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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被精神病
重庆邓光英
株洲陈思明被当局诬为“精神病人”
【民生观察2018年9月22日消息】本网获悉，近两年从网络走到线下频繁参与维权活动的株洲维权人士陈思明在日前遭到当局派人登记标注其为“严重精神病人”身份的摸排调查，对方称是按照政府电脑内存的资料进行走访调查，遭到陈思明怒斥。
据悉，2018年9月21日下午四点多，两名自称株洲芦淞区庆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去到陈思明家中走访，以“社区医疗服务送到家”活动的名义了解陈思明的个人健康状况，并询问最近陈是否有服用药物，陈指自己身体健康，无需服用药物。对方随便询问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后，要求陈思明在一张登记表格上签名。陈见表格名为“严重精神病人摸排调查登记表”时即表示拒绝并怒斥质问，对方称政府电脑中有标注陈为”严重精神病人”的资料，他们也是“按照领导指示”前来完成工作而已。最后，来人在陈思明拒绝签字及逐客令下离开。
据陈思明透露，两名街道办工作人员的工作证显示是街道下面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但二人手中提着用来装表格等资料的袋子却是株洲市第三医院。在株洲众人皆知三医院为精神病医院，早些时候因对习近平画像泼墨的董瑶琼女士最后就是被送至株洲三医院以“精神病人”的名义进行强制治疗。
陈思明还透露，最近两年来，自己已经经历了四次当局对其以“精神病人”名义的威胁和骚扰。第一次是在2016年10月，当时接到一电话，对方自称是派出所警察，询问陈是否精神病患者，并威胁会送陈去三医院。第二次是在2017年6月，当时陈思明因纪念“六四”事件被庆云派出所传唤，期间同样有警察指其有“精神病”，但当陈质问该所教导员时，对方以“可能搞错了”为由推脱。第三次是在2017年9月，当局曾派人上门登记“严重精神病人”摸排调查，要求陈思明签字，被陈怒斥后不果。相隔一年后，当局故伎重演，第四次骚扰威胁陈思明。
陈思明表示，自己只是反对共产党的暴政统治，绝非精神病患者，当局此举只不过想以此为由将其强制禁锢在精神病院接受所谓的“治疗”（喂药和折磨）。
有律师认为，从不少以往的案例来看，确有不少维权人士或异议人士被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关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当局的这个做法很是巧妙，确实规避了很多的执法程序和法律问题，但此举无耻至极。对于“被精神病”的受害者来说可能是人生灾难，众所周知“精神病人”接受治疗时会被强制喂服不明药物，并会遭到毒打等虐待手段。一般接受过“精神病治疗”的人员基本会出现精神和肉体方面的损伤，严重者甚至落下病根以及死亡。律师同时指出，及时公开曝光、揭露此类暴行刻不容缓，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让国际社会清晰了解中共治下除常规剥夺、侵犯人权之外还有如此另类泯灭人性的恶性侵权罪行！
相关报道：株洲何家维、陈思明因纪念六四被拘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8/0603/17550.html
重庆张芬
姓名：张芬
性别：女
年龄：43
籍贯：重庆
受难者单位、职业
农民
案件发生地
重庆市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重庆市合川区维稳办彭某；合川公安黄燕；铜溪镇皂角村书记付小兰、邹隆华等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2014年12月24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至今仍在合川区精神病院关押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重庆市合川区精神病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合川区维稳人员认定她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张芬被绑起来打针，每天打两次，一直5天后才改成一天一针。还要一天吃2次药，一次3颗。被绑了7天后才把她放开。
有否联络方式
张芬儿子郑鋰宇：15002303945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张芬第一次被精神病院情况：2014年12月23日，付小兰和梳铺村委员邹隆华等5人来接张芬， 24日他们一行才到达合川。张芬被带到合川南津街派出所的讯问室，两人看着她，过了没多长时间就给她戴上手铐送到重庆市合川区精神病医院，医生没问什么就直接把她绑在病床上灌药。几个小时后才把她放开，以后每天让她吃两次药。
张芬第二次被精神病情况：2015年9月6日早上到了上班时间，警察给她做了简单问话之后就不再理会她。等到下午，郑国华和另外两个警察给她戴上手铐拉上车，车行驶到二桥头村时付小兰上了车。下午5点多钟他们到了重庆市合川区精神病医院，医生说没有家属签字不收，付小兰把门关上几人密谋一会儿，张芬乘机借别人电话告诉了家里。没一会他们出来，梳铺村书记胥锡林签了字。在付小兰的号令下他们齐心合力和医生一起把张芬绑在固定的木板上，就这样无力挣脱的张芬被强制打针、灌药，两天后的下午才被松开。
张芬悲愤至极，找到一块玻璃割腕自杀，被一名精神病人发现并告诉了医生。医生不但没有丝毫怜悯反倒再次把张芬绑起来打针，每天打两次，一直5天后才改成一天一针。还要一天吃2次药，一次3颗。绑了她7天后才把她放开。张芬说，用了药后就感觉脚跟发软、贪睡、没力气。为了防止她再次自杀，医院把她单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 20多天，也不准家里人看她。
张芬第三次被精神病情况：2016年10月13日张芬第三次被关进合川区精神病院至今已快2年了，具体情况不详。
案件来源：《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https://www.peacehall.com/news/gb/yuanqing/2016/01/201601131022.shtml收集时间：2018年9月20日
(责任编辑：民生编辑)
重庆张芬被关精神病院近两年
【民生观察2018年9月5日消息】本网获悉，重庆合川区访民张芬，于2016年10月11日被地方维稳人员强制从北京带回原籍，之后又被当地维稳人员送到合川区精神病院关押，接受强制治疗，迄今为止已被关押近2年。在此之前，张芬因上访也曾多次被关精神病院。
据重庆访民何清福讲述，2016年某天他曾去张芬所在的村帮其拍摄那些维稳人员的照片，当时他没进张芬的家，张芬家大概离村委会只有几百米远。同年国庆节期间，张芬在北京上访维权，后又在中纪委门前欲自焚抗议司法腐败，2016年10月11日张芬被截访人员抓住并强制从北京带回重庆。之后，张芬的儿子郑鋰宇被合川区南津街派出所叫去威胁，逼迫其签字同意送张芬去精神病院，如不签字就要把张芬送到拘留所拘留，随后张芬被送到精神病院关押，接受强制治疗，此次，已是张芬第三次被强制关精神病院。
何清福说，张芬第三次被关进精神病院，还是一个和他关系好的警察朋友告诉他的，否则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人去哪儿了。有一天，他去派出所玩，朋友对他说：你的那个网友（张芬）又在2016年10月13日关进“疯人院”了。听到此话的何清福心中暗惊，并说道，张芬其实根本没疯是被陷害的。
何清福说，2016年11月26日他去合川精神病院看望张芬，买了苹果梨子，到医院后他说了张芬的名字，可医生护士就是不让他见，还说要给政府打电话经同意后才能见。何清福说，他只是探望一下“病人”，你这又不是监狱为什么不让见？随后医生问他是张芬的什么人，何清福说，他是张芬的表叔，现在天冷了怕张芬没有厚衣物，这次来了顺便给张芬买一套，他只想问问张芬要什么样式什么颜色的，然后就在这儿给买一套。
可任他好话说尽，医生护士就是不让他见张芬，后来突然有道门打开了，他就顺势挤进去了，之后证实张芬被关在里面第三间屋里，张芬可以看到外面，而他隔着窗户却看不见张芬，张芬在里面喊他的名字，至此才证实张芬确实被关在合川区精神病医院里面。到目前为止张芬已被关了快两年了。
何清福表示，后来，又有5个重庆网友来到他家，也是专程打听去探望张芬，他给网友说了张芬的基本情况后，大家一同前往医院结果还是没见着人。之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查到了张芬儿子郑鋰宇的电话，刚开始打了两次对方还接，后来直接不接了，并微信回复他说，母亲张芬的事不用别人管。而张芬的父亲已经60好几了，张芬有个妹妹还真有点精神病，在这种情形下张芬的情况更加无人过问了，就是没病也要被关上几年。
前两次张芬每次被关精神病院大概三个多月，第二次被放出来后，当天晚上11点多了，张芬还给何清福打来电话，何清福当时在电话里问：张芬你在哪里？张芬说：她刚从“疯人院”里面出来，里面非常可怕，最要命的是里面真正的病人吃药她也得吃药，病人打针她也得被捆绑起来打针，不疯的人都要搞疯，这次如果不是朋友透露她的情况，恐怕她在里面被关死都没人知道。
据悉，张芬是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梳铺村二道桥村民，因遭遇车祸以及自家的鱼塘在修建铁路时被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遂于2013年开始上访。在上访过程中张芬遭遇了意想不到的迫害和摧残，曾被当地警方多次拘留。从2014年开始，当地维稳人员认定她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曾三次将她强行送到合川区精神病院强制接受治疗。
专访湖北枣阳被精神病人卫秀云
采访对象：卫秀云（女）
时间：2018年7月24日
地点：湖北省枣阳市沿河西路共产党一党专权下，一些手握公权者借“被精神病”来打击报复维权者，来解决影响地方稳定大局的“不稳定者”，这一现象已经不仅仅是道德的问题，更是一种野蛮的非法手段。强行“宣判”一个健康人为“精神病人”，反映出公权力不受制约下对公民私权的肆意摧残和践踏。对涉及私权的公权力使用，仅仅依靠立法禁绝公权力为心术不正的当权者所用，无异于空中楼阁平地起、镜花水月思中存。必须从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的顶层设计上予以有效制衡，才可能将公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饮鸩止渴式的公权力对私权的粗暴侵害，有效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不断增强民众的安全感，实现公权私权并行不悖基础上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
本网获悉，湖北省枣阳市太平镇会计卫秀云（女），因坚持揭发单位领导向下级部门索贿问题，被镇领导和维稳警方多次送进医院精神科“强制治疗”。2018年7月24日，本网志愿者来到湖北省枣阳市找到了卫秀云，对她做了一次被精神病情况的专访。
全文如下：
志愿者：卫秀云你好！据枣阳维权人士白建强介绍，您因为常年举报镇领导的索贿问题，多次被政府维稳部门送进精神病院关押“诊治”，我们想对这一情况做一个了解，对你做一次专访可以吗？
卫秀云：好的，我愿意接受采访，希望大家关注我的悲惨遭遇，希望大家帮助我进一步维权。
志愿者：请问你是为什么事情被地方政府送进精神病院“诊治”的？是什么人送你去的？
卫秀云：我原是枣阳市太平镇的一名会计，因镇政府时常向下面的村委会索要数额不菲的财物，而我家也是村民出生，深知各村委的艰难，所以就于2004年开始举报镇政府的腐败行为。但是，不曾想我的举报非但没有人查处，反而被上级透露给了太平镇镇政府。事后，镇政府就把我调离了岗位，并且时常对我威胁恐吓，为此我就开始到襄阳市和北京信访局上访，之后镇政府就将我列为稳控对象，多次将我非法拘禁在家阻扰我出门信访。我第一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是在2005年的元月3日。
当天，我们太平镇的镇政府工作人员马伟（音）带领多人，以帮我解决问题为由把我骗到湖北省武汉市，到了武汉市他们几人就把我押送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科交给医院关押。期间，医院的医生问我们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她真的是精神病人？”镇政府人员说：“她很偏执，喜欢上访告状，所以不管你们医院要多少钱，只要你们给她弄一个精神病（病例），我们就长期把她关在这里，你们医院可以创收，我们镇政府也可以防止她去北京上访。”事后，我就被关在这家医院里一天，次日该院的一位领导来查房，发现我不像精神病人，就要求医生为我做一次精神疾病体检，体检的结果显示，我的精神状态在正常范围（有检查结果证明书）。医院院长得到这个消息后，就立即通知精神病科室的医生说：“赶快通知镇政府让他们24小时之内来把这个人领走，如果镇政府不来领，就通知她的家人来领，这样伪造事实把一个正常人关进精神病院是很严重的违纪问题，如果被曝光，我这个医院院长恐怕都当不成了。”后来，我的哥哥接到通知赶到医院来把我接出了医院。我和哥哥返回枣阳市后，我又开始继续上访举报。
上访期间，我又多次被镇政府人员和警察非法绑架、拘禁，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枣阳市维稳警察把我拘禁在北京的一个收费室内长达七个月之久。
志愿者：你此后还有没有再被关精神病院？
卫秀云：有。大约是2006年1月4日，我们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突然通知我说“你举报成功了，政府和检察院决定给予你奖励和补偿，你赶快到检察院去办手续。”，等我到了检察院门口，镇政府的几名工作人员就一哄而上，把我绑架到了襄阳市精神病院关押“诊治”。期初，是镇政府人员的几个人把我推进医院的，进了医院后，又由医护人员管控我，他们很快就抢走了我的随身物品，然后扒掉我的外衣和皮带、鞋子，把我捆绑在一张大铁床上，开始给我强行灌药，而我就拼命反抗，他们就使劲的把我的双手勒紧，直到把我捆绑了六天六夜无力反抗后，他们才给我松绑。松绑后，我的双手已经被肿胀麻木，失去了正常功能，时至今日都没有恢复，12年了，我的双手依然严重红肿疼痛，完全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基本残废了。还有，他们接连6天给我强灌不明药物，导致我的眼睛出现病变，长期流泪。
志愿者：你知道绑架你去精神病院人员的姓名吗？
卫秀云：知道，是太平镇党委书记王兴国（音）以及妇女主任等党委委员6人绑架我到精神病医院的。
志愿者：你还记得那家精神病医院的名称吗？
卫秀云：记得，是湖北省襄阳市“安定医院”（音）的四病室。
志愿者：医生有没有给你检查你是否患有精神类疾病？
卫秀云：没有给我做检查，医院伪造了一份病例说我有精神病，并且医生还多次恐吓我说：“政府把你交给我们，就是要整治你喜欢上访告状的毛病。现在，我们把你和疯子们关在一起，你怕不怕？看你还上访不上访了？”
志愿者：你在医院里有没有被殴打的情况？
卫秀云：有啊！他们接连六天给我灌药，而我拒绝服用这些不明药物，这时医护人员就会揪住我的头发，打我的脸，然后捏住我的鼻子，再用筷子撬开我的牙齿往嘴里灌药。有一次，我咬紧牙关坚决拒服，他们就拿来一双筷子强行撬我牙齿，结果把我的一颗门牙都撬倒了，嘴唇也撬破了，鲜血直流他们也没有住手，接着他们把筷子插进我的嘴里乱撬，直到撬开我的嘴把药物灌完才放手。灌了药以后，我就开始慢慢晕厥过去，毫无知觉，就连大小便都失禁了，醒来后我发现床上满是污垢，呼叫医护人员给我松绑清理，他们也不肯。直到现在，我的这一颗牙齿都没有恢复，牙齿已经变黑还经常流血，我的嘴唇到现在还有一块明显的黑色伤疤。
志愿者：你跟精神病人住在一起有什么样的感受？
卫秀云：医生把我和十几个女精神病人关在一起，这些女病人有老有少，她们是真正的精神病人，她们会时常突然大喊大叫，或者突然高声唱歌，特别是在半夜里她们也会有这种情况，非常恐怖。还有一些病人会将床被蒙在头上到处乱跑，跌跌撞撞，让人难以入睡。也有一些病人会突然龇牙咧嘴，像是要打人的样子，我很没有安全感，精神高度紧张。我觉得，镇政府把我关在精神病院还有另一种企图，就是她们想以此来恐吓警告我，让我以后不敢再去上访。再有，她们把我送进精神病院“诊治”并伪造病例，这样她们就可以说我是一个精神病人，以后我的上访举报行为，就会被认定为无效信访。
志愿者：在你被关精神病院之前，你的日常生活都正常吗？有没有在医院查出患有精神病？有没有暴力自残或殴打伤害他人的情况？
卫秀云：在我被关精神病院之前，我的日常生活一切正常，从来没有查出过我患有精神类疾病，我们家族也没有精神病遗传史，我也没有暴力自残和伤害他人的情况，我与工作单位的同事及邻居都相处的不错。
志愿者：你最后是怎么出来的？
卫秀云：是我被关了六天六夜，我女儿的爷爷得到消息后，专程赶到襄阳市“安定医院”强烈要求放人，不然他也要去上访告状，我们镇政府怕事情越闹越大才通知医院放我回家的。
志愿者：经历了被关精神病院的折磨，你此后还敢去上访维权吗？
卫秀云：刚被放出来的一段时间确实有心理阴影，心有余悸，毕竟在里面被捆绑了六天六夜备受折磨。但是，随着我对法律知识的学习，我开始克服了恐惧，我觉得应该感到害怕的是那些违法犯罪的政府人员，而不是我。之后，我在家调理了一段时间，修养了一下身体，而后就又开始踏上了上访维权之路，时至今日我依然在坚持上访举报，目前我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这就是枣阳维稳部门已经答应给我和女儿被他们殴打赔偿三万元钱。
志愿者：你的女儿也被维稳人员殴打了吗？
卫秀云：是的，我女儿在北京上大学，有一次我躲过维稳人员的监控跑到北京准备上访，枣阳市的维稳人员就追到了北京市，但是他们一时找不到我的人，就找到了我女儿的学校。到了学校，他们谎称是镇政府给我女儿送助学补助的，以此把我女儿骗出了学校，我女儿走出学校后，他们就把她拖到一处偏僻处拳打脚踢，把我女儿打的遍体鳞伤。此后，他们就要挟我女儿拨打我的电话求救，我接到女儿的电话后赶忙跑来，结果，维稳人员就把我强行绑架回枣阳拘禁了很多天。事后，我要求他们赔偿但遭到拒绝，为此我又多次上访投诉，最后经过我多年的努力，他们最终答应赔偿三万元。虽然他们对此事做了赔偿，但他们对其他的迫害行为却没有赔偿，所以我还是要坚持上访举报。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祝你早日维权成功！
卫秀云：也谢谢你们的关注，希望社会各界给予我帮助。谢谢！
律师和董父株洲三院找董瑶琼被带走
【民生观察2018年8月1日消息】“泼墨女孩”董瑶琼在传出被以强制治疗”精神病”为由送至湖南株洲市第三医院后，经当地公民朋友积极寻找和核实，基本确定董瑶琼确系在株洲三院“强制接受治疗”。今日，董父从被软禁的攸县老家村庄逃出，与律师一起去到三院寻找女儿被警方带走。董建彪发声明不相信女儿有精神病。
据悉，一度被软禁在攸县老家的董建彪是在7月29日趁看守人员不备从村庄逃出，辗转与律师汇合后，在今日上午，董建彪与李贵生律师及文东海律师一起去到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找到该院医务科后提出要求会见董瑶琼，医务科工作人员以需要汇报为由离开办公室，随即有十来个便衣警察出现，准备强行带走三人，在律师要求来人出示证件及质疑为何无故带人走时，便衣警察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律师配合调查。律师表明自己正在依法代理案件，没有理由无缘无故被调查。最后便衣警察在得知律师是来找董瑶琼时，以董建彪曾扬言要搞爆炸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为由，强行将董建彪带离医院接受调查。
在董建彪被强行带走后，两位律师继续与医院交涉，因院方拒绝接待，双方发生口角，医务科报警后，有警察出现，指文东海律师的执业证书已被吊销，不具备代理资格，并将两位律师一起带到桂花路派出所。派出所先是要求两位律师为此事做调解笔录，然后要求文东海律师作出书面道歉。据称是文东海律师在与医院医务科冯姓团委书记交涉时曾拍桌子，该男子扬言不接受口头道歉，一定要文东海作出书面道歉。
文东海律师断然拒绝了医院的无理要求，为此派出所一直要求文东海照做。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株洲警方派出一名自称为株洲市律师协会的尹姓律师进行游说，同样遭到文东海的拒绝，最终株洲警方在下午四点时将两位律师释放。期间，株洲及长沙的十多名公民朋友到场声援。
据知情人透露，董建彪在与律师汇合后，将一份有关女儿“被精神病”的声明交由律师。董建彪认为女儿没有精神病，并提出几点要求：一、不相信女兒有精神病；二、要求当局批准其探视女儿；三、要求查阅及复制董瑶琼的病历；四，要求带女儿回家；五、要求株洲市第三医院三日內答复。董建彪在桂花路派出所做完笔录后被攸县警方派人接走，估计会继续被软禁在老家。
当地警方称，无法证明董建彪即是董瑶琼的父亲。此前，警方将董建彪和华涌从丽江带走后，即收走了董建彪家的户口本。
另外，株洲公民欧彪峰和尹周全相继于今日凌晨一点多钟被株洲芦淞区警方强制传唤，被控制十七个小时后，至今日傍晚六点多才被释放。据称，株洲警方认为7月29日董建彪从老家逃出及与律师汇合之事均与二人有关。
曾新东因谏言身份证设计被精神病
【民生观察2018年7月31日消息】本网获悉，深圳公民曾新东，因质疑身份证设计失误，并长期建议政府改进身份证设计，被深圳维稳当局指为“有精神病”，于2017年8月强制扭送精神病院，并关押至今。此外，曾新东的家人也因找到医院要求放人，被警方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威胁要拘留，导致其家人不敢再去要人。
据知情人透露，在2005年底，深圳公民曾新东，因在银行办理储蓄卡时被要求复印二代身份证，当他找到复印店准备复印之时，复印店老板却告诉他说：“因为二代身份证上的居民信息是印在正反两面的，所以双面都需要复印，成本增加，复印费也相应贵一些。”最后，曾新东多付出了4角钱的复印费。曾新东觉得，他个人多付出了4角钱复印费看似小事，但是联想到全国居民因各种需要复印身份，国民预计每年要多支出复印费约两亿元。每人多掏2元钱或许不值一提，但全国每年浪费两亿元呢？每年两亿元钱可以救助很多失学放孩子，可以救助很多无助的病人……这是一笔巨大的浪费。
“为什么一定要把信息放在二代身份证的两面呢？”曾经开过复印店的曾新东感到十分不解。并且曾新东还认为，即使可以将两面复印在一张纸上，那也需多花钱——这些成本包括人工、机器磨损和墨粉、电费等耗材。
曾新东精通计算机，为了求得改进，他又在电脑上将“二代证”的信息重新设计排版。他发现：二代证虽然绝对面积有所减少，但因字体精细清晰，按比例精确测量计算，相对表面面积反而增大（绝对面积：身份证的表面面积；相对面积：能够容纳的文字信息量），所以，居民身份证上的所有信息，是完全可以放在同一面上印制的。因此，曾新东认为，第二代身份证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
曾新东认为“这不是一个小事情！”他开始为此辗转难眠。爱较真的他推算了一下得出结论：全国居民在很多情况下，诸如办理户口登记、升学就业、婚姻登记、出入境手续、金融业务、社会保险、产权登记、领取社会救济等都需要复印身份证。如果按年人均因各种需要复印身份证5次、每页平均0.4元估算，年人均多花复印费2元。再按照16岁以上人口约10亿人，即使1/10的人有复印需求计算，那么全国每年多支出复印费就是两亿元。
2005年12月，曾新东开始向国家相关部委写信，建议立即停止现行“二代证”的制作和发放并及时做出修改，另外还附上了自己的改版参考方案。
2006年上半年，曾新东因为复印二代身份证，又多花了复印费30元。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呼吁“二代证”改版的决心。从那时起，他连续向国务院及多个部委发出了数十封信函，其中一封被国家信访局受理转交公安部办理。
不久，他与“二代证”设计部门——公安部二代身份证办公室取得联系。相关人员解释说，现有的设计方案主要考虑到少数民族身份证的部分内容有两种文字，必须两面才能装下。而全国的身份证不可能有两个设计版本，所以就一刀切了。
但曾新东认为这个理由不充分，从已经使用了二十多年、略显粗糙的第一代身份证来看，少数民族的身份证按规定只有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住址五大内容含有少数民族文字，并且所有内容可以完整地排放在一面。另外一个有力的证据是：与第二代身份证尺寸一样大小的新版临时身份证上，所有信息都排在了同一平面，包括少数民族的临时身份证。
在向各部委反映的同时，曾新东也把他的质疑和建议公布到了互联网上，这一公布引起了大量网民的广泛赞同，并且也引起了部分人大代表的关注与支持。2007年3月，少数民族人大代表周桂英、徐钦恒在出席“两会”时提议：中国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为避免进一步巨大浪费，应立即改版二代证。建议还得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姜明安教授、著名律师肖太福博士等专家学者的支持。
2007年1月22日，曾新东就此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天后拿到法院不受理的裁定书。他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后还没有接到回复。曾新东的诉讼代理人程海律师称：“第二代身份证其实是仿照香港的智能身份证来设计的。将信息印在两面，可能是从美观上考虑，但是我们没必要像他们那样浪费。况且从技术上来讲，‘二代证’的改版完全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曾新东则表示：要将“二代证”改版坚持到底！曾新东表示“以人为本，就要从这些小事做起；构建节约型社会，就得从这些小账算起。”
此后，曾新东又对二代身份证的设计产生了新的质疑，如：
1.有效期在反面，如果身份证到期了，作假时只要拿别人的身份证反面复印就可以了。
2.没有条形码。如果有了会更方便——在输入身份证号码时，只要像超市一样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3.收费高，办新证比一代证提高10元人民币。
4.没有补充密码和报案密码。补充密码用于报失，别人捡拾、盗取、抢劫后，进行非法使用即可被抓获的密码；报案密码是被他人胁迫使用身份证，输入该密码仍功能正常，但同时报案被胁迫、陷身的密码。
5.不能异地办理，大幅增加了居民办理身份证的资金、时间、往返等成本。
6.现在都高科技了，能不能把新一代身份证变成一个可以不断写入各类信息的集约性存储卡？就和西班牙、马来西亚等国家那样“一证在手，通行天下”？这样的话，出门时只需携带一张背面嵌入一小块芯片的数字身份证，即可把它当作护照、驾照、暂住证、信用卡、医疗保健卡等使用了。
2008年间，曾新东因未获法院回复开始上访投诉。但是，他又因上访投诉，被地方维稳部门列为了重点维稳对象。2010年，曾新东被其辖区街道办出资强制送到湖南娄底市“康复医院”（精神病医院）关押三个多月。2011年，曾新东又因坚持上访，再被其街道办党工委送进了深圳市南山区精神病康复协作单位“梅州大埔民康精神病医院”强制住院三年多，直至2014年底其亲属要求接其回家过春节才予以释放。
2015年后，曾新东又开始上访维权，此后他又被深圳市维稳部门押送到精神病院长期关押。
2017年上旬，曾新东被释放回家，但他很快又开始上访维权。2017年6月1日，曾新东被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举报闹事，后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2017年7月20日，曾新东被深圳市公安局粤海派出所委托广东南天司法鉴定为：曾新东在案发时有“偏执型精神障碍”。2017年8月4日，曾新东被转移至深圳市宝安区“任达残疾人托养中心”强制关押治疗。时至今日，曾新东仍被关押在此，关押期间他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并且连依法享有的通讯自由也被非法剥夺。
2018年伊始，曾新东的家人委托黄沙律师代其维权，希望深圳当局早日释放曾新东回家。2018年7月，黄沙律师找到曾新东的关押地，要求依法会见曾新东，但遭到拒绝。此后，黄沙律师找到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投诉，近日宝安区民政局给黄沙律师出具了一份《深圳市宝安区民政局关于黄沙信访件的答复意见》，该意见书显示：目前，深圳市宝安区“任达残疾人托养中心”同当事人和家属（曾新东哥哥及侄儿媳妇）以及南山区粤海街道办三方就当事人事件进行沟通，已初步达成共识，由南山区粤海街道办近期内接当事人出院并安排其他地方进行康复治疗。
对于这份答复意见，黄沙律师并不认可，他认表示：曾新东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的人（有深圳市南山区法院2015深南法民一特字第18号判决书为证），没有任何法院判决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总则》第二十四条规定，非经法院判决不得认定成年人无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故曾新东不应当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精神障碍患者，但曾新东却被强制住院。
另，就算曾新东属于精神障碍患者，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曾新东从来没有《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的自残或危害他人的两种行为，故曾新东不应当被强制住院。
专访湖北枣阳被精神病人白建强
采访对象：白建强（男）
时间：2018年7月24日
地点：湖北省枣阳市湖北枣阳市维权人士白建强（男），因坚持举报枣阳市国企城投公司侵吞公民财产，遭枣阳维稳当局绑架、拘留、关精神病院迫害。2014年5月，白建强在北京旅游之际被枣阳维稳人员抓回拘禁10天，后又被绑架到襄州精神病医院关押迫害56天。2016年3月1日，白建强准备搭乘火车外出时再次被维稳人员绑架到襄州精神病院关押迫害70天。2017年9月22日，白建强在枣阳市武装部附近行走时又一次被维稳人员绑架到襄州精神病院迫害约一个月时间。2018年7月24日，本网志愿者来到湖北省枣阳市，对白建强多次被维稳部门关进精神病院一事进行了专访。
志愿者：白建强先生你好！我们通过网民介绍得知，您因为举报长期举报国企，被湖北省枣阳市维稳部门三次关进精神病院迫害，我们想向你了解一下事情经过，你能介绍一下吗？
白建强：可以。我因为长期举报枣阳市国企城投公司强拆、侵吞我母亲的房产，被枣阳市维稳当局列为了稳控对象，并被枣阳警方多次拘留、被枣阳北关村村委会领导多次绑架、拘禁、三次强制关进精神病院迫害打击。
志愿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被关进精神病院的？是什么人把你关进去的？
白建强：2014年3月1日，我在襄阳火车站准备进京上访，突然被枣阳市北城派出所警察耿安强和枣阳市北关社区领导蒋直峰、郭文章等人强行抓到北城派出所关押，第二天警官陈春哲把我骗到审讯室，他写了一份文件让我签字，我发现与事实不符就拒绝签字，后来他说让我写个拒签，然后就把我押到枣阳市第二看守所非法拘禁了8天。2014年5月间，我来到北京准备到国家信访局上访投诉时，又被枣阳维稳人员绑架回枣阳市非法拘禁了10天，直到6月7日才解除拘禁。拘禁解除后，我辖区的枣阳市北关村领导郭文章、王忠义等人又勾结黑势力人员，把我绑架到了“襄州朝阳精神病医院”关押迫害。
志愿者：你被关进精神病医院后，医院怎样处理的？
白建强：襄州精神病医院违规接受了我们北关村领导蒋直峰假冒我亲属的签名，将我收治进医院后就把我五花大绑的捆扎在病床上强行注射不明药物，注射之后，我就开始大脑一片空白，再之后就迷迷糊糊地昏睡过去了，也不知道昏睡了多久，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头昏脑涨，并且身上出现了多出青紫伤痕，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东西伤害了我的身体，导致我浑身疼痛。在我醒来以后，医院就开始逼迫我每天吃药，不吃就打人，我接连吃了50多天药。
志愿者：医院逼迫你吃的什么药？
白建强：不知道。医院就是每天拿来一些药片强迫我吞下，我曾经问过他们这些是什么药物，但他们不告诉我，只说叫我不要管那么多，赶快吞下，不吞药就要强灌。
志愿者：医院用药，服药者是有知情权的，并且有些人对某些药物可能过敏或者有禁忌，这些医院都不管不顾吗？
白建强：那他们不管，只要被关在这里，那就只能任由他们随意摆布了。
志愿者：你所在的医院里有没有虐待病人的情况？
白建强：主要就是捆绑、强制吃药、殴打不听话的病人。再就是，医院的伙食非常差，简直难以下咽，我经常吃不下去饭。还有，那里面的卫生条件差得很，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随意大小便的情况很多，住在里面很脏很臭、很难受。
志愿者：你们多人一个病房？你与普通精神病人住在一起，精神上会有压力吗？会感到恐惧吗？
白建强：我们一间病房有15、6个人。我刚进去的时候，与这么多精神病人同住一室，确实很害怕，因为这些精神病人言行怪异，时常大喊大叫或者敲击东西，也有些人半夜突然哀嚎，很恐怖的。因为这些原因，我刚进来的一段时间里根本无法入睡，精神高度紧张、恐惧，而这导致我失眠、体重大幅下降。后来随着关押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开始慢慢麻木了、习惯了。
志愿者：你住院的费用是怎样解决的？
白建强：我被强制送进来的时候，是村委会领导支付的住院费用，后来我出院时，村委会领导又给了医院一笔钱，并且他们还逼迫我交四千元钱交给医院，否则就不放我出来。
志愿者：2013年5月1日，我国开始实新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已经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请问，你在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前有没有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
白建强：没有，我被抓进精神病院前根本就没有自伤和危害他人的行为，我仅仅只是想到北京去依法上访，就被辖区警方和村委会领导非法绑架及强关精神病院的。
志愿者：依据上述法律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请问，你是自愿住院治疗的吗？你在医院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吗？
白建强：我不是自愿住院治疗的，我根本就没有精神病，我是被维稳当局强制绑架关进去的，并且我在医院里反复告知医生我不是精神病人，多次要求出院，但医院根本不听，他们说医院只对送我来的村委会领导负责，没有送医领导的同意，医院是不会放我出院的。还有，我刚被送进来的时候，医院领导交代看护人员说，如果有陌生人来打听我的下落，就告诉他们医院没有白建强这个人，防止外界知道这个被精神病人的情况。
志愿者：据了解，一些基层政府对待有违稳定大局的信访人员常常采取“非常之道”，将他们残忍的强送精神病院，无期限的关押稳控，以实现所谓的一方“平安”的虚假政绩。而这些被“精神病”患者又常常无法自证正常。医院又只对支付医疗费的人负责，住院期间没有任何纠错机制，投诉、申诉、起诉无门，这些被精神病人在医院里被当着真正的精神病收治，其身心苦不堪言。请问，你感觉你是不是也遭遇到这种情况？
白建强：是的，我就是典型的因为举报信访被权力部门绑架关进精神病院稳控的一个案例，这些维稳的权力部门为了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践踏法律、侵犯人权，将我一个正常人残忍的关进精神病院里，实施捆绑、殴打、注射、灌药等折磨，其目的就是为了所谓的“一方稳定”，并且借此恐吓阻止我，让以后再也不敢再去上访举报了。
志愿者：你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什么时候被放出来的呢？
白建强：是被关了56天后的7月间被放出来的，是经送医村委会领导同意并且补缴了部分住院费用后，医院才放我出来的。
志愿者：你第二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候？谁关的你？为什么关你？
白建强：第二次是2016年3月1日开始的。2016年3月1日，我在南阳火车站准备进京上访时，被枣阳维稳警察赶到车站拦截搜身，之后警察就抢走了我的红米手机一部、小米专用充电宝一个、充电器一个、身份证一张、电池一块、火车票一张。再之后，他们又把我绑架到了襄州精神病院关押整治。没过几天，该院长陈克举又把我转送到了“丹江口市优抚医院”精神科，非法拘禁我70天。他们这次关我精神病院，主要还是为了防止我进京上访。
志愿者：你这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在里面又有什么样的遭遇？
白建强：这一次与上一次差不多，也是捆绑、灌药，如果不听话、不吃药，医生就会指使其他病人殴打我。
志愿者：你这次先被关在“襄州精神病医院”，几天后又被转往“丹江口市优抚医院”精神科，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转院吗？
白建强：那是因为我被抓进“襄州精神病医院”以后，我的一个朋友发觉联系不上我了，就找到这个曾经关押我的“襄州精神病医院”了解情况。最后，医院不承认我被非法关押在此，为了杜绝再有亲属和朋友来搭救我，维稳部门就联合院方，把我转送到了一百多公里外的“丹江口市优抚医院”精神科关押。
志愿者：这一次是什么时候放你出来的？
白建强：这次是被关了70多天后的5月10日左右放我出来的，我被放出来以后，就找到我们村委会的维稳领导蒋直峰，向他索要我被抓之时遭抢走的财物，但是蒋直峰只到公安局给我拿回了我的红米手机一部，其它被抢物品无一归还。
志愿者：第三次又是什么时候？为什么事？
白建强：第三次是在2017年9月22日的中午约11点左右，我在枣阳市武装部附近行走，突然遭到多名不明身份人员的绑架，当时我的孩子还打了110报警，110和枣阳市北城派出所警察出警并登记了，但并未破案追责。被绑时，那些人抢走了我价值3000多元的OPPO手机一部、钥匙一串，之后又把我绑架到“襄州精神病院”关押。进院后，又是每天强行逼迫我吃不明药物。在被关押了约一个月时间后，可能是药物的毒副作用，导致我高烧42度，我当时头晕目眩，拉血不止，该院的张医生对我医治多日，但病情并未好转反而日趋严重，已经出现了生命垂危的迹象。这时，该院院长陈克举和张医生才把我送到我们北关村村委会。我们村委会的村领导王忠义见此情形，就不停的拨打电话请示上级维稳部门。最后，村委会把我送到了“泰兴医院”治疗。在我病情稍有好转之时，我就回家找我的举报材料，但此时我发现，我的一份重要控告材料不翼而飞，并且家中的现金约1000元（都是一元纸币及很少部分五角纸币），以及家里的一把钥匙也被偷走。我认为，我家中失窃，很可能是维稳部门所为，因为如果是窃贼，又怎样会盗窃我的重要举报材料呢？只有防止我举报的维稳部门才有这样的动机。
志愿者：你的举报信访之路真是很坎坷啊！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白建强：今后我还会继续向上级部门举报信访，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回我多次被抢和盗窃的所有财物；要求政府依法查处枣阳市城投公司违法强拆、侵吞我母亲财产的违法行为，按照规定赔偿我和母亲的各项损失，追究相关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
志愿者：好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江西脑控受害者钟志勇被强治精神病
【民生观察2018年7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2018年7月18日，江西南昌生物生化电磁波辐射（脑控）受害者钟志勇，因进京上访，回家后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强行送进精神病院治疗。
2018年7月18日上午，脑控受害者钟志勇正在家中睡觉，突然接到辖区派出所警察电话，说找他有点事，让他去派出所一趟。钟志勇来到派出所后，结果被派出所约十个民警强行带到江西精神病院进行精神病治疗。在精神病医院里，钟志勇拒绝一切精神病检查。钟志勇七十岁的母亲得知情况后立刻赶到医院，坚称儿子没有精神病，并强烈要求警察和医院放人。医院欲放弃收治钟志勇，但现场的警察却坚决要将钟志勇强制送进医院治疗，最后钟志勇被强行押进精神病院住院部。过后，钟志勇的母亲拒绝在精神病强制住院单上签字，后由该派出所所长代为签字。
之后家属提出疑问，为何要将钟志勇强制精神病院治疗，派出所给出的理由是：“钟志勇多次去北京上访，且是维权群体中的带头人，已经犯法”。派出所同时规定，没有派出所同意，谁都不能探视钟志勇。
钟志勇的朋友们在得知消息后，于7月23日与钟志勇的母亲一起前往江西精神病院探望钟志勇，却遭到医生和护士的拒绝。无奈朋友们来到医院楼梯拐角处，试着向钟志勇发送微信视频，没想到钟志勇马上接了视频，大家通过视频简短问候，同时安慰钟志勇不要害怕和担心，朋友们正在想一切办法营救他，而钟母看到儿子后，瞬间情绪激动伤心流泪。随后，钟志勇母亲和朋友们先后来到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南昌市公安信访局反映了钟志勇的情况，但得到的答复却是回家等候。
据钟志勇朋友反映，钟志勇是一名声波受害人，俗称脑控受害者。他大约是在2009年的时候遭到这个高科技迫害的，当时他第一次受到这种东西攻击的时候，总认为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幻听，后来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他非常健康，没有心理等方面疾病，但他总是听到一种语音灌输，是一种侮辱、打击、甚至攻击社会的语音。
今年6月25日到30日，近百名脑控受害者聚集在北京集体报案，这是他们继去年5月、11月之后的第三次进京报案。钟志勇也参加了此次报案，他们去了最高检、最高法、公安部、政法委、监察局等12个部委投递材料，可没有哪个部委接受他们的材料、认可他们讲述的事实。而就在钟志勇上访回家后不久，他就被当地派出所报复性强行关进精神病院治疗。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第三十条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第三十二条 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依照前款规定要求再次诊断的，应当自收到诊断结论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提出。承担再次诊断的医疗机构应当在接到再次诊断要求后指派二名初次诊断医师以外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再次诊断，并及时出具再次诊断结论。承担再次诊断的执业医师应当到收治患者的医疗机构面见、询问患者，该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公示经公告的鉴定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应当指定本机构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二名以上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并及时出具鉴定报告。显然，钟志勇没有伤害自身的行为或危害他人的行为，也没有危害他人的危险，当地派出所在未经其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强行送精神病院住院治疗涉嫌违法，医院收治涉嫌违法。
一些自称受脑控的人士认为：目前生物脑控武器实验的目的，就是收集(生物脑控武器)实验受害者，在不同极限环境下大脑所产生的思维及生理反应所产生的生物电波，各国政府都有此脑控武器，只是各国都在打着为人类进化的更完美，未来生活更规范的美丽谎言，所以也都在拿弱势民众在做残忍的先期试验，都在竟争脑控武器更完美而己。
脑控武器的发展，最终将以电脑程序的方式来约束人的行为，也就是说人在出生以后，人的(大脑思维生物电波)都将以名字的方式编入国家电脑生物数据库，然后用电脑编制程序来掌控人的行为准则，如:生物脑控武器操纵者在特定人的工作场所，不停地向目标人员输送控制其所需的生物电波，以操控目标人认真工作而心无杂念。目标人下班以后，同样遭到生物脑控武器操纵者的控制，被输入买菜、做饭、收听收看特定节目等这种潜意识规范性的生物电波，以掌控弱势人的生活，让弱势人成为木偶。
如目标人违反或违规，电脑将自动锁定当事人，并向监管安保人员显示当事详细资料，或向违规人员发出生物电波以心理暗示，来提示违规人员，以此来达到特权阶级眼中的所谓人类文明。其实很多影片都以科幻的手法告知了人们，只是民众还末觉醒而己。
另一种目的就是一些生物界的专业科学狂人、痴迷者，为满足成就的欲望，所以利用特权.打着美丽的谎言，在部分民众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大量民众大脑实施残忍、邪恶的生物脑控武器实验，为的就是收集人类在不同极限环境下，大脑所产生的各种思维及生理反应所产生的生物电波，然后输入机器人的数据库，这样机器人的反应及在各种条件下的反应就可以几乎完全于人类相同，梦想以机器代替人类。目前，通过拿众多民众做实验的成果，以达到掌握人类大脑的奥秘，并以达到人脑与机器结合。
《时代》杂志文章指出，发明家、计算机科学家雷蒙德·库兹韦尔相信，信息技术的奇点将在2045年到来，届时，人工智能将超越人脑，人类的意义彻底改变，与机器融合为“超人类”，并借助科技的发展而获得“永生”。
当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慧时，人类的身体、思维乃至人类文明都将发生彻底且不可逆转的改变。库兹韦尔相信，这一刻不但无法避免，而且还迫在眉睫。根据他的推算，大约34年之后，人类与机器融合，人类文明即将终结。
终结违法的“被精神病”政治迫害
据微信披露，湖南省株洲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于7月24日通知株洲籍上海泼墨女、现关押于该院的董瑶琼的村民，让他们告知董瑶琼的父亲董建彪前去交纳医药费。而据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第三医院的医生录音：“她（董瑶琼）是一个政治犯，境外势力支持她反对共产党，她的政治关系复杂，很不纯洁，她不能随便与外人联系。”这说明董瑶琼完全不是精神病，而是被当作政治犯送入精神病院“治疗”的政治迫害，即是“被精神病”。民生观察对上海及湖南警方肆意通过“被精神病”来迫害异己的违法侵权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董瑶琼，1989年出生于湖南省株洲市攸县，曾就职于好租科技上海分公司，本月4日上午八点左右，到上海海航大厦门口，向张贴的习近平画像泼墨，并说：“独裁暴政，我对它恨之入骨。”随后将拍摄的视频上传至网络。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董瑶琼在网上发出消息称：“现在我的门外有一群穿制服的人，待会儿我换好衣服就出去。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伤害我的人和组织”。随后董瑶琼与外界失去联系。
后来据董瑶琼在株洲老家的父亲董建彪7月13日向外披露，上海国保曾前往株洲传讯他时，说董瑶琼泼墨的行为是“攻击国家领导人”。随后据知情者透露，上海当局要求专家鉴定董瑶琼患有精神病，并指示上海警方将她送回老家湖南省，让她住进湖南省的精神病院。
另据多名湖南公民行动者披露，董瑶琼于16日被上海警方送回老家湖南省攸县桃水镇，与她的母亲和弟弟见面后，即被带往株洲市第三医院入院，该医院为一所精神病院。董瑶琼的母亲周莲娇也对外界说，自己在广东工作，接到儿子电话才知董瑶琼被捕，当局有关文书让她过目后，就即被收走。她说，上海政府安排的专家确诊董瑶琼患上精神病，与株洲市第三医院的鉴定结果一致，现在只能听从政府安排。董瑶琼的父亲和前夫均否认董瑶琼犯有精神病。
对于董瑶琼是否真犯有精神病，株洲三院的医生已经在电话中泄露了秘密，那就是“政治犯”，而不是什么精神病。而另一方面来说，纵使董瑶琼真犯有精神病，也不应该是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因为根据中国《精神卫生法》有关规定，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治疗者必须符合两种情形之一：一是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二是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而董瑶琼显然没有任何这方面情况。
董瑶琼仅仅因为向习近平画像泼墨，以表达自身对专制暴政的不满，这在现代文明法制社会纯属公民意见表达，充其量就是属于损害广告，需要对损失进行赔偿，而不会联系到精神病上。但上海与湖南当局却将董瑶琼关入了精神病院。这是种典型的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被精神病”迫害。
所谓“被精神病”，通常表现为不该收治的个人被轻而易举地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医院只对支付医疗费与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力的人与单位负责，住院期间没有启动任何纠错机制，受害者投诉、申诉、起诉皆无门。而从目前揭露的被精神病在医院遭遇情况来看，不仅限制了人身自由，而且那种强制吃药，绑架殴打，辱骂隔离，不许亲人会见，将正常人迫害成精神病等等，给人身心折磨，是典型的酷刑，是一种极其严酷的摧残迫害。
对董瑶琼今天的遭遇，了解中国现实人权状况者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多年来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上访维权者就经常采取这种“被精神病”的方式来予以控制迫害。如2008年7月1日，杨佳刀挑上海警局后，他在北京的母亲黄静梅就被警方关入精神病院控制到杨佳被执行死刑；2009年5月10日湖北恩施邓玉娇刺死淫官后也一度被关入精神病院，后在外界强大舆论压力下，才释放出来。而多年来对一些政治异议人士反复关入精神病院，更是显示中共当局已经将“被精神病”当作了打压异议人士的常规手段。今天，董瑶琼向习近平画像泼墨，当然是一种政治异议的行为艺术性表达，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也就成了警方自然的选项。
中共当局对董瑶琼采取“被精神病”迫害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自己颁布的《精神卫生法》第一条“为了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第二十七条“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第二十八条“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违反中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同时违反《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也与中共一再宣称的“依法治国”相背离。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
一、立刻无条件释放董瑶琼，停止对其进行政治迫害；
二、清查全国精神病院，对那些因异议、维权等等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者给予全部释放，并追究制造“被精神病”的个人与机构法律责任；
三、切实启动旨在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民间积怨，消除社会危机。
民生观察 2018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