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对

  • 谎言对客观真实历史的恐惧

    连日来,中国大陆官媒对上海震旦职业学院宋庚一老师上历史课时,对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南京大屠杀所杀死30万人的讲解,进行了铺天盖地的口水讨伐,进而促使震旦学院快速作出开除宋庚一教职的决定,再度引发世界关注!

    只要认真看看宋庚一老师对南京屠杀的讲解,就会发现这种纯粹意识形态上纲上线的讨伐,显得是多么武断愚蠢而穷凶极恶。因为整个宋老师的讲解,完全没有媒体与官方所定性的所谓公然否定南京大屠杀,而是基于历史,较全面而系统地将对南京大屠杀出现的各种论点看法进行了客观陈述,以给学生一个全面认识历史的视野,同时便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引发学生对战争灾难深层历史探索。这无论如何跟媒体论断与震旦处罚所扣否定南京大屠杀帽子风马牛不相及。

    从现在网络可以搜索到宋老师当次被举报的课的视频看到,宋老师一开始就认定了日本在南京的屠杀是属于反人类的行为,是在中国大地上犯下的最无耻、下作、残暴、凶狠的反人性的罪孽。之后,宋老师才表示国民党政府在一些遇难者家人还活着的时候,没有把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全部记录下来,是很大的遗憾。由此,宋老师进一步讲述,这个记录和查询,并不难,大家都有身份证号码,如果发现失踪人口和尸体,一定可以统计出来。没有具体的遇难者名字,就导致了数据的不同版本的出现,有三千的,有两万的,有七万的,还有三十万,五十万等不同的数据。宋老师认为,具体到个人,把遇难者名单罗列出来,而不是数据,更有说服力,也不会受到日本方对数据的质疑。

    宋老师提出了德国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所有的人都有名有姓,都有家庭记载,他们真实的统计出了屠杀的犹太人和逃难的犹太人的数字。她同时提出,这是中国作学术一直都不严谨的一个折射。宋老师提出统计到了幸存者有61人,那就应该可以统计出遇难者的人数,但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没有看到30万具体的人。宋老师提出要进行反思。不能永远去恨,而应该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仇恨是必须的,但光有仇恨,就是一元的思想。一元的思想很容易把对立的观点在道德上看成可疑、败坏的。

    通观宋老师这节讲课,不存在任何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词,而只是讲述对南京屠杀现在的一些争议观点,与造成争议的历史根由。这样一堂课怎么可能被扣上否定历史,进而遭致开除教职?

    对于宋老师的处罚,目前网络多涌动着对举报宋老师的学生的义愤与斥骂,而事实上造成今天宋老师困境的并非仅仅是举报学生,还有媒体的帮凶,与震旦学院的操刀。在某种程度而言,媒体与震旦学院的立场与手段,不是学生举报的结果,而是学生举报的肇因,是因为有这样的学院与媒体,才必将引发那样无耻学生的举报。所以,文明人类在谴责学生的无耻与无知举报行径时,更应该看到中国大陆媒体与学院抡动棒子制造冤案的帮凶角色。当然,驱动这种帮凶更深层的元凶是极权统治集团。

    极权统治集团何以要支使媒体与学院迎合断章取义举报客观讲解历史的老师这种恶行?原因除了纵容诱发社会互相监视举报的恶习外,就是真切恐惧任何试图直面历史而敢于质疑历史的行为。因为历史是极权统治谎言的集中地,是合法性来源的粉饰场,是容不得质疑与真实的存在。

    今天,人类任何极权体制都与社会历史发展潮流相背离,其来源的法统与道统均无法立足,唯有通过谎言来欺骗愚弄民众,以达成维护统治之需要。于是杜撰历史就成为一切极权统治者必备的功课,以谎言与谬论来充斥历史,就是极权主义历史观的必然景象。这样的历史自然惧怕任何的认真,惧怕任何拐离盲从的直面,更不容许任何的质疑。这样,一切宣讲历史的老师,只要心存一份对工作认真的态度,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对历史求真的态度,那就是与极权的谎言为敌,那就是极权统治的威胁,对这种老师的及时发现,及时清除,就是将敌人消灭于萌芽状态,而所有为此贡献的部门与个人就是对党的忠诚。在此逻辑下,举报老师的学生,口水审判老师的媒体,直接充当打手处罚老师的院校,自然就成为维护极权统治的功臣,争先恐后就是它们自然的身手。

    只要稍加留意,不难发现近来中国大陆因客观讲解历史而遭致处罚的老师接二连三。今年4月28日,湖南城市学院老师李剑因在给学生上《建筑文化概论》课时,说了一句“日本人精益求精”,引起一学生不满,拍桌而起,怒而骂娘,并在课后向学院领导举报了李老师,学校竟然采纳了这个学生的举报,不仅要李老师道谦,而且将其解职。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然而却是中国今日大学的常态。也就是说今日中国大学学生只要听哪个老师的课不顺心,随时可以断章取义纠住一句话或一个词来举报,学校就会作出对老师的处罚。而裁定这句话或这个词是否错误,就是以是否符合意识形态所谓正能量的要求,而一切真实客观的事实与观点,必然是与极权意识形态正能量的谎言相抵触,也就必然遭致处罚。这就是中国今日大学教师面临的困境。

    今天上海震旦学院的宋老师与昨天湖南城市大学的李老师都是意图客观准确陈述历史与事实,结果均遭致学生举报,学校处罚,媒体笔伐,如此荒谬滑稽的闹剧一再上演,揭示着背后一个惧怕客观真实历史的极权魔掌在操控。对此,世人在唾弃那无耻与无知的举报学生时,理应深究制造这种举报事件终极性制度根由,以期从根本上结束这种恶性举报事件的发生。

    民生观察 2021年12月17日

  • 王藏夫妇案对中国株连制的当下注解

    2021年12月15日,中国诗人、独立作家王藏(王玉文)与妻子王利芹双双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将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至此,王藏被关押560天!王丽被关押540天!王藏的母亲和四个年幼的孩子被限制人身自由540天!一曲对王藏因言治罪,进而将其妻子也同罪惩治,连带软禁其母亲与孩子的株连闹剧在举世瞩目下公然上演,使世人看清中国当代所谓依法治国的二千年秦制“连坐”的实质。

    本次中共云南当局拘押王藏,主要指控他在2015年一次被捕放出来后的公开言论、接受采访、书写诗歌文章、以及行为艺术。而从当局的指控来看,王藏就是基于当代公民宪法赋予的权利而践行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职责,行使了言论自由表达权,结果竟然遭致当局于2020年5月30日带走失踪,家属没有得到任何法律通知,作为妻子的王利芹依法向当地警方讨要说法,揭露当地执法的种种违法行径,结果于6月17日也被拘捕,且二人分别于2020年7月3日与7月24日被楚雄州检察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批捕。羁押于楚雄州看守所中。

    王藏被警方带走失踪后,家人遭致警方传唤、威胁、监控、软禁。王藏的兄弟,甚至表亲也被警方传讯,妻子王利芹更是被警方拘传昏厥,老人与孩子被软禁隔离于世。王利芹基于妻子的本能,呼吁救援王藏,最后居然也被警方以与王藏同罪来拘押逮捕。王藏夫妇被关押后,他的老母与四个年幼的孩子,遭致警方严密监控软禁,不许外面亲友前往探视与救助,甚至连接收快递都被禁止,致使孩子失学,生活无着,老幼挣扎于饥寒交迫无人身自由的存亡艰困中。

    中共当局由对王藏履行宪法言论自由权利批评政府的忌恨,而将呼吁释放自己丈夫的妻子同罪拘押,进而将王藏老母与幼儿剥夺人身自由权、受教育权、基本温饱生存权、通讯权等等,这是典型复活二千年前秦制中的一人犯法株连九族的连坐制度,完全背弃现代法治原则,公然颠覆中共对外宣称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

    王藏,1985年9月26日出生云南楚雄,原名王玉文,笔名王藏、“小王子”,先锋诗人,自由作家,影视编剧,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中国自由文化运动成员。曾于2003年底以“小王子”为笔名开始涉足网络诗歌习作,自此走上自由写作之路,并对极权文化予以批判。2005年1月,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同年遭到官方威胁和长达2个多月的监视居住。2006年—2007年间因积极参与“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签名活动,又在《自由圣火》网站发文并设专栏、在博讯网上开设专栏发表文集等,而被贵州省遵义市警方于2007年6月再次强制监视居住6个月。2008年12月,荣获“2008《自由圣火》写作奖”。2009年5月,正式启用笔名“王藏”,藉以表达“来生愿做藏人”的意愿。

    自2007年起,因其积极参与多项维权民主活动、广交民主正义之士,并创作、推出了大量诗歌作品以及行为艺术,曾被北京当局多次警告威胁并驱离工作室和居住地,给其家庭造成诸多困扰。2014年10月1日,因其在网上发布声援香港“雨伞革命”的打伞图片,随被北京市宋庄警方带走,其家被抄,之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2014年11月6日,被北京市当局以同罪名正式逮捕,其罪由包括行为艺术和诗歌、文章,网上发布声援香港“占中”图片,声援郭飞雄,声援建三江被虐打人权律师,在网上祭奠林昭,关注藏人自焚事件,声援新疆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法轮功问题、纪念“六四”及揭批文革等多项内容。2015年7月9日,被取保候审释放;据悉,其在被审讯期间遭受酷刑。

    出狱后的王藏持续受到警方的监控、骚扰与驱赶。后来王藏被迫离开北京返回楚雄老家。王藏先生多年来笔耕不止,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诗歌与文章,部分汇编为《小王子语录》(短诗集)、《故园.黑砖窑》(诗集)、《血色格桑花》(诗集)、《轮回中的苦心花园》(情诗集)、《黑暗日》(诗集)、《黑火》(小说集)、《追寻自由的虹光》(随笔集)、《血泪的洗礼——中国底层调查报告》(纪实集)、《王者归来》(诗化哲学)、《诗想录》(诗思与诗学)、《锋刃上的裸舞——为自由而战》(思想学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复兴》(思想学说)等。

    由于王藏先生长期来秉持良知向社会呼吁平反六四,关注弱势群体权利,并通过写诗及行为艺术唤起社会记忆与正气。结果在2020年“六四屠杀”31周年前夕,再度遭致中共当局拘押,并被指控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王利芹:女,云南省昆明市人,又名王丽,异议作家王藏之妻。自从与王藏结婚以来,虽低调生活,但仍因其夫是异见诗人屡遭北京、昆明等地当局牵连与恐吓;

    2014年,曾因其夫王藏被云南省楚雄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捕,而遭当局指使的不明人士抢劫,且被以若拒绝与警方合作,家即被逼迁和断水断电,甚至“会弄死孩子”等做要挟,致其因恐惧伤及3个幼子而得精神分裂症;

    2017年5月,曾因云南当局强行要求王藏一家从北京迁回云南昆明原籍,其又被不明人士威胁、殴打,故而精神再度失常,导致其抑郁症发作,严重时曾出现精神恍惚、昏迷不醒,离家出走甚至跳湖自杀等现象;

    2020年5月30日,其夫王藏被云南省楚雄市警方突然带走失联,而没有任何法律文书,其被迫无奈,遂在一些网站(尤其是twitter)携子为丈夫被抓捕呼吁,以求正义人士广泛关注与声援,结果被警方拘押,并于7月24日被云南省楚雄州检察院以与其丈夫同罪名正式批捕;

    王藏夫妇及老人孩子的遭遇。鲜活地注解着二十一世纪中国当下执法的连坐本性。在王藏夫妇被非法羁押一年半,案件被一拖再拖后,终于迎来12月15日的开庭审理。从王藏夫妇整个案件可见,这是一起典型由以言治罪,到株连妻子,再迫害全家老幼的人权灾难性案件,让世界看清中共当下利用公权力违法侵权的本质。

    民生观察 2021年12月13日

  • 徐秦被捕暴露当局对人权的无知与恐惧

    11月6日,江苏省扬州市人权活动家徐秦女士的家人,得到扬州中级法院前一天发出的书面通知:徐秦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执行逮捕,目前关押在扬州市看守所。

    关注中国人权人士皆知,徐秦女士最近3年来一直被扬州地方当局监视居住中,根本无法外出,也无法参加各种现实中的维权活动,更无法所谓煽动颠覆什么国家政权,却遭致如此逮捕,其中原因应是徐秦女士对中国人权的深切关注,对国内维权事件的明确支持态度,对致力改进中国人权的坚定决心,让当局深为恐惧。为了达到长期彻底控制徐秦的目的,扬州当局在反复使用尽各级监视居住的手段后,图穷匕见最终将其逮捕入狱。

    徐秦女士1962年1月14出生于江苏高邮市高邮县。早年做过当地供销社职工,担任过社区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还曾是中共党员。后来走上维权之路,在各种打压迫害的苦难逼迫下,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

    徐秦因脊柱侧弯,在北京朝阳医院做矫正手术后,手术部位严重疼痛,做X光发现手术用的钢钉移位,后了解到手术所用材料为国外淘汰产品。几经维权,无人受理,在维权过程更遭受人身禁锢、暴力抢夺证据等恶劣对待。徐秦于是控告北京市朝阳区朝阳医院使用违法生产的医疗器械造成人身伤害,并于2014年11月20日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但因评审法官百般刁难,与原告及其律师发生争执,法官居然叫法警将原告徐秦与律师以及几名欲前往旁听的人员扣押起来,且不给水喝,不给食物吃。事后,徐秦就遭到了非法维稳。成为了江苏小重点维稳对象。被百般阻扰前往北京。徐秦也由此走上捍卫人权之路。

    徐秦介入人权领域后以“中国人权独立观察员”身份写了大量人权报导,并加入人权活动家秦永敏先生创办的人权网络群——玫瑰团队。2015年在两会期间遭受严重维稳后,于2015年3月8日毅然发出声明退出中共党员身份。

    2015年1月秦永敏被关押后他的新婚妻子赵素利也被失踪,并且新任的人权观察秘书长刘兴联也遭致抓捕,全国参加秦永敏先生的人权观察与玫瑰团队成员纷纷被当局喝茶、警告、拘押。在这种草木皆兵的严酷环境下,新进玫瑰团队的徐秦不忍见人权网络群体群龙无首,于是自告奋勇,挺身而出担任玫瑰网络群组的秘书长。

    徐秦数次自费去武汉寻找秦永敏夫妻下落,在此期间遭受武汉警方恐吓、殴打、拘禁、遣返等,但依然不改初心坚持和家属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为秦永敏夫妻奔走呼吁。在徐秦等人长期地、不间断地呼吁下,秦永敏先生终于在被关押长达两年半之久后,于2017年6月12日得以会见律师,赵素利也于2018年2月5日得以与家人见面。

    2018年1月31日,当徐秦准备前往广州申请旁听隋牧青律师被吊照听证会时,被警方突然限制自由,之后一直遭跟踪与监控;2018年2月9日徐秦在从扬州高邮到昆山的途中被警方带走,家人多方打听才得知被扬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18年3月15日,其家属委托的代理律师要求会见,遭到警方拒绝,但被告知其已于3月11日由刑拘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18年3月21日,又被追加罪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扣留,且不准律师会见。

    2018年8月31日,江苏扬州当局做出对徐秦取保释放回家,以监视居住一年,从2018年取保释放后徐秦回到家里没有得到自由,反而公、检、法、街道、社区轮番使用监视居住,即公安局来一年的监视居住期,法院又来一年的监视居住期,把所有的延期程序都用完了,然后又打回原处,辖区派出所又用了半年的监视居住。辖区半年监视居住应该是今年11月7日到期。而就在到期前两天的11月5日,扬州法院居然对徐秦采取逮捕,且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由徐秦女士因医疗受害奋起维护自己权利,到遭致阻扰迫害,进而被拘押,再到扬州当局反复使用监视居住,苦心孤诣要将徐秦控制在它们手掌中,要剥夺徐秦正当的公民权利,可以看出扬州当局就是恐怕徐秦起来维护中国人权,恐惧徐秦对人权的价值信念与顽强的践行公民权利行动。

    扬州当局不顾中国宪法承诺尊重与保障人权,以及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权利、集会结社自由权利、监督批评政府权利,参政议政权利等等,也不顾中国政府参与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及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等等,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人权捍卫者徐秦女士采取殴打、软禁、拘押、监视居住、逮捕等等手段,这充分暴露着扬州地方当局对人权的无知与恐惧。这也是公然给中国人权记录抹黑。所以,希望扬州当局悬崖勒马,立刻停止迫害徐秦,还徐秦以自由。

    民生观察 2021年11月9日

  • 对“3.03专案”办案人员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控告信

    尊敬的中央督导组第十督导组裘援平组长、湖北省委领导、湖北省纪委领导、湖北省政法委领导、湖北省公安厅领导:

    我们是民营企业湖北襄大集团案件家属。张德武等人所涉刑事案件日前在湖北省竹溪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部分当事人当庭讲述如何被办案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诱供等方式非法取证,全场肃然,不忍卒听。部分专案组人员在省委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舆论广泛关注的案件中,在中央扫黑除恶、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两大深得民心的关键行动中,仍敢公然违法办案,置中央政令于不顾,视国家法律如玩物,严重违背党纪国法,损害政法形象,现特将相关人员涉嫌违法犯罪情况反映如下:

    一、龚玉新被羁押后双耳听力严重衰弱、几乎失聪;前期讯问时不提供饮水、饭食;连续长时间疲劳审讯致尾椎骨3-6节全部突出,间或一周不能动弹,看守所拒绝送医。

    10月29日的庭审中,公诉人问本案当事人龚玉新侦查阶段笔录是否属实,龚玉新答2020年5月9日至31日办案机关连续23天每天提审12小时以上(专案组每3小时轮换一批),戴手铐脚镣,不许中途休息,四五天提审期间没有吃饭喝水,办案人员还对龚玉新说其涉黑只有3个月刑期,总刑期不超过1年3个月,只没收张德武家产,只要配合就不会搞龚玉新的公务员儿子,龚玉新当庭悲愤诉说:“只要不搞我儿子,你们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们家几代人才培养出了一个国家公务员,只要不搞我儿子,你们怎么关我都行”。后被迫按照相关人员指使,把所有事情推到张德武身上。龚玉新当庭说:“我必须对得起自己良心,没有的我不能说,不能陷害别人”。因为长期疲劳讯问,后期医护人员不得不每2小时检查一次身体以防不测。

    2020年7月下旬,龚玉新双耳听力严重受损(入所前体检一切正常),医生诊断后称“急火攻心”,龚玉新在庭上也表示当时十分焦虑。因听力受损,龚玉新在庭上多次要求重复问题,需要法官、公诉人和辩护人大声重复数次方能听清。

    因长期被迫维持坐姿,龚玉新尾椎骨3-6节全部突出,必须不停走动,有时疼痛发作一周不能动弹,然而多次向看守所反映未果。

    龚玉新表示,专案组尹某波警官向他保证刑期不会高于1年3个月,并和赵、范、韩三位警官一起找他谈话,让他好好考虑自己儿子,如不配合的话儿子在北京公安局肯定做不了,要求龚玉新按照起诉书指控供述。

    此外,因龚玉新小学二年级辍学,很多字不认识,其笔录均由办案人员向其宣读。

    二、多名被告人当庭控诉杨某、尹某波等办案人员随意删改笔录,故意遗漏无罪、罪轻辩解,随意中断同步录音录像

    郑先华当庭指出,公安机关讯问时多次未按照规定进行同步录音录像,负责讯问的警官杨某问他:“张德武一年挣100多个亿,你知道吗?”,还对他说:“张德武能不能活着出来还是问题!”

    警官杨某提讯郑先华时还说:“听我说的也算是听说的,也能算做口供”。当事人说一句话,警官杨某编撰出一大段。尹某波警官告诉郑先华,他们润色的口供提交上去,都可以作为笔录,上面也能认。

    宋玉江在庭上也称,杨某警官讯问时多次中断同步录音录像,不录制、不记载对张德武有利的内容,并恶意篡改笔录,如将“实力”写成“势力”,且不允许被告人核对时修改。

    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指出,本案超过215份笔录由杨某警官制作,而竹溪检察院、法院截止到今天仍然没有移送全部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如果依法办案,他们为什么不移送?

    三、范生汉开庭前被关押至昏迷,曾遭侦查人员刑讯逼供

    本次开庭前,襄大集团党委书记范生汉于9月8日在看守所突发脑溢血,被送往重症监护室救治,以至于不能参与本次庭审。

    范生汉亲手写材料陈述,办案人员为敲定高利转贷罪,逼迫他承认张德武和某公司的合作协议是借款,在冬天不给他棉衣和鞋迫他挨冻,范生汉被迫被逼无奈签字。

    以上种种,无不显示办案人员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欺上瞒下,没有如实向上级领导汇报本案情况,甚至企图以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将张德武等人打成黑社会。弄虚作假瞒不了一世,终将在最后的审判中露出马脚。指控张德武等人犯罪的证据,完全是伪造的,经不起法律和事实的检验,在法庭上仅仅5天就已经被轻易戳破,而且这些造假只是冰山一角。张德武是带领员工发家致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民营企业家,还是欺压残害百姓、四处为非作歹的犯罪分子,答案已经十分明显。

    我们恳请有关部门和领导严肃查处涉嫌刑讯逼供、滥用职权、欺瞒上级的办案人员,在查明事实后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确保政法队伍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我们恳请公开直播庭审,恳请领导派员旁听。

    此致
    敬礼

    控告人:襄大集团案件家属
    2021年11月6日

    签名:张建航、李思羽、龚秋玥、王伦黎、张丹菲、向玉香、黄娟、冯翠莲、赵德玲、杨社义、唐俊

  • 从对许志永起诉书看中国深文周纳

    近日,网络上传出了山东省临沂市检察院致临沂市中级法院对公民许志永先生的《起诉书》,罗列了所谓起诉许志永先生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有关证据。让人清晰看到,这又是一桩从头至尾深文周纳的因言治罪案。

    从《起诉书》罗列的所谓犯罪证据来看,无非涉及用“新公民运动”名义,及后来“公民运动”名义活动,一些朋友聚餐吃饭,朋友聚到一块交流谈论了一些问题,许志永多年来写的思考美好中国的文章及接受拍摄采访等几方面。依照中国现行法律,以这些所谓罪证来治罪一个公民,都显得违法而荒谬。

    第一,《起诉书》说:“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出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满,伙同丁家喜(另案处理)等人成立、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实施犯罪活动。”“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在此我们先且不谈公民吃饭是否违法问题,也不谈许志永先生依据宪法赋予公民集会、结社权利而参与聚餐吃饭,支持聚餐吃饭是否就犯罪的问题,仅这种将2012年至2013年,也就是许志永先生被第一次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前的一些活动再次作为本次起诉罪证,就公然违反中国及世界执法上“一罪不二罚”的原则。也就是说,2012年至2013年许志永先生第一次被判刑前的活动,已经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在2014年1月26日作为判处许志永罪刑的证据,现在又再次拿出来作为本次起诉的证据,是赤裸裸的一罪二罚,重复罗织使用证据。

    第2,《起诉书》说“2012年至2013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等人通过通讯软件,在北京、徐州、武汉等城市组织‘公民聚餐’、‘同城饭醉’活动,发展‘新公民运动’非法组织成员。”这里公民聚餐吃饭,谈论些社会问题,甚至臧否时政,是否就是犯罪?如果公民吃饭骂娘就是犯罪,那么请问中国当下14亿人口中,究竟有几人没有参加过聚餐吃饭,且没有对中国社会问题及中共执政各种罪错骂过娘?在此我不能说一个都没有,但应该是微乎其微,万分之一,几十几百万分之一。如果今日中国执法当局以公民参加吃饭,臧否时政,愤世骂娘,就来定罪,那整个社会有几人得免?就是这些执法者哪个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没有骂过执政者各种无法无天不公不义行径的娘。纵观人类历史,比较当今世界,除了一些极端恐怖组织仍然将公民聚餐吃饭及其言谈作为罪证外,没有任何一个政权将公民吃饭与言谈当作犯罪的。这种将公民聚餐吃饭及其饭桌上亲朋好友之间的言谈作为罪证,不仅严重违反现代文明准则与国际人权条规,而且也违反中国自身“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公然干预、剥夺公民基本生活自由。如果任由这种定罪泛滥,那么中国哪个公民能够保证自己不会随时沦入监狱?

    第3、公民吃饭无罪,公民通过网络交流探讨一些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同样无罪。《起诉书》说:“2018年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建立‘公民运动’非法组织的telegram群组”“使用该群组进行联络、交流”,“使用zoom软件召开线上非法会议和培训”。《起诉书》将这种网络交流群组冠以非法组织,并将交流活动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随着互联网技术普及改善,世界普遍进入利用互联网交流时期。公民在网络利用聊天软件进行交流探讨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居然就被扣上“非法组织”与“颠覆国家政权”,这是依据什么法律?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张冠李戴,是欲加之罪。如果这也成为罪,那岂不是一切使用网络者都是罪犯。如果网络群组、共同交流就可以定性成非法组织,那作为组织基本的纲领、条规等等,请有关部门出示一下。如果连这些作为组织的基本要件都没有,那怎么定义为“组织”?并且,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组织,有颠覆国家政权的明确目标与方法步骤吗?如果没有这些,又怎么定性成颠覆国家政权?

    根据许志永与丁家喜等明确追求“自由、公义与爱”的目标,这清楚显示是一种现代公民的生活方式,是公民个体的行为准则与价值诉求,不涉及政权,更没有所谓颠覆国家政权。如果将这种生活准则追求定性成颠覆国家政权,那这个政权就是公然敌视“自由、公义与爱”,那就是倡导“专制、邪恶与恨”。这种对社会生活态度相互认同者的相互联系、协调,以自己的生活准则来过自己的生活,并将这种生活自定为公民生活或运动,都与所谓非法组织无关。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关注涉及自身安全、幸福、发展等等问题,过自己认定的尊严、自由的生活,并采取自认的生活方式,是天赋权利。而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明文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再者,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员,加入多个国际人权公约组织,依据《人权宣言》“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及《人权捍卫者宣言》“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b)成立、加入和参加非政府组织、社团或团体;”也就是说,就算许志永、丁家喜等人成立了组织,那也是履行公民权利,承担公民义务,是应该受到保护,而不是被定罪的。

    第4、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理念相似,有共同语言及共同关注的朋友约到一起聊天、探讨,这是古往今来人类共同的社会性体现,在历史上不成其为罪,在文明发展到今天更不能定为罪,然而《起诉书》居然说:“2018年9月22日至23日,被告人许志永伙同丁家喜组织张忠顺、常玮平、王江松、吴明等13人,在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银和怡海天越湾小区张忠顺的别墅内召开秘密会议,组织策划颠覆国家政权活动,总结前期‘新公民运动’‘公民运动’颠覆活动的经验教训,分析目前‘公民运动’面临的问题,要求组织成员向基层社区渗透,采取‘非暴力’颜色革命的方式,颠覆国家政权”。同样,《起诉书》还将2019年12月7日至8日,许志永、丁家喜等人在厦门一次聚聊,也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从这件列举朋友相约聚聊的所谓罪证,读者除了看到肆意将几个志趣相投朋友聚到一块,呆了一天,共同谈了些互相感兴趣的话题,竟被反复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外,没有发现任何颠覆言行。请问当今哪一个正常生活的人没有几个聊得来的朋友?没有过共同相约聚餐聊天的经历?几个有共同兴趣朋友相约聚聊一下,这就颠覆国家政权了?那这个社会谁不在颠覆国家政权?显然,这种定罪太缺乏事实依据,违背生活常识与人情常理,是赤裸裸的构陷!

    再者,就算许志永他们聚到一块可以称其为集会,聊了些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话题,这难题就是颠覆国家政权了?中国政府认同并签署的《人权捍卫者宣言》明确规定:“为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在国家一级和国际一级:(a)和平聚会或集会;”“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c)就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在法律和实践中是否得到遵守进行研究、讨论、形成并提出自己的见解,借此和通过其他适当手段,促请公众注意这些问题。”“人人有权单独地和与他人一起发展和讨论新的人权思想和原则,有权鼓吹这些思想和原则。”可见,无论许志永、丁家喜等人就算确实相约一些朋友聚集探讨些公民运动的问题,那也是践行国际人权准则,是应该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的。

    第5、《起诉书》列举许志永多年来对中国问题的诸多思考“被告人许志永撰写传播《人民的国家》《公民倡议:竞选2021》《非暴力》《美好中国》等大量煽动性文章”,将他接受拍摄“政治家”影片采访,及网站转载他的文章等等,均定性为颠覆国家政权,这就是赤裸裸的以言治罪。《世界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以及中国《宪法》也明确“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所以,许志永先生所著大量文章书籍,那都是践行公民权利,为社会承担忧患及寻求美好前景的优秀公民的可称可赞的行为。

    从临沂当局对许志永先生《起诉书》可以看到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是完全深文周纳的政治构陷,是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也违反中国自己颁布的宪法。因此,必须立刻无罪释放许志永、丁家喜等等一切被因言治罪的人士,让中国真正步入保障人权的时代。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26日

  • 疫苗安全性存疑 律师拒绝接种

    【民生观察2021年8月11日消息】因对现阶段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等存疑,谢德平律师今天向市律师协会秘书处,发布了现阶段不愿注射新冠疫苗的情况说明。

    谢律师在文中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开展疫苗临床试验,应当取得受试者的书面知情同意。可见,本人依法有权拒绝疫苗临床试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在中国境内上市的疫苗应当经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取得药品注册证书。但是,网上公开资料显示,目前给大家注射的疫苗是“紧急使用授权或附条件上市”。许多疫苗只是在境外经过了三期临床试验,在中国境内并没有经过三期临床试验,或者说目前的接种者都是三期临床试验的参与者。

    根据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其网站上及时公布疫苗说明书、标签内容。但是,国家卫健委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网站上,均不能查询到“紧急使用授权或附条件上市”的疫苗说明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国家实行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疫苗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按照规定投保疫苗责任强制保险。因疫苗质量问题造成受种者损害的,保险公司在承保的责任限额内予以赔付。但是,新冠疫苗在注射前需要接受实验者签署对疫苗的免责文件,许多接受实验者在注射疫苗后出现意外情况时却无法得到救济和赔偿。疫苗责任强制保险没有落到实处。官方和厂家没有为疫苗事故承担应有的责任。

    谢律师指出,在最近爆发的南京机场境外输入疫情中,37例新冠感染者中有36位都注射了新冠疫苗,只有1例没有注射新冠疫苗。可见,不注射新冠疫苗不意味着更容易被感染,而注射了新冠疫苗也不意味着能够得到足够的免疫保护。换句话说,现有疫苗不一定具有实际效用。官方也已宣布即使注射完两针新冠疫苗,今后也还要打加强针。

    谢律师表示,综上所述,现阶段广泛接种的新冠疫苗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的正式疫苗,只是“紧急使用授权或附条件上市”的疫苗。本人对现阶段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相关单位转嫁法律责任存在重大异议,故现阶段不愿接种新冠疫苗。

    据悉,谢德平是四川天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担任过黄晓敏先生涉嫌寻衅滋事案的辩护人。

    谢德平律师电话:15309010201

  • 从强迫打疫苗看中共当局对生命的漠视

    近来,中国大地公权力强迫民众打新冠疫苗情况愈演愈烈,而让人深感诡异地是,中共卫生部甚至中纪委都出来一再声称不允许地方政府强迫民众打疫苗,但没有丝毫影响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变相或是直接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这对中共极权政体下权力高度统一地方服从中央的现实是一种例外,细究这种例外,会发现极权漠视民众生命,为了权力意志而可以肆意剥夺践踏民众生命权的本质。

    连日来,从网络自媒体不断披露出中国各地采取种种方式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消息。如一些地区学校家长群中,任课老师不断敦促学龄孩子前往当地接种点打疫苗,没有接种疫苗学生面临被拒绝上学,为此有家长难以忍受而向当地有关部门投诉,但得不到任何回应,无奈之下只好甘愿以孩子放弃上学,或是公开呼吁如果前去接种必须要老师出面担保孩子无事,否则就追究老师一辈子,由此引发网络关注。又如,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该县疫情防控办公室7月11日发布通知:25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疫苗人员(禁忌症者除外)进入医疗机构住院部、养老院、学校(幼儿园、托儿所、校外培训机构)、图书馆、博物馆、监所等重点场所;江西省定南县7月中旬发布通知:“疫情防控,人人有责,疫苗接种从我做起!”,要求从7月26日开始,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居民“原则上”将禁止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或进入学校、医疗机构等其他公共便利设施;江西省鄱阳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7月13日也发文指出,8月1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人员进入超市、医院、学校、车站、景区景点等重点公共场所,农村集市摊主未接种疫苗不允许出摊。政府并强调:“加快疫苗接种、形成全民免疫屏障刻不容缓。”再如,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7月12日发布的通知称:请适龄未接种人员尽快前往接种新冠疫苗,以免给工作、学习、生活、出行等方面带来不便,明确“7月17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人员(禁忌症除外)进入医疗机构住院部、养老院、学校(幼稚园、托儿所、校外培训机构)、图书馆等重点场所,”

    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中国有12省份至少50县发布通知,警告将加强鼓励未接种疫苗公民前往施打,并表明“不接种疫苗恐将影响生活和外出”。目前包含四川、福建、陕西、江苏、江西、广西、安徽、山东、河北、河南、浙江、内蒙古等地都已发布新措施通知。政策因地而异,有33个县表示将在进入公共场所(包括行政大楼和卫生设施)时检查疫苗接种记录,另有19个县级政府明确警告,几周内未完成接种的公民可能会被禁止进入各种公共场所和服务机构。

    尤其,从7月底因为南京疫情蔓延开来,波及全国多省,以致出现全局性紧张防控状态下,各地更是传出种种匪夷所思的强迫接种疫苗消息。有地区为了完成接种疫苗任务,居然将大山中老人连夜叫出来,有的年岁达90余岁,平日根本与外界没有联系,更无与外界接触感染病毒可能,居然也要接种疫苗。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政府工作人员上门强制绑架民众前往接种点打疫苗情况,可谓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不胜枚举。

    如此种种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的情况,激起各地民众起来反对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面对这种状况,中共中央级主管卫生防疫系统官员一再出来表示疫苗接种为自愿,明确说不许地方政府强迫民众接种新冠疫苗。然而,这种声称却未能阻止地方政府继续强迫民众接种。

    更让人惊奇的是,7月31日有记者采访南京当地防卫官员时,直接提出接种疫苗者被感染情况,要官员回应接种与不接种疫苗对传染情况的有关结论,南京官员不敢直接回答,而后中共卫生部门官员也不得不承认,接种新冠疫苗后被传染是常态。近日从网络流露出来的数据显示,南京本次疫情中被传染人员接种疫苗者居多。从各种情况来看,接种新冠疫苗并不能避免被传染,甚至有接种第一针者有更易被传染风险。如此种种情况显示,中国本次强迫接种疫苗并没有实证有助于阻止新冠疫情蔓延。并且从网络流露出来的种种材料可见,现在强迫接种的疫苗处于临床实验阶段,并非经过了严格充分的临床实证。这样看来,中共当局强力推广的疫苗就是一种不符合医药要求对现实疫情防控无助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当局居然还采取种种手段强行推广接种,可见中共当局根本没有将民众的生命安全当回事。

    中共当局如此强行推广接种未得实证有效及无害的新冠疫苗,在遭致民众强烈质疑与反对下,中央有关部门出来表示不许强迫却根本无法阻止地方强迫,这虽不说中央与地方在唱红黑脸双簧,但至少可以说明权力本质上根本没有将民众生命放在眼中,而是仅仅权力意志至上,贯彻权力目标至上。也就是说,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无论声称尊重民众自愿与否,推行权力既定的接种目标胜过了民众生命的安全与否。这种只为了权力目标而不顾民众生命的行径,充分暴露了极权丧失人性,将生命当工具视生命如草芥的本质。

    由新冠疫苗接种强迫情况,可以解读出中共当局对民众生命安危的漠视,说明这种新冠防控本质上不是为了保护公民生命安全,而是一种政治目标需要,是向世界演中共也关心民众生命的假戏。

    民生观察 2021年8月3日

  • 公民联署征信

    联署征集:要求解除对知名律师唐吉田先生出境限制的呼吁
    发起人:刘巍,刘仕辉
    请将姓名,职业,联系方式,发到征集邮箱
    征集邮箱:chineselawyersrights@gmail.com

    中国大陆知名律师唐吉田先生的女儿孤身一人在日本求学两年,2021年4月底突发重病,失去意识近三个月之久,病情极其严重。唐吉田律师6月2日欲赴日陪护女儿,被北京警方以莫须有的出境后会危害国家安全之滑稽理由阻止,未能成行。国际社会已有百余名学者发起联名,呼吁北京警方收回这一荒唐决定,对唐吉田先生赴日陪护女儿予以放行。

    十余年来,中国公安等强权部门固守不合时宜的“文革”对内斗争和专政思维,将民间各界众多人士如律师、学者、宗教人士、弱势群体视为敌人,率性滥权,不仅动辄刑罚相向,而且更随心所欲、漫无标准地对唐吉田律师这样无任何违法行为的人士施加禁止出入境之限制,此种限制越来越有恣意扩大之趋势,成为一种任性、武断的行政处罚甚至精神酷刑!

    唐吉田律师的女儿年仅25岁,花样年华,却命悬一线!无论依中国自己的法律还是依普世的人道主义原则,北京公安或任何强权部门均无任何借口禁止唐吉田律师出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国际自由旅行是各国公民普享的一项基本人权,恣意限制唐吉田律师或任何公民个人出境,不仅会使中国成为许章润教授所称之人类文明的孤岛,更会使中国成为国际文明社会的另类和异端。

    为唐吉田律师赴日之行而呼吁同时也是为每个中国公民的国际自由旅行权而呼吁!

    本呼吁向全体华人及国际人士开放,敬请联署!

    2021年7月20日

  • 禁停《苹果日报》向世界宣示对文明的蔑视

    历时26年,在中文世界广受好评及影响深远的香港《苹果日报》于2021年6月24日被中共禁停发行,宣示着中共对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人类普世文明准则与权利的蔑视与践踏,让世界更进一步看清中共极权统治当局违法侵权与人类文明为敌的本性。

    6月24日凌晨近1点,香港几百名市民在旺角亚皆老街一档报摊排队,把握机会购买最后一份刊登的《苹果日报》。有市民形容,《苹果日报》是香港人的回忆,陪伴港人成长,担心日后社会只剩下一种声音。由此可见《苹果日报》在香港民众中的地位及香港民众对《苹果日报》的依恋。

    《苹果日报》(英语:Apple Daily)为香港上市公司壹传媒旗下繁体中文报纸,由大股东黎智英所创立,曾是香港畅销中文报章之一。自2021年6月24日起,因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以《苹果日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发出资产冻结令而停刊。《苹果日报》和副刊《果籽》YouTube频道已于2021年6月23日23时59分停止服务。

    就政治立场而言,自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部分香港传媒基于自身商业利益而自我审查,深化涉及中国共产党的负面消息“来源请求”,而《苹果日报》是少数仍然持续批评和评论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及建制派的报章,被民主派支持者普遍认为是香港目前唯一未被“染红”的媒体,并因为其立场一直被中国大陆封禁。

    香港保安局本月17日引用《香港国安法》,以涉嫌违反国安法拘捕壹传媒及《苹果日报》5名高层,包括壹传媒首席执行官张剑虹、壹传媒集团营运总裁周达权、《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总编辑罗伟光和苹果动新闻平台总监张志伟。当天有逾500名警员持手令搜查将军澳壹传媒大楼,搜查令容许警方搜查新闻材料,并带走电脑器材。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国安法冻结3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资产,包括苹果日报有限公司、苹果日报印刷有限公司、苹果互联网有限公司,并要求7间银行不可处理上述3间公司的银行账户内财产。18日,苹果日报及苹果动新闻如常出版,苹果日报并加印至50万。6月20日,黎智英的美籍助手Mark Simon向《路透社》承认,报社资金陷入干涸,现有资金不足以员工支薪或负担印刷成本,最快在最近数天内《苹果日报》要被迫停刊。6月21日,壹传媒召开董事会商讨应对方法,并发信要求保安局解冻资金以作员工支薪,但遭致拒绝。新闻节目《9点半苹果新闻报道》因大部分动新闻剪接离职而播出最后一集。22日,苹果财经组因全体员工离职而停止运作。6月23日,壹周刊宣布结束营运,同日警方国安处以涉嫌违反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拘捕苹果日报社论撰写员“李平(笔名)”。同日壹传媒有限公司董事会宣布,基于香港当前情况,《苹果日报》印刷版不迟于6月26日最后一期结束,电子版亦不迟于6月26日晚上11时59分停用。最后《苹果日报》被逼于24日停止运营。

    诚如《苹果日报》主笔李平所言“当局借打压《苹果》划出重重新闻红线、国安红线,香港新闻自由岌岌可危。”中国共产党及其在香港的盟友“决定扼杀《苹果日报》,扼杀香港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即使民主世界加大了对他们(中共当局)的制裁,他们也只会加大对《苹果日报》的压制和起诉,希望《苹果》屈服于压力,投降或停止出版,”

    《苹果日报》投资创办人,现正陷身牢狱的黎智英先生,在去年5月29日为《纽约时报》观点版面撰写的文章中,也已预见到自己会由于国安法被捕。他写道,自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后,他担忧共产党“不仅会日益厌倦香港的新闻自由,也会厌倦它自由的人民”。国安法将“标志着香港的言论自由和许多备受珍视的个人自由走向终结”,“香港正在从法治走向以法而治,所有新的游戏规则都由中国共产党决定。”

    毋庸置疑,李平与黎智英对新闻自由及港民命运的预见是准确的,今日《苹果日报》被禁停是中共统治香港后的宿命的必然。其实中共接管香港以来,就一直着手香港的大陆化,只是以前采用柔性手段,意图无声中蚕食掉香港一切自由,而中共党魁习近平登台后,抛弃过往韬光养晦策略,赤裸裸地宣示中共敌视普世文明价值,拒绝人民享有自由,从而在香港重演一遍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的土改、镇反、合作化直至文革。今天中共禁停《苹果日报》正是这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香港从媒体到企业,从普通民众到各业成功人士,都将面临一波波政治大清洗,香港民众百年积淀下来的一切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现代文明元素,必将在中共重复大陆几十年政治运动的清洗中涤荡殆尽。

    今天中共当局如此公然以所谓国安为名,将影响巨大的《苹果日报》禁停,其实就是在向世界宣示自己根本不在乎他国看法,自己对文明世界信奉的价值准则完全漠视,自己将香港彻底变成大陆的脚步无人可挡。中共当局这种公然禁停新闻媒体,拘押新闻从业人士,封禁新闻资产,挑衅人类文明,践踏国际人权准则,肆意剥夺公民权利的行径,理当引起世界高度警惕与防范!

    民生观察 2021年6月24日

  • 卢思位对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回应

    半世无归似转蓬,今年作梦到巴东

    各位当事人、客户、朋友及公众:

    四川省司法厅以本人在互联网上多次发表不当言论且情节严重为由,于2021年1月15日作出吊销本人律师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处罚决定的事实依据及法律依据违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第19条、《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20条、第23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律师法》第37条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我对此不予认可并保留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在此,我向因此受到影响的当事人及客户表达深深的歉意,希望后续工作能与你们妥为商酌,以策万全!

    1993年,本人在大学期间偶然阅读了美国著名人权律师克拉伦斯·丹诺(英文名:Clarence Seward Darrow)的传记——《我的一生》,我为他的雄辩所折服,更为他的普世情怀和悲天悯人所感动。他说:我恨罪行,但从不恨罪人。从那以后,我立志将他作为我的榜样。2006年,我如愿取得律师执业资格,但我很快发现现实中的司法与理想中的司法竟是如此的不同,我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自2013年开始,我陆续接触一些所谓的“敏感”案件,我发现有一些平凡而又伟大的公民在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走,我感受到了他们的苦难和情怀,决意以自己的专业帮助他们。我很庆幸,在我的不惑之年,我将自己的理想与现实如此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世事难料,造化弄人,也许是偶然,也许是必然,在风云变幻的2020年,我办理了多个所谓的“敏感”案件,包括余文生案、覃永沛案、港人偷渡案、王藏案等,这也注定了我的命运在历史的浪潮中险象环生。鉴于目前心浮气躁,本人暂无法接受媒体朋友的采访,希望大家理解,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和关心。

    许多朋友问我今后的打算,老实说,我还没有想好,恐怕也不得不为了生计而劳苦奔波。今年我48岁,这是个尴尬的年龄,肩挑背驮没有力气,坑蒙拐骗也没胆量,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人生无法设计,未来不可预知,我不知道通往“巴东”的道路又将是一番什么景象,我将坦然地接受命运在心血来潮时给我的不经意安排。谢谢大家!

    卢思位
    2021年1月15日星期五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