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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精神病”者刘刚起诉临沂相关部门，此案具有标杆意义，法律不能沉默。

据报道，2008年9月19日，辽宁人刘刚到山东临沂市委市政府上访，结果被送到当地精神病院，遭到强行打针吃药，近一个月后“出院”。次年1月，刘刚向临沂市信访局、民政局讨说法，却再次被送进精神病院。如今，刘刚向其户籍所在地的辽宁省北镇市人民法院，起诉临沂市相关部门并索赔200万元。

据称，这是我国首例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对政府机关进行诉讼而立案开庭的案件。

个别地方政府使用“黑监狱”、“被精神病”等违法手段对付访民，并不鲜见。这次刘刚通过行政诉讼，追究民政、卫生局的行政违法责任，并索赔巨额的赔偿，是将信访纠纷纳入了司法渠道中解决。相信本案对于今后依法妥善解决类似“截访”案，遏制个别基层政府的违法行为，有着标杆作用。

信访是公民的合法权利。公民上访即便有违法行为，也应依《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处置，法律之外的“维稳手段”绝不是法治政府的选择。

《精神卫生法》明确了精神病治疗自愿原则，强制治疗的仅限于病人“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本案中，刘刚只是在向政府信访，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限制其人身自由，先后“治疗”两次，时长近两月，这种“强制治疗”一是违背事实，二是没有法律依据，也注定是违法的。且两次“治疗”，院方都未通知家属，这还是治疗行为吗？不经过司法程序、不通知家属，公民因为信访，就这么被“人间蒸发”，制造了社会恐慌；这也是让医疗机构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维稳”责任，有悖于医学伦理。

信访绝不是法外之地，不能任由个别基层政府机关动用“学习班”“黑监狱”“被精神病”伤害公民。司法机关应敢于作为，积极立案，纠正个别政府的违法行为，让受伤者得其偿、让违法者受其惩。司法审查管得住政府的行政违法，才能树立司法权威，才能避免各级政府抱薪救火式的“截访”。（来源：《新京报》  作者：袁伊文

http://www.bjnews.com.cn/opinion/2013/01/21/2451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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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2013年春节来临前的呼吁信

 

再过二天， 2013新春佳节即将来临，从大街上步履匆匆的脚步、到商超里摩肩接踵的人群，以及铁路代售点前排起的长长队伍，无不显示出节日临近的繁忙气息。回家过年，这是中国人不变的信念。可是，你是否知道，有这么一群人，却不能在这温馨的节日里与家人在一起同享天伦；有那么一些家庭，在新年里，夫妻不能团聚，父子、母女不能相见。而他们，就在我们身边，是现实中另一类人。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们也同样的热爱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同样的重视自己的家庭……只是，由于种种的原因，他们被随意的剥夺了这种权利。而这种剥夺，是非法的，是强迫的。究其原因，有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有的是为了得到公正的待遇，有的则是为了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理想。也正因为此，他们成为某些当权者的眼中钉、肉中刺，被施以各种残酷的打压、迫害，直至被其所在地政府或单位定义为精神病人。他们仅仅是为权益发声、为权益奋争而被成为精神病、继而被强制收治的人。

下面我们来认识四位现在正被关在精神病院里的公民，他们有的已在精神病被关押了数年，有的多次被关进精神病院：

邢世库，哈尔滨印刷二厂下岗职工，因工厂改制，待遇不公，2006年开始上访。2007年2月，邢世库被哈尔滨信访办的蔡景安、刘洋等人送进哈尔滨道外区精神专科医院，时至今日，已经整整六年的时间。下面是邢世库在精神病医院中的图片和视频，大家看看他是精神病人吗？

哈尔滨邢世库：医生不知道我什么病，却关我六年！

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276

     

 

彭咏康，湖北省武汉市人，企业工人。因遗产问题而上访，成为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的包保稳控对象。2006年7月，洪山区信访局长刘晋中强制将其送到武汉市公安局安康医院“治疗”十六个月。直到2007年11月16日，彭咏康才得以离开。2008年3月3日，正在北京的彭咏康又被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程副院长和几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3月9日，被送至洪山区青菱乡卫生院张家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精神科。2011年1月，彭咏康被转至位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武汉市楚康精神病院，至今彭咏康已在精神病院中被关押将满五周年。彭咏康的相关介绍和图片、视频请见：

 

谁来拯救彭咏康———法院·法制捍卫者·被精神病主谋

 

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615

听听彭咏康来自精神病院的声音，她是精神病吗？

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616

 

 

   辜湘红，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小田村人，因“被拐卖”、计划生育、房屋拆迁等问题而上访，结果是近十次地被当地政府送进精神病院。2012年7月26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辜湘红试图进入美国大使馆求助，而被当地政府押回湘乡市后即被送进了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至今未归。辜湘红的相关介绍和视频请见：

 

辜湘红又进精神病院了

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5738

精神病院SOS：救援第九次被关“疯人院”的辜湘红

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0/10/201010261633.shtml

 

 

张治：女，现年40岁，湖南省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1组人，因家中土地被卖而上访。此前，因上访张治已四次被关了精神病院。2012年１０月３１日中共十八大前夕，张治被当地政府送进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精神病医院），这是她第五次进精神病院，至今还未出来。本刊2013年1月底2月初刚刚赴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探访了张治，稍后会公布张治的最新情况。

以下是对张治此前的相关报道：

 

 

湖南农民张治多次被关精神病院的经过（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62）

湖南省花垣县访民张治被“精神病”４２天受虐待（图）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2/12/blog-post_6814.html

 

 

 他们，本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有幸福的家庭，有和亲人们欢聚的权利。他们，理应拥有对公正的期盼和对正义的追求。但是，因为人为的、非自愿的因素，他们失去了自由，进入了比监狱更恐怖、对人性的摧残更肆无忌惮的精神病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而前述5名被精神病者均是非自愿收治，他们没有相关的诊断结论、没有病情评估，完全是维稳政策的需要就将他们强制隔离收治。

每逢佳节倍思亲，又一个新春佳节即将来临，此时此刻，那些被精神病人的家属，都在焦急的守望，都在深深的呼唤，盼望着被限制在精神病院的亲人能够回家。这些，你都能从老人、妻子、儿女祈盼的眼神中看到。那本是一种邪恶，剥夺了他们的人间亲情；那本是一种罪孽，在肆意的践踏法律。可是，他们无力抗衡，在恶势力面前，他们只能屈从。他们自身是那么的弱小，他们无力反抗，甚至于连一句呐喊都发不出来。面对现实，他们已经深深的绝望了。但是，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人来关注一下自己，哪怕仅仅是一句问候。
    让我们关注他们吧！因为关注每一个被权势所迫害的弱者，就会多一份正能量，换言来说就是在帮助我们自己。让每一个希望这个社会公平、每一个人都应有尊严地活着的人，积极、热烈地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声音，勇敢的、大声的呼吁：禁止非自愿治疗，让被精神病者回家过年！
    因为对上述四人的强制收治已经严重违反了我国的《精神卫生法》，为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尊重每个个体的天赋之自由权，让我们每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发出自己庄严的声音。让我们大声对违法者说“不”！
    推进依法治国，促进法制进步，需要政府、法学家、全社会和我们每一个公民的点滴努力。为此，《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特向政府、全体公民们呼吁如下：

1、以上四位受害者所在政府和立即医院释放他（她）们。
    2、公民和网友向四人所在精神病院寄送贺年卡或信件，贺年卡上写上“禁止非自愿治疗，让xxx回家过年！”字样；

邢世库的寄信地址：

哈尔滨道外区精神专科医院办公室 邮政编码：150020

辜湘红的寄信地址：

湖南省湘乡市康宁精神病医院办公室 邮政编码：411400

彭咏康的寄信地址：

武汉市江夏区楚康精神病院办公室 邮政编码：430200

张治的寄信地址：

湖南省吉首市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办公室 邮政编码：416000
    3、签名递交呼吁书，向全国人大进行呼吁，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规定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质询地方政府并依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上述被精神病者。
    4、将文本通过力所能及的方式进行传播。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撰稿：柳梅、江河

20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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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根安是湖北省襄州区东津镇合力村村民，2006年席根安因与原村支书席安贵发生了矛盾，走上了上访路，并因此两度被投入了精神病院。近日，本刊记者刘飞跃电话采访了席根安，请他谈了他被精神病的经历。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席根安，你好。首先想请你谈一下你上访的情况。

 

席根安（以下简称席）：上访难呀。吃的苦太多了，真的不想说了。这些年来我去北京去了四回，就被关了两回，政府关我就是不让我到处告状。不仅如此，平时就是我在家里，村里常派人对我进行监控，有时跟踪人员都跟到厕所里。他们还让我搞不成事。我做生意有人下你车轮子、偷你称，有时到饭馆吃饭人家都不卖。

 

我还多次被我殴打。2006年7月18日，席安贵指使他手下人跑到我家里对我进行了殴打。2007年冬，席安贵的亲属席付功找理由对我进行了殴打。2008年腊月23我到湖北省公安厅告状后，席付功又到我家里打我。

 

刘：说说你被精神病的经历吧。你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候？

 

席：那是发生在2010年。我大哥在武汉东西湖做生意，这一年的3月5月，我送我的小孩到襄樊火车站准备去武汉我大哥那儿。当我正在车站时，合力村村支书李发明，还的东津镇政府和我们村其它干部三个人冲了过来，他们不仅不让我上车，还将我强行绑架并直接送一精神病院。当时我不愿意进到医院里去，他们和医院里的人就打我，最后将我抬进了医院。

 

刘：他们为什么送你到精神病院？他们给你做鉴定了吗？

 

席：他们就是要阻止我上访。我没精神病。2010年1月5日，他们骗我到襄樊市安定医院做了个假鉴定，鉴定结果说我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

 

刘：这次你就被关在襄樊市安定医院吧，关了多少天，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

 

席：我是2010年3月5日被绑到襄樊市安定医院的，一直到当年的7月6日才被放出来的，总共被关了四个月。刚进去时我就被强迫打针吃药，我不吃就被医生护士打。吃了一个月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设法与护士搞好关系，把药藏起来或甩掉，这样才慢慢没吃药。

7月6日我能出来，全靠我大哥帮忙，他后来找到襄州区的副区长，最后才同意我出院。

 

刘：我们来谈谈你第二次送精神病院的情况，这次是什么时候被关进去的？

 

席：2011年4月20日，我在北京上访时被抓到了襄阳驻京办事处，我们村村主任陈登亮、还有襄州区刑警大队的警察以及席安贵的弟弟席安国，席安国是我们镇上一学校的校长。这些人来后的当天将我押回了襄阳，并且又直接送到了襄樊市安定医院。

 

刘：这次你在里面的情况怎么样？什么时候出来的？

 

席：这次我在医院里面没吃药，因为医院的医生护士知道我没精神病，我与护士们的关系又好，就没有被强迫打针吃药。我的视力一直不好，右眼早坏了，这次在精神病院里我的视力越来越差，最后视网膜脱落，视力只剩下0.06。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同意我出来，我是2012年2月29日出来的，这次被关了十个月。

 

刘：最后请说说你现在的情况吧。

 

席：我现在不敢随便去上访了，上访了人家又要关你到精神病院里去，这个确实受不了。

 

刘：谢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席：不客气。

 

本刊记者刘飞跃

2012-12-12

 

以下是刘飞跃对席根安的访谈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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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玲是上海黄浦区小东门街道的居民，今年37岁。近期，茅玲连续二次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由于她年青漂亮，一直被一同上访的上海访民称为美女访民、美女被精神病者，从上海访民孔令珍等人处获悉茅玲再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后，本刊记者冬原分别访谈了孔令珍及茅玲的妈妈，下面是访谈全文。

冬原：孔婆婆，您好。您和茅玲比较熟悉吧。

 

孔令珍：是的，到上海、北京上访时我们经常在一起。她人长得漂亮，又会上网，有什么样话她常和我聊。今年10月她被关精神病院时，还多次设法与我联系，要求我把她救出来，还说她在北京租的房子里有很多东西要处理。她这次就是我和其它访民去精神病院把她营救出来的。

 

冬原：哦，她这次是怎么进的精神病院？是在哪家医院？

 

孔令珍：大约是9月28日，茅玲从北京抓回来后就被关进了上海市精神病院，是她妈妈签字把她关进去的，具体情况你可问问她妈妈。她这次总共被关了二十二天，在医院里面她被强行灌药，电击脑部6次，真遭罪呀。

 

冬原：你们是哪一天去营救她的？过程怎么样？

 

孔令珍：是2012年10月20日，当时我和上海访民石明、李纪明等，清晨就赶往上海精神病医院去找医生理论，质疑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的人关到精神病医院，并要求医院放人。医院不肯放人，说茅玲的家人来了才能放人。当天上午，茅玲的父亲和哥哥也来到上海精神病医院，但医院仍不放人，进行无理刁难和阻拦。说茅玲是她妈妈签字送进来的，只有她妈妈签字同意才能放人。你说这荒唐不荒唐，茅玲的父亲和哥哥来了都不放人。当时我们叫来了警察，警察也说要拿来茅玲母亲的委托书才能放人。

当时茅玲的妈妈在川沙医院住院，不得已茅玲的哥哥开车来回一个半小时拿来了茅玲母亲的委托书后，茅玲才于当天下午被释放出来。

茅玲出来后，我还告诉她马上就是十八大了，近期别再上访了，否则又要被关。但是，听说她出来几天后又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这次还是她妈妈签的字，具体情况你可问问她妈妈。

 

冬原：好，我稍后会采访她妈妈。还有一个问题，从您和茅玲的接触来看，您觉得她有精神病吗？

 

孔令珍：她没精神病，她还能上网，也没人给她作精神病鉴定，她就是受刺激后有些害怕，总怀疑有人在偷看她隐私。其实她说话还是蛮正常的。

 

冬原：茅玲妈妈，您好！可以向您了解下茅玲现在的情况吗？听说她又被送到精神病院了。

 

茅玲妈妈：可以吧，她上次从精神病院出来三天后就又到精神病院去了，那天公安和小东门街道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茅玲在上海车站要到云南去，让我去把她接回来。于是我把她就接了回来，然后把她送到了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这个医院就在小东门街道附近，每个星期我都去看她一次。

 

冬原：这次又是您签字送她进的精神病院的吧，您为什么样要这样做呢？她可是您女儿呀。

 

茅玲妈妈：我有什么办法，政府让我去车站接她我能不去吗。再说我怕她在外面又吸毒，在那里面正好可以戒毒。还有，她出来后肯定又要和其它访民接触，这些人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上访人中也有吸毒的，我不放心呀。

 

冬原：茅玲现在还在吸毒吗？

 

茅玲妈妈：她自己说没吸了。

 

冬原：那茅玲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呢？你们给她作过鉴定吗？

 

茅玲妈妈：没有给她作过鉴定，但她经常对着镜子说话，她记忆力又那么差，你说这能没问题吗？再说吸毒的圈子那么大，人那么多，我不放心。

 

冬原：可有病没病不能仅从外表看，要通过科学鉴定。她现在在精神病院里，状况如何，她愿意待在那里吗？

 

茅玲妈妈：她在里面情况还好，她总是吵着想出来的，她说“妈，我要出去”，但我也没办法呀。

 

冬原：我们来说说她第一次被关精神病院吧，那次她是在什么情况下被送到医院的。

 

茅玲妈妈：那是今年九月底，她在北京上访被政府接回来后直接送到了上海精神病医院，到医院后，小东门街道和政府的人让我过去签了字，她就在那里面待了22天。

 

冬原：都说茅玲受到过刺激，她是受到什么刺激呢？她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上访的。

 

茅玲妈妈：她原来的老公吸毒，后来又让她吸。女婿又好赌，把屋里的东西都赌光了，房子也被他给当了。到后来茅玲连房子都没得住了，向政府申请廉租房没有拿到，她又说有人偷拍她隐私，就是为这些事她开始上访的。

 

冬原：还是要尽快把她接出来呀，长期待在医院里不好呀。

 

茅玲妈妈：你说我当妈的能不疼自己女儿吗？她有一个女儿，也就是我的外孙女现在还在我这儿，我还得管这小的呢。

 

后来我又采访到了茅玲的爸爸，他说：“茅玲苦呀，她一个人带二个小孩（还有一个在小孩父亲处），她又没工作，又没房子。我今年68岁，老伴65岁了，我们老二口就拿点农村保险，一个月才二千多，现在物价这么高，我老伴又有心脏病等多种病，现在还要养这个小孩”对于为什么不让茅玲出来，茅玲的爸爸说：“她一出来就乱跑，乱上访。十八大前小东门街道的人还到我们家里来了，说让管住她，我们能有什么办法”。

 

冬原

2012-12-24

 

 

茅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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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光山县检察院昨晚批准逮捕了持刀砍伤23名学生的犯罪嫌疑人闵拥军。该院侦查监督科有关负责人今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批准逮捕闵拥军的同时，该院已经要求公安机关对其有无行为能力进行严格的司法鉴定。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12月14日，闵拥军在光山县文殊乡陈棚村完全小学门口，持刀砍伤23名学生。该案经媒体报道后，闵拥军是否患有精神病的问题引发广泛关注。

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据此，是否患有精神病，对犯罪嫌疑人的定罪量刑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光山县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告诉本报记者，此前公安机关并未对闵拥军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原因是：案发后，闵拥军本人及其家人只说其患有癫痫病，这与精神病相差甚远。而无论是公安机关经侦查获得的证据材料，还是被抓获时闵拥军的语言表达、精神状态，以及提讯时闵拥军的种种反应，均不能显示其患有精神病或精神病病发。

“这起案件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慎重起见，我们还是向公安机关提出了对闵拥军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补充侦查建议。”该办案检察官介绍，光山县检察院将对此案进行同步跟踪监督，并根据鉴定意见采取相应举措。(来源：检察日报 杨波

http://news.qq.com/a/20121218/0002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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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华是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板桥村民，因上访，在这次中共十八大前后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后又被拘留。11月19日，我采访了刚刚从拘留所回家的沈志华，话题首先就从她最近的情况谈起。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沈志华。你这次是什么时候出来的？

 

沈志华（以下简称沈）：我是昨天早上刚刚出来的。回家后就被人跟踪，人数有二、三个人，其中有一个就是曾对我进行截访的人员，他们还有一部车。

 

刘：这些人真是无耻、无聊。请你谈谈这次被抓的经过，这次你是在北京被抓的吧。

 

沈：是的。这次我是10月24日到的北京，11月9日我乘22路公交车到北京东站刚下车，就遇见了警察，我就问西单怎么走。警察发现我是上访的后就对我说：“你去跟我们领导谈谈吧”，说着就让我上了车到了天安门公安分局。在那里被问话后我被送到了马家楼访民分流中心。当天晚上8：40分左右，安吉县信访局的一名副局长，梅溪镇政府的官员、梅溪镇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周刚，还有警察等人就到了马家楼，他们来后就将我绑了出来。当时我的手机、五千元现金都被他们扣押了。我被他们绑出来后就直接送上一辆车牌号为浙AH5758的车往回拉。

 

刘：你是什么时候被拉回湖州的？拉回后把你送往了哪？

 

沈：我是11月10日上午11点左右到达湖州市的，到湖州后他们一下来了七男二女，其中周刚仍在。这些人带着我又到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病院），他们要求医院收下我。我当时被带到了医生办公室，一名叫孙清水（音）的医生和我谈了半个小时，因为上次医院就说我没精神病，所以这次医院重点谈了我告医院的事，医院让我不要告。就这样医院再一次没收我。

 

刘：接下来你是什么时候被拘留的？

 

沈：医院没收我，周刚等人就将我带回了安吉，下午3：37分我被送到了安吉城北派出所，晚上10点多我被梅溪镇警察以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宣布拘留七天，随即被送往了安吉长四岭拘留所，一直到18号被释放。所谓扰乱公共秩序是指我在北京期间扰乱了公共秩序，被北京警察训戒了。

 

刘：你这次被送往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是你第二次被送往精神病院了吧？

 

沈：是的。

 

刘：请你谈谈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的经过，事情是发在生什么时候？

 

沈：2012年10月11日，我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被警察查包，结果查出我有上访材料，就将我先带往了西单派出所，做了笔录后就送往了久敬庄。当晚九点多，湖州市驻京办的周克服等人将我接了出来送往了北京救济站。在那里我被关了几天后，我被周刚等二男二女押上车送回到湖州，到湖州的时间大约是10月15日上午九点多。到湖州后，周刚等就将我送往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并且进了一级精神病房。医生说：“政府行为我们没办法，治不治不由你”。医生要强行对我进行用药治病，我说我没精神病，坚决不同意治疗。

 

刘：周刚他们凭什么认为你有精神病呢？

 

沈：他们说我10月11日在北京上访时在中南海脱得一丝不挂进行裸奔，又说我这次被押回来在车上把裤子全部脱掉，在车上大小便。还诬陷我曾说过“江泽民要请我吃过饭” 人大委员长要住到我家里”。

 

刘：有这些事吗？

 

沈：没有。10月11日我和另一个江苏吴丽娜是在去中南海的路上，警察查我包有上访材料，才请我们到派出所的，我根本没有裸奔。这次在回来的车上我来例假了，身上全是血，你说我怎么办，他们开小汽车的连我八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说旁边不好停车，我实在熬不住了，我憋得都尿频，几分钟要小便一次。至于说江泽民请我吃饭，人大委员长要住到我家里，那是他们在放屁。

 

刘：这次你在精神病院被关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出来的？

 

沈：我到医院后坚决不治疗，16号早上他们就把我爸爸叫来了，周刚说要么选择让我在医院治疗，要么选择我去坐牢。我爸爸没被他们吓倒，这二条他都没签字。后来精神病院的余主任又来和我们谈说：“我们医院也有委屈，医生是有医德的”。16号下午，护士长、三名医生进了我的病房，将我手机拍的图片给删了。傍晚六点多，周刚又到了医院，最终医院认为我没精神病是正常人，不肯收治。在这种情况下，我于傍晚六点半左右离开了湖州市第三人民医院，逃过了一劫。

 

刘：最后请你说说你上访的情况吧。

 

沈：我家在村里原有三、四亩田，1993年村里在没经过我同意的情况下将田转包给别人种杨树，一分钱转包费都没给我。我就是为这事上访的，后来我在广东打工，做房地产主管。2011年1月那种杨树的人的租期到了，村里不仅没把田还给我，当年3月又把田转包出去了，你说我能同意吗？

 

刘：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沈：不客气。

 

采访：本刊编辑刘飞跃

 

2012-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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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芳武：男，45岁，湖南永州访民。因其父亲被无辜打死，自1992年开始上访维权。2003年12月18日，在中纪委上访时，被当时江永县信访局黄副局长、江永县政法委副书记何绍云（音）等人抓回来并强行关进了永州市精神病院。2006年1月9日，何芳武走出了精神病院。出来后因继续上访，2007年9月11日中午何芳武在北京拦了温家宝的车，又被当地政府从北京押回永州，并再次被关进永州市精神病院。2012年9月22日何芳武离开关押了他五年的永州市精神病院。

被关精神病院的时间：第一次：2003年12月18日至2006年1月9日

第二次：2007年9月11日至2012年9月22日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湖南省永州市精神病院

近期，何芳武向《民生观察》谈了他在自2003年以来两次被关进永州市精神院的情况：

何芳武：我是湖南访民何芳武。我在2003年和2007年曾两次被永州市政府部门关进精神病院。事情的起因就是：

我父亲1989年因检举揭发时任允山乡副乡长蒋育祥贪污救灾钱粮而遭蒋育祥陷害，被无辜免职。1992年，蒋育祥等因我三叔儿子超生的问题，而嫁祸我父亲包庇计划生育，对我父亲拳打脚踢，致使我父亲当场身亡。我九十多岁的老奶奶也被气死，从此，我们全家被迫害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全村上下一千五百口村民干部为我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联名签字，以村委会的名誉帮我起草了证明:“何祥仔支书一家与计划生育无关，望上级政府明查，特此证明”。从九二年起，我无奈走上了二十年艰难的上访维权之路。一路维权，控诉上访到中央，这期间，我吃尽了苦头，遭受尽了折磨，露宿街头、乞讨为生，在维权控诉中，更遭受报复、迫害、歧视、嘲笑、追打等常人难以想象的遭遇，也进过监狱、收容所，在北京、湖北、湖南、衡阳、永州也经历过六十多次的残酷折磨，寒冬腊月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一进去，几个人就把我拉到池子里洗冷水澡，不洗就打，洗了半多个小时，洗完后，全身冻僵，四肢无力，几个人将我捆绑起来，向我猛打，拳打脚踢，灌尿，灌屎，灌辣椒水，尿屎都憋出来，背水衣，进水牢，蹲警备，就是黑牢，长一米，宽一米，高一米，窝屎，窝尿在里面。每天一到晚上背监规，还要伺候牢霸，伺侯不好，就要挨打，挨骂，还要我做事：洗衣服，叠被子，洗尿桶，洗厕所，打扫卫生，查岗、放哨，生不如死，度日如年，暗无天日，哭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这期间，我也得到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为我捐粮捐物捐钱，才使我躲过一次次的劫难。经过多年的无数次的上访反映问题，我的事情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永州市委书记、副书记邹金、谭正作了亲笔批示，法制日报，湖南日报，三湘都市报，湖南日报驻永州日报，永州时报，中国政法大学，湖南卫视乡村发现栏目组也重点关注，由中央、省、市领导坐阵江永县查处解决我的诉求问题。但是到了江永县县委书记唐长久那里就石沉大海，他就采取拖延、阻碍、干扰、封锁各种手段打压我，后来才知道唐长久与朱治情互相狼狈为奸。一九九九年到二000年，我再度上访，检举揭发唐长久参与黑社会武装贩毒及贪污腐败事实。二000年四月二十三日到四月三十日在唐长久的指示下，我被非法拘禁一个星期，期间受到严刑拷打和威协，他们企图用暴力胁迫我，不让我继续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

二00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在北京上访控诉时，唐长久派江永县县委副书记何绍云江永县信访局局长黄应梦等人把我抓起来，押回永州，他们编造谎言，伪造文件和证明把我强行关押拘禁在永州市零陵区精神病医院后，与医院互相勾结，签订合同，不惜代价，每年花费五万元的高代价，把我关押拘禁在医院里，医师护士强迫我吃药、打针，我不吃，他们就把我捆绑过电刑，全医院领导干部、医师、护士上下人人都知道我没有精神病，是个无孤受害的上访者，向景涛主任对于我的惨遭不幸深表同情，出于良心和正义，他亲笔帮我写了一份证明:“何芳武没有精神病，是在北京上访控诉的无孤受害者，望上级政府明查，特此证明。”但是医院里的一些领导干部，医师护士为经济效益，强迫我长期住院、打针、吃药，使我的身体上，肉体上，精神上遭受药物的摧残。二00六年一月九日当我出院时，因多年吃药，身体都跨了，走路时都跌跤子。

出来后我继续上访控诉，二00七年九月十一日，我在北京拦温家宝总理的车，是请求总理解决。但是，湖南省委副书记，永州市委副书记，江永县委副书记，江永县公安局刘副局长，信访局局长黄应梦，允山镇何镇长一大批人跑到北京抓我。九月十三日我被押回永州市后，被再次关押在永州市零陵区精神病医院，江永县政府与精神病医院签订长期合同，每年费用五万元，长期逼迫我吃药、打针。我二00七年开始吃药打针，直到二0一O年九月十三日，因为我帮医师护士做事，每天帮他们洗衣服，折被子，打扫卫生，搞基础护理，冲洗厕所，安排病人找床铺睡觉，打扫卫生，查药、查尿、查屎，查碗筷，查岗放哨，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随喊随到，这样才躲过一劫，不吃药，不打针。我无数次强烈要求向医师护士提出要求说:“我要回家，自由。”但是医师护士说:“不行，进来容易出去难，我宁愿把整个病区百多个病人放出去，我也不准你活着踏出这趟门，只许你死的抬出去，这是你们江永县县委、政府的指示精神，放虎归山。影响他们的政绩。我们二十四小时监视着管你的”。国法何在?民生何在?和谐何在?百姓有冤，哭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为什么我为父伸冤，讨说法，为什么我如此遭受这些人的残酷迫害，被他们诬为精神病，欲把我关在精神病院，拘禁至死。

我妈，弟何芳文多年无数次血泪洗面，跪拜请求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强烈要求放我回家。江永县根本不予理采。二O一O年，唐长久贪污腐败被查处判决，才同意接我回家。直到二O一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我才走出精神病医院获得自由。允山镇政府领导何部长、周金界主任等人强迫我签字，当时我为了生存、自由、活下来，万般无奈接受签字。回到江永县后，允山镇政府又来了领导干部李书记、肖主任、高所长、何部长、周金界主任，当时我老弟何芳文在场强迫我接收一千元写领条签字，无奈之下接受签字。

《民生观察》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何芳武：允山镇政府李书记对我说:“你反映的诉求以后才讲，靠你自己创业。”这个我无法接受，也坚决不同意的，我现在身无分文，家中一贫如洗，非常困难。我没有身份证，一身病，年老病残，四肢无力，我怎么去创业？把我关押在精神病医院将近十年，每年交五万元费用给医院，交几十万元费用给精神病医院，这个钱就有，帮我起房子的钱就没有吗?况且帮我起房子的这笔钱是从省里面拨下来的，整个精神病医院人人皆知，是医师护士告诉我的。我的诉求却一直被推诿，拖延，踢皮球不管，至今得不到解决，国法何在?民生何在?和谐何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滴血，我就要捍卫我的人权，维护我的尊严。另外，现在仍有人跟踪，监视我。

同时我也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好心人：周小珍姨，李书记的救命之恩永世不忘，也感谢刘飞跃老师、肖勇老师、妈、弟弟何芳文，廖开慧、姨爹李财源，何志文，何利兹镇长，徐建兴、何海斌以及全社会所有关心支持过我的好心人，他们给予我第二生命。救命之恩永远铭记在心，时机好转，定会“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采写：芳草

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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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霞是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小桥办事处高庄社区村民，因丈夫有婚外恋、被丈夫虐待而与夫家打起了离婚官司，由于对离婚判决不服，吴春霞开始了长年上访与诉讼活动。因上访，吴春霞成了一名“精神病人”。

2008年奥运会前夕的7月16日，吴春霞与原夫离婚一案正在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沙北法庭开庭。突然一辆汽车开进法庭内，车上跳下来几名便衣人员，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定手续的情况下，将吴春霞连拉带拽，连吴的鞋都拉掉了。吴春霞被推上了车，沙北法庭庭长见状上前阻止并拨打110都未能阻止车子开走。随后，吴春霞被带到了周口市公安局沙南分局蔬菜派出所。吴春霞这时才知道抓她的是公安局的人，在派出所内吴春霞被宣布拘留10天。在拘留期间的7月23日，吴春霞被提出来，蔬菜派出所的人员翟成武对吴春霞进行了询问，要求吴春霞保证不再上访。吴春霞对此予以了拒绝，结果被送回了拘留所。

 

7月26日拘留期满后，吴春霞又被带到了蔬菜派出所。翟成武直接对吴春霞说：“你被劳教一年了”。当天晚上，吴春霞又被押上车，当时押车人员有蔬菜派出所时任指导员张晓东和翟成武，张晓东负责沿路指挥。可是，吴春霞并没有被送到劳教所，而是被送到了河南省精神病院（新乡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在这里，吴春霞一关就是132天。

 

吴春霞说她被送到医院后，医生护士即强迫给她打针吃药。吴春霞不从，并用头撞墙反抗，结果被人绑到了床上强行从鼻子灌药。后来，见斗不过医院的人，吴春霞不得不开始吃药打针。吴春霞说，打针吃药对她的身体损害非常大，期间月经都不来了。

 

住院期间，吴春霞被禁止出院，也被禁止家人探望。有一次吴春霞的姐姐到医院看她被不让看，吴春霞的姐姐就向医院内冲并高喊吴春霞的名字，吴春霞闻听后也冲了出来，姐妹俩就这样隔空相望了下。

 

2008年12月5日，吴春霞终于走出了河南省精神病院。当时接她出院的是她所在的小桥办事处的人员。吴春霞说，她住院132天所有的费用都是小桥办事处给掏的，可见小桥办事处也是她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帮凶。

 

吴春霞在进入河南省精神病院及整个住院期间，没有人给她做精神病鉴定。而她后来看到的精神病鉴定的时间恰恰是2008年12月5日她出院的这一天。吴春霞还看到了她的所谓“病历”，“病历”写吴春霞“神志清”“对人冷漠”“精神分裂症”，而2008年12月5日最终的鉴定结果是吴春霞患有“偏执性精神病”。

 

民生观察早在去年五月就报道了吴春霞的遭遇，今年国内官方媒体又对吴春霞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吴春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这大半辈子都毁在他们手里了”。

 

来源：民生观察网

河南农妇吴春霞劳改中被送精神病院132天（附视频）

http://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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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正常人被关进精神病院长期吃药打针是件很残忍、很不人道的事情，这样的行为对当事人无论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他们要为自己讨一个说法，他们要摘掉“精神病”的帽子，他们要回归社会做一个“正常人”；他们要求恢复名誉得到一个最基本的尊重；他们要求惩办凶手还自己和社会一个公平。

如何维护上述权利呢？受害者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走法律途径进行司法维权。确实，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防线，但在中国打官司有用吗？司法维权走得通吗？司法维权是被精神病者最好的维权方式吗？带着这些问题，本期将被精神病者的司法维权状况做成了一个专题，我们选取了钟亚芳、吴春霞两个典型案例，权当抛砖引玉，希望能引起读者的思考与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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