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6岁的欧秀龙近日向南国早报反映，两年前，她的二儿子周斌谋被送入北海市合浦精神病医院治疗。其间，周斌谋曾先后被医院“出入院”达13次，但吊诡的是，欧秀龙一家竟从未知晓此事。她要等一个说法。
周斌谋分别被办理了13次出入院手续。
周斌谋分别被办理了13次出入院手续。周斌谋分别被办理了13次出入院手续。
南国早报记者调查发现，周斌谋出入院时的监护人签字和病历多系伪造。院方解释称，频繁为其办理“出入院”手续，是为及时报销新农合资金。但相关知情人却认为，医院或涉嫌借此变相创收。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蹊跷
患者住院期间 被“出入院”达13次
今年37岁的周斌谋，是合浦县白沙镇人。初中毕业后，他辍学外出打工，其间举止开始反常。“经常说要去当兵，还一直傻笑。”哥哥周晓峰记得，弟弟被带回老家后，病情有所好转，直至2013年12月再次犯病，家人便将他送往北海市合浦精神病医院治疗。
不料，2015年10月，母亲欧秀龙来医院探望儿子时，发现他瘫痪在床，连话也不能说了。后经协调，欧秀龙急忙将儿子转院治疗。但在办理出院手续时，出院单上的一个日期引起了她的注意。
“儿子明明是2013年住的院，怎么单上的住院日期变成了2015年7月10日了？”察觉异常后，欧秀龙一家从医院复印出相关住院材料。看着厚厚一沓材料，欧秀龙有些错愕，原来，从2013年12月入院之后，医院又先后给儿子办理了多次出入院手续。
1月15日，南国早报记者见到了这摞住院材料。根据材料显示，周斌谋从2013年12月31日入院，2014年3月3日出院；然后2014年3月5日入院，2014年5月4日再出院……如此反复，直至2015年10月11日最终出院。平均每两个月一次，出入院次数共达13次。
欧秀龙的名字多次被签错。欧秀龙的名字多次被签错。
调查
家属毫不知情 签名和病历多系伪造
“弟弟住院期间，母亲几乎每个月都会从乡下赶往县城，到医院里看望弟弟，但近两年的时间里，包括母亲和我在内，从未收到医院的出入院通告书。”接受南国早报记者采访时，周晓峰直摇头说，整个过程，一家人都毫不知情，“病人家属签名也都是伪造的”。
在周晓峰提供的部分入院告知书中，记者注意到，患者监护人（或监护人授权的代理人）一栏里，其母亲欧秀龙的名字还多次被错签成“周秀龙”或“欧秀美”。
1月15日中午，记者与合浦精神病医院取得联系。该院分管业务的副院长钟军向记者证实，确实存在医院工作人员代替病人签名的情况，“但每次都有和病人家属沟通，对方无法及时从乡下赶来，我们才找人签的字”。
不过，周家人当即否认了这一说法。“母亲每个月都会来看弟弟，中间我们还来缴纳过几次费用，不可能赶不过来。”
此外，周斌谋频繁被办理出入院手续，其病历信息也遭到质疑。钟军对此坦言，为顺利办结手续，周本人的病历信息确有不真实的地方，“办理出院时，就写病情好转；办理入院时，就写病情复发”。
说法
实为“内部出院” 意在报销新农合
病人好好地住在医院，为何会被多次“出入院”？钟军解释称，此举本意是为及时给患者报销新农合资金，因沟通不畅才导致误会。
“按照合浦当地的有关规定，精神病患者的新农合报销费用需两个月办结一次，但在这个过程中，患者要先办理出院，经费才能下拨。”钟军说，出于及时报销新农合资金的考虑，医院才多次给周斌谋办理出入院手续。
也就是说，周斌谋并不是真正出院。“他本人也并未离开过医院，我们只是为其办理一个手续。”钟军认为，这种操作其实是一种“内部出院”。
但新农合的报销期限是否只有两个月？带着疑问，记者先后联系上合浦县新农合管理中心与北海市新农合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对方均进行了否认。
“一般而言，病人2015年度住院产生的费用，到2016年3月份之前都可以报结。”合浦县新农合管理中心一名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针对部分特殊病人的特殊情况，可以根据相关规定允许阶段性报账，但从未规定只给两个月的报销期限。
争议
账单数目不一 患者缴费存疑
周斌谋住院长达近两年，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用也出现了悬疑。据合浦县卫计局此前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周斌谋住院期间医疗费用共130857.69元，其中新农合实际报销了88027.53元，病人自付部分应为42830.16元。目前，患者实际自付费用为3500元。其间，残联救助住院资金4000元，民政低保报销4673.21元，病人实际尚欠医院30656.95元。
但周晓峰提供给记者的医院交费收据却显示，周斌谋住院期间，家属实际向医院预交医疗费用现金共计11500元。“11500元都有收据保存，怎么突然变成了3500元？”周晓峰有些纳闷。
1月15日下午，合浦县卫计局医政股长陈世宇受访时称，合浦精神病医院以前没有实行电脑化管理，需要人工查阅往年收据单，因该院未能及时查阅到患者2年以来的所有底单，才导致预缴费用产生出入，目前已经纠正这一数据。
另外，记者了解到，民政低保报销4673.21元这一款项，因相关材料尚未完善，当地民政部门目前尚未办理拨付。
进展
或涉嫌变相创收 部门已介入调查
欧秀龙一家则还在等待。除了弄清住院及报销款项，家属始终都想不明白，为何材料造假，医院仍能为病人办理出入院手续？
据合浦县新农合管理中心副主任陈芬业介绍，新农合基金的报销过程中，医院需提供报销审批单、住院收费票据以及用药清单等6种证明材料，其中报销审批单必须由患者家属签字，并按上指纹。
“但中心的工作人员只负责审核材料是否齐全，数据是否正确，无法辨别是否有人代签。”该中心另一名负责人坦言，医院此举确实违规了，但报销的款项都是“公对公”，即直接流入医院账户，不存在个人侵吞现象。
不过，记者了解到，自2015年2月1日起，当地新农合补助基金对精神病人才开始实行床日付费管理，而在此前，这一补助都是按项目付费。换言之，即根据病人住院时产生的医药费用中可报销的部分，按一定比例报销。有知情人称，病人在重新入院后，必然会重新进行各项检查，治疗费用也会相应增加，如此一来，医院此举有变相创收的嫌疑。
北海市新农合管理中心一名负责人证实了这一说法，“治疗费用增加后，新农合的补助费用也会相应增加”。据记者调查了解，周斌谋在每次办理入院手续后，确实又进行了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以及心电图等方面的检查。
上述负责人表示，目前已联系医院收集相关材料，具体细节仍在调查中。
(来源：南国早报http://help.3g.163.com/16/0117/12/BDHIC6T300963VRO.html 2016-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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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患者2年＂被出入院＂13次
西安四精神病患者被找到 离院或因回家要零花钱
西安市第一社会福利院4名精神病患者擅自离院一事昨日有了进展，至23时24分，4人已全部被找到。
一件反穿的外套确认了马庆身份
“马庆找到了，正在回来的路上！”昨日上午9时许，一个来电让西安市第一社会福利院院长许文川松了一口气。上午11时43分，身穿驼色外套的马庆乘车回到福利院，华商报记者细看马庆，发现他衣服整洁，并不像是在外流浪了多日。
工作人员解开了谜团：原来去年12月30日晚6时许，蓝田县蓝关街办一位村民在路边发现了正在流浪的马庆，便拨打了110报警。民警到场后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按规定将其送到了蓝田县救助站。救助站工作人员当时也不能确定马庆的身份，但看到他蓬头垢面便安排其洗澡并换了衣服。昨日一早，蓝田县救助站工作人员在检查马庆换下的黑色外套时发现，外套上面印着“西安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字样（当时反穿，所以没发现），他们立即联系了西安市民政局，最终马庆的身份得以确认。他也是4名走失患者中第一位被找到的。
环城公园的一瞥找到车广和李引军
昨日中午12时，好消息再次传来：“车广和李引军在朝阳门外环城公园找到啦！”
“当时我们正在朝阳门外的环城公园寻人呢，无意的一瞥，我就发现长椅上睡觉的两个人中有一个特别像李引军，我叫了一声，这两人起身就跑，后来被我们按住了！”负责将车广与李引军送回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赵师傅说。据了解，这两人一直待在护城河边的一个保洁员岗亭，平时都有好心人给他们送饭吃。
马琛在蓝田他二叔家被找到 如何去的正在核实
“4个人回来了3个，马琛到底在哪儿呢？”许文川院长说，根据掌握的线索，马琛可能在朝阳门附近，精神病患者是弱势群体，许文川希望广大市民关注马琛，如有发现请第一时间报警或联系西安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西安市民政局还将马琛情况发送至全国救助管理信息系统，便于在更大范围内寻找。
昨天23时24分，在蓝田县普化镇，最后一名走失的精神病患者——马琛，在他二叔家被西安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确认身份。看着手机里传来马琛的照片，许文川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没有把遗憾带到2016年。”他通过华商报感谢社会上所有的好心人。
马琛是如何到的蓝田县普化镇，目前尚在核实中。
躲监控溜出门翻墙离开
4名精神病患者是如何离开的？西安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解小永还原了当时的情形。
事发后，福利院调取了遍布整个院区的监控，监控画面显示：去年12月25日7时许，车广、马琛、马庆、李引军四人贴着墙、躲开了监控，悄悄地溜出了病区大门，此后四人绕到病区大楼后方，走到一条施工便道，然后翻过了施工遗留的红色大门，当时大门已经锁上，这四人翻墙离开。
解小永说，按照民政部与国家卫计委的相关规定，该院对收治的患者实施“半封闭式管理”，即进出医院大门实施严格的出入证制度，任何患者进出必须佩带特制的出入证。而在院内为了让患者更好的康复与回归社会，不对患者进行行动上的限制，“由工作人员带领进行活动”。此次走失的4名患者平时病情控制稳定、行动正常，经常帮助工作人员干一些打扫卫生、分发伙食的事情，加之多年来该院就没发生过患者私自离院的事情，所以压根就没想到这4人会离开。
回家要零花钱或是他们离院原因
“对于市民关注的走失患者‘攻击性’的问题，我只能说不要言语刺激他们！”作为精神卫生专家的解小永告诉华商报记者，4名患者均患有“精神发育迟滞”，其中马琛还伴有“精神分裂症”，而“精神分裂症”是六大精神重症之一。
对于此次4名患者的基本情况，许文川院长一清二楚，可对于他们为何要擅自离院却是百思不得其解，通过对寻回的患者的询问及分析，马琛是唯一有家的患者，“回家要零花钱”或是他们擅自离院的原因。
（来源：华商报http://news.163.com/16/0101/03/BC7BN6KQ00011229.html 2016-01-01）精神病患者出走十年无音信 回故乡认出老母亲
他叫李小康，今年66岁，杭州桐庐人。33岁那年突患精神病，会间歇性发作地打人、伤人，或者挑一副担子说要去找活干。这样的情况持续了20多年后，他完全丧失了正常意识，每天只知道挑着担子在村里走。
56岁时，他和担子彻底消失……今年1月，他回来了，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和家乡的名字，认出了老母亲。
村里人说，小康就像睡了一觉，33年才醒来。
出走10年后
他清醒地回来了
杭州桐庐莪山畲族乡莪山村算是一个大村，村里人口近2000人，开店、卖菜、办厂者不少。最近大家只有一个话题：小康回来了。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7日。“小康啊小康啊。”90岁的老母亲看着从远处走来的一群人，哆哆嗦嗦走上前，一把就抱住最中间的大高个，激动地连连呼喊儿子的名字，“是我的小康，是我的小康。”两双手紧紧相握，泪珠滚落手背。
时隔多年重逢，老母亲没想到这一生能再次见到儿子，儿子更没想到眼前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母亲。
老母亲已经弓背，瘦弱矮小。她摸一摸儿子的脸，又轻轻地捶一下，“这些年你都在哪里？怎么过的？为什么不回家来？你是不要妈妈了？”
亲娘的问话和责备一句句戳中了儿子的痛处。“我都没能好好照顾你，甚至好多年都忘记自己有家有母亲，你却还记挂着我……”儿子痛哭出声。
“我的小康好了，病也治好了。”又喜又急的老人像个孩子，让村干部帮忙给孙子打电话，但太过激动，电话接通后，她竟说不成连续的句子，只是反复呢喃着“回来了”“病好了”。
在救助站得到医治
他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痛哭的儿子李小康，他终于知道：我真的有家，有母亲，还有儿子。
这是一段被“偷”走的记忆。
李小康33岁患上精神疾病，刚开始是间歇性发病，时不时动手打人，正常时又能下地干活。一两年后，妻子忍受不了，与他离婚，当时儿子3岁。离婚后，他的病情加重，不仅生活不能自理，齐腰的头发总是和胡子搅在一起。无意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犯病了就去挑那个担子，在村里走来走去，胆小的孩子远远见到他就哭。”村民说，只要看到李小康挑起担子，大家就知道他又发病了。
到了2006年，56岁的李小康除了睡觉，就会挑起那副担子。担子其实是两个空箩筐，他说要去金华永康找活干。又过了些日子，村民突然发现，李小康和他的担子不见了——他走了。家人曾苦苦寻找，几年未果。
李小康到底去了哪里？大概5年前，有几个村民去朋友家喝酒，他们在桐庐瑶琳镇附近的马路上看到疯癫的李小康——他说不出名字、年龄、村名，唯一的标志是那副担子。村民拉不动他，一边通知家人，一边给他留了100元钱。
大概4年前，又有村民在建德乾潭看到李小康，还是那个样子，只是箩筐完全破了。他用一年的时间由北向南，经过家乡莪山走了43公里。
大概3年前，有3位村民曾在桐庐分水某山洞看到过他——他再一次折返向北，也经过莪山境内走了55公里。
……
今年1月6日，莪山村老龄委主任王水凤突然接到金华市救助站工作人员的电话。他们说，李小康的病情在救助站医治后得到很大改善，他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出生地点，还说有一个六七岁的儿子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母亲，要求核实后联系家人来接。
如今他可以正常交流
干简单的活
仿佛是一觉醒来，已经是几十年后。
生养的莪山村那么陌生；老父亲早已过世；他记忆中还只有六七岁的儿子、六七十岁的老母，现实是今年李小康的儿子已经30多岁，有了两个儿子，李小康的老母亲已经90岁。
“我真的60多岁了，好像是63岁？不，是62岁？”母亲走过来拍拍他，“小康，你66岁啦。”
问小康为什么不回家，他说“屋檐、石洞、桥墩，路都是一样的。”他依稀记得一点点，就是他一直想走回家。“但走不回来了，每个路口都是一样的，一样白茫茫的，看不到尽头，很多条路，都是路，我不敢走，不知道走哪一条。”
幸运的是，现在小康已经可以和别人正常交流，可以干一些简单的活。
只是家里还是和从前一样家徒四壁，地上放着5个番薯、3根萝卜、1棵白菜。这些都是邻居送来的。李小康笑笑，这些菜可以用来炒，也可以煮面。回到家他就想给母亲煮面，因为煮的时间有点久，面糊成了一团。“下次煮就会好一点。”
因为家里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在外打工的儿子也有一家老小要养，李小康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我的口粮田还在吗？会还给我吗？我要种了吃……”
莪山村老龄委主任王水凤听了就要落泪。“田在的，但你吃不消种，我们替你想办法。”村里正在想办法把李小康的个人证明办好，再按程序申报比如低保、残疾人保障，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记忆真的能偷走吗
村里人看到归来的小康都有些吃惊，他们说，小康就像睡了一觉，33年才醒来。而之前的记忆，就像被偷走了。
真的有点匪夷所思。
钱报记者采访了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宋海东。
宋医师说，像李小康这种表现，可能是由精神分裂症引起的，也不排除狂躁症。以精神分裂症为例，多表现涉及感知觉、思维、情感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以及精神活动的不协调——也就是说，他可能会忘记自己是谁、是哪里人等基本信息。
“一般来说，这种情况通过药物能在短时间内进行较好的控制，但痊愈的可能性不大，一旦离开药物很容易复发。”宋医师认为，现在李小康虽然能和人正常交流，但并不代表他就完全恢复了，是否有精神类疾病的判断依据之一不是看这个人哪些地方正常，而是有哪些地方异常。
（来源：浙江在线http://e.news.163.com/#detail/99/BD734UEL00011229?101 2016-01-13）商州六旬留守老人被疑似精神病患者打死 扔化粪池
2015年12月20日，在商州区三岔河镇发生一起命案，六旬留守老人房老汉被同村31岁疑似精神病患者徐某用木棍打死，徐某还将老人尸体扔进自家化粪池。
2015年12月20日上午，房老汉背着辣椒去家附近晾晒，中午没回家吃饭，结果到了晚上也未见其回家，由于房老汉晾晒辣椒的地方步行路程不超过五分钟，房老汉突然不见了，这引起了房老汉家人的怀疑。
据房老汉的大哥说：“房老汉突然失踪后，我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见人，只找到了他背的背篓。”随后，他便发动了全村所有的人进行寻找，最终在背篓十米之外发现了线索。 “当时走到徐某家附近时，拿着手电筒一照，看见了一滩血迹，在墙角下还看到。” 房老汉的亲属说，大家最终在徐某家后院化粪池找到了被害的房老汉。
1月3日，商州警方介绍，事发当日上午9时许，62岁的房老汉背着背篓去晾晒辣椒，遇到了徐某(疑似精神病患者)，双方随后因晒辣椒发生争执，徐某便持木棍将房老汉打死，将尸体扔进了自家的化粪池，并用石棉瓦将化粪池篷盖起来。
2015年12月20日晚7时许，商州警方接到报警后，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很快将嫌疑人徐某控制，徐某也向警方承认他将房老汉杀死的事实，由于徐某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其做精神病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将依法作出处理。
华商记者 陈永辉
（来源：华商网http://shangluo.hsw.cn/system/2016/0104/13568.shtml 2016-01-04）非洲医院被曝虐待精神病患者 触目惊心
【环球网综合报道】英国《每日邮报》11月4日曝光了一组非洲东北部索马里兰一家医院虐待“精神病患者”的照片。图片中的病人脚带镣铐，身上满是伤痕，令人触目惊心。
据悉，很多病人是被强行带入“医院”的，他们脚踝上被戴上镣铐，被强行灌下药物，并且遭到守卫的毒打。此外，这些残忍的行径不只出现在索马里兰，在许多非洲国家，如苏丹、刚果共和国、乌干达、肯尼亚和石油储量丰富的尼日利亚，大量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都被锁在病床上，与危险的犯人一起关在监狱中或被自己的家人囚禁起来。
人权观察组织在其最新的报告《像犯人一样被囚禁》中表示，导致索马里兰和索马里的精神病患者数量“高得惊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无休止的内战；很多人对“阿拉伯茶”(Khat，一种非洲毒品)上瘾；极度缺乏医疗服务。
（来源：环球网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11/04/4685397.html 2015-11-04）
回目录要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回家”
我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430万例，是极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专家指出——要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回家”
精神卫生，既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也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在现阶段还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的主题是“心理健康，社会和谐”。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数量逐年上升
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统计，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例，患者管理率达73.2%，其中96.9%患者病情稳定或基本稳定。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极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存在贫困率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治疗依从性低、缺乏足够的家庭和社会支持等问题。”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王斌介绍，根据分析结果，这部分患者男女比例为1.07：1，有精神障碍家族史的占4.67%，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患者高达83.6%，18~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患者贫困率达55.3%。
令王斌欣慰的是，全国已有近1/3的省份出台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专项政策，北京、长沙实现了门诊患者免费服药，四川对门诊患者实行定额支付且不设起付线，江西和云南对贫困家庭患者实行免费救治。“要通过救助和治疗，让患者恢复心理健康，找回自己心中的‘家’。”
但是，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国强也指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一旦发病对社会有一定的危害性，多部门要联合起来预防和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肇事肇祸，对全国范围内发生的肇事肇祸重大案（事）件进行通报和结果跟踪。“公安部门对有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依法处置和强制医疗，部分地区肇事肇祸率有所降低。”
根据国家严重精神障碍管理信息系统报告，这部分患者数量正在逐年增加，甚至还有一些没被发现的患者。“虽然有民政、卫生等相关机构在为患者提供医疗和救助服务，但数量不多且服务质量和水平需要提升。此外，我国的精神障碍患者的社区康复服务比较滞后，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体系。”北京安定医院院长马辛指出。
三分之二的县域无精神科医生
在我国，精神科医师和儿科医师一样，存在严重不足的现状。据统计，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1.7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49名/10万人口。即便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人均每万人口的精神科医生数量也是偏少的。而在县城，这一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
目前，全国三分之二的县区没有精神科专业机构，当然就没有精神科医生。提到县医院设立精神科，王斌说，各县的工作进展程度差异大，这项工作需慢慢推进。王斌说，现在很多地方尝试在县级医院建神经精神科，让神经科医生来参加精神科的培训，“我们也鼓励这样一些做法，精神问题和神经的问题自古以来是一脉相承的，有很多关联性”。
王斌强调，培养精神科医生一定要严把质量关，进行考核。此外，还要培养精神科护士，有医生和护士才能把这个科撑起来，现在是成熟一个、完善一个，这项工作在“十三五”期间还要继续做下去。
有些地区尝试推动在综合医院，尤其是县医院设立精神科或心理门诊，方便患者就近就医。江西省已在70余所综合医院建立精神科，基本实现了全省精神卫生服务网络全覆盖。
（来源：光明网http://news.gmw.cn/2015-10/11/content_17302686.htm 2015-10-11）中国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如何防止肇祸
目前,我国对精神病患者仍坚持“自愿就医”原则，加之精神疾病通常需要长期持续治疗，高额的医疗费用往往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由此造成相当一部分重症精神病患者“散落民间”。
数据显示，我国目前重性精神病患者约1600万人。如此庞大的精神疾患群体，家庭监管模式隐患的存在造成了精神病伤人从一种偶发事件演变成一种频发事件。
为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免受精神病人侵害并让精神病人得到妥善安置，2012年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增设为四个特别程序之一, 这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强制医疗制度作出较为完整的规定。
那么，什么是强制医疗，强制医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如何呢？
强制医疗需要哪些条件
根据新刑诉法第284条的规定，适用强制医疗需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已经达到犯罪程度。二是经法定程序鉴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即实施危害行为时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三是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如果精神病人实施暴力行为后，由其监护人或单位将其送医治疗，病情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不具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则没有必要进行强制医疗。
因强制医疗程序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故程序严格。
强制医疗面临诸多难题
“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至今，强制医疗程序已经运行了不短的时间,该项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吴小军向笔者介绍说，第一个就是程序启动主体的范围较窄。
根据新刑诉法的规定看，我国强制医疗程序的启动权为公、检、法三机关所专有，分别适用于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诉讼阶段，而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近亲属则无此权利。这样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当事人权利的充分保护。
吴小军说，第二个难题是实践操作程序意见不统一。新刑诉法规定审理强制医疗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法院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应当为其指派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提供法律帮助。法院应当会见被申请人。被申请人要求出庭的，法院经审查其身体和精神状态，认为可以出庭的，应当准许。但在审理方式、审理程序、参与人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从而造成了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认识。
第三个难题是执行监督有待细化。对于法院作出强制医疗决定后如何具体执行和监督，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较为原则。新刑诉法第288条规定：“强制医疗机构应定期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但对评估的期限、具体的评估程序等均无明确规范。另外，法律对于检察院的监督权只有简要的表述，使得强制医疗中的执行监督未形成稳定的模式，可能造成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无法具体有效的实施。
另外，法律对解除条件规定得太过笼统。现行法律对强制医疗规定了两种解除模式，即法院依职权主动解除和依被强制医疗的人及其近亲属申请解除。但在依申请解除的情况下，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规定申请解除强制医疗的具体条件，比如是否应提供被强制医疗人不再具有人身危险性的证据；也没有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时间，在实践中甚至出现了上述人员在强制医疗决定做出后不足2个月即提出解除申请的情况，从而导致了提出解除申请的主观随意性过强。
“强制医疗”应尽快完善
针对上述现实问题，吴小军建议尽快完善新刑诉法中的强制医疗制度规定。
扩大强制医疗启动主体范围。将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均纳入启动主体范围，打破强制医疗启动权由国家机关专有的局面，实现对权力的制约。
细化强制医疗的庭审规范。对强制医疗案件的审理方式、参与人员等进行明确规定，比如增加通知被害人和鉴定人出庭的程序，以确保庭审的参与性和公正性。
完善强制医疗的执行监督措施。明确强制医疗机构对被强制医疗的人进行诊断评估的周期或频率，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对治疗过程监督、对定期评估监督等的具体程序，以促进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确保强制医疗制度能够真正得到执行和落实。
规范强制医疗的解除条件。限定被强制医疗的人或其近亲属第一次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申请的时间，并规定提出解除申请应符合的具体条件，避免申请解除的随意性。（窦京京 吴小军）
(来源：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6-20/7357005.shtml )全社会都要关心和调控精神病患者
新华网上海6月26日电 (吴迪) 2015年神经调控与精神疾病高峰论坛日前在上海举行。专家学者们呼吁：全社会都要关心和调控精神病患者。
在我国，重性精神病患者超过1600万人，他们被称作是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不定时炸弹”，尤其是在今年，有关精神病人伤人案的报道层出不穷，甚至有警察在案件中殉职，“精神病”俨然成为年度舆论的一个高频关键词。有舆论认为精神病人不受法律约束，更要严格实施刑法诉讼法第284条的规定内容，对精神病患者应予实施强制管理、强制治疗。
但事实上，我国针对精神病人的医疗条件和资源都十分局限。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拥有注册精神科医师约２万人，护士３万人，以重性精神病患者的数量1600万计算，医师和患者的比例是１∶８００，以保守统计数据——各类精神病患者1亿人计算，每1万患者的执业精神科医生数为１．５名，远低于全球３．９名的平均数，医生面临着“四两背千斤”的尴尬窘境。与此同时，精神病属于治疗耗时长而且“高消费”疾病，患者所在家庭往往又是低收入群体。
“在常人眼里精神病人一辈子都是‘神经病’，容易危害社会，对待他们大多人态度冷漠。其实也有许多精神病人是有人性的，只是在发病时，患者因为出现幻觉而不认识周边的人，有时会把他们当作是猫、狗去玩耍，有时会把他们当作是凶恶的动物，从而产生攻击行为，当患者醒过来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懊丧不已。”出席论坛的上海新科医院医生王颖说，在门诊工作中，医护人员比较了解病人，往往会了解并同情他们的遭遇，临床中也能够治愈一些病人，不过确实很难照顾到这批群体的数量。
是否能够四两拨千斤，在于是否能够发展医学技术，提升治疗效率。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这一论坛，邀请了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哈佛大学医学院等世界著名科研机构的精神病学，神经科学，神经外科领域学者到场演讲，其中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赵敏关于“药物成瘾”的经典论述掀起大会热议，针对精神疾病的非药物治疗办法在大会中被广泛讨论。
清华大学研发的荣获国家四十多项，美国两项发明专利的脑起搏器(DBS)亮相会场;一度受到议论的神经外科手术被华西医院再度推向议题；上海新科医院代表王颖结合临床案例与演讲专家展开针锋对话。数百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研究员、医生共聚一堂，见证了神经调控治疗精神疾病新技术，学术交流新成果，商筹议题项目工作计划，为包括重性精神病、帕金森病等在内的难治精神疾病提供研究成果、临床经验、学术信息的分享平台。
（来源：新华网http://www.sh.xinhuanet.com/2015-06/26/c_134359702.htm 2015-6-26）精神病患者的肖像
在一张照片中，摄影师刘禹扬捕捉到梅琳(音)和两个孙女之间的特殊时刻。当一个孙女弯腰亲她而另一个摆姿势照相时，83岁的老太太笑了。但梅琳的眼睛显露出她非常疲惫。这个年纪本应生活得惬意，她却不得不为4个家人操劳：女儿、儿子和两个孙女都是精神病患者。
这张照片是刘最近开展的摄影项目——精神病患者家庭——的一部分。他用镜头记录了6个受困于精神疾病的中国家庭的日常生活。这个群体通常受到官方忽视和公众的侮辱。“我们在社会上几乎看不到这类患者……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是隐形人”，刘说，“他们不会走在大街上或到你去的地方去。”
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刊载的一项研究显示，患有某种可诊断精神障碍症的中国人多达令人难以置信的1.73亿。其中，1.58亿人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在中国，每8.3万人仅有1名精神科医生。许多患者只能依赖家人的帮助。
“我认为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些家庭为照顾病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刘说，“在拍这些照片前，我也曾认为精神病患者就像恶魔……如今，我意识到他们只不过(无奈地)患上一种病。”刘希望这些照片能带来某些变化——哪怕仅为一家人。看过他照片的人已为其中一个家庭进行捐助，刘希望今后能为这个群体筹到更多钱。
（来源：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5-08/7341818.html 2015-08-24）要求精神病患者本人激活，银行病得不轻
女儿小张单位工资卡换了新卡，需要女儿本人亲自到银行办理激活，可女儿患上精神病多年。6月26日，家住汉口武胜西路附近的陈婆婆致电武汉晚报称，“我女儿患病比较严重，我没有能力带她到银行办理业务。”她多次找银行，尽管自己提供的证明资料比较齐全，但银行均以“办理激活业务必须本人到场”为由予以拒绝。
就事论事，要说银行有什么过错，倒也未必。但作为银行而言，偏执地让一位精神病患者亲自到柜台，由本人激活，往小了说是不察实情、不近人情，往大了说是“唯制度论”、患上了“政策病”，并且病得还不轻。
事情其实很简单，女儿罹患精神病，客观条件决定了只有陈婆婆代为办理，更何况准备了齐全的证明材料。银行似乎不为所动，制度限制、囿于规定当然是个理由，但面对特殊情况、额外案例，是不是该有更加吻合的手段、更加温和的姿态与之匹配？纵可抛出“为客户保密，维护客户利益”的银行神圣职责，但罔顾特殊群体利益、无视小众难题，即便保守了客户秘密，又何谈维护客户利益？退一步说，作为母亲来说，患病女儿的银行卡信息非得要成为“不能说的秘密”？
与“精神病患者本人激活”严苛要求相去甚远的是，银行对普通办卡信息审核的一路松弛、大开绿灯。今年4月，太原晚报记者曾“冒用”他人身份，对19家银行网点进行了暗访，结果令人吃惊，竟有13家银行“中招”。试想一下，倘若陈婆婆“聘请”他人扮女儿，来一场“本人”激活，银行看不出猫腻，是不是又是另外一幅图景？当然，这只是设想，不该成为事实，但银行冷热不均、软硬不一的态度，难道不是道出了一些端倪吗？
既然陈婆婆已经提供了完备齐全的证明材料，银行仍然不吃这一套，如此看来，这恐怕比证明奇葩的“我妈是我妈”更为可怕。银行循章办事、保障客户利益当然应该成为一种常态，但不意味开通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就是病态，如果真把后者当病态，那银行病得着实不轻。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最终银行表示“会进行特殊处理”，将根据相关规定，来办理激活手续，甚至还附带了医院探望的福利。这样的结果，怕是都要归功于“记者的协调”，笔者倒忍不住追问一句，这其中的“相关规定”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规定，为何偏偏总是“事后诸葛”且总能在媒体介入之后柳暗花明？
(来源：网易网http://news.163.com/15/0628/00/AT5IN5PB00014AEE.html2015-06-28 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