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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1日晚23点，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靖林村村民邓光英，在北京市丰台区吕村的暂住地，遭到北京市朱家坟派出所抓捕，随后与外界失联，家属未曾收到来自于任何司法部门的法律凭证，以证明邓光英被拘押于何处。
 
在邓光英遭北京公安抓捕失联已经超过一个月后，11月24日，维权人士冉崇碧在当地访民朋友的陪同下，前往合川区土场镇靖林村6组邓光英父亲邓樟凯那里去了解情况，邓光英的家人没有收到任何拘押通知。邓光英父亲还透露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他说地方政府的官员曾多次上门，要求在邓光英属于精神病人的材料上签字，遭到老人家义正言辞的拒绝。“一个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正常人，只不过因为反映问题与争取自身权益，就属于精神病人？就要拘禁于精神病院？”他愤怒的说。
 
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提醒了邓光英的家属，她会不会被关在精神病院？带着这种疑问，家属开始了寻找，2017年1月4日，邓光英的妹妹邓小利最终确定她被关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
 
邓小利说“1月4日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见到姐姐，她被被强制喂药。护士发现我后就把我赶走，还说有警方出具证明才可以会见，之后就再不让家属见面。我找到合川区土场镇派出所要求警方出具证明，遭到拒绝。”
 
也就是这次见面才得知在邓光英被抓的当天，即被北京警方交给了她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合川区截访人员，10月23号早上被合川区委公安、土场镇党委截访人员从北京接回，随即就被投入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
 
中国传统春节，警方也没有释放她回家与家人团聚。正月初八，邓光英的父亲偷偷前往医院探视得知，除了吃药外，现在已经给她开始打针，具体要被“治疗”到何时，邓光英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看警方的意思，估计要到两会结束才能放她！
 
近期，邓小利和其他访民朋友再次前往医院探视姐姐，遭到派出所所长张建的阻挠，访民蔣勋兰说：“邓光英辖区派出所所长带人守在那里，门都不让我们进。”
 
据悉，邓光英以前是做水果生意的，因为和城管产生矛盾打架，被北培区派出所抓走，以扰民的名义送往江北区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在劳教期间，她被爆打一顿，脚被打瘸。
 
网络上此前有对邓光英的报道说，劳教所趁带她去检查身体时，强行把她带到医院活摘器官。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医生拿起手术刀的关键时刻，一名刑警赶到告知医生，这个手术不能做，其家人是政府官员，邓光英才免于此难。
 
她妹妹邓小利告诉本刊确实打算挖她的器官，这才是姐姐释放回来后不服劳教，开始写材料投诉的原因。
 
当本刊询问邓小利警方为什么关押邓光英时，她的回答简单明了“为了不让她上访”。

邓光英妹妹：15023224908。

2016年10月21日晚23点，重庆市合川区土场镇靖林村村民邓光英，在北京市丰台区吕村的暂住地，遭到北京市朱家坟派出所抓捕，随后与外界失联，家属未曾收到来自于任何司法部门的法律凭证，以证明邓光英被拘押于何处。
 
在邓光英遭北京公安抓捕失联已经超过一个月后，11月24日，维权人士冉崇碧在当地访民朋友的陪同下，前往合川区土场镇靖林村6组邓光英父亲邓樟凯那里去了解情况，邓光英的家人没有收到任何拘押通知。邓光英父亲还透露出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消息，他说地方政府的官员曾多次上门，要求在邓光英属于精神病人的材料上签字，遭到老人家义正言辞的拒绝。“一个没有任何精神病症状的正常人，只不过因为反映问题与争取自身权益，就属于精神病人？就要拘禁于精神病院？”他愤怒的说。
 
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提醒了邓光英的家属，她会不会被关在精神病院？带着这种疑问，家属开始了寻找，2017年1月4日，邓光英的妹妹邓小利最终确定她被关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
 
邓小利说“1月4日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见到姐姐，她被被强制喂药。护士发现我后就把我赶走，还说有警方出具证明才可以会见，之后就再不让家属见面。我找到合川区土场镇派出所要求警方出具证明，遭到拒绝。”
 
也就是这次见面才得知在邓光英被抓的当天，即被北京警方交给了她户籍所在地重庆市合川区截访人员，10月23号早上被合川区委公安、土场镇党委截访人员从北京接回，随即就被投入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
 
中国传统春节，警方也没有释放她回家与家人团聚。正月初八，邓光英的父亲偷偷前往医院探视得知，除了吃药外，现在已经给她开始打针，具体要被“治疗”到何时，邓光英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看警方的意思，估计要到两会结束才能放她！
 
近期，邓小利和其他访民朋友再次前往医院探视姐姐，遭到派出所所长张建的阻挠，访民蔣勋兰说：“邓光英辖区派出所所长带人守在那里，门都不让我们进。”
 
据悉，邓光英以前是做水果生意的，因为和城管产生矛盾打架，被北培区派出所抓走，以扰民的名义送往江北区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在劳教期间，她被爆打一顿，脚被打瘸。
 
网络上此前有对邓光英的报道说，劳教所趁带她去检查身体时，强行把她带到医院活摘器官。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医生拿起手术刀的关键时刻，一名刑警赶到告知医生，这个手术不能做，其家人是政府官员，邓光英才免于此难。
 
她妹妹邓小利告诉本刊确实打算挖她的器官，这才是姐姐释放回来后不服劳教，开始写材料投诉的原因。
 
当本刊询问邓小利警方为什么关押邓光英时，她的回答简单明了“为了不让她上访”。

邓光英妹妹：15023224908。

[访民之声2017/1/23消息] 被绑架失踪三个多月的重庆市合川区访民邓光英，被确认关押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接受强制治疗。
邓光英的妹妹邓小利告诉本网人权观察员，她1月4日在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见到了邓光英，邓光英在里边被强制喂药。护士发现她后把她赶走，之后就再不让家属见面，提出有警方出具证明才可以会见。她找到合川区土场镇派出所要求警方出具证明，遭到拒绝。
日前，邓小利和几名访民一起到三庙精神病医院看望邓光英再次遭到阻挠。和邓小利一同去的访民蔣勋兰说：“门都没进得去，邓光英辖区派出所所长带人在那里，不让我们进去。”
重庆访民表示，为了保护贪腐势力，地方政府和北京勾结，消耗大量资金违法暴力截访，滥用警车警权进京拦截上访，私设黑监狱、非法关押、殴打、致伤、致残、致死上访人。残害不计其数的上访人无家可归，倾家荡产。
邓光英就是地方和北京勾结被绑架到精神病院的。2016年10月20日23点50分，北京市丰台区朱家坟派出所将暂住北京市丰台区吕村的邓光英强行带走，后将邓光英交给重庆驻京办。重庆驻京办把邓光英遣返重庆后，关到了合川区三庙精神病医院三楼。政府多次要求家属签字同意送医遭到拒绝。
邓光英是因为被活摘器官上访。网络记载，2010年以卖水果为生的邓光英被公安机关无辜抓捕，爆打一顿后带她去检查身体，随后被强行带到医院活摘器官。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医生拿起手术刀的关键时刻，一名刑警赶到告知医生，这个手术不能做，其家人是政府官员，邓光英才免于此难。邓光英为此上访之后，遭遇各种酷刑虐待，还曾被劳教。
相关报道：重庆张芬被关精神病院朋友探望受阻 邓光英失联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6/1126/15232.html

【访民之声2017/1/29消息] 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访民辜湘红，因上访十数次被关精神病院，今年农历的大年三十，在京上访的辜湘红被拦截回乡后，又差点被送到精神病院关押。
辜湘红表示：“1月25号，湘乡市龙洞镇政府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久敬庄接济服务中心外，把我们母女拦截到宾馆，说给过年的钱也没给。大年三十上午10点左右，龙洞镇政府综治办的人把我母女截回来，要送到精神病院去。我给他们吵起来，吵了好长时间，快到精神病院了综治办的人才说，今天就不送你们了，年后再上访就把你们送到精神病院去关起来。”
据悉，辜湘红是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因年青时被拐卖、计划生育、房屋拆迁问题而上访，在上访过程中，政府强制将她送进精神病院十余次，进行强制治疗。其家人也倍受恐吓及骚扰。
相关报道：维权律师代理辜湘红被精神病案 赴院交涉要求放人
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ershisiqi/2014/0703/10313.html

[访民之声2017/1/27消息] 浙江温岭市访民李家富，在精神病院被关押两年多，近日终于获得释放。李家富称，他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在医院遭到捆绑、殴打，现在身体状况非常糟糕。
据李家富叙述，他原本在北京准备与女友结婚，2014年5月8日无故被温岭市泽国镇派出所李姓所长带领多人抓回原籍，直接送到温岭大理康复医院（精神病院）。因为他拒绝使用任何治疗精神病的药物，经常被殴打、捆绑，每次捆绑2、3个小时。由于长期被殴打、捆绑、虐待，他身体越来越差，出现了肌肉痿缩症状，手臂、大腿最为明显。身体无名状的难受，视力模糊不清，头脑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与人交流困难等症状。医院担心他病死，于1月23日让泽国镇政府把他接出来，期间他一直被限制与外界通信联系。
李家富表示，会要求公安机关立案调查他被精神病一事，请李姓所长归还他手机内存卡，请精神病院的林医生归还他的超市购物卡。
据悉，李家富原是一名伤残退伍军人，退伍后开门市以卖香烟为生，因受到地痞流氓骚扰导致生意萧条难以维持生计，李家富被迫从1995年开始一直持续控告骚扰他的人。2000年时，被告答应给予李家富78万元赔偿，但协调此事的泽国镇政府却把被告代为转交李家富的78万元扣下，李家富为此上访被多次强制关进精神病院 “治疗”。
相关报道：官员称李家富神经没问题，但拒不释放
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qiqi/2015/0810/12947.html

山东泰安新泰市54岁访民徐学玲，曾在上访过程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她认为自己“被精神病”，以此为由继续上访，之后又被法院判寻衅滋事罪，获刑4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被判刑前，官方再次对她进行鉴定，结果是：“无精神病表现”。
法院一审、二审均判徐学玲犯寻衅滋事罪，徐学玲提出申诉，2016年12月底，她的家属收到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驳回申诉通知书：“相关在案的证据能够证实你（徐学玲）不顾劝导、教育、训诫、屡次进京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事实，因此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徐学玲的家属始终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存在明显过错，才致使徐学玲不停上访，“不能将政府的过错转嫁给徐学玲”。
2017年1月3日，徐学玲的儿子张平辉前往山东高院递交刑事申诉状等相关材料。但张平辉称，他被告知，山东省高院申诉来访实行预约制度，按照2017年上半年申诉来访预约指导时间表，分管徐学玲所在泰安市的第五合议庭，最近的窗口值班时间是2月13日到2月17日。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注意到，按照上述时间表，山东高院2017年上半年接待泰安市地区申诉来访的值班时间为15天。
因“被精神病”上访，获刑前被鉴定“无精神病”
2016年6月13日，澎湃新闻报道了徐学玲的遭遇。
10年前，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人徐学玲为了给被打伤的妹妹讨一个公道，开始上访。2008年3月，她被鉴定为患有“癔症”，并被镇政府送入精神病院治疗。但是，此份鉴定书中并没有显示徐学玲在鉴定过程中表现出精神病性症状：“意识清楚，接触主动，检查合作……未发现幻觉、妄想症等精神病性症状，智能、记忆正常。”
等到妹妹的事情协议解决之后，徐学玲再次上访，这次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是“被精神病”，要讨一个说法。2009年，她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新京报》2008年12月8日刊发报道《上访者的“精神病院”》，称山东多位访民被鉴定有精神病，并被送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徐学玲就是其中之一，她还不知道自己被鉴定了。
直到2015年5月，上访多年的徐学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之后，2015年5月28日，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对徐学玲作出一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称徐上访过程中无精神病表现。在这份鉴定书中，多名曾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副主任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称，徐学玲表达能力很强，说话有条有理，思维清晰，“就是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2016年4月1日，徐学玲一审被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理由是其在“非正常上访”过程中，“强拿硬要”新泰市泉沟镇镇政府37700元现金。
澎湃新闻刊发报道后，多家媒体就此事刊发评论。微信公号“团结湖参考”刊发题为《有些基层政府娴熟地将精神病变成维稳手段》的评论认为：“在徐学玲身上，精神病的妙用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基层政府娴熟地将一种疾病变成维稳手段，公权侵犯私权的姿势多到让你招架不住。”
证人称迫于稳控考核压力给钱
徐学玲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7月12日，泰安中院直接向徐学玲家属及律师寄送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其中称“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
二审判决认定，徐学玲因其妹妹被打、其被鉴定为“癔症”及其子张平辉无证驾驶被行政处罚等事项，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多次受到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后不思悔改，仍以此为要挟向负责稳控工作的工作人员索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
与一审判决相同，泰安中院的判决书，共采信了12名泉沟镇政府及信访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词，均称徐学玲以上访中被打及关精神病院为由去北京上访，并以此为要挟多次向负有稳控责任的泉沟镇政府工作人员索要财物，镇政府迫于稳控、通报考核等压力给她钱，有些钱是镇政府工作人员向领导汇报后经审批而给。
徐学玲的供述则称，自己没有主动要过钱，是政府工作人员怕她上访主动给的，并不是“强拿硬要”。徐学玲还称，泉沟镇一名工作人员“劝自己在家里治病不要到北京上访，说镇里要处理自己的事，并安排人在泉沟镇信访办公室给自己1万元现金”。
泰安中院二审判决显示，徐学玲分别于2008年3月3日、2009年4月29日以借款的名义，从泉沟镇财政所分别领取现金14000元和5000元。
徐学玲的代理律师张生贵认为，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而相关证言显示，泉沟镇政府给上诉人费用以治病费用的形式给付，接访行为本身是完成稳控任务；给徐学玲钱款是经过镇政府领导批准，不属于“被威胁”产生压迫感恐惧感，且政府享有拒绝付款的权力和自由，徐学玲取得钱款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徐学玲的弟弟徐加生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存在明显过错，在徐学玲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精神疾病鉴定，才致使徐学玲不停上访，“不能将过错转嫁给徐学玲”。
（来源：澎湃新闻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2625  2017-01-04）

原标题：开封通许原反贪局长醉驾肇事逃逸 途中又逆行连撞多人
通许县原反贪局局长醉酒驾驶宝马轿车，连撞三辆车后逃逸，逃逸过程中，又逆行撞上一辆三轮车，导致一名1岁儿童重伤两人轻伤。截至目前，案发近8个月，这起事故依然没有结果。
昨日，开封市通许县市民刘凤选向映象网（0371-65889876）记者反映，原通许县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原通许县反贪局局长付信忠醉驾肇事连撞多人，后被取保候审，案发后已经8个月，案件一直在通许县公安局、尉氏县公安局之间移交多次，至今没有结果。
醉驾肇事后逃逸，途中又连撞多人
刘凤选说，2016年6月15日晚上9点半左右，付信忠醉酒后驾驶红色宝马X1 轿车，沿通许县城水利路东段由东向西行驶。
行驶过程中，付信忠所驾驶的红色宝马，先后撞上停放在水利路旁边的一辆轿车、两辆小型客车和一位张姓路人，随后付信忠驾车逃逸。
在逃逸过程中，付信忠又逆向驶入通许县民生路北段，与相对方向行驶的一辆电动三轮车迎面相撞。
“我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婆孩子正走着，突然迎面逆行过来一辆红色宝马，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就被撞飞了。”刘凤选说。
随后，付信忠驾驶宝马继续逃逸，被在街面巡逻的通许县公安局特巡警当场截获。经通许县公安局鉴定，付信忠血液中乙醇含量为362.18mg/100mL，远远超过80mg/100mL的醉驾标准。
通许县公安局指派有关人员分别对电动三轮车司乘人员刘嘉硕、张闪闪、刘凤选等三人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刘嘉硕颅脑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张闪闪和刘凤选损伤为轻伤一级。
事故发生13天后，通许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付信忠负全责。
案发8个月无结果 肇事者被取保候审
刘凤选说，虽然事实和证据已经很清楚，但自2016年6月案发后，到现在已经有8个月时间，案子一直没有进展，“付信忠本人也被取保候审，现在一直在新乡市精神病院没有出来。”据刘凤选提供的证据表明，上述这一说法得到了尉氏县公安局工作人员的承认。
刘凤选说，事发后，由于付信忠的工作原因，通许县公安局出于回避原则，将案情上报至开封市公安局，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尉氏县公安局办理，尉氏县公安局接收了该案。“转交到尉氏县公安局一个多月后，1月3日上午，尉氏县公安局一个副局长说程序不合法，尉氏县公安局不再接手这个案子。”刘凤选爱人张闪闪说。
映象网记者致电尉氏县公安局事故科一名司姓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证实经办过付信忠肇事一案，但他拒绝透露更多消息。
案件多次移交 肇事者曾任法院领导
事发8个月，案件在通许、尉氏之间转交多次后，现在进展到了哪一步呢？
2月4日下午，映象网记者联系上了通许县公安局事故科一名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最新的情况是，付信忠肇事一案已经被转交到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目前还没有结果。
开封市祥符区公安局工作人员表示，现在案子确实移交到了祥符区公安局，“现在我们正在看卷宗。”
关于付信忠公职身份，记者从通许县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付信忠确系通许县法院领导干部，曾任通许县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也担任过通许县反贪局局长等职务，“现在他已经退居二线了。”
对此，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庞理鹏律师表示，由于付某的工作原因，存在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可能，通许县公安局自行回避，符合法律规定。“但本案的犯罪事实、情节十分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重大复杂的请况，应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时限进行侦查并提起公诉。
“结合本案的情况，公安机关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限最长为7日，检察院批捕的时限为7日，逮捕后的侦查时限最长不得超过7个月。但截至今日，本案仍没有侦查终结已违反了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应尽快侦查终结此案并移送给检察院提起公诉。”庞理鹏说。
目前，刘凤选一家仍在多地奔波，希望能早日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 “开封县公安局工作人员对我们说，光看卷宗就得两个月，来回折腾这么多次，啥时候有结果就不知道了。”昨日下午，刘凤选妻子说，自己1岁多的儿子仍在医院，至今还未脱离危险。
（来源：映象网http://news.qq.com/a/20170205/014130.htm?winzoom=0.875  2017-02-05）

    尖子生是怎样炼成的？
　　孩子初升高，侥幸考上省重点。太太意犹未足，认为孩子本来可以百尺竿头，之所以不能更进一步，考进最好的中学比如华师附中，责任全在我——都是我一直纵容孩子的懒散。于是孩子初中毕业时，太太专门安排了一个饭局，美其名曰同学告别会，实际上只是请来几个同学家长——几个尖子生家长；酒过三巡，我才明白她是要给我上课。
　　不吃这餐饭，我现在都还懵懵懂懂，这餐饭吃完，我算大开眼界了，原来尖子生都是这样炼成的呀。整个初中期间，当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基本上就没正经事儿可干，都做孩子的全陪了。给孩子每天送饭送菜；周末陪孩子上这个辅导班那个辅导班；每年寒暑假放假之前，都要挖空心思到处打听哪门课哪个老师办的辅导班最好，然后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甚至自己跟着上课，孩子坐前排，自己坐后排，这样既可以监督孩子，也可以监督老师。
　　这么一来，孩子就跟职业运动员差不多了。几乎每个所谓尖子生的背后，都跟着一个专业团队，专职做生活服务，以及战略战术研究，情报搜集和分析。相形之下，我的孩子简直就是一个流浪猫，学习上我基本不管，冠冕堂皇的理由是信任孩子，但实际上是听任孩子只身迎战一个一个疯狂的狼群。
　　还好，孩子还没有败下阵来。但我并不想吸取什么教训，高中两年，我对孩子的学习上还是不太管。据说但凡省重点，现在都被家长包围了——他们在附近居民区租下房子，一家老小都住进来，专门陪孩子读书。
　　但我的孩子，还是每天起早摸黑赶公车，中间还要转车。我儿子的同班同学，现在都没有休闲，甚至上厕所手中都攥着书。但我儿子至少每天一次篮球照打。我儿子有个同班同学，全年级排名第四，考北大清华肯定有如探囊取物。但前提是，他父母对他的时间控制精确到每一个小时。只要有一个小时孩子成了断线风筝，父母都会惊惊惶惶，不停地电话寻人，直到孩子重新回到书桌前，心里才算一块石头落地。
　　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
　　竞技如此白热化，投入少一丁点，名次就会后退大半截。所以孩子的年级排名，一直徘徊在100到200名之间。很有几个老师，很多次语重心长地给我说，孩子其实大有潜力的，这样子可惜了。我都只是笑笑。我的考虑很简单，成绩是不是最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拼出精神病。
　　成绩最好，精神不正常又有何益？美国爱荷华大学两次震惊世界的凶杀案，凶手不都是从咱中国去的尖子生吗？我访问美国期间，翻译也多次谈到，北大清华好几个留美生，虽然专业上一直很优秀，但由于精神原因，最终都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要么进大牢，要么进精神病院。
　　在我看来，毋宁说，整个中国教育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病院。如果说运动员是牺牲身体健康来换取奖牌，那么尖子生不仅是牺牲身体健康，更兼牺牲心理健康。他们往往以心理残疾为代价来换取所谓优质学位。又岂止尖子生才是牺牲品，数量更为庞大的差生群体，他们一直在公开的歧视中生活，没有起码的尊严，没有起码的自信，他们比之尖子生更悲剧。
　　这其实是说，无论尖子生，还是所谓差生，他们的命运并没有根本的差异，他们都是千疮百孔。这种情况下，或许只有中庸之道，才是一个相对明智的选择？基于这个思路，一直以来，我都反对给孩子设定一个最高目标，而只主张给孩子划定一条底线。不求孩子跑在最前面，但求孩子别从底线上掉下来。我以为只有这样做去，孩子身体上心理上的代价才可能小一些，才是对孩子最大限度的保护。
　　在中国，做普通人实在太难
　　但是，我们的社会却不是这样设计的，我们的教育更不是这样设计的。像我这样来培养孩子，孩子就只能做一个普通人，而在中国做一个普通人实在太难了。我们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警车开道，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的交通肯定大成问题。我们也没有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来为普通人服务，除非你有特权或者特别有钱可以享受最尖端的医疗服务，否则作为一个普通人，你看病也肯定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的整个社会体系、教育体系不是均衡的网状结构，而是典型的金字塔，越往下机会越少，越往下资源越少。所以每个人都必须削尖了脑袋往上钻，必须让自己成为人上人。不是人上人就会是人下人，这种风险让每个人都不寒而栗。
　　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恐惧，那么浮躁。就好像背后有一个无形的血盆大口等着，谁落到后面谁就会被吃掉，我们只好没完没了地你追我赶，甚至不惜彼此践踏。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深知做普通人的艰难。所以，我既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付出巨大代价去做尖子生，又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做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人。
　　我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让我的孩子乘桴浮于海，彻底退出竞技。只有彻底退出竞技，你才有资格不服从它的一整套规则，才可以不受它的摆布。
　　这其实更辛苦，乘桴浮于海的经济代价，不是工薪阶层能够承受的。但我宁愿多熬夜，孩子也宁愿课余多打工。
　　退出竞技之后，孩子终于可以学学如何做菜，如何洗衣了；终于可以开始长途旅行了。这些其实是我早就想安排的。我对我的孩子其实有过很多安排，我想让他去武术学校学拳击，去急救中心学救生，去体育馆学游泳，去孤儿学校做义工。总之我认为我的孩子需要全方位的基础知识，尤其需要学习与人相处、与社会融合。
　　但是，所有这些安排都只能是纸上画饼，而又与学校教育绝缘。当我有机会出访美国和俄国，在剧院看到家长们带着三三两两的孩子一起看芭蕾舞，在美术馆看到老师们给成群结队的孩子讲解原版世界名画，我的感受非常复杂，既羡慕，又绝望：这才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可人的教育、爱的教育的春风阳光，什么时候才能普降到我们中国孩子的身上呢？
　　只是因为我的孩子即将乘桴浮于海，我才发现，原来有那么多的家长、那么多的孩子都在用脚投票，用这样的选择来抗议中国的教育。这样乘桴浮于海的孩子，应该每年不下10万之众吧。按每人每年消费15万计算，那么我们国家一年流失的教育投资就在150亿元左右。这种经济上的账，尤其是人心上的账，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算过？
（来源：当代教育家http://learning.sohu.com/20161223/n476697050.shtml 2016-1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