飞沫,不是活生生的人。我们的敌人是病毒,不是活生生的人。既然我们冀望六千万湖北人管理好传染源,显然首先要对湖北人给予基本的尊重。排斥、封堵湖北人,视湖北人为寇仇,起到的作用只能是让湖北人寒心,还怎么可能帮助湖北人管理好传染源?

    三、建议各级政府鼓励公务人员、疾控系统工作人员、医护人员、媒体从业人员积极主动披露各自掌握的疫情信息,容许自媒体发布与官方口径不同的疫情见闻。对于阻碍信息发布的官员、警员和媒体平台应及时处罚以儆效尤。

    “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承认的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每一个人,对自己健康和生命的关切和守护超过任何他人和组织,这是人类的本能。人们掌握的信息越充分,所采取的防疫措施才会越理性,才越不容易忽视疫情、或盲从于恐慌情绪。反之,信息不充分的环境下,一旦单一信息来源出现了偏差,民众要么会丧失了警惕性、要么过度恐慌乱了方寸。过去两个月,由于武汉有关部门对疾控人员、医护人员和媒体的禁言,以及对自媒体的审查与恐吓,导致了疫情失控,酿成重大的公共安全危机,甚至向全球输出病毒、威胁人类健康安全。各级各地政府应引以为戒,避免一错再错!

    四、建议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鼓励民众自助、互助行为,支持民间团体抗击病毒。

    任何一个政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都有死角和空白,民间自助、互助行为,是绝对必要的补充。尤其是,在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灾难面前,再强大全能的政府也不可能一夕之间完成紧急状态的应对。还尤其是,在抗击冠状病毒这一艰巨任务和庞大的系统工程面前,各个不同的人群有着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例如老年人的特殊需求、儿童的特殊需求、慢性病者的特殊需求、残障人士的特殊需求、从事流动性工作的工人群体(比如:环卫工、快递员、货车司机、家政工、外卖员等)……只有民间社会充分动员起来,这些个性化需求才可能被及时而充分地顾及到。

    中国的公安部门对民间自发的公益活动和公益团体一向感到紧张甚至怀有敌意,而民政部门则长期以来只信任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公益团体,在大灾面前,这两个部门理应及时改换思路,鼓励支持民间抗击疫情行动,而不是阻挠、打压民间行动。唯有如此,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才能成为抗击病毒的正能量、避免成为抗击病毒的负能量。

    五、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杜绝“外行领导内行”。

    在过去两个月中,政府在疫情防控中的所作所为显示,关键决策部门并未以人民的生命健康为优先考虑,而是更重视维稳、舆情控制、政治会议的召开和营造所谓欢乐祥和气氛,疾控、医疗及流行病学专业人士的意见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日前,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外交部长、公安部长,却不包括卫生或疾控方面的官员。我们建议这个领导小组不要把工作重心放在舆论管制、国际形象和维稳方面,而是充分重视疾控及卫生专业人士的意见,让流行病防控专家充分参与决策的制定,否则很可能成为一个外行领导内行、不知情者领导知情者的小组。

    六、多元化供给救援物资、为救援物资开辟绿色通道。

    对于口罩、防护服、护目镜、消毒液等疫区急需的防护救援物资,既要加大国家的资金投入生产采购,也要鼓励国内外的捐赠行为,还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支持厂家商家扩大救援物资的产销并获得利润回报。有一些地方曝出,救援物资向疫区的运输遭遇行政程序的阻碍,有一些地方则曝出红十字会切断了民间自主途径,将所有物资统一调配。无论这些现象是否存在、是否普遍,都应当引起政府注意并加以戒免。必要时应当临时取消行政审批和管控,为救援物资的运输开辟绿色通道。

    综上,我们盼望每一位同胞都能得到足够的防护、地理封锁措施不被滥用、各种疫情信息透明流通,民间各种资源潜能被充分调动。全民共同抗击病毒,早日消除疫情!

    致送:
    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联系人:长沙富能机构联合创办人杨占青
    邮箱:yangzhanqing6121328@gmail.com
    Whatsapp/Signal:+1(929)287-7799

    长沙富能机构
    2020年1月29日

  • 关于何俊仁律师被袭的严正声明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23日消息】据多方信息确认,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律师何俊仁先生于2019年11月19日在香港地铁站遭遇不明身份人士的无端袭击,袭击造成何先生身体伤害。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并强烈谴责这一暴力行为,我们要求香港警方彻查凶手背景及身份,还世人真相,给民众以安全。与此同时,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向何俊仁先生表示深切慰问并祝愿何先生早日康复。

    我们注意到,本次袭击并非何先生遭受到的首次人身袭击,何先生还曾在2006年遭受无端攻击,我们认为这一系列针对何先生的袭击均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行为,是任何一个倡导文明、自由、人权的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

    我们更注意到,自2019年六月以来,香港社会发生多起针对区议会参选人和自由派人士的袭击,包括对梁凯晴女士、仇栩欣女士、林卓廷先生、邝俊宇先生、岑子杰先生、何伟航先生等人的袭击。我们认为这些发生在香港地区的暴力袭击事件正在严重威胁香港的自由与法治,从而让香港社会陷入极端危险之中,我们强烈呼吁并要求香港政府和香港警方保障所有市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们再次强调,这种人身袭击不仅触犯了香港地区的刑事法律,也与《世界人权宣言》所倡导的基本价值和确定的基本人权相违背,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将持续关注香港地区的自由、民主和法治,并衷心祝愿香港社会迎来一个自由而美好的明天!

    中国人权律师团律师
    2019年11月20日

  • 西山煤电农民合同工维权过程调查

    西省西山煤电集团农民合同制矿工,从2007年开始维权,迄今整整12个年头了!最初有1000多矿工参加维权,很多人由于被打压、由于看不到任何希望而退出,有些人已经死亡,到现在还有434人在苦苦坚持。他们的维权之路可谓充满艰辛而一无所获!他们为何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屡战屡败而又愈挫愈奋?本调查报告试图回顾这段历史,还原事件真相,给这些对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农民工一个最必须的说法和一个最起码的公道。

    一、从农民轮换工到农民合同工

    1、1991年国务院第87号令

    山西省西山矿务局是全国八大矿务局之一,下辖9个矿山,始建于1956年,是国家统配煤矿,90年代初由山西省接管,后改制为西山煤电集团,是山西的龙头企业。

    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职工都是全民所有制职工或国家工人身份。从1982年开始,西山矿务局开始大批招收农民轮换工,到1992年,全局共有农民轮换工10692人,占全部生产工人的22.24%,其中在采掘岗位的有5805人,占全部采、掘、开工人的51.79%,是全局原煤生产的主要力量。之所以叫做农民轮换工,是指这些农民工所从事的井下采掘作业,被国务院行政主管部门确认为有害身体健康的工种和岗位,必须进行定期轮换,企业与轮换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一般为三到五年,最长不得超过八年。

    农民轮换工承担着矿山最繁重、最危险的作业;他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深邃黑暗的矿井深处,时刻承受冒顶、透水、瓦斯爆炸、煤尘等等可怕的危险,经常发生的矿难和职业灾害,夺去了许多工友的生命和健康。与此同时,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远远不如正式职工,虽然能够得到一笔有限的回乡补助金,但这与他们的贡献、牺牲、付出是远远不成正比的。这是导致他们的恐惧、屈辱、不满和不安心工作的主要原因,对矿山而言,也是损害劳动生产率和井下工人队伍稳定、造成农民工严重流失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西山矿务局,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矿山。有鉴于此,国务院于1991年7月25日颁布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国务院令第87号),相对于1984年6月30日国务院发布的《矿山企业实行农民轮换工试行条例》而言,87号令提高了农民合同制工人(包括定期轮换工)的待遇,他们在工资、奖金、津贴、保健食品、副食品价格补贴、节假日待遇、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非因公死亡、因公负伤、因公死亡、患职业病、劳动保护用品等等方面,均与城镇合同制工人相同;第二十五条规定,企业招用农民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其中的农民轮换工实行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矿山企业实行农民轮换工试行条例》等有关农民轮换工的规定同时废止。

    2、1992年中煤总劳组字第71号文件

    根据87号令,中国通配煤矿总公司劳动工资局和山西省劳动厅于1992年6月2日下发《关于西山矿务局改革煤矿用工制度实行农民合同制用工的试行办法》(中煤总劳组字第71号文件),在煤矿井下采掘岗位和其他经批准使用的岗位和工种试行农民合同制用工办法,对现已使用的农民轮换工,如果企业需要,本人自愿,又符合条件的,可以按本办法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愿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仍按国家有关农民轮换工的规定进行管理,合同到期辞退,不再续订合同;试行本办法的企业今后一律不再招用农民合同工。意识到井下采掘工短缺和不稳定、城镇户籍职工普遍不愿下井、煤矿急需年轻力壮的劳动力的严重问题,招收农民合同制工人就成为唯一的选择,这一点从招工条件就表现得清清楚楚:(1)本人自愿到煤矿井下采掘一线或企业规定的其他艰苦岗位工作;(2)年龄在18到25周岁;(3)身体强壮,体检合格;(4)用于综采、综掘和其他技术岗位和工种的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用于其它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岗位和工种,一般也应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企业与农民工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以前的农民轮换工合同是由企业和乡政府签订的),合同一经签订并经鉴证,即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期可由短而长(比如三年、五年、七年)。农民轮换工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其在矿工作年限可以连续计算;农民轮换工本人不愿意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除少数符合有关规定的,一般应到期辞退,不再续订合同。

    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待遇,71号文件逐条落实了87号令第十八条到二十八条的各项规定,尤其对其中关于养老保险的第二十五条进行了细化:

    第二十二条农民合同制工人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按照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合理负担的原则收缴,并实行个人积累缴费制度。养老保险基金的缴纳和支付渠道是:(1)企业按农民合同制工人月工资总额的17%缴纳,税前提留,营业外列支;(2)农民合同制工人工作每满一年,按本人一个月标准工资提存积累,但最多不超过十二个月的标准工资,在包干工资内支付;(3)农民合同制工人按本人月工资总额的3%缴纳,由企业逐月从本人工资中代扣代缴;(4)企业按农民合同制工人实际出勤工数,每工提存三元,包干工资内列支。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基金由山西省统配煤矿劳动保险公司实行统筹管理。
    第二十三条确定农民合同制工人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工作年限,以煤矿井下采掘一线工龄为基准计算。在采掘岗位工作实足年限满十五年、年满四十周岁的,回乡安置养老,由统配煤矿劳动保险机构发给养老金。其余在地面或井下辅助艰苦岗位工作的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工龄按一年折为9.6个月计算。劳动合同到期后不离矿回乡的不支付养老金。

    第二十四条农民合同制工人符合养老保险条件或不符合养老保险条件合同到期的,在回乡时原则上由劳动保险机构根据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数额,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一次发给本人,保险责任即行终止。如双方同意也可由劳动保险机构按月发给养老金,具体办法另定。

    应该说,71号文件相当于是87号令的实施细则,基本厘清了农民轮换工与农民合同制工人之间的区别:不愿意转制为合同工的轮换工,合同到期后原则上均予辞退,愿意转制的轮换工和新招收的农民工,统统都是合同制工人,轮换工作为历史现象退出历史舞台;遗留下来的轮换工(包括合同未到期的和符合有关规定的),执行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而农民合同制工人则执行养老保险制度。然而,在解释养老保险制度时,71号文件存在严重的问题:一是把“符合养老保险条件的”与“不符合养老条件合同到期的”混为一谈,至于什么叫做“不符合养老条件合同到期的”,前后文中都没有任何说明;二是农民合同制工人回乡时原则上一次性发放养老金的规定,显然是违背社会保险和养老保险本质和法理的;三是如双方同意也可以按月发放养老金的补充说明,与一次性发放养老金存在重大冲突。考虑到当时是在搞劳动合同制和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的试点,中央和地方对于如何实施劳动合同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也处在探索之中,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好在留下了一个如双方同意也可以按月发放养老金的口子,这就为进一步推进劳动合同制和社会保险制度留下了操作的空间。

    3、1992年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劳动厅第596号文件

    根据87号令和71号文件,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劳动厅下发并于1992年7月1日开始实施《关于西山矿务局实行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统晋煤劳字第596号)。

    596号文件相对于71号文件,不仅是更加细化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的实施办法,而且是一个更加科学、合理、合法的文件,它去掉了71号文件中不符合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原理的条款(“农民合同制工人符合养老保险条件或不符合养老保险条件合同到期的,在回乡时原则上由劳动保险机构根据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数额,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一次发给本人,保险责任即行终止”),并进一步具体规定了按月发放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金的办法:

    第五条农民合同制工人在井下采掘岗位工作满十五年以上、年龄满四十岁的,由企业安置回乡养老,并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在井下辅助或其他允许使用的岗位工作的,其工作年限按1︰0.8折算采掘工龄,符合上列条件的,也可以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第六条农民合同制工人符合养老保险条件,从回乡后第二个月起由养老保险机构逐月发给养老金直至死亡。养老待遇标准根据本人储蓄积累数额确定。支付公式是:
    F=S/12*(1—I)*﹛2/D*(D+1)+j﹜

    式中:F=月支付养老金标准;S=达到养老条件时的储蓄积累总额;I=管理费率;D=平均支付养老金年限;j=银行整存零取利息率。

    第七条农民合同制工人符合享受回乡养老条件,本人要求一次性领取养老金的,应办理退保手续,由劳动保险机构按本人积累总额扣除2%管理费后,连同利息一次付给。一次支付后,保险责任即行终止。

    第八条规定不履行劳动合同、合同期未满擅自离矿和因违法犯罪被解除合同的情形,不支付回乡养老金;还规定由于企业和个人原因解除劳动合同的六种情形,退还本人缴纳的工资的3%和每工提存3元的养老保险金,以及每满一年相当于本人一个月标准工资(最高不超过12个月)的生活补助费。

    这个文件明确规定,凡是符合条件(即依法履行了劳动合同且工龄满十五年)的农民合同制工人,除非自己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养老金,都可以在离矿返乡后第二个月开始按月领取养老金。这既是工人的权利,也是矿山的义务,这里面的权力义务关系是明确无误的。

    4、1992年10月20日西山矿务局《试行农民合同制用工宣传提纲》

    正是直接根据596文件,西山矿务局进行了农民工用工制度改革的大张旗鼓的宣传,其要点如下:

    (1)关于农民轮换工和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区别,主要是农民合同制工人比农民轮换工服务期限长,离矿后可以享受养老保险,从而更有利于稳定采掘工人队伍,有利于提高井下工人素质。

    (2)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的服务年龄及享受养老保险的条件,宣传提纲指出,为了保护农民合同制工人身心健康,保证井下有充足强壮的工人队伍,农民合同制工人井下服务年龄最高为40周岁,农民轮换工转为农民合同制工人服务年龄放宽5岁,最高为45周岁,到期必须解除劳务合同。农民合同制工人合同期初签五年,续签三年、七年,累计合同年限为一年、八年、十五年三个台阶。凡年满四十周岁(转制的农民轮换工四十五周岁),同时采掘岗位实足工龄满十五年的,回乡安置养老。符合养老条件,劳动合同到期或解除合同后不离矿者,暂不予支付养老保险金,直至办理完手续为止。

    (3)关于养老金的筹集,根据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合理负担的原则,除重申71号、596号文件所列举的四项外,补充了第五项:国家规定的其他统筹积累金额。

    (4)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基金如何管理和支付,宣传提纲的回答是:按照劳动保险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为了有利企业、方便工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应逐步由企业管理到地方行业管理,最后到社会管理。保险金支付方式,农民合同制工人合同期满,凡符合养老保险条件的,离矿后由劳动保险机构逐月支付养老保险金。本人要求,也可一次性支付,并办理退保手续。

    5、1993年1月1日西山矿务局所有农民轮换工转变为农民合同制工人

    1993年新年伊始,西山矿务局在职的农民轮换工,按照统一的《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模板,与企业签订了第一期为五年(93、94、95、96、97)的劳动合同,至此,全部轮换工转变为合同工,新招聘的农民工自然也全都是农民合同工,轮换工退出历史舞台。该劳动合同书分合同期限、生产任务和条件、劳动纪律、劳动报酬、劳动保险待遇、粮食供应、劳动合同的终止变更解除和续订、违约责任、劳动争议处理等12条,其中第五条第三款的第六项明确规定:农民合同制工人试行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劳动厅统晋煤劳字(1992)第596号《关于西山矿务局实行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执行。

    到此为止,农民轮换工的身份转换以及相关待遇尤其是养老保险待遇的逻辑与历史进程已经非常清楚了:国务院87号令对于农民轮换工和农民合同工的关系还没有理清,只是笼统地规定农民轮换工实行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农民合同工实行养老保险制度,至于如何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没有细说,也没有涉及农民轮换工如何转制为农民合同工的问题;1992年中煤总劳组字第71号文件进一步指出,农民合同工的养老保险金,原则上在合同期满时一次性支付,但也可以按月支付,应该说还没有搞清楚养老保险、社会保险的本质和法理;1992年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劳动厅第596号文件明确剔除了农民合同工养老金一次性支付的说法,具体规定了养老金按月支付的办法(除非工人自己要求一次性支付),西山矿务局正是按照596号文件进行了农民合同制用工制度的宣传和改革,并与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这是一个由探索到选择、由模糊到明确、由含混不清到科学合理的过程,应该说,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劳动厅、西山矿务局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把握了计划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用工制度向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关系和劳动用工制度转变的趋势,为全国范围内劳动合同制的普遍推广,准备了良好的试点经验,正是在总结各地这样的试点经验的基础上,1994年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并于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劳动法的颁布和实施,意味着劳动合同制以及相关的社会保险制度的普遍实行,意味着计划经济劳动关系向市场经济劳动关系的全面转变。

    如果山西煤炭工业管理局、山西省劳动厅、西山矿务局不忘初心,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就好了,就不会有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制工人后来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和悲惨遭遇了。

    二、从农民合同工重返农民轮换工

    遗憾的是,西山矿务局以及有关政府部门,不是沿着劳动法指引的正确方向向前走,而是违背承诺、撕毁合同,朝着错误的、倒退的方向走,最终把已经获得农民合同制工人身份的矿工们,重新变成了农民轮换工,使西山矿务局用工制度的改革和合同制的实行,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局!那些因为党和政府的改革政策而获得合同工身份和养老保险权利并因此而充满感激和自豪的农民工们,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冒着生命和健康危险在井下干满了十五年之后,竟然被西山集团一次性支付一笔回乡补助金而“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了。

    1、晋政发第49号令造成了山西省农民合同制试点工作的政策反复和混乱,为西山矿务局的违法违约行为埋下了契机

    在西山矿务局成功地实现了农民工用工制度改革、建立了农民工合同制的一年多以后,1994年5月22日山西省政府发布了《山西省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实施细则》(晋政发第49号),这是国务院发布的87号令《全民所有制企业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规定》在山西省的实施细则。应该说,这个实施细则,不仅退到了596号文件之前,甚至退到了71号文件之前:第一,它取消了596文件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在15年合同期满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规定;第二,它把71号文件的第二十四条,砍掉了后半款,只留下了前半款:

    第九条农民合同制工人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具体缴纳办法按照城镇合同制工人缴纳养老金的规定执行。农民合同制工人终止劳动合同后,由当地社会保险管理机构,连本带息(扣除管理服务费后》一次发给本人。

    第十条农民轮换工实行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企业按农民轮换工月工资收入的17%,个人按本人标准工资的3%,逐月交纳回乡生产补助金,一并存入企业农民轮换工回乡补助基金专户,待合同期满回乡时由所在企业连本带息一次发给本人。

    这个实施细则重新把596号文件已经搞清楚的农民合同制工人与农民轮换工之间的区别混为一谈了,等于否定了596号文件、西山矿务局改制宣传提纲和西山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所取得的成果。作为一个法律政策位阶高于71号和596号文件的省政府文件,如果要取得真正的法律效力,就应该明确废止前两个文件中关于农民合同制工人试行养老保险制度并且在合同期满后可以或应该按月支付养老金的规定,但是它没有这样做,因此在法律上就不能够否定根据这两个文件尤其是596号文件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法律效力。虽然这是一个倒退性的并且也与后来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严重冲突的文件,但实际上却在西山煤电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的履行过程和被损害权益的农民合同工的维权过程中发挥了很坏的作用:第一,西山煤电集团因为有了这个文件作为依据,就没有积极落实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养老保险关系,并终于单方面撕毁了劳动合同;第二,针对农民合同制工人的维权行动,山西省人社厅、煤炭工业厅和国资委,于2011年5月13日发布了《关于西山煤电公司已终止劳动关系的农民合同制工人上访问题的答复意见》(晋人社明电【2011】19号),确认西山煤电在合同期满后一次性支付回乡补助金,就是一次性支付了养老保险金,养老保险关系即行终止。此后,西山煤电和有关政府部门就是拿这个19号明电封堵维权农民工的口。山西省人社厅和煤炭工业局一点儿也不感到尴尬的是,与19号明电自相矛盾、直接冲突的596号改制文件,也正是由它们制定实施的。

    2、转制以后,西山矿务局并没有相应调整会计科目,忠实地记录农民合同制工人缴纳养老保险的情况

    既然轮换工已经转成了合同工,回乡补助金已经变成了养老保险金,那么工资条与有关会计账簿和科目就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但矿工的工资条上扣除的3%仍然被标记为回乡金而不是养老保险金,而养老保险个人账簿被称之为“西山矿务局农民轮换工缴纳劳动保险基金登记卡”,这种做法与后来合同期满时一次性支付给旷工一笔钱的结算单是完全一致的:其中白矿的结算单叫做“西山矿区社会保险公司农转工(合同工)回乡金结算单”,西曲矿的叫做“农民合同制工、轮换工回乡金结算审批表”,马兰矿的叫做“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制工人回乡金结算审批表”,这些结算审批表里面所载的正好是养老保险金的四个组成部分(企业缴纳的17%、个人缴纳的3%、每工3元、一年一个月标准工资)历年积累以及滚存利息的总和。这种混淆合同工与轮换工、养老保险金与回乡补助金的做法,事后看起来,就像是事先就设计好的一个圈套,有意造成矿工的思维模糊和混乱,从而为企业逃避养老保险责任、诱导和逼迫矿工接受既成事实做了观念上的准备。

    3、合同期满时,西山煤电把矿工个人账户历年积累下来的养老保险金以回乡补助金的名目,一次性支付给了农民合同制工人,从而逃避了596号文件、西山劳动用工改革宣传提纲和劳动合同书上白纸黑字载明的按月支付养老金的责任和义务

    这显然是把农民合同制工人当成改制前的农民轮换工来对待,从而彻底否定了农民合同制改革的成果,把农民合同制工人打回了农民轮换工的原形。诚然,71号文件提出了原则上一次性支付养老金与双方同意也可按月支付养老金两种选择,似乎为西山煤电后来的操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但问题在于,596号文件、改制宣传提纲和劳动合同书明确无误地选择了按月支付养老金,这一个铁的事实是绝对不容颠覆的。即使西山煤电要反悔,至少也要公开地向农民合同制工人说明,你们就是轮换工,只能支付给你们一笔回乡补助金;或者说,根据71号文件,企业向你们支付的这笔返乡补助金,就是向你们一次性支付养老金,从此以后就终止了对你们的养老保险责任。但是,西山煤电既没有书面也没有口头向矿工说明这些。如果企业向矿工公开说明这些,矿工们是不可能不提出异议和反对的,因为即使是智商不高的人,在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时候,不可能不知道最起码的利害,不可能不知道,一次性领取养老金与按月领取养老金的重大区别。596号文件、改制宣传提纲和劳动合同书写得明明白白,除非工人自己要求一次性支付养老金,否则养老金就是按月支付,西山煤电能够举证说明几千名矿工自己提出了一次性支付养老金的要求吗?矿工们没有提出要求,西山煤电就不能单方面把自己的意志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加于工人,即使工人们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签字接受了这笔回乡补助金,也不能因此就证明西山煤电从此就终止了对工人的养老保险责任。西山煤电单方面对合同条款做出重大修改的行为,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工人们可以认为这笔回乡补助金是企业对工人的感谢或者帮助,接受这笔回乡补助金,并不影响工人要求企业履行社会保险责任的权利。应该说,西山煤电利用自己对工人的强势地位,单方面撕毁合同,把农民合同制工人重新变成农民轮换工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和压迫工人的行为,工人们一时没有做出有效的反应,并不等于他们永远不会做出反应。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权运动即将到来。

    三、长达十二年的维权一无所获

    1、仲裁与诉讼全部告输

    由于转制前做农民轮换工的时间不一样,而工龄是连续计算的,因此1993年全部转制为合同制工人后,15年的合同期满的时间就不一致,1984、1985、1986、1987、1988、1989、1990、1991、1992、1993年分别入职的矿工,也分别于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年合同到期,他们分期分批离开矿山时,也都稀里糊涂地领取了回乡补助金。最早发现西山煤电违法违约、工人上当受骗的,是马兰矿的卫德才、西曲矿的张指标等人,并于2007年3月19日开始上访维权,随后启动了劳动仲裁。张指标等14名西曲矿农民合同制工人,于2005年11月30日前分别合同到期,但就在与西曲矿终止劳动合同的第二天即12月1日,西曲矿与山西源通人力派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通公司)签订《劳务输出合同》,继续接受和安排张指标等人在原岗位工作,张指标等人与源通先后两次签订劳动合同书,每次以一年为限,由源通派遣他们到西曲矿工作,合同期间由西曲矿发放工资和相关福利,由源通缴纳社会保险。2007年11月30日,就在《劳动合同法》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前一个月,源通公司不再与张指标等人续签劳动合同。张指标等14人这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一个圈套,便于2008年元月22日向太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要求西曲矿和西山煤电集团承担连带责任,与原告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依法给原告缴纳各种社会保险或给原告每人支付15万元赔偿金。太原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2日当日迅速以申请仲裁主体不适格为由,发出不予受理案件通知书。张指标等人于2008年6月10诉至古交市人民法院,2008年12月4日,古交市人民法院以仲裁和起诉均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张指标等人不服判决,上诉至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指标等人认为,自己与西曲矿的原劳动合同终止于2005年11月30日,但西曲矿早在合同终止之前就决定继续使用这批劳动力,于是在合同终止的第二天就与源通公司签订了劳务输出合同,目的是用劳务派遣的方式不间断地继续使用原来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西曲矿没有书面或口头向工人说明回乡金就是一次性支付养老金,又继续不间断使用工人并直接发给工资和福利,同时由源通公司缴纳社会保险,这使工人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工人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关系是连续的、不中断的,直到2007年11月30日,源通公司显然是为了逃避即将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关于连续签订两次劳动合同的应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法律规定,不再与矿工续签劳动合同,而在12月份,矿工们既不能继续工作并获得工资,又不能领取养老金,才意识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坑,从而启动了维权程序。这里并不存在西曲矿、太原市劳动仲裁委所说的仲裁主体不适格和超过仲裁时效的问题。至于古交市人民法院所说的超过诉讼时效问题,也是不存在的,因为张指标等人在太原市劳动仲裁委做出不予受理通知书之后的第13天(2月4日),就向古交法院提交了起诉书,但法院要求分开单个起诉,直到6月10日才同意按集体诉讼立案,期间多次中断,没有超过诉讼时效。他们要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支持矿工的诉讼请求。

    西曲矿向法院答辩称:第一,2005年11月30日,矿山与张指标等人的劳动合同到期,向矿工及时足额支付了回乡金、医疗、失业保险金,如果张指标等人有异议,应从2005年12月1日起计算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但他们直到2008年元月22日才提请劳动仲裁,早就超过了劳动仲裁时效;第二,从2005年12月1日开始,张指标等人与源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西曲矿按照与源通公司签订的劳务输出合同使用和管理被派遣工人,并不与他们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即使源通公司存在违法事实,西曲矿也无需承担连带责任,更何况源通公司已经依法为被派遣工人缴纳了社会保险,履行了法定义务。

    二审法院查明一审诉讼时效不成问题,但认可了西曲矿的两点答辩意见,即原告超过了劳动仲裁时效,且在劳动合同终止后原告与西曲矿并不形成事实劳动关系,2010年3月31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张指标等14人不服二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再审申请,2011年3月28日,山西省高院驳回了他们的再审申请,理由仍然是,2005年11月30日西曲矿已经与张指标等人终止了劳动合同和劳动关系,而张指标等人直到2008年元月22日才提起劳动仲裁,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此后张指标等人与源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西曲矿只是根据与源通公司的劳务输出合同对张指标等人进行管理并发放工资,与张指标等人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一审法院驳回张指标等人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并无不妥。至此,张指标等14人走完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再审全部程序并以全部败诉而告终。

    张指标等人认为,太原市劳动仲裁委、古交市法院、太原市法院和山西高院在审理此案时,存在着程序上和实体上两方面的问题:

    从程序上说,它们依据西曲矿与张指标等人劳动合同终止日期和张指标等人与源通公司签订了新的劳动合同,认定张指标等人已经过了仲裁时效,西曲矿与张指标等人之间在合同终止后不再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因而西曲矿不构成张指标等人的仲裁和诉讼对象。它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源通公司与张指标等人之间签订劳动合同并派遣张指标等人到西曲矿工作,完全是由西曲矿导演的一幕丑剧:

    第一,西曲矿和源通公司这个皮包公司早就已经串通好了,在农民合同制工人合同到期后,要从法律上改由源通公司与矿工签订劳动合同,再由源通公司派遣矿工到西曲矿。要完成这个帽子戏法,首先需要西曲矿和源通公司签订劳务输出合同,这就是为什么就在西曲矿与张指标等人劳动合同终止的第二天,西曲矿就与源通公司签订了劳务输出合同的原因,张指标等人并没有在原合同终止后离开矿山和井下采掘岗位,他们并没有在离开矿山后找到一家叫做源通的劳务派遣公司并提出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的要求,他们并不是在与源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之后才被派遣到西曲矿从事井下采掘工作的,不,他们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井下采掘岗位。在整个由西曲矿操纵的这出“空手套白狼”、“狸猫换太子”的假丑恶剧中,矿工们始终是被动的、被蒙在鼓里的、被操纵的,而根本不了解其中的法律关系和事实关系,只不过在下班以后被西曲矿要求、安排在源通公司提供的劳动合同模本上签字而已。矿工们知道旧的合同已经到期了,他们也确实希望留在矿上工作,而西曲矿也需要并通过劳务派遣的巧妙操作把这些廉价的熟练工人留下来工作,矿工们只知道自己继续留在矿上工作了,哪里知道其中包藏着巨大的法律陷阱呢?

    第二,也是最为重要的,井下采掘根本就不属于劳务派遣的范围,根本就不是临时性、季节性、辅助性岗位和工种,而是矿上一线作业岗位,是矿山最关键和重要的岗位。西曲矿和源通公司签订所谓劳务输出合同,对井下采掘这样的岗位进行劳务派遣,完全是非法的、违法的行为,面对这样的行为,在接到受害者的法律请求之后,劳动仲裁和司法机关正应该穷追猛打,严惩不贷啊!事情其实很简单,如果判定西曲矿和源通公司的劳务输出合同为非法劳务派遣,那么很自然,张指标等人与西曲矿在2005年12月1日至2007年11月30日之间就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也就不存在张指标等人超过了申请劳动仲裁的时效问题了。然而,它们却不假思索、理所当然地认为该劳务派遣行为是合法的,并以之作为自己对矿工的诉求不予受理、驳回请求、维持原判、驳回再审请求的理由之一。

    从实体上说,由于劳动仲裁委和法院先从程序上堵死了矿工的活路,因此对于双方提供的事实、诉求、理由等实体性内容就缺乏认真的审查,可以说它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地梳理过西山矿务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来龙去脉,没有认真审查西山煤电各矿与农民工所签订的劳动合同的内容,而片面地采信企业方面的答辩理由,其中最重要的是忽略了回乡金与养老保险金的重大区别。西曲矿的答辩声称,在与农民合同制工人合同期满之时,支付了回乡金、医疗金和失业金,全部和无瑕疵地履行了合同义务。那么,这里的回乡金与养老保险金是什么关系呢?西曲矿在再审答辩中说,回乡金就是一次性支付的养老保险金,并且引用了596号文件第九条作为政策依据:“农民合同制工人符合养老保险条件或不符合养老保险条件合同到期的,在回乡时原则上由劳动保险机构根据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数额,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一次发给本人,保险责任即行终止。”然而,查一下596号文件第九条,并不是这样表述的,而是另一种表述:“不符合享受养老待遇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合同期满离矿回乡时,由劳动保险机构按本人合同到期回乡时保险金积累总额扣除2%管理费后,连同利息一次付给养老补助金,保险责任终止。”这里所说的不符合条件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肯定不是指张指标这样的履行了15年劳动合同、符合享受养老保险条件的人,应该是指第八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列举的8种中途中止或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况;按596号文件和劳动合同的规定,符合养老保险条件的一律按月支付养老金,除非本人要求一次性支付。对此前面已经有了详细的回顾。那么西曲矿答辩时引用的第九条究竟是哪个文件中的?原来是在596号文件之前的71号文件的第二十四条的内容,该条全文如下:“农民合同制工人符合养老保险条件或不符合养老保险条件合同到期的,在回乡时原则上由劳动保险机构根据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数额,扣除必要的管理费后,一次发给本人,保险责任即行终止。如双方同意也可由劳动保险机构按月发给养老金,具体办法另定。”就是西曲矿这样一个引错了地方并且断章取义加以引用的答辩,山西高院竟然没有提出任何质疑,可见,即使是山西高院的法官,也没有仔细研究过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制改制案例,而是错误地采信了企业方面的一面之词和不实之词。

    2、信访之路看不到头

    从2007年3月,西山煤电集团农民合同制工人就踏上了信访、上访之途,迄今已经超过12年了
    (1)2007.3.19上午,张指彪、卫德才等400人到西局信访处,诉求养老续接、技能工资、失业金,窗口接待,不予解答。
    (2)2007.3.19下午,张指彪、卫德才等400人到省委信访局,窗口接待,不予解答。
    (3)2007.4.11,张指彪、卫德才等90人到国家信访局,窗口接待,推诿。
    (4)2007.4.12,张指彪、卫德才等90人到劳动保障部,窗口接待,告知会转省人社厅。卫德才等11人回省后被关押一周。
    (5)2007.5.28,张指彪、卫德才等90人到省信访局,窗口接待,告知去找人社厅及西山矿务局。
    (6)2008-2009,二、三审期间经中院调解,企业愿给上诉人每人5万元了事,因工友不接受而搁置。
    (7)2010.3.4,张指彪、卫德才等90人到省委信访局、省人大,窗口接待,无果。
    (8)2010.4.26,张指彪、卫德才等80人到省委信访局,窗口接待,无果。
    (9)2010.5.26,张指彪、卫德才等150人到省委信访局,窗口接待,无果,领导威胁称违法上访,有公安人员调查上访人及子女情况,怀疑与邪教组织有关。
    (10)2011.4.7,150人到省委信访局,窗口接待,无果。
    (11)2011.4.25,褚、史、武、陈等260人到省委信访局、太原市公安局、劳动厅,人社厅养老处处长建议西山矿务局恢复保险关系,西山劳资处让各人回本矿反映。
    (12)2011.4.28,褚、史、武、陈等200人到省委信访局,闫处长称无方案,等上级意见。
    (13)2011.5.11,1000人分别到各矿信访,无果。
    (14)2011.5.12,孙来法、张、陈、武、李、吴等800人到省委信访局、公安厅、劳动厅、国资委、煤炭厅,警察根据19号明电,认定上访非法,对参与者20多人进行滞留询问,孙来法被拘留并被判刑9个月。
    (15)2012.7.4,武、史、褚等130人到国家信访局、人社部、全总,会议室接待,国家信访局认为山西对该事处理有瑕疵,转山西省信访局,建议创造条件给予解决。(16)2012.8.10,史、陈、褚、李、张、武等180人到省煤炭厅、国资委,坚持72小时,国资委、省信访局、各市领导联合接待,让等调研结果。
    (17)2012.11.9,孙仲武、史、陈、李等128人到国家信访局、人社部、全总,人社部重点接待,督促山西解决,省信访局局长带队,省公安厅防暴大队及各地驻京办强行将上访人带回。
    (18)2012.11.23,李有平等900人到省人社厅,信访处接待,要求上访者按照人社厅、财政厅、煤炭工业局、国资委下发的《关于解决原国有煤炭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意见》(晋人社厅发【2012】130号),按个人工资的20%补缴15年的养老保险费。
    (19)2012.12.25,张、陈、褚等10人到国家信访局、人社部、中纪委,窗口接待,网上告知山西有关部门。
    (20)2013.2.25,张、陈、褚等130人到省委信访局、省人大、纪委,窗口接待,无果。
    (21)2014.4.7,张、陈、褚等120人到国家信访局、人社部,窗口接待,催告山西相关单位。
    (22)2015.1.14,张、卫、褚、任等50人到省信访局,窗口接待,让找西山矿务局。(23)2015.3.10,张、陈、褚等130人到国家信访局、人社部、全总,会议室接待,让找山西省委。
    (24)2015.4.15,张、陈、褚等30人到西山矿务局信访处,窗口接待,说政府出意见就可执行。
    (25)2016.2.25,张、卫、陈、任等150人到省信访局、省总工会,窗口接待,让找西山矿务局解决。
    (26)2016.11-2017.1,各矿建微信群,产生代表15人。
    (27)2017.5,韩、张、陈、史等200人到国家信访局、人社部、全总,会议处接待,让找山西解决,回来后韩宪忠被拘半个月。
    (28)2017.7.8,韩、张、史、王、陈等8人到省委大院,给省委书记骆惠宁送材料,骆书记亲口说“会尽快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但出了省委大院后,6名上访矿工代表马上就被抓进派出所询问,史拴明的妻子史蕊香被拘留10天。
    (29)2017.7.25,李、陈、武等160人到国家信访局、人社部、全总,窗口接待,让回去等回复,但上访代表韩栓生很快就被拘留。
    (30)2017.910,张、史等人到省信访局,省信访局薛局长及三厅一委领导接待,薛局长表示对人社厅意见不满意,答应重新调研。
    (31)2018.4.15,张、史等8人到晋司宾馆中纪委巡视组驻地,山西信访二处处长在前台接待,说待成立复查、复核办后看情况。
    (32)2018.11,450名维权工友整顿各微信群,完善工人代表制度,给工人代表签委托书430份。
    (33)2019.4.22,张、韩、杨、任、王、卫、薛、梁等300人到省委、省信访局、西山煤电集团,省信访局予以一般接待,西山不予接待。
    (34)2018.4.29,张、韩、杨、任、王、卫、薛、梁等8人到省信访局,面对工人的据理质询,接待官员时而哑口无言,时而顾左右而言它,称信访局不能解决问题,只能把情况转给有关部门。

    在整个上访过程中,除数十人被抓被拘留、1人被判刑,维权矿工们还受尽了欺骗、忽悠、推诿、讥笑、辱骂和恐吓。西山煤电信访处闫处长在省信访局门口扬言:我宁愿花一百万、一千万,也不能让你们这批人把养老得逞!人社厅养老处王处长说,回乡补助金就是你们的养老金,你们被辞退时,自然就切断了养老保险关系。省信访局李永发处长说,你们一直在走向误区,摸着石头过河知道深浅吗?总要一天要栽跟头的。信访局局长梁雨润曾经说,你们家爹妈生下你们就是个农民种地的,还要什么养老呢?还有的官员叫嚣:“你们说我一万句违法,我不是违法;我说一句你们违法,你们就违法了!”

    针对西山矿工的维权,有关部门不是站在维护法律和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立场上敦促西山煤电解决问题,而是一屁股坐在企业一方,出台了力图阻止矿工继续维权的文件。2011年5月13日,正是当年为西山矿务局农民工用工制度改革提供政策依据、发布《关于西山矿务局实行农民合同制工人养老保险暂行办法》(596号文件)的山西省人社厅和煤炭工业局,会同国资委发布了19号明令(《关于西山煤电公司已终止劳动关系的农民合同制工人上访问题的答复意见》),自我否定了按月发放养老金的规定,公然说什么“不论是农民合同制工人还是农民轮换工,都是合同期满回乡时,一次性领取了按国家规定标准筹集的回乡补助金后,养老保险关系即行终止。”紧接着,又是人社厅、煤炭工业局,会同国资委和财政厅发布了《关于解决原国有煤炭企业农民合同制工人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的意见》(晋人社厅发【2012】130号),完全颠覆了596号文件和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工劳动合同关于按月支付养老金的明确规定,要求维权矿工重新交纳社会保险,自1995年1月1日开始按个人工资的20%补缴15年的养老保险费,之后到60岁时开始领取养老金。这两个违法的文件成了西山煤电拒绝改正错误的直接依据。

    在这漫长的维权过程中,一些矿工因年老体弱无法劳动而失去基本生活保障;一些矿工患重病只能获得新农合很有限的医疗保险,最终因无钱医治而放弃治疗;一些矿工在以后打零工过程中遭遇工伤,却不能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一些矿工在西山从事井下作业时,实际上已经染上了矽肺病,在离开矿山后才发作,却不能享受职业病医疗保险待遇,比如矿工韩贵和,离矿后矽肺病爆发,现在已到三期,挣扎在死亡线上;罗忠义,矽肺三期,不能呼吸,2015年跳楼自杀;罗先尧,矽肺三期,2018年含冤而死了。还有很多人在床上等死。

    四、西山煤电集团与维权矿工之间的核心争议

    1、农民轮换工及其回乡生产补助金与农民合同制工人及其养老保险金是什么关系

    农民轮换工的使用年限是3年、5年,最长不得超过8年,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工作年限是5年加3年加7年,一共是15年,后者是前者的1.875倍到5倍;农民轮换工实行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农民合同制工人试行养老保险制度。这是农民轮换工与农民合同制工人的两点主要区别,也是农民工用工制度改革试点的核心和关键之点。如果像西山煤电后来所做的那样,一次性支付给15年合同期满的农民合同制工人一笔回乡补助金并且不再承担养老保险责任,那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农民轮换工与农民合同制工人、回乡生产补助金制度与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区别,把农民合同制工人重新当作农民轮换工对待;那就是根本否定了农民工用工制度改革试点的全部工作和意义,那就是以虚假的改革和政策文件、以虚假的农民合同制工人身份、以虚假的劳动合同引诱矿工冒着生命和健康的巨大风险干满15年井下采掘工作然后把他们当作轮换工一脚踢开,那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2、养老金是一次性支付并因此而终止养老保险责任,还是按月支付或延续养老保险关系至死亡

    首先,596号文件和劳动合同书明确排斥了71号文件中关于原则上一次性支付养老金的条款,明确选择了按月支付养老金的条款,除非工人自己要求一次性支付。如果西山煤电不想履行合同约定,那至少应该依据1995年已经实施的劳动法、由劳资双方平等自愿协商、通过法定的程序(职工大会或职工代表大会)进行合同条款的重大修改。西山煤电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职工历年积累的养老保险金以回乡补助金的名目一次性支付给农民合同制工人,是单方面撕毁劳动合同的重大违法行为。

    第二,从本质和法理上讲,除特别情况,养老金不能一次性支付而只能按月支付。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为劳动者在失去劳动能力或依法退出劳动后获得基本生活来源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由国家、企业和个人筹集资金,由专门的养老基金运营以实现保值增值,一般而言,退休人员按月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会超出企业和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金,差额的部分由国家财政和养老基金本身的收益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性质就决定了养老金只能按月支付(新西兰等国甚至实行按周支付)。关于这一点,国家的法律政策早有明确规定,比如1995年6月20日,劳动部发布了《关于不得对企业离退休人员采取一次性结算离退休金的通知》(劳部发【1995】262号),针对一些地方一次性结算离退休金的错误做法,通知如下:

    一、凡执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的地区,对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和工龄条件,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按月支付退休(退职)金,不得采取一次性结算退休(退职)金的办法。

    二、凡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国发【1995】6号)进行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改革的地区,对于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达到规定年限(如10年或15年)的人员,必须按规定按月支付其养老金,不得采取一次性结算退休(退职)金的办法。

    三、由于企业破产、濒临破产、租赁、承包、辞退、终止劳动合同,安置富余人员及经济性裁员等原因,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的企业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次性支付给职工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费。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重新就业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凡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的人员仍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支付其养老金。

    四、凡不符上述规定,采取一次性结算离退休金的办法,必须立即纠正。

    置诸全国、放眼全世界,除非特殊情况,都没有一次性支付养老金的说法和做法。目前我国允许一次性支付养老金的特殊情况有:一是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含延长缴费)不足15年的,可以申请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本人不愿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可终止其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二是参保人员出国定居,如果丧失了中国国籍,可以在离境时或者离境后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收到申请并书面确认后,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三是参保人员未退休时死亡后,其个人账户中的余额可以全部依法继承,继承额一次性支付给亡者生前指定的受益人或者法定继承人;四是退休后死亡、个人帐户尚有余额的,账户余额可支付给法定继承人;五是农村户口工人本人要求、凭辞职回乡证明也可以一次性提取养老保险金个人账号储存额,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

    试问西山煤电集团以及支持其非法一次性支付养老金行为的山西有关政府部门,西山农民合同制工人属于上述哪一种特殊情况呢?谁给你们如此大的胆子,敢于公然违背和践踏国家基本养老法律制度呢?

    3、西山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劳动合同应该如何衔接1995年实施的劳动法

    法律不溯及既往,劳动法于1995年1月1日实施,当然不能要求把1993年1月1日西山矿务局与农民工签订的劳动合同从头改写,但在劳动法实施以后,以前签订的劳动合同就应该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与劳动法衔接和并轨,即使在第一个五年合同期间保持原合同不变,那么至少在1997年12月31日第一个合同期满并于1998年1月1日开始第二个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时,应该按劳动法的规定修改原合同。据矿工们回忆,西山矿务局在签第二个劳动合同时告知矿工,愿意继续干的,保持原来的合同不变,不愿继续干的,可以在领取回乡金后离开矿山。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矿工选择留下来了,也有少部分拿钱走人了。如果是矿山方面严格执行劳动法的话,那么就应该在劳动合同中作如下重要修改:

    (1)把596号文件、改制宣传提纲和劳动合同中所规定的由企业内部劳动保险机构负责管理的养老保险关系并入、转入由当地政府社会保险部门统一管理的社会化养老保险关系,把企业内部设立的个人养老保险账户转变为社会养老保险个人账户;

    (2)把企业内部实施的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关系,转变为社会化的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关系,把企业内个人医疗账号和医疗卡转变为社会化医疗账号和医保卡;

    (3)在15年合同期满以后,是否续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劳动法规定,经劳企双方协商,可以签也可以不签,至少在最后一个为期7年的劳动合同中,应该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这样一来,就把历史遗留的问题理顺了,双方也不会产生任何争议了。

    唯一可能发生争议的是,按西山矿务局的农民合同工劳动合同,农民合同工在40—45岁合同期满后就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了,这与国家规定的退休养老年龄不一致,但这个矛盾发生在西山矿务局与政府社保部门之间,而不发生在西山矿务局与矿工之间,西山矿务局和政府社保部门有责任协商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把责任推到矿工身上。西山矿务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农民合同制工人40—45岁领取养老金的规定的,是相对于、限定于井下采掘这一特殊工种的,特殊情况可以特殊处理,况且国家也有规定,对于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工人,常年在海拔3500米以上高原地区和常年在摄氏零度以下的冷库、生产车间等低温场所工作的工人,可以提前退休(55岁)。在这10—15年的差距阶段,如何给、给多少,可以由劳资政各方面协调,但不能不给。

    五、西山煤电集团依法维权的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基本诉求

    对于西山矿务局农民工合同制试点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农民矿工也理解国家、政府、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困难,也并不要求严格按照后来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希望与企业、政府有关部门协商出一个各方均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实现一个最起码的公平和公正。维权矿工的具体诉求如下:

    1、要求把合同制矿工的养老保险关系移交给社保部门,补发15年合同期满离矿后应该按月支付的养老金(连本带息),今后则继续按月支付养老金到合同制矿工生命结束。为了表达矿工对法律和合同的尊重,也为了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矿工们愿意退还离矿时一次性发放的回乡补助金。如果企业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把矿工们的养老保险关系转到社保部门,那就必须独立承担对于矿工的养老保险责任,在企业内继续保留内设的劳动保险机构,负责给合同期满的矿工按月发放养老金直到他们死亡。对于少数续签合同时在企业鼓动下没有达到15年合同年限就同意解除了劳动合同的矿工,考虑到企业负有诱导矿工提前辞职同时没有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到社会保险机构的责任(由此引发了这些矿工的忧虑和失望),也应该在他们补足缴费年限的前提下,让他们与大多数达到了享受养老保险条件的矿工一样获得养老保险的待遇。

    2、要求把合同制矿工的医疗、工伤和失业保险关系移交给社保部门,为每人建立医保卡。矿工们愿意退还合同期满离矿时企业支付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里的医疗保险费。

    3、小部分矿工没有领取或没有足额领取失业保险金,要求西山煤电予以补齐。

    4、1994年修建太旧高速公路时,西山矿务局扣留了全体职工的岗位技能工资,次年科级干部以上全部返还,但一线矿工的只返还了40%,要求连本带息返还其余60%。

    5、《西山矿务局农民合同制工人劳动合同书》第八条规定“任何一方违反劳动合同都要承担违约责任,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根据其后果和责任大小予以一定的赔偿”,而在劳动法实施以后,西山煤电未能依法及时转移矿工们的社会保险关系,因此要求西山煤电补偿其不履行守法义务、合同义务并单方面撕毁合同给矿工们造成的相关损失,如因没有养老金而导致的身体健康损失,因为不能看病特别是医治工伤和职业病而带来的损失,因为不得不维权而产生的误工费、差旅费等等。

    6、要求山西省和中央派遣巡视组,调查处理西山煤电集团领导班子可能存在的贪腐问题,矿工们愿意积极提供有关线索。

    7、要求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乃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94年的山西省政府49号令、2011年省人社厅煤炭工业局国资委联合发布的19号明电以及2012年人社厅煤炭工业局财政厅国资委联合发布的130号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追究其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政责任;要求山西省有关公安部门和法院等执法司法机关对于错误拘留和判刑合法维权矿工的行为支付国家赔偿。

    8、要求成立农民工代表、山西煤电和政府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以理性辩论、依法协商、妥协合作的方式达成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体现公平正义的协议。

    (434名西山煤电集团农民合同制矿工,2019年1—5月)

  • 王全璋失踪三年终与刘卫国律师见面

    2018年7月18日刘卫国律师发布有关王全璋案的消息:

    1、2018年6月下旬,被羁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的王全璋律师向主审法官正式递交了要求本人作为其辩护律师的授权委托书。

    2、7月,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向本人转达了前述委托事宜。本人做出接受该委托的意思表示并提出2点意见:其一,律师辩护观点将完全遵照全璋本人意见展开;其二,代理期间将随时与其家属保持必要的信息沟通。

    3、7月12日,在得到官方对上述要求的肯定性答复后,本人赶赴天津,上午从主审法官处获取了全璋本人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下午顺利会见了全璋律师。

    4、会见过程中全璋律师精神及身体状态良好,他感谢外界对其本人及家属的关心和帮助。

    5、会见结束后,本人回到天津二中院,经交流,双方对于律师复制案卷材料的范围存在部分争议。故此,本人暂未提交辩护手续,待法院方面进一步研究答复后再行决定。

    6、基于是否代理本案处于“待定”状态,故,此前未向外界公开前述代理事宜。

    7、在得到天津二中院关于可以全面复制案件材料的正式答复后,今天(7月18日)本人赶赴北京,上午与王全璋律师的妻子见面交流了基本情况,李文足要我对全璋转达家人的关切及各界人士的关心。

    8、今日下午,本律师返回天津顺利会见了全璋律师并就下一步的工作交换了意见。

    9、案件材料已经全部复制完毕,开庭时间尚未确定。

    刘卫国 2018年7月18日

  • 文东海:关于本人拟被吊销律师执照维权回顾

    一、拟被吊销律师执照所涉案件办理维权回顾

    (一)办理云南省峨山县李琼珍信仰案维权历程

    1、2017年1月24日下午,我在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会见李琼珍时,她向我反映在2017年1月11日至13日,她被玉溪市峨山县法院副院长柏为良逼迫她认罪和解聘律师的情况,我随后给她做了一份会见笔录,将上述情况如实记录。

    2、2017年1月24日晚上,李琼珍的丈夫卢文光将他此前所写的一个《关于到红塔区看守所会见的基本情况》(以下简称情况说明)给我,其中同样反映了柏为良胁迫家属到红塔区看守所劝李琼珍认罪的相关情况说明,和李琼珍在看守所所述情况基本吻合。

    3、2017年2月13日,我撰写了《关于峨山县法院柏为良法官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控告书》和前述的《会见笔录》、《情况说明》一并邮寄给峨山县法院院长那汝琼、玉溪市中级法院纪检、峨山县检察院控申科、玉溪市检察院控申科。

    4、2017年2月16日,李琼珍信仰开庭时,我当庭提出了要求该院院长、合议庭成员回避的书面回避申请,并将我曾经向相关部门控告的事实和材料(包括控告书、会见笔录、情况说明)作为申请回避的事实和证据材料提交,但峨山县法院并未就我提交的相关证据进行任何哪怕是表面上的审核,而是在休庭几分钟即违反规定由院长决定驳回回避申请,我当庭表示异议,要求复议,提出了三点复议理由:(1)我申请该院院长那汝琼及副院长柏为良回避,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当由该院的审判委员会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而不是由院长作出决定;其次,我申请回避时提供了两份证据会见笔录和情况说明,对于该两份证据所反映的情况,该院有义务去进行核实清楚,在回避事实弄清楚之前,作出回避决定是违法的;第三,我在开庭前已经向检察院对柏为良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控告,在检察院就控告事实作出决定前,他的身份相当于犯罪嫌疑人,此时不宜继续审理本案,理应回避。申请复议后,审判长柏为良仍然坚持以院长已经做出决定为由驳回本人的复议申请,维持原决定。我为此和柏为良法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后经反复抗争无效,我便决定配合法官把庭开完,此后庭审一直很顺利,没有再发生较大冲突。庭审中,我曾经多次要求公诉人对审判长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法律监督,谁知她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说他们认为法官没有违法。

    5、2017年2月23日,峨山县法院对李琼珍案进行判决,判决结果令我大吃一惊,我的当事人和同案比较明显存在违反刑事诉讼法的减轻、加重刑罚幅度的情形,我决心对峨山县法院的违法行为继续展开控告。

    6、2017年3月5日,我收到峨山县检察院峨检举复字(2017)1号答复函,答复函内容为:文东海,你的来信,经我院有关部门审查(调查),未发现柏为良在办理李琼珍等人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中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但他们同样从未找过我的当事人李琼珍及其丈夫卢文光核实过会见笔录和情况说明所反映情况的真实性,我事后曾经向看守所核实过,检察院也未派人到看守所调取过柏为良2017年1月11日至13日会见李琼珍的监控视频。

    7、2017年4月4日,我撰写了《关于峨山县法院、峨山县检察院破坏法律实施的报告》向玉溪市、云南省检察院和最高检察院反映情况,要求对峨山县法院违法审判和峨山县检察院渎职行为进行查处。

    8、2017年6月7日,我收到了峨山县检察院峨检纪复字(2017)3号再次答复函,答复函内容为:文东海律师,你对峨山县人民检察院公诉人在公诉你的当事人李琼珍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件庭审过程中没有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峨山县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相关人员没有依法办理你控告的问题,构成玩忽职守犯罪的控告,经审查、核实,不存在你控告的事实。非常搞笑,我第二次控告是向峨山县检察院的上级玉溪市、云南省检察院及最高检察院控告,而且峨山县检察院也是被控告对象,可最终答复我的仍然是被控告对象峨山县检察院自己。

    (二)办理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彭佩珊信仰案维权历程回顾

    1、2017年7月4日全天至2017年7月5日,我作为信仰案被告人彭佩珊的辩护律师参加了该案的庭审,第一天由于合议庭法官表现克制,基本按照法律的规定在推进庭审,所以庭审按部就班进行,审辩相对和谐,但到了第二天即7月5日,法官一改常态,开始不顾一切想快速结案,律师话还没说完,就会武断打断律师发言,结果有其他辩护律师提出抗议,合议庭的法官根本就不理睬抗议,而是直接绕过那位律师问下一位辩护律师是否要发言,我是第四位辩护律师,当法官问到我时,我非常激动地说了句:如果法官你们不想依法办案,那就把我们赶出法庭,结果法官真的命令四五个法警当场就把我架出法庭。其他律师因为继续抗议非法庭审,也接连被赶出法庭。辩护律师都被赶出法庭后,该案继续推进并未结束,而是在律师没到场,当事人严重抗议的情况下走完所有庭审程序。

    2、2017年7月5日上午,辩护律师董前勇、李静林、张科科、刘正清、李对龙均被赶出法庭后,随后到隔壁的检察院准备控告,可准备进楼前,十多位特警一字排开堵在检察院门口,不让律师进入,后我们只好到汕头市检察院控告,但汕头市检察院控申科的检察官在接到几个神秘电话后,就再也不愿意接待我们,也不肯收我们的控告材料。

    3、2017年7月10日,我们六位辩护律师联名向汕头市检察院、广东省检察院、最高检察院、汕头市中级法院邮寄提交了《关于汕头市金平区法院破坏法律实施的控告书》,在辩护律师们的强力控告下,汕头市金平区法院不得不重新安排开庭,但后来不再准许原来的辩护律师介入辩护。

    二、本人被湖南司法部门和律协立案调查及维权历程。

    1、2017年7月14日,湖南省律师协会书面通知对我因办理云南省峨山县法院审理的被告人李琼珍一案中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等不当言行,决定对我立案,我此后接受了湖南省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的询问,并在调查笔录中明确提出要求他们调取庭审视频和柏为良违规带领无关人到玉溪市红塔区看守所逼迫我当事人认罪和解聘律师的监控视频,核实会见笔录和情况说明的真实性,调查该事件的前因后果,同时提出要求他们给我因律师执业权利受到柏为良等人严重侵犯维权。

    2、2017年7月24日,2017年7月24日,我向湖南省律师协会邮寄提交了《关于请求湖南省律师协会维护本人执业权利申请书》,要求湖南省律师协会因我在办理李琼珍信仰案时执业权利受到柏为良等人严重侵害申请维权,但时至今日,不管是我在接受湖南律协惩戒委调查时口头向他们提出维权申请,还是事后提交的书面维权申请,事后都没有任何的口头或书面回复。

    3、2017年8月4日,我接到长沙市司法局通知,说我涉扰乱法庭秩序一案已经由湖南省司法厅移交给长沙市司法局办理,并要我到长沙市司法局说明情况,我同样非常配合他们作了相关调查,此次立案增加了我代理广东省汕头市金平区法院审理彭佩珊信仰案的扰乱法庭秩序一案的指控。

    4、2017年8月9至11日,长沙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王剑四人到云南昆明和广东汕头对我涉嫌扰乱法庭秩序一案进行调查,我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特意和王剑通话,要求他们调取庭审录音录像、以及柏为良到看守所威胁我当事人认罪和解聘律师的监控视频,找我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核实相关情况,同时我还提出我在汕头市金平区法院开庭并被法院赶出法庭后,我们去汕头市金平区检察院控告,结果有一批特警堵在检察院门口不让我们进去,我们特意强调要王剑等人去调查这个情况。

    5、2017年8月13日,我向长沙市司法局提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长沙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工作人员赴云南调查的相关情况,后长沙市司法局于2017年8月31日对该信息公开申请进行了回复,我从那了解到他们根本没有去峨山县法院,而只到昆明云南高院调取了庭审监控,但并没有去玉溪红塔区看守所调取视频,也没有去找我的当事人及其家属核实相关情况。同时我撰文《法庭的主宰是法律而不是法官》作为我的申辩意见提交给长沙市司法局。

    6、2017年9月28日,长沙市司法局向我送达《延期处理告知书》,认为案情复杂,经批准,决定延长办理期限30日,2017年10月30日,长沙市司法局向我送达《告知书》,告知我该案已调查终结,他们认为我涉嫌扰乱法庭秩序,干扰诉讼活动正常进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因案情重大,现已报请上级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处理。

    7、2017年11月4日,我向湖南省司法厅举报投诉长沙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工作人员在办理我涉扰乱法庭秩序一案时滥用职权违法办案,反映该局滥用职权故意不调取对我有利的证据,故意选择性忽视有关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严重侵犯律师执业权利在先,我当庭激烈对抗在后的事实,而是刻意渲染本人在法庭上因过于愤怒而展示出的抗辩言行,有涉嫌对本人打击报复的嫌疑。湖南省司法厅于2017年11月15日对本人的投诉举报立案,并于2018年1月14日送达给本人《延期答复告知书》。2018年2月14日,湖南省司法厅对上述举报投诉进行答复,完全否认了长沙市司法局的相关违法行为。并认为不存在本人所举报反映的问题。

    8、2017年11月3日,因检察院和司法部门不作为,刻意忽略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和对本人律师执业权利的严重侵犯,我不得已选择自救,并向长沙市雨花区法院立案庭现场提交了起诉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名誉侵权的起诉书和证据材料,该院立案庭法官罗琪收取材料后,说要研究后七日内答复,2017年11月14日,该院立案庭胡晖副庭长答复我不给立案,并把起诉材料退还给我,我后到该院信访办投诉,但投诉后至今未有任何答复,2018年5月4日,我委托益阳万维律师事务所龙中阳律师再次到雨花区法院和长沙市中级人民院提交起诉状,长沙中院告知到雨花区法院起诉,但雨花区法院仍然拒绝立案,后龙中阳律师又向雨花区法院邮寄提交了起诉状,但被雨花区法院拒收退回。

    9、2018年2月28日,由于我因为多个信仰案件律师执业权利被侵犯,事后向湖南省律师协会申请维权都得不到解决,湖南省律师协会也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维权措施,尤其是我在办理峨山县法院李琼珍一案执业权利受到柏为良侵犯的维权申请,还有在山西忻州市张春蕾一案时自始至终均看不到案卷,最后上了法庭辩护,法官还是不给我看案卷。对于律师执业权利受到如此严重侵犯,我想了解湖南省律师协会是否将该系列案件向湖南省司法厅、司法部汇报请示解决办法的情况,故向湖南省司法厅和司法部申请了信息公开,湖南省司法厅和司法部分别于2018年3月21日和3月19日对本人的信息公开申请以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存在和不属于信息公开范围进行了答复。

    10、2018年4月29日,我再次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了信息公开,要求他们公开自2018年元月份以来,针对如何打压人权律师召开的多次会议情况及包括傅政华在内的有关领导的指示,尤其是2018年春节前湖南省司法厅召集公检法政法委召开联动会议对人权律师进行打压,并指令湖南省高院刘海洲协调对于我起诉到法院的所有案件要么不给立案、要么立案后不开庭驳回起诉,本人事后向刘海洲求证,他间接承认了上述事实的存在,并说他对我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的。

    11、2018年5月10日,湖南省司法厅委托长沙市雨花区司法局纠集街道工作人员、派出所民警多人先后到我家并送达拟吊销本人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案件当事人听证权利告知书》,2018年5月13日我向湖南省司法厅提出听证申请,同时一并提出要求中止听证会召开的申请,理由是我被峨山县法院法官柏为良侵犯名誉权诉讼一案至今法院未给我处理,而该案审理结果直接关系到我是否存在扰乱法庭秩序的事实判定和情节考量。另一个理由则是我于2018年4月29日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信息公开,他们至今未给我答复,在给我答复之前应该中止听证会的召开,湖南省司法厅随后于2018年5月17日向本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并决定于2018年5月26日上午9点在湖南省省司法厅一楼听证室召开,但对本人申请中止听证会的申请则为给出任何解释和说明。2018年5月20日,我向湖南省司法厅邮寄提交了《证人出席听证会和复制证据的申请》,并再次向听证会提交了《延期或中止听证会的申请》,并增加了一条申请延期的理由,因为2018年5月26日是国家的法定假日,而湖南省司法厅在未经和本人商量的情况下在法定假日召开听证会是对本人劳动休息权利的侵犯。2018年5月20日,我同时向湖南省司法厅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公开该厅是否已经提前在听证会之前做出了相关的行政处罚决定,并要求公开作出决定的会议纪要复印件。

    12、针对湖南省律师协会采取类文革式手法以假名作者于2018年5月16日起在湖南省律师协会网站发表文章《捍卫法治、坚守执业守则》等系列文章(该系列文章随后被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二十多个省份律师协会转载)对本人进行诋毁污蔑,直指本人为“闹庭系”律师,我于2018年5月17日凌晨通过微信向湖南省律师协会秘书长汤力勃提交《向湖南省律师协会投稿的紧急申请》和投稿文章《法庭的主宰是法律而不是法官》,但湖南省律师协会以沉默应对,2018年5月20日,我再次向湖南省律师协会书面邮寄提交了《再次向湖南省律师协会投稿的紧急申请》和两篇稿件《法庭的主宰是法律而不是法官》、《法律之下方有法官的法庭指挥权》。为了核实在湖南省律师协会以假名发表文章的作者真实身份,我正式于2018年5月20日向湖南省律师协会申请公开该系列作者吕正声、邢正庭、蒋政、五月等人的真实姓名、职业、职责等信息。

    三、本人办理上述信仰案件及被立案调查后维权经历的启示

    1、以上历程回顾均有相应的文书、邮寄回单、有关单位的回复等证据证实,通过以上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在信仰案件中,被告人及律师诉讼权利被侵犯触目惊心,几乎每一个程序都存在公检法司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故意迫害的情形。

    2、本人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后,试图在现有法律框架内依法积极争取自己合法权益,也增加我对现有“法治”的信心,但实践的结果是不管你如何相信法律、精通法律,一旦他们决定把法律的大门关上,你便有孙悟空的本事也会被压在五台山下。

    3、我也曾经多次向司法部门表明心迹,我只是想做一位真正的律师,因而在维护当事人权利的时候不遗余力,得罪了不少的公检法官员,对我的投诉立案明显是打击报复,如果你们能够给我留退路,我今后可以少办理甚至是不办理维权案件,改做商业案件,我甚至在半年以前因为律师事务所在司法厅的指示下限制我接所谓“敏感案件”,我也没有再去争取一个律师应有的不受限制接案的权利,而是在按部就班把以前接的案子办完,然后考虑做点其他案件,但不管我如何退让,最后他们还是不愿意放过我,尤其是新任司法部长傅政华上台,更是对打压迫害律师雷厉风行,继续延续他在主导办理709案件时候的一贯风格。

    4、此次对本人拟吊销律师执业证的处罚显然不仅仅是因为本人办理了上述案件的原因,更大的权重可能还在于本人办理其他比如709王宇颠覆国家政权案、广东袁朝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肖育辉信用卡诈骗案(当事人被胁迫解聘法院阶段退出)、刘飞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到了法院未安排开庭)、江西维权人士朱玉芳寻衅滋事案、叶剑被故意伤害案、李建新(惠阳欧伯)寻衅滋事案等,尤其是在办理709案过程中,本人和其它多位辩护律师、家属一起通过各种合法的法律手段极力维护王宇及其它被抓律师和维权人士的权利,在民间和国际社会的大力声援下,最后致使包括王宇在内的多位律师和维权人士不得不被无罪释放,当局对律师的围剿目的无法完全如意,从而掀起对维权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注销、整顿、停业、吊证的新一轮打压。

    文东海
    2018年5月21日



  • 我们都有精神病

    关于社交网络焦虑症,和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比它更让人担心的事。正因为你是通过社交网络看到这篇严肃讨论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对它的态度间接反映了这种“症状”的轻重。

    我们的周围,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大家能做的就是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躲过去,我们都有病。

    不管你是否承认,社交媒体确实没有一开始那么令人愉快了。就连只是普通用户的你都会在发布前反复确认早就编辑好的文字:有错字吗?我这个表达合适吗?我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发出去、之后被喷子喷了怎么办?

    过度的自我审查有时真令人厌恶,但你更担心的是:不这样做就会被人揪住错处嘲笑。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没人关心你到底说了什么。

    今年五月,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和旗下组织青年健康运动 ( Young Health Movement ) 共同发布了一项关于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1500 名 18~24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使用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Snapchat 和 YouTube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曾受到过精神伤害,导致自我认知不足和焦虑感。

    其中, Instagram 对使用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最严重,Snapchat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影响次之。

    “有趣是我们发现 Instagram 和 Snapchat 对人的精神产生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两个平台都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看起来这可能加剧了他们自卑和焦虑感的产生”,皇家公共卫生协会的行政长官 Shirley Cramer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说。

    这项调查公布后,《金融时报》也在 6 月初对此进行报道。除此以外,在谷歌上搜索“社交媒体焦虑”,有超过 190 万条的相关新闻报道,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词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定义,但它的症状和影响我们并不陌生。

    你可以说这些网站你“没有听说过”,或者“该页无法显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种吐槽实在是个很老的梗,请不要重复给我听了。即使这些调查是针对那些“看不到的网站”,其反映的问题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

    2 月中旬,GQ 英国版的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社交媒体是如何用每一次的发布毁了你的生活》的文章,总结了 13 种会让你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感到失望的行为,以下 6 条都和焦虑有关。它们分别是:

    加剧“失业”风险

    发条抱怨工作的状态当时是挺爽,但之后……小心你的发布成为证据。

    你不再神秘

    社交账号都快成“犯罪现场”了,想一下当某人得到了你的社交账号,那么很有可能在你们约会前,他会滑到时间轴上最早的那条记录开始翻看。你以为那些早成了历史,但别忘了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挖坟。

    你的自拍管理几近失控

    谁都爱自拍,但放几十张同一个背景的自拍照还是算了。

    你的赞出卖了你

    有时尽管你不用文字表态,但你的赞真实地反映了你的内心。

    “数字”担心症

    为什么这条发出去都快 1 小时了还没有评论,就两个赞而已?是说错了话?配图无聊?还是有错别字?终于消息栏里又有了提示,点开一看是来自妈妈的赞和一张微笑的表情评论。
    痴迷于“惊喜”

    不管是身边人还是社会里的新鲜事你都想知道,对你来说比剧透更可怕的,是网上流行的梗你最后一个才知道。

    前五条涉及到社交媒体形象管理,除非是寻求帮助,否则很少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现他们真正糟糕的一面。毕竟不是选秀节目,谁会抢着卖惨?但除了少数人,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太多值得说道的事,所以尽管你可能没意识到,但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无形中就会让你焦虑。

    Snapchat 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在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提到:“网络世界允许我这代人幻想自己是独特的。你可以选在毛伊岛度假,成为那个收集美好时光的人,但现在线上和线下之间的生活界限消失了,所以 Snapchat 正全力打造另一种认知的世界就是,在那儿你的周五就是穿着运动裤,盘腿坐着吃麦片,这是可以的。你完全可以做自己,而没必要无时不刻在度假或者一直很好看。 ”

    就像你刷朋友圈一样,总是会有一类人——他们似乎永远在旅行聚会交朋友。社交媒体带来的、塑造完美生活的压力,使得有阅后即焚功能的 Snapchat 的使用比率正在上升。据尼尔森数据显示,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即18 到 34 岁年龄段人中 ,53 % 人平均每天要打开 Snapchat 18 次、总共约30 分钟。

    而这和“痴迷于惊喜”一样,都是“FOMO”症状的一种表现。FOMO 意即 “错过之恐”(Fear of Missing Out)。指担心错过社交媒体上各种正在发生的事件,一种对缺席的恐慌和信息成瘾,也是产生“社交媒体焦虑”的原因之一。

    2004 年 Patrick McGinnis 在哈佛商业学院的期刊 The Harbus 的一篇专栏里首次提出这个词,2013 年被加入牛津词典。这种症状的典型表现就是手机成瘾,沉溺在刷新鲜事的即时满足感中。即便只是关上屏幕几分钟,也会焦虑不安。

    当然说回社交媒体焦虑,对于使用微信办公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工作群里突然弹出的“XX在群聊中@了你”,更令人焦虑的了。

    然而通过社交媒体摄入有效真实的信息,并不会让你焦虑,只有当有效信息流和广告、虚假新闻、骚扰冒犯性言论等垃圾内容混杂出现时,你才会因被频繁刷到的无效信息包裹,或者是被遭到恶毒言论的霸凌,而感到心力疲惫继而产生焦虑。

    为了减少这种无效信息到达用户的概率,去年 6 月Facebook 开发一个新的文本理解引擎 Deeptest 来帮助机器在特定文本中理解单词含义, 8 月 Facebook AI 实验室 FAIR 又在 GitHub 上将研发的文本分析工具 fastText 进行开源。这两个工具的作用之一就是识别骚扰信息,帮助平台过滤并删除营销广告等垃圾信息,让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环境更好一些。

    Instagram 受到 Facebook的启发,也推出了一款能过滤不良信息和恶毒评论的 AI 系统。 与此同时,Twitter 也正在开发类似的功能,来识别用户发出的冒犯性和误导性的内容。

    而曾帮 Twitter 建立机器学习系统来识别仇恨言论的 Thomas Davidson ,指出 Instagram 推出的这个系统虽然很聪明,但机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无法在特定语境中识别具体的文本含义,因此很可能删除无害甚至有效的信息。

    当 Instagram 的创始人 Kevin Systrom 被《连线》杂志的记者问到,是否曾困扰于该系统的过度攻击性导致屏蔽本该显示的消息时,斯特罗姆的回答是:“其实问题是,当所有真正糟糕的东西都被屏蔽了,出现这种误差幅度还值得吗?我们并不是在遏制言论自由,也不是阻断朋友间有趣的对谈。我们只是想打击在平台上出现的不良言论问题而已。”

    所以,当社交媒体逐渐被无脑废话和攻击性言论充斥,成为虚假信息和垃圾情绪聚集的广场,并且人们需要持续为自己所创建的账号,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时,随之而产生的焦虑心理还会让我们需要社交媒体吗?

    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教授 Simon Wessely ,在看到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和青年卫生运动发布的那篇调查结果后,严肃地声明,“我当然相信社交媒体是导致人们不开心的一个因素……但真正危险的是把它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来批判。”

    就像《连线》杂志的创始人 Kevin Kelly 在《必然》里说的,“我们通过‘守门人’来过滤信息……我们通过管理者过滤信息……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化环境过滤信息”。

    所以,尽管社交媒体焦虑正在逐步蔓延,但不可否认的是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缓慢而间续地瓦解真相壁垒。因此,比起社交媒体焦虑,更值得担心的,其实是信息传播的匮乏和堵塞。

    (来源:界面新闻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449567.html 2017/07/07)

  • 关于江天勇遭强派律师 蔺其磊要求湖南方面公开信息

    【民生观察2017年8月15日消息】本网获悉,日前,江天勇律师的辩护人北京知名律师蔺其磊向湖南省司法厅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关于江天勇律师的官派律师的姓名、单位的信息。

    据悉,昨天(8月14日)上午,蔺其磊律师由谢阳律师开车陪同之下来到湖南省司法厅,向司法厅办公室递交了要求公开“江天勇律师的官派律师的姓名、单位”的信息公开申请书,一名自称姓孙的办公室主任答复称,会让司法厅律师管理处回复此申请。在蔺其磊律师要求出具书面的收取申请书的凭据下,最终司法厅出具了一份“收件证明”。

    随后,蔺其磊与谢阳开车来到长沙市第一看守所,准备为江天勇律师存钱,窗口工作人员听到名字后,并非用电脑操作而是拿出一本笔记簿,在上面用手写的方式记录存钱的情况,并出具了收款收据,工作人员用“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回答了蔺其磊律师的疑问。蔺其磊眼见笔记簿里夹放不少现金,便询问(有这么多钱)为何不给江天勇消费购买,工作人员则称“江天勇(要)花钱都从这里拿的”。

    蔺其磊律师表示,江天勇律师被无辜关押已逾九个月,当局依然拒不准许江天勇本人聘请和家人聘请的律师会见,完全可以认为侦查机关有违法办案的可能性,从拒绝律师会见以及指派官方律师的现象来看,办理此案的长沙市公安局对自身的违法行为是自知理亏的。

    有关江天勇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张磊律师再度前往长沙会见江天勇仍被拒绝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0721/16179.html
    王全璋、江天勇遭当局强派律师 家属发声明谴责
    http://msguancha.com/a/lanmu9/2017/0616/15991.html



  • 民生观察关于「709大抓捕」两周年的声明

    两年前的今天,上百位中国大陆的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涉及省份多达25个,因这场「709大抓捕」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虽然大部分人士在数天内就被释放,但是很多人一直处于强迫失踪下落不明的状态,直到半年后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后才水落石出。最后被当局正式逮捕的总共24人,包括10名人权律师和14名人权捍卫者。
    到目前为止,「709大抓捕」受害者被当局定罪判刑的有:

    2016年8月2日,翟岩民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2016年8月3日,胡石根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16年8月4日,周世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2016年8月5日,勾洪国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2017年4月28日,李和平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认罪取保的有赵威、王宇、任全牛、谢阳当等人。目前为止,还有吴淦与江天勇两人被羁押待判,而王全璋律师更是「709大抓捕」受害者唯一一位至今失踪长达两年杳无音讯生死不明。

    「709大抓捕」显示了专制政权的冷酷残暴。该事件的受害者不但被强迫失踪,而且受到各种羞辱、酷刑折磨、遭受生命威胁等非人道虐待,当局意图在意志上让他们屈服,然后按照当局事先编造好的剧本去认罪、去指证他人。李和平、李姝云等律师在羁押期间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导致肌肉疼痛、精神昏迷、视线模糊、浑身无力。谢阳律师遭受的酷刑包括吊吊椅、疲劳审讯、剥夺睡眠、认罪闭嘴、殴打、烟熏、不给饭吃不给水喝、不给看病、要求举报他人、禁止购买任何日用品等。李春富律师被秘密关押近1年半后,因为遭受到非人道虐待导致精神异常,警方被迫匆忙让其家人把他接回家。当局更大搞家属株连,吴淦的父亲徐孝顺被以莫须有罪名审判,成为要挟儿子认罪的人质。王全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的住所门口,被安装监视镜头,家门外每日都有被称为「朝阳群众」的秘密警察和大妈守着,每次出门都被人拦阻和跟踪。李和平律师的妻子王峭岭租住的房屋房东2次被国保叫去训话施压迫搬。当局同时拒绝发暂住证,令已被小学取录的6岁女儿因证件不齐不能保留学位而失学。对家属的政治株连甚至殃及未成年人。当局对被捕者的未成年子女采用的手法有绑架、强迫失踪、拘禁、殴打、禁止入学、单独讯问、贴身监控、禁止出境等侵犯人身自由的手段,遭到辱骂、恐吓、威胁、污名化其父母、孤立、当众羞辱等心理和精神折磨。

    「709大抓捕」是新极权主义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控制与镇压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新极权主义粉墨登台后,基于对其统治前景「亡党亡国」的末世恐惧,把所有公民视为假想敌,以更刚性更强硬的专政铁腕手段对付民间社会。从镇压新公民运动、扑灭南方街头运动火焰、控制言论压制思想、缩窄社会自由空间、接连颁布钳制控制公民权利及自由的法律、取消社会自我发育等,到「709大抓捕」事件,更是显示了新极权主义的赤裸裸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本色。新极权主义通过「709大抓捕」,对「资金公募公用+公民跨区围观正面抗争+人权律师死磕」的近几年社会抗争模式进行镇压,特别是大规模防范和打击人权律师,意在切断社会抗争中关键群体的支持平台,从而达到控制冻结社会的目的。

    「709大抓捕」是民间从一厢情愿的改良期盼到变革抗争的转折点。新极权主义以此彰显极端刚性后,越来越清晰地表明了对民间实行全面清场以维护一党专制体制的独裁统治的意图,使民间期盼改良、互动、推动全面政治改革以实现社会转型的愿望沦落为一厢情愿的虚假希望。「709大抓捕」后,民间走向激烈的政治化对抗,「与其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政治抗争获得自由成为民间政治反对的基点。以政治抗争塑造公民意识,实现政治参与,获得公民权利,推动政治转型,建立民间主体性,已成为民间社会抗争者越来越普遍的共识。

    面对「709大抓捕」当局对民间的镇压之野蛮、冷酷、残暴,面对「709大抓捕」受难者所遭受之酷刑、羞辱、磨难,任何表面形式上的呼吁都未能正视正在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也未能正视一党专制极权统治将继续制造的人间苦难。在这两周年的今天,民生观察工作室与所有在风雨中漂泊的受难者站在一起,与自由正义站在一起。

    结束专制,以抗争获得自由。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7/7/9 发布

  • 南阳联合发布通知:立即开展涉军群体稳控工作

    [民生观察 2017/7/3消息]昨天,河南南阳市委发布涉军群体稳控工作紧急通知,要求各县市做好老兵稳控工作,落实包保稳控措施,发现上访老兵立即劝返。

    这份紧急通知是以密码电报的形式发布给各县区有关部门,内中提到,据情报,我市部分退役士兵正在串联,拟组织百余人于今晚乘坐火车到北京中南海非访。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请你们立即进行全面排查,落实包保稳控措施,深入搜集情报线索,加强南阳火车站,北京火车站及北京重要部位的巡查,一旦发现,立即劝返,坚决杜绝赴京非访问题的发生,坚决杜绝酿成事端。并强调,工作落实情况随“日报告”,报告市委维稳办,发现重要紧急情况立即报告。

    据悉,随着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近年来全国各地老兵不断进京上访要求落实中央对老兵的优抚政策,但他们并不过分的要求却迟迟得不到解决,还有多位老兵因为进京诉求被关押判刑。

    前不久,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新的涉军政策,由于该政策中存在的缺陷,引发老兵们更大的不满,各地老兵不顾当局打压群起维权,近日本网站也曾获悉老兵们要再次大规模进京集体维权。为了不被地方控制,有老兵已提前进京潜伏等待大部队到来。这些进京的老兵中有人按耐不住到中央军委登记被发现,中央军委信访接待人员每接老兵一个身份证,就会在“正”字上加一笔,已经画了好多个正字。他不知是何原因,坚持在一旁观察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明白了,是在统计人数,不仅如此,老兵们的身份证递进去也没有像以前一样放到读取身份信息的机子上,而是直接返还老兵,不对上访行为进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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