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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男子臆想妻子有婚外情将其杀死 被鉴定为精神病患者

    中新网常州3月4日电 臆想妻子与人有奸情欲加害自己,在江苏常州打工的潘某竟然持砖块、铁棍在暂住地将妻子残忍杀害。后经司法鉴定潘某患精神分裂症。4日,常州武进区人民检察院对潘某提起诉讼。据了解,潘某或将成为刑诉法修改后,常州首个被强制医疗的犯罪人。

    2013年1月2日清晨,在常州郊区一处租住屋内,韦某被丈夫用砖块、铁棍活活打死。当警方破门而入时,韦某的丈夫潘某正手持煤气瓶准备自焚。见到警察,潘某拿着煤气瓶四处挥舞,最终被警方制服。经警方审问,潘某杀妻的原由竟然只是出于臆想,认为妻子与他人有奸情,准备加害自己,还要图谋自己贵州老家的财产。经了解,潘某2012年曾因精神分裂症入院治疗过。

    常州武进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受理案件后,按照修改后刑诉法、高检院刑事诉讼规则要求,立即启动强制医疗程序。在确认涉案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基础上,对涉案精神病人是否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上进行重点审查。

    据该案的承办检查员凤立成介绍,2013年春节刚过,他们对当事人及其亲友展开了走访调查,并听取医疗专家意见。走访了解到,潘某2012年发病入院治疗,却因医疗费用等原因提前出院,回去后未能服药导致病情加重,因精神妄想最终将妻子杀害,如不进行及时治疗极有可能因妄想再次实施暴力行为。因此依法决定对其作出提起强制医疗申请的决定。

    (来源:中国新闻网 http://news.163.com/13/0304/19/8P57L43B00014JB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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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精神病等于酷刑迫害

    被精神病这个现象,其实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小时候看电影,说的是美国的事,某些地方恶势力,用这个办法对付揭弊的进步人士。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前苏联,在那里,有好些异议人士,被关进精神病院,进去的时候还正常,出来的时候,就真的变成精神病了。现在,美国和俄国,这样的事情已经多年没有报道了,但是,在我们的国家,被精神病却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好些上访的人,莫名其妙就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有时精神病院并不知内情,有的则是跟精神病院有密切的合作。好好的人,自己不同意,家人也不同意,但就是进了精神病院,按精神病人来治,打针,电击,捆绑。如果中途跑了,还要动用警察,把人抓回去。

     

    最初,被精神病现象,只出现在地方政府的截访过程中。由于上访者有碍地方官员的官声,当所有围追堵截,加上办学习班这种非法拘禁的方式都失灵的时候,采用劳教的方式,一来需要劳教部门的配合,二来现在被舆论批评,已经臭了,所以,就想到了精神病院。这种恶招,一旦出笼,就难免泛滥,从对付上访者的高招,变成对付一切刺头的普遍招法。

     

    一些地方政府,大型国企,凡是碰到领导看不顺眼的刺头,一声招呼,这个人就变成了精神病。只要有钱挣,精神病院也乐意配合。就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被精神病案例,就这样被制造出来。揭开黑幕的一角,骇人听闻。从前只是在电影上看到的,现在一幕幕在现实中上演。

    从某种意义上说,被精神病,跟办学习班,动用警察抓人,劳教,甚至将无辜者判刑一样,都属于地方政府(也包括大型国企)对公民的一种迫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迫害更不人道。而在“治疗”过程中,所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被在监狱和劳教所都要严重。更何况,一个好好人,平白被戴上精神病的帽子,即使日后出了院,社会上不明真相的人,也会当他是精神病。事实上,确实存在过从被精神病到精神病的案例,等于把活人变成了鬼。(来源:新浪博客  作者:张鸣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c7a2f501018g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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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图文]“我很想回家”—打工者俞庙强被精神病的思家之情


        2013年2月下旬,我对正在北京的俞庙强进行了采访。第一眼见到俞庙强,感觉他是个利落、稳重的年轻人,根本无法和“被精神病者”划上等号。后来,在他娓娓道来自身的遭遇后,才震惊于现实的残酷。下文是根据俞庙强的谈话整理而成。
       

    俞庙强,江苏南通海门市人,1981年12月21日生,农民。他的“被精神病”源于2002年的一次外派劳务,因对工资结算违反约定的数额不满,又对法院的判决有意见,而寻求最高法司法救济。由此,而得罪地方政府,在维稳的要求下,而被精神病。
       

    2002年7月,同村人俞树强雇佣他去阿尔及利亚打工,当时约定工资75元/日,2003年3月回国结算时,却以60元/日的标准支付。为此,俞庙强将俞树强诉至海门市法院。2004年4月,海门市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俞庙强签字认可了双方的结算,不存在拖欠。俞庙强认为一审判决通篇没有法律依据支持,他们之间是有劳务协议的,很明确的约定是75元钱一天,结算的工资并不符合合同约定,是违约。之后,俞庙强上诉。但是,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俞庙强又申请海门市检察院抗诉,海门市检察院不给予抗诉。这样,俞庙强就来到了北京,到最高法进行申诉。在最高法,他遇见了海门市截访的人,其中一个女的告诉他,他这个案子可以抗诉,也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介绍他回去找某某。对法律程序不十分了解的俞庙强听信了她的话,回去了。

     

    2007年,没得到任何解决的俞庙强再次来到北京,海门市法院遂找其进行了谈话,并说他的事镇政府答应解决。于是,俞庙强找到了镇政府,镇政府有一个叫冯伟(音)的秘书接待了他,还是劝他寻找法律援助。这样,在2007年7月份的时候,他又来到了北京,一边打工,一边上访。这时,俞庙强接到了冯伟的电话,说他的案子有进展了,还有一些情况需要他补充,让他回去。

     

    返家后,俞庙强去了镇政府,“那天是星期天吧,有四个人,跟我说要了解情况,我跟他们说法律上的事情,他们说不懂,我很奇怪。”“那次过后,在8月25日,冯伟打电话给我说,这案子有进展了,让我去镇政府一趟。”到了之后,镇政府维稳办主任宋云华和村书记张雪峰还有另外两个人要求俞庙强一起去上面。俞庙强对“上面”的理解,是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或检察院或人大,就和他们过去了。其实他们把他带到了海门市仁济医院,那是一个精神病医院。“带我到了里面后,就不让我出去了,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精神病院。我要跟他们出去,他们就强制的把我绑在病床上。我挣脱不出,直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才有人给我松绑。在那里我遇见一个上访的的老同志,他说我是因为上访了,才被送到这里来。” “精神病院里面关着的精神病人有杀人的、有吸毒的,很恐怖,卫生条件也不好。”“第二天(8月26日),我父亲知道这个事情后来看我,我就和我父亲说,让我们村民给我证明一下我的精神状况。”

     

    就在8月26日,俞庙强的同村人知道这个事情后,纷纷表示愿意给他作证。当他的父亲拿着村民们的证言,到镇政府、精神病院交涉,要求释放俞庙强的时候,镇政府和精神病院却互相推诿,不肯放人。俞庙强的父亲于是来到海门市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是这样回答他父亲的:谁抓他的谁放人。他的父亲就又来到镇政府,俞庙强的叔叔俞金龙以及俞庙强远在上海的哥哥也跑回来都陪同俞庙强父亲一起到了镇政府。俞金龙当场表示,如果俞庙强真有精神病,不用他们给查,家人自己会请精神病鉴定专家给查,可镇政府还是拒绝放人。后来,有老乡来看他,给他寄钱,想找一些关系,看看能不能放他出去,但也没实现。这样,直到两个月后的10月31日,镇政府来人后,精神病院才将俞庙强释放回家。镇政府并让他写了保证,不再上访,不再告状。


        俞庙强在精神病院曾遭到殴打、强制灌药等虐待。俞庙强说:“没有相关医生为我诊断,我还遭到了精神病人的殴打。”“他们强制给我吃药,我把药含在嘴里,他们走后,我就吐出来。”“再给他们除草的时候,才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因为那样才能见到点外面的阳光。”


        在2008年7月14日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调解的过程中,俞庙强又遭受到镇政府宋云华、村书记张雪峰的阻挠,并又被强行带离,非法关押于江门市余东镇派出所。在那里,俞庙强遭到了刑讯逼供,被强迫写了保证书。这样,为了维护自身安全,也为了谋生,俞庙强开始了逃亡生涯。逃离家乡的俞庙强,四处漂泊,在老乡的介绍下,先后在西安、天津、北京打工。他不知道自己这种情形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那是一个政府行为,它有公权力。


       “我十分思念家乡,很想回家和家人团聚。”“前几天,我收到了家人给我捎来的家乡特产,我好兴奋。”俞庙强面对镜头如是说,镜头中的他,眼中涌出了泪花,感伤而又无奈,真诚而又祈盼。他多么希望早早结束这四处漂泊、无依无助的生活,可是,谁又能帮助他呢?

     

    本刊编辑:柳梅

    2013、2

     

    正在北京的俞庙强

    以下是俞庙强的采访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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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龙江被精神病访民商兆树胞弟探访兄长记

    商兆树是黑龙江省鹤岗市南山区麓强社区的居民,今年47岁。1976年8月5日,12岁的商兆树被野犬咬伤后注射狂犬疫苗,停药后第三天出现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症状,经医院和法医共同认定为注射狂犬疫苗而致脊髓灰质炎。商兆树由此成为一名残障人士,靠双拐行走。事情发生后,商兆树开始了他的维权、上访生涯,他向当地卫生部门和政府多次讨说法。时间转眼在上访中过去了三十年,商兆树不仅仍未讨得一个满意的说法,现在却被关在精神病院里半年多了还未出来。半年来,商兆树家人多次到医院探望商兆树都未果。近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商兆树的胞弟商先生终于在医院见到了他哥。获悉上述消息后,本刊编辑刘飞跃于2013年2月下旬电话采访了商先生,请他讲述这次探访的经过以及商兆树的最新情况,下面是访谈全文。

    刘飞跃(以下简称刘):你好,商先生。听说你最近终于见到了你哥哥,请问你是什么时候见到了他的?以前都见不到他,这次怎么见到了呢?

     

    商先生(以下简称商):是的,在我这次去前不久,我的姐姐还有外甥都到鹤岗市矿务局精神病院(鹤岗市东山区精神病院)去过,但到那儿一问人家就一口说没这个人,病区又有个大铁门,平时总是关着进不去。我这次吸取以前的教训,2013年2月16日是正月初七,医院刚刚春节后上班,那天早上七点不到我就到了矿务局精神病院。到哪儿后医生护士还没完全上班,病区的大铁门正好开着。我于是就大声问:“商兆树在不在?”。立即有二个人过来,他们很警觉,一人问:“你是谁?”,我说我是商兆树的弟弟。就在这时,商兆树“哇”的一声出来了。原来他听到了我的声音,就这样我们弟兄二人才见了一会。

     

    刘:为什么样只见了一会呢?你哥哥的情况怎么样?

     

    商:那两个人是专门看我哥的,当时要不是我哥自己跑出来那两个人肯定会说他不在的。当我们弟兄二人见面时,那二人就在旁边紧紧看着,他们还把我哥双拐拿走了,怕他跑了。所以我当时就和我哥说了几句话,我哥精神状况看起来还行。我问他在医院里有没有吃药打针,他说没有。随后,谈话就进行不下去了,那二人让我去找医院方面谈。

     

    刘:去谈的情况怎么样?

     

    商:我找到医生护士后,医生护士一问三不知。我又找到了该院的秦副院长,他说“这事没办法,是上面安排的”“你劝劝你哥,不要再上访了”。最后他说这事医院做不了主,让我去找鹤岗市卫生局。

     

    刘:你去卫生局了吗?

     

    商:虽然见面时间短,但我终于证实我哥就在精神病院内。离开医院后我就去了鹤岗市卫生局,到卫生局后我要求见局长,我要问问他为什么关我哥到精神病院,什么时候放他。但没找到,后来一位自称是局长秘书的人和我见了一会。这位秘书我以前见过一次,2008年我哥被劳教那次他就出现过。这次又见到他,他一上来就问我“你怎么知道你哥在精神病院?”

           我说:“我刚在医院见到我哥了”“你们什么时候放他出来?”

    秘书说:“不能放,放了你看住他不上访?”

    我说:“我看不住,也保证不了,但你们不能这样长期把我哥关在精神病院里”。

    秘书说:“现在肯定放不了,至少要等到今年两会结束后”“这事不是我们一家说了长算,你去找信访局”。

     

    刘:你去信访局了吗?谈得如何?

     

    商:去了,从那儿出来我就去了鹤岗市信访局,一位高个子接待了我。我问了他五、六个问题,他连答了五、六个不知道。最后我说:“我理解你们,你们说错了要扣你们奖金的”。这时那个高个子拍拍我肩膀说:“你说得对”。

     

    刘:现在我们回头说说商兆树是如何进精神病院的,当时有人通知你们吗?

     

    商:没人通知我们,我们去问也不说。后来是我的一位老邻居不知从哪儿得到的信告诉我姐说我哥在精神病院里。只到现在我们家人只知道他是2012年6月从北京抓回后送进精神病院的,具体是哪一天现在都还不知道。

     

    刘:你觉得你哥有精神病吗?你哥作过精神鉴定吗?

     

    商:没有,他从来都没精神病,也没人给他做过鉴定。这次我找到医院院长,院长还说让我带我哥去做个鉴定。

     

    刘: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呢?

     

    商:能怎么办!现在只有等到两会结束后再说。我哥的事对我家影响很大,事情没解决,他左一趟北京,右一趟北京。他现在是鹤岗市的重点,一到所谓敏感时期,政府就抓他关他。我母亲去世,我父亲生病都是因为操他的心。我现在又不在鹤岗市,孩子还要上学,没法多管他。另外我想问下你们文章发了后,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吧。

     

    刘:不会,外界有了关注,才会让你哥早点出来。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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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江苏银行职工朱宁多次被家人送进精神病院

    朱宁是江苏南京人,交通银行江苏分行职工,今年四十二岁。近日,朱宁联系上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介绍了他的经历。

    朱宁自己承认,他脾气比暴躁,爱争吵较真,对有些事情爱反复想。因为这些状况,1991年他住进了南京市脑科医院。在医院里,医生给他吃抗精神病的药物,但朱宁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他说他是强迫症。朱宁的这种说法还得到医院一些医生的认可。在南京市脑科医院住院五个月后,朱宁得以出院。

     

    2001年3月7日,朱宁又因家庭锁事和家人发生了争吵,结果被父母送到了南京市脑科医院。朱宁说他这次不想进精神病院,但医院人多他没法反抗。这次住院,一直到2001年6月5日才出来。期间,南京市脑科医院出示证明认为朱宁是精神分裂症(未分型),但朱宁对这个结论不认可。

     

    2011年8月23日至10月17日,同样因为和家人吵闹,朱宁又一次被父母送进了南京市脑科医院。

     

    朱宁告诉本刊,他因到交通银行总行告过状,现已从单位内退。因多次到精神病院是父母送进去,想起这些情况他就感到不愉快,因此不愿意多谈。

     

    高峡

     

    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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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月“被精神病”动态

    我妹妹遭遇被精神病  7年前,我的妹妹曹秀丽与侮辱她的梁玉凤等人发生口角时,被梁玉凤及其家人暴打一顿,后又在滕家镇派出所内遭到梁玉凤以及亲属更加残酷的毒打,之后成了哑巴。由于梁玉凤等施暴者与荣成市公安局民警沾亲带故,曹秀丽的冤情被捂下。无奈,曹秀丽只好到省厅、北京讨公道。在讨公道期间,曹秀丽曾多次被荣成市公安局派出的截访人员毒打。2012年11月12日,曹秀丽再次被荣成市公安局关进了精神病院,直至现在也不释放。曹秀丽只能用纸笔与外界秘密联系。
    春节临近时,滕家镇警察与政府官员来到我家,说解决问题,可我妹妹至今一直被囚禁在精神病院。近日,当官的唯恐妹妹用手机往外传递信息,精神病院已经对她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山东省荣成市滕家镇曲家沟村  曹华斌               电话  15098142490
    (来源:http://blog.people.com.cn/article/1360749452929.html)
    武汉被精神病者胡国红程雪夫妇因外媒采访被堵门禁行  武汉市江岸区新村街被精神病者胡国红程雪夫妇今天上午致电本工作室说,上午他们一开门就发现门口被街道等多名人员堵在门口,不让他们夫妇外出。程雪质问为什么又堵住他们家的门,有人答道:“听说你又要接受外媒记者采访”“要给你堵几天”。程雪说,据了解今天有国保队长就在她家小区门口镇守。另外,同样是武汉的被精神病者徐武今天被二名社区女干部上门吃饭,这二人是长期对他父母进行监控的人员。(来源:民生观察工作室http://www.msguancha.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434)
    投书:县长抢光农民家产“被精神病”7年  近日,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燕王乡马桥村王家组韩美侠,投书给新唐人,讲述他被泾阳县县长王富轩利用权力和黑社会的关系。抢走了她家仅有的财产20多棵大树,并强行把她关进精神病院7年,受尽非人的折磨,家空地黄,无人问津。
    我叫韩美侠,今年59岁,农民,小学文化,家住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燕王乡马桥村王家组。时至今日,我上访的所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我和儿女也无法生活,儿子现在依然被泾阳县县委书记王富轩软禁,不能回家,我儿子至今音信全无。2011年之前,王富轩是泾阳县正县长,当时我曾经去县里找他们解决问题,有个姓硬的县长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说自己管不了,王富轩管事,王富轩说了算,谁知我去找王富轩时,他不但不管还把我赶出了办公室,并称自己看到穷老百姓就恶心。当官的为自己谋钱财不顾百姓生死,活生生的一个在世和珅,暗杀毒打,并组织了黑白两道形成了一个黑恶势力集团,专门对付〝不安分的老百姓〞。县里出的命案,公安法院即使查出来了也不敢管。谁告县政府谁就活不了。我认定泾阳县是黑暗的旧社会,黑暗的泾阳县政府害了我儿子整整8年,找省市领导却没有人管。
    我冒着生命的危险坚持到了现在,我坚信正义最终会战胜邪恶的。我被关押在精神病医院七年,在我被关押期间,泾阳县现任书记王富轩无耻的将我家仅有的财产20多棵大树命人砍走了,还软禁了我儿子。陕西省政府居然明目张胆的包庇,这简直比过去的国民党更可恶、更没人性。老百姓的血汗钱养的政府干部说抢就抢、横行霸道比日本鬼子更厉害,日本鬼子式的掠夺行径难道就是新时代的陕西政府为民服务新宗指!日本鬼子爪牙下的老百姓还能活吗?
    2012年3月我去了国务院信访办,窗口工作人员说,陕西省已经封案了不接待我们。现在无论我去哪个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都不接待,还说陕西省已经封案了,直到现在我儿子还被泾阳县委书记王富轩软禁着,音信全无,我和女儿还时刻被跟踪, 还经常受到不明身份人的威胁,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
    2011年10月的一个凌晨时分,县政府派来的黑白两道进入我家说,现在的干部捞钱捞的是国家的钱,要是我再告干部,就让我韩美侠一个儿女都没有,我再告就是不想活了。
    在精神病医院被苦苦折磨六年
    泾阳县打击报复我无法生活,我韩美侠走到天南海北,也没有人敢说我有精神病。谁陷害我?我人老祖祖辈辈都没有听过精神病,我韩美侠上访,越上越冤。谁说我有精神病?我必须为自己讨回公道,我韩美侠就是当家破产,也要知道是谁打着精神病的幌子陷害我。假精神病罪过害了我七年,不但破坏了我的家庭、害的我家破产,而且还差一点就丢了性命。泾阳县用假精神病害我整整七年了,直到今天我和儿女依然无法平安,我家的问题也没有解决,直到此刻我儿子也依然被泾阳县软禁着,不能回家。
    泾阳县一年又一年变本加厉的打击报复我,我和儿女无家可归。从1999年乡村干部撬门扭锁并打伤我家人开始,时至今日,问题一点都没有解决,而且还要屡遭打击报复,我也从来没有见过政府一分钱,县、市、省政府还一次又一次向中央上报假材料,陕西给国务院上报的材料全是假材料。
    2006年6月5日,省政府给我上了一个圈套说2006年6月6日早八点给我解决问题,2006年6月6日七点我即将走到省政府,这时从省委走出一个警察 拉我,我原以为他有事要对我说,我就和他走进省委门前的警卫室,谁知我刚进去他就关上了们动手打我,打的我全身是伤,鲜血直流,衣服也被打破了,一阵拳打脚踢之后,泾阳县政府给我戴上手铐并强行把我关押进了泾阳县牢房,随后,泾阳县政府又给我儿女和丈夫带上手铐关押进了泾阳县牢房,2006年6月6日深夜,泾阳县政府在陕西省政府和咸阳市政府的指示下,与咸阳精神病医院权钱交易,把我关押进了咸阳市礼泉精神病医院。礼泉精神病精神医院铁门铁窗锁着我,打毒针伤害我,一条绳子和电鞭子〝陪伴着〞我,由于家人全被非法关押进了牢房,家里的小麦无人收而全部落到了地里,颗粒无收。2006年6月6日深夜我被关押进医院,直到2007年2月(正值春节之际)出院。
    2007年10月,泾阳县来北京接上访人员回陕西,2007年10月11日,我被泾阳县从北京直接关押进了咸阳市八厂秦访精神病医院,此次关押期间,医生王斌下毒手摺磨我,不但用电鞭子抽我,用绳子绑我给我打毒针逼我吃毒药,而且还威胁我说,我要再说回家他就用电鞭子、毒药、毒针和绳子〝伺候〞我…… 2007年10月11日被关押进精神病医院,直到2009年才被释放出院。
    2010年我又来到北京,泾阳县又从北京把我直接关押进泾阳县牢房,2010年3月15日,又把我从泾阳县牢房关押进了咸阳市铁二十局精神病医院,陪伴我的依然是铁窗铁门、绳子、毒药毒针、电鞭子,直到2011年7月30日才出院。
    从2010年3月15日被关押进医院到2011年7月30日 出院的这段日子里,我上访的问题不但一点都没有解决,泾阳县还不断地打击报复我儿女,使我儿女无法正常生活,直到现在我儿子依然被泾阳县委书记王富轩软禁着,音信全无。出院后我的身体也被医院彻底搞垮了,而且家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回到家后,家里已经一无所有,房屋也被乡村干部砸塌了,没法住人,站在屋子里就能看到天空,雨天屋子到处都是积水,我身体又全身肿胀,刚出院也没钱,家里也没吃的,房子也无法住人,我去找乡县却没有人管。去找省政府,省政府让我去北京上告。
    从2006年开始直到2011年7月30日,我被屡次关押进精神病医院,我家九亩地没有收获过一粒粮食,九亩地全荒了整整7年。国家的医疗保险我们无法享受到,国家给农民的地亩补贴款,我们始终没有领过一分钱。泾阳县把我关押进精神病医院,藉着救济我家的名义中饱私囊,自己捞钱,不让我家人知道。在我名下明明办了医疗保险、申请了贫困户救济款,自始至终我家都没见过一分钱。2006年到2011年期间用于在精神病医院的所有开销,泾阳县都是通过保险报销的。泾阳县政府也刻了我家的章,专门做假材料陷害我。从2006年我被关押进精神病医院到今日,国家政策每年给农民的各项补贴款我一分都没拿到,更没有见过泾阳县的一分钱。陕西省不断给中央上报假材料称怎么怎么安置我们了,我家的房子早就无法住人了,不信你们可以下去调查, 你们的眼睛就可以证实到底谁在欺骗你们。
    投书人:韩美侠(来源:新唐人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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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纽约时报:劳教所或被精神病院取代

    在目前的劳教制度下,中国警察可以无需审判而监禁某人四年。截至2008年底,16万中国人被关在350个这样的劳教所里。在十月份,司法部说这个数字是6万。劳教所的囚犯通常包括上访人,但是也有妓女,吸毒者和那些仅仅妨碍了当局的人。酷刑和其他虐待常规性的发生。

    驱动废除劳教的是公众愤怒

    《纽约时报》1月22日评论说,驱动政策改变的似乎是互联网上特别是微博上增长的公众愤怒。去年几个劳教案件让人们的怒火爆发。

    一个是唐慧,她的11岁女儿被绑架,强奸和强迫卖淫。在唐慧到政府大楼前要求判处那些伤害她女儿的人死刑的时候,她被判处18个月劳教,因为“扰乱社会秩序”。

    新浪微博上迅速涌现了70万个有关唐慧的留言。唐慧在判决一周之后被释放。八月份,10名律师发表一份给司法部的公开信,谴责滥权和呼吁劳教改革。

    换汤不换药

    《纽约时报》评论说,政府被迫行动。在二月份早先,国内媒体引述中共政法委书记孟建柱说,劳教制度可能“停止”。但是不确定性很快浮现,原始报导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改革”劳教的承诺。

    最好的情形是,劳教制度被完全废除。更可能的是,老的制度将被不同的但是效果相似的做法所取代。一名中国商业杂志《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的记者刘玉海在微博上说,他怀疑新政策将意味着“换汤不换药”。

    精神病院是一个可能的取代方式

    《纽约时报》评论说,的确有很多理由相信,共产党将找到其他方式来监禁那些它不喜欢的人。在过去几十年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人士被关押在精神病院。上访者被关押在所谓的黑监狱—政府否认存在的非法拘留中心。

    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囚犯遭受强制喂药,电击和虐待。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刚刚在十月份通过,旨在防止非自愿的被家人送医治疗,但是根据人权团体,这部法律没有解决当局强制送医的问题。由公安部运营的中国安康医院,关押着异议人士,他们被以“可能对他人造成危险”的藉口强制送医。

    中国共产党宣布废除劳教表明它努力表现出响应中国民众。但是它的最终目标可能是在对民意点头的保持其他形式的镇压。不论有没有劳教所,预计中共将继续箝制敢言人士。(大同思想网http://www.dtsx.org/2013/0128/15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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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组图]本刊赴湖南精神病院专访六次被精神病的张治


        本刊志愿者赴湖南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探访张治


        张治,女,苗族,湖南省吉首市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人,农民,曾用名张志娥,出生于1972年10月20日,没有上过学,但她通过自学,使自己有了一定的书写和阅读的能力。2000年,因家庭分户要求镇政府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及自家住房被镇政府保护的矿主强占等问题而上访。2004年起,先后六次被县、镇两级政府送进精神病院。
        2013年2月3日,笔者专程来到了吉首市荣复医院,并进入到病房内部,对仍被关在精神病院的张治进行了采访。
        2月3日是个周末,在吉首另一位访民老田的陪同下,我们来到了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从外表看,这家对精神病患者实施康复治疗的医院似是正在施工扩建。我们直接将车开到了后院的住院部,在和护士进行沟通后,护士答应把张治叫出来见我们。当护士打开通往病房的大铁门后,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患者在被铁门封闭了的走廊中散步。老田喊了两声张治,张治走了出来。由于老田之前来过并和张治做了交代,所以在老田介绍我后,张治并未感到吃惊。住院部的大厅没有谈话的地方,护士又不允许张治到外面,所以,我们再次找护士沟通,让我们能进到张治的病房,护士毫不反对的又答应了。我曾就此问题询问过张治,何以这里的护士对她态度这样好?张治回答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女病人上吊自杀,是她及时发现并协助医院进行了解救,为医院挽回了20多万元的损失。另外,她还经常帮助护士看护、照顾病人,随着接触的增多,护士对她也逐渐有了信任感,很多事办起来也就宽松多了。
        以下是笔者在病房内与张治的对话,在谈话的过程中,张治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要回家”。
        请简单谈谈您被送精神病医院的经过和在医院里的情况?是否做过诊断?
        张治:我的土地在2000年被石昌民霸占,不归还我,我不服,因为这个我上访,花垣县政府就把我送到精神病院6次,其中送到这个医院就有4次。还有两次送到永顺县精神病院。一共在精神病院关了2年零2个月。
        这次是因为我去北京上访,我被北京警察扣押,扣了我的身份证件,叫我们驻京办事处来接我。办事处姓马的书记把我送上车,一到吉首就把我送到这里。送我的人叫石兴和,就是花垣县政府的。2012年10月31日我被送到这里,截止今天,来这里已经三个月零三天。医院给我检查,并没告诉我检查结果。我去北京安定医院检查过两次,2011年我去了一次,2012年我去了一次,检查结果都说我没有精神病。这个医院就听政府的,检查了,虽然没有精神病,但是不给我检查结果。我的主治医生叫黄亮,给我吃的药,我也没吃,我把它放起来了,是新定安。还给我打针,一个月打两次。一给我打针,我的脚就勾起来了,走不了路了。他打的是长效针,半个月打一针,打完后我就心慌,就给我吃这个药。现在他们只给我吃药,早上一次,晚上一次。我向医院申请出院回家过年,我跟她们说,我父亲来接我,你们放我出去,我要回家过年,我要照顾老人,我父亲已经七十多岁了,我妈妈也七十多岁了,我要回家。医院的彭文主任不肯放我回家,说要政府来接我才行。
        是否受过捆绑、虐待等?是否允许家属探视?
        张治:以前给我打电针,不允许我说正常话,我说正常话他不听。以前还打我,现在不打了。三个多月来,每天就在这个走廊里走动,从未出过这个铁门。你们来,我是三个月来头一次走出这个铁门。以前不允许家人探望,现在允许了。花垣县政府将我送来的,政府送来就送来了,没有家属签字,他(医院)就错在这里。
        张治的希望
        张治:我想回家,我要求政府接我回去,我要自由,我要政府赔偿我多年的损失,我想生存。在这里,我休息不好,整天就想死,死又死不了,因为我上有老、下有小,我想你们给我解救回去。我在这里已经三个多月,哪一个治疗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治疗?我土地被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房子也没有了。我妈妈不能自理,要靠我照顾,我想回家,回家过年,与家人团圆。我知道你们同情我,我写了一封求救信,我想寄出去,但寄不出去,没办法。我的孩子不知道在哪里,上学也不知道学习怎么样,他今年14岁了,上初中了。我看到了一张报纸,也是我们上访人,我看她也很凄惨,我一看我就掉眼泪了。伊春的那个被关在太平间的女子,腿也被打断了,孩子也丢了,她比我还惨。  
        后记
        走出医院后,我又向和张治一起上访的其他几位访民(老田、王大姐、小高)了解了一些有关张治的情况。他们中的老田,热心、善良、有担当。王大姐和小高都很淳朴。交谈中,他们一致认为张治根本没有精神病,是很正常的一个人。王大姐谈到在他们访民中,还有一个姓苻、叫苻建的,08年被送到精神病院,一直到现在都不许探望,那是个比张治更悲惨的人,因为被部队的丈夫抛弃而上访,家中现仅有一个90余岁的继母,再无其他亲人。关在精神病院这么多年没人管,有一次她去探望,医院不让见,苻建在窗内看见了她,喊她,和她说想出去,真的很可怜。
        后来,在三位访民的陪同下,我们又驱车赶到张治的家—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一个偏远的、道路泥泞的地方。张治的堂弟接待了我们,领我们到了张治的家。但是,让我震惊的,正是张治这个所谓的“家”。这与其称之为家,不若说是伞盖更合适。因为它连窝棚都不如,窝棚也要有堵墙的,要有烧菜做饭的家什的。可这算怎样的一个住所?几根低矮的木棍,支撑着几张塑料布,算是挡雨,四处则裸露着。有一张破木床摆在那,人在塑料布下,要弯着腰。见不到厨房、见不到桌椅,整个就是流浪汉的一个临时居所。张治妈妈的住处紧挨着张治的住处,更低矮,我蹲着看了一下里面,甚至连张床也没有,也未见有被褥。张治的老妈妈已经痴呆,坐在所谓房子外面的水台边,叨叨咕咕的在自言自语。也许在她的精神里,已经没有了烦恼。世界本是虚无的,于她更是。也许,这样倒好。
        村民们一见我在摄像,就要求我删掉摄录他们的部分。他们和老田用当地话聊着,我不大听得懂。回来的路上,老田边开车边和我讲解,他说,村民们和他说,以前有过记者来采访张治,被镇政府指使的黑社会人员把车都给砸了。镇政府还威胁村民说,以后谁再来看张治,都要到政府谈,禁止村民们谈,否则没有好果子吃。张治堂弟的老婆因他带我们到张治住处,还埋怨他多事。
        我的心凄冷冷的,为这非人间。
        离开医院时,护士曾说5号镇政府会来把张治接走。我要等。
        但是,5号过去了,并没有张治的音讯,她说过,一出来,就会给老田打电话。
        我只有返程,春节要到了,我也想着团圆。

     

    以下是张治六次被送进精神病院的时间及简要情况:
        第一次,2004年3月29日,团结镇镇长石维东(原)强制性的带领张治到吉首市永顺县精神病院进行精神病鉴定。从此,被精神病的可怕梦魇就一直追随着张治。
        第二次,2005年元月9日,团结镇政府在花垣县领导的授意下,强行将张治送吉首市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治疗”了四个月。
        第三次,2005年11月21日,花垣县信访办又将在北京上访的张治截回并送进荣复医院,此次强制时间长达一年零两个月。
        第四次,此次距上次强制被精神病时间间距较长,是在2010年的9月18日,花垣县政府将从北京接回的张治送到荣复医院接受强制治疗,时间为一个多月。
        第五次,2012年3月9日,花垣县政府将在北京上访的张治再次截回后,送到湘西自治州永顺县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了两个月之久。
        第六次,2012年10月31日,为了十八大维稳需要,花垣县政府再次将张治接回后,又指使团结镇政府将张治送进了荣复医院接受强制治疗,直到2013年2月6日下午两点,在被强制三个月零六天后,张治被接出恢复自由。

    调查、撰稿:《中国健康与人权》月刊志愿者江河

    2013、2

    以下是张治在精神病院内的图片和视频:

     

    哭着喊要回家的张治(视频截图)

     

    关押张治的湘西自治州荣复医院外景(视频截图)

     

    住院部(视频截图)

     

    张治的家(视频截图)

     

     

     

    张治精神病院内讲述自己的遭遇

     

     

    张治:我想回家

     

     

    张治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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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访谈吉林敦化因“下跪”被送进精神病院的经历

    刘淑梅是吉林省敦化市渤海街振兴社区6-3bg095号的居民,1953年4月4日出生。今年59岁的刘淑梅,在2012年却被关精神病院185天。2013年1月29日,本刊记者刘飞跃电话专访刘淑梅和她的老伴刘兴鲁,以下是访谈全文和录音。

    刘飞跃:你好,请问你是刘淑梅的家人吗?

     

    刘兴鲁:是的,我是她老头(丈夫)刘兴鲁。

     

    刘飞跃:请问刘淑梅回家了吗?

     

    刘兴鲁:回来了。12月25日回来的,被关了185天呀。

     

    刘飞跃:她现在身体怎么样?

     

    刘兴鲁:哎呀不太好,头发都掉了一大“团子”,跟大人拳头那么大的“团子”。她现在在家,具体情况你问她吧。

     

    刘飞跃:好。

     

    刘飞跃:你好刘淑梅,先请你说说这次是什么时候、怎么进精神病院的?

     

    刘淑梅:2012年6月13日早上七点多,我又到了敦化市委门前上访,希望能碰到书记申冤。后来书记的车快来了,我因为腿刚做过手术站不住,就想坐下来,可一座腿不得劲就弯下了,于是当天就有警察把我抓走了,他们说我在市委门前“下跪”扰乱了社会治安,于是因此拘留我七天。

     

    2012年6月19日早上,渤海派出所来了二名警察把我从拘留所里提了出来,用车送到了吉林省公安厅所属的公主岭安康医院精神病鉴定中心。到医院后,一名女警察将我带到一屋内,然后进行了所谓的鉴定。“鉴定”结束后,我问鉴定人结果,她不答,只是笑笑,我也从未见到鉴定报告。只到出院时,医院才给了我一个出院证,上面写我是精神分裂症,但我根本没精神病。

     

    6月20日上午,我被带到了渤海派出所,当时我老伴也来了。渤海派出所警察瞿敬贺等人让我们上警车,我们不知道干什么,我和老刘进行了抗议。但还是被推上警车去往延吉。当时送我们的都是渤海派出所的警察,有四个人,他们骗我说去延吉做脑部检查。中午11时许到延吉后,他们把我送进了位于延吉的延边社会脑康医院四楼病房。他们根据本不是为我做检查,而是要把我关起来。我老头一看不对,就把我拽了出来,结果十几个人过来就把我老头围住,然后把我送进了病房。

     

    刘飞跃:进医院后情况怎么样?他们给你吃药了吗?

     

    刘淑梅:进去后他们就让我吃药,我不吃医生护士就把我绑到床上,手、腿、脚都捆住。就这样我被迫吃药,吃完药后护士还让把舌头伸直检查药是不是真的吃下去了。过了一个半月,我吃得实在受不了了,吃药吃得腿只哆嗦,就不肯再吃药。结果医生护士强行给我灌药,他们四、五个人骑在我身上,还有人拿钳子撬我的嘴巴,把我的牙都撬掉了一颗。他们就这样给我灌药灌水,当时弄得我满身都是水。

     

    刘飞跃:听说你在医院里面还被过电了?当时是怎么情况?

     

    刘淑梅:是的,大概是在医院里面关了三个月后,我给医生说要他放我回家,他一边说我唠叨,一边喊人给我过电。这次我被过了一个多小时电,当时来回在我两个腿上过电,过得我嗷嗷叫。我的主治大夫姓金,特别坏,他不让我说话,一说话他就要给我过电,后来有一次我不得不给他下跪才没过电。在医院里护士还揣了我二次,打人的是二个护士,都是三十多岁,一个汉族的一个朝鲜族的。

     

    刘飞跃:医院为什么对你这么狠?

     

    刘淑梅:在医院里面有护士曾对我说“你不是爱告状吗?”“就是要治治你”。

     

    刘飞跃:你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几个月住下来身体怎么样?

     

    刘淑梅:我是2012年12月25日出来的,我儿子多次去找政法委、派出所、渤海街道,才放我出来的。一百多天药吃下来,把我身体搞坏了,都不像个人了,现在连端半脸盆水都端不动。我这次在医院里共花去了一万七千多元,都是民政局出的。

     

    刘飞跃:最后请你谈谈你上访的原因吧。

     

    刘淑梅:好的。我原在一校办工厂上班,可社保局一直不肯给我办退休手续。2001年我家里又三次被盗,公安不处理不抓人,有公安局内部警察说小偷有当官的亲戚。就是为这些事我一直在上访,去北京都几十次了,因上访我还被拘留了四次。

     

    刘飞跃:你有在医院的相关材料吗?

     

    刘淑梅:有,我把医院给我的出院证给你吧。

     

    刘飞跃:好,谢谢。

     

    刘淑梅:不客气。

     

    2013-1-31

     

     刘淑梅的诉求信

     

    刘淑梅的出院证

    以下是刘飞跃与刘淑梅的对话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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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律上如何防范"被精神病"

    近年来,“被精神病”事件屡见不鲜,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那些“被精神病”受害者,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体健康被伤害、合法权益被剥夺,当事人遭遇投诉难、出院难、申诉难、索赔难。2013年1月10日,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法院一审宣判一起“被精神病”案件,让公众看到了司法带来的希望。

    “被精神病”,谁该担责?

    2012年7月20日,正在办公室处理事务的郑州某酒业销售公司董事长吴某,被6名医务人员强行架上救护车带到了郑州市精神病防治医院。得知消息后,吴某的胞弟与公安民警、律师及媒体虽经反复交涉,但医院仍声称没家属同意,无权“放人”。警方调查得知,是吴某“妻子”谢某给医院打电话称丈夫精神失常,医院应家属要求采取强制住院治疗措施的。而事实上,吴某与谢某早已离婚,离婚后双方因经济问题发生矛盾。

    2012年9月,吴某向郑州市二七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近日,二七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认为,该精神病防治医院仅凭谢某办理的住院手续,就擅自派人将吴某带到医院诊治,严重侵犯了吴某的身体权和自由权。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判决其赔偿吴某精神抚慰金3万元。

    “这个判决极具示范意义。法院认定医院应承担全部责任,这样的归责是非常精确的,判决也是非常正确的。”2013年1月17日,专门从事精神卫生法律研究的公益律师黄雪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复强调。

    黄雪涛告诉记者,以前同类的案件虽然出现过很多,法院的判决中都没有全部追究医院的责任,大多数案件的判决,95%的责任由送至人去承担,医院只承担5%的责任,而这样的判决和责任划分是不正确的,不利于防范近亲属滥用监护权的发生。

    黄雪涛认为,就此案而言,在法律归责方面,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吴某前妻的动机是否为恶意。医院作为专业机构应该去承担法律判断和医学判断的责任,因为利益冲突审查与排除,是监护关系设定时必须配备的环节,精神病院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限制“患者”自主权时,意味着医院在设定监护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法律行为。

    如何防止正常人“被精神病”?

    如何确保有病治病,没病不“被精神病”?黄雪涛表示,医院首先应当确定被送至人是否丧失行为能力,是否真的需要被监护。第二,医院在收治前应该对监护人的资格做一些甄别,判断所谓主张监护权的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主张监护权的人是善意还是恶意,以及提供的资料是否基本可信。“如果医院做好严格的审查把关,利益冲突者的恶意企图就不会得逞。”

    黄雪涛同时建议,医疗机构在收治患者时,首先应当询问患者需要通知谁,是否有信任的人;送患者来的人是否信任,是否可以代表患者自己行使知情同意权。如果患者不相信送至人,医院应当联系患者相信的人。“医院应当尊重和保护患者的最大权益。”黄雪涛表示。

    黄雪涛说,退一步讲,即使一个人真的患有精神病,也不必然应当被强制住院。如果患者自己不感到痛苦,所患精神疾病没有损害其身体健康或者不会导致其死亡,也无可能伤害自己或者他人,可以不治疗、不住院,外人不宜干涉。

    如何破解司法与医学交叉难题?

    然而,目前存在的一个困境是,精神病院医生同时肩负着医学判断和法律判断的责任。那么,从制度和技术层面而言,如何让“医学的归医学,法律的归法律”?而又如何从立法层面防止将两者混同?

    2012年10月26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该法将于今年5月1日施行,力图破解包括“被精神病”在内的多项法学医学交叉难题。

    黄雪涛认为,精神卫生法中对监护权的设置,并没有排除监护人与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而监护人权利过大,可决定“伤害自身或有伤害自身危险”的患者是否住院与出院,患者没有申请复查和医学鉴定的机会。在近亲属滥用监护权,而患者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被精神病”现象。

    据了解,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精神卫生法的实施细则。黄雪涛建议有关部门在制定实施细则中应该注意目前法律中存在的三个“空白点”。一是送至人不是在警方介入的情况下,将患者送至医疗机构实施住院治疗的。二是医院在决定剥夺患者的自主权,设置监护关系的过程中,缺乏法律审查的环节和机制。三是精神卫生法对于近亲属送至患者的情况中,没有给予患者寻求帮助的机制。

    (来源:人民网http://news.cqnews.net/html/2013-01/20/content_236826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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