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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精神病人继续在正常人的人际社会里搅和，将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
   日前，广东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陈仲伟主任被一名疑似精神病人袭击，不幸遇难。据报道，陈医生此前曾多次受到这位疑似病人的骚扰并报警，但惨剧仍然发生。为何这样的病人得不到收治?我们应该如何面对疑似精神病人?
　　精神病送医难、收治难
　　陈仲伟医生的死，缘于一颗几十年前的烤瓷牙变色——这比那些单纯的“病人伤医”事件更令人震惊。如果是跟具有正常思维的患者发生矛盾，悲剧似乎还有可能避免。大不了，“孩子学医打断腿”也算个出路。但这次的凶手显然已经不正常。今天他可以对医生下手，明天就可能是老师、同事、邻居、陌生人，谁能躲得过?这种人似乎完全无法用理智沟通，无法预测，自然也无从防范。我们很难有办法将他们彻底隔离到外太空。也许有一天，一个素不相识的“怪人”找上门，认定跟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毫无头绪，但他不依不饶，就是缠上你了。你怎么办?
　　现实生活中，当你给医生打电话说有一位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时候，精神科医生不会像在电影中那样抬着担架跑过来，一拥而上把“病人”按倒，注射一针安定，再把他扛上担架抬走，此后就让他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这是劫匪，不是医生。何况人家还搞不清这个人是不是真的“病人”——总得诊断之后才能确定。
　　另外，作为病人家属很可能也不情愿带“病人”就医。一方面，看病还要排队花钱，另一方面，讳疾忌医是人类的天性。万一真的被诊断出“精神病”，不好听不说，现在精神医学也没那么发达，诊断出来了也不一定能治好，往往就是隔离。万一医生要把他长期“关”在医院里，作为亲人又于心何忍?现在在外面过得也挺好，就让他在外面吧。大不了就是多去派出所赔礼说说好话。
　　很多针对疑似病人的这种投诉，就这样不了了之。
尴尬的现状
　　事实上，精神病性障碍作为一类诊断，有一点其它疾病都不具备的特殊性，叫做 “自知力障碍”，是说精神病患者缺乏对自身精神病态的认识和批判能力，否认自己有病，拒绝治疗，这也往往被看作病情严重的标志。
　　这个特点导致了这样一个怪圈，“我越不认为自己有病，说明我病得越重”。这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病人接受“精神病”时的障碍，也是一个非精神病人拒绝“被精神病”的障碍，因为否认就等于承认。“我没有病!”的呼声越大，对你的怀疑反而越确凿。因此从一开始就需要小心鉴别，让没病的人不至于被当成有病，避免那些本不该接受的治疗，这件事和“让有病的人接受治疗”同样重要，甚至也许是更重要。国外有研究，实验者冒充精神分裂症患者住院，尽管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了解如何“自证清白”，但他们最后几乎还是难以逃脱。
　　精神病性障碍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 谁也说不清他们会做出怎样的事。因此，病人可能成为公共安全的巨大隐患——假如真的做了什么倒还好，因为《精神卫生法》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这说明，如果他的行为真的越过边界，证明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公安机关可以强制送医。只可惜， 我们常常不能提前证明这种危险。
　　最怕的不是贼偷，而是贼惦记。
　　就像陈仲伟医生的悲剧。如果疑似精神病人对他先动了手，或者威胁“我要杀了你”，警察不可能无动于衷，否则就是他们的失职。但如果对方只是说你没把我的牙治好，我要索赔，难道能以“危害安全”为由逼他去住院?
　　保障所有人的权利，就没有绝对安全的净土。
有病，到底要怎么“治”?
　　每当讨论到“有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疑似精神病人”时，一种常见的思路就是 寄希望于精神病院，期待医院成为收容精神病人的机构——或者干脆把“收容”换成“关押”也好。只要是精神病人，最好就一辈子锁在医院里，不要出院危害正常社会秩序，仿佛是一座为他们量身定做的终身监狱。但如果真的那么做， 且不说医院会不会爆满，且不说算不算反人类，首先那不是医院应该做的事。医院只是医院，是一个治病的机构。
　　“病人”的意思，据说就是“痛苦的人”。一个人得了感冒，没有人会强制他看医生，如果他承受不了痛苦，他就会主动去医院交钱，挂号，诊断，开药。精神病的特殊性，在于他们自己往往不自知痛苦，而别人痛苦。在别人想要“请”他治病的时候，就很难与传统观念里“治病”的概念发生呼应。
　　同样说“病”，我们却在混淆两种不同的认知。每当被疑似病人伤害的人对医院说：“他有病”。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在于： 我的人身安全被这个人威胁了，我希望你们对他的行为进行限制——这是在公共安全管理的层面说话。而疑似病人(或家属)则是在医学的层面说话，他们说：“我没病”，这样就可以拒绝就医。背后的意思是： 我们并不痛苦，不需要医学的帮助。
　　统一这两种认知的前提是，疑似病人(或家属)认同“病”是一种“痛苦”，只要是这种情况——或者说，只有这种情况——他们就会主动寻求医学的帮助。在精神病的领域，有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就是司法精神病鉴定。因为精神病人不用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不管这方面理论和实践有多少争议，一旦犯下罪行，犯罪嫌疑人(或家属)会想方设法地求一张“精神病性障碍”的标签，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时候他们面临着真实的痛苦，并非生理或精神上的切肤之痛，而是由人际互动的规则导致的惩罚：他的行为伤害了别人，他(或家属)必须为这种(疑似病理性的)行为付出代价。
　　此种痛苦，某种意义上可以被医学——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救助，也就是说，免除一部分的责任，这种情况他们自然会翘首以盼。
　　我们唯一发动病人(或家属)接受治疗的途径就在于此。让他们理解：如果他继续在正常人的人际社会里搅和，将会付出无法承受的代价。惟其如此，他们才会认识到医院并非限制人身自由的囹圄，反倒是当前唯一宜居的福地。“此病不愈，寸步难行”。换句话说，限制其自由不应依赖于医院或医生，而在于正常社会中，每一个人，每一次互动，每一条规则对其言行的反馈。
尊重规则，保护自己
　　在接受为“病人”提供的诊疗之前， 任何人都需要活在准则之下。这些准则有时会写在纸上，更多时候则落实在我们的言行中。简言之，就是做这件事，有这件事的反馈：做错事要道歉，造成损失要补偿，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愿赌服输。无论情愿与否，必须为自己的一言一行买单。
　　这是所有人都能放心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基石。一个人总是破坏别人财物，就算他不自知，他的家人总要赔钱。赔得多了，自然就会需要医生治病。但如果苦主们都是高风亮节的君子，笑一笑：“算了，他可能就是有病嘛”， 这种看似宽广的胸怀，恐怕耽误病人自己。
　　我有点担心，陈仲伟医生的悲剧，最终留给这个社会的影响，就是“正常人”在给予正当反馈时更加畏畏缩缩，为“病人”预留出更大的特权。人们也许会更倾向于逃避：“精神病人太危险，看见就要躲着走”，打不得，骂不得，惹不起，躲得起…… 因为可能是“病人”，一小部分人的言行失范，会让大部分人都选择视而不见，姑息纵容(同时不切实际地许愿，期望警察或医院把这些人管好)。某种意义上，这是在为这部分人制造一片横行无忌的真空。受到了这样的鼓励，无论这些人是否真的“有病”，他们的行为常常会不断恶化升级。
　　对于一般人来说，保障安全最好的办法，就是遵照正常人的行为规则，保证每个人对我做的事都会得到应有的结果。哪怕他投诉几十年前的牙变了色，只要是一份投诉，我就认真受理这个投诉，一份投诉就应该得到投诉应有的结果。而在投诉之外，如果我的名誉被诋毁，或者我的权利被妨碍，我也必须追责到底。
　　一个人为其言行承担了后果，才能约束言行的边界。无论“病人”与否，只要活在医院外的世界，这一点都是一样的。
（来源：果壳网http://www.bkweek.com/a/lanmu/xinlikafei/2016/0525/4960.html 2016-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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