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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河南何永阁因上访五次被关精神病院

    近日访民何永阁致电本刊,倾述2007至2017十年5次被关精神病院的遭遇。及最近自己在郑州看病、上访时,走在路上又被强行抓上车,拉到河滩,遭恐吓威胁的近况。

    何永阁,女,1972年出生,家在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孟庙镇何庄村。因为农民工工资纠纷、宅基地纠纷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在2007年9月20日开始持续到北京上访。

    2007年10月11日夜里,在北京上访的何永阁被孟庙镇副镇长杨建华、镇工作人员王广甫、派出所邓伟、会计何有民等七人强行拉上一辆押运车。“在车上,王广甫打骂我,接着,杨建华、王广甫、邓伟三人也动手打我这么一个饱弱女子,更可恶的是王广甫跪在我身上,卡住脖子,用拳头在我身上乱捶,王广甫、杨建华好几次扇我耳光。邓伟身为派出所工作人员,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把握胳膊拧到背后,朝我背上猛打三拳后,又打我的头、脖子,直到我失去知觉不省人事”——何永阁这么描述当时自己在车上的遭遇。

    在拉何永阁回河南的途中,他们以给她看病为由回应路上交警和加油站人员对车上明显受伤昏迷的何永阁的疑问。何永阁说:“我在稍微清醒一点听到他们说,已经过了山西、洛阳。在洛阳我的血压190,怕我半途丧命,他们给我吃了降压药、镇痛药。途经过三门峡,他们去吃饭,把我锁在车内,自始自终,仅给我一瓶伊利牌奶水喝,吃了一片止痛片。到漯河后,我三天昏迷不醒、茶水未进。他们把我送到了没有任何正式证照的名为‘三周乡精神病医院’又名‘漯河市精神病院’的精神病院强行‘治疗’。10月16日17日,也正是我在精神病院‘住院’期间,他们到我家,让家人给他们5000元钱去北京接我,并胁迫我弟弟出虚假证明,说我是精神病,以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在精神病院呆了恐怖的10多天后,家里人费尽周折找到了我。那时我的两个挎包被撕烂,钱和上访材料也不见了。27日回家后,王广甫又多次通过打电话、捎口信告诉我,只要说到他,见面他就打死我。”

    “2007年10月28日,我到镇政府找镇长要我的东西及450元钱和相关材料,在政府院内,王广甫和另一个帮凶拿着板凳和砖头砸我,揪着头发把我从三轮车上打倒后猛踢我。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我被打的无法忍受,报了110,同去的何银斗也被他们打伤了。”

    后来2008年7月9日,何永阁到河南省公安厅上访,被拉到洛阳市白马寺精神病二院关押折磨了4个月。不久又被送到漯河市沙北精神病院关押了一个多月。2009年8月27日在北京洋桥附近何永阁捡到了三个存折,为了及早归还失主,何永阁报警求助,不料她被又接回地方关进了驻马店精神病二院。

    2017年6月何永阁和妹妹何会先到北京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口反应情况,结果又发生了意外。何永阁说:“那天我们从国资委赶到高法去,我们有八个民告官的行政案件,当时我们排的13号在8号窗口接待,里面问我们是河南哪里的,我说漯河,里突然发出一个很响亮的叫声‘漯河……’。很快旁边冲过来5、6个人把何会先架走,我们的材东西也被抢走了。”妹妹被抓走后她找到驻京办的闫厅长打电话问漯河,也没有妹妹的消息。后来一个从黑监狱出来的叫王庆财的说何会先和他一起被关在一个专关访民的黑监狱里。接着何永阁又跑到北京上访。

    2017年7月底在北京南站避雨的何永阁上完厕所出来,发现自己的东西和材料都被偷了,不久她就又被当地的人员从北京抓回漯河关进了精神病院。何永阁说:“当时抓我的有刘保国、史令健等人,有公安和政府的还有三个我们当地的地痞,一共8个人。他们把我拉回漯河,开了10天的拘留票准备拘留我,但拘留所检查身体时我血压高、身体不好拘留所没有收,他们就把我在派出所关了两天两夜,然后又送到漯河市沙北精神病院关押。这里大部分都是关的上访人。期间他们还到我家让我弟弟签字写证明说我有精神病,家里人说我没有精神病,不签字,后来他们又让我家人出2万元钱放我出来,家里出了2000元钱又请客吃饭,共花了5000块钱,我才被放出来。”

    本刊:“你花了2000元钱出来,那钱是交给谁了?”
    何永阁:“交给我们当地政法委书记了。”

    “2017年这次我被关了13天从8月3日到15日。”何永阁说,其中她被关进精神病院期间,她多次遭院方用电棍电击,被灌药,被迫打针接受所谓的治疗,令她生不如死。她说:“一次我看不过眼有访民被虐打,指责他们,被用电棍电我的嘴,过电一次已经令我口部麻痹,这样过了多次,我已无法说话,他们都是用这种残酷方法要你服从,太不人道了。”而何永阁对关押这些访民的精神病院的记忆是:“没有任何合法手续,四周无人烟,室内漆黑一片,苍蝇成堆,异味冲天”。

    在精神病院关押期间,何永阁认识了很多访民,交流得悉至少有两名访民遭残害致死,其中一名死者为追讨欠薪的女民工张春花,她被多次电击及打针死在精神病院内,另一名为2009年8月初获释的访民曹全银,他获释不足一个月后死亡,医院拒绝做尸检鉴定死因,令他家人无法申诉。

    “我的身体已受尽残害,现时眼睛已看不清楚,走路腿发软,无法起床,都是因为在精神病院每日被打毒针,输不明药液,人终日头昏眼花,在那里很多上访者都遭到不人道对待”何永阁说:“从2007年到现在我在精神病院住了很多次,受尽非人折磨,我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却和精神病人们一同相处。这就是他们制止上访的办法”。

    就在2017年1月23日,到郑州治病并反应问题的何永阁,走在路上正高兴今天拿到了省里国资委交办的信访函,又到公安厅登记上了,不曾想突然一辆车突然停在了身边。“几个黑社会把我抓上了车,又把我绑回了漯河拉到一个河滩威胁我再上访就弄死我,我以死相抗,并报警最后才脱身。”何永阁说这次把她抓回漯河,她的被子、行李、上访材料等东西都落在了郑州的医院,手机也被那些人扣留,至今没还。

    而最近又有消息去年被关精神病院的妹妹何会先被以寻衅滋事起诉。旧伤未愈又添新痛,这就是很多访民的共同遭遇。何永阁电话中告知本刊,过年前准备继续为自己和家人的遭遇到省、进京上访。



  • 友人多方打探得知马胜芬被关精神病院

    【民生观察2018年1月23日消息】本网获悉,被称为“广州维权三女杰”之一的贵州访民马胜芬,于2016年春后失踪至今,近日,她的维权好友廖剑豪来到贵州探寻马胜芬,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是:“马胜芬在2016年末被送到铜仁市精神病院去了”。

    据廖剑豪讲诉,他与马胜芬相识与2013年7月,那时他刚刚结束“六四”维稳的“被旅游”回到广州。不久后,好友张圣雨就致电他说:“访民马胜芬因在广东省政府门口举牌被殴打,请你过来协助就医。”随后,他就赶去帮忙救助。自此,廖剑豪就与张圣雨和马胜芬小两口(情侣)成了好朋友。在此之后,每当有维权活动,他们都尽力结伴而行,相互照应。例如:2014年5月14日,廖剑豪因为维权活动被广州登峰派出所人员殴打;2014年10月3日张圣雨因呼吁民主被捕,这期间,廖剑豪他们三人都在一起。

    然而,在2015年2月底,马胜芬因到北京上访,此时恰逢“两会”召开。马胜芬被户籍警方从北京截访回贵州铜仁市,并将她关押在思南县三道水乡稳控,并没收了她的手机。之后,马胜芬借用别人的电话与廖剑豪取得了联系,马胜芬透露,她被截访回原籍后,先是关在派出所里审讯,后又被转往思南县三道水乡敬老院关押。这期间,每天由6名维稳人员日夜看守她,生活待遇尚可,每天被维稳人员带到镇上去吃火锅。

    2016年春节过后,马胜芬就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完全失去了联系,经多方打听也毫无音讯。2017年间,有很多维权人士向廖剑豪了解马胜芬的状况,而他也没有消息。近期,强烈的责任心提醒他:“是时候去寻找这位昔日的战友了,不能让她不明不白的人间蒸发,维权战友不能对昔日的斗士撒手不管!”

    于是,在2018年1月14日,廖剑豪开始踏上寻找马胜芬之旅。他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并在次日8时许抵达了贵州铜仁市,之后又辗转了许多泥泞的山路,才于下午15:30到达思南县三道水乡。

    抵达后,廖剑豪致电当地维权人卢某,请他见面介绍马胜芬及其家庭情况。见面后,卢某遗憾地告诉他,自2017年起,他也没有再见到过马胜芬了,现在也毫无音讯。于是,廖剑豪就决定“独闯龙潭”,亲自前往曾经关押马胜芬的思南县三道水乡敬老院探访。在边问边走的情况下,廖剑豪步行数公里才来到路人所指的山坡前,由于山坡地势陡峭,攀爬不易,他就小憩了一会儿。“养精蓄锐”后,廖剑豪鼓起勇气爬过了两个艰险的山坡,最后终于见到“三道水乡敬老院”的牌子。

    来到敬老院门前,廖剑豪开始准备的应对托辞。即当面对敬老院人员的盘查时,他准备回答说:“我是来找马胜芬还款的,马胜芬以前欠了我一笔钱,我现在来找她还钱”。然后,他径直走过去敲门,并且大声的询问:“请问,这里有一个叫马胜芬的人么?”院内人员闻讯后,就质询他了一些常规情况,而他则以预备方案回答了质询。不一会儿,来人打了大门,他便一脸笑容的与其搭讪,并且掏出了预备好的饼干糖果等礼物相送。来人见状,就友好的将他迎进了敬老院内。

    进入院内,好几个人前来围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向他了解马胜芬欠钱的事,而廖剑豪就随机应变的回答了他们。此外,他还旁敲侧击的向他们打听马胜芬的情况,最后得知:“马胜芬于2016年末,被送去了铜仁市精神病院。”听此一说,廖剑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几乎要晕厥过去。他想:“我认识的马胜芬,是一个性格开朗,思维敏捷,极富正义感的正常人,怎么会一截访回来就变成了精神病呢?”

    探访完毕,廖剑豪遗憾地返回了三道水乡的镇上休息,但是又因为担心走漏风声(恐维稳人员抓住),他就花了200元钱包车驶离了乡镇,来到了思南县的县城中暂避。第二天(1月16日)上午九点,廖剑豪搭乘班车来到了铜仁市,到达铜仁市时已是中午11:30。为了早点探寻到马胜芬,他顾不上吃饭就立马转乘出租车赶到了“铜仁到精神病院”。

    廖剑豪进入精神病院后,查看布局图得知,女性住院部在第二栋的三楼。来到二栋三楼后,他开始询问医护人员能否会见马胜芬?一名中年女护士说:“不能见”。对此答复,廖剑豪指着挂在墙上的《会见须知》问道:“《会见须知》中规定,在规定的时间内是可以会见病人的?”但是,该护士却斩钉截铁的回应称:“不是这样的,是完全不能会见!”他再次质问护士:“那墙上的《会见须知》是什么意思?”护士再答:“医院有解释权。”随后,该护士又很快改口称:“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人。”

    无奈之下,廖剑豪大声呼喊马胜芬的名字,试图以此让马胜芬听到,但是很快就赶来了一名胸佩党徽的男子,该男子严肃的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他就问该男子说:“你查验了我的身份证后,是否就能让我会见马胜芬?”男子回答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你会见,并且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个人”。见此,廖剑豪感觉纠缠下去也没有用,为了保管好已取得的信息(敬老院的音讯及照片等),他决定暂缓探寻,等待时机成熟,他会再来寻找马胜芬。



  • 军人遗属李本凤重返精神病院,指控湖北省广水市政府迫害

    今天,湖北省广水市军人遗属李本凤重返广水市精神病院,指控地方政府官员整虚假的黑材料,在2017年两次将其非法关押精神病院共计110天,还强行捆绑逼迫其服用不明药物与注射不明药剂,导致其血压飙升至200多毫米汞柱。

    李本凤的丈夫朱广运于1977年参军服役,到七一三九一部队当挖山洞工程的工程兵,后因不怕艰苦被部队提拔为班长。到1982年,长期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朱广运罹患肝硬化,在医院治疗一段时间病情好转。朱广运于1983年回家探亲,与李本凤结婚。回部队后因病情加重,于1984年评为二级乙等残废军人,同年9月因病退伍,其儿子也于同年出生。到1985年1月,朱广运因病在家中去世,留下李本凤孤儿寡母。

    丈夫朱广运去世后,苦命的李本凤带着襁褓中的儿子到七一三九一部队,办理了残废军人死亡的抚恤金,及在部队协调下办理了军人遗属的优抚证,对抚养儿子有了些许保障,也算是得到了一丝安慰。然而到2002年,地方民政优抚科将病故残废军人的优抚证,偷偷换成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期定量补助费领取证,到2009年就直接停发了病故残废军人家属补助费。

    为了讨回被克扣的病故残废军人家属补助费,李本凤开始到部队上访,七一三九一部队的政治部,于2012年12月5日给予湖北省随州市民政局优抚科公函,要求地方政府民政局的优抚科切实从伤病残军人遗属、及维护社会稳定出发,给予为国防建设作出牺牲的李本凤家庭落实优抚政策。但,地方政府根本不予理睬,导致李本凤被迫进京上访。

    2014年8月4日,广水市公安局将刚刚从北京接回的李本凤送进湖北省随州市看守所,由公检法一条龙办案,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零四个月,直到2015年11月6日出狱。

    因走出冤狱的李本凤继续上访,广水市广水街道办事处的书记吴国权就炮制完全虚假黑材料,由街道办于2017年3月10日委托湖北省孝感康复医院,对李本凤做法医学精神病司法鉴定,称李本凤属于偏执型精神病人,没有认知能力。又称李本凤娘家兄弟姊妹6人,李本凤的大姐和大兄弟都是精神病院,没有精神病的一个也联系不上,言外之意是李家有精神病家属史。而事实上,李本凤娘家兄弟姊妹没有一个人是精神病院,而且李本凤的儿子就在湖北省的武汉市打工,完全可以轻易联系。

    然而,作为中共湖北省广水市广水办事处的书记,吴国权还胆大妄为,分别与2017年7月13日晚上10点强行把李本凤送进广水市办事处精神病医院,直到2017年9月13号才让李本凤回家。又于2017年9月28号再次将李本凤强行关进此精神病医院,直到11月17日强迫李本凤在一张不再上访的承诺书上签字,并由其忠厚老实的儿子担保后,才放李本凤出来。

    吴国权还告诉李本凤的儿子,说广水市办事处每月可以给李本凤500元生活费,但要到年终一次性给,也就是不能再上访,如果再上访,不仅生活费没有,还要继续关押精神病院。李本凤丈夫的抚血补助金从2009年7月被克扣,至今已经整整8年,累积应该有几万元,这些钱哪里去了呢?

    书记吴国权将精神正常的病故残废军人遗属李本凤强行做精神病鉴定,长期非法拘禁在精神病院,强迫在所谓不再上访的承诺书上签字,也许其认为这就是共产党干部应有的党性,甚至是升官发财的资本,但这不仅丧失了一个做人的起码道德,更属于践踏人权的违法犯罪行为!

    李本凤电话:15672990032

    (来源:维权网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8/01/blog-post_39.html 2018-1-5)



  • 友人多方打探得知马胜芬被关精神病院

    【民生观察2018年1月23日消息】本网获悉,被称为“广州维权三女杰”之一的贵州访民马胜芬,于2016年春后失踪至今,近日,她的维权好友廖剑豪来到贵州探寻马胜芬,但是得到的消息却是:“马胜芬在2016年末被送到铜仁市精神病院去了”。

    据廖剑豪讲诉,他与马胜芬相识与2013年7月,那时他刚刚结束“六四”维稳的“被旅游”回到广州。不久后,好友张圣雨就致电他说:“访民马胜芬因在广东省政府门口举牌被殴打,请你过来协助就医。”随后,他就赶去帮忙救助。自此,廖剑豪就与张圣雨和马胜芬小两口(情侣)成了好朋友。在此之后,每当有维权活动,他们都尽力结伴而行,相互照应。例如:2014年5月14日,廖剑豪因为维权活动被广州登峰派出所人员殴打;2014年10月3日张圣雨因呼吁民主被捕,这期间,廖剑豪他们三人都在一起。

    然而,在2015年2月底,马胜芬因到北京上访,此时恰逢“两会”召开。马胜芬被户籍警方从北京截访回贵州铜仁市,并将她关押在思南县三道水乡稳控,并没收了她的手机。之后,马胜芬借用别人的电话与廖剑豪取得了联系,马胜芬透露,她被截访回原籍后,先是关在派出所里审讯,后又被转往思南县三道水乡敬老院关押。这期间,每天由6名维稳人员日夜看守她,生活待遇尚可,每天被维稳人员带到镇上去吃火锅。

    2016年春节过后,马胜芬就再也没有打来电话,完全失去了联系,经多方打听也毫无音讯。2017年间,有很多维权人士向廖剑豪了解马胜芬的状况,而他也没有消息。近期,强烈的责任心提醒他:“是时候去寻找这位昔日的战友了,不能让她不明不白的人间蒸发,维权战友不能对昔日的斗士撒手不管!”

    于是,在2018年1月14日,廖剑豪开始踏上寻找马胜芬之旅。他从广州火车站出发,并在次日8时许抵达了贵州铜仁市,之后又辗转了许多泥泞的山路,才于下午15:30到达思南县三道水乡。

    抵达后,廖剑豪致电当地维权人卢某,请他见面介绍马胜芬及其家庭情况。见面后,卢某遗憾地告诉他,自2017年起,他也没有再见到过马胜芬了,现在也毫无音讯。于是,廖剑豪就决定“独闯龙潭”,亲自前往曾经关押马胜芬的思南县三道水乡敬老院探访。在边问边走的情况下,廖剑豪步行数公里才来到路人所指的山坡前,由于山坡地势陡峭,攀爬不易,他就小憩了一会儿。“养精蓄锐”后,廖剑豪鼓起勇气爬过了两个艰险的山坡,最后终于见到“三道水乡敬老院”的牌子。

    来到敬老院门前,廖剑豪开始准备的应对托辞。即当面对敬老院人员的盘查时,他准备回答说:“我是来找马胜芬还款的,马胜芬以前欠了我一笔钱,我现在来找她还钱”。然后,他径直走过去敲门,并且大声的询问:“请问,这里有一个叫马胜芬的人么?”院内人员闻讯后,就质询他了一些常规情况,而他则以预备方案回答了质询。不一会儿,来人打了大门,他便一脸笑容的与其搭讪,并且掏出了预备好的饼干糖果等礼物相送。来人见状,就友好的将他迎进了敬老院内。

    进入院内,好几个人前来围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向他了解马胜芬欠钱的事,而廖剑豪就随机应变的回答了他们。此外,他还旁敲侧击的向他们打听马胜芬的情况,最后得知:“马胜芬于2016年末,被送去了铜仁市精神病院。”听此一说,廖剑豪感觉自己眼前一黑,几乎要晕厥过去。他想:“我认识的马胜芬,是一个性格开朗,思维敏捷,极富正义感的正常人,怎么会一截访回来就变成了精神病呢?”

    探访完毕,廖剑豪遗憾地返回了三道水乡的镇上休息,但是又因为担心走漏风声(恐维稳人员抓住),他就花了200元钱包车驶离了乡镇,来到了思南县的县城中暂避。第二天(1月16日)上午九点,廖剑豪搭乘班车来到了铜仁市,到达铜仁市时已是中午11:30。为了早点探寻到马胜芬,他顾不上吃饭就立马转乘出租车赶到了“铜仁到精神病院”。

    廖剑豪进入精神病院后,查看布局图得知,女性住院部在第二栋的三楼。来到二栋三楼后,他开始询问医护人员能否会见马胜芬?一名中年女护士说:“不能见”。对此答复,廖剑豪指着挂在墙上的《会见须知》问道:“《会见须知》中规定,在规定的时间内是可以会见病人的?”但是,该护士却斩钉截铁的回应称:“不是这样的,是完全不能会见!”他再次质问护士:“那墙上的《会见须知》是什么意思?”护士再答:“医院有解释权。”随后,该护士又很快改口称:“我们这里没有你要找的那人。”

    无奈之下,廖剑豪大声呼喊马胜芬的名字,试图以此让马胜芬听到,但是很快就赶来了一名胸佩党徽的男子,该男子严肃的要求查看他的身份证,他就问该男子说:“你查验了我的身份证后,是否就能让我会见马胜芬?”男子回答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你会见,并且我们这里也没有这个人”。见此,廖剑豪感觉纠缠下去也没有用,为了保管好已取得的信息(敬老院的音讯及照片等),他决定暂缓探寻,等待时机成熟,他会再来寻找马胜芬。



  • 上海任迺俊“因言获罪”被关精神病院

    年过60的任迺俊因长期关注人权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经常写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时政言论发表在微信群里,被一些自媒体采用后,遭到到当局的多次打压与迫害,甚至被送进精神病院关押。

    2015年7月9日是中国律师所遭遇的最黑暗的日子,上百位律师、民间人权捍卫者、以及他们的亲属,突然遭到警察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失联、约谈、短期限制人身自由。因这场「709大抓捕」受影响人士前后多达319人。任迺俊在7月11日才注意看到网上关于「709大抓捕」的信息,于是他为这场大规模的践踏人权的事件写了一篇“紧急呼吁”。在文中,任迺俊写道:“紧急呼吁!呼吁全国各地的律师,维权上访者,被欺压的工农民学生们,团结起来!走上街头声援被中共当局无辜抓捕的维权律师们!今天不站出来,明天站不出来!没有了律师无人能安全!世界上只有中共的小兄弟朝鲜是没有律师的,难道大哥在向小兄弟靠拢?同胞们!不能让中国再成为第二个朝鲜!我们必须拿出力量!想想朝鲜超毛泽东式的恐怖,在这生死关头我们必须做最后的斗争!绝不能让历史倒退。”

    想不到这200多字的简短声明,竟给他带来“牢狱之灾”。第二天,任迺俊随妻子一起去丈母娘家里做客,刚到丈母娘家里,上海的外甥女就打电话给他,说家里有急事。丈母娘家人给了他1000块钱,让他赶快打出租车回上海,但想不到的是感情深厚的姐姐,竟把他骗回上海让公安抓捕。

    任迺俊回到自己家后,打电话给派出所,过了一会就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三个警察,然后被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笔录上很多字他都不认识,只能看一半猜一半,做笔录的那个警察告诉任迺俊,他的字一般别人都不认识,还特意的问任迺俊能不能看懂。在办案的过程中,这位警察一会说任迺俊做的是对的,一会又说是错的,又说现在是错的,几年后会证明任迺俊做的是对的。任迺俊问办案警察“还有事吗?是治安拘留还是刑事拘留?”办案警察说由领
    导决定。

    不过,办案警察说:“今天你就不能走啦,明天早上给你验小便。而后上午有人会把你送到看守所。”随后让任迺俊在讯问笔录签字,任迺俊十分羞愧的说自己看不懂里面字迹。于是办案警察就读给他听,读完了让他签字,任迺俊想:“如果警察写份报告,领导也是连猜带想吗?还是请他来读一下?”最后在疑惑之中,任迺俊拒绝了签字。

    然而,听说任迺俊被拘留,他的妻子气得要跳楼,而他的两个70多岁的姐姐为了不让他被关进看守所,也在派出所长跪不起的哭诉。最后,警察也表示他不再关心政治就可以放人,于是任迺俊在姐姐与老婆的担保下写了《保证书》,保证退出江湖今后不再关心政治。不过任迺俊还是告诉派出所警察,这是他的羞耻,他绝不会改变自己的政治思想。

    2017年2月22日,任迺俊再一次“因言获罪”,上海市国保警察周耘说他写政论文章,便以上海市闵行公安局的名义,把任迺俊处以刑事拘留。这次主要是因为他的文章里写了“六九年中苏珍宝岛战争期间,沙皇俄国霸占我国几百万领土”等信息,任迺俊称这些信息都他在百度上查到的,没想到派出所警察说百度上的消息不正确,然后他又告诉警察,中共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刊登了相关消息,要他们去查这些报纸,这些警察才泄气。

    任迺俊当天被送进看守所时,因血压太高被拒收,次日被服用了三种药片后,强行送进看守所关押。24日,上海市国保警察周耘就到看守所对任迺俊进行违规的“疲劳审讯”,后被看守所警察强行赶走。三月中旬,国保警察们在看守所对任迺俊进行恐怖审讯,威胁他既不是上海第一个“因言获罪”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任迺俊被整得当场昏迷不醒,结果看守所医生赶来抢救,把药片塞进任迺俊嘴里,随后大家把他抬回监室。

    5月16日,上海警方以“不够刑事处罚”宣布释放任迺俊,然后又处以“行政拘留”十天,但立即把任迺俊送去精神病院住院。任迺俊表示:“既然认定精神病,为什么还给我十天行政拘留?精神病人是不可以行政拘留的,到底是把送精神病医院错了?还是十天行政拘留错了?或者说两者都错了?”在上海市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门口任迺俊警告周耘:“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不是国家机器,把一个健全的人送精神病院关押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将来法制健全了,一定会得到清算,希望医生守住自己的良知。”

    任迺俊住院时间与基本信息:
    姓名:任迺俊
    年龄:65 第1次住院
    入院日期:2017年5月16日
    出院日期:2017年5月19日
    门诊诊断:精神分裂症
    入院诊断:1.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2.低钾血症
    出院诊断: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入院时主要症状及体征:意识清,仪态整,接触尚合作,定向力完整,注意力集中,未引出幻觉,错觉及感知障碍未见妄想…
    诊疗过程:因未发现明显精神病性症状,故暂未给予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经家属与闵行公安分局协商后办理出院。

    所幸上海闵行区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还有一些良知,在医院的记录上,任迺俊在入院出院的症状与体征上是不需要服药的正常人,但在入院出院的诊断上是“精神病患者”。更耐人寻味的是,出院小结上注明是“家属与闵行公安分局协商后办理出院。”

    对此,任迺俊非常气愤,他说:“为什么住院出院不是家属和医院协商,而是与公安协商?住院出院必须由公安说了算?2017年2月22日以寻衅滋事罪名对我刑事拘留,可是每次审讯的时候,从不说寻衅滋事,都说是因为写政论文章被抓铺。根据我国哪一条公开的或者内部的法律规定写政论文章就是寻衅兹事罪?”

    而任迺俊最近一次被构陷入狱是参加丁德元庭审的旁听,而被拘留了11天。在庭审快结束时,他与陈建芳,徐佩玲一起为辩护律师的精彩表现鼓掌,而被指“扰乱法庭秩序”而遭到拘留,陈建芳,徐佩玲两人被拘留了15天。



  • 上海舒玲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难舍亲情

    舒玲,女,37岁,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人。2005年1月,将过25岁生日的舒玲因发病被送到上海北桥精神病医院。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将是自己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的开端。

    “那时爸爸还在。”舒玲说,“我爸爸和我感情特别好,我感觉我和妈妈好像性格不合一样,她对于精神病也很是悲观,妈妈有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同事的儿子,也得了病,就一直关在医院里,妹妹的同学的哥哥也一直还在北桥医院。”开始,舒玲安心的在医院治病,病情控制并在恢复中。然而半年后厄运再次降临。

    “半年后爸爸因病去世,从此妈妈管我,爸爸不在了,就不一样了,没人像爸爸那样疼我,理解,宽容我。”舒玲的情绪很低落。在精神病医院里的日子漫长而难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舒玲的病情恢复的很好。“(我的病)在北桥医院已治愈,每天只服一粒阿立哌唑维持,并且做病房总务工作,医院每月给120元报酬。”病情好转的舒玲一直渴望出院回自由,然而不知为何,妈妈却一直不接她出院。

    舒玲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在北桥还未出院的时候,妈妈在医院花园里对我说,为了评到重残证让我装病,我还天真的笑着问她怎么装,妈妈竟然说一会哭一会笑,我当时笑笑说我装不来。后来我心中不安把这件事对医生说,她说千万不能装,否则会给你加药的!还好没装,否则就毁了。”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同事的儿子就是说不想出院评到(重残证)的。后来去评残时,评残医生看到我和妈妈就说‘你带她(我)出来的啊!’言下之意就是可以不带我出来的。我觉得一切都好像已成定局,因为在这之前当时的病房主任很严重地对我说:‘你评不到残你妈妈苦死'。评残医生问我两个问题:1.你觉得医院生活好不好?我说,还好。2.你想出院吗?我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就说不想出院。这样就评到了。我对病房后勤阿姨说起评残的事,阿姨很坦率的说,你不这样说也评得到的,你妈妈走好后门的。评残医生当时是姐姐的邻居,妈妈说不是这个评不到的。此后我提到出院妈妈很凶,还曾在医院会客的时候因为我提出院而打我一巴掌。”
    “之后我的三级残疾我都不知道么时候评到的!妈妈后来说那是她哭到的。”往事历历在目,说事的舒玲似乎已无悲无喜了。

    终于,舒玲在北桥医院住了四年后,在2008年的一天妈妈来接舒玲出院了。与病友们告完别,出院时医生对妈妈说:“舒玲可以找份工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妈妈把舒玲从北桥接出院立刻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中心。

    从舒玲说话不难看出她的柔弱:“有时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觉得自己很懦弱,可能性格里的弱点优柔寡断,在北桥出院那天,妈妈叫辆出租车,残联的人坐在里面,我上车那人就对我说‘妹妹你已经是3级残疾,叔叔再给你升升级。’我却一声不吭,我害怕妈妈,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已经康复了呀,我当时完全可以对他说:医生怎么说的(我已经痊愈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医生。唉,真的当时一点勇气和智能都没有!我隐约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但不敢去相信。”

    舒玲没有如愿回到家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院,继续精神病人的生活。妈妈还为她申请了《精神重残无业证》评定。2009年在医院呆了一年左右舒玲的精神重残无业证评下来了。也是在这年的一天,妈妈专门请假把舒玲带出去了一趟。“妈妈卖掉了只有我和她名字的两室一厅的房子13万元,她请假是带我去过户签字的。”舒玲回忆道:“回医院后病友都说我傻,不该卖掉的。”

    “现在想想妈妈从卖房,评残,步步实现她抛弃我的计划,现在想想太可怕了。”伤心失望之余,善良软弱的舒玲想的还是觉得自己得病拖累家人的愧疚,希望妈妈了解自己的心意,她说:“让我揪心的是她没有能感觉到我对她的心意,我是顺从她的,和我内心觉得的亏欠的良心。”

    终于从北桥转院到金精住院四年后,眼看出院无望。2011年春节,舒玲给来探望病人的区长写了封求助信,由院长递交给区长,在信中要求换监护人。“但政府没有正视我不是精神重残,且已康复的事实,我向当时做调解的书记提出吊销我的精神重残失业证,她说要家属同意。她只是劝我妈妈把我接回家。”说起这事舒玲有些沮丧。

    事情在2012年有了转机,2月份妈妈终于在各方劝说下将舒玲接回了家。回家后,舒玲和妈妈谈起被卖掉房子的事,妈妈告诉舒玲要还爸爸看病的钱和舒玲看病的钱。爸爸生前自费为舒玲买了社保,而自2009年《精神重残无业证》办下来后住院费用全免。

    从小爱画画的舒玲在医院时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很像,在医院参加过外面的比赛。回家后就帮姐姐翻版农民画挣点零花钱。但变故还是发生了,后来有病友介绍舒玲去学油画,画墙画出去工作,妈妈不同意,二人发生争吵,气愤之下,舒玲去了堂姐家,在堂姐家吃过中饭后才回家。没想到因此结束了自己刚刚7个月的自由生活。

    “第2天早上妈妈叫警察在门口逼我去医院,我没办法,因为警察会帮妈妈架我去的,他们不会帮我的,我知道如果让他们送去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很无奈,于是我对他们说我自己去。警察却说:“没关系,我们送你去,免费。’这话让我感到一丝绝望。到医院妈妈直接把我赶上病房,她去找金精医院书记,书记也没有来看看我,我没有经过门诊任何医生的诊断就被送进病房,可是当天却没有办好住院手续,我问工作人员要精神科药也没有,第二天才办好住院手续的,2012年8月到2018住院至今未出院。”舒玲情绪很低落。

    “到医院也没有加药,到目前还是每天一粒药,住院中间发过一件事,病房看护男家属,随便进病房、厕所倒痰盂,我还有别的女病人在上厕所,并且听说这个病人男家属在女病人洗脚做个人每天清洁护理的时候,旁若无人的出来倒水喝,那个水桶在女浴室门口,女病人在那块地方洗的,我当时很气愤,就向个医生控诉并指出医院管理不善,但那个医生却并不体谅,很冷漠地说让我去找院长好了,我很气愤,就指责他们。没多久我下去康复科参加活动,也并未对康复科工作人员再说此事,情绪已平复,但等我回到病房,床位医生却像压犯人一样掐着我的后颈项把我压到护工办公室,然后进行电击,那时机器坏,没法,只好作罢,接着他们就给我加药,中午和晚上各一粒碳酸锂治疗躁狂症的药,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并没有反抗,任凭他们,但他们还是要给我喂药,我不吃就用汤勺硬灌,但我还是没吃,最后他们给我打强镇静剂,打了两天,期间我请求不要打,因为我出现很大的药物不良反应,他们不理,最后因为心率过速,才不得不停药,这样的医生让我一直打个问号,还有为什么我可以不经过门诊就可以收治?当时2012《精神卫生法》还没出台,现在他们就注意门诊规范了。我是得过病,但我积极治疗,热爱生活,努力康复,但是却越过越没希望。家庭成员的变,导致的家庭的粗爆不接纳,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完全具有能力可以创造自己新生活的康复者是否应该自救。”舒玲继续着自己的述说,并给这段做了个总结——“亲情淡漠、歧视。”

    知道让妈妈带自己回家无望,舒玲转而向姐姐求助。“2017的时候我请求卫生局新任的书记原来的医院院长,为我做姐姐的工作接我回家,书记答应,他找我姐姐在病房外谈,我不知道书记和我姐姐谈得怎么样,那天是会客日,谈完后我姐姐见我,我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表情很怪,没说话,支支吾吾的说了句电话联系,就拿了我画的画急匆匆的走了,几天后我遇到院长,他进了病房,我问他和姐姐谈得怎么样,并请他私下说,但他板着脸说,就在这说,就在很多病人堆里,他问‘为什么我家要把我送进来?’我说:‘我要去工作妈妈不让,我们吵架了。’他说:‘就这样吗?你还做过什么?’我说:‘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想不起来就不要出院,后来干脆说你不能出院,还要治疗。’他还说:‘你没有精神病,你家人就有精神病。’我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就离开了。下午我偷偷哭一场,护士看我眼睛红红的就说‘你哭啦?’说起这事,她还说院长说得对的,让我感到心寒。因为在病房外的走廊,后勤阿姨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私下对我说:‘你不要对你姐姐带你出院抱有希望。’我觉得她的内心很肮脏,没有见过这样做姐姐的说妹妹的。阿姨还说看着我姐姐说完我的坏话,下一刻又匆匆卷起我的画拿走,她看着难受,还说我为什么还把画给她,对她好。最近有送康复病人回家的政策,但听一个护士说:‘别的医院都落实了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个医院没有动静?’所以我对医院不抱希望了。以前书记看到我都会和我聊聊,现在已经不再理我。”

    “2017年家里另外的一套房子拆迁,我知道妈妈把我和她的房子卖掉后,我的户口先放在派出所,后来迁到现在拆迁掉的房里的,我不知道拆迁房的性质,不知道我有没有份,但刚得知房要拆迁,我就向姐姐表示我不要的,为此她对我好了一些。”

    “我和姐姐谈过,我对她说你让我出院,给我三年时间,我出去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找个合适对象,自立门户,我结婚可以不要小孩。姐姐冲口而出:‘没人要的。’口气冷冷的。我不争房子,她们说什么就什么的顺从也没有得到她们的体谅。”

    对家人的失望及对自由的渴望,舒玲开始通过朋友的指点在网络向有相同经历和律师求助。
    “我想出院,对于一个已经治愈正常的康复者,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没有良性的刺激,我担心以后会得老年痴呆症”舒玲说:“四年前我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连请假出院也不让我,我已经三年多没有看到妈妈和妹妹了。”

    很多人建议舒玲将妈妈告上法庭。但她却放不下那份亲情。舒玲希望通过做司法鉴定确认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而可以自己办出院手续出院。但是鉴定要钱,请律师要钱,并且还要有亲属的配合。

    开始舒玲很乐观的说等晚点自己画画攒点钱了请大家为她推荐个好律师,并说自己有个堂哥曾经说愿意帮她。舒玲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一直坚持着,刚开始在病房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好像,在医院参加外面的比赛,在病房有空就一直在专研,画画成了她医院生活的全部,朋友介绍了个画展,姐妹们支持买下第一批创作的农民画,有点钱就买画画的书、材料,自学工笔国画。“姐妹邀请我帮她画插画,慢慢地挣了些钱,感谢上帝给我这个兴趣爱好否则我的日子过不下去的。”舒玲的话语里包含着浓浓的感恩。

    舒玲还通过努力她为自己在医院争取到了一角空间:“我病房里对面有间房间,偶尔会有用,2014年我参加医院邀我参加的区农民画比赛开始,慢慢争取到,在一间单独的房间画画,医护人员对我也还好,主任对我挺好,除了出院这件事。”

    就在网友积极准备为舒玲发起募捐,出主意时。之前说联系堂哥帮自己请律师的舒玲忽然发来信息,说自己还是狠不下心,可能还对家人有一点眷恋。准备退出了。并且,哥哥也有难处不能帮自己了。留下一句:“也许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能力。”之后便沉寂不语。

    “我积极康复,画画是我的爱好,所以我一直在画画,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家人能看到我的好,但没用!”舒玲伤感的话语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如同压了块大石头般沉重。

    “这个国家的精神病院什么时候才能纯净的像个真正的医院,而不是公权、私利手中的工具?”——这是笔者采访舒玲之后久久无法释怀的问题。

  • 精神病院上市背后:中国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近日,温州康宁一家精神病院冲击IPO,招股说明书显示过去3年该医院毛利润率38%,常年入住率达96%。中国真有这么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吗?答案比你想象的要多。

    一、每8人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 7成患者未治疗

    参考消息网的一篇报道中提到,在中国,差不多每8个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公众对精神疾病知晓率低、识别率低,很多人定义中的精神疾病仅有重症“精神分裂”,通俗的称为“疯了”。事实上精神病患多种多样,一般特点包括异常的思维、观点、情绪、行为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根据美国《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对现有精神疾病进行分类,其包括四百种疾病,全球患病人数较多的有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痴呆症、发育迟缓、精神分裂症等。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册的精神疾病总数也接近400种,分为10大类72小类,失眠症、厌食症、酒精依赖、失眠症、自闭症等都在其列。1990年5月17日前“同性恋”也在世卫组织的精神病名册当中。

    全球对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都严重不足,治疗供需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在世卫报告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未被治疗的精神病患者在76%至85%(中国正在此列)。

    本该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未被治疗,除了认识不足,资源也不够。

    二 、1万个病人“挤不上”2张床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与庞大的病患人数相对的是我国精神病领域的医疗资源供不应求且分布不均,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在卫计委计划中我国精神疾病治疗条件将会明显改善, 到2020年现有的2万名专科医生有望翻倍升级为4万名。

    家庭负担重 重症患者贫困率超50%

    从数据上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往往是社会弱势群体。

    温州康宁精神病院招股书中绝大多数患者治疗费在10万以下,但也不乏治疗费三四十万的患者。

    据卫生部调查,精神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各类精神问题约占疾病(全部疾病和外伤所致残疾及劳动力丧失)总负担的1/5,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1/4。

    许多病人家属不愿承担高额诊疗费用,拒绝将已基本康复的患者接出医院,有病人住院甚至超30年。

    相比该治疗的未被治疗,却有另外一部分人可能因过渡治疗而占用医疗资源。

    三、认定标准低 监护人权利大你也有可能“被精神病”

    有病没病患者和监护人谁说了算?

    作为一种特殊疾病,目前还没有精确的仪器可以对精神病进行指标性诊断,只能凭借病史和临床表现进行诊断,“患者”与“正常人”之间甚至无法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一则来自《南方日报》的新闻称:2005年广州一对夫妇发生口角,大打出手。随后妻子电话至广州脑科医院,声称自己的丈夫疯了,请求帮助。脑科医院立刻派车前往,与妻子签订监护人委托书。当天深夜,身在家中的丈夫即被两个冲进来的护工用手卡住脖子,绑送往医院。

    这个荒诞的案例却是“合法”的,按照《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和三十条、三十一、三十六的规定,妻子有权向有关医疗机构申请对其丈夫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二十八条规定:“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第三十条规定: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第三十一条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第三十六条规定: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

    中国精神疾病认定标准普遍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

    中国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除执行国际疾病分类(ICD-10)第五章“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所确定的诊断标准外,亦参照中华医学会制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这比多数国家采用、由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美国精神障碍统计与诊断手册第四版(DSM-Ⅳ)所规定的标准低。

    以上两个因素叠加,可能造成很多人“被精神病”。该治疗的未治疗,不该治的却可能被过渡治疗,精神病院冲击IPO的新闻背后更该被关注是中国精神病患者的现状以及被人们忽视的精神卫生领域。

    (来源:搜狐新闻 http://www.sohu.com/a/213101009_157078 2017-12-28)

  • 最大民营精神病院IPO:年营收破4亿 3年死亡事故16起

    两年前顶着“精神疾病概念第一股”在香港上市的温州康宁医院,眼下正在向A股发起冲刺。
    12月22日,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宁医院”)出现在了证监会官网的IPO预披露名单中。

    招股书显示,康宁医院计划募集1.93亿元资金,这些资金将投向医院的新建、扩建以及培训中心建设。

    这家成立于1996年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截至2017年6月30日,公司实际投入运营10家自有医院,并管理8家医疗机构,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民营精神病医院集团,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二。
    温州精神病医院医生辞职创立康宁医院

    招股书显示,目前康宁医院持股5%以上的股东分别为管伟立、德福基金、王红月、王莲月。管伟立与王莲月为配偶关系,王莲月与王红月系姐妹关系。管伟立持有公司25.12%股份,王莲月持有5.20%股份,王红月持有5.46%股份。另外,法人股东德福基金持有21.06%的股份。管伟立及其配偶王莲月合计持有公司2214.475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0.32%,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资料显示,康宁医院的创办人兼董事长管伟立1987年从温州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温州精神病医院当医生。1996年,管伟立从温州精神病医院辞职,随后和夫人王莲月(当时是温州精神病医院的护士)一起创办了康宁医院,初始床位仅50张。

    招股书显示,康宁医院的主营业务涵盖:诊疗及其他医疗服务、销售药品以及对其他医疗机构的管理服务。

    收入七成来自一家医院

    在营收方面,康宁医院近年来实现了持续增长,2013年至2016年,其营业收入分别为2.26亿元、2.96亿元、3.44亿元和4.15亿元,净利润也在逐年增长,分别为3619.42万、5119.86万、5162.19万和6555.1万元。

    2014年-2016年以及2017年1-6月,公司综合毛利率分别为38.98%、38.06%、34.51%和32.49%,呈下降态势。康宁医院表示,由于精神病患者更多依靠医保支付方式,因此相比眼科、口腔科等专科医疗机构,精神专科医疗机构毛利率水平相对较低。

    根据Frost&Sulivian研究报告,按照2016年集团收入计算,康宁医院是中国最大的民营精神科医院集团,在中国整体精神科医疗市场排名第二。截至 2017年6月30日, 康宁医院实际投入运营10家自有医院,并管理8家医疗机构,公司实际投入运营的自有床位数3050张,管理的床位数1100张。

    康宁医院的主要收入来自药品销售和诊疗服务,两项业务占比分别为25.33%、69.81%。由于诊疗服务毛利率较高,所以也推动公司整体毛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在医院的单项业务中,其管理服务的毛利率在2014年曾高到77.39%,不过次年就下降到了48.3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康宁医院已经发展为了一家医院集团,但集团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温州康宁医院一家。数据显示,2014-2016 年和2017 年 1-6 月温州康宁医院销售药品和诊疗及其他医疗服务收入占当期公司销售药品和诊疗及其他医疗服务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75.34%、70.76%、67.91% 和 61.55%。

    温州康宁医院2013年被浙江省卫计委评定为三级甲等医院,是国内目前唯一一家获评为三级甲等的民营精神专科医院。

    床位使用率常年超九成

    从康宁医院的招股书中也能看出,目前精神疾病类医院资源紧张的现状。

    招股书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康宁医院的床位使用率均在90%左右。并且在温州康宁医院、青天康宁医院、苍南康宁医院、永嘉康宁医院等多家医院中实际投入运营的床位数量都远远超过了注册床位数。譬如在永嘉康宁医院,实际使用的病床数是注册数的近三倍。招股书中解释称,精神疾病患者的就医需求增加,对精神专科床位的需求量持续扩大,为了使更多的精神疾病患者得到及时和有效的治疗,公司在保证医疗质量和医疗安全的前提下,适度增加投入运营的床位数量,导致超出注册床位数。

    康宁医院认为,床位紧张的现象与目前国内精神疾病行业发展迅速以及相关专科医院严重不足有关。

    招股书中披露,2010年以来,中国精神专科医院总收入均保持15%以上增速,从2010年的164.58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377.45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06%。同时,精神专科医院入院人次数从2010年的93.5万人增长至2014年的159.7万人,年复合增长率11.3%。精神专科医院诊疗人次数从2010年的2046.1万人次增长至2014年的3050.61万人次,复合增长率9.7%。
    单个病人年度就诊费最高达42万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康宁医院2016年版本的招股书中,前五大客户销售情况表显示,有单个患者的年度就诊费用高达几十万之多,最多一个病人在2015年度为医院贡献了超过42万的就诊收入,占全年总收入的0.12%。

    康宁医院认为,精神疾病易反复发作,治疗周期较长,病人需要长期的住院护理服务,因此精神疾病的治疗费用相应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该公司的10家自有医院均已成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赔付范围达到九成。

    不过,在新版本的招股书里,康宁医院已经对前五大客户的情况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机构客户。但在另一份住院病人费用区间的表格中还是可以看到,2014年至2017年上半年,医院就诊患者中年度就诊费用超过20万元的患者达到61人次。

    32起医疗事故、16起死亡事故

    2013年至2017年上半年,康宁医院涉及经济赔偿的医疗纠纷共有37起,其中2014年有2起医疗事故需要承担次要责任。2013年至2017年前六个月,集团用于解决医疗纠纷的赔偿支出共计353.1万元,其中有94.55万元因投保医疗责任险获得了保险公司的赔偿。目前公司未决诉讼有3起,其中两起与医疗纠纷有关。

    康宁医院招股书也在潜在风险中表示,由于精神疾病患者的特殊性,公司在安排患者住院、治疗及跟进过程中均有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事故。因此,如果公司未能对下属医疗机构的治疗程序进行有效的管理,可能导致患者对自身或他人造成伤害,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死亡事件。

    2014年-2017年上半年,在已经发生的医疗纠纷中,出现了16起死亡事故,今年上半年就涉及三起,具体包括:今年1月4日一患者被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高血压病等”入住乐清康宁医院住院治疗,2月19日被其他患者碰撞倒地,致心脏骤停,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公司赔偿金额为22万元。

    今年4月,某患者因酒精性精神和行为障碍入住温州康宁医院,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公司赔偿金额为7.3万元。

    今年6月,某患者患有精神病史,2017年4月21日入住苍南康宁医院住院治疗,2017年6月21日午饭时噎食窒息,经抢救无效后死亡。公司赔偿金额为18.8万元。

    (来源:澎湃新闻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1403 2017年12月27日)

  • 湖北父亲寻女27年终在资阳精神病院找到

    一个多月前,74岁的刘宴斌从儿子刘祖泽手机上看到寻亲消息上的信息和照片,他一眼认出,这个在资阳市精神病医院的女病人,就是27年前在湖北老家走失的小女儿刘祖春,忍不住老泪纵横。27年来,他没有一个夜晚是安眠的,一躺下去,女儿在哪,她还活着吗,她过得好不好,这些想法就像着了魔一样,钻进自己的脑袋里。

    12月20日,刘宴斌第二次入川,做过了DNA鉴定、开具了证明材料和户籍资料,最晚下周,刘宴斌就能带着小女儿回到湖北老家了。“让她去姐姐的厂里找份工作,户口就跟着她哥。”刘宴斌甚至计划好了,腊月二十八是自己的生日,是跟女儿团聚后的第一个生日,今年全家人团圆就定在那一天。

    27年前农历八月初三 小女儿再没回过家

    刘宴斌记得,1990年的农历八月初二,小女儿刘祖春上街去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家,当时,女儿应该是17岁左右。

    从那一天起,刘宴斌就像是丢了魂,到处打听女儿的消息。“一天到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睡着了,不知不觉又要开始想,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刘宴斌说,老伴儿一想起女儿就哭,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痛苦。刘宴斌一共四个孩子,在刘祖春前面,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直到2004年,一个知情人士私下找到刘宴斌,悄悄给他透露了一些女儿可能被拐卖的信息,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能指证。刘宴斌根据这些信息,去找了当事人,但没能问出半句结果。刘宴斌把老伴儿安顿在宜昌的兄弟家,只身一人又去了女儿可能被拐卖到的江苏,仍然一无所获,还大病一场而归。

    “那时候我就想啊,要么,可能在哪个偏街小巷死了,要么,她命好遇到了好心人收留。”刘宴斌说,这么多年,自己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女儿的想法。

    希望 哥哥偶然从网上看到寻亲信息

    时隔27年,再次看到妹妹的消息,是刘祖泽偶然在寻亲网站上看到的。“上面有照片,她自己的名字,还有记得的家里人的名字,大部分都对的上,”刘祖泽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看到网站上,寻人者的名字和妹妹一样,走失日期也相近,最重要的是,信息上写的,“父亲刘元兵、母亲田忠贵,哥哥刘祖铁,姐姐刘祖梅,姐姐刘兰英”,其中,父母和自己的名字有区别,但音都是相近的,两个姐姐的姓名是对了的。“爸爸是叫刘宴斌,妈妈钱忠贵,我叫刘祖泽。”凭着这些信息,家里人都认为,这就是走失的妹妹刘祖春。

    11月中旬,担心父亲身体承受不住长途奔波,刘祖泽和两个姐姐根据寻亲信息,找到了四川资阳市,到公安机关一查,确认了妹妹现在正在资阳市精神病院,他们赶到医院,见到了刘祖春。

    “我们一进去,还没有主动说话,她就认出我们了,跟医院工作人员介绍,哪个是大姐二姐,哪个是哥哥。”刘祖泽说,当时,他们就更加认定,这就是妹妹。

    11月21日,刘宴斌也来到资阳,见到女儿,他强忍着没出声,看到小女儿跟哥哥姐姐打招呼,然后发现了自己,歪着头想了一下,猛地就扑进自己的怀里,“这个是爸爸。”刘宴斌抱着失而复得的女儿,发现她的样貌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比离家时胖了些。在和医院工作人员沟通后,刘宴斌得知,女儿是被精神病院的老院长出差时,捡回来的,这么多年一直在医院。

    亲子鉴定、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等等,20日,刘宴斌和儿女们再次来到资阳,这一次,他们是来办手续的,顺利的话,下周就能带着女儿回到湖北老家。“特别感谢他们(医院)这么多年,对她的照顾。”刘宴斌说。

    刘祖春27年前经历了什么,怎么会从湖北到了四川,短短两三次见面,刘宴斌和家人并没有太多与她交流的时间,这些问题也没来得及问,最重要的是,离家27年,刘祖春终于能够回家了。

    20多年前被老院长捡回 只记得自己名字

    在资阳市精神病医院,女病区的医护人员都叫刘祖春为“春”。他们只知道,“春”是医院老院长在1990年前后在内江出差时捡回的流浪女。由于老院长已去世,当年的纸质档案太多,一时半会无法找出,刘祖春被医院收治的具体时间还不清楚。

    资阳市精神病医院保卫科科长雒阳和女病区主任谢智都是1990年来到医院上班,在他们的记忆中,刘祖春好像比他们更早来到医院,但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时间。“他只记得自己的名字,说不出家在哪儿,也说不出更多信息。”谢智说,在医院期间,刘祖春语言表达不清楚。“感觉她有些智力障碍,但由于她总是答非所问,也无法进行精神疾病测试,所以至今我们都无法确定她是否患有精神疾病。”

    刘祖泽证实,妹妹离家时精神并没问题,只是小时候因为生病打针,耳朵有些背,听不大清。

    “以前,她在我们的康复区打工,还能挣点零花钱。”雒阳说,这些年,医院也为刘祖春办理了医保等。去年,有一个寻亲义工来到医院,了解了刘祖春等人的情况,并拍了照片。直到一个多月前,刘祖春的家人来到医院找人。“应该是他们看到了寻亲义工发出去的信息,才找到的。”

    雒阳还说,看相貌,刘祖春和父亲长得很像,但家人要领走她,必须通过相关手续确认关系。

    目前,通过警方采血进行DNA比对,已于上周确认刘祖春与其父亲的父女关系。此外,根据相关规定,医院还要求刘祖春父亲在老家警方开具了户籍准入手续,医院也将向民政部门申请办理解除刘祖春收治的手续。“预计下周一或周二手续办完后,她的家人就可以把她接回湖北老家了。”

    (来源:成都商报 http://sc.sina.com.cn/news/m/2017-12-23/detail-ifypxrpp3450949-p3.shtml 2017-12-23)

  • 北京李文元关精神病院十四年 女儿拒绝接出

    最近,被女儿送进精神病院14年的李文元老人透过朋友及律师发出呼救,希望早日从精神病院解脱出来。

    李文元,男,64岁,回族,北京人,童少年是在通州区南大街回民区长大,退休前是北京公路一局路桥公司的职工。据知情人介绍,李文元是在2004年被女儿送进通州的精神病院的。
    10月27日,李文元朋友的夫人王女士和律师刘建军前往医院专程前往医院探望了李文元老人。

    刘律师表示,与李文元交流,完全属于正常人,没有丝毫精神病的状态。律师注意到李文元腕上的手牌上显示他的病属于“酒依赖”。李文元说多年前不过是因夫妻关系不和谐而养成了喝酒的习惯,但他喝醉了从来不闹事、也不吹牛,就是睡觉。他的女儿14年前先是把他强行送到通州的精神病院,8年后又转到昌平现在这家医院(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李文元说他女儿至今已经6年没有到医院探望他了。

    “这是我妹妹给我玩的套,她想我的房子,长期不让我出去,她好占用我的房子。”李文元说:“我闺女把我送进来,是她们俩配合的。我04年进来的,现在已经十四年了,你看我哪身体有毛病,我脑袋、胸、内脏,关节哪有毛病?”

    律师:“04年几月份进来的?”
    李文元:“几月记不清楚了,是夏天。”

    律师:“我觉得你闺女和妹妹已经构成虐待罪了。”
    李文元说:“她们这样做无非就是要霸占我那点儿房产和工资、存款,目的就是让我死在医院。”

    李文元对律师说,自己已经14年没喝酒,酒依赖的病早该治疗结束了吧?一直不放他出院是因为女儿已经把医院的黑心医生买通,造成的现状就是除非他女儿同意,他出不了医院。

    刘建军律师表示:“作为律师,我个人认为她女儿已构成虐待罪。我已接受李文元委托,将代理他进行控告、诉讼等。”并发出呼吁:“请朋友们帮忙转发、呼吁、出主意,以让这位可怜的老人早日回家。”

    本刊就李文元之事对知情人王女士进行进了一步了解。

    王女士说:“李文元和我丈夫是邻居,他俩都是回民。他因喝酒后有时会在路边睡着,被女儿李欣送进精神病院,己15个年头,现已6年没去看望,他多次向主任、大夫和女儿要求出院均遭遇拒绝。”

    “2015年,李文元在昌平区精神卫生保健院见到我丈夫(被政府送进去),如见亲人,如见救难人。让我丈夫一定救他出去。我丈夫于2015年11月18日(已26个月)被通州区国保警察接出通州区精神卫生保健院。多次想接李文元出院均未能如愿,请大家帮帮李文元!”

    本刊:“李文元还有什么亲人吗?”
    王:“还有姐妹兄弟,他姐姐和弟弟去看过他。但都不愿接他,我丈夫去他弟弟家找,他弟弟很不友好,说我丈夫是政治犯是精神病,我给他弟去电话,他说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并且要起诉告我。”

    本刊:“他女儿的情况你了解吗?”
    王:“坚决不接她父亲,而且告知所有亲属,谁接谁要管到底,包括生养死葬。”

    本刊:“她夫人是什么状况能做他监护人吗?”
    王:“他夫人和他离婚,连女儿都不要,女儿是他妹妹(女儿的姑姑)带大,因此他妹妹和女儿都不愿接他,夫人更是没有往来。”

    王女士说:“有的大夫很同情,见到我和我丈夫,要我与他家里人沟通,把他接出去。但主任却坚决不让,表示必须他女儿来接,任何亲属都不行。而且难就难在,他的亲属里没有愿意接的。”

    据了解,李文元的童年时代,在通州区南大街的回民区长大,那里都是回民。回民最忌讳抽烟喝酒等恶习,李文元即喝酒又吸烟,因此在亲属里被认为罪孽深重。加上他女儿的威胁,因此大家都不敢去接他出来。知情人介绍,这家医院(李文元住的医院)情况比较特殊,属于中国特色的为政治服务的医院,是当局对异议人士、访民强制进行精神病认定和强制医疗的医院。

    “当然,这个老头不属于政治犯,他只是政治犯的朋友。”对于昌平区精神卫生福利院里的生活状况,王女士说:“里面生活很苦,菜里没油,都是便宜的季节菜,而且又稀又少,真正的重病号,生活不能自理,同在一起生活,我丈夫在里面睡觉时差一点被重病号掐死,很痛苦的。”

    现在刘律师和王女士他们正在积极筹划怎么才能尽快将李文元解救出精神病院。他们希望朋友们帮忙呼吁、出主意,以让这位可怜的老人早日回家。王女士电话:15652327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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