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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10/21日消息：昨日中共四中全会召开之际，湖北潜江访民彭峰在天安门上访时，被天安门派出所抓住送到了马家楼，随后电话关机无法联系到，后来不知何故他被到了石景山区鲁谷派出所。
 
今日中午，潜江访民伍丽娟接到彭峰的短信说自己被北京石景山区北鲁谷派出所打后无人处理，随后再次处于关机状态。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10-16消息： 今天上午在北京市东城区府右街派出所门前，近百名接访人员和府右街派出所的民警看着访民从公交车上有序的下来到派出所登记。院内民警则喊着访民的名字发放登记过的身份证，一个在中南海邮局寄信的访民说今天上午才拉了大半车访民。

  近日随着访民数量的减少，接访人员也明显的少了许多，中南海西侧的力学胡同站点附近的接访人员也从几十个减少到只有10几人，中南海邮局里寄信的访民也从往日的拥挤不堪变的冷清了许多。一个来这寄信的陕西访民说，现在抓的这么紧，好多人都来不了了，一到敏感时期地方就发疯的抓人，他们现在虽在北京也很少出来走动，都担心被抓回去关起来。

  据悉，从国庆前期各地接访人员就和北京警方联手抓捕访民，位于北京丰台区的吕村，西营和王庄村至今经常有警察突袭访民驻地，警车和联合执法车时常游走在大街小巷，警察多次到吕村查看访民身份证，王庄和西营村的不明身份人员倍增，偷看访民住所。这和即将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今年11月份将在北京召开的APEC峰会有关。

中共自18大以来，大力反腐，“苍蝇老虎一起打”，已经有近30位副省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政协副主席苏荣，更是高居国家领导人之位。将近两年来，所谓的反腐风暴中，官场风声鹤唳，官员人人自危，却赢得了民间的广泛的肯定和赞誉。尤其是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王岐山等，借加大反腐力度俘获了不少民心，大有深孚众望之趋势。毋容置疑，中国官场道德沦丧、以至于全社会贪腐肆掠已久，已经渐进公众忍耐的临界点。反腐当然是顺势而为，呼应民意、迎合民心的必要措施，但是，公众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无数事实和历史经验证明，目前中国这样的运动式反腐，只可以一时凑效，而无法根除积重难返的腐败痼疾，难以保障公权力的长久清正廉洁，遏制社会溃败的势头，面对已经被贪腐毒化的社会风气无计可施。

在“六项规定”、“八项禁令”、“反四风”等措施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腐风暴”之中，全国上至常委、下至科长数以万计的官员因贪腐落马，看似热闹非常，成效非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审视这样的结果，就不难得出腐败已经深入骨髓、且无处不在、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的结论。而基于这一判断，显而易见，迄今为止针对个人和局部的反腐动作，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腐败，阻止其恶化，但也必须承认，这并不能根治遍及官场和社会各个角落的普遍性腐败。这一点，就连主导这一运动式反腐的关键人物、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也不否认。他曾经明言，反腐是当务之急,目前的反腐只是治标的权宜之计，主要目的是为了治本争取时间。

腐败横行的现实留给人们的一个印象是无官不贪——可见不论级别多高、贪腐行为多么严重，都仅仅是无数贪腐官员中倒霉的一员而已，并未触及腐败的根源和腐败孳生的机制——制度腐败。所谓制度性腐败，就是一个社会，没有宪制，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彰，道德沦丧，公权力占有者，强制性地为自身和利益集团设立诸多特权，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多产生的腐败。故而，没有制度变革，就不可能根治制度性腐败，针对个人和小集团的反腐措施，只是局部的选择性的反腐，目的未必在肃清贪腐……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助长特权，巩固和维护制度性腐败的措施。

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将反腐提升到了亡党亡国的高度，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却对直达“自身硬”根本的制度弊端，讳疾忌医，不肯承认在现行的专制极权制度之下，自身不可能真正硬起来。他一方面声称 “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以示反腐形势的严峻和反腐的决心；另一方面又有诸如不能用“前三十年否认后三十年”，“敌对势力极力宣扬所谓普世价值，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同我们争夺阵地人心，最终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宣示他维护现行制度的意图。这两个面向中存在的内在矛盾，正式当前运动式反腐的困境：反腐的动机和意图遭到了双重质疑：首先，反腐只是领导人树立个人权威的手段；其次，利用反腐打击政敌，铲除权力威胁，投公众肃贪反腐之好；而最终意在捍卫现行体制，维护专制统治，巩固特权。

所以，在众多贪腐官员纷纷落马，力图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中，公众不应该被这一令人眼花缭乱的现象所迷惑，以为廉洁政治、清明社会指日可待；而是应该透过表象，直达本质，并根据现代社会的文明常识，清醒地认识到，缺乏法治的基础，没有宪政制约，包括政治权利在内的个人权利不能保证，制度性腐败就不可能根除，反腐风暴不过是镜花水月。换言之，只有在新闻自由、司法独立、民众的选举权切实有效的情况之下，以及民主宪政得以实现的前提下，制度性腐败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抑制，直至根除。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0-10

——对王伟光“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说的声明
 
2014年9月23日，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立刻广为转发引发网络热议，尤其是那句“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被国内各大网站作为头条标题广为流传。
 
在文章里，王伟光写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於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自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后，“阶级斗争”这个词已在中国消失了三十多年，所以作为官方最高级别智囊的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引起海内外高度关注，也引发党媒、公知、网民的激烈口水战。
 
中共中央党校刊物《学习时报》9月29日发表题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章，回顾了中共文革前的历史，称阶级斗争理论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揭露“以阶级斗争为纲”曾经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重温邓小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暗批王伟光重提阶级斗争。
 
而在网络上更是众多公知、网民驳斥批判王伟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说：“王伟光违反政治纪律，公然鼓吹阶级斗争为纲。”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赵士林说：“以社科院为主要机构的文宣，频频发出对抗中央精神的声音，应引起高度警惕，应追究政治责任。”媒体人秋石客说：“王伟光等于告诉人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共产党人如果不讲道路斗争，不搞阶级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必然亡党亡国。”学者吴祚来撰文称王伟光此时重提国家与专政问题，就是要对抗习近平的“依宪治国、协商民主”理念。时评人士周晓辉也称王伟光等毛左们此时频频发表极“左”言论，不应视为偶然，是中共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所致。
 
把王伟光的言论解读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对抗中央精神，对抗习近平的“依宪治国、协商民主”理念，体现了相当多的理中客们话语体系的习惯性顽固与偏执，寄托转型希望在最高统治者身上，于是从反腐看到了要建造民主自由的现代中国，从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主题看到法治春天的到来，从王伟光的鼓吹阶级斗争看到中宣部对抗中央。
 
这种对改良的意淫完全无视残酷的现实直相。官方近两年对民间的持续大扫荡，对社会的暴力控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是大围剿，不讲普世价值，要讲中国特色；不讲新闻自由，要讲党管媒体；不讲公民社会，要讲社会管理创新；不讲公民权利，要讲和谐社会；不讲党的历史错误，要讲高举毛邓旗帜；不讲权贵资产阶级，要讲中国梦；不讲司法独立，要讲政法委办案。
 
既然“七不讲”，“不给普世价值留空间”，那么王伟光提倡阶级斗争有什么奇怪？官方从来就没有否定过阶级斗争，直到现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仍然是官方堂而皇之写在宪法上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
 
王伟光说出了官方的心里话。王伟光讲阶级斗争，着重点在“人民民主专政”。宣扬“人民民主专政”，是基于官方对政权合法性与政权安全的焦虑。官方的政权合法性焦虑在于它不是通过公民认可的民主选举来产生的政权，而是通过暴力压制而得到，经济增长成为了维系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手段。而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抗争的总体扩大导致官方的道义资源快速丧失，以经济增长来换取执政合法性认同已越来越不可能，官方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必然要强化“人民民主专政”的维稳体系以继续维护其利益。既然是“人民民主专政”，则必然有“阶级斗争”，此基于“打江山坐江山”的意识形态给官方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来源。
 
官方从来就没有抛弃过阶级斗争，一直是其立党之本。在其闭口不言阶级斗争的这三十多年间，对民间打压与控制的敌我思维，不正是披法治的皮，行阶级斗争之实吗？以为王伟光鼓吹的是极左言论，“依法治国”正当时，还真的以为“党改”可期，“宪政”有望了。十一年前的废除收容遣送、人权入宪，不也是一片纷繁的人权进步春天到来的声音，最后人们才清楚这不是“春天”，而只是“叫春”吗？春梦发一次就足够，继续意犹未尽那就活该发噩梦了。
 
王伟光惹众怒在于说了大实话，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漂亮话。论漂亮话，毛泽东在1940年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就令人欢欣鼓舞：“中国现在的顽固派，正是这样。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
 
而史书上挂羊头卖狗肉的出处为《后汉书•百官志》：“悬牛头，卖马脯，盗跖行，孔子语。”“悬牛头，卖马脯”后来演变为“挂羊头卖狗肉”，意思已表达得很清楚，挂牛头卖马肉者，说的是孔子的圣话，干的是强盗柳下跖的勾当。
 
最后，我们必须要指出，共党自夺权建政以来虽然骨子里一直并未真正放弃阶级斗争和专制高压，但最近二、三十年表面上确实未再宣扬阶级斗争说。王伟光今再抛出“国内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说，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意思，而代表了背后的一种思潮和势力。这是一种左转和倒退。一个真正信仰和坚持依法治国的政府是不会允许这种反人类、没人性、早已为世人唾弃的阶级斗争思潮和行为堂而皇之出现的。
 
民生观察在此声明，对阶级斗争思潮和现象的警惕、反击无论如何都不过分，这不仅仅是当今统治集团的责任，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10-6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9-16消息：北京公民宋再民于一个月前失踪，经过好友的寻找现在才有音讯，令人震愤的是，他被关进了北京平谷精神病院。

 宋再民早年参加过六四学运，这25年来从没有放弃过民主事业，通过各种的渠道跟方式，为上访者跟冤民声援，也是许志勇先生<公盟>的义工，为国内民主贡献颇多。曾经被“熊猫”带走多次，多次被威胁，恐吓，威逼后，宋再民面对这些仍然号召公民聚餐，所以于一个月前被强制性关进精神病医院。如果长期关押，可能会被强制注射精神药物。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9-16消息：北京公民宋再民于一个月前失踪，经过好友的寻找现在才有音讯，令人震愤的是，他被关进了北京平谷精神病院。

 宋再民早年参加过六四学运，这25年来从没有放弃过民主事业，通过各种的渠道跟方式，为上访者跟冤民声援，也是许志勇先生<公盟>的义工，为国内民主贡献颇多。曾经被“熊猫”带走多次，多次被威胁，恐吓，威逼后，宋再民面对这些仍然号召公民聚餐，所以于一个月前被强制性关进精神病医院。如果长期关押，可能会被强制注射精神药物。

——评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官方媒体为此宣称，这标志着户籍改革进入了全面实施阶段。随着《意见》的印发，许多地方相继出台了一些措施，诸如取消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界限，中小城市开放人口迁入，大城市开展积分落户等等。呈现出一幅改革气氛浓厚，势头可喜的场面，从而得到了主流舆论广泛的肯定。时至8月25日，人民日报还发布较大篇幅的报道，回顾了户口制度的历史，阐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及时性，破天荒地承认了《城乡分立户籍制度与社会公平原则相悖》。
 
户籍制度因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公众对户籍制度之恶有着直观的感受和切身的体会。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从一出娘胎，就必须承受户籍制度的严苛桎梏。特别是在另一项也堪称为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夹击之下，一个孩子在出生之后，能否顺利取得户籍亦即“上户口”，关系到他的生存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了他的社会待遇和福利，严重地影响着他成长与未来，他的人生幸福。至于成人个体或者家庭，则会因为就学、就业、迁徙，而受到户籍制度的束缚和限制，人们往往不得不为之耗费浩大的精力、时间以及钱财。无数事实证明，户籍制度陈旧的观念，僵化的规条，繁琐手续，不仅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扰，而且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甚至成为了腐败的温床，只是一项非人道的专制工具——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不乏诅咒户籍制度为“万恶”的说法。
 
户籍制度之恶，不仅体现于观念、活跃于现实、而且存在于历史。首先，户籍制度剥夺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而迁徙自由权，是现代文明社会公民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国际人权宪章和人权公约所确认的国际人权之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都把公民的自由迁徙和居住作为基本人权予以确认和保障，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选择住所的权利。其次，陈腐的户籍制度，以城乡二元隔离为原则，人为制造了身份歧视，这种通过现代行政制度制造的社会不公，在人类历史上堪称仅见，被人们讥之为乃是比印度的种姓制度、俄国的农奴制更等而下之的恶制。
 
回顾历史，户籍制度无疑自古有之。但必须指出的是，如现行户籍制一样严格限制人迁徙自由的制度，历史上并不多见，而当今世界也只有中国、朝鲜、贝宁等寥寥数国家实施。史实告诉我们，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标志着公然违背宪法的户籍制度诞生。这是一次现代史上中国公民权利的大倒退，是掌权者操纵公权力以压制人权、为维持统治，不惜以人道和文明为敌的倒行逆施。国民从此失去了原来已经载入宪法的迁徙自由权利。而户籍制度所导致的最令人发指的罪恶，当数1960年代初大饥荒期间，许多饥民甚至因为没有一纸“介绍信”，而不能外出逃荒，只能活活饿死这样的惨剧。
 
所以，目前所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固然算是一个进步，也值得予以恰如其分的肯定和支持，但是，公众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户籍制度仅仅改革远远不够，制度陈腐，不能只靠修修补补，而是必须推陈出新，予以彻底的废除。也就是说，只有以户籍制度的消亡为基本前提，最终还公众以自由迁徙的基本人权，眼下的户籍改革才能算得上是一个进步，才在真正意义上值得公众肯定、鼓励和支持。
 
同时，公众也不能为当下改革的喜庆气氛所迷惑和误导，而忘却户籍制度中的一些关键事实。例如，首先应认识到，目前的户籍改革，并非政府主动为之，而是形势倒逼的结果。户籍制度，作为统治和维稳的便捷工具，掌权者并不会轻易放弃，但随着社会发展，户籍制度的弊端凸显，极大的阻碍了经济发展，全民必须为之付出高昂的社会成本，甚至到了损害当权者本身的利益，危及统治的程度，才不得不予以改进革新。
 
其次，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一个迟到很久的改革。众所周知，户籍改革早在20年前已经提到了公共议事日程，但总是遭遇重重障碍，长期议而不决，一直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常识告诉我们，改革一旦错失良机，不仅效果要打折扣，社会也必然会付出代价。《意见》印发后发生的许多现象就表明，户籍改革一经具体推行，问题便纷至沓来，依然磕磕绊绊，阻碍不断，而且在许多方面已经陷于窘境。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许多早已进城的农业人口，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并不买城镇化施政方针的账；同时，在地方政府畸形依赖土地财政的现实背景之下，户籍改革本身，也被质疑明显存有赶农民进城、觊觎和侵占农民土地的意图。
 
形成于专制锁国时代的户籍制度，已成为当前社会健全发育的重大制度障碍，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危及到了社会稳定，威胁到了统治者自身的利益。这显然也是官方媒体愿意承认户籍城乡分立有违公平原则的一大原因。正如主流所持观点所言，只有彻底解决了户籍制度的弊端，充分实现社会自由流动，深化利益均衡分配，实现公民就业、教育、发展、福利保障等机会平等，相对的社会公平才能得以实现。值得补充并予以强调的是：确保包括自由迁徙在内的公民权利，是民生建设和维护的基本前提，而加快废除现行户籍制度的进程，将不仅有助于改善民生，也有益于社会顺利转型。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8-27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8-4消息：湖南湘乡市维权人士尹卫和2013年9月6日被抓至今已近一年了（湖南尹卫和因“网络谣言”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3/0927/8355.html），期间虽开过一次庭，但至今未判。
 
今天尹卫和的家人给本工作室寄来了湘乡市法院刚开具的一份变更羁押通知书，该通知日期是7月31日，内容为尹卫和寻衅滋事案因“案情复杂”“需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 现羁押期限自2014年3月19至判决之日。

——民生观察工作室对郑州三看前公民行动的声明

被河南警方刑事拘留的常伯阳、姬来松、于世文、陈卫等“郑州十君子”被捕已超过两个月。十君子案引起网民的强烈关注，正如滕彪和游精佑发起的《郑州十君子公民声援团募款倡议书》里所指出的：“郑州十君子案是中国人权现状的恶劣样本，是地方警权肆意扩张的恶劣样本，是以政治案件掩饰地方管理者愚蠢无能的恶劣样本。十君子案集中展现了权力的各种违法：先抓人再取证；深文周纳，罗织人罪；曲解法律，自我授权……郑州是中国的缩影，十君子今天所遭受的磨难，也是所有良知人士正在或者将要面对的处境。”
 
“郑州十君子”被捕后，迄今已先后有40多位维权律师接受家属委托，持律师证、会见函和委托书到关押十君子的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申请会见各自当事人，而看守所却以各种借口加以拒绝。至7月23日止，郑州市第三看守所已经78次拒绝了十君子律师的合法会见要求。
 
郑州市第三看守所的违法行为绝不是孤立的个案，广州三君子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被批捕后，他们的代理律师会见当事人的要求也一样被警方拒绝。事实上一年多以来官方以大扫荡手法围歼民间社会，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寻衅滋事”此类口袋罪构陷无数优秀公民入狱，对批捕公民的诉讼权利进行剥夺，对律师的合法会见权进行粗暴践踏，警权被官方肆意扩张以扼杀公民社会的发育，新极权下整个国家已成为一个警察国家。
 
近一个月以来，各地公民前仆后继地前往郑州第三看守所声援十君子，他们冒着酷暑，在看守所门口以展示“郑州十君子回家、囚禁良心犯，违法伤天理”等标语，举牌抗议，印制文化衫等各类公民行动声援批捕公民。本月24日起，声援公民开始把行动升级，以接力绝食的形式抗议警方的违法行为，到现在截止已持续一周。
 
郑州第三看守所前的公民行动深刻体现了官方即使以刚性专政铁腕进行野蛮打压，也难以阻挡民众对自由、民主、宪政的追求。这一年是黑暗的一年，也是孕育新生希望的一年，从南周门口抗议到苏州祭奠林昭墓，公民表达政治反对诉求渐成潮流；从建三江到郑州三看，公民围观抗争渐次扩大。官方越打压，越使民间的观念与角色趋向清晰，来自于民间草根基于政治诉求的现实行动渐成中国官民冲突的核心关键角色。
 
官方的刚性维稳制度决定了他们对民间的政治诉求、围观抗争不会作任何的让步。可以预计到郑州三看的公民抗议行动也会被官方清场，如同建三江等地一样，公民行动者可能被拘，可能被打，然而，每一次他们以弱小的身躯承担来自公权力的暴力时，民间的道义性就多一分，官方的合法性就少一分，他们的每一次抗争，都是在不断地增加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的勇敢行动既让官方的民众素质差不能实行民主的荒谬借口不攻自破，也让鄙薄民众动辄以“国民性”相讥甚至污蔑为“民粹主义”的伪精英论调变得荒唐无比。
 
有这样的公民行动者的勇气和担当，还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一个自由中国的到来是不可阻挡的未来？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