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长沙8月7日电(傅煜 丁杰英)近年来,屡见报端的精神病人伤人事件,也让对这类案件的审理情况广受关注。何种情形的精神病人案会被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强制医疗司法实践的难点又在哪里?
记者从7日举行的湖南法院强制医疗案件审理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湖南法院共受理强制医疗案件157件,受理申请解除强制医疗决定案件18件,其中依法作出强制医疗决定132件,作出解除强制医疗决定13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 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了框架性规定,意味着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自此正式走向司法化。
来自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2010年5月,湖南省芙蓉司法鉴定中心对417起精神病犯案者进行了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发现90%以上患者不负刑事责任。另据相关资料披露,近年来,中国精神疾病发病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三分之一的精神病人具有主动攻击倾向,每年精神病人的肇祸案都超过1万件,其中三分之一是杀人、伤害等严重暴力案件。
“强制医疗是为了防止精神病人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且使之尽快得到治疗康复回归社会。”湖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委员、新闻发言人李宇先表示,国家有必要对这类人群的人身自由进行一定限制并对其采取强制医疗措施,以实现社会防卫的功能,保护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
据李宇先介绍,在强制医疗案件审理过程中,湖南各级法院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依法公正审理,确保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不足,如有的强制医疗费用分担及救助机构未做明确规定,导致强制医疗决定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审判人员缺乏专业的精神病医学知识,只能通过审查医疗机构的诊断评估报告以及鉴定机构的鉴定意见进行判断,难以进行实质性审查;部分被申请人的监护人推脱监护义务,解除强制医疗程序难以启动等。
李宇先表示,相信随着国家强制医疗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强制医疗程序将会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
（来源：中新网http://news.jcrb.com/jxsw/201508/t20150808_1534095.html 2015-08-08）
标签： 病人
精神病人伤人案＂难判＂ 强制医疗费用等问题待解
流浪精神病人被收治近两年后突然开口 救助人员为其找到家
自贡网讯（记者 张才 摄影 自贡日报记者 李涛）除了“吉乌吉乌”，荣县第三人民医院患者“无名氏32号”还不时发出“美咕、美咕”的叫声——谁也没想到，仅仅依据这些形如天书、疑似密码的碎片，救助人员最终为其拼出了一条完美的回家路线图。
A.猜测
一次偶然聊天 推测无名氏是彝族人
2013年12月29日，荣县救助站在一次街头救助中，在县城西街发现一名衣不遮体的中年妇女。入院编号为无名氏32号，入院后确诊其患有精神分裂症。
“一年多，就没见过她开口说过话。”时间到了2015年5月的一天，负责照顾无名氏32号的护士突然听到她开口了：“问她叫什么名字，说‘吉乌吉乌’；问她住哪里，‘美咕美咕’地叫。”
医院迅速将这一异常情况反馈到荣县救助站。
“刚开始，还无法判断这些信息是否有效。”事后，该站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南红热”正好席卷全国，当地有不少人去西昌炒南红，一次偶然机会他和朋友聊天时，对方提到“美姑县（南红产地）”突然茅塞顿开：无名氏32号会不会就是彝族？她的名字是不是就叫吉乌吉乌？她的家乡是不是就在凉山州美姑县？
为了论证上述想法，该负责人还想了“相当管用”的一招——在和凉山州民政部门取得联系后，让无名氏32号和对方通了一次话。结果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测：无名氏32号确为彝族，并透露了更为详细的家庭住址，美姑县龙门乡。
B.寻家
查无此人却仍抱有希望
从满怀希望到完全绝望只需要短短数分钟。
该负责人形容当时自己的心情犹如坐过山车：“当地民政部门核实之后回复‘查无此人’。”
情况发展到这一步仿佛已是尽头，但他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妥，另一方面也不死心。时间很快又进入7月，一次民政系统开会，该负责人和自贡市救助站负责人刚好坐在一起，便请教此事。
“对方的意见是最好去一趟美姑县，‘能找到她的家人当然最好，皆大欢喜；即使找不到也不能说是白跑了一趟，至少我们尽力了，问心无愧’。” 该负责人被这一席话触动了，并随后向荣县民政局领导汇报、请示，得到的答复是：“一路上小心，开车开慢点。”
惊险艰辛的核查之路
只有在上路之后，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
8月17日，由荣县救助站、自贡市救助站一行四人组成的受助人员身份核实“小分队”出发，当天晚上抵达西昌，稍作休息后于18日清晨赶往美姑县城——沿途遭遇修路、堵车，短短168公里开了8个多小时。
19日，在当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陪同下从美姑县城赶往龙门乡，在乡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终于找到了哈咕村70多岁的老村长，对方在看过照片后确认：无名氏32号真名为吉拉吉乌，并且算起来是他的远房亲戚；没有兄弟姊妹，父母早已过世；出生在龙门乡但户口上在相邻的黄果洛乡，并且在2006年左右迁走户籍。
进一步调查竟然得知，吉拉吉乌嫁到了荣县双古镇黄家坝村，并且育有一女，今年七岁。
得到以上信息，“小分队”喜出望外，决定赶紧启程往家赶——但随后一行人却饱受惊吓。
从龙门乡到昭觉县短短68公里开了7个多小时，道路泥泞，越野车不时遭遇“挂底盘”——一路上不停发出“咔咔”声；目睹滑坡、小型泥石流，“能亲眼看见头顶石头慢慢在往下滑，下面又是万丈深渊——车上每个人的腿都在打闪闪！”
本来预计三天来回，结果整整花了五天。这也是有史以来，我市救助系统在核实受助者身份中历时最长、也是最为惊险和艰辛的一次“远征”。
C.回家
24日下午，吉拉吉乌在救助站工作人护送下回到家中。
“你是我妈妈！”下午4点，在双古镇镇政守候多时的女孩一眼就认出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则一把揽过女儿，亲热地抚摸她的头——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据了解，吉拉吉乌嫁到当地已近十年，期间曾数次出走，最近一次离家是2013年“打谷子”的时候，“赶场去了之后就没回来”。吉拉吉乌丈夫在外务工，正在往回赶的路上，这次带着女儿来接她的是70岁的公公，让人意外的是此次被荣县第三人民医院收治之前，吉拉吉乌竟然没有一次治疗或检查记录。
即便在偏远的黄家坝村，这家人的境况都算“相当贫困”；再加上吉拉吉乌不会汉语，和家人、当地村民缺乏交流方式（所有人中，只有她7岁大女儿结合手势能大概了解其要表达的意思），她“精神分裂症病人”的身份在很长时间被忽视了。“反正她说话没得哪个听得懂！”在其公公眼里，这个儿媳“很懒”，还打人，“抓起东西就往我身上扔。”女儿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这种说法，问她想不想妈妈，回答“只有一点点想“，问为什么，答“她经常打我。”
记者从荣县第三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丁朝荣处获悉，经过近两年的精心治疗，患者目前情况稳定，但不能停药，“一停就又要翻”。据悉，吉拉吉乌此次出院只带了服用一星期的药物。
“患者必须按时服药，定期复查。”丁朝荣说：“经过一段时期治疗，患者基本上生活能够自理，停药之后有可能致使医护人员两年来的努力付诸东流，回到当初入院时不言不语、吃饭靠喂、大小便拉身上的状况。另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严重精神疾病，除了按时服药之外，家人的关怀也很重要。”
记者从双古镇民政办工作人徐龙处获悉：等吉拉吉乌的丈夫回来之后，会坐下来一起商讨其后续治疗问题。
（来源：自贡网http://www.zgm.cn/html/a/2015/0825/107232.html 2015-08-25）精神病人在养老院遭强奸怀孕 亲属同意尽快引产
四川仁寿四公镇女精神病人容英（化名）入住敬老院不到16个月，被查出怀孕27周。仁寿警方初步判断此为强奸案，涉事老人被控制。四公镇党委政府决定暂停分管副镇长鲁天然的工作，同时免去敬老院院长刘明峰的职务。
然而，容英腹中胎儿的处置问题至今没能明确。容英的亲属称，若医学检查认定可实施手术，亲属同意尽快引产，但前提是政府得提前公布善后方案。一位亲属介绍，此事曝光后县政府的相关部门暂未露面，7月5日仍由四公镇的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鲁天然也在，他们还是要求先把孩子引了，然后再谈安置的问题，我们就觉得应该有后续安置方案后才引孩子，这样对容英的未来才有保障”。今日（6日）截至下午3点，政府方面未再与亲属联系。
仁寿县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相关负责人称，县、镇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先得将孩子的事处理完以后再商讨后续安置的问题，而孩子是引是留得由亲属和四公镇政府协商。南都记者多次联系四公镇政府，未获回应。
此外，容英的亲属还希望警方最终能对此事有个明确说法。亲属报警前事实上已知道被抓老人与容英发生过性关系，但他们更希望警方能调查清楚容英是否遭遇到其他老人的诱奸。一位亲属说：“我们后来给容英换衣服，才发现她穿了五六条内裤，还在腰上使劲勒着，很怕人去脱。虽然她有精神病，但这些举动还是让我们觉得她受过别人欺负。”
南都记者现场调查时，也有多位敬老院老人和街坊称有人曾拿食物哄骗容英到附近的山坡发生关系。对此，仁寿警方曾表示会进一步调查，且会通过DNA来鉴定孩子到底是谁的。
（来源：南都http://news.163.com/15/0706/21/ATSCECEH00011229.html 2015-07-06 21:14:35）精神病人砸死人 被强制医疗
患精神疾病的王某在一单位库房内持铁凳无故将人砸死，因其无刑事责任能力，故不负刑事责任。记者上午获悉，通州法院决定对王某进行强制医疗。
42岁的王某是河南人，事发前在其弟位于通州的公司内居住。
检方指控，2014年6月11日早8时，王某在漷县镇黄厂铺村工业园一公司仓库内，无故追逐他人，该厂63岁的职工郑某因躲避不及被王某用折叠铁板凳砸击头部，致重度颅脑损伤当场死亡。经鉴定，王某患精神分裂症，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疾病影响，实质性辨认能力丧失，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检方通过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向通州法院申请对王某进行强制医疗。王某的家人也同意对其予以强制医疗。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其疾病尚在治疗期，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且其家属、监护人已不足以承担起看管、医疗王某的责任，故王某符合强制医疗的条件，决定对王某进行强制医疗。
据了解，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比较完整的规定。通过立法，首次对“武疯子”进行强制医疗，有利于维护公共安全，避免民众受到无辜伤害。
强制医疗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有利于减轻经济困难、无能力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家庭的经济负担。对于不具有人身危险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强制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决定强制医疗的人民法院批准。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也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来源：法制晚报http://www.fawan.com/Article/fz/2015/07/15/153603297276.html 2015年07月15日）女精神病人怀孕是怎样的“意外“？
议论风生
养老特护不仅仅体现为一个产业，也不仅仅是一项德政工程，更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对老者、对失能者的一种责任。
48岁女精神病人容英（化名），入住四川省仁寿县四公镇敬老院不到16个月，被查出怀孕27周。7月4日，仁寿警方披露，经初步调查，因涉嫌强奸，警方依法对郭姓老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此外，分管副镇长鲁天然已被暂停工作，四公镇敬老院院长刘明峰被免职。
此前有报道称，涉事敬老院和村干部曾表示，容英是和敬老院的一位老人存在事实婚姻而“意外怀孕”。这样的“意外”，实在让人意外。而眼下，警方的调查结论以及后续处置，不仅戳破了这个谎言，也表明容英怀孕并非什么“意外”，而与当地对养老这样的特护行业监管失职有着密切关联。
在这一事件中，敬老院及相关管理部门的麻木不仁不仅表现在事后的巧辩卸责，亦表现在日常管理的松弛与混乱上。比如，按照相关规定，精神病人本不该送进敬老院，容英为何能入住养老院？再比如，容英怀孕27周之后才被家人发现，之前院方对此事就无知无觉吗？还有，据村民反映，经常有老人用食物引诱容英到敬老院附近的小山坡上发生关系，何以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事实上，近年来，农村养老机构发生的类似恶性事件并不鲜见，2013年7月，黑龙江海伦市联合敬老院住院处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2014年7月，黑龙江省青冈县祯祥镇敬老院4名老人睾丸被割。类似养老机构玩忽职守、无视入院者正当权益的事件频发，正暴露出这个“方兴未艾”的行业存在的诸多深刻病症。
说到底，养老特护不仅仅体现为一个产业，也不仅仅是政府的一项德政工程，更意味着我们这个社会对老者、对失能者的一种责任。如何在迅速提高“集中供养率”、普及农村敬老院的同时，同步提高管理水平，并针对不同人群实现差异化、精细化服务，让老者、失能者安度剩余的时光，值得深思。
也因此，若要说这一事件存在“意外”的话，则只能说时下养老机构的管理跟不上公众诉求、而政府的监管又跟不上行业的疯长。这些问题不解决，类似的非法伤害、侵害事件，注定不会消停。
（来源：新京报 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5-07/06/content_585879.htm?div=-1 2015年07月06日）
精神病人是如何当选文联主席的
2015年7月1日，湖南耒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耒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熊艾春用“耒阳小竹子”的网名，在耒阳社区网站上贴出了自己写的几首诗作，遭到网友差评。7月4日上午，熊艾春带了几人将社区网站办公室一台电脑砸毁。7月14日晚，熊艾春在耒阳市宣传系统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同事告诉新闻晨报记者，在这次砸电脑事件发生后，医院方面初步诊断熊艾春是精神狂躁症，“他(熊艾春)大概在1998年和2000年左右先后发过两次病，也是由于精神方面的问题。(7月15日《新闻晨报》)
一个县级市的文联主席熊艾春，因为自己发表在网络上的诗被网友差评，就跑去网络社区办公室怒砸电脑，要说他是正常人，可能没有几个人会相信，而且也有他曾经的老同事证实，其确实是精神狂躁症患者，曾经在1998年和2000年发病过两次，当时的市委书记袁延文还特批了3万元钱让其去郴州治精神。由此可以判断，其精神狂躁症的病症确诊无疑。
按照精神狂躁症患者的表现，其发病时会出现躁狂、幻听、易激怒、情绪高涨等症状。从他被带到派出所后说话违背常识、语无伦次并且充满攻击性，民警也数次质疑，对方究竟是不是具有高文化层次的文联主席，种种迹象表明他当时正在发病。
先不说他写的所谓诗的水平怎么样，他既然是一个精神狂躁症患者，还发病过两次，为什么他还能够当上耒阳市的文联主席?他的当选背后到底有没有“病症”存在?虽然在一些地方，文联是一个闲得蛋疼的单位，但也担负着团结和带领文艺工作者，贯彻落实党的文艺方针，组织、引导文艺工作者学习党的文艺理论等重任。而文联主席更是个实实在在的正科职领导职位，这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却让一个精神病患者来“当选”，这是不是太过于儿戏了?
按照文联的章程，文联的委员会委员、主席、副主席都是要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的，当初的无记名投票当中到底有没有猫腻，为什么一个精神狂躁症患者都能够当选主席?到底有没有人在背后为这次的无记名投票选举开绿灯?这些都要耒阳市的上级部门衡阳市介入来调查。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当时他并没有犯病，但他有精神病的事实应该是有很人知道，当时的组织系统在考察人选时就没有核实过相关信息?就没有想到他的病症会有发作的可能?
不管熊艾春在怒砸电脑时有没有犯病，他都病得不轻。此事件再一次告诫当地的组织部门，在考察任用干部之时要细之又细、慎之又慎，对于待提拔干部，必须深挖细查，才能确保不会再出现“有病”的领导干部。这不但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干部自身负责。
（来源：长江时评http://opinion.hexun.com/2015-07-15/177564467.html 2015-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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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保护精神病人？
“精神病人不能成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对象，而享受律法特权，继续危害社会……不仅需要法律的约束，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约束、控制和治疗。”——@红楼小侠
“我国法律里，如果精神病患者对公众造成威胁的话，是否有追究监护人责任的条款？”——@马伯庸
最近发生的两起精神病患者杀人事件，让网友感到恐慌。7月17日，在北京青年路大悦城东侧，来自山东沂水的犯罪嫌疑人孝某持刀行凶，造成两名行人受伤，最终两名伤者不治身亡。7月22日，北京马连道家乐福又发生一起持刀伤人案，犯罪嫌疑人王某捅伤4名顾客，其中1人不幸死亡。
精神病人杀人就无罪吗？他们不应在精神病院里吗？无辜的受害人谁来补偿？不应该追究精神病人监护人的责任吗？“监护人更该治罪！”网友“yasaken”如此感慨。
监护人很委屈：希望把精神病人永远关起来
2011年3月16日，北京房山区62岁的精神病患者路某一把火点燃了邻居家墙外堆积的10捆玉米秸、白薯秧等共计七千多斤的物品。法院对路某的行为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判决其妻子赔偿邻居经济损失200元。
很多时候，监护人也有苦衷，甚至希望医院或监狱将患有精神病的亲属长期关起来。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针对住院治疗的患者实行自愿原则，除非被诊断为严重精神障碍，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行为的，才能依法强制患者入院治疗。但实际上，有大量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后，因家人无力监护和担心隐患，无法出院回家。据《新京报》报道，仅在北京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经评估可以出院的患者达150人至160人，但其中约五分之四的人被留在精神病院里，占到全院患者数量约40％。
张小令是北京的一名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年在家中砍死自己的女友。经司法鉴定，张小令作案时具有行为能力，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后来，他被减刑3年，于2012年5月出狱。不料，他在恢复自由20天后就再次犯病，用拳头砸碎镜子，在地上翻跟头。最后，警察将张小令送进了回龙观医院。
去年9月，母亲写信给张小令说：“小令，你是个极孝顺的孩子。你病好时极好，但有一点外界的刺激就容易犯病，你在这里住院，有医生护士看着，妈妈放心。你要有自知之明，这种病终身离不开大夫。”
今年1月，张小令被送进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近日，医院请专家为他做了一次风险评估。医生认为，他已基本达到出院标准，“经过康复训练，恢复得更好一些后，就可以回归社会了。”现在，张小令已能专心地参与平绣康复，绣出的图案很细腻。他盼望着出院回家，做老师教小朋友英语，或者做厨师。
可是，家人坚决不同意他出院。“如果他真的出院，我就选择离开北京。我承担不起，只能逃。”妹妹张小婷说。
《精神卫生法》实施前，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曾召集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家属开会。对于院方“病人符合出院标准后可以自愿出院”的说法，四五个家属极力反对：“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家属。”院长王诚很理解家属的态度，他说，患者给家属带来的长期而巨大的压力，使他们的耐心几乎耗尽，医院也担心，如果病人不在医院，遇到了困难谁能解决，“比如张小令，出院后家人能否提供有效的照顾，院方、家人和社会都会担心。”
调查显示，不少重症精神病患者或被“遗弃”于医院，或被锁于家中。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精神卫生处处长严俊说，原本估计《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大量精神病人会要求回家，但目前还没有这种趋势。尤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滞留医院的现象更严重。而“很多贫困的重性精神病人，出院后没钱服药，还不如住院”。
在广大贫困农村，一些被称为“武疯子”的重症精神病患者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监护，无奈的亲人把他们关进自制的铁笼，“镣铐锁身”、“猪圈关儿”等悲情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仅河北一省就有10万病人被锁。
精神病医院很委屈：人满为患、床位紧张，治疗好了监护人不接纳
当下，精神病人，包括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主要由家庭进行监护，虽然法律规定，在必要的时候，精神病人由政府强制医疗，但目前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严重不足。
根据1993年的统计，全国约有重症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新的调查正在进行中），而精神科床位不足23万张，精神科医生只有2万名。同时，社区康复项目面临无钱、无人、无场地的“三无”境地，导致病人出院后难以得到充分的帮助，大大增加了家属的监护难度。因此，即使很多病人在医院接受了有效的治疗，家属也不希望他们出院。这导致原本就严重不足的医疗资源被占用，更需要康复治疗的患者无法入院，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被精神病高发的年代，“被精神病”者更委屈
《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是为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权益，消除“被精神病”现象。在我国，尽管大量真正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但某些假精神病人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精神病院收治。
2003年10月，河南省漯河市农民徐林东因帮助残疾人状告镇政府，被送进精神病医院，6年半里被捆绑48次、电击54次。2010年4月，湖北省十堰市的网友彭宝泉拍摄了几张群众上访的照片，于是被送进派出所，又被派出所送进当地的茅箭精神病医院。这些“被精神病”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关注。华龙网评论称，“该收治的精神病人，没有收治，国家责任体现不到位，真精神病人扰自家不算扰，假精神病人搅地方政府的局，那才是地方维稳神经难以承受之重”。
今年7月5日，广西藤县42名病人集体脱逃。有媒体调查发现，这些病人脱逃的主要原因是想家。许多病人经治疗后病情稳定，但家属却不愿将其接回家，有位逃出的精神病人被送回后哀叹，“我可能一世不得回家了。”《新京报》评论员于平认为，“精神病人能出院却出不了院，堪称另一种‘被精神病’。”
科学鉴定，有那么难吗？
精神病人犯罪已成为一个十分严峻的社会问题。不少精神病人因为鉴定专家的错误鉴定或被处死刑，或被关进监狱，当然也存在一些因错误鉴定而逃离法网的罪犯。
正义网发表河南省漯河市人民检察院胡君和薛永奎的文章“对刑事案件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审查”指出，由于鉴定体制的缺陷，对同一鉴定对象，不同的鉴定机构得出不同的鉴定结论，致使重复鉴定率高。其次，案件当事人无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启动权，导致其对鉴定结论的公信力产生质疑。再次，司法精神病鉴定结论书面格式名称不统一、存在混乱。最后，个别精神病鉴定机构责任心不强，草率作出结论。
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科学鉴定在我国存在很大的困难，也因为没有健全的体制，所以造成了很多精神病鉴定结果的错误和偏差。
精神病人行凶是全球性问题
英国《电讯报》曾报导英国大概每周发生一桩凶手是精神病患者的凶杀案。1996年，精神病患者麦克·斯通残杀两名无辜民众的案件轰动全英。斯通此前有一长串违法行为记录，但并非刑事犯罪。他被医生诊断为有精神障碍，但无法治愈，按规定医院不能对他进行收治。于是，一个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就这样自由地在社会上游荡，直到杀人惨案的发生，才引发社会关注。
此案发生后，精神病医生急着撇清责任，说自己并非警察，根据英国当时的《精神卫生法》，那些有暴力倾向、但医学上无法治疗的病人，精神病院无权强行收治，所以政府应该为无辜受害者负责。英国时任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发誓要医治这恐怖的治安毒瘤。他在下议院提出修改《精神卫生法》，要求将一部分对社会有巨大潜在危害的精神病重症患者强行收治。消息一出，民权组织就出言反对，说这侵犯精神病患者人权。但政府支持斯特劳的立场，认为公共安全应摆在第一位。该法案于2007年获得通过。
2012年12月，美国纽约连续发生两起骇人听闻的精神病人地铁站杀人案。第一起案件的肇事者是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事发时他与一名乘客发生争执，遂将其推入地铁轨道上。周围的乘客发现后，奋力向即将驶来的地铁车头跑去。可当司机看到时，制动距离已经不够。一个无辜的生命终究没能逃过死神的召唤。另一起惨案同样发生在地铁站，一名候车的乘客被推下站台。据目击者称，涉案女子当时紧贴在受害人身后喃喃自语，然后忽然将其推下轨道。据调查，涉案女子系精神病患者。
接连发生精神病人当街行凶，致使无辜者殒命的惨剧，引起了各界关注。纽约为此启动了一个项目，围捕城区里的精神病人，确保他们服用法庭要求的药物。《纽约邮报》称，警方设计了一个跟踪系统，保证那些最需要治疗的精神病人能去医院接受治疗。批评者认为，警方的做法违宪。
据美国专门研究精神疾病的网站Mindsontheedge.org介绍，目前美国正在探讨如何改进处理精神病人犯罪的方法，主要有三点意见：一是组建“危机干预团队”，训练警察更好地与精神病人打交道；二是组建“精神健康法庭”，由法庭决定将精神病人送进医疗机构，而不是监狱；三是组建“社区主动治疗”团队，为出院或出狱的精神病人提供精神健康指导和社会服务，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保护好精神病人，我们才会安全
对于如何帮助精神病人回归社会，香港的经验值得借鉴。香港的社区都配备专业的精神科医务社会工作者，帮助料理精神病人的生活事宜，安抚病人的不良情绪，协调病人与家属、邻居的关系。此外，香港的精神科护理，也从医院延伸至社区。医护人员会通过定期家访、电话联系，长期跟踪观察病人的精神状况，一旦发现病人病情波动，马上安排病人住院治疗。为帮助病人融入社会，香港还为他们设置了庇护场所，例如中途宿舍，出院后的病人可在此居住两年，一方面接受照护，一方面通过工作自食其力。如果确认病人情况稳定，能融入社会，再让其回家生活。香港有50家庇护工场，为精神病人提供工作机会，在社区还有辅助就业部门，每位病人都在导师的辅导下参加工作。
我们在为血案受害者感到不平的同时，不能忘了精神病人本身就是需要关怀的群体，他们更可能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而不是行凶者。只有保护好他们，不让他们生活窘迫，流离失所，我们才更安全。为此，家庭的关怀、社区的帮助和政府的兜底缺一不可。
（来源：央视网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011/2779/84/24/9_1.html 2015-07-30）被遗忘的人生：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
1989年到1990年，吕楠跨越十多个省市拍摄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被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以全景方式关注了中国精神病人的生活，不仅是医院，吕楠还拍摄了家庭中，以及流浪中的病人。
精神病院 天津 中国1989
精神病院 天津 中国1989
家庭 谢致梅（右）一家四口，妻子（左）及二个孩子都是精神病患者。照片是他死去的儿子，而躺在医院破屋里的女儿谢群英已奄奄一息 四川 1990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陈金铭，45岁，住院已有五年。二十年前在家里发病时长时间待在雪中，部分手指和全部脚趾被冻掉 天津1989
家庭 王建国，40岁，患病已超过20年。他唯一的依靠是81岁的母亲 四川 1990
精神病院 云南 1990
精神病院 打扑克的患者，输的一方要接受顶枕头的处罚 黑龙江 1989
精神病院 北京 1989
精神病院 女孩,11岁。由于缺少儿童病房，中国绝大部分儿童患者只能同成年病人住在一起。这些成年病人不仅不会照顾他们，有时还会打他们 北京1989
有一次，吕楠在北京安定医院拍摄，在一间病房外面，遭遇了一个强壮的病人，吕楠本能地用手护住头，就在这时，那个病人却向他伸出一只手，要和他握手。在这一瞬间，吕楠被病人的友好和善良深深触动。
精神病院 万有胜，40岁，小学美术教师，墙上挂的是他画的雷锋像 天津 1989
精神病院 医院没有院子，病人白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斜坡上度过 贵州 1990
家庭 张夏平，27岁，云南人。北京办画展期间住在朋友家，画展闭幕当天精神病复发，朋友认为她装病要赶她出门，“人们应当理解我，我是个病人。”她哭着说 北京1989
（来源：今日头条http://toutiao.com/a4643105764/ 2015-07-03）被精神病人刘新玲，一年之后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
刘新玲，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凤凰县人，2009年9月起被关在湘西荣复精神病院住院治疗长达五年，2015年6月26号，据知情人透露，她再度被她大姐以及其他政府人员送进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记者试图电话联系医院的护士长，但没能联系成功，民生观察工作室将继续对刘新玲进行后续关注。
从2009年9月到目前（2014年），刘新玲一直被当做精神病人困在州荣复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达四年半的时间，期间从未被允许离开。一次她曾绝食两天要求院方承认她精神正常并放她回家，院方没有答应。
因为长时间接受一种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氯氮平的“药物治疗”，笔者见到刘新玲的时候，目光有些许呆滞，身体已经浮肿得很严重，但说话还比较正常清晰。在与她独自谈话的一开始，她激动地对我说：“你能带我出去吗？”当时，我的内心也是一阵心酸。不想，我们在房间角落的谈话引起了院方工作人员的警觉，对话刚一开始，我们就受到了院方工作人员的打扰和驱赶。后来笔者与她隔着走廊铁门又聊了两句，她告诉我，只要民政局停止给院方拨款给她治疗（州荣复医院属于民政局下属机构），州荣复医院就会让她离开。并说可以让我去找她弟弟和弟媳。话没说完，就有一位医生过来要求她去房间休息，谈话遂不得不结束，无奈离开。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703/12730.html仅四成精神病人被送院治疗
近日，陕西延安市男子暴打2岁男童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经查，这名男子为精神病患者。此事也再度引发该如何管理精神病人的探讨。记者近日专访了长期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所长贾福军教授。贾福军表示，频繁发生精神病人伤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量精神病人“脱管”，广东120万~150万精神病患者中，仅有1/3的精神病人登记在册，4成患者送医院治疗。但另一方面，这些精神病患者又在大量浪费医疗资源，有5成以上精神病患者达到出院标准却仍“赖”在医院，导致新增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床位。他建议，应该提高精神病患者就医的报销标准，对于重度精神病患者，应由政府免费治疗。
门槛费过高看病难报销
广州日报：现在精神病患者在入院治疗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贾福军：首先的问题是“门槛费”过高。现在的报销规定是，在门诊看病，达到600元~800元的门槛费，医保才能进行一定比例的报销。对于很多贫困家庭，他们连门槛费的钱都没有，于是干脆就把精神病人关在家里，锁起来了。
第二个问题是报销重住院轻门诊。大部分病人不需要住院，但住院报销多，这导致精神病人家属为了多报销一些，本来门诊可以解决的，宁可住院。医院人满为患，一方面是医院床位不够，另一方面是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很多人还留在医院，就是因为住院报销比例高，出院报销低。据我统计，50%以上的精神病人早就具备出院标准，仍在医院赖着。这些人不愿意出院，真正需要住院治疗的人却进不来。这是目前非常突出的问题，是政策导向带来的问题。
广州日报：是因为政府财力有限，不能兼顾门诊和住院，只能先考虑住院患者吗？
贾福军：不是，这是制定政策人的想法。他们认为病情重的才住院，所以住院的多报一点，门诊就少报点。但精神疾病大部分都是慢性的，要长期治疗，终身吃药。现在，精神病患者是自己不能决定自己是否出院的，要有家属来接他才能出院，但家属并不了解患者是否具备出院条件。而站在家属的角度来看，他宁愿让患者住院，否则出来了还要家属操心。不少精神病患会碰到这样的现实问题，患者签字出院了，家人却不肯接收。而这跟整个社会对精神病的认知还不足有关。我们通常指的重度精神病人其实是根据病种来分的，但这些人中会伤人毁物的还不到10%，90%的患者都是“文疯子”，只有幻听、幻视的情况。
患者住院时间增15天
广州日报：院方反映每天180元的报销标准远远不够，精神病人住院报销的比例是不是也有待提高？
贾福军：现在的住院标准远远不够。在一般的市级医院，如果患者一年需要住一次院，住一次院一天的成本大概是两三百元，一个月就是六七千元。但住院，少说也要花费一万多元。医院就只能给患者开一些价格便宜、副作用比较大的药，其次眼看患者的住院包干费用超标，医院就只能建议家属让患者出院，这时就顾不上病治得怎样了。
广州日报：一般精神病人每年平均住院时间有多长？
贾福军：前两年的统计全国平均45天，这两年因为医保政策，时间达到了60天，但其实这是种倒退，因为国际上都认为住院时间越短越好，病情控制稳定就要出院。而现在，有些人常年以精神病院为家，在里面住了几年的都有，浪费资源不说，人的社会功能都退化了，本来不傻，待久了也变傻了。
广州日报：这些年广东的精神病患者发病有哪些新特点？
贾福军：一是病种多元化。十几年前，90%的精神病都是精神分裂症。现在，住院的病种逐渐多了起来，从精神分裂症，扩展到躁狂症、抑郁症、强迫症、焦虑障碍、药物依赖、毒品、酒精成瘾等等。二是白领阶层、高压力人群，得抑郁症和相关系列疾病的人群在增多，失眠、焦虑症、强迫症有明显的增多。
登记患者不足50万
广州日报：政府很重视，但精神病患者伤人的事情还频繁发生，问题出在哪里？
贾福军：这是因为还有很多精神病人在政府的管理之外，隐身或散落在社会中间，等到出事了，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人是精神病人。严格来说，精神病人是要登记的。但国家有规定，登记是自愿的。很多人对家里的精神病人都是隐瞒的，不愿意告诉社区。广东有重性精神病人120万~150万名左右，已登记在册的不足50万人，这一比例在全国属较高水平，但仍有大量病人“隐名埋姓”。
广州日报：社会歧视是否是精神病患者“隐身”的原因？
贾福军：精神病患者中有肇事肇祸倾向的严重患者只有10%，但现在一旦有凶杀案，大家就呼吁把所有精神病人管起来。这是典型的一人感冒，全家吃药。没有正确对待精神病人的危害。其实，精神病人的发病是可以预防的，但社会越歧视他，他就越隐藏。另外企业对精神病人也有歧视，一旦得知工人有精神病，他的工作可能就没了。我们国家要求各个企业要招收残疾人，为什么不能对精神病人也实施这样的照顾呢？
广州日报：所以，应该送去治疗的精神病人比例也很低？
贾福军：是的。真正送去医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只占全部病人的4成。但大量有风险，随时都可能发病、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却散落在社会上，所以才经常有精神病患者伤人的事情出现。
广州日报：有医院方面反映，新《精神卫生法》实施后，送精神病患者入院的条件更苛刻了？
贾福军：是的，几乎所有的精神病患者自己都没有主动治疗的愿望。但《精神卫生法》规定，如果他没有危害到自身或他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安全，就不能在违背病人意愿的情况下把他送到精神病院。以前接到家属电话，医院可以出车去把病人接到精神病院来，现在不行了，医院所有的治疗活动都只能在医院内开展，精神病人只能由家属自己送过来。那么这就势必会有一部分病人散落在社会上。
呼吁重度精神病人应免费治疗
广州日报：国外在管理精神病人方面有没有好的经验值得借鉴？
贾福军：西方国家资源多，已经探索出套路。国外一是有专职的精神科医生，而是多为团队治疗，不单是医生，有护士、心理师，有社工还有治疗师，五个团队组成小组。比如，在澳大利亚，精神病人病了不一定在家住，他可以在外面租房，政府给他房，还管饭，还给他发失业补贴，一周发一次，几百澳元。团队看他该买衣服了，就有人去给他买衣服，我在澳大利亚，跟着去看过他们的精神病人康复站，体验他们的多团队服务，当时就感觉，人家对精神病人管得可真细啊。
并且，国外对精神病人的信息是全国联网的，当然，人家会做好保密工作。一个病人从出院到门诊到家庭，都有人交接，社区知道病人出院了，要给他提供跟踪的随访服务。
国内虽然不能跟西方比，但可以受启发，我举个例子，我们常抱怨说摸查社区精神病人难，精神病人潜伏在社会上太多，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但如果鼓励患者登记，并能够给登记的患者予以更高的报销或补贴，肯定会有更多的精神病人前来登记注册。再比如那些重度精神病人，应该由政府免费治疗。
（来源：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a/20150519/43785514_0.shtml 2015年05月19日 05: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