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大约是1997年，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过一篇抨击拆迁的文章，指控拆迁就是第二次土改。那时中宣部还不像现在这么背叛人民，此类文章那时还是可以见诸主流媒体的。十几年的历史证明，这第二次土改与第一次土改同样惨烈。如果我有诗圣杜甫的笔力，我今天只想写一篇像“三吏三别”那样被称为诗史的拆迁吏。可以说，今天的拆迁吏，比杜甫笔下“三吏”的任何一吏都更野蛮。虽然我无诗圣的才力，可我愿意以己之力，记下这个发生在21世纪初年中国大连的一桩致人家破人亡的拆迁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当今“崛起”的中国有千千万万件。毫无疑问，许多件将被淹没在历史的烟尘里，但我希望这一件能够作为这个时代的备忘录，传之久远。
我叫王春艳，1963年4月生。我们被拆迁的房屋位于大连市甘井子区中沟东委12组，土地使用面积509.4平方米，被拆的无证房230平米，有证房59平米，共17间房，一个四合院。未拆迁前我与爸爸妈妈弟弟妹妹全家共11口人住在这里。
2005年4月，我家所在的小区开始拆迁。他们一上来就拿出黑道手段，停水停电，砸门窗玻璃，不让砸就打人。打过砸过才跟我们谈，说补偿我们80万元，我坚持要他们补偿4套房。双方谈不拢。此后，不明身份的人多次到我家砸玻璃打人，每次一来就是十几、二十人。其中有一次，半夜里，又来了好多人，先是往窗户上扔石头。我爸出去看，一出门就被他们三拳两脚打到，然后又砍他一斧头。我妈妈也被他们推到在地，昏迷了几分钟。我看我爸满头是血，就立刻打了110。爸爸已经是70岁的老人了，被打了我们也不敢上医院，等110的车来了，坐着110的车才上医院。还有一次，他们又来砸东西打人，其中有动迁办的两个科长，一个于万龙，一个刘科长。我们发生冲突，他俩把我的牙都打掉了。我们一家10多口人就在这种情况下胆战心惊地生活了3年。
2007年6月，在没有与我们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大连市国土资源局单方面委托评估公司非法评估我们的房子，把我们的房子裁给开发商。6月份国土资源局下裁决，9月份我去甘井子法院起诉这个裁决。甘井子区法院一审和大连市中院二审都判决维持国土资源局的行政裁决。
2008年6月，他们决定强拆我们的房子。6月3号，甘井子区法院执行一厅厅长张文明，在我去买东西的路上把我抓住，给我戴上手铐，送到甘井子收容所。他们本打算拘留我15天。可是我有严重的心脏病和甲亢，每分钟心跳到140下。收容所说这样的心脏病人不能收。于是张文明便找人协调，收容所最后收留了我。当时我很气愤，发给我的衣服我扔了，不穿。我说：“党的政策和党的策略是党的生命，你们为什么不遵守？你们这还是人民法院吗？”抓我的法警亲口说：“你真傻，你不知道共产党没有人权吗？”听了这话，我当时彻底瘫痪了！真的不知道说什么！真的是无语了！
第二天下午我的心脏病和甲亢就犯了，收容所所长赶紧跟法院协调，把我放了。当时他们让我在释放书上签字，说给我一套房子，钥匙都是现成的，要我接受。我说：“不可能！我要跟你们打到底！”那天我是一路哭着回家的。
到家一看，家已经夷为平地！甘井子区法院和甘井子区公安分局就是趁把我抓走的空挡，带着推土机来强行拆迁的。我弟弟弟媳、妹妹妹夫都被戴上手铐带走，爸爸妈妈也被带走，6人被关进开发商的一个空房子里。爸爸还被警棍打伤。
两个多小时，他们把我们家拆完之后才把他们6个人放出来。一见家被毁，全家大哭，弟弟当即就晕倒了，许多人抢救，十来分钟后才醒过来。之后弟弟就患了精神病，神志不清，有时惊慌失措地跟我说：“姐，外面有人在说话，他们又上来了！”有一次他发病了，说甘井子法院来了，咱们去追，说着就跑出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找他找了整整一天。原来他跑到派出所报案去了。正巧派出所有一个警察跟我弟弟认识，他就告诉了我姑姑。我们见到弟弟时，弟弟膝盖上都是血。问后才得知，他当时跑出家门时撞上一辆大卡车，把膝盖磕烂了。
起初我们也不知道弟弟患的是什么病，后来大连精神病医院的大夫说这是幻听幻视，终身不可治愈。医生开的药一盒就178元，我们没钱，无法住院治疗，就只买一盒药回家了。弟弟常犯病，犯了我们也无钱治疗，只能给他吃片安眠药。弟弟以前当过兵，复原后分到粮库，后来就下岗了，和弟媳妇在我家附近卖些饼干做点小生意为生。
弟弟犯病的时候很可怕，能举起据说有300斤重的大石头。有一次他被关进监牢，把同监室一个犯人的头打了一个窟窿，后来他就被用铁链锁了起来。从牢里回来后，弟弟告诉我说，他们用铁链锁住他，打他，还给他打针。
拆迁我家房子时，我小妹已经被他们打疯了。张文明把她送到甘井子区医院，可是不给救治。我家被拆的第二天晚上，有一个男人给我打电话，说：“你妹在甘井子区医院，你来把她带回去吧，你要不来就没人管了。”我说我不会去的，甘井子法院打的她就由甘井子法院管。当时天已经很晚了。第二天我找了一个新华社记者，还有我丈夫、我妹夫，一起去了甘井子医院。
我一到医院，看见我小妹似乎什么也不懂，就像一个傻子。与她同病房的人告诉我，说当时是法院的人送我妹妹到的医院，到医院后我妹妹就闹，要跳楼。后来他们就给她打了一针，也不知是什么东西，然后她就安静了，睡了两天，醒来后又要跳楼。当时看见我妹这个情况，我真的痛不欲生，无法接受！
当时甘井子法院和开发商都在病房外面守着，他们看见我们来了，就说既然家属来了，把人交给我们，他们也该走了。我说那是不可能的，你们把人打成这样，现在让我们接手，我不会管的。我们就走了。
到了晚上9点左右，有人给我打电话，他说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你妹快不行了，被扔在甘井子法院门口了。我只是一个好心人告诉你们。”当时我一听就觉得不会是假的，我知道他们法院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我就赶紧打了个车到法院。我小妹果然在法院门口躺着，我说那姐再把你拉回医院去。结果去了医院才知道，是医院跟法院一起把她扔到法院门口的。然后我就报警。派出所的人来了，说这样的事情他们也不管。法院不管，派出所不管，最后我就把我小妹背到派出所。派出所的人看我们真的很难，就给了我10元钱，让我打个车回家。我安慰小妹说，不要怕，现在黑天了，姐不知道往哪里送你。晚上我就陪着小妹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一亮，我带着小妹到了甘井子法院。小妹看起来快不行了，心脏忽跳忽停的，我就直接把她背到张文明的办公室了。张文明一看也吓坏了，就赶紧按我妹的人中，使劲掐。大家都掐，小妹的鼻子都掐出血了。小妹一直人事不省，一个劲抽搐，脚都抽成团儿了，张文明就把她送到大连第一附属医院。我小妹以前工作什么的样样都特别好，文笔也特别好，原来在单位做人事工作，后来下岗了。以前她什么病都没有，被打之后就莫名其妙成这样了。妹妹住了大概17天医院，花了近2万块钱。之后他们法院就不给出钱了，医院就把我们撵了出来。
我妹住院期间，我和我妈去找张文明。他们强拆我家的房子时，屋里所有的一切全给埋里面了，贵重的东西（10万元现金、1万元的一个存折和一个摄像机等）都被法院拿走了，连清单都没有。我问张文明我家的（11万元）钱呢？他说：“我只看到你妈那1000多元钱，你的没看见。”我说我的存折、现金和摄像机与我妈的钱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你单单看见我妈妈的钱，却没有看见我的摄像机和11万元的现金和存折？我要他出示我家的物品清单给我看，他说没有清单。他说他是人大代表，我说人大代表怎么了？人大代表就能代表我的权利吗？法院就能代表我的权利吗？黄松有还证明不了他自己呢！他是大法官，同时他也是贪污犯。我说我王春艳被抓了，可我妈70多岁了，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你们法院清点我们家的财物时为什么不让我妈确认？
当时张文明特别强硬，说：“没那么多道理，你家就是强制拆迁，法院就是强迁你了！”现在再找他，他就不那么强硬了，说：“那时也是没办法。拆错了国家赔偿。”我说：“2007年国家就对法院有明文规定，不许强制拆迁，你怎么2008年还是强拆了我家，把我家抢得倾家荡产，把我家的人打坏？”后来我跟甘井子区法院黄祖林院长也是这样说：“你为了盖楼，为了什么人的利益，抢我家房子，我管不了，我不怪罪你，可你不能把我家人打坏；打坏我家人我也可以不怪你，但是你不能丧心病狂地把我家的财产、我家的贵重物品都抢没了。经过你们法院强制拆迁的还有一家，家里好几十箱海参也没了，这不是你们法院抢的吗？拆迁户没有一家东西不丢的，你们是人民法院还是土匪？我告诉你黄祖林，让土匪抢了我认了，因为他是流氓土匪；让你们人民法院抢了我不认。我一定要去找我们的东西，要去上访，要去告你！我一定要个说法，直到打赢为止，哪怕倾家荡产我也要告你们！”
2008年奥运期间，我两次进京上访，两次被抓回。其中一次，甘井子区政法委的王建书记把我接了回去。接回去后，他督办我们的案子，说：“王春艳，我给你办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要进京上访，你能答应吗？”我说可以。可是至今他也没给解决。有一次我问他：“不是说上访案件两个月就能得到答复吗？可是我们的案子几个两个月了？你这样要调解到什么时候？要调解一辈子吗？我们这个房子是在2008年《物权法》生效一年了之后你们给强制执行的，我妹妹、弟弟也都被打成精神病，分明是他们违法，你们却不解决！”他说：“《物权法》不好使，保护不了你。”
2009年“大庆”，我又两次来京上访，两次被抓回。每次他们都劝我们回去，说在北京解决不了问题，要解决问题还得回大连，可是一回去他们就什么都不管了，没有任何信誉，完全是糊弄人！
2009年9月24号那次到北京上访，我一下火车就被他们抓住了，说“这是王春艳”，一下子五六个人扑上来，有甘井子区法院的，甘井子区信访局的，就把我按在那儿了，要抓我回去。我跟他们玩命，一头往他们的面包车撞去。当时甲亢就发作了，心跳得特别厉害，要窒息的感觉，浑身发热，衣服都湿透了。后来这些人就把我强行押到北京朝阳区，在那里见到王建书记。我说：“王建书记，我家这个房子，奥运期间你不是督办了吗？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一个说法？”他说没什么说法。然后就把我押回大连中院看了起来。在大连中院，在两位上访者的掩护下，我逃了出来，然后立刻打了一辆出租车，一路从大连开到北京。我没敢让司机往里走，车只开到六环外就停下了。司机要了我3000元，当时我身上只有700元，在北京找人借了钱才打发司机回去。
就这样，9月24日被他们押回大连，9月25号我又回到了北京。
下出租车的那个地方有山。我就走上去，在山里呆着，夜晚用捡来的包装海绵裹住身体取暖。我不敢下山，怕被他们捉住。到第五天，我遇见一个阿姨。我跟阿姨说，我是上访的访民。阿姨挺同情我。我给她20块钱，求她给我买些吃的送上来。我呆的那个山，我也不知道属于北京的什么地方，只记得那里有个村子叫吕村，有458路公交车，通往云岗方向。那时候我就像一个战争难民，东躲西藏，跟逃命似的。在山里一共待了七八天。我知道国家信访局开门接待来访的日子，就下了可山，去国家信访局。实际上国家信访局也不处理，又让地方截访的把我带回大连。
他们答应我回到大连给我解决，跟我好好谈，并让我又一次见了政法委书记王建。见完后就又不管了，每次去找他都是说开会，忙。到了特殊的日子，他们就把我看起来，24小时盯着。
我所在的中华路街道和派出所还到学校找我女儿，学校没让见，怕影响孩子的学习和健康。我知道他们找我孩子的事之后，我就去找他们，说你们也为人父母，你们也有孩子，怎么能这样做？我不是犯人，就算我是犯人，我的孩子也没犯罪呀！后来他们还往我家给我孩子送吃的，我知道后打电话给女儿说：“你全部扔掉！他们没准儿会下毒。”我知道他们有人就给上访者家人下过毒。后来我孩子就吓得全扔了，说：“妈妈，我一定不会吃的。”后来街道纪委书记沙坤又买了一包虾给送过来，我说什么也不让她进门。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张主任说：“你怎么也得给个面子，我们也是给你协调来了。”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一到北京有什么会了，有什么大活动了，他们就跟我玩这个安抚人心的鬼把戏。
现在我住的这个中华路街道与拆迁我家房子的那个泉水子街道不是一个街道。我们这个街道的领导就跟我说：“我们街道本来跟你家拆迁这事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是你的事牵连到我们了，我们太无辜了。”我说：“是，我跟你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至于连累到你们那也不是我希望的。如果你们再逼我，不给我解决，我就到北京跳天安门城楼，我要让中央的领导知道你们是怎样把我们家人打伤的，怎样逼害我们的。”后来街道还把我这些话回报上去，凑材料威胁要处理我，说我王春艳扬言要跳天安门城楼。
我来北京无数次了，我妈妈来了10多次。她跟一些上访的老人一起到过中南海新华门上访1次，到世界人权组织驻北京的办事处2次。今年3月，我又带我妈来北京，不久我妈就被我们地方截访的人给截走了。我往我们大连信访办打电话，问他们否把我妈截走了，他们说没有。后来又有一个人打电话要我去接我妈，听口气那人像黑社会的人，我当时留了个心眼，就没去。如果去很可能被他们找的人打一顿。我就到北京站去找，到那里发现我妈在车里坐着，他们准备送我妈回去。我对他们说：“这是我妈，已经70多岁，有脑血栓，我得跟我妈一起走。”他们说：“不用你管，我们已经给你妈买好票，我们会管她。”但我不放心。我找到列车长，说：“这是人民列车吗？我没钱，但我要看着我妈平安回到家。我妈被政府抓走了，我要看他们把我妈送到哪儿。如果你想要钱，到大连就跟我到中级人民法院去取。”列车长破例让我免费坐了车。
回家后他们说给我家申请困难补助，可是后来再也不提了。大连国土资源局来人说：“王春艳，国家是2007年就规定不能强制拆迁，我们工作有失误，现在我们好好谈谈吧。”我说没什么好谈的，这个官司现在已经在省里立案了，我就等着省里给我翻案，我相信省法院会给我一个公道。我知道和他们谈不出什么结果，他们只不过是骗人、欺哄人而已。
今年4月25日我带着妈妈再一次来到北京。在大连驻京办，新上任的大连市信访局项局长说的挺好，说回去一定要为我们协调解决，说这样把压力都推到北京也不行，然后就亲自打开电脑，让信访局的陈处长把我们家的案子传回大连市联络办。他们还给我们买了2张卧铺，准备让我们回去。我还没遇到过这么好的领导，我也答应了。就在第二天要去火车站的时候，早上将近10点，我妈突然就不行了，脑出血，嘴里只是哼哼。我就赶紧下公交车，打了个的士就把我妈送进了天坛医院。大连驻京办还打电话让我去拿车票，我说去不了了，我妈现在抢救室呢，你们能不能给送点钱来，他就来了，给了1000元。我说1000元也不够啊。他们说他们也没什么钱，就这还是临时借的。就这样等到晚上11点多钟，大连甘井子法院负责信访的王永义和大连中华路街道的沙坤来了，说：“我们就住在天坛医院的宾馆，你妈什么时候用钱给我们打电话。”他们走了之后，旁边陪护的人说：“你先交钱才能拿药，才能抢救你妈，等真要抢救的时候，没钱谁会救你妈！”我听了也有道理，就给沙坤打电话，说能不能现在就把钱送来，否则怕来不及。沙坤说：“好吧，那就先给你2000块。”我说那哪够啊，脑出血一旦要交单子肯定就是两三千块，我就跟她吵起来。然后我马上给大连中院的立案二厅厅长姜凯伦（音）打电话，王永义就拿出了2万块钱。医院开始全力抢救我妈，说我妈只要挺过三天就有希望。
到第三天晚上的时候，医生告诉我说我妈的病重了，说如果手术，可能还有希望，但也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我就给王永义打电话，说我妈手术，医院说需要10万块现金，能否先给我10万元。王永义说实在不好意思，手头只有6万。这6万元钱存在中国银行，恰好又是五一假期，银行不开门，无法支取。我又跟王永义打电话，让他再给申请4万元，因为病人等不了。他就有点急了，说法院没钱。我说甘井子这么大的法院能没有4万块钱？后来他说请示了，没有钱。没钱就不给做手术，我妈妈就这样去世了。
眼下我弟弟和我小侄女还有弟媳妇跟我在北京，妹妹跟父亲一起在大连。父亲现在还不知道妈妈去世的消息。我们没告诉他，怕他受不了。我妈去世后，我妹带孩子来了，那时她还不知道妈妈已经不在了。一听说妈死了，妹妹“嗷”的一声就犯病了。我妈刚死，我妹又犯病了，我真的是手忙脚乱！托别人先看着妹妹，我把妈送到了太平间。妈妈是5月2日走的，甘井子法院只给交了7天（使用太平间）的钱，到现在（6月8日）我一直再没交钱。现在我妈还在太平间，法院催我赶紧先把我妈的后事办了，我坚决不同意。我妈死在了上访路上，我家的这个案子一天不解决我一天不办妈的后事。
我过去是搞技术的，平时不怎么接触社会，不知道世道这么险恶。如果早知道这样，我可能早早就把房子问题处理好了，就算给的补偿再少我也把它结束了。走到现在，房子没了，钱没了，妈也没了，爸爸被打得到处是伤疤，整天头晕，弟弟妹妹都被打成精神病，我们一家太冤了！我一定要他们还我们509平米的房子，救治我弟我妹，给我妈的死一个说法！
我是个基督徒，现在我把一切都仰望交托给神。我想如果有一天他们给解决了我的问题，把房子给我了，我也不想要我的那一份了。弟弟妹妹的我不能不要，他们都需要一个安定的生活。我不准备再回大连了，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已经是伤心之地！他们伤透了我的心！以后我就在北京传福音，做神的仆人。
附记：王春艳是通过主内的弟兄姊妹找到我的，希望我将她一家的不幸遭遇公诸于世。这些日子，我所在的教会正在集体学习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团契生活》。这本书中说，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自己主内的弟兄姊妹？应该像对待主耶稣基督一样对待主内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主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彼此成为肢体，接待弟兄姊妹就等于接待主耶稣。像王春艳姊妹一家遭遇的故事，全中国数不胜数，写不胜写。今天我之所以决定把她的故事写出来，我相信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王春艳姊妹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其间多次止不住热泪长流。她从自己背包里拿出的那一大团擦泪的卫生纸，直到最后被她和着泪水抟成一个小小的纸丸还舍不得扔掉，继续用它擦泪。我没有陪她流泪，但我借着耶稣基督的这句话为她默默祷告：“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着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