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声明与报告

　　早上上班时，看到两个穿工作装的民工在街边的小摊吃饭。可能是加班的原因，他们的头没有梳，脸没有洗，工作装上满是油污。木讷的脸上，有一双疲惫的眼睛。他们两个人占据着一张可以供四人就餐的桌子，其他食客要么买完东西带走，要么站在不远处等坐，没有人愿意和他们共用一张餐桌就餐。

　　这是隆冬的北京街头很普通的一个情景，没有人对此感到有什么特别。

　　然而，就是这两个普通的、脏兮兮的民工，却有着一点与别人不同的地方，这点细小的不同，让他们比以往那些普通的、脏兮兮的民工多接受了一些人们的目光。在人们目光的聚焦处，我在民工那桔红的工装背后，看到了几个大大的用粉笔写的字。其中一个人的背上写的是：黑帮老大。另一个人的背后写的是：我要老婆。

　　按时下的习惯称谓，写着文字的衣服该叫做“文化衫”的，用在工作装上不知算不算。算也好，不算也好，这两个人即使穿上文化衫，也不算“文化人”，一个“流氓”，一个“色鬼”而已。甚至，除了搞笑的成分以外，透过这几个字，隐约地让人们觉得他们有暴力和无耻的倾向。

　　那几个粉笔字很大，写在桔红色的衣服上也很醒目，侧目的与窃笑的人不少，但两个民工没有察觉，因为他们无暇旁顾，也许他们正急于吃饭，然后回他们的工棚去睡觉。他们只是民工。

　　昨晚暖气停了，据物业说是发生了一点小故障，稍后就可以修好。由于家里有小孩子，睡前就把空调打开了。夜里没觉得冷，早上醒来时，暖气已经正常了，不知是什么时候修好的。

　　我是从这两个民工背后急匆匆走过的，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我们小区的，当然，我也不可能去问他们是不是水暖工。

　　我想的是那两件“文化衫”。两个民工为什么要把自己打扮成“流氓”“色鬼”呢？一个渴望暴力来实现自己保护，另一个则有些无耻地表达自己的生理要求。是他们不知荣耻吗？我想不是。也许他们在家里是孝顺儿子、体贴丈夫，在单位里是劳动标兵模范员工，在社会上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们只是在深夜抢修供暖设备的间隙，用这种在对方背上写字的方式打发漫长的寒夜。然而，这简单的八个字，却提醒着我们，他们是人，是需要安全感，需要关怀与温情，同时也具有正常生理需求的的普通人。

　　如果法律可以向他们提供足够的保障，他们还想当“黑帮老大”吗？如果民工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能够得到足够多的人性关怀，他们还会把“我要老婆”的大字背在身后吗？

　　一个社会的和谐，首先是弱势群体的保障，重要的是底层的稳定，关键是人与人的平等与相互关爱。

　　法律与政策层面的和谐就不必多说了吧，就拿包括水暧工在内的外地民工来说吧，他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为这个城市的居民提供着各种各样的保证，而城市对他们如何呢？你不要说那是政府的事，首先，当你在温暖舒适的家里安然入睡时，你想到过水暧工吗？当你一早出行走在干净的街道上时，你想到过清洁工吗？当你漫步在幽静的林荫道和繁华的商业街时，你想到过市政环卫工吗？你知道街边那些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的店铺里，那些年龄不大的服务员们吃得如何、睡在哪里吗？……如果我们都想一想，我们这个社会肯定会和谐多了。

　　就比如，假如每个小区的物业公司都为“水暖工们”设身处地地考虑考虑，将那些用于商业出租的房间留出几间，让结了婚的工人把老婆也接来一起住，从而让他们也能在顶着寒风抢修完设备后，能回家吃一碗老婆亲手做的热汤面，难道，这会是一件很难办到的事吗？

　　到了那时，“和谐”这两个字，就用不着用大大地写在街边的标语牌上了，它会写在人们的脸上。

 

 

当代中国劳工，长时间的劳动、极低的工资待遇、恶劣的生产环境、
危险的工作条件、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利的现状，已引起世界性的
关注。此据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动观察”曾发布的《美星鞋厂调
查报告》透露，该厂违反劳动法规、侵害工人权益的事实有：每周高
达8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平均44个小
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加班工资低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明显违反劳
动法中关于加班工资不低于正常工资1.5倍的规定；工人没有带薪节
假日和产假，没有医疗保险；使用有毒化学制剂，给工人的健康带来
严重威胁；对于怀孕女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无论工人在不在工厂食
堂就餐，工厂都收取伙食费；对工人进行非法搜身，对工人进行威
胁、辱骂甚至殴打等等。这是当今中国劳工现状的最真实写照。这种
现实曾分别于2004年4月和2005年5月，引发了该厂两次工人大规模罢
工。这一事件，令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劳工权益的制度性原因：为什么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机构却从未有这样的报
告？中国的劳工现状为何只能由国际媒体关注和国外人来伸张正义？

然而，令人愤怒的是一些御用学者竟发出“剖析中国工人喜欢加班加
点”现象的奇谈怪论。据报道，一位来自国家政府机构的学者居然
说：“一些工人喜欢加班加点，这样他们可以多挣点钱，如果没有加
班加点，有的工人就跳槽走了。”这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励资方非法加
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所谓工人“喜欢加班加点”这种
现象，是因为给工人规定工时内的工资标准太低。仅以全国经济发展
前卫，工资待遇最高的南方沿海省份为例，广东规定的平均最低工资
标准仅为700多元，而福建省却为600元，其它省市就更低了。如此低
廉的劳动力价格，怎能不迫使工人们想借助于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
入，养家糊口呢？这就是工人“喜欢加班加点”的血泪理由──政策
性盘剥劳工利益的低工资标准，才是工人们被迫接受加班加点的根本
原因。也正是在中国如此歧视劳工权益现实条件下所形成的劳动力廉
价市场，才成为国内外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由此可
见，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广大劳工
权益为代价的。于是有的企业就利用工人的这种充满苦涩的无奈心
理，规避法律，要求工人签订“加班同意书”，以达到合理合法盘剥
之目的。如果哪个工人不愿意加班加点，就要承担被解雇的风险，而
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就是在滥用和透支他们的体力和生命。

此据一网贴称：广东梅州市丰顺县的培英电声厂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每天加班到11:00～12:00，每月基本工资新员工为630元，老员工才
730元，加班费3.00元，每天工作时间13个多小时，还在车间装闭路
电视监控工人，每月工资发放不准时，除了“5．1”、“10．1”和
元旦外根本没有假期，每年要上352天班。此外，在广州也有两家工
厂，联亚集团广州（联亚）（环亚）制衣有限公司。他们做欧美和日
韩客户定单，经常加班，工作12小时左右，厂长和主管经常用喇叭猛
吹工人快点做事，如果慢了就被骂，厂饭堂伙食很差，没有油水，逼
的工人到外面吃，长此以往工资就所剩无几了。作者曾发现有个工人
网友这样揭露道：我曾经在位于中山高平工业区的依顿科技有限公司
（线路板厂）做锣板工（外围成形），一年到头每天上班11个小时，
两班倒（每月倒一次班），且每月加班小时数主管说了算，时常还以
无薪解雇相威胁，当时我真的疯了一样，常想把工楼炸掉，死了算
了！德庆县一间新利达电子（电池）厂也是这样，每周工作时间超过
75小时以上，一年平均每月得不到三天的休息日，加班工资只得到正
常的三分之一。贵州省安顺市云马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们流行一句顺口
流，叫做“云马厂十化”：领导贵族化，员工奴隶化，人际复杂化，
加班日夜化，上班无偿化，绩效保密化，竟聘内定化，检查形式化，
待遇民工化，加薪，他妈的神话！

另据新华社去年5月1日电：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
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
点。而国务院研究室日前发布的一份通报情况称：农民工超时间、超
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据国家统计局所作的一
份报告称：农民工日工作时间11个小时，每月工作时间超过26天。报
告同时指出，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低下，欠薪现象依然严重。各地的
最低工资标准普遍偏低，且标准调整缓慢，一些企业主往往把最低工
资标准当作实际支付给农民工的工资标准。这已经成为我国分配领域
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

目前，中国劳工群体同分散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一样，都处
于当今社会最底层，饱受来自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杂捐苛税的贪婪
性掠夺。据《北京青年报》报道的一组数据证实，在国有企业中，被
贪污挪用的资金有90%是企业领导所为。在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改制过
程中，职工也改变了原有的地位，成为失去平等地位的雇佣劳动者或
实质上具有雇佣的性质。国有大型企业改为股份制的，有外商和私营
企业主入股，国有股部分强调企业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企业经营者持
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
甚至上百倍。在这样的股份制企业中的职工，劳动也带有雇佣的性
质，而工人权益却完全无法自保。还有新生企业主的残酷盘剥，黑道
社会的抢夺和恐吓，而广大政治上无权利，经济上无利益的劳工群
体，正承受着上需赡养老人，下须抚育子女的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
力。面对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饭碗”的生存威胁，他们与全国大多
数劳动民众一样，亲身饱受着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让“
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普通
工人的4.5倍，而且退休工资少说都在3,000多；而一个退休工人，一
辈子在工厂里辛勤劳动，一个月的退休工资还不到800元。如今政府
还假借各种名义给公务员不断涨工资，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
了10,000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五年才涨了几十元。这是何等的社会
不公啊！

如今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官商结合、黑白一家，正在利用社会公共权
力，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大规模的“圈地”，蚕食公众利益。一些
政府官员，利用国家资源与不法奸商联手，共同聚敛社会财富，倒买
倒卖获取惊人的个人巨额暴利。与此同时，相伴而来的是大批农民为
此而失去生存条件，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背井离乡，涌入城市，冲击
劳务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十分廉价的劳动力。罗伯特.威尔在《当前
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农村记述道：

　　“农村随着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不断开放，地方官员大量向开发商
　　出售土地，对于村民却没有足够的补偿，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非
　　常严重，这个政策让数亿人挣扎于谋生的方法，剥夺了他们从前
　　享受的集体经济的社会支持。超过一亿的人成为城市的打工者，
　　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在新的出口为主的工厂干活，或者最脏最危
　　险的工作，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权利。对于许多打工者来说，在他
　　们半永久地在城市居住下来后条件就越来越糟，因为随着年龄的
　　增大，健康问题就随之而来。”

如今这批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并不全部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还
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民工自愿加入进来。这些新兴工人与原来计划
经济体制下的工人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他们缺乏技术，文化偏
低，过分自卑，力量分散，不懂得自身如何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他们不得不忍受着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盘剥；使得他们的
日常生活过的尤为艰辛，但又无可奈何。

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在《谈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这样
描述私有化对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

　　“比之于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个体经营者和为他们服务的
　　知识分子上层，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是有限的，是相对贫困的。
　　劳动条件和工作条件也差。一些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劳动时
　　间长达十小时以上，工资很低，还时常迟发、欠发，安全条件很
　　差，有的还没有人身自由或人格受到侮辱，工伤事故或几十人死
　　亡的事故时有发生。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农民工’的单
　　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用‘农民工’的话说，‘起的比
　　鸡还早，干的比牛还重，吃的比猪还差……’”

不仅如此，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
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
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
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
不公布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全国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
万人分析估算，数据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
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
的压迫。近年来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和工作条件为特征的。除
去社会上失业的，还有大量职工下岗。刘实说：

　　“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
　　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
　　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
　　减少。”

作者将眼下中国民间流行劳工现状顺口溜：“干得比牛都累，吃得比
猪都差，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小姐都晚，五年后比谁都老”和原中
华全总副主席刘实在《中国工人阶级现状调查》结论归纳的：工人被
“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概括为当今中国“领导阶
级”──劳工群体现状的“五比四化”。

总之，处于中国社会各种阶层的人们，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和开
放”，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正在重新分化整合。在这诸多的社会
力量中，劳工群体在社会中以其绝对比重大，人数总量多，所在社会
行业广，遍及全国各地，本应成为社会力量的强势。然而，越是人数
众多的群体，越是力量薄弱的群体，越是被不断边缘化。原因何在？
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拒绝民
主政治改革。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
余力地追求ＧＤＰ，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
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
的劳工群体权益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
场上，拒绝劳工成立自发组织，打压工人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
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
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而官方的工会又只“服务
于大局”，形同虚设。加之国家新闻舆论一向压制报道劳资矛盾与工
人集体维权事件，且从未有任何机构会独立做出“劳工状况调查报
告”，官方媒体上也从来没有见过被“红色记忆”称之为“领导阶
级”的中国劳工状况的真实报道。为什么国内没有象被称之为“资本
主义国家”那样的“中国劳动观察”的机构，来为中国劳工群体调查
和呼吁？为什么工人群体上访、罢工等维权消息，成为中国舆论导向
的禁忌，{z%Vc无论是广东东莞的工人罢工和与资方发生的暴力冲
突，还是广州、深圳等地发生的工人抗议事件，从来没有出现在电视
镜头和报纸媒体上。此据罗伯特．威尔《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文
中引证事实称：“今天的中国工人，农民，打工者举行了世界上最大
规模的抗议，有时候达上万人，并与当局发生暴力冲突。甚至公安部
部长公布的数字都承认‘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10年前的10,000
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纽约时报》
2005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居然如此掩饰近年来
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自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口号，直到
中共六中全会做出“建构和谐社会”《决定》，中国官方仍然视劳资
矛盾为禁区，不准报道，如早先发生的四川万源和万州事件，网上文
章不断，社会上也传得纷纷扬扬，但政府的新闻媒体却严加封锁，欲
盖弥彰。当前，在中国“红色记忆”泛滥，大炒“长征精神”的现实
面前，该是让全社会了解中国劳工群体真实状况的时候了，也该是让
那些躺在烈士陵园里的革命者，睁开眼睛好好看看“暴力革命”这种
结果的时候了。

一、被关进“学习班”强制洗脑四十八天的王道清老师
王道清老师是湖北省钟祥市的民办教师代表，我和他相识得益于我们随州民办教师的介绍。二OO六年上半年，我对随州市民办教师们的维权活动进行了多轮报道，在和随州民师接触的过程中，我就听说了钟祥市民师维权活动很活跃，老师们都很齐心，活动时出钱出物，很积极。湖北省各地民办教师前几次联合到北京及武汉上访行动都是钟祥市领导和策划的。因此，钟祥市被誉为湖北省民办教师维权活动的发动机。在钟祥民师中，王道清是一个领袖式的人物。
2006年6月底，听说随州有这么一个替民师说话的人，王道清老师和钟祥另一位民师代表张老师在随州民师的介绍下，慕名找到我。见面后，王老师拿出了一大包有关钟祥民师的材料，然后向我一一解释，并把材料毫不保留地给了我。同时，王老师还介绍了周边几个县、市民师的维权情况。谈话期间，当说到2005年10月份他们几个民师代表到北京上访时，当地政府对他们进行围追堵截，强行押解回来的事件时，王老师大为激动。他说：“上访这么多年了，看不到任何成果，又不能象西方那样搞游行示威”。我告诉他：“可以搞游行示威，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这么一个权利。哪怕你去搞一个游行的申请，对政府也是一种压力”。其实，我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游行”“示威”这些词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谈虎色变。
2006年7月10日，钟祥民师又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上访请愿活动，参加的人数有二、三百人之多。当天下午，身在随州的我和王老师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他们正在钟祥市政府门前。他还告诉我，他在前两天就将一份《游行示威申请书》递交给了公安部门，并于当天传真了一份给我，问我收出了没有。我以前告诉他的这个传真号是一个文印店的，听到他这么说，我于是立即到该店去拿传真书，结果店主躲躲闪闪说：“没有收到过这样的传真书”。看来店主是被“游行”“示威”这样的话吓怕了。当天晚上，我再打王老师的电话时，却怎么也打不通。钟祥那边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可能被派出所的人监视起来了。由于钟祥市政府对钟祥民师这次上访请愿活动进行了干扰和打压，我和他们的电话联系很不顺畅。7月11日，虽然对他们的上访活动进行了报道，但很不完整和及时。过了几天，我得到一个消息，王老师和其它许多老师起被送进了“学习班”，自此，我便和他失去了联系。
2006年10月17日，我和随州两位民师代表来到钟祥市，当一路问到王道清老师所在的村时，看见他正在村头打牌，整个人消瘦了很多。看见我们来，他缓缓地站起来，领着我们向去他家走去时，他小声说：“刚才和我一起打牌的有一个是我们当地学校的校长，你们一下车，钟祥政府就知道了，这位校长是刚赶过来监视我的”。到王老师家后，王老师径直说：“长话短说，我刚从‘学习班’出来，他们把我关‘学习班’整整关了48天。其中，在党校关了30天，后又转移到宾馆关了18天”；“我的手机、座机，钟祥市政法委都给换了号”；“我现在暂时不能出头了”。这次，我们在王老师家只坐了几分钟，当我们出门时，那个刚才还在打牌的校长骑着摩托车赶了过来，他大概是担心我们又“密谋”了什么。而事实上，在极短的时间内，王老师还是为我们这次钟祥之行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二、出租车司机们的女代表
2006年8月7日上午，应一些退休教师的要求，我到随州市政府门前了解他们的上访情况。了解完他们的情况后，准备离开时，见政府门前，停了几十辆出租车，并且整整齐齐地停在马路的两边。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这是出租车司机们在上访。见面前有两个中年男子，我上前询问：“你们这么多出租车到政府这儿来，是在上访吧？”；“我想了解一下你们的情况”。两名男子见我是一陌生人，很警觉，其中一位很不情愿地说：“这么多车到这儿来肯定是上访罗”。边说着，他们边想离开。这时，有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走了过来，刚才的两位男子说：“这是我们的张代表，有什么事你问他”。我向张代表说明来意后，她很镇定，也很大方，她告诉我，这次随州市的出租车上访主要是抗议政府客运管理部门胡乱收费，同时黑出租车又太多，抢了他们的生意。现在大家生意惨淡，生活难以为继。当我提出想在现场拍照并准备把此消息发出去时，张代表爽快地说：“那没问题”。下午，随州出租车司机们大规模上访的消息发出去后，几位海外记者打来电话采访了张代表。当我把张代表的电话号码告诉记者们时，我还担心她一个妇女，敢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吗？晚上，张代表给我打来电话，很高兴地说她已接受了好几个记者的采访，并且她还知道是香港、美国的记者，只不过最后她只问了一句：“接这些记者们的电话，电话费一定很贵吧？”
8月8日早上六点多，我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看是张代表打来的。只听她哭着说：“昨天晚上我们有两个司机代表被抓了，你赶快帮我们呼吁呼吁吧”。我说：“行，那你们的车撤了没有？”，张代表仍然哭着说：“问题没解决，我们决不撤”。随后，我赶到市政府现场，见到了张代表，她首先把两位司机代表被抓的情况详细向我作了说明，接着又张罗着联系两位司机代表的亲属，了解最新的情况，最后，她安排一辆出租车送我去见两位司机的亲属。
事情大概过了将近一个月，张代表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她说：“前几天，我遇到一个看守所的人，他说‘刘飞跃是一个反动分子，你们怎么信任他？’”；我说：“你看我像一个反动分子吗？”；张代表说：“不像，要是反动分子政府不抓你”，接着她说：“我们的事还要你多帮忙，我们以后还要找你的”。我说：“没问题”。
三、硬骨头代表李德才
李德才是湖北省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湖光村的农民，70多岁了。2006年8月的一天，我在武汉见到了老李，当时快中午了，老李和一些人在省信访接待处上访。和一般上访民众不同的是，由于他们村位于武汉市郊，较富裕，他们是开着小车来上访的。由于当时信访局快下班了，我和老李简单聊了几句，了解到和他一起来的是他们村一些村干部，他们是为讨回原本属于自己村的湖泊而来的。老李还告诉我，他手里还有蛮大一个案子，发生在湖北省枝江市，当地政府强抢商户们辛苦创业创下来的商业市场。到中午了，我和老李相互留了通讯地址，便匆匆分别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给老李打去电话，我们聊起了枝江那边的案子。谈了一会后，我问老李枝江市那边是否有一些维权代表，老李很爽快地给了一个枝江代表的电话。那二天，我给枝江这位代表打电话时，她告诉我，“李爹爹”（李德才）已给她打了电话，让她注意一下接我的电话。接下来，这位女代表较为详细地讲述了枝江丰坪市场案。只是有点遗憾的是，她们没有相关材料和照片，这些东西全在老李那儿。和这位女代表谈完后，我接着给老李电话，他告诉我照片和材料他那儿都有，并且说：“过几天要到随州来买花盆子，真是巧，最近认识的两个人都是随州的”。
过了几天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老李来到了随州。当晚我们见面后，老李拿出了大量的材料和照片，材料厚厚一本，装订整齐。照片有几十张，老李还对照片进行了仔细的整理，一般的照片他都贴在一张薄纸上，一些重要的照片他把它们全部扫描到一张硬纸上。通过这些材料以及与老李的交谈，我了解到老李其实在枝江那个市场并没有商铺，他只是有亲戚在那边，大家看他敢于仗义直言，就一直选他做维权总代表。由于枝江这个丰坪市场原来是商户集资所建，市场搞活后，政府眼红，强行收回政府所有。这期间涉及到宜昌市、枝江市许多重要官员，有的已调任湖北省担任要职，其间关系错综复杂。老李在和我谈的时候说，他不怕这些当官的，他曾几次带领二、三十名商户进京上访，跑遍了北京的很多部门，但结果往往是他们被强行押回。在和政府官员们交锋时，老李还把一些当官们讲的吓唬商户、无视法纪的话录了下来，在他带来的材料中，我见到了一盘录音带。
2006年9月20日 ，我来老李所在的湖光村，了解他们讨要湖泊的情况。湖光村所在的团湖，过去一直是村里的集体财产，湖光村    村广大村民一直靠这个湖维持生存。在六、七十年代，这个湖被无偿平调给和平乡，村民们没有任何补偿，村民们自此失去了赖以为生的资源。从九十年代开始，湖光村的乡镇企业都跨了，许多村民无事可做，没有生活来源。现在，他们要求收回这个湖。
这天早上，我来到湖光村后，老李首先带领我看了他们悬挂在公路上的六组十八幅标语，其中有的写着“还我湖泊，还生存权”等内容。老李告诉我，就在昨天，武汉市东湖管理区派了大批的人员突然来到他家，说市长要来这边视察，标语必须取下来，老李和村民们当时坚持拒绝了这个要求。
看完标语，我来到老李家，刚坐下，老李的手机响了。接着我听到老李和电话中的那个人吵了起来。只听老李说：“标语是村民大会要求挂上去的，我个人无权把它撤下来”；“你别威胁我，我都70多岁了，杀头、坐牢我都不怕”。电话接完后，老李告诉我，电话是东湖风景管理区一位副区长打过来的，该区长在电话中威胁老李说：“老李呀，现在形式对你很不利，你再不撤标语，我们是会采取措施的”。老李告诉我，他根本不会理这些“鬼话”。这以后，老李又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说他们正在搜集这个事情更详细的材料，他们还会有新的行动。通过和老李的接触，我感觉他是一个敢说敢为的硬骨头维权领袖。
四、送来锦旗的马坪镇维权代表
2006年10月12日中午，我的手机响了，接电话一听不是随州本地口音，来人称他是广水市马坪镇的居民代表，他说他们镇上有一个化工厂，每天排出大量的有害气体，气味特别难闻，年老体弱的都受不了，希望我能为他说说话。
马坪镇离我们这儿并不远，接到这个电话后的第二天的上午，我们赶到了马坪镇。到马坪后，在这个镇的中心部位，有一处马的雕塑，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等候我们的几个马坪居民代表。其中，前天给我打电话的姓董，另一位姓魏，二人都比较年轻。这倒令我有一点点意外，因为在这几年的维权过程中，我接触的底层民众的维权代表，绝大多数是年龄较大的人。见面后，小董和小魏立即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居民门前坐下，并介绍说这家居民的斜对面就是那家排放毒气的化工厂——广水市鑫钼化工厂。我们刚一坐下，周围的居民立即围了过来，不一会就聚集了几十人。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有的说自己的小孩受不了这个气味睡不着觉，有的还拿出了自己住院的单子。其中，马坪粮管所的一位离休干部向我们详细叙述了自身的遭遇，他告诉我们，他是今年夏天刚搬到这儿的，他因受不了这家化工厂难闻的气味，病倒了，在医院住了好多天。看着居民们都有话要讲的样子，我感觉这家化工厂污染一定很严重。
随后，小董和小魏又把我们带到了附近的一中学居民的家中。刚一落座，屋里就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居民。这家房屋的主人姓周，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件非常有新闻价值的事。今年夏季的某一天，他和另外一位老同志去找马坪镇的镇长要求解决化工厂的污染问题，结果镇长不仅对他们发了一顿脾气，还说：“马坪镇情况特殊，只能引进这样的企业”；“这个化工厂每年交七、八十万元的税收，对马坪镇经济贡献很大，不可能关闭”。这些话让马坪居民看清了当地官员内心真实的想法。在马坪镇调查结束后，临走时，小魏拦住我们说，希望我们多关注他们这件事，并表示要给我们一点报酬，我告诉他，我们做民间维权，是公益性质的。
马坪镇这起污染案披露后，不仅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令人意外的是，湖北当地报纸《楚天都市报》也很快进行了跟踪报道，并进而引起地方官员的重视，甚至“惊动”了省长。因此这家化工厂很快就被关闭了。化工厂被关闭的那一天晚上，小董给打来电话，说居民们正在放烟火庆祝呢。2006年 11 月 3日，小董和小魏及另外两位马坪居民来到我家，给我送来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的内容是“维权为民，服务社会”。从交谈中我们得知，化工厂被关闭后，还是触动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无形中小董他们还是得罪了一些部门和个人。因此，我知道这面锦旗他们是顶着压力送来的。
五、多疑善变的老何
老何是湖北省丹江口市的居民，多年来，他一直带领原均县（现老河口市）移民开展上访请愿维权活动。他们的案子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案子，大概的情形是这样，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在均县修建水库，整个均县县城要进行搬迁。当时还是十几岁的老何就随父母搬迁到了现在的丹江口市，而修的那个水库就叫丹江口水库。老何说，那个年代搬迁，国家没给任何赔偿，各人把自家的房子拆掉，用这些材料，自己建新房居住。对这个过程，老何作过调查，他说大搬迁时死了好多人。时间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令原均县的居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父辈在丹江口市建的房子在居住了几十年后，政府却说房子的所有权不是他们的，政府要收回来。这个事在丹江口涉及到一万多人，大家都对此忿忿不平，为此，他们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上访活动。
我第一次遇到老何，他给了我许多他们的上访材料，通过这些材料及与老何的交谈，我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就对这个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老何讲“我们这个案子是惊天大案，涉及到整个城市的历史和现在，这样的事世界上都少有，你关注这样的事，会有风险的。你回家考虑一下，考虑成熟后，再来找我”。说完，老何把给我的材料全部收回去了。
一个多月后，我了解到国务院下发了有关大中型水库移民补偿的文件后，就给老何打电话，老何说：“补偿没有我们这些老移民的”。我于是表示说想最近到他那儿去一趟，了解一下他们的详细情况。老何说：“可以”。过了两个星期，临出发前，我又给老何打电话说：“我明天准备过来”。他说：“好”。随后，他还告诉了我如何搭车。第二天，在坐了近一天的车，经过了几百里的路程后，我到了丹江口市。给老何打电话不久，他就赶过来了。他说：“前面街头有几个石凳子，我们到那儿去坐会儿”。见面后通过他的眼神和言谈，我感到他对我仍不放心。不一会儿，另一位老均县移民代表赶了过来，她表示“我们还是到×××的家里去谈吧，街上条件太差了”。到目的地后，大家首先讲述了他们前不久的遭遇。前不久，他们到省城武汉上访，结果丹江公安闻迅追到武汉，老何被戴上手铐，强行押回丹江后，被行政拘留了十五天。老何说：“那个手铐铐得可紧了，现在许多代表都搞怕了”。老何还说了现在他的处境，“当地对他盯得可紧了，什么事都有人向上面汇报。我对他们说‘我打个屁你们都知道’”。
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均县移民的情况，谈到紧要时老何非常激动。我当时表示能不能把相关材料给我一份看看，老何忙站起来说：“你先和她们聊一下，我出去考虑一分钟”。随后，我谈了谈我的一些维权经历，包括一些成功的案例，听到这些，老何又显得很激动，多次有意无意地起身倒开水，并不时表示 “要是我们这些事报道出去了，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地方政府一定很恼火的”。整个谈话过程，我都注意到老何在犹豫不决，思想在挣扎。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对老何说：“我先去找地方住，你先考虑一下。行的话，晚上你就把相关材料带过来，不行的话，也给我回个电话，我明天好走”。说完，我就独自一个人出了门。吃罢晚饭后，我左等右等都等不到老何的人，也接不到他的电话。到了晚上9点半，我就给老何打电话，问他怎么没过来，他说：“我们不找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离开了丹江口市，当时在车上我想：“我们做维权工作，要是都遇见老何这样的代表，工作肯定是做不下去了”。
六、会聊QQ的鄂州农民代表王发首
11月7日离开丹江口市后，我就直奔湖北省鄂州市。在这里我要见一个农民维权代表王发首，。我是通过网络认识王发首的，王发首是湖北省鄂州市汀祖镇王寿村的村民，王发首今年四十多岁，和其它底层维权领袖不同的是，他会上网，会聊QQ，周围的人都很服他。去年以来，汀祖 镇在王寿村连续征地，办私立高中和综合市场。王寿村的地被征掉后，汀祖镇给的补偿标准很低，老王找来相关材料后，发现他们拿到的补偿款只有国家规定的一半左右，而镇上修路占用他们的田，补偿标准就更低。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老王的带领下，王寿村村民多次到省里、市里、镇里上访请愿。老王在QQ上曾对我说：“我带领群众上访，地方政府很恼火我，但我不怕，我的电话和QQ号都是公开的”。
11月7日下午3点多，我到达鄂州后，就给王发首打去电话，表示准备搭车到汀祖镇。老王说：“你在那等着，我开车过来接你”。大约半个小时，王发首和王寿村另外一个村民开着一辆红车就过来了。
上车后，我对王发首说：“我们先到征地现场去看看，拍拍照片”。老王说：“没有问题”，在车上，王发首向我讲述了汀祖镇及王寿村的许多事情。傍晚时分，我们到达汀祖镇，王寿村就在汀祖镇上。接下来，老王和那个开车的小伙子就带着我到各个征地现场进行了拍照。征地现场拍完后，我对老王说：“咱们俩合个影，你没意见吧”。老王说：“没关系”。于是他很爽快地和我站到了一起。忙完这些事后，老王请我到一餐馆吃饭，吃饭时，老王对我说：“你们这些人做这些事也不容易，揭露社会阴暗面，那是要勇气的”；他还说：“你们报道我们这样的事，见报好难的，产生效果更难，不过这些都没关系”。听到这些话，想到在平时的维权工作中，一些当事人总是问我“我们这个事怎么还没解决？”，又想到昨天在丹江口市的经历，不禁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吃完饭后，老王又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他们村征地事件的材料，并摸黑带着我到王寿村走访了好几户人家。走访结束后，他又把我领到他一个朋友家住下来，解决了我当晚的住宿问题。当我表示明天早上我就要离开时，老王说“我早上来送你”。我说“不用”。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悄悄离开了汀祖镇，没走多远，就收到了老王发来的祝福的短信。
                                                   2006-12-6

 

     良田种树不种粮
    一、农民数百亩农田被强占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殷店镇容河村现有9个组，471户，耕地3710亩，人口1700余人。从2003年开始，容河村强行将该村许多村民耕种多年的农田收回，转包或出卖给村镇干部种树。在这些干部中，有容河村村支书、殷店镇干部及林业局干部共8人。据殷店镇政府2006年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这8名干部共包田种树728亩，其中水田76亩，其余全为坡荒地、岗子地、河沙滩地和荒坡。在728亩土地中，现任容河村村支书一人就占了250亩。容河村村民对这个调查报告不认可，他们自己挨家挨户进行了统计登记，目前已统计了6个组，得出的结果是，在被干部种树的土地中，有水田175.79亩，旱地（可种花生、玉米等作物）135.8亩。2006年11月26日，我们一行两人到容河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除了看到大量的农田种的是树而不是粮食外，我们还明显感觉到种树的水田远不止殷店镇政府调查报告中公布的76亩，同时，在水田之外有大量的旱地，这些旱地本身是可以种农作物的，把这些地全部算作坡荒地、岗子地、河沙滩地和荒坡是不准确的。
    
    殷店镇政府的调查报告认定以上8名干部与容河村都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不属于强占农民土地。但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调查报告以8名干部与容河村都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为由而否认强占行为是不准确的，该报告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容河村村委会及其主要干部强行将农民土地收走转包给村镇干部种树的事实。据容河村村民反映，农田承包给人种树，在农村来讲是大事，但栽树一事，容河村村委会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也未进行公开招标。相反，容河村村委会及其主要干部采取了哄、骗、压等手段将农民的田强行收走。村民郑建兴、马光新对我们说，他们的田、山场都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村干部卖给了别人。当有的村民不同意这样做时，村支书公然在大会上威胁说：“哪是你们的田？土地是国家的，该不该你，由我村上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五组黄克强1.2亩已栽好红苕的田，同组刘军0.5亩已栽好缸豆的田被强行翻耕种树。五组村民刘发国已60多岁了，老两口原有2.7亩水田和2.3亩旱地，村支书对刘发国说：“老刘你老了，做不来了，把你的田拿出来，以后给你搞照顾”。 刘发国的1.9亩水田和2.3亩旱地就这样被拿了出来。
    
    村民们说，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的紧急通知》，可2006年，村民雷守忠等人的田还是被一村干部栽上了树苗。村民们还反映说，几百亩农田被栽树后，粮食直补的钱、退耕还林的钱，农民们都未得到。村民们认为，干部们强行栽树，就是看到现在农田不交农业税了。
    

     干部们种下的连片的树
    

     树支书种的树
    

     种了几年的树已快成材
    
    二、农民土地减少生活困难 无地农民靠捡破烂为生
    当七百多亩土地被村里强行收走后，许多农民未获得重新安置土地，绝少数得到安置的，安置的土地数量严重不足，属于位置差、靠天收的田地。土地是农民之本，土地骤减后，农民们生活出现困难。
    
    七组村民金汉申，一家八口人，两个儿子是哑巴，全家一直靠种地为生。金家原有土地十多亩，由于栽树占田，他家现只剩5亩多田，生活难以为继。上文中提到的刘发国夫妇二人，现只剩0.8亩耕地，由于村支书承诺的“照顾”始终难觅踪影，老两口的口粮都不够吃，刘发国几次欲喝药自尽，都被老伴再三劝阻。
    
    郑建兴是原容河一组的村民，2000年1月19日从陕西省迁到本地，花钱向本组村民宫桂刚买了房子、田6.8亩、山场17亩。2003年，容河村在没有通知郑建兴本人的情况下，将他的全部田、山场卖给一干部种树。郑建兴现在无地可种，全家被迫到殷店镇上以捡破烂为生。
    

     调查金汉申（左一）
    

     调查刘发国（中）
    

     刘发国被栽树的田
    
    
    三、村民维权抗争被打被抓
    马光新是容河村三组人，全家老少七口人，从1995年开始一直承包村里水田7.5亩，旱地2亩，菜园3分。2001年2月，容河村村支书要求马光新在田地里全部种上百合药草，马光新不从，认为村里提供的百合药草价格太高。村支书以此为理由，将马光新田、地，连同菜园全部收走，转包给别人种树。事后，在马光新的一再要求下，村里给他家重新安置了5.5亩位置和条件极差的田地。马家从此陷入困境，两个子女早早失学。马光新自此开始了常年上访。由于马光新的上访，影响了当地一些人的利益，他因此成了当地一些人的“眼中钉”，必欲整之而后快。2006年6月，马光新在山上砍了一些树，在家中做了几把椅子。没过多久，当地林业派出所的人对马光新进行了抓捕，将他戴上手铐带到镇政府宾馆后，立即对他拳打脚踢，一顿暴打之后，马光新身上的一百元钱也被搜走。马光新说，别人现在都在种香菇、木耳，他家不敢，因为他根本不敢在上山砍一根木头。
    
    何义忠是容河村六组人，2006年7月6日下午3点左右，一辆面包车开到他家门前，车上走下七个小混混，一进屋就对何义忠一家人说：“我们是肖立均派来的，肖立均的树是不是你拔的？！”。说完，这七个人抡起椅子就砸向马光新一家人，连两个小该也不放过。何义忠和妻子顿时被打昏在地，当场头破血流。后经法医鉴定，何义忠为“头皮挫裂伤及多处软组织挫伤，何义忠的妻子为“ 多处软组织挫伤”。事情的起因是这样，何义忠2005年秋从妻弟雷守忠手中转种了2.2亩田地，种上了麦子。2006年2、3月间，容河村以雷守忠这2.2亩田是从搬迁户手中捡种的为由，将田收回，发包给殷店镇干部肖立均栽树。肖立均很快在田里种上了白杨树苗。由于田里被栽树，造成麦苗被毁10%，减产300多斤。何义忠多次找到村里理论，村里就是置之不理。何义忠一气之下将树苗全部拔掉，于是发生了前面的一幕。现在，肖立均托人赔给了何义忠一家二千多元医疗费，但何义忠要求对肖立均进行处罚和法办。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容河村的村民们现在仍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抗争着，双方的矛盾很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在此，我们呼吁各级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平息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生存权，还容河村村民们一个公道。
    

     被打的何义忠夫妇
    

     调查马光新（左一）
    

     待栽的苗圃
    

     人走屋空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6-11-28
    
    注：以上主要内容已同时寄往随州市政府办公室和《湖北日报》等国内外媒体

 

2006.12.08

广东佛山市因征地引发的维权事件不断，遭受各种各样的打压。本台综合了当地几个乡村的近期案例，呈现失地农民维权困境。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顺德区伦教镇希涌乡继上周抓捕了27 名维权代表后，至今仍有15 人被拘留，其中包括多位民选的村委会干部。村民更反映，星期五该村召开党员大会，商议罢免现任的村干部，由前任涉嫌私卖土地的村干部顶上。一位村民说：“现在他们还要抓四五个人，就是现任的村委，还有土地普查小组的骨干。大家都很怕，不敢有什么行动。”

希涌土地普查小组今年三月由村民自治委员会经过上级政府的批准成立，是顺德第一个由村民自发调查土地问题的组织，村民一直引以为傲。然而，星期三，伦教镇政府出动大量公安， 拆毁了普查小组设在村内工业区外的两个帐篷，并在当晚伦教电视直播事件时，将村民组织征地手续不齐全工厂开工的活动，称为犯罪活动。

自从上周四大批抓捕希涌维权村民代表事件以后，伦教镇的电视新闻便不断报道相关消息。该镇其他乡村村民代表指，这是对该地区土地维权人士的恐吓，三洲村的一位代表星期三告诉记者，村民对这种宣传手段十分反感，他们已经向广播站提出投诉：“投诉他们我说你不断报道那些村民不对，但村民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情呢，就是因为那些贪官，你为什么不报道。　”

此外，三洲的代表还反映，有迹象显示伦教镇正在酝酿大规模的抓捕行动：“ 前两天我无意间在村委书记的办公室发现他们一个计划，派人监视我们的行动，就是在桌上放着的一份文件。村里出的，他们前几天到街道（镇）里开会，可能安排了什么秘密行动。”

在顺德区并非只有伦教一个镇近期土地维权活动受打压，经过记者了解，陈村镇也有类似情况。

陈村镇赤花乡今年11月，村民居住的宅基地被征用，面临拆迁安置时，才发现村中四千五百亩土地百分之八十已被村委会及镇政府私卖，三千多村民十多年来分到平均不够一万元的赔偿。他们十一月中起开始在施工工地静坐抗议，每次聚集村民数百人。这种情况维持三星期后，在本周一被五百警察及城管人员驱散，其间两位维权代表被抓，写了保证书后被放。一位当时被抓的罗女士说，现在没有村民敢公然抗议了：“征地赔偿款不到位，村民只是要求他们协商好了条件在开工。可他们就叫来了几百个警察和其他好像是城管驱赶我们。几个男的把我拽上了车。”\x{e398} \x{e398}

然而除了面对公权力，维权还遭受黑势力的打压。在这次政府行动之前十天，赤花乡两名维权骨干家，遭到黑社会分子袭击。其中一位受伤的梁先生星期五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两周前星期五，六个人冲上来什么都没说就打，我的手缝了六针，是木棍打的。我老婆的手是被铁管打的，现在还在敷药。另外一家主人不在，窗户玻璃都敲碎了，冰箱、电视都被打烂了。我们没有和人结怨，就是因为土地的事情。　”

警察至今没有抓到凶手，无法证实是否由官员指示的，但赤花乡事件绝非单一案例。同属佛山市的南海区三山港一周前也发生黑势力袭击正在抗议的维权村民事件，四人受重伤，最严重的手骨粉碎，当地村民指暴力事件中有官方人员参与：“郭锦泉那天被打的右手粉碎性骨折，用锄头柄打的。一共三四个村民受伤。来的黑恶势力有二十多个，加上国安（国保），一个姓胡的。。。好了，我们很危险，不说了。”

    
     警民冲突（一）
    
     警民冲突（二）
    一、如此征地，如此补偿！村民呼喊：还我生命田，留我子孙耕！
    
    湖北省广水市马坪镇严舒畈村是由原店子村和杨林村合并而成。原店子村现有人口近1000人，人平耕地面积不到两分地，这里的农民靠种大棚温室蔬菜为生。
    
    2005年6月10日，马坪镇政府派工作人员到严舒畈村村民责任田里丈量土地，当时村民们不知是干什么。过了几天，农民们才听说，他们紧挨316国道的32亩菜地被马坪镇卖给了一商人兴建华康无纺布厂。村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一片哗然。因为征收这32亩地的事，马坪镇政府此前既未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也没召开村党员大会和被征地农民会，更没有按《土地法》的规定经三分之二以上村民的同意。而村民们还了解到，当时这32亩地马坪镇根本没有取得合法的用地手续和批文，村民们感觉到自身的知情权、参入权、申诉权遭到了严重的侵犯。
    
    接下来，严舒畈村村民被告知，他们被征的地按每亩13800元进行补偿，“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过期不领钱者，后果自负”。知道这个补偿标准后，村民们愤怒了，他们认为补偿价格太低了。在此前，店子村卖的地还是按三万多元每亩，甚至是四万多每亩进行补偿的。大家于是找来了湖北省政府2005年2月27日刚出台的11号文《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切实保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说文件规定，征收农民土地应向农民提供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偿费和青苗费。土地补偿费是按土地被征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8至10倍进行补偿，而严舒畈村种大棚蔬菜，一般每亩地年产值都在四、五千元，有的每亩能达到万元。11号文规定广水市属五类土地，每人最低安置补助费为6800元，严舒畈村人多地少，一亩地需安置4个人，这样计算仅安置费每亩就有二万多元。更为严重的是，村民们想到，土地被卖了，以后子孙怎么办？在村民们写的上访材料中，他们发出了这样的呐喊：还我生命田，留我子孙耕！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严舒畈村村民，先后到广水市、随州市、湖北省、北京进行上访，结果要么是推，要么是拖，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到现在，还有一半以上的被征地农户拒领补偿费。
    
     被强征的土地
    
     大棚蔬菜
    
     村民签名书
    
     严舒畈村公务牌
    
    二、见庄稼就铲，见人就抓
    
    2005年10月10日上午8点多钟，马坪镇政府所有机关人员和派出所干警近200人以及铲车两辆、挖土机一辆浩浩荡荡开到严舒畈村责任地里，不分青红皂白，见庄稼就铲，见人就抓。在铲庄稼的过程中，群众看到自己快要收获的蔬菜被铲万分痛心，老人们倒地痛哭，青年人气得眼冒金花，个别仗义执言的群众挺身而出时，镇长秦峻手一挥“抓人”。年近六十岁的妇女黄成芬因阻止毁掉青苗，被抓上车送到广水市公安局非法关押达八十多个小时。而村民余明兰被镇干部强行拖出好几十米，当场就昏迷过去了。过路司机见此情景，气得大声吼叫“哪有这么狠的干部，光天化日之下打人伤人，简直是土匪”。当时，好多群众哭倒在地，村民在现场拍照的胶卷也被公安人员强行夺走毁掉。短短几个小时，32亩菜田被铲成一块平地。在强行将农民的青苗铲掉后，马坪镇政府自认为大功告成，他们当场在被铲地里放烟火庆祝胜利。到了晚上，马坪镇政府所有参加人员聚在一起在马坪各大酒楼大喝庆功酒。
    
    2005年10月，严舒畈村的菜地被暴力铲除后，村民们继续坚持抗争，他们多次将还没有取得合法征地手续的华康无纺布厂砌的围墙推倒，并在地里重新种上庄稼。而广水市政府及马坪镇政府仍对村民们的维权行动进行暴力镇压， 2006年6月27日、28日马坪镇政府两次将菜地铲平，并先后将村民周建运、周开奎、黄成芬等6人处以行政拘留，而对村民周业宏更是给予了劳动教养一年的处罚，无纺布厂则雇请黑社会打手多次打伤村民。
    
     警民冲突（三）
    
     警民冲突（四）
    
     村民被打倒在地
    
     两次被抓的黄成芬
    
     村民周业宏的被劳教书
    
     被拘留的村民周建运
    
     被拘留的村民周开奎
    
    三、女村长不肯签字，遭停职、拘留
    
    2005年6月，马坪镇政府欲征收严舒畈村土地期间，多次找到该村村主任赖翠芝（女），要求赖村长在征地协议上签字，都被赖村长严辞拒绝。赖村长认为马坪土地补偿价格、安置费等侵犯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她说：“我签了字，老百姓要找我的”，“我是老百姓的父母官，不能不为老百姓作主”。赖村长一再坚持就征地问题召开村民大会、党员大会、被征地农民会都遭马坪镇政府粗暴拒绝。
    
    2005年6月28日下午，马坪镇王书记拉着赖村长的手要求她签字，遭到拒绝。第二天，马坪镇干部对赖村长宣布“你被停职了”。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赖村长的职务一直停到现在。2005年10月20日，严舒畈村一些妇女、老太太到马坪镇政府上访，结果被拒之门外。这些妇女被迫无奈，就举着标语、牌子在马坪镇街上走了一趟，结果被认定为“非法游行”。10月24日，并未参加那天“非法游行”的赖村长被广水市公安局以幕后组织者的罪名拘留12天。
    
    现在，这位正直的女村长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拥护和敬仰。2006年马坪镇选人大代表，严舒畈村有一千多人到现场投票，结果未被政府提名的赖翠芝却得到了七百多张选票。严舒畈村的村民还说，2005年底，各地农村村委会都在进行换届选举，但严舒畈村却没有进行，大家都说是马坪镇及广水市政府害怕赖村长又被群众选上了。
    
     访谈女村长赖翠芝
    
     赖翠芝被拘留期间交的生活费发票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6-12-5
    注：此信主要内容已寄随州市政府及国内外媒体

 

1968年，国家在原湖北省均县（现丹江口市）境内修建大型水库——丹江口水库，整个均县县城进行搬迁，大批农民移往外地。其中，就有部分均县农民迁往现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各个农村，这批农民到当地后被称为丹江移民，加上新出生的后代，在曾都区的丹江移民现在已有近两万人。

从1968年到现在，时间已过去了三十八年，丹江移民说他们没得到任何补偿与救济。直到2005年，他们了解到国家出台了移民扶持政策。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找来了国办发[2002]3号文件：《关于加快解决中央直属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若干意见》。该文件是国务院于2002年1月29日签发的，它的主要规定是，“从2002年至2007年，用6年时间，解决水库移民温饱问题”；“ 解决水库移民遗留问题所需投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中央根据1985年底前投产的中央直属水库现有移民人数，按人均6年累计1250元核定；地方配套资金按1∶1比例安排，由省级政府负责筹集”。该文件又被称为“六年扶持计划”。有了这份文件，丹江移民多次找到随州市及曾都区政府要求领取扶持款。在经过多次抗争后，曾都区最终出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国家拨下来的款项分四年付清，每人每年三百多元。2005年下半年，丹江移民们终于领到了扶持款，每人三百多元。尽管这笔钱不多，也迟到了三年，但毕竟是38年来的第一笔救济款，大家还是很高兴。至于说文件规定该地方上拿出的扶持款，丹江移民们说：“我们并不奢望这个”。

2006年8月13日，丹江移民又听到了好消息，新华社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见》。该文件规定，“对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的纳入扶持范围的移民，自2006年7月1日起再扶持20年”；“每人每年600元”；“ 后期扶持范围为大中型水库的农村移民。其中，2006年6月30日前搬迁水库移民为现状人口”。近期，湖北省及曾都区出台了移民核定登记的相关文件，并进行了核定登记工作。丹江移民认为核定登记工作中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为此，他们找到各级政府。在找的过程中，丹江移民们发现了更严重侵犯他们合法权益的事情。概括起来有这样三个方面：
一、 在这次湖北省及曾都区出台的移民核定登记的相关文件中规定，“原迁移民和移民后代出嫁或入赘到非移民户的后代不予核定登记”；“ 移民后代出嫁或入赘到非移民户的农业人口不予核定登记”。这些规定，直接导致原迁女移民的后代及移民后代中的出嫁女不能被核定登记。移民们认为，这样规定是“重男轻女”“歧视女性”。
二、 移民的后代属于新增人口，这次虽然大都进行了登记，但移民们从相关部门得到的答复是“国家的钱拨下来后，新增人口的扶持款不发到个人，而是作为项目资金，发展移民村里的公益事业”。
三、 移民们还从相关部门了解到，由于现在出台了这个二十年的扶持计划，国办发[2002]3号文件规定的”六年扶持计划”并入“二十年扶持计划”，事实上就取消了。
对于上述种种问题，丹江移民们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从去年开始，他们就进行了多轮上访请愿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次行动发生在2005年5月13日，他们到曾都有区民政局上访，当时去了二千多人。现在，丹江移民们的维权抗争活动仍在继续，当地政府对他们严加防范。2006年11月6日，听说丹江移民们要到北京上访，曾都区民政局、移民局及许多警察到随州火车站进行拦截。曾都区唐县镇的一位丹江移民被移民们称为“总代表”，可据该代表讲，他受到了政府的重点监控，唐县镇一位姓李的副书记是专门包干他的。该代表还说：“当地政府，还有其它的人都称自己是本地的本•拉登”。
2006年11月19日，我们来到了曾都区唐县镇，对丹江移民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到移民的生活确实很苦，许多人还住在1968年搬来的土房子中，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移民代表们身上巨大的压力。11月20日，我们以《民生观察》网（在建）的名义致电曾都区移民局，证实了丹江移民的相关说法。对此案件，我们认为其中确实存在大量侵犯移民合法权益，损害其切身利益的规定和行为，我们将继续对该案予以关注。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6-11-21

 

 

     良田种树不种粮
    一、农民数百亩农田被强占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殷店镇容河村现有9个组，471户，耕地3710亩，人口1700余人。从2003年开始，容河村强行将该村许多村民耕种多年的农田收回，转包或出卖给村镇干部种树。在这些干部中，有容河村村支书、殷店镇干部及林业局干部共8人。据殷店镇政府2006年9月10日的调查报告，这8名干部共包田种树728亩，其中水田76亩，其余全为坡荒地、岗子地、河沙滩地和荒坡。在728亩土地中，现任容河村村支书一人就占了250亩。容河村村民对这个调查报告不认可，他们自己挨家挨户进行了统计登记，目前已统计了6个组，得出的结果是，在被干部种树的土地中，有水田175.79亩，旱地（可种花生、玉米等作物）135.8亩。2006年11月26日，我们一行两人到容河村进行了实地调查，我们除了看到大量的农田种的是树而不是粮食外，我们还明显感觉到种树的水田远不止殷店镇政府调查报告中公布的76亩，同时，在水田之外有大量的旱地，这些旱地本身是可以种农作物的，把这些地全部算作坡荒地、岗子地、河沙滩地和荒坡是不准确的。
    
    殷店镇政府的调查报告认定以上8名干部与容河村都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不属于强占农民土地。但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调查报告以8名干部与容河村都签有土地承包合同为由而否认强占行为是不准确的，该报告有意或无意忽视了容河村村委会及其主要干部强行将农民土地收走转包给村镇干部种树的事实。据容河村村民反映，农田承包给人种树，在农村来讲是大事，但栽树一事，容河村村委会没有召开村民大会讨论通过，也未进行公开招标。相反，容河村村委会及其主要干部采取了哄、骗、压等手段将农民的田强行收走。村民郑建兴、马光新对我们说，他们的田、山场都是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村干部卖给了别人。当有的村民不同意这样做时，村支书公然在大会上威胁说：“哪是你们的田？土地是国家的，该不该你，由我村上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五组黄克强1.2亩已栽好红苕的田，同组刘军0.5亩已栽好缸豆的田被强行翻耕种树。五组村民刘发国已60多岁了，老两口原有2.7亩水田和2.3亩旱地，村支书对刘发国说：“老刘你老了，做不来了，把你的田拿出来，以后给你搞照顾”。 刘发国的1.9亩水田和2.3亩旱地就这样被拿了出来。
    
    村民们说，2004年4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坚决制止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的紧急通知》，可2006年，村民雷守忠等人的田还是被一村干部栽上了树苗。村民们还反映说，几百亩农田被栽树后，粮食直补的钱、退耕还林的钱，农民们都未得到。村民们认为，干部们强行栽树，就是看到现在农田不交农业税了。
    

     干部们种下的连片的树
    

     树支书种的树
    

     种了几年的树已快成材
    
    二、农民土地减少生活困难 无地农民靠捡破烂为生
    当七百多亩土地被村里强行收走后，许多农民未获得重新安置土地，绝少数得到安置的，安置的土地数量严重不足，属于位置差、靠天收的田地。土地是农民之本，土地骤减后，农民们生活出现困难。
    
    七组村民金汉申，一家八口人，两个儿子是哑巴，全家一直靠种地为生。金家原有土地十多亩，由于栽树占田，他家现只剩5亩多田，生活难以为继。上文中提到的刘发国夫妇二人，现只剩0.8亩耕地，由于村支书承诺的“照顾”始终难觅踪影，老两口的口粮都不够吃，刘发国几次欲喝药自尽，都被老伴再三劝阻。
    
    郑建兴是原容河一组的村民，2000年1月19日从陕西省迁到本地，花钱向本组村民宫桂刚买了房子、田6.8亩、山场17亩。2003年，容河村在没有通知郑建兴本人的情况下，将他的全部田、山场卖给一干部种树。郑建兴现在无地可种，全家被迫到殷店镇上以捡破烂为生。
    

     调查金汉申（左一）
    

     调查刘发国（中）
    

     刘发国被栽树的田
    
    
    三、村民维权抗争被打被抓
    马光新是容河村三组人，全家老少七口人，从1995年开始一直承包村里水田7.5亩，旱地2亩，菜园3分。2001年2月，容河村村支书要求马光新在田地里全部种上百合药草，马光新不从，认为村里提供的百合药草价格太高。村支书以此为理由，将马光新田、地，连同菜园全部收走，转包给别人种树。事后，在马光新的一再要求下，村里给他家重新安置了5.5亩位置和条件极差的田地。马家从此陷入困境，两个子女早早失学。马光新自此开始了常年上访。由于马光新的上访，影响了当地一些人的利益，他因此成了当地一些人的“眼中钉”，必欲整之而后快。2006年6月，马光新在山上砍了一些树，在家中做了几把椅子。没过多久，当地林业派出所的人对马光新进行了抓捕，将他戴上手铐带到镇政府宾馆后，立即对他拳打脚踢，一顿暴打之后，马光新身上的一百元钱也被搜走。马光新说，别人现在都在种香菇、木耳，他家不敢，因为他根本不敢在上山砍一根木头。
    
    何义忠是容河村六组人，2006年7月6日下午3点左右，一辆面包车开到他家门前，车上走下七个小混混，一进屋就对何义忠一家人说：“我们是肖立均派来的，肖立均的树是不是你拔的？！”。说完，这七个人抡起椅子就砸向马光新一家人，连两个小该也不放过。何义忠和妻子顿时被打昏在地，当场头破血流。后经法医鉴定，何义忠为“头皮挫裂伤及多处软组织挫伤，何义忠的妻子为“ 多处软组织挫伤”。事情的起因是这样，何义忠2005年秋从妻弟雷守忠手中转种了2.2亩田地，种上了麦子。2006年2、3月间，容河村以雷守忠这2.2亩田是从搬迁户手中捡种的为由，将田收回，发包给殷店镇干部肖立均栽树。肖立均很快在田里种上了白杨树苗。由于田里被栽树，造成麦苗被毁10%，减产300多斤。何义忠多次找到村里理论，村里就是置之不理。何义忠一气之下将树苗全部拔掉，于是发生了前面的一幕。现在，肖立均托人赔给了何义忠一家二千多元医疗费，但何义忠要求对肖立均进行处罚和法办。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了解到，容河村的村民们现在仍在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抗争着，双方的矛盾很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在此，我们呼吁各级政府迅速采取措施，平息矛盾，切实维护农民的生存权，还容河村村民们一个公道。
    

     被打的何义忠夫妇
    

     调查马光新（左一）
    

     待栽的苗圃
    

     人走屋空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06-11-28
    
    注：以上主要内容已同时寄往随州市政府办公室和《湖北日报》等国内外媒体

 
中国各地的征地浪潮中频频发生警民冲突。福建省莆田新度镇农民上周与警方发生冲突后，造成二十多农民受伤至今仍在住院。就在农民失地的同时村官却大发土地财。莆田涵江区一百多户农民通过互联网揭发村支部书记等侵吞了至少上千万元公共财产。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

 
福建省莆田市新度镇东郊村顶厝上星期三发生警民冲突上百名武警到场镇压，打伤二十多名阻止强行占地开工村民后，当地气氛紧张，官员如临大敌。因为害怕村民报复，派出警卫保护参加指挥打人的村委书记，跟\x{8e28}村代表，目前尚无村民被关押。新度镇的一位村民对本台表示：
村民：（莆田）县里面的干部以及雇用的社会上的一些七七八八的人，用电棍什么的乱打，八十多岁的也打，十多岁的也打，打得在地下翻来翻去，二十几个住院了，好几个原来很危险的，现在脱离危险了。党支部书记带头喊，打死他（村民），县长也亲自出马挂帅。威胁抗议者，因为村民有一些头头（代表）嘛。

这位村民说，到处都在征地。以东郊村为例，该村由六个点组成，除了顶厝，下宋和四昌（音）的农地被强占。与此同时，附近的王诸（音）镇沙板（音）村，上个月镇平了几百亩农田，听说也未经村民同意，补偿安置不到位即强行征收。

就此，本台星期一打电话到莆田市政府了解情况：

记者：在东郊村十一号还发生了警民冲突，还有村民被打伤，请问，征地过程中怎么会发生暴力？

官员：政府不允许暴力，问题是你指的暴力是你掌握的第一手材料还是你听别人说的。

记者：有这个事吗？

官员：我不清楚啊。

就在农民土地被暴力征收的同时，另一方面，官员却大发土地财。

莆田涵江区江口镇新前村一百多户村民联名状告该村党支部书记王金水多年来侵吞村民公产、贪污达上千万元。

江口新前村可耕地并不多，九九年开始，开发商占用了六百多亩农田和山地，加上村民自建房屋。部分无地农民生活困苦。村民代表王先生对本台表示，村书记王金水等人侵吞数以千万计的土地补偿款，村民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补偿：

王先生：我跟你说，仅山地这一项就两百多亩。这个材料我们往涵江区里送，我们问区纪检委书记，我们问他这材料搞出来是不是事实，他说，你们的情况是事实，但是没有证据。如果我们乱报，不是事实，你们可以扣我起来，我没话说，可是他也承认，派人下来查了。这是事实，但证据不足，他说的什么话，我听不懂。

据了解，被倒卖的土地至还包括卖给莆田华侨中学土地八十亩；卖给新飞天鞋厂土地两百多亩；马金龙纸厂四十五亩；华正自来水厂四十亩以及兴建砖厂征用五十多亩等等。

村民们多次联名向省、市、区有关部门告状，问题至今没解决。 村民们不得不通过互联网向国际社会发生呼吁求救：

林先生：（我们通过互联网）国内广泛发布，也向海外发布。我们就看稍微一点风暴能不能刮到莆田来。你共产党做一个样子嘛。最近不是做一些小样子吗，上海抓一下（陈良宇），福州也办了土地案子，仓山区委书记不是被抓了吗？

记者：可是没有用啊，人抓了，土地，钱没有赔啊

林先生：抓总比不抓好。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燕明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