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政府数据估计，现时全港约有100至170万人患有精神病患者，当中约20万人属于严重精神病。面对为数不少的精神科药物需求，政府医疗资源却未足够令每一位有需要的病患，得到最好的药物治疗。公共医疗机构往往以资源有限为由，要求精神病患者先服用副作用较多和较严重的第一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旧针），直至患者出现副作用，才转获外国已广泛使用、可减低病患复发风险的第二代抗精神病针剂（俗称新针）。服药的病患无权选择更好的药剂，医疗机制又受限于资源问题，故此，重新思考现时的精神病患服针指引，是减轻病患负担的重要一步。
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认为，只有由政府增拨资源，以新针取缔旧针，才可减低病患因服药而有副作用的风险。协会发布最新研究报告，指出新针虽然成本较高，但效用更佳，病患康复较快，长远而言，可以每年节省港币3.9万元的医疗成本。当七成使用旧针的精神病患，需要承受肌肉抽搐、吐舌、视觉模糊等副作用的时候，新针却能将副作用机率减低至1%，为一时的成本考虑而放弃长远的优势，实在是得不偿失之举。外国如澳洲、美国、英国等地，均渐渐以新针代旧针，其中澳洲的新针使用率更高达82%，而香港却只有仅仅5%的病患可以接受新针注射。
在精神病患数字持续增加且未见回落的当下，病患的权益实在不容忽视，从长远的角度看来，医疗拨款的数量，以及资源分配的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改善，以提升患者的生活质素，免受不必要的痛苦。
（来源：独立媒体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46198a 2016-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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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权益不容忽视 第二代针才是出路
联合国人权专家对南非３７名精神病患者因转院而死亡的事件深
据报道，南非豪登省（Gauteng）卫生厅早些时候解除了与当地一家精神病院的合约。在对其中2300多名患有心理或智力残疾的病人进行转移安置过程中，由于计划存在严重缺陷，至少有37名需要不间断护理的病患不幸死亡。
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残疾人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阿吉拉尔（Catalina Devandas Aguilar）、法外处决、即审即决或任意处决问题特别报告员卡拉马德（Agnes Callamard）、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问题特别报告员普拉斯（Dainius Pūras）以及适足生活水准权所含适足住房问题及在此方面不受歧视权问题的特别报告员法哈（Leilani Farha）12月2日发表联合声明，对此深表震惊，同时呼吁当局建立一个明确和可持续的“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政策和行动计划，以避免今后悲剧重演。
四名联合国人权专家2日在共同声明中指出，南非豪登省卫生厅在与埃斯蒂梅尼（Esidimeni）医院解除合同后，计划将其中超过一半的精神病患者转移到省内其他多个非政府机构。然而，这些机构在能力和资源上存在严重不足，无法照顾需要高水平、专门和密集的不间断护理的患者。同时，相关行动在缺乏适当支持、而且没有与相关人员进行协商的情况下仓促执行，由此造成病患死亡的悲剧发生。
声明称，在未经同意和充分支持的情况下，将残疾人转移到不适当的地点，可能会对其获得身心健康和福利、包括适足住房在内的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进一步造成严重侵犯，并使他们处于极端贫困、无家可归和丧失尊严的风险之中。声明就此提醒南非当局，国家有义务通过阻止和防止非国家行为者的侵权行为来保障残疾人的生命权。人权专家表示，尽管联合国鼓励为改善精神障碍者的生活而推进“去机构化”工作，但如果执行过程中缺乏以人权为基础的计划、充足的住房和财政资源以及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就可能导致和此次事件一样的致命后果。
联合国人权专家对豪登省卫生厅截至目前所进行的“没有任何结论的调查”以及由此导致的医患僵局深表关切，敦促当局尽快提供相关司法和其他独立调查的结果，并就如何防止进一步的死伤和保护受影响者的权利而采取的措施进行明确解释。同时，声明呼吁南非尽快建立一个政策框架，以对“去机构化”进程进行指导，包括制定有时间表和基准的行动计划，明确将公共资金重新分配给社区服务的途径，并为残疾人提供适当的社区支助，例如住房援助、家庭支持以及短期暂替护理等。
声明强调，《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明确规定，残疾人有权选择在何处、与何人一起生活，不被迫在特定的居住安排中生活。南非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必须尊重并遵守相关义务，为残疾人提供一系列社区支助服务，以防止其被社会孤立和隔绝。
（来源：联合国新闻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7198 2016年12月2日）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超1亿 抑郁症患者逐年增多
今年10月10日是第二十五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根据我国部分地区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估算：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其余大多数是抑郁症、自闭症等精神障碍或心理行为障碍患者。同一片蓝天下，他们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自身饱受精神折磨，也给家人带来无尽苦楚。健康人群中，也有不少人深受焦虑、抑郁等情绪困扰，常发出“我是不是抑郁了”的疑问。
阳光再美好，须得打开心房才能感到温暖。心理健康是个人幸福、家庭美满、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关注国人心理健康，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题中应有之义，应引起全社会关注。
不良情绪离精神疾病有多远？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的患者为何逐年增多？对个人、家庭和社会有哪些影响？如何帮患者走出阴霾？如何预防心理精神疾病？本版将分两期探讨这一话题，敬请关注。
——编 者
抑郁患者门诊量每年增加20%，3000多万儿童存在心理行为障碍
现代社会环境变化快、生活节奏快，很多人自诉心理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生活中，我们也会接触到一些抑郁症患者——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沉默寡言，间或喃喃自语，偶尔歇斯底里。究竟什么程度的心理、精神问题属于疾病范畴？
谭先杰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国庆前，他在新书《子宫情事》发布会上透露，自己曾在5个月内送走13名绝症病人，深受负面情绪困扰。“生命不能放不开，我最终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对着大山大声喊，直到声嘶力竭、内心平复。”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低落的时候，这种暂时的抑郁、烦闷不是病。”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黄世敬说，负面情绪像饮酒一样，控制在一定的量之内，对人没有影响；一旦超过这个量，就可能醉酒伤身。比如抑郁持续2周以上，并且无法自我调整，已经严重到影响工作、学习和家庭生活，在临床上就会确定为抑郁症。“轻度的抑郁症可以通过自我转移注意力等调情志的方式，以及专业医生的疏导，得到治愈。中度以上的，就需要心理治疗加上药物治疗，来控制病情。”
近年来，在互联网加速信息传播的背景下，人们感觉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导致的自杀事件似乎逐年增多，这是否表明我国这一类精神疾病呈多发趋势？
——抑郁症患者门诊量猛增，但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2009年6月13日，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北京回龙观医院流行病学研究中心主任费立鹏对我国4省精神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结果显示，精神障碍患病率高达17.5%，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达到9000万。调查结果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介绍，我国目前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管理。“在精神疾病患者中，这6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比例并不高，抑郁和焦虑症患者占比最多。”
医疗机构的数据支持这一判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介绍，该院曾经有70%—80%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如今超过一半的病人为抑郁症而来。医院也因此在2006年特别开设了抑郁症研究中心。目前安定医院抑郁症患者的门诊量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令我们不安的是，非精神专科医生对抑郁症的总体识别率较低，临床上很多患者的抑郁症状未引起医生的足够重视，继而导致治疗和干预率非常低。”
“截至目前，我国尚未开展过全国范围内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因此还无法从数据上支持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心理疾病呈多发趋势的结论。”王刚呼吁，应绘制我国精神类疾病“地图”，为国家因地施策，以及医学界有针对性地立项、科研，提供数据支持。
——“一老一小”精神卫生状况堪忧。
国庆长假，四川自贡市的谭友果家热闹起来了。女儿在广州生外孙后3年来第一次回家，老谭的话多了，眼神也活泛了不少。
“可惜假期结束闺女就得走。房子一空，心也就跟着空了。”谭友果感叹孩子们在身边的时间太短了。
空巢老人很容易产生孤独感和被遗弃感。专家指出，孤独感最容易使空巢老人产生抑郁、焦虑不安的情绪体验，若不及时干预，常常发展成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
有数据显示，中国的老年期精神障碍的患病率达1.5%，明显高于普通人群。“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的精神心理健康事关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亟待引起关注。
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卫生状况也令人忧心。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儿童青少年精神病学组主任委员郑毅教授介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在儿童精神科门诊中占60%以上，目前约有3000万儿童受到不同程度心理行为障碍的困扰。“比如行为异常、性格缺陷、情感障碍、社交不良、性角色偏差等，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障碍’会发展为比较严重的精神类疾病，这会影响孩子成长，甚至发展为社会问题。”郑毅说。
生物遗传性的个体基因缺陷、社会转型期的集体心理教育滞后，多重原因叠加致病
不久前，影星乔任梁因抑郁症自杀离世，鲜活的生命戛然而止，令人们唏嘘不已。
人们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是先天因素还是后天受外界影响所致？
28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小刘抬头望向天花板，南边墙角处的那摊水渍又出现了，慢慢化成了一朵骷髅花。“每天我都能看见这朵花，楼上邻居为什么就不承认呢？”其实，滴水声是他的幻觉。这就是妄想性精神障碍患者的苦楚人生。
杨甫德表示，重性精神类疾病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染色体基因片段存在缺陷、畸变、冲突。在童年的潜伏期，会表现出躁狂等症状，到青壮年期发病后更为明显。而相比之下，抑郁症等病症的生物遗传性病因是次要的，主因是应激性心理反应。比如长期被不良情绪侵袭，包括被坏人欺骗、被亲友误解、被同事冷落，以及投资、入学、擢升不顺……一件件糟糕的小事情不断累积，就可能在遇到突发重大事件时，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难以自控的“情绪”演化为令人崩溃的、导致精神类疾病的诱因。此外，像患者术后、女性产后、老年人退休后、灾害发生后等，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环境出现巨大变化，而心理调适未能同步，就会导致抑郁症。
专家指出，无论病因是生物遗传因素，还是个人的应激心理反应，都与社会环境这个外在“催化剂”有关。王刚分析，从发病的几率来说，基因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异。内因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外因——社会环境。“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感觉人生中不可预测的压力增多，很多诉求难以实现。加之生活节奏加快，导致缺乏有效的心理疏导……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猝然发病。”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郑日昌认为，以前计划经济时代，从收入到就业，人们都在“分配”的轨道下按部就班地生活。“而市场经济带来了多种选择，产生多趋冲突。一些人什么都想要，车子、房子、票子，反而引发内心焦虑。”
在黄世敬看来，国民心理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容易产生焦虑。“某些群体富而不安，物质丰厚了，幸福感反而下降，出现失眠、焦虑、抑郁等症状，心里的这根弦越绷越紧，最终断了。”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
精神类疾病对病患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干扰慢性疾病预后，影响身体健康。近年来，躯体疾病共患精神类疾病的患者不断增多。在神经内科就诊者中，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最高，慢性疾病如心绞痛、关节炎、哮喘、糖尿病甚至癌症等，常常共病抑郁症，而抑郁症又可影响慢性疾病的预后。在患这些疾病的老年人群中，抑郁症的发病率更高，抑郁症对健康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慢性疾病本身。
抑郁症与“自杀”如影随形。“自杀意念”是抑郁症诊断手册中的主要症状之一。杨甫德介绍，数据显示，抑郁症病人中，15%最终会自杀死亡，约70%曾经出现过自杀的想法。另外有国外的数据表明，在所有自杀死亡的人群当中，大概有70%以上的人患有抑郁症。
三毛、海子、张国荣……不少明星都因抑郁症离世。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报告显示，中国每年大约有28万人死于自杀，40%患有抑郁症。另有数据表明，自杀是我国全人群第五位、15—34岁人群第一位死亡原因，自杀每年导致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失去父亲或母亲。
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2014年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等机构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显示，中国的自闭症患者可能超过1000万，其中0—14岁的患儿可能超过200万。大多数患儿家庭为了治疗倾尽积蓄、负债累累。
“经济负担倒在其次，感情上的折磨无法释怀。”北京的王先生说，他的老母亲退休后性情大变，记性不好、疑心重、脾气大，经常摔东西、打骂家人。“她以前是医生，一辈子为人和善。现在每天见面就吵，大半夜让我们去给她做饭，还跑到我单位闹事，老板让我回家处理完家事再上班，没办法我只能辞职。一家人原本经济上很富足，晚辈们学业、工作都很出色，但妈妈这种情况让我们高兴不起来。”经过咨询，王先生得知母亲可能患上了抑郁症。“麻烦之处在于，她否认自己有病，拒绝就医。”王先生很无奈。
专家认为，抑郁症等心理精神疾病患者虽然没有伤害他人的暴力行为，但对家人生活的干扰至为深远。比如，孩子们生长在父母或祖父母罹患抑郁症的原生家庭，对其未来的一生都有不利影响。
增加全社会医疗负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国际上衡量健康状况的伤残调整生命指标评价各类疾病的总负担，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总负担的1/5，即占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采访中专家表示，近年来，精神心理问题与社会安全稳定、与公众幸福感受等问题交织叠加等特点日益凸显。焦虑症、抑郁症等常见精神障碍及心理行为问题逐年增多，心理应激事件肇事肇祸案件时有发生，老年痴呆、儿童孤独症等特定人群疾病干预亟须加强，精神卫生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
“精神疾病不仅仅是个体问题，应将其作为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予以重视，全方位关注，全面谋求改善。”郑日昌说。
（来源：人民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0/14/c_1119714631.htm 2016年10月14日）湖南临澧：一精神病患者持刀杀母被送强制医疗
据湖南法院网消息，近日，临澧县人民法院审结一件临澧县人民检察院申请的强制医疗案。42岁的被申请人龚某某因精神分裂症复发持刀杀害年近八旬的老母亲被决定强制医疗。
被申请人龚某某自2011年确诊患精神病后，曾多次治疗仍反复发作，表现为自语无序、疑人害己、伤人毁物。2016年3月25日，龚某某发病后在家中因琐事与老母亲陈某某发生口角，遂持菜刀朝母亲头颈部猛砍数刀，致使陈某某当场死亡。法医鉴定，死者陈某某系生前被他人用锐器（如刀类）多次砍击及切划面部、颈部，导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
案发后，经司法鉴定中心鉴定，龚某某被诊断为精神发育迟滞轻度、精神分裂症，实施危害行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建议强制医疗。
法院认为，被申请人龚某某在精神病性症状的影响下实施了暴力行为，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虽经法定程序鉴定系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且其父母均已去世，女儿年幼，其胞兄亦不能有效监护，符合强制医疗条件，遂依法决定对被申请人龚某某强制医疗。
（来源：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1/2016/0912/c1008-28710048.html 2016年09月12日）精神病患者李明被政府强制送治精神病院五年多
强制将访民或者政治异议人士送精神病院，已经成了中国政府常用的”维稳”手段。 辽宁省大连市的李明有精神病患，为了本人的劳动纠纷事宜，其母亲带其上访，后被当地派出所秘密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关押，这一关就是5年多的时间。 李明被关到精神病院后他的父母四处求告，希望能把儿子李明救出来，但没有任何的进展，反而倒是李明落得满身疾病。
李明于1985年进入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工作， 1986年从单位带薪应征入伍，89年复员后回原单位工作，为车间班长。在工作期间因为老实本分不会讨领导欢心，被长期安排干最脏最累的活，有病也不给休病假，给李明精神和身体上造成很大的伤害。
2009年12月5日，李明父母接到厂方通知，称李明于2009年11月23日在工作期间离厂出走。 他的母亲自此就开始四处上访寻找李明。
2010年3月6日， 李明的母亲邱军从北京上访回来后，被街道办主任吴玉红和派出所所长金柱带到派出所询问室训话，要求邱军写出两会期间不上访的保证书，否则不让回家。还扣留了她的身份证。邱军出于无奈签了保证书后，被送回家中软禁。 街道雇佣的一些黑社会人员监视着她，不许出门。3月9日上午8点，邱军想下楼取报纸被一帮人按倒在地上。李明的父亲李连成非常气愤，说“菜也不让买，报纸也不让取，你们是要把我们困死？”经过几句争执后还是不让出门，李连成飞身从窗户里跳了下去，不幸的是他的双脚被摔成粉碎性骨折。
事情发生后街道办主任赶来，并阻拦李连成及时就医。 僵持到晚上8点， 眼看李连成不行了才把他送到医院。在医院手术期间，街道办派了 20个人监督李连成夫妻，以防他们趁机逃脱。街道办主任面对李连成夫妻的指责不但不思悔改反而叫嚣“你去告吧，我有的是钱，越告我越升官”
2011年6月28日，李明单位在大连晚报上刊发了解除和李明的劳动合同通知。但这个结果是在几年后大连市信访局给了他父母这份报纸，他们才知道。
2010年8月，邱军听人说见到了李明，便急忙去找，找到李明时，李明就像一个叫花子，衣服又脏又破，傻得连父母都不认识。他的父母无奈只好把他送到大连市第七人民医院院住院治疗，经诊断李明患上了精神分裂症，3次住院治疗。
2011年7月1日，随母亲在京上访的李明被接回当地。 西岗区黄河路派出所，在没通知家属的情况下，于7月3日将李明送到了大连市安康医院（精神病院）。李明的父母亲，多次找各部门要求将李明释放，但无果。
邱军说，李明在精神病院内，上火，牙疼，被拔了4、5颗，还患上了糖尿病、心脏病、胃病，现在整个人都完了。 李明的父母认为，李明在精神病期间，被解除劳动关系，这是严重违法的行为。 在上访过程中，李明的父母多次明确要求； 恢复李明的公职，补齐李明应有的待遇，赔偿李明损失，依法追究单位领导的法律责任。现在李明身体重病缠身，都是政府迫害造成的，政府的罪责难逃。
下图为李明的父母
下图为李明的精神病材料
专访李明父母——
为什么华裔和南亚裔精神病患者耻于求医？采访丘雪美
本星期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在安大略省各地医院收治的精神病患者中，华人和南亚裔患者在入院时的病情比其他患者严重。主持这项调查的加拿大临床评估科学研究所（ICES）研究员丘雪美接受了本台记者Levon Sevounts的采访。
丘雪美（Maria Chiu）介绍说，安省的华裔和南亚裔的精神病患者不仅在求医时病情比其他族裔的患者严重，而且非自愿求医的比例也比其他族裔的患者高。其中很多人来看医生时已经出现了明确的精神病症状，例如幻觉和妄想。这说明他们在精神状态不正常以后拖了很长时间才来看病。
文化因素：对精神和心理疾病的耻辱感在东南亚更强烈
谈到这种现象的原因，丘雪美说，文化是其中一个因素。精神和心理疾病带来的耻辱感在东南亚地区更强烈。再加上“家丑不可外扬”的家庭观念，导致患者及家庭千方百计瞒住外人，不到万不得已不去看病。
她认为，华人和其他亚裔移民需要消除对精神问题的耻辱感，增加对这类疾病的了解和对现有的医疗服务的了解。这不是不治之症，有很多治疗手段，也有很多提供治疗和相关服务的人和机构。患者只要走出来求助，总能找到可以信任的医生。
文化传统的影响延续到在本地出生的移民后代身上
丘雪美说，过去的研究显示，初到一个新的国家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是精神出问题的重要原因。但是她和合作者惊讶地发现，本地出生的华裔和南亚裔患者和他们的父辈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没有经历过初到异乡的艰难，也没有在原籍国生活过，但是他们入院时病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对精神病的耻辱感，仍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也说明，和文化相比，语言能力并不是华裔和南亚裔患者求医的主要障碍。
尽管这项调查仅限于安大略省，但是丘雪美认为，如果在加拿大其他省份进行同类调查，应该也会得到相似的结论。没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在BC省或其他地方的少数族裔和安大略省有很大的不同。
丘雪美与合作者分析了2006年到2014年期间安大略省各地医院的所有精神病患者的病例，从中找出华裔和南亚裔患者，并把他们和其他患者进行比较。
1997年2月20日，多伦多华人余伟康在车站袭击一名妇女，后又手持锤子拒捕，被警方击毙，时年35岁。案发时，他流浪街头，患精神分裂症已有十多年。
2008年7月30日，埃德蒙顿华人李伟光在一辆开往温尼伯市的灰狗巴士上杀死22岁的同车乘客麦克林，斩首、戮尸、啖肉。这是加拿大有史以来最血腥的凶杀案之一。他患有严重的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从未求医。
医疗机构需要增进对这类患者的了解
丘雪美说，需要做出改变的不仅是患者和他们的家庭。这项研究的目的之一是增进医疗机构对这一类患者的了解。加拿大是一个族裔众多的国家，华裔和南亚裔是安大略省的两大族裔。医护人员应该熟悉这类患者面临的文化难题。
丘雪美说，她接下来会继续同一方向的研究，因为过去很少有人专门分析亚裔精神病患者的特点和传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亚裔移民是加拿大最大的族群，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加拿大医疗界需要了解他们是否和别人不一样，以及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不一样。
丘雪美在采访的最后补充说，这项研究的对象仅限于在医院有病历的患者，因此并不能说明在全体华裔和南亚裔移民中存在的精神问题比别的族裔更加普遍或更加严重。
（来源：加拿大广播公司http://www.rcinet.ca/zh/2016/08/19/60832/ 2016-08-16）
黄梅县一精神病患者致父死亡被强制医疗
7月7日，湖北黄梅县检察院申请的一起强制医疗案件，经该县法院审理，依法对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精神病患者张某作出强制医疗的决定。
2016年4月16日17时许，黄梅县分路镇某村村民张某，向母亲要烟抽，先后与母亲、父亲发生争吵。后张某又将其妻子的物品扔在地上，其父与张某发生争执。在门前的通村公路上，张某幻想其父要将他置于死地，遂拿起搓衣板将其父砸伤，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鉴定，张某患有双相障碍，实施危害行为时无刑事责任能力。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张某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实施了故意杀人行为，且致一人死亡，严重危害了公民人身安全。虽经鉴定张某为精神病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但为维了护公共安全，防止其在疾病影响下继续实施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避免“被精神病”情况的发生，故依法对张某予以强制医疗。
（来源：楚天法治http://www.ctwqw.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4&id=5747 2016-07-12）她闯包厢躲厕所原是精神病患者 东方民警连夜送其回家
熟人聚会的KTV包厢里突然多了一个大家都不认识而且行为怪异的女孩，躲在厕所就不出门，这让组织聚会的“东家”小王犯了难，果断向海南公安边防总队东方支队感城边防派出所报警求助。
6月27日零时，该所民警前往现场将该名女子带回所核查身份。经询问后，民警了解到该女子姓钟，今年28岁，如报警的群众所说行为异常。经耐心询问，民警从女子口中得知了其姐姐的电话，并由此联系上她的母亲后得知女子患有精神分裂症，于6月26日离家出走。据介绍，女子家住在东方市八所镇，距离感城镇约40公里，她家中没什么交通工具。民警获悉情况果断连夜派车，将女子安全送回了家。
（来源：海南在线http://news.hainan.net/hainan/shixian/qx/dongfang/2016/07/02/3051684.shtml 2016-07-02 13:05）85岁老汉多次强奸女精神病患者 趁其老公外出强行发生关系
本该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邓某，却因邪念犯下强奸罪，年过八旬还住进了牢房。5月16日，从湖南省桂阳县人民法院了解到，法院以强奸罪判处被告人邓某有期徒刑三年。
1931年出生的邓某是桂阳县洋市镇人。受害人雷某与他同村，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一直靠着药物治疗。从2014年9月份起，邓某在明知雷某是精神病人的情况下，先后七次趁雷某老公外出劳动之机，在雷某家中强迫与雷某发生性关系。每次邓某都是敲卧室的窗户，雷某因为害怕受到邓某的挨打只好开门，雷某一直不敢反抗。2014年9月30日晚上7时许，雷某的老公从外面做事回来，雷某告诉老公，邓某白天在家中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邓某以暴力、胁迫等方法强奸妇女，其行为构成强奸罪。鉴于被告人邓某作案时已年过八旬(属“年满七十五周岁”范围)，且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依法可从轻处罚，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来源：华声在线http://m.sohu.com/n/449872385/ 2016-05-17）湖南邵阳一精神病患者被医院同室病友挖掉双眼
午休时被病友挖去双眼
2015年底，在建筑工地工作的刘志宗，因动手打伤陌生人，被家人送往邵阳市脑科医院复查，医生建议其入院观察。
今年50岁的刘志宗，曾在2000年被发现有时自言自语、并突然攻击家人及陌生人。送医检查后，被医院确认患有精神分裂症，住院近一个月。出院后，刘志宗长期服用药物控制。
12月30号，办理入院手续后，刘志宗换上了蓝色的统一服装，在医院第一住院楼4层精神科男病区住了下来。
四天之后，也就是2016年1月3号，刘志宗家属接到医院电话，听到他受伤的消息。
刘志宗的妻子苏丽（化名）拿出医院出具的事发当天的情况说明：
12点28分，肇事者刘某伏在刘志宗床头，刘志宗脚蹬两下；
四分钟后，肇事者离开受伤者；
12点33至12点46分，肇事者再次返回伏在刘志宗床头，刘志宗无任何反应，期间当班护士与护工先后四次在病房内梭巡，未发现异常情况；
12点51分，当班护工张某到刘志宗床尾巡视，见肇事者跪在受伤者床头，未予干预；
又过了四分钟，另一当班护士廖某到床头巡视，发现刘志宗双眼已被挖出，立即呼叫。
随后，医生、总值班、科主任、护士长、院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相继赶到现场，立刻将患者转至市中心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肇事者被家属带回家乡
据医院的工作人员回忆说，事发那天，刘志宗吃饭比往常动作迟缓，因此被注射了治疗针剂。该针剂恰有镇定的作用，事发时刘志宗处于昏睡状态。
吃过午饭后，刘志宗被护士带到隔离室休息，之后护士为其盖过两次被子。
“监控显示，事发前后共二十分钟的时间，护士与护工经过病房十次以上，一直在巡视。护士一望向床头，肇事者刘某便起身做其他事情，或者停止手上的动作。四个病人一个房间，旁边还有一位病人看到后，直接拿起东西走出了病房，没有跟任何一名工作人员反映情况。”科室医生向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描述到。
昨日，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来到三号病房（临时安排），刘志宗的双眼闭着，多数时候躺在床上，不与人交流。提起眼睛被挖一事，刘志宗会情绪激动，说自己不好受。他的床头登记卡显示，刘志宗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护理级别为二级。
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在探访中了解到，事发时刘志宗所在的一号住院楼四层为精神科男病区，现有医护人员22人。该病区为封闭式管理治疗，主要诊治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癫痫及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等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科室的病室有3人间及4人间，包含公共洗漱间、卫生间、娱乐室等基本设施。
而肇事者刘某属于重性疾病患者，既往无伤人行为。护士在安排其午休后，因为没有吵闹行为，便没有强制约束将其固定在床上，而是实施部分约束，将其双胳膊与身体固定在一起，但手腕仍可以活动。
事发后，医院向派出所报警。因肇事者刘某无刑事责任能力，刘某在事发后被家属带回家乡。
目前，邵阳市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已介入此事。
调委会：将根据一级伤残标准进行赔偿
苏丽称，家里年收入在5万元左右，家里小儿子如今读高中二年级，考虑到丈夫后期治疗及康复费用，不满足于医院60万元的赔偿金额。
“我们会保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若标准过高可能无法满足。”对此，邵阳市医疗纠纷人民协调委员会（以下简称“调委会”）工作人员称。
“我们听闻此事后第一时间介入，一般会根据伤残情况、伤者职务、家庭情况来进行赔偿。”该工作人员介绍，关于刘志宗一事，调委会商议按照国家一级伤残的标准来进行赔偿。同时，虽然刘志宗仍能走路、吃饭，但考虑其双眼被挖掉，调委会在计算护理依赖费用时也将按照完全护理依赖的程度计算。
“赔钱是一定要赔的，但如果家属对60万赔偿不满意，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律师说法
家属不在身边，医院是否应尽到监护责任？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介绍，医院作为受托人，对当事人具有监护责任，根据现有的视频资料显示，值班人员在12点51分巡视到受伤者床尾时，看到肇事者跪在受伤者床头，但是没有进行干预。而按照医院规章制度规定，护理人员有义务在病人起床时，至病人床观看情况，而当护理人员发现肇事者在受害人床旁时，未进行仔细巡视，个人认为，医院未完全履行监护职责，其具有过错，应该与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
韩骁称，当精神病人的家属将其送到医院接受治疗，将监护职责委托给医院后，医院需要对精神病人履行监护职责。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责任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责任人的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
因此，本案中，肇事者对受害人造成的侵害，需要承担民事责任的，如经认定，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但是，如果当事人与医院另有约定除外。受托人确有过错，需要与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所以，如果医院确有过错，需要对肇事者的行为与其监护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精神病患者或者曾有精神病史的人，如何界定刑事责任能力？
重案组37号(微信号:zhonganzu37)探员从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常莎那里了解到，依据法律规定，应该由法律专门规定的司法鉴定委员会按照法定程序对精神病人进行司法鉴定工作，以此确定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认定其为有刑事责任能力人或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再依据《刑法》有关规定确定其责任承担问题。
对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常莎介绍，应当先按照法定程序对当事人的精神状况进行鉴定，再确定其民事责任的承担。如果其为有民事责任能力人，则其需自行承担民事责任；如果其为限制民事责任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则其民事责任由其监护人承担。监护人尽了监护职责的，可以适当减轻其民事责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的，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监护人适当赔偿，但单位为监护人的除外。
（来源：重案组37号http://news.qq.com/a/20160423/000335.htm 2016-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