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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0年5月19日消息】2020年5月17日，重庆南岸区在京访民邹群，被重庆驻京办人员强行带去北京天坛医院做核酸检测，并被诬陷为发热病人和精神病。

邹群口述：5月17日上午，我被重庆驻京办的人强行带去北京天坛医院做核酸检测，当时我和其他几个访民都被关押在重庆驻京办。

当天一大早工作人员给我们测量体温，几个人温度都偏高，我叫他给我自己测，测一下36点9额头，手颈36点7，这表明额温枪有问题，不可能有两次结果，我在家里有这枪，要测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在陷害我们。

我据理力争，后来有一人拿了额温枪叫我出门再测，测手和额头都一样36点5，另又有一人再拿这枪给我测，还是36点5，我赶紧进屋去和其他访民说这事，再过了一阵子一个年龄大的老人再进来帮我测，还是36点5。

当时，还有一人拿着另一把额温枪，我暂时的平静了一会儿，我想到的是他们要对付我，就和一个叫雷勇的说，叫他自由了记得通知大家，结果快早上十点的时间，他们又出坏主意，拿水银的体温表叫我一人再测，我当时说我不会看，测过后他们又说不正常，我又赶紧退回房间，我知道他们不会罢休，过了一会他们就进房间要把我强行带走，我说重新再测，测后我们看也正常，他们变着法的说我发热，早上他们4人测我36点5都正常，这会又不正常，这就是陷害，我被一个穿短袖子的警服上有铁道二字的警号101705的警察强行拖走，出房间门以后另外又有两人强行架着我到警车上，根本不听我解释，一个劲的陷害我是发热病人，我又没有犯法，为什么要绑架我，当时所谓的驻京办有六，七人把脸往旁边扭一边。这名铁道警察有什么权利在这里威胁我，绑架我，后来到医院后才知道他是重庆铁道部的，他在北京没有执法权，他又叫了两个小青年过来在我的身边各坐了一个在车上，后来这个警号101705重庆铁道警察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一个是重庆驻京办的和我一起五人去北京天坛医院做核酸检查，就这样我被他们陷害到了医院。

当天早上九点半左右我们一行五人出了驻京办后，就一直把我弄到医院，和车上呆，目的是不想叫我接触他们，还一个劲的说医院里都是些什么人。到了医院他们怕我说话，我想呼救，那两个小青年架着我下车，架着我到医院，那个警号101705不等护士说话，就陷害我说我首先是上访者，再就是发热病人，旁边在两个小年青，黑衣黑长裤我看像黑社会的，我因紧张情绪不好，用的是水银温度测的，具体我不清楚，我无可奈何，他们具体要对我做什么，其中警号101705说了一句精神病检查。

我被他们控制得嘴都不能说话，一说话就说我有精神病，我索性当哑巴不吱声，作为弱势的我根本反抗不了他们，只说了一句你们的权大于法，你们在北京都可以权大于法，有什么是你们做不出来的，后来医生抽了血，做了核酸检测，又做了核磁CT检查。

在医院警号101705一个劲的喊让开，让开，这里有一个发热病人，我开始向周围呼救，叫路人帮我报警，但路人只是好奇的看着，警号101705又威胁我，在医院寻衅滋事，对架着我的两个小青年说，快点快点，他在前面叫别人让开，说明他很心虚，到了照CT的房间，照了CT，又被他们架着绑架到车上呆着，两人守着，等待抽血结果，期间都不允许我说话。

他们陷害我，绑架我，限制我人身自由，在这疫情期间，我肯定配合做各种检查，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北京打工，身体体温一切正常，这是赤裸裸的陷害。关于我一说话，警号101705就说我有精神病，他们不是一直说着话，一直在手机上下象棋，这就是他们的工作。在现代法制的今天，这些权大于法的人，我们百姓言论自由，说话自由都被他们剥夺。

2020年5月17日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但我相信，这些权大于法的腐败人员，我不会向你们低头，你威胁我不准说话，就是想打击我，报复我，还准备陷害我是精神病人。在这里，我想大声说，你们才是精神病，你们昨天上班其他时间都在玩游戏，玩手机，你们玩忽职守拿着奉禄，打击和镇压老百姓，你们丧心病狂，灭绝人性，是典型的一群疯子，一群疯狗。

我曾看过重庆张芬被陷害精神病，没有他们做不出来的事，我们也要保护好自己，5月18号早上9点22分我和我们当地政府人员从北京坐高铁回到了重庆，目前我虽然是安全的，但人身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民生观察2020年1月31日消息】据武汉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新冠病毒确诊者反映，1月29日，他按照政府的要求，找到辖区居委会（武汉市长轮社区居委会）要求居委会安排车辆送他就医，但是居委会人员百般推脱，最后还乘他上卫生间之机迅速封锁了大门，不让他进门。工作人员们显得非常紧张，生怕靠近后被传染，像躲避瘟神一般“闭门谢客”。政府人员的防疫措施已经到位，为感染人群服务是他们的工作，怎能如此违反规定“闭门谢客”呢？

这位确诊者通过视频反映，自己在疑似感染时就已经向政府防疫部门报备了，昨天接到通知：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且病发。为此，他来到街道办及居委会，要求政府部门按照防疫程序，派车送他去指定医院就医，但是政府部门却说现在安排不了，让回家等着。他又问要等到什么时候？政府工作人员回答说他们也不知道，只能回家等着。

该确诊病人说，现在武汉市交通管制，私家车没有通行证不能上路，感染病人更不能擅自乘车出行，只能由政府安排专业防疫车辆送医。目前，自己每次都是步行到政府部门要求救助，但是政府人员却推三阻四，害的自己拖着严重的病体，多次步行往返求救，每一次去求救都累的气喘吁吁，原本就咳嗽、呼吸困难的病体雪上加霜，每次都靠双脚艰难的走啊！走啊！累得要死，胸痛的要死，真是受不了啊！

刚开始接待他的时候，有工作人员私下告诉他说，目前武汉市的病床紧张，没有床位安排他就医。病人就说，实在没有病床的话，政府安排一辆车接送，自己每天去打点针、拿点药吃，减缓一下病痛也可以。但是，政府人员却不理睬，只说让他回家等着，等着。

该病人还反映，目前自己已经“水穷山尽”了，实在等不下去了。平日里自己和老母亲住在一起，而老母亲在春节前就已经感染病重，现在已经住院多日，如今家中食物殆尽，又无人照料自己养病，吃喝无着落、就医没门路，真是没得办法啊！自己多次向政府反映这一难题，但政府部门却说政府也没有办法。

病人认为，中央政府多次宣称，要全力保障疫区人民的就医、生活物资，并且李克强总理来到武汉时，也大声询问武汉当局“有没有困难？”，在场官员都齐声表示“没有困难！”。既然没有困难，那为什么自己就不能就医呢?而且连基本是食物保障都没有了呢？据了解，武汉市还有很多像自己一样无法就医的病人，还有很多生活无法保障的家庭，地方政府是不是存在欺上瞒下，戕害人民的嫌疑呢？

最后，这名病人表示，如果政府真的不按程序防疫，不予保障自己及时就医和食物供给，那么他将不得不每天自行出门，自己寻觅食物和想办法就医。如果被逼上街，造成疫情传播，责任就不在自己，病人也是没得办法啊！

采访对象：曾伟
时间：2019年12月23日
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

编按：信访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但是很多上访公民的这种权利却被“上访精神病”给剥夺了。精神病诊断事关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如果不经严格的程序就可以将人送进精神病院，那将人人自危，人人都可能被精神病。一个人一旦“被精神病”了，那么他说的任何话都会认为是疯话；他的任何抗争，都是“疯闹”；稳控及医护人员对其进行残酷的电击、捆绑都成了“治疗”的措施，而不能看作是“迫害”，这样的精神病医院实质上就是另类监狱。更有甚者，有些基层维稳部门为了彻底消除麻烦，在明知被精神病人身患癌症的情况下，也不让其转院医治，以至延误治疗让维稳对象“人死账清”。

重庆市民曾继平上访20多年，在他身患癌症的最后两年，其辖区维稳人员将他关进精神病院两年多稳控，直至病情严重后送回家中身亡。2019年12月23日，本网志愿者对曾继平之子曾伟做了专访，以了解其父被精神病的情况，全文如下：

志愿者：曾伟你好！本网想对你父亲曾继平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一事做一次采访，请你介绍一下情况。

曾伟：事情是这样的。我父亲是重庆市退休职工、退伍老兵，我母亲是人民教师，在1995年前后，因为我母亲为邻里纠纷打抱不平，说了几句公道话，结果没几天我就被黑恶势力冲入家中打、砸、抢，我父母报警后，公安机关不履行它的职责，乱办案、办关系案，然后我父亲就到北京中纪委、最高检、高法上访反映问题，但是中纪委等上级部门转发到我们重庆市地方政府部门要求他们依法解决时，地方政府部门又拖延不办，为此我父亲又开始进京上访。在之后20多年的上访过程中，我父亲的冤案不但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反而被重庆市维稳警方多次非法截访、遣返、拘禁、拘留，我父亲前后被拘留了18次之多、关精神病院两年多。

在大约两年前，我父亲准备再次进京上访，但是长期非法跟踪、稳控他的警察及几名辅警，突然在公交车上拦截我父亲。拦截的过程中，警方动手拖拽我父亲下车，我父亲则要求警方依法出具“不准曾继平出行”的法律文书，否则不会跟警方人员下车，身强力壮的警察及几名辅警强行拉扯我父亲下车并扭送进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以后，警方竟以我父亲在公交车上用刀片“袭警”为由，要把我父亲再次拘留。送去拘留所后，拘留所方面说派出所送曾继平来拘留所的次数太多，向进菜园子一样太随意，并且曾继平此时年届七旬，拘留所不愿意再次收押他。最后，辖区警方就与精神病医院沟通，把我父亲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

志愿者：你父亲不是犯人，有出行的自由，警方在公交车上拦截他出行涉嫌违法在先，况且你父亲已经七旬高龄了，怎么能把几名身强力壮的警方人员给划伤呢？

曾伟：我也觉得不可思议，我父亲那么大年纪了，平时也没有暴力倾向，警方在没有出具法律手续的情况下拦截、拉扯我父亲下车，我父亲没有受伤，反倒是几名警方人员受伤了。我曾经找警方索要证据，包括人证、物证、476路公交车上的视频监控求证，但是警方不肯提供提供，只给我看一张警方人员被划伤、受轻伤的医学证明。我还质问警方“如果我父亲袭警”，那么应该依法审判，怎么会未经家人同意而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整治了？警方不予正面回答。

志愿者：你父亲被关精神病院多长时间？

曾伟：两年多时间。

志愿者：依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父亲平时有没有精神病症状？他是自愿治疗吗？他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吗？

曾伟：我父亲平日里根本就没有精神病院症状，我们家人和邻居也都没有发现他有精神病状况。他根本就不是自愿进精神病医院治疗的，而是警察违背他的意志和家人的意愿强制关进去的。我父亲平日里也没有伤害自己、危害他人的行为，唯一的就是这次警方人员说他用刀片划伤了警员，但是即便如警方所说的划伤了警员，也应该依法审判嘛，怎么会送去精神病院关押呢！还有，警方把我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时需要家人签字，警方曾经找到我让我签字同意，但是我说父亲没有精神病，坚决不同意签字，最后警方就以我作为家人“不作为”为由，让社区人员签字同意送医的。

志愿者：你父亲被关在精神病医院里两年多时间，医院有没有给他强制给他打针吃药？

曾伟：有。有一次我被允许探望我父亲，他说他被医院给强制“打电针”电击治疗了，被电击后他头晕目眩，食欲下降。原本他不用被强制“电击治疗”的，只是医院说院方要完成任务，收治的人必须有治疗记录才能得到医药费，最后医院就强迫我父亲接受了“电击治疗”。至于吃药，我父亲由于是退伍老兵，还是老党员，理智聪明，医院也知道他不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在他坚持与院方沟通的情况下，医院没有给他强行用药，但是其他病人有很多都有被捆绑强制灌药的现象。

志愿者：你父亲被发现身患癌症后，警方和精神病医院也没有给你父亲转院治疗吗？

曾伟：没有，我父亲在一次体检时被发现罹患肝癌，为此他和我们家人都强烈要求释放，转到治疗肝癌的医院去医治，但是警方和医院却说不用转院，这里的医院也可以治疗癌症。对此我们家人曾找到警方上级领导，要求离开精神病医院，转院治疗癌症，而领导们却担心我父亲出院后再次进京上访，就没有答应。就这样，一直拖到我父亲癌症晚期，奄奄一息之际，医院才害怕他死在精神病院里，家人找医院麻烦，与警方商议后匆匆忙忙把我父亲送回了我们家里。回到家里没多久，我父亲就不治身亡了。之后，因为家人质疑父亲的死因与被关精神病医院延误治疗有关，所以家人没有签字同意火化，所以至今我父亲的尸体还冷冻在殡仪馆里不能入土为安。

志愿者：你父亲被查出肝癌后，没有及时转院治疗，而是仍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你们家人认为这对他癌症治疗产生了不利影响？

曾伟：是的，首当其冲的是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因为癌症一旦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那么将是一件无可挽回的事情。

志愿者：据你所知，你父亲在精神病院接受了癌症治疗了吗？

曾伟：探望父亲时，父亲告诉我，医院没有给他做进一步的治疗，只是在他剧烈疼痛时给他用“吗啡”之类的镇痛药物镇痛。警方和医生还告诉我说，是我父亲自己拒绝一切治疗的，对此我质问警方和医院说“既然你们说我父亲有精神病才关在精神病院的，那么他现在说拒绝一切治疗，你们就相信他的话不给他治疗了吗？那么之前他一直说自己没有精神病，你们为什么就不相信他呢？就不放他出来呢？你们这不是双重标准吗？”对方不置可否。

志愿者：你父亲由于死因纠葛仍冷冻在殡仪馆里，你们家人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曾伟：我们家人希望依法查清父亲死亡被耽搁一事，以及他生前遭遇的种种不公，非法拦截、拘禁、被精神病、拘留等事情，将非法维稳我父亲的官员绳之以法，之后我父亲才能入土为安。

志愿者：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祝愿你父亲的案情早日依法解决！祝愿他早日入土为安！

采访对象：吕千荣
时间：2019年11月17日
地点：浙江宁波市江北区风华路28弄

前言：由于中共大搞一党专政垄断，严防死守一切可能反对其专有特权的国民，就不择手段的大搞恐怖镇压统治。为了保有其专政特权，他们提出了“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在实施的过程中常罔顾人权法治、漠视人道、泯灭人性的殴打、拘禁、判刑（党治法庭）、甚至以关精神病院、强迫服药等手段来打击报复镇压“反党”人士。2019年11月17日，本网志愿者应邀探访了安徽籍异议人士吕千荣先生，对他因为参与维权及发表不同政见被警方强制关入精神病的遭遇做了一次访谈。全文如下：

志愿者：吕千荣先生你好！据悉你因为参与维权以及上网发表不同政见，被维稳警方以精神病为由强制关入精神病院整治，请问确有其事吗？

吕千荣：有，确有其事。事情是这样的，我是安徽省霍邱县临水镇张庙村人，1995年间我出于正义感，开始举报本地镇村干部使用殴打、关押、赶牛、拉猪、抢粮等手段，随意摊派加收农民税费，且涉嫌贪污挥霍公款，之后我就开始遭受长时间的打击报复,并在1年多后把我送进了安徽省“宝丰劳教所”劳教了3年多，直到2000年才获释。释放后，我又因为发表不同政见给民众听，后被以“政治犯”的名义监控维稳。

2010年以来，我开始上网撰写政论文章，其代表作有《中国只有结束共产主义独裁暴政，中华民族才能新生》、《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上)》、《全面揭秘中共的卖国史和杀人史(下)》、《六.四，今夜我无眠》、《是谁一次次让中华民族蒙羞》，这些文章在天涯杂谈、凤凰论坛、百度空间发表后，曾被全国许多网站转载、《取消城管，是中国人民的血泪期盼》、《到底是谁给了奸杀少女、摔死幼童的李昌奎免死的金牌》、《如果药家鑫不判死刑,就会给中国判了死刑》、《如果枪毙了夏俊峰,就是枪杀了中国弱势群体对社会正义的期盼》、《孔庆东的荒诞言论和“重庆模式”，其实都是文革余孽在作怪》、《支持任志强，揭露共产主义给我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等。2014年下半，我的政论及时评文章开始被国内论坛、博客全面封杀。2014年前后，我又翻墙转到海外网站撰写政论。2016年5月，我在江苏常州市租住地遭国保传讯警告、禁言。

2018年开始，我又在境外网站发表了不同政见，其中主要是纪念1989年6月4日学生运动的。当年7月4日，我户籍地安徽霍邱县临水镇副镇长、派出所警察和张庙村的中共支部书记等人，突然来到我在江苏常州的暂住地找我，说是来关心看望我的，期间警方及村支书问我精神方面有没有问题？并且说政府可以出资帮我免费检查治疗。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你们想让我去我是不会去的，你们要抓我就抓，不要找借口关我精神病院”。随后，这些官员要求我今后不要再在网络上发表所谓对国家不利的言论。我反驳说，自己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监督政府、抨击邪恶、对国家社会有利的，中共是体制性独裁邪恶的，自己只不过是说出了事实而已。

除此之外，这些官员在找我之前，已经先到我妻子打工的工厂威胁了我妻子，逼迫她签字同意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诊治”。我妻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农村家庭妇女，她直接给官员说：“不同意把吕千荣关进精神病院”。官方反问说你如果不同意，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吕千荣给抓走、整治的。至于你，你现在精神还正常，以后你精神也不正常了，你想送吕千荣进精神病院也没法送进去了。至此，当局已经公开威胁要把我关进精神病院，以制止我撰文反对共产极权统治。

志愿者：那你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整治的？是什么人把你关进去的？他们以什么理由关你精神病院的？

吕千荣：2018年8月1日，江苏省常州市公安局警察沈斌和王震找到我，指责我发表了一些“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纪念六四学运，以我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对我进行传唤、抄家。警察在抄家的过程中扣押了我家的监控摄像头、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等物品。之后，又把我带到了常州市公安局常州经济开发区分局留置。至晚上7时许，多名警察决定把我强制送进了“常州市德安医院精神病科”整治。

志愿者：你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后都有哪些遭遇？

吕千荣：关押期间，常州市公安局网监支队警察多次到医院强行要求我删除自己的推特、脸书、谷歌邮箱、博客等账号，医生也每天强迫我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在被关押了50多天后，警察再次来到医院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出院，如果不想继续被关押，就得给警方写一份保证书，承诺今后不再发表“对国家不利的言论”，以及不给常州市警方添乱尽快搬离常州市。我由于被长时间关押、迫害，身心俱疲，最后被迫给警方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国家不利的敏感言论了，并且尽快搬离常州市。

志愿者：他们是怎样强迫你吃药的？

吕千荣：他们先是几个人把我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约束带把我的四肢捆绑在床上，再动手扒开我的嘴巴，然后就把不明药物塞进我的嘴里，再用水灌进去，最后他们还拿来手电筒照我的嘴里，检查我有没有把药埋藏在舌根处，在确认完全吞下去以后他们才离开。他们硬是把我捆绑在床上两天两夜啊，把我的全身肌肉都捆麻木了。

志愿者：你被强制灌药后，身体有什么不适吗？

吕千荣：被灌药后不久，我就开始头昏又头痛，之后就出现昏昏欲睡的症状，整天精神萎靡不振，估计药物里含有镇静剂之类的东西，那些药物应该是有一定的毒副作用的。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医院后你和家人有没有要求出院？

吕千荣：有啊！我多次向医院表明我没有精神病，医院也为我做了精神病测试及鉴定，结果显示我没有问题，而且测试我的智商还不低。平日里我也没有暴力攻击他人。最后，医院只是说不管你有没有精神病，只要是警方让收治的我们都得收治，如果你及家人要求出院，那必须得到警方的同意并且由警方来接走，否则医院是不会放人的。

志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和你的家人都曾强烈要求医院放人，他们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吕千荣：医院说，我的送医人和住院费用是常州市维稳警方办理的，所以没有警方或政府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人的。家属要求放人没用，只有警方说什么时候放人，医院才能什么时候放人。显然，警方以及医院的做法是违法的，他们这是在找借口非法拘禁、迫害我这个“政治犯”。

志愿者：那你最后是怎么出院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吕千荣：2018年10月16日，在我被关进精神病院75天后，才被常州警方通知医院释放的。出院前及出院的时候，警方都一再要求我向他们保证，以后不在网上发表对党和国家不利的言论，否则会延期释放或者再次抓进来“诊治”。

志愿者：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缴费单据？

吕千荣：没有，我找医院要了，但是他们说是警方送医并且诊疗费也警方出资的，所以病例和缴费单要交给警方，不会交给我个人的。

志愿者：你出院后害怕再次被关进去吗？

吕千荣：是的，我是害怕再次被关进去，所以被迫按照常州警方的非法要求，尽快搬离了江苏省常州市。由于我对言论自由的向往，出来后我又断断续续的发表一些不同政见，但又因为害怕再次被关押整治，所以就四处流浪，以摆地摊卖老花镜为生。在中共一党统治下，公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你只要发表了不同政见，维稳警察就会不择手段的打压你、迫害你。

志愿者：由于时间有限，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接受了这次访谈！

吕千荣：不用谢！我希望中国早日结束垄断专制，让中国人民早日获得言论自由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自由民主！

采访对象：王树英（女）
时间：2019年9月8日
地点：湖北省孝感市王树英家

前言： “被精神病”意指本非精神病人，却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被当成精神病患者来治疗。在中国众多的“被精神病”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公权力的身影，尤其是一些基层政府对待有违稳定大局者的“非常之道”。被认定的“精神病”患者无法自证正常。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路。将一个正常人收治到精神病院，隔离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的现实土壤，这种简单粗暴的行为背后的恶毒逻辑令人发指，为其撑腰的公权力令人胆寒。
2012年10月，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2013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事件发生。然而，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一种美好希冀，各地被精神病案例仍层出不穷，如：2013年6月21日，湖北省孝感市女访民王树英，因为准备出门上访，被街道办事处曾主任以及三名派出所的人强行抓进孝感市精神病院关押。 6月24日，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要求王树英写保证不上访就放她出院。王树英不肯，她只写了“听领导的话”，这样她才被释放出来。2014年10月11日，王树英在孝感火车站展示申诉材料的时候，其辖区“三里社区”工作人员及派出所警察突然从一辆车里冲下来了，粗暴的把她抬上车再次扭送到精神病院关押了数月之久。
法律未出台前，基层政府尚可以法无可依为由，而法律出台后“精神病”标签的撕贴由人，使基层公权力滥用再无遮羞布。事实上，一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实施打击报复，用来解决影响地方稳定大局的“刺儿头”，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野蛮的非法手段。强行“宣判”一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权力不受制约下对公民私权的肆意摧残和践踏。

2019年9月8日，本网志愿者来到了孝感市对王树英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一次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王树英你好！请介绍一下你被精神病的经历。

王树英：我是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广场街三里棚社区居民，1962年3月16日出生，原是河北秦皇岛人，上世纪90年代随亲戚搬到孝感市居住，之后在孝感柴油机厂以理发为业。在2002年11月29日，我参加在孝感市玉泉路举行的即开型福利彩票抽奖活动，当时我在售票处幸运摸到一张梅花奖票，这是特等奖票，不幸的是，该特等奖票当场被举办此次彩票摸奖活动的民政局现场女工作人员抢走，我随即向三里棚派出所报了案。孝感市孝南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接到报案后对此进行了调查，调查后认为王树英报案情况与实际不符，于2003年4月2日作出不立案的决定。对此决定我表示不服，开始逐级申诉、上访，至今已十多年了。
因为坚持上访，孝感市公安局就把我列为维稳打击对象，一次次的逼迫我停访、息诉。严重的时候，当局不惜指示闲散人员对我下黑手，例如2011年4月6日，我正准备出门上访，却莫名其妙地被人驾驶摩托车撞伤了腿，直到现在还留有后遗症。2012年间，我又两次去上访，却两次被当局指示闲散人员绑架到宾馆关押囚禁，一次17天，一次一个月之久。

志愿者：那你什么时候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呢?

王树英：是在2013年6月下旬，当时我们三里棚街道办的几个人突然找到我，逼迫我签署永远不再上访的《停访息诉保证书》，我坚决不签，随即遭到他们殴打，被打伤后，我去找街道办事处的书记理论，去了街道后却又被几个人像土匪一样给拽出来了。被打伤之事未能解决，我休息了个一周后又去找区政府投诉。2013年6月21日，当我在孝感市孝南区区政府门口准备找区领导时，我们街道办维稳办的郑（音）主任以及三里派出所的一名刑侦警察和一名不认识的人突然赶来，他们一下车就凶狠的把我按倒在地上殴打，把我身上都打的清淤，然后就七手八脚的把我抬上汽车扭送到了孝感市东门精神病院关押。
期初我被扭送进去的时候，一位有良知的医院负责人还斥责他们说“现在《精神卫生法》规定坚决不准收治上访人员，你们把她送来我们怎么办？”后来我们社区的叶金刚（音）书记说“绕开这个负责人让医院收治。”最后还是把我关进去整治了4天时间。

志愿者：关在精神病院有没有给你打针吃药？

王树英：开始医院要给我打针，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根本没有精神病，只是上访被非法维稳关进来的，最后就没有打。我在里面明显感觉到被维稳部门指示医院折磨我，因为我被单独关在一间紧邻厕所的杂物间里，睡觉都不给铺盖，只有一张草垫子铺在板床上睡。

志愿者：关押期间你有没有给你做精神病鉴定？没有病例等手续？

王树英：没有，没有，根本就没有做精神病鉴定，完全没有任何手续，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关押了4天，离开医院时叶没有给我任何手续。

志愿者：那收治在精神病医院里的费用谁出的？

王树英：政府出的。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按照你说的情况，你就不是自愿治疗的。

王树英：我不是自愿的，完全就是绑架进去的，几个维稳人员殴打我，把我抬上汽车强行关进来的。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是在6月24日，我们社区综治办汤主任等人来到精神病院，再次要求我书写息访的保证书就放我出院。对此我表示拒绝，因为我根本没有精神病，上访也是我的合法权利，但鉴于不写保证书就会被一直关押，最后就折中的写了一份“我以后要听领导的话”，就这样才被街道办领导同意释放出来。

志愿者：现在向你了解一下，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间？

王树英：第二次是在2014年10月11日。当天上午我准备在孝感火车站向路人展示我的冤情材料，在我还没有摆放好材料的时候，一辆汽车突然驶来急停到我身边，然后车里就冲下来了几个人，不由分说的就把我粗暴的往车上抬。抬的过程中我看到这些人当中有我辖区派出所的人，还有我们三里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开车直接把我送到孝感精神病院新院区强制关押。随后，我所在的孝感市三里棚社区的维稳人员和公安、信访局的多名人员来到精神病院，明确告诉我要关我一个月，当局还给精神病医院交了一万元的“药费”，还说“药费”不用完是肯定出不来的，最后关了我六个月时间，2015年的新年我都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度过的。

志愿者：维稳人员把你送去精神病院，该院不问明情况就收治了吗？

王树英：直接就接受关押了，维稳部门与该院副院长早就沟通好了的，并且这个精神病医院是民政局开设的，副院长又是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收治一个访民的话，民政局会给医院支付费用，他们有利可图。

志愿者：你被突然送进精神病院，你的家人没有去寻找你吗？

王树英：找了，我女儿四处打听，最后得知我再次被维稳部门关进了精神病院，我女儿要求去探望，但是社区维稳人员不让。大约一个月后，我女儿偷偷找到精神病院要求探视我，但是医院不准，并且医院还通知了社区维稳办，社区维稳人员立即赶来把我儿女也抓起来打了一次“电针”，还恐吓她说“不许私自来探视，不然把你也关进去。”，之后，我女儿也被维稳办主任唐文胜（音）关押了一个月。此后，汤文胜（音）陪同我女儿到医院来看过我一次，要我女儿劝我以后不要上访了，并且强迫我女儿在我的入院证明上签名“家人同意把王树英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维稳部门是想把我非法关进精神病院一事，以家人送医的名义合法化处理。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在里面都有哪些遭遇？

王树英：第二次医院强行给我打针喂药了，也不知道他们给我打的什么药物，最后导致我的脖子右侧长出了一个大包块，现在还隐隐作痛。我不想打针吃药，但是如果拒绝打针吃药，医院就会暴力处置，因为我看到病房里的其他病人就被他们强行用筷子撬开嘴巴喂药，有的人嘴巴都被撬出的流血。医护人员还恐吓我说必须要打针，如果不打针就会向其他病人一样，强行捆绑起来注射，而且捆绑还不是一两个小时，而是一整天，直到值班医生下班才会松绑，我亲眼所见其他病人被捆绑时的痛苦，所以就不敢拒绝了；还有，医护人员还故意让其他精神病人跑到我的床铺边拉屎拉尿，弄的臭气熏天也不让人打扫，让我恶心的要命，导致我根本就吃不下去饭；医院还专门在我的头顶上安装了一盏亮灯，24小时不熄灯，一直照射了我半年，让我睡觉都睡不好，不得已我只好蒙着被子入睡，呼吸很困难，夏天又热的难受；我认为，这是维稳部门与医院专门针对我实施的精神和身体上的折磨，让我知道被关精神病院的厉害，以后就不敢去上访了。

志愿者：在里面有没有挨打的情况？

王树英：精神病院的医生没有打过我，但是病房里的精神病人莫名其妙的打过我。刚进去进医生给我吃精神病药，我不吃，偷偷藏着。主治医生给还我打针了，说是我有心脏病，但有别的医生说我不是心脏病，是心急病。针打了之后我头昏的很，特别难受，想死的心都有了，想自杀，有几次我难受的拿头撞墙。关在里面，我坐不住，站不住，身心极度疲惫。晚上灯泡也照着，还有精神病人捶门，睡不着觉，我要睡眠药吃，医生说不能吃多了，吃多了对身体有害。我在里面哭，眼泪住下流。在里面我还遇到一个上访的，已经关了七、八年了，我恐怕自己也是叶出不去了，非常绝望。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王树英：我是在关了半年以后的2015年3月31日出来的，当时正直2015年的全国两会开完。出来的时候是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的白刚（音）副所长和我女儿三人来接我的，他们带着我女儿强迫她在出院手续上签字后才释放我的。出院第二天，综治办的汤文胜、三里派出所白刚（音）副所长再次找到我，他们提前给我买了火车票，强行送我到老家秦皇岛。我老家是秦皇岛人，小时候随舅舅落户孝感，还有妹妹在老家。他们威胁我一年内不能回孝感”。 当局还要求我不能再上访，不能再“乱说乱动”，否则会再次整治我。我在老家是秦皇岛住了几个月后，为了控诉非法维稳，我再次到北京市上访了。

志愿者：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王树英：没有。政府部门后来说以“救助”的方式给我解决一部分钱款，但是我没有同意，我不要救助，我要的是依法处理这些非法侵权问题，要依法惩办这些违法人员及给予我合法的赔偿。

志愿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访谈就此结束。谢谢你！

采访对象：杨志祥
时间：2019年7月12日
地点：四川省雅安市客运站

前言：在中国,当弱势群体执着于捍卫公民政治权利、私有财产权利之时，中共当局除了会罗织罪名抓捕他们外，还会采用强关精神病院的方式迫害他们。中共治下的公安、检察院、法院以及医院等部门都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最核心利益就是自己政权稳固，因此他们制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目标。“稳定压倒一切”就可以压倒人权、法治、公民权利以及人性良知，一旦有人执着于维护公民权益，坚持上访，并有可能引发群体事件，中共维稳当局就会不择手段予以打击、稳控，这当中就包括将信访人员强送精神病院稳控迫害，医院由于必须接受党的维稳命令，就罔顾事实的配合政府维稳迫害。

2019年7月12日，本网志愿者对四川雅安被精神病人杨志祥做了一次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杨志祥你好！据悉你因为坚持上访维权，被雅安市维稳当局两次关进精神病院稳控，能请你介绍一下事情经过吗？

杨志祥：好的，我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2016年4月11日，因为我们地方政府批办的煤矿发生采空区塌陷，导致我家房屋受损成为危房，以及地方政府盗伐我家林产不予赔偿，我开始四处上访告状。2016年2月间，我来到北京市上访，在刚刚邮寄完材料的时候，雅安市沙坪镇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及警察，就在北京市邮电总局门前拦住了我，说是带我回家解决问题，但是回到雅安市后他们就把我关进了雅安看守所，拘留了43天。拘留结束后，政府和警方人员又把我转移到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病科关押。关进去以后，医护人员就把我捆绑在床上，试图给我强行打针灌药，后被我的亲友知晓，家人赶到医院严正声明我没有精神病，禁止给我胡乱打针吃药，最终才制止了强行治疗。这一次我被关在医院里27天才得以释放。

志愿者：押送你进精神病院的时候，有没有政府人员或警方人员签字送医？

杨志祥：当时没有官方人员签字，我们沙坪镇的党委副书记对医院说，先把人收治起来，一切由他们负责。之后，政府人员找到我母亲说是我得了精神病要治疗，让我老母亲签字，我母亲不识字，他们就诱骗她按了一个手印算是亲属签字。再之后，我的亲友得知了这一情况后都对我老母亲说，杨志祥哪里有精神病？根本没有，这是政府为了打击报复他上访，在非法构陷他、迫害他。老母亲清醒后赶忙跑到医院要求放人，但是医院不肯，最后老母亲就呆在医院里一直陪我到出院。

志愿者：你被关在精神病院27天，这期间的费用是谁缴纳的？你出院时有没有拿到病例及诊疗证明？

杨志祥：住院费用我是没有缴纳过，不知道谁缴费的，估计是政府部门缴纳的。我出院时找医院索要过病例和诊断用药证明，日常看病，病人的病例等资料都是病人所有，但是医院就是不肯给我，只说是“这是政府行为，资料不给我个人。”

志愿者：你认为政府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的目的是什么？

杨志祥：我认为他们就是想阻止及恐吓我以后不要去上访，状告地方政府。

志愿者：你关在精神病院27天时间里都有哪里经历？

杨志祥：我在里面感到很恐怖，我亲眼看到好多精神病人自虐，他们有些人会自食自己的大小便；有些人会殴打他人或暴力自残，这让我完全没有安全感，夜晚都不能安心的睡觉，由于睡眠不好加上精神紧张，导致我每天都头昏脑涨。还有，我还担心自己会从此失去人身自由，会被常年关押在此，因为我病房里就有多名被常年关押的上访访民，其中一位老人被关在这里十七八年了，他是林山县（音）人，所以我非常害怕。

志愿者：《中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自愿治疗了吗？你此前有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杨志祥：我不是自愿治疗的，我根本就没有精神病，是政府人员和警察把我强行扭送进去的，是他们暴力绑架我上车押去的。我此前也没有暴力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这完全就是政府为了阻止我上访，对我实施的非法稳控和迫害。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

杨志祥：第二次是2019年4月9日那天，我离开雅安准备到北京边打工边上访，当我乘车途径河北石家庄站的时候，被我们乡政府人员谭青才（音）和警察刘健（音）等多人在列车上拦截，他们要求我跟他们回家解决问题，我不同意，他们就拉拉扯扯准备绑架我下车，这时列车上的乘警赶来干预才没能得逞，一直到河北保定站后，雅安警察与列车乘警协商完毕，并且拍照留下证据后，乘警才答应雅安警察和政府人员押着我下车返回雅安市。结果，一回到雅安市他们强行把我扭送进精神病医院，进院后就被立刻绑住手脚。在此期间，医院的领导跑来问政府人员说“人家（指杨志祥）的亲人找来了怎么办？”政府人员说“一切后果我们负责。”我被捆绑在床上后，医护人员准备给我强行用药，我激烈的反抗，他们就暂时作罢。此后，我宣称我会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维稳，没想到，医护人员就真的故意不给我饭吃，饿了我五六天时间。一段时间后，雅安市的几位访民朋友找到医院看我，我当时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了，被饿的快死了，经朋友们与医院交涉后才得以进食。

探望过程中，朋友们找到两名主治医生探讨我的问题。医生称：“4月11日7点左右，杨志祥被雅安沙坪镇政府6、7个人送来医院时，因镇政府手续不全，没公章，医院也曾拒绝收治杨志祥。但到了当晚24时许，镇政府人员补盖公章后，这才办完了入院手续收治了杨志祥”。朋友问两名医生“有没有给杨志祥用药？”医生称：“镇政府送来的，他们有他们的说法，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用药规矩和程序，杨志祥本来就没有神经病，主要是安抚情绪，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强行给他用药。杨志祥主要是上访被神经病的”。两名30来岁的医生说：“关在这里的访民很多，我们知道哪些该用药，哪些不能用药的”。朋友又问“有多少人？”，医生说“有10来个人“。之后，两名医生还当着众人的面劝说我称：“你就安心的在这里修养精神，反正是政府给你全额报销医药费”。医生最后还叮嘱我说“你上访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和共产党作对，特别是不要举报主要领导，否则就算你出了精神病院，也没有你的好果子吃的！”。

在我即将出院的时候，医院的院长助理张秉志（音）跑来对我说“你出去以后不要把医院里面的丑陋事情说出去”，我说我只实事求是的讲问题，我没有精神病，又不是自愿治疗，你们把我绑在精神病医院里，没有经过我和亲人同意，并且你们医护人员都说这是政府行为，所以我要揭露这种违法行为。

在我出院后我才得知，那几位来探望我的朋友都被警方集中处置了，其中雅安访民谭晓华、刘钰、陈德平三人还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了。现在，仅陈德平一人取保候审了，谭晓华、刘钰、还被批准逮捕了，这实在是太过分了，朋友来医院探望我就“寻衅滋事”了？就要刑事拘留、逮捕？还有，来看我的万春秀（音）、高永刚（音）等四人还被警察在医院楼下抢走了手机。

志愿者：这一次被关了多少天？
杨志祥：这一次被关了38天。

志愿者：在这38天里你都有那些遭遇？

杨志祥：在里面被医护人员长期捆绑在床上，大小便都不让去上厕所，直接在床上排泄，由于臀部长时间浸泡在大小便里，导致了部分皮肤溃烂。还有，长时间的捆绑造成我手脚受伤，至今我的腿上还有严重的伤痕。在里面，我还被强制打针，不知道他们给我注射的什么药水，致使我的手臂上至今还留有几处肿胀的包块，尤其是肘部下的一个包块现在都又疼又痒。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诉你注射的是什么药物吗？被注射者是有知情权的。

杨志祥：他们只说是给注射的是蛋白质、葡萄糖等营养药物，还说是一针都要几千元的进口营养药，医院是在挽救我的生命，不能让我绝食死在医院里面。但是，在我要查看药品名称时，他们就是不给我看。

志愿者：捆绑期间你吃饭怎么办？

杨志祥：捆绑的时候就没给吃饭。到了后来几天，我要上厕所的时候，才开始派人来给我在床上接着排便。在里面我受尽了折磨，刚进去的时候我体重八十多公斤，出院的时候还不到六十三公斤。我关进去以后还被政府人员没收了手机、上访材料等物品，导致我无法与家人和朋友通讯，我在里面非常思念亲友，精神上也备受折磨，最后我出院时强烈要求归还我的手机等物品，政府人员才驱车给我送来了手机，但是上访材料却没有归还。

志愿者：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费用是谁出的？出院以后你拿到病例或证明没有？

杨志祥：不知道是谁出的钱，反正我是没有出。我的病例我也没拿到，我曾找医院索要过病例，但是医院说“如果你要拿走病例，就让你大姐来把住院费用交齐了。”我回答说：“我没有精神病，况且住院又不是我和大姐要来的，是政府人员绑架我来的，凭什么要我和大姐交住院费？入院的时候政府人员说一切由他们承担，我大姐没有义务承担。”

志愿者：你有没有想过通过法律途径去起诉政府和警方？

杨志祥：想啊！我一直都想起诉他们，但是政府和医院不给我证明、证据，缺乏证据我很难起诉的。

志愿者：有过两次被关精神病的经历，你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吗？有没有可能会被再一次关精神病院？

杨志祥：我还会继续上访维权，因为维权不违法。问题必须要解决，一天不解决我就会坚持上访。以后上访，我估计还可能被关精神病院，甚至比前两次还可怕，但是我不会屈服的。

志愿者：好的，谢谢接受我们的采访！
杨志祥：也谢谢你们关注！

杨志祥电话：13111831365

采访对象：涂强（男）
时间：2019年7月10日
地点：四川省自贡市

前言：现年31岁的四川自贡市青年涂强，因发表不同政见分别与2015年和2018年被当地警方送进精神病院强制关押。2019年7月10日，本网志愿者来到四川自贡市，对涂强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涂强你好！本网想对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做一次采访可以吗？

涂强：可以，希望媒体记录我的悲惨经历，以免我死了都无人知晓。

志愿者：那好，请你介绍一下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

涂强：事情是这样的，我以前是一个毛泽东的崇拜者、毛粉，经常在微信群里发布一些支持毛泽东以及文化大革命的贴文。近几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民主微信群，在那里了解到更多的历史知识，逐步认识到毛泽东舶来的苏联制度是集权暴政制度，毛泽东的做法是违反人权法治的暴君暴行。此后，我开始信仰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开始讨厌毛泽东及其专政制度。2016年春节前的一天，我喝了一点酒以后就骂了毛泽东，很快几名警察就来到我家，指使我妈妈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关押。

志愿者：那些警察是什么地方的警察？

涂强：那时候我家还住在自贡市永安镇（音）居住，是永安（音）镇派出所的警察开车把我送进去的。

志愿者：你被送进精神病院后，警察有没有给医院交代什么？

涂强：也没有发现他们交代什么，他们也没有说我有精神病，反正就是警察送去的医院就收治了。

志愿者：进院后，你有什么样的遭遇？

涂强：关进去以后医生就给我强制打针，打了好几天的针，后来我受不了了，就要求出院，但是医院不肯放人。情急之下，我愤怒的表示“如果不放我出去，我就撞死在医院里”，之后医院就放我出来了。那一次被关还算是轻松的，就只关了几天时间，打了几天针而已。后来我又被关过精神病院，经历很惨的。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情况？

涂强：第二次与第一次相隔时间不长，大约是2016年春节后不久。起因是我妈发现我又在网上评论时政，批评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我妈发现以后就很害怕，次日她就以自己身体不适为由，让我和舅舅送她到成都华西医院看病。到了医院以后，我妈和我舅舅就把我强行推进了医院，交给了精神病科室关押。

志愿者：你认为这次与警方有没有关系？

涂强：我认为肯定是警方在暗中捣鬼，指使我妈这么做的。

志愿者：常理来说，父母都是很珍爱自己的孩子的，不会轻易把自己的孩子关进精神病院。除非是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者自残的情况，父母才可能会把孩子强制送去治疗。你被送医以前有没有暴力伤害他人或者自残的情况？

涂强：我父母离异，我又是妈妈的独生子，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妈妈平时很疼我的。但是，自从我骂毛泽东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后，我妈就开始警惕我评论时政了。我没有暴力伤人和自残的行为，我也告诉妈妈这种情况是不能强制送医精神病院，但是妈妈就是不听，她只听警察的话。

志愿者：你认为你妈妈是不是因为害怕警方才这么做的？

涂强：我妈肯定是害怕警方才这样做的，自从第一次被警察找上门后，她对我说话都变的怪怪的，非常警惕了。

志愿者：第二次关了多久？

涂强：第二次在成都华西医院精神病科关了十多天，期间还被做了八次电击“治疗”。

志愿者：电疗是怎么个做法？

涂强：做电疗就是先给我全身麻醉，然后就在我身上套上电极，电启动后我就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了。事后，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种电疗对身体有伤害，严重的还会刺激大脑，我醒来后就像被洗脑了一样，大脑一片空白。

志愿者：在医院里有没有被强迫吃药？

涂强：有，必须听医生的话按时服药，如果你不吃药，他们就会用把你捆绑起来强行灌药，所以不敢不吃药。吃药以后他们还会检查我的嘴巴，命令我张开嘴，查看是不是把药吞进肚子里了。

志愿者：这次你是怎么出院的？

涂强：入院时我声明自己没有精神病，要求立即出院，但是医生不答应，说我必须做满了八次电疗以后才会放人。最后，我被关了十几天，做满了八次电疗后才被放出来的。

志愿者：时隔多久你又被关精神病院了？

涂强：大约过了几个月，我因拒服精神病药物，我妈和我舅舅等人就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治疗，这次关了两个多月，在医院里又是被医生强迫吃药。

志愿者：这一次有没有警方人员出现？

涂强：这次没有警方人员出现。

志愿者：《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疾病实行自愿治疗原则，住院期间病人要求出院，医院应当给予办理。

涂强：我不是自愿治疗的，我是被强行送来的。入院后，我也强烈要求出院，但是医院就是不肯放，说是必须家人同意才行。我认为他们非法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志愿者：你最近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

涂强：我最近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2018年6月初，因为我当时在网上发布了纪念“八九六四学运”以及呼吁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贴文。在我发布了贴文以后，我就喝了点酒，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出门办事去了。当我走到市区大街上时，突然被几名警察抓住，随即警察又叫来了我家人，他们不由分说又把强行送进了自贡精神病院关押。

志愿者：警察抓你时有没有出示警官证和法律文书？

涂强：没有，他们什么都没有出示，就是我走在大街上时突然被他们抓住，然后叫来我家人强行把我绑架上警车，坐着警车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

志愿者：这些警察都是哪里的？是你们辖区派出所的吗？

涂强：不是辖区派出所的，我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来的警察，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没有出示证件给我看，我话还没说出口，警察就和我家人把我推上警车，送进医院了。

志愿者：送进了哪家医院？

涂强：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科。

志愿者：送进医院的时候警察也在场吗？

涂强：在场。

志愿者：警察有没有说你是因为有精神病才送医的？

涂强：没有。警察就是对医生说我喝了酒，需要收治。

志愿者：喝酒就要被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涂强：我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我没办法，警察和我家人要强制把我关进去。

志愿者：这次关了多久？

涂强：这次又是两个月时间。

志愿者：在里面都有那些经历？

涂强：在里面就是每天被强迫吃药，还有时常要陪护工和病人们打牌消遣。

志愿者：你多次被送精神病院关押，你认为这背后会不会是有人指使？

涂强：我认为是共产党的维稳机构在背后指使，因为我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就是因为骂了毛泽东才被警察送进精神病院的，随后我又发了纪念六四学运、呼吁自由民主的贴文再被警察和家人强制送医。所以种种迹象表明，我被精神病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的一些机构在背后操作的。

志愿者：你在精神病院里被强迫吃药，那些药物对你的身体有什么影响吗？

涂强：被逼迫吃药后导致我患上了多种疾病，至今我的肚子还时常肿胀疼痛，手脚发麻，记忆力衰退，经常做恶梦，睡眠很差。以前我是一个小老板，聘请了几名雇工经营着一家肉店。现在，由于我病痛缠身，已经无力经营了，并且由于这些病痛折磨，我时常想自杀。

志愿者：哦！生命只有一次，你妈妈也健在以后要靠你养老，你要坚强的活下去！

志愿者：听说你还到台湾寻求过政治避难？什么情况？

涂强：是的，我因为饱受政治迫害，向往台湾那种自由民主的生活，就在一次随团旅游的过程中抵达了台湾，到达台湾后我就脱团找到台湾当局寻求政治庇护，但是由于台湾还没有政治庇护立法，所以台当局拒绝了我的庇护要求，最后不得已我又返回了大陆。

志愿者：你为什么要寻求政治庇护？

涂强：因为我在大陆生活的很害怕，当局随时可能抓我到精神病院关押整治，要是我能到台湾去生活，就会很有安全感，就可以自由的言说，就不会有人抓我、害我。

志愿者：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涂强：没什么打算，我已经没有未来了，我现在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不知道哪一天又会被关进精神病院折磨。

志愿者：由于时间的关系，采访到此结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涂强电话：13568330317

采访对象：王守安
时间：2019年4月20日
地点：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

前言：本网获悉，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村民王守安，因家中贵重财物绿松石于2005年8月28日被盗，随后王守安向辖区麻家渡派出所报案，警方在得知嫌疑人杨秀珍与杨奎书记（该镇政法委书记）是兄妹关系后，开始偏袒嫌疑人并打击报案人。此后王守安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当地政府及警方就将王守安列为维稳对象，接连把他关进精神病院、“培训班”、拘留所等地处罚。

2019年4月20日，本网志愿者来到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对王守安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一次专访，全文如下：

志愿者：王守安你好！本网想对你被关精神病院的情况做一次采访可以吗？

王守安：可以，希望媒体多多关注。

志愿者：请问你是为什么事情被关精神病院的？哪些部门关的你？

王守安：2005年8月28日,我家里的贵重财物绿松被盗，随后我向辖区麻家渡派出所报案，警方在得知嫌疑人杨秀珍与杨奎书记（该镇政法委书记）是兄妹关系后，就开始偏袒嫌疑人并打击报复我。之后我就开始上访反映问题，我们当地政府和警方就把我列为维稳对象，开始接连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培训班”、拘留所等地关押、殴打处罚。

志愿者：你什么时候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呢？

王守安：2015年11月15日，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政法委书记、派出所教导员等多人，为了防止我出门上访就把我绑架到县福利院关押，11月17日政府工作人员刘兵（音）把我打晕以后又把我送进了竹山县精神病医院关押“治疗”。

志愿者：哦，是打晕以后再送去的吗？

王守安：是的，是先把我打晕以后，再把我抬上汽车送去的。到了精神病院，我被打针催醒，醒来后我对医生说我没有精神病，医生说“管你有没有精神病，到这里来了，再烈的人都得服从安排。”然后多名医护人员就来把我的手机、身份证、现金、钥匙、上访材料等物品统统没收，之后就把我按倒，用铐具铐到床上，脚手都铐起来了，然后就强行给我打针灌药，先是在臀部注射小针，后是在静脉注射治疗精神疾病发药物，注射完毕后医护人员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他们就动手暴打我，打的我受不了了，我就只好投降说“服了！服了！”，以后就每天都要强迫我打针吃药，我一拒绝他们就打我。

志愿者：你被注射药物后身体是什么感觉？

王守安：不知名的药物注射到体内后，我很快就出现了头疼恶心症状，要不是我的妻子和亲属把我就出来，我就算不是精神病也会被毒害成真的精神病的。

志愿者：你妻子怎么找到你的？

王守安：我妻子发现我失踪后就开始寻找，根据以往经验，她认为我很可能是被地方维稳人员绑架关押了，如果直接找地方政府是行不通的，最后我妻子就跑到省民政厅去查询，民政厅领导经查询核实后告知她，王守安被关在了竹山县精神病院里。我妻子返回竹山县后找到了医院，强烈要求释放我，起初医院不放人，说是要送来的领导同意才放人，最后我妻子叫来了亲属大声呼喊放人，医院才与领导联系放我出来的。我关在精神病院10多天，费用都是政府出钱支付的。

志愿者：你在医院里被殴打的严重吗？

王守安：很严重。医生和护士用拳头击打我的脸和头，只要我拒绝打针吃药，他们就会动手打我，直到打的我配合以后才会住手。有一次我因为胃疼不止，就坚决不肯打针吃药，他们就派来了几个人殴打我，把我打满脸是血，四颗牙齿也都打掉了。

志愿者：那你在里面的伙食情况怎么样？

王守安：食物不好，饭菜不干净，肉食很少，但没办法我还是得忍着吃，为了保命嘛！我需要保持体力，以便日后揭露他们的恶行。

志愿者：依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吗？

王守安：我没有伤害自身和伤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我腿脚不好，需要拄着拐棍行走，我们没有能力去伤害他人。再说，我常年上访维权，平时也学习了一些法律知识，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我们当地政府才是经常违法的部门。我没有精神病，我的家人也从来没有发现我有精神病，我只是坚持上访维权，地方政府和警方为了非法稳控我，才把我绑架到精神病院强制“治疗”的。

志愿者：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你逃离精神病院后，有没有向警方举报你被精神病的情况，有没有要求肇事方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王守安：有啊！我出来后找到我的维权代理人陈明清（音），让他帮我写举报材料，我要举报我们镇政府和警方对我非法拘禁、殴打、强制关精神病院，还举报竹山县精神病医院违法收治正常人，以及殴打住院人员的情况。随后，我将这些材料送到竹山县检察院举报，但竹山县检察院不愿受理，无奈我们夫妇就来到十堰市和湖北省检察院举报。在抵达湖北省检察院举报的时候，该院的一名王处长不但不受理，还嫌我们夫妻给他们找麻烦，指使不明人员把我们两口子打伤。事后我们报警处理，武汉洪山警方调解让检察院以“司法救助”的名义给我们赔偿一万元钱了事，检察院答应赔付，但最后他们迟迟不肯付款，又找我们说只能给付八千元钱。最后，在给付八千元钱时，还让我们写下字据，承诺从此不再举报纠缠在省检察院被殴打一事。

对于这八千元赔偿金，我认为这只是私了了在省检察院被打伤一事，对于我被非法拘禁、关精神病院，以及多次被殴打受伤这些伤害，政府并没有被追责及赔偿受害人。2018年，我又多次到省政府和北京上访，我们竹山县政府维稳人员又多次把我截访回来。经过反复的上访投诉，我们镇政府和警方后来答应给我18万元的“救助款”，以私了以前的所有非法维稳伤害。对此，我们夫妇勉强答应，但是后来政府又反悔了，他们决定改变方案，不给我们18万元钱，而是出资给我们夫妇建造一处新的房屋。无可奈何的我们最后也妥协了，答应了他们的条件。可是，在他们建好房屋后我们发现，这间房屋质量很差，现在已经有多处墙体开裂。我们找到政府反映了这一情况，他们却说我们吹毛求疵，不予解决。

为此，我又开始四处上访反映这一问题，不料镇政府居然强拆了我的部分房屋，并且不再给我重建，说是因为我违反了“息访协议”，所以要拆除这些政府“援建”的房屋。

志愿者：你现在身体伤残，还会继续上访投诉这些事情吗？

王守安：我虽然被折磨的身体伤残了，但我的维权决心没有变。我会继续上访投诉，直至违法犯罪分子被依法追责，以及我的合法权益得到补偿为止。

志愿者：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王守安：也谢谢媒体对我冤情的关注！

采访对象：姜天禄
时间：2019年4月20日
地点：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姜天禄家中

本网获悉，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村民姜天禄，因多年上访维权，被竹山县政府及警方，多次关进精神病院打击报复。2019年4月20日，本网志愿者来到湖北省十堰市找到了姜天禄，对他被精神病的情况做了一次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姜天禄先生你好！据悉你因为上访维权，被政府及警方多次关入精神病打击报复，请问有这一情况吗？你能介绍一下事情经过吗？

姜天禄：有。事情是这样的，2001年间，我的父亲姜正业的房屋地基、菜地等土地，遭到村霸姜正华的暴力侵占。事后，我父亲向警方报案但警方不作为，为此姜正业多次到竹山县信访局上访。在2004年8月的一次上访中，姜正业来到县政府想面见县长陈情，但县政府信访局领导黄宗周就跑过来拦截，并且奚落姜正业说：“县长是你想见就见的吗？你就是一个农民，没资格见县长。”在之后拦截的过程中，黄宗周对姜正业拳打脚踢，导致姜正业死在了县政府大楼门前。

父亲被打死后，我向警方及政府报案，但因村霸姜正华及信访局领导势力很大，与警方和政府人员关系甚密，导致冤案无法昭雪。无奈，我开始到十堰市及北京国家信访局上访。

上访后，我就被列为“稳控对象”。在2005年1月9日，我辖区的村主任及竹山县警方将正在上访的姜天禄抓到十堰市茅箭区医院精神病科强制关押，此后竹山警方及村领导又多次把我押送到精神病院及“法制学习班”关押稳控，最为密集的关押发生在2018年中，当年我被三次押送到精神病院整治，第三次出院后又被强制押送到县公安局“法制培训班”关押，之后又送到“大九湖”强制参加“技能培训班”。

志愿者：他们以什么理由抓你送去精神病院的？

姜天禄：村书记等人说我跟政府过不去，这就是精神病的表现。他们是在当天天黑以后把我暴力扭送上汽车，连夜驱车两百多公里送去的，扭送的一路上他们对我沿路走沿路拷打，还说“你胆敢跟政府过不去，你就是个精神病，你老实点！不然有你好果子吃！”到达精神病院后，他们把我关在一间房里让我坐在老虎凳上铐了6个多小时，最后可能是没有与医院沟通好，医院不愿接收我，才在半夜大约4点钟左右又把我连夜带回了竹山县家中看管了10几天。

志愿者：在这之后你又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了？

姜天禄：是的。此后因为我坚持到北京上访，竹山县政府维稳领导及我们村支书、公安局警察，多次到北京把我绑架回来，先关进“长城宾馆”，之后又与竹山县医院联系，转入了该院“精神病”科里关押、殴打。有一次，竹山县公安局刑警队警察刘宗斌（音），他酒后执行公务，一进房间就抓住我的头发，对着我的鼻子和嘴巴就是一拳，打的我鼻梁骨折、三颗牙齿脱落，血流不止，最后还把我的手脚用铐子靠住辱骂我，他说“你光给竹山县领导惹麻烦，给警方惹麻烦，害我们挨批评，给竹山县形象抹黑，看老子不打死你”，连番殴打后，我被打的吐了一地的血，鼻梁骨折、牙齿脱落、身体多处受伤，最后晕厥过去。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院最长的一次是哪一次？关了多久？在医院里都有哪些经历？

姜天禄：最长的一次是去年2018年7月29日，我在北京上访期间，被竹山县城关镇政府人员赶到北京市，租赁一辆哈尔滨牌照的车，花了一万三千元“劳务费”，把我从北京绑架回来关进了辖区派出所，然后又把我押送到竹山县精神病医院关了8天，政府人员指示医院给我出具了一份虚假的诊断证明，说我患有“人格障碍”精神病。被关进该医院后，政府指示医护人员把我手脚都困在床上，轮番换人打我的脸、锤我的头，并且威胁我说“你来到我们这里就得老实点，不然有你好果子吃！你看这病房里的人都被我们打怕了，被整治的服服帖帖的，不敢说一个不字”。没办法，我只好仰天长啸对他们说“我不想活了，你们如果继续这样打我，有朝一日我出去了，你们也别想活命了”。随后几天，医护人员不怎样打我了，但是病房里却新来几个身上有纹身的黑社会人员，他们动不动就殴打我，一个人打累了就换一个人来打，还轮番用皮带抽打我。对这几个人，我一点都看不出来他们有精神病，我怀疑是政府安排的黑社会人员伪装成精神病人进来，专门来殴打恐吓我的，因为他们不打别人，专门打我。再有，我在病房里上厕所也会被监控，他们生怕我跑掉了，会寸步不离的跟着我，上厕所也不许我关门，由他们眼睛盯着我解手，这对我的人格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志愿者：你还记得你一共被关了多少次精神病院吗？

姜天禄：能记得的就有6次，其他的还有好多次，10多年来，因为次数太多我都记不清总共有关了多少次了。

志愿者：你被关在精神病院里有没有被迫打针吃药的情况？

姜天禄：有，主要是强迫我吞服不明药物，这些药物进去我体内后，我就会感到浑身麻木，四肢无力，我怀疑这些药物有很大的毒副作用，它可能杀伤了我的某些细胞和肌体功能。还有，他们还曾在我身上扎了许多电针，然后通电给我做所谓的“电疗”，这种电疗一通电后我就浑身发抖，再过一会儿就会感到麻痹，之后还会有点舒服的感觉，电疗完毕以后，一整天都头晕目眩，还伴有恶心呕吐的症状，且全身瘫软，有几次我上厕所都无力支撑，摔倒在厕所里，撞的身上多处起包。我平时身体很好的，日常都是在做重体力的搬运工，主要是帮客户搬运水泥、瓷砖等重型建筑材料，可以说是身体很强壮，在我没有被关精神病院整治以前，我从来没有晕倒的记录。现在，我已经无力从事搬运工这个职业了，我鼻子被殴打塌陷，呼吸困难，我的身体也在医院里被药物糟蹋坏了，我觉得是被药物和电击整治后留下的后遗症，如今我干一点重活就浑身冒虚汗，四肢颤抖。

志愿者：那你入院期间的费用是自理还是有关部门出资的？

姜天禄：政府出的钱，是他们强制把我搞进去的，又不是我自愿进去的，当然是他们拿钱给医院的。

志愿者：据了解，在我国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收治，可能涉及到强制医疗、限制人身自由、名誉降低、经济受损等各类问题，这些都和人的基本权利——自由和尊严、私人财产密切相关。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维稳部门可能把一个正常人强行送入精神病院稳控，以达到减少维稳压力的目的，而精神病院可能为了追逐经济利益而随意诊断收治，这就加大了正常人被
强制收治的风险。你认为，你被送进精神病院诊治存在这种情况吗？

姜天禄：是的，我也是这种情况。

志愿者：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以及故意将非精神障碍患者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的，要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姜天禄：我现在上访不仅有我父亲的冤案，也包括控告竹山县政府、警方涉嫌非法拘禁、暴力殴打公民、以及故意将我一个正常人构陷为精神病人，关进精神病院强迫治疗，我要求上级部门对竹山县涉及违法犯罪的工作人员，依法追求他们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志愿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据您所讲，你是非自愿治疗，是被政府强迫关进精神病院治疗的，那么你的家人同意他们这么做吗？

姜天禄：我的家人也不同意，政府曾经派人让我家人签字同意，但是我家人说从来没有发现我有精神病，所以拒绝签字，家人不同意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整治。

志愿者：你被关精神病院之前，有没有暴力自残或殴打伤害他人的情况？

姜天禄：没有，我的日常生活都很正常，平日里都是在帮人搬运建筑材料，与很多客户都相处的很好，我没有暴力自残和伤害他人的情况，县政府和警方多次把我强制关进精神病院，都是在我进京上访期间绑架我的，如果我在上访期间殴打了他人，那么当地警方早就把我抓走拘押了，还能等到他们租车了绑架我？

志愿者：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以后还会上访维权吗？

姜天禄：会，我一定要为我冤死的父亲讨回公道，一定要让殴打、绑架、关我精神病院的违法人员受到法律的惩处。

志愿者：好的，祝你早日维权成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姜天禄：也谢谢你们对我冤情的关注！

姜天禄电话：15697192266

采访对象：王海英
时间：2019年3月22日
地点：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公园

“被精神病”指的是没有精神病的人遭各种理由和动机送入精神病院。在中国，在中共高层“稳定压倒一切”的指示下，各地维稳部门时常把一些访民送进精神病院关押稳控。中国精神病认定标准普遍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且认定审核都由党政控制的医院一手掌控，中国的医院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维稳部门送来的“被精神病”人医院必须配合接收并严密稳控，这让部分维稳对象“被精神病”很容易就实现。一个正常人，一旦不幸被人送进精神病院，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则是一件难事，至少大喊“我没有精神病”是肯定没用的。

2019年3月22日，本网志愿者对广东省中山市被精神病人王海英进行了专访，内容如下：

志愿者：王海英你好！本网获悉，你因为上访被政府部门三次关进精神病院，请你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好吗？

王海英：好的。我家住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张家边三村庵前街五巷7号，十余年前，我因举报辖区领导任职舞弊、涉嫌占用集体土地等问题，遭到辖区领导的打击报复，村领导还唆使黑社会人员用胶绳捆绑我双手，然后把我打的头破血流，报警后警方也包庇领导，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我开始逐级上访。

上访后，我又被中山市公安局火炬开发区分局非法维稳，多次被他们非法拦截、拘禁、抢夺财物。2008年间，维稳部门秘密给我炮制了一份虚假的精神病症断书，直到我在法院起诉公安分局之际，他们才向法院出示这份虚构的诊断证书，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法院不受理我的维权案件，为了让各级信访部门认为我有精神病而不给立案。

2010年11月15日，我准备到广东省公安厅区上访，在中山市等公交车之时，突然被中山警方多人强行拖拽上警车，他们不出具任何法律手续就把我关进了派出所，之后又把我押送到了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强制“治疗”36天。关押期间，医院未经我允许暴力捆绑了我的手脚，强行给我打针吃药，并且还不允许家人和朋友来探视我。出院后，医院也不肯将病例交给我本人，而是转交给了维稳领导。

志愿者：你认识这些抓你的人吗？

王海英：认识，他们是中山市公安局火炬开发区分局警察丁永秋（音），以及我们张家边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和几个辅警。

志愿者：在精神病院里有什么样的遭遇？

王海英：我被强制关进去以后就一再向医护人员申明我没有精神病，不需要治疗，但是医护人员却不管那么多，他们派来多人将我暴力按倒在病床上，然后用绳索把我的手脚全部捆扎在病床上，再之后就用筷子撬开我的嘴巴给我灌一些不知名的药物，之后又多次给我注射药物，期间无论我怎样呼救辩解他们都无动于衷，只是程序式给我灌药打针。

志愿者：医护人员没有告知你注射和吞服的药物名称吗？没有询问你有没有过敏史及禁忌药物吗？

王海英：没有，他们才不管那么多，根本不管你是否会过敏，有没有禁忌药物，他们只管按照领导的意思整治你，哪怕你死了他们也不会怜悯你。

志愿者：你被打针吃药以后身体有什么反应没有？

王海英：有。打针吃药以后我的身体开始出现多处肿块，而且肚子剧痛，还出现了便血以及月经不调等情况，我向医生反映这些情况时，医护人员们却置之不理。

志愿者：你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关了多少天？

王海英：第一次被关了36天。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进精神病院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关在哪家医院，什么人送你去的？

王海英：第二次是2016年8月30日。2016年9月4日-5日G20峰会将在中国杭州召开，2016年8月30日，中山市公安局火炬开发区分局警察丁永秋（音）为了提前维稳我，就以“王海英反复上访12年至今仍不息访”为由，再次把我抓到广东省中山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关押稳控，医院方面就以我患有“妄想性障碍”，需要“以非自愿形式对王海英进行住院治疗”为由，强制将我收入医院关押“治疗”。关押期间，我再次被强制打针吃药，我拒绝吃药时就会被强行捆绑灌药。

2016年9月5日，我的两个女儿及女婿来到医院要求放人，他们告诉医生说王海英没有精神病症状，也没有暴力伤害的情况，依据《精神卫生法》是不能被强制治疗的，并且王海英本人及家人也没有自愿治疗的意愿，所以家人强烈要求意愿立即放人。但是，医院就是不肯放人，说是需要警方同意才能放她出院，为此我的家人与医院一直交涉到了晚上八点多才离去。

2016年9月6日上午11时许，我的女儿女婿再次来到医院要求放人，但医院仍坚持不放。12时许，我丈夫也赶到医院要求放人，医院还是不肯，丈夫就乘机闯进了病房拼命把我救出来了，在离开医院之时，我们遭到了保安的包围阻拦，我丈夫拼尽全力才突出重围带我逃离的。这一次我被关了6天。

志愿者：那第三次关进精神病院又是什么时间，为什么事情，关在哪家医院的呢？

王海英：第三次是2016年10月23日，当天我到广东省信访部门上访，却在途中被中山市警方赶赶来抓住，这一次他们把我送进了“广东省工人医院”精神病科关押“治疗”了37天。在精神病了被当作精神病人整治了37天后，我患上了多种疾病，我的大小便时常出血、内分泌紊乱、生理周期不正常、掉头发、体型发胖浮肿、记忆力衰退。我认为，这与在精神病院被强制打针灌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志愿者：从精神病院出来以后，你有没有继续讨说法？

王海英：有啊！出来后我将中山市火炬开发区公安分局及精神病医院告上了法庭。2018年11月15日，我被精神病的案件在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长洲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审理过程中，法院有意包庇警方及医院，拒不依法对病例进行取证，使我因为证据不全而陷入被动。当天的庭审，法庭没有当庭宣判，我认为自己难以获得公正的判决，因为我觉察到“法院、公安他们像是一家人”，法院人员与公安人员看起来很熟，法院处处帮着警方说话。

志愿者：那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王海英：我准备继续上告和上访。

志愿者：好的，祝你早日维权成功。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