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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海徐为经抗争正大光明的离开疯人院重获自由的消息传开，使一些在精神病院“非自愿治疗”的当事人看到了希望，开始了自救的努力。

陕西的小姚日前从医院打出电话求助，说自己三次被送精神病院，现在仍在精神病院，希望早日脱离被精神病的困境。

小姚，女，29岁家住陕西安康，父亲去世母亲常年在外地工作，2011年参加工作的小姚在2012年被诊断出抑郁症和人格障。

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
2015年正月，因小姚想和大舅舅因琐事发生了言语冲突，事后舅舅后悔内疚，担心小姚的状态，准备建议小姚的母亲带她到医院去看看为什么小姚情绪会不好，小姚觉得舅舅多事会让母亲不必要的担心，便不再搭理舅舅，而舅舅却愈发觉得小姚情绪有问题，并告诉了小姚在深圳工作的母亲。小姚的母亲鉴于其家族成员（小姚的二舅舅）有精神病史和小姚以前抑郁症的经历，加之小姚舅舅的一再催促，小姚的母亲谎称自己生病住院需要照顾，将小姚骗到了深圳，随后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对于为什么母亲会把自己送进精神病院？小姚说：“以前得过抑郁症和人格障碍，让她心里一直有阴影，所以在我舅舅怂恿我去医院看看的时候，她异常紧张，开始，医生说人格障碍是不收住院的，她非常高兴，认为我的病治好了，都是她之前让我住院的功劳，为了给我巩固治疗，她又找了另外一个医生，说我在家打人打了七八年，这一次又打了半个月，医生才把我收下。”

“后来医生还把我骂了一顿，说我不诚实在撒谎。”小姚说起来还非常委屈。

问：“为什么医院不收，你母亲还坚持要送你进精神病院？”
小姚“我妈妈认为我精神病就永远好不了了（我二舅舅是重度精神病）。”

问：“你入院时医院对你做了哪些诊断和鉴定？”
小姚：“没有，我觉得医生太不负责任了，什么最基本的鉴定都没做，就简单问了几句之后就再也没有过问过。”

问：“你当时对医生表达过自己的意愿吗？”
小姚：“我当时是非自愿治疗，当时《精神卫生法》已颁布实施，我跟大夫说我是人格障碍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治疗，结果被护士绑在了床上。后来主要就是给我吃药治疗。”

问：“他给你按什么症状治疗？”
小姚：“双向情感障碍不伴精神病性的躁狂发作，说我在家打人就属于燥狂，明明都是谎言他们却认为是真实的。”

问：“这次治疗进行了多久？”
小姚：“一个月，他们医院规定的住满一个月就出院。”

问：“他们不依据疗效或者恢复状况吗。”
小姚：“没有，他们一般都是做满一个月就让出院。”

问：“这个医院叫什么名字？”
小姚：“深圳康宁医院。我母亲来接我出去的。”

出院后为证明自己没病 ，小姚多次找其他门诊挂号检查，但得到的答复主要是两种， 一类是“她是你亲妈还会害你吗？”还有一类是“住院检查的会检查错吗？”

后来问到司法鉴定中心，才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他们有没有撒谎，有办法可以测试出来。而且在小姚住院期间一切安静，精神应该没什么问题。 并告诉小姚可以写一个医疗报告找两个医生重新诊断，或者去法院起诉。因为种种原因，小姚都没有选择。

第二次被送精神病院：
这一次是2017年春节期间小舅舅到小姚家，因为不满之前他帮大舅一起怂恿妈妈送自己进精神病院，小姚便表现出不搭理小舅的态度，继而引发小舅的不满，发生矛盾，随后又被母亲送入安康精神病院康复中心。

小姚：“2017年过年三月份，我舅舅来我家，我不搭理他，因为前年过年时我大舅在背后恶意怂恿让我妈带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小舅也参与其中（我大舅也给我小舅扇风点火说我有问题），所以今年过年来我家我就没搭理他，于是就把我小舅得罪了，他便故意假装关心对我妈说让她带我去医院看一下，本身就怕我‘发病’，我舅舅故意假装关心一说，我妈的思想便产生了动摇，再加上我弟弟因为经济矛盾，吵的很厉害，想动手来打我，我便拿了一把刀自卫，弟弟就走开了，接着我妈就报警，我就被送进了安康康复医院。”

问：“这一次医院收治，经过了些什么手续？”
小姚：“没有，他们直接把我给收进来了，我想为自己辩解一下，医生连几分钟的时间都不给我。

问：“为什么这个医院也是就这么把你收治了呢？有对你进行诊断或鉴定吗？”
小姚：“这家医院更差劲，什么都不问，就说：既然是你们家人送来的嘛，你先住一段再说。连最基本的情况都没问就让我住院了，就在我快出院时，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做了个躁狂测量表的测试(我在电脑上看到给我的诊断)，测量表上一切正常，他们非说是快要出院了，给我治好了，其实我一直都一样，压根没什么兴奋亢奋躁狂。这一次我在里面住了三个月，大概六月份的时候我妈妈让我弟弟妹妹把接我出来的。”

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的院，是他们认为达到疗效了，还是因为你达到了他们的治疗标准。”
小姚：“不知道。”

问：“出院小结上怎么记录的？”
小姚：“出院后我才看到我的诊断书，上写着:双向情感障碍，伴随精神病性的躁狂发作，疑人害己，冲动伤人，要求多。天啦，我什么时候被害妄想过，什么时候冲动伤人过，要求多也是怕他们不负责任，什么都不问就胡乱作诊断，可是要求有什么用！”

第三次被送精神病院：
小姚：“2017年9月由于第二次被精神病，我妹妹和我妈一直对我有看法，问题终于爆发了，一天夜里我从亲戚家回来了，与她们发生了矛盾，（她们不准我表达不满，不准我表达愤怒，哪怕再欺负我我都得忍受），她们把我送往西安一家医院，两天后，西安的医生做了无病诊断，我妈不服气，在她心里我就是有病的，她就是不相信我已经好了，于是她重新找了另外一个大夫，非得让其给我诊断有病，晚上护士就不知道给我打了什么针我第二天就流鼻血，于是第四天就离开了西安的医院转回了家。回家之后，一天晚上，我抱怨头晕，我妈非得说是精神病犯了头晕，当时我妹妹也在旁边煽风点火，说我是精神病发作了头晕。我就拿了一把刀放在她面前吓唬她，接着我妈就掐住我的脖子，我打不过她也不能动，一会儿带着警棒的警察就来到我们家，接着我就被送到了这里（精神病院）。”

问：“你当时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为什么会想着拿一把刀放在她面前？”
小姚：“我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我妹妹，让她不要再故意的恶意怂恿，我妈就看我这不顺眼那不顺眼，她还在背后恶意的攻击我。我妈一直向着她，觉得我这些年没挣钱，老生病，所以一直都记恨我。”

问：“这次还是以前的那个医院吗？”
小姚：“这次是安康中心医院第三人民医院，这次也没有经过任何的测评鉴定，他们说：反正是家属送过来的，绝对是有病家属才会送过来，要不家属怎么会把你送过来呢。他们都是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

问：“之后又给你补做鉴定和诊断吗？”
小姚：“没有。”

问：“那他们依据什么给你做治疗呢？
小姚：“不知道，他们一直就是给我吃药，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他们给我吃的是什么药。我问过护士，但每个护士说的都不一样，所以至今我还没弄清楚我究竟吃的是什么药。我在这里已经呆了一个多月了，至今没有看到我的任何诊断书。整天就是吃药打针，最近作了个腹部彩超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问：“你现在在里边是什么状况？”
小姚：“主治大夫什么都不说，光让我吃药。我曾经找大夫对他们说：你不能对这样这样对我不闻不问的。大夫就对我说：我看你也没有病，但是又不很肯定。所以给我吃的也不是治精神病的药”

问：“你把你的状况跟大夫说过没有？”
小姚：“我跟他们说过我是非自愿治疗，我只没有伤人也没有自伤，他们的收治是违法的。他们却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说我违法了就违法吧。”

问：“你有表示自己想要出院的意思吗？”
小姚：“大夫对我说要慢慢来，家里人对我说要听大夫的。”

问：“你对自己现在的状况有什么要说的吗？”
小姚：“我前一阵看了一些新闻报道希望有公益律师能帮助我从这里解救出去。”

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了多年的今天，很多精神病医院还是沿袭以前“谁谁送来谁接走”的惯例，对当事人自己的意愿置之不理。很多民众甚至医务工作者都对这个被冠以“精神病”名称的群体怀有潜意识歧视和偏见，使他们的应有的权力受到漠视侵害而鲜有人关注。

目前，小姚通过微信加入了一个人被精神病者和志愿者组成的求助互助群，通过与相同经历者和志愿者们的交流学习法律知识及抗争经验。她明白天助自助者的道理，在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中寻找自救的方法与机会。

“我没有精神病。我是一个正常人。”为了证明这点，为了不再被送进精神病医院，2004年6月54岁的顾秀芳把两个亲妹妹和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一起告上了法庭。（编注：本文人名为化名）

顾秀芳，女，1950年生，家住上海静安区。1967年，中学毕业的顾秀芳去了外地插队落户，4年后又辗转去了西北当兵，1979年回到上海成了上海市规划局干部学校的一名老师。个性开朗的顾秀芳喜欢和年轻人接触，乐于接受新思想。而她一直单身，五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的生活方式也让她的家人颇为不解。“也许正是这一点，她们认为我有病。”顾秀芳口中的“她们”是指她年迈的妈妈和两个亲妹妹。

2003年“非典”时期，学校停课搞装修，因当时装修气味很奇怪，当时身体不太好的顾秀芳便想将这些年积累的37天公休全部拿去外出散散心，单位也同意了。也许是因为平时信佛的原因，顾秀芳旅游散心的目的地选择了去五台山，却没有想到麻烦随之而来！

顾秀芳说：“她们都认为我要出家，一去五台山就不会再回来了。”没有办法说服家人的顾秀芳最后只能带着母亲去宁波朋友家度假。

2003年6月18日晚，顾秀芳与母亲和宁波的朋友一起回到上海。第二天，顾秀芳正打算到火车站买票去五台山，两个妹妹陪她上了出租车。“车子转啊转，竟然来到了医院，我没看清是什么医院，她们说是来给我检查身体的，免得我旅游时生病没人照顾。”虽然有点生气妹妹擅作主张没有提早告诉自己，但考虑到她们一片好心，顾秀芳还是勉强跟了进去。

可随后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顾秀芳的意料。进去后医生问了她3个问题：“你感觉到什么电波干扰了你没有？你耳朵里有没有听到有人和你说话？你看到鬼了吗？”顾秀芳都如实地回答：“没有。”随后又被送去做了脑电图。

做完脑电图，顾秀芳被送到了五楼，当她看到铁门上写着【五病区】时才恍然大悟，意识到家人是把她送到了精神病医院！但为时已晚。医护人员取走了她所带的物品，为她换上了病服，并把她拉进了病房。“我想要抓住她们，但我拉不住。”顾秀芳无助的听着背后铁门“轰”地一声关上了，仿佛外面的世界在向她告别。

当天，顾秀芳被安排进了一间病房，4张床位，其中两人已经入住。10点半，医生让顾秀芳吃下了两片白色的小药片，事后知道名字叫“奋乃静”。“我企图把药藏在舌头下面，被她们发现后，只能咽下。”

顾秀芳表示，晚上她根本没法睡觉，一会儿就有病友来抢她的床，因为害怕她就只能坐在病房门口。“半夜里，一个病友开始尖叫，叫得我连门口也不敢坐了。”顾秀芳找到了厕所走道边的一张空床位，睡了过去。

第二天，顾秀芳企盼的家人和朋友都没有来看她。“我告诉医生，想通知单位，但医生说我家人不想让我单位知道此事。”当晚，经护士长同意，顾秀芳得到了一个病房的空床位。

第三天，两个妹妹来看望了顾秀芳，还带来家里做的饭菜。

在煎熬中，顾秀芳迎来入院的第五天，护士终于同意她可以打电话了。“我打给同事，告诉她我被家里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让她来救我。她在电话那头呆了半天才相信那是真的。”

随后顾秀芳的同事赶到医院要求接她出院，但医院说：“谁送来谁接出去。”在单位同事和领导的一再交涉坚持下，顾秀芳的妹妹终于答应接她出院，但此时顾秀芳已经在精神病医院度过了78天。

9月5日的医院出院小结上写着：“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出院诊断：精神分裂症；入院病史摘要：病程4月，因乱语、行为怪异等，加剧两周，并离家出走而入院。”

出院后，顾秀芳回到了学校，继续担任班主任，但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就此近半年没有和家人有过联系。“我没有精神病。我是一个正常人。”为了证明这点，为了不再被送进精神病医院，顾秀芳左思右想，决定用法律途径解决此事。2004年6月21日，虹口法院受理了顾秀芳的诉讼，她要求两个妹妹以及虹口区精神卫生中心向她赔礼道歉，恢复名誉，赔偿经济损失和抚慰金5万元。

顾秀芳的小妹告诉记者，她们家人的确发现姐姐有些迷信的地方，经常要烧香拜佛，还说些奇怪的话。而且，她提出要去五台山时，正是非典高发期间，家人都很担心她的安全。并且在顾秀芳离开前，她还把家里的事情都做了清楚的交待，家人都认为她是决定出家，因此竭力阻拦。

“姐姐住院后，我们怕区精神卫生中心误诊，还去过市精神卫生中心做过咨询，说了姐姐的一些迷信行为，那里的医生也认为姐姐的精神状态不好。”顾妹妹告诉记者，虽然姐姐告了她们，但她们并不难过，因为不论官司输赢，对她们来说都不算坏事。“如果姐姐打赢了官司，就说明她身体健康，我们就算赔偿也开心；如果官司打输了，姐姐也可以相信自己的确有病，就可以积极配合治疗。”

顾秀芳的单位同事眼中的顾老师是乐观开朗的人，无法相信她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位和她共事了10年的同事告诉记者，她和丈夫曾经一起去医院看望过顾秀芳：“我非常了解她，她的思维和行动都是正常的。”另一位男同事也告诉记者，他可以以人格担保，顾老师不可能是精神病人，“当时学校装修，油漆味道重，她身体不好，说去五台山静心，但没过了几天，居然被家人送进了精神病医院，我想不通。”他说，正是在他的坚持下，顾秀芳的妹妹才答应接她出院。“她出院后，还是和以前一样上班，当班主任，工作也很正常。”

事后上海某区精神卫生中心医务科负责人表示：“由于精神病人的自制力很差，所以一般监护人同意就可以收治。如果要本人同意，那就需要他具有自制力，即对自己的疾病有所认识。但不管是否真是精神病人，他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病，所以只能相信医生的诊断。”对于顾秀芳的病例，该负责人表示。“精神病是一种特殊疾病，没有精确的仪器进行指标性的诊断，只能凭借医生根据病史和逻辑推理进行诊断。”

同时记者就此从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精神疾病专家委员会了解到，当时上海除了他们外，还有两家专业机构可以作司法鉴定，即上海市安康医院和司法部司法鉴定研究所。“以往我们一般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精神鉴定，但现在也逐步开始接受民事的精神鉴定了，只需要向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提出申请就可以。”该负责人表示，像顾秀芳这样的情况，现在完全可以直接进行司法鉴定。

对于顾秀芳案件，她的代理律师———上海汇业律师事务所吴冬律师表示，类似状告其亲属、精神卫生中心共同非法对其进行强制医疗的案件在上海已经不是第一起，而类似案件的根源在于我国现有法律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医疗等问题存在疏漏、立法上存在一定程度的空白。最终，由于当时立法在精神病人的认定、收治、监护、强制医疗等问题中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漏洞，顾秀芳的“被精神病”一案最终败诉。

之后，吴冬律师专门写了文章建议全国人大尽快制定统一的精神卫生法，并借鉴法治国家通常的“人权保护优先”的做法，在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前，由法院进行司法审查。2010年，《精神卫生法草案》出台，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吴冬再次呼吁在精神卫生法中引入“司法复核”制度。然而很遗憾，在2013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的精神卫生法中，吴冬提出的“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前进行司法审查”的观点没被采纳。

在《未发现的自我》（1958年）中，荣格说：“任何以科学为基础的心理学都会抽象地发展，也就是说，这种心理学既会跟研究对象保持适当的距离，同时又不会让研究对象在自己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荣格说，他的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抽象的”，以科学为基础。这句话并不全面。荣格心理学还有隐藏的基础：神秘主义和哲学。弗洛伊德指责荣格是神秘主义者，荣格则批评弗洛伊德不懂哲学。

荣格把他的研究称为“医疗心理学”，研究的对象是个体的病人，而每一个病人都是独特的。这是精神病医生和心理诊所的心理学。实验室心理学与此不同，由研究者设定简单的问题，尽可能排除因问题的复杂性而出错的可能。这是大学心理学教授的方法。荣格说：“这就是为什么实验室心理学实际上往往都毫无启发性、索然无味的原因。”这也是接受荣格的人大多在文化艺术圈，而较少是学院派心理学教授的原因。

荣格在大学的专业是医学，但他对人的精神更有兴趣。在巴塞尔大学的一次期末考试之前，荣格在一本教科书上看到作者把精神病称为“人格之病”。看到这里，他非常激动，由此发现：“精神病学才是我的惟一目标。只有在这里，我兴趣的两股激流才能汇合……这里是生物学和精神性的共存之地。这样一个天地是我一直苦苦追寻的。”这样，荣格由医学进入精神病学。

从人格之病到心理学的发展路径，在米歇尔·福柯那里得到反响。1954年，福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精神病与人格》，1962年修订再版时改名为《精神病与心理学》。

1900年底，荣格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Burgh觟lzli）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职位。这家精神病院是苏黎世大学的下属医院，在1860年代初开始兴建。那个时候，精神病人的遭遇很不好。为了给精神病患者以人道的治疗，德国精神病学家和神经学家葛利辛格（Wilhelm　Griesinger）等人在苏黎世建立一家新的医院。这是认真对待精神病的开始。葛利辛格在1865年回到德国，创办柏林医学－心理学会，于1868年在柏林去世。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到1870年才完工。在1948年之后，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儿子爱德华因精神分裂症长期住在伯戈尔茨利医院，直到1965年去世。

从1870年开业到1879年，伯戈尔茨利的前三任院长都把精神病当作大脑的生理疾病。1898年，奥古斯特·福雷尔（Auguste-Henri　Forel，1848－1931）就任第四任院长。福雷尔是苏黎世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教授、蚂蚁学家，致力于监狱改革——监狱和精神病院在当时没有大的区别。福雷尔在担任院长20年，为伯戈尔茨利赢得业界的认可。他于1898年辞去院长一职，专心学术。1905年，福雷尔出版了《性问题》，被认为是瑞士的第一位性学家。美国著名的性学家阿尔弗雷德·金赛也是昆虫学家和心理学家，他的《人类男性性行为》比福雷尔的《性问题》晚43年。 福雷尔提倡优生学，被认为是纳粹大屠杀的第一步。到1942年，《性问题》已经出到了第17版。

实际上，福雷尔在1920年已放弃种族主义，并在纳粹掌权之前去世。他反对死刑、反犹，支持跨种族婚姻。为了解决白种人和黄种人高低的争论，他不切实际地提出交换抚养儿童。因为他的人道主义，在1978年到2000年之间，福雷尔的头像被印在（最大面值）1000瑞士法郎纸币上。

荣格到伯戈尔茨利的时候，院长是福雷尔的继任者布劳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布劳伊勒是“精神分裂症”、“分裂型人格”、“自闭症”、“矛盾心理”等词的首创者。布劳伊勒在1898－1927年担任院长，引进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作为治疗方法，也有所保留。荣格担任布劳伊勒的助手，开始学习弗洛伊德的理论。这家精神病院是荣格进入心理学领域的第一步，他后来的老师弗洛伊德也是从精神病学走向心理学的。

到苏黎世之后，荣格一连六个月把自己关在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大墙内，研读五十卷的《精神病学概论》。他在自传中把精神病院比喻为修道院，当然，那是他的修道，不是病人的。那时，精神病学的教师忙着给病人定性和定量，对病人要说的话没有兴趣。荣格说：“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如何作出诊断或如何去描述其症状和编制出统计数字。”虽然荣格读过“人格之病”的说法，但那时的精神病医生还没有普遍接受这一观念。要等到弗洛伊德受到重视，这个观念才得到推广。

在荣格到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不久，一位年轻女患者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用当时的术语说是“早发性痴呆”，预后不良。荣格认为她患的是一般的抑郁症。他使用联想实验，从患者的无意识中找出了抑郁的原因。原来，这位女子在婚前认识一位富有的工业家的儿子。这位年轻男子是许多姑娘的追求目标。女病人很漂亮，认为自己有很大的机会把他搞到手。但这位男子对她似乎无动于衷，于是她嫁给了别人。五年后，当她听说这个男子当初对她也很有好感的时候，她得了抑郁症。那个时候，瑞士的乡村饮用泉水，其他用途则是来自河里的脏水。这位年轻的母亲没有制止女儿喝洗澡水，还给儿子喝了一杯。儿子没有受到感染，女儿却得伤寒死了。她的抑郁症急性发作，被送进精神病院。经过一番思考之后，荣格决定把病因告诉她。如果这位女子的病情因此加重，荣格的事业就会陷入困境。两周后，病人出院了，而且再也没有被送到精神病院。

这是荣格第一次尝试利用病人的无意识治疗精神病。这样的病例以后还有很多。

本系列主要介绍与荣格心理学相关的文化，一般避免直接涉及他写的病例。理由之一：他给出病例一般都很长，压缩后会失去一些有用的细节，而报纸文章的篇幅有限；理由之二：荣格的“无意识”的内容建立在人类文化的基础之上。因此，对于荣格这样一位知识丰富的心理医生，了解他的知识背景可能比读他写的病例更有助于理解他的理论，也更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精神和时代；理由之三，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来谈精神病治疗和心理分析是不负责任的，尽管只是介绍，不是诊断。社会中的江湖郎中和鸡汤大师多如过江之鲫，不应该助长这个风气。

荣格在自传中说：“我常常看到有人由于满足于对人生问题作出片面或错误的回答而成为精神病患者的。”“人生问题”实际上是信仰问题，但不一定是宗教的。当时有许多人不再信仰宗教，他们把世俗的物质追求作为替代信仰。荣格说：“他们寻求地位、高攀的婚姻、名誉、外表的成功和金钱，这些人即使获得了他们寻求的一切，却仍然不幸福并患上了精神病。”这是一种现代病，全球流行。获取物质的成功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求。

精神病的一个源头是精神狭隘，找不到生活的意义。荣格说：“这种人通常局限于一个极为狭窄的精神生活范围之内。他们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和充实的意义。如果他们能够发展成为眼界更为宽阔的人，他们的精神病一般来说便会消失。”这说明精神病患者能够通过自我提升而痊愈。

荣格把精神病看作是心理病症，而不是当时流行观点认为的生理性神经病症，如早发性痴呆被当作精神分裂症。很多精神病是由焦虑引起的。

关于宗教信仰和精神病的关系，荣格还说：“我的病人大部分不是拥有宗教信仰的人，而是那些失掉了信仰的人。来找我诊治的人都是些迷途的羔羊。甚至在今天和在这个时代，信徒仍可以有机会在教堂里过‘象征性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们只需要想一下弥撒、洗礼、效法基督，以及宗教上的许多其他方面的体验就可以知道了。”荣格认为，对于许多人，宗教具有象征意义，而不是虔诚的信仰。他重视“象征”，探索象征掩盖的真正状况。这个传统在荣格之前就已经建立。阿拉普拉（John　G.　Arapura）把象征主义者——研究神话和语言的德国学者——称为“另一群浪漫主义学者”。

约翰·阿拉普拉说：“焦虑是西方精神性中的一个基本成分，而且不容争辩地具有它在基督教本身之中的根源。”他引用圣保罗的话：我们在自己的心中呻吟，等待被上帝选中，使身体得到拯救。阿拉普拉认为，基督教的末世论被延误，其中包含着期待、痛苦和宽慰。这种等待是焦虑的来源。

阿拉普拉没有说到的是，基督教是一神教，暴怒的上帝控制一切，可能施加的惩罚同样使信徒焦虑。《等待戈多》或许是对这种焦虑的一种解释，也是对焦虑的解构。等待的无意义也许可以解除焦虑，却使人们陷入无聊。人生在焦虑和无聊之间摇摆。

作为对比，阿拉普拉说：“在由吠陀、吠檀多和佛教所决定的印度的精神领域内中，那里的焦虑总是被视为所有人类奋斗的根源，这种奋斗大多数是在宗教中进行的。现实是在焦虑被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所以，他认为源于印度的宗教（如佛教）导向平静。这种平静不是轻易能够达到的。当然，平静未必就一定是好的。东方历史缺少动力或部分地由此而来。

阿拉普拉是印度人，出生在印度，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加拿大教授印度哲学和东方宗教学。上引出自他的《作为焦虑和平静的宗教》（1973年），一部比较宗教学的著作。
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是德国人，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被解除大学教职，到了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此后完成三卷本的《系统神学》。他还著有《存在的勇气》（1952年），按时代把焦虑分为三种类型。蒂利希说：“这种区分得到了西方文明史的支持。我们发现：在古代文明末期，占支配地位的是实体上的焦虑；中世纪末期是道德上的焦虑；而近代后期则是精神上的焦虑。但无论以哪一种为主，其他类型（的焦虑）也同样存在并发挥着作用。”严重而且普遍的焦虑出现在时代的末期，这是因为“意义、权力、信仰和秩序的惯常结果解体，它们便一跃而称为普遍的东西”。古代末期主要是对命运和死亡的焦虑，以及次要的对空虚和罪过的焦虑。中世纪末期主要是对上帝的愤怒、救赎的焦虑。近代后期是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其社会学背景是“专制主义的崩溃、自由与民主的发展、技术文明的兴起”。蒂利希说，这种文明战胜了所有敌对势力。

关于中世纪末的焦虑，蒂利希说：“社会的、政治的与精神的专制主义，部分地塑造了唯名论与宗教改革中的上帝形象，这就是那个非理性的、威严的、绝对的上帝；这个上帝的形象反过来所创造出的焦虑，部分地表现了中世纪解体时的基本的社会冲突所产生的那种焦虑。”上帝创造的焦虑延续到荣格时代，对少年时期的荣格有过相当大的压力。从19世纪晚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第三种类型“对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部分地表现为悲观绝望的“世纪末”情结，而这时正是荣格的思想发展期。对这种“精神上的焦虑”以及对理性的控制，文学与艺术在20世纪初发起反抗。

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由于天主教通过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恐惧而刺激起人们的强烈感情和恐怖意向，因此常常引发出疯癫。”他只说天主教，不包括同一源头的其他宗教及教派，这是一个疏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高尔基，宗教引起的焦虑是俄国小说家和哲学家经常写到的主题，具有东正教的特点。弗洛伊德为他的犹太人身份而焦虑，但那是因为犹太人在欧洲遭受的歧视，不是上帝的惩罚和等待中的救赎。

荣格说他的大部分病人是“失掉信仰的人”。从荣格举的病例可以看出，他的病人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焦虑才患上精神病的。不过，焦虑是一个社会传统，潜伏在无意识中。宗教的焦虑可以转移为世俗的焦虑。内心的道德不安和焦虑可以是宗教的，也可能是世俗的。无意识人人都有。可是，文明史以来的无意识需要经由良好教养显示出来，没有受过良好教育（不一定是学校教育）的人具有的更多是原始意象和原始本能。在一个传统被毁灭的社会中，因为没有更高的道德权威，没有最终的惩罚，许多人能够毫无顾忌地做恶，并且在事后仍然很坦然，没有一丝不安和焦虑。

在天主教之外的其他信仰（文明）体系中，焦虑未必会轻一些，例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承受着信仰给她带来的焦虑。折磨她的不仅有现世的重重苦难，还有她对死后境遇的恐惧。她的问题是：“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为了“抵罪”（“罪”实际上是她遭受的苦难），减轻她死后将受到的惩罚，祥林嫂捐了土地庙的门槛。土地庙是中国的一种民间信仰的载体。土地庙的门槛象征她的身体，让人们践踏，给她抵罪。

因生活压力而产生的世俗焦虑也会引发精神病，荣格指出了这一点。在中国，对精神病的重视程度一向不高，患者及其家人不愿承认患病的事实。但问题很严重。据2015年发表在《柳叶刀》的一项研究，中国约1.73亿人有精神类疾病，最多见的是精神分裂症和抑郁症，其中很多人从未接受过专业治疗。研究人员说，中国平均每8.3万人才有一名精神病医生，医患比例大约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文章还说，大多数病例源于生存压力的增大，也就是说，是世俗焦虑的结果。

4月7日是世界卫生日。在2017年的这一天，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中国有5400万患者抑郁症患者。国家卫计委发布消息说，中国焦虑障碍患病率为4.98%，并且呈上升趋势。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说这个病“易被忽视”。因此这个统计应该是不完全的。“焦虑障碍”是持续的紧张和焦虑得不到疏解而产生的神经官能症。卫计委给出的病因是“公众心理压力普遍增加”，与《柳叶刀》的文章一致。

焦虑和冲动可能导致自杀。据世界卫生组织2009年的统计，中国自杀人数占全球的26％，自杀位居年轻女子的死因之首。近年来这个数字已大幅度下降，大约应归功于农村妇女地位的改善。

年轻人困于焦虑，老人陷入绝望。据湖北等地的社会学家调查，中国农村老人因绝望而自杀的现象很普遍。他们不是期待死后的幸福，而是生之解脱。在2014年和2015年，国内多家媒体报道了这些调查。从报道看，这种绝望被当作社会问题，不是心理问题。这大约是正确的。我参加过农村贫困调查，完全理解这种绝望。

抑郁症的患病率可能比统计数字更高。许多人没有求医。他们与那些被关在精神病院的疯子不一样，不会伤害别人，也不反社会。如果是在4个世纪前的欧洲，他们会被送上愚人船，背井离乡。其实，“愚人船”只是一个想象。流放精神病人的“愚人船”是福柯的发明，但他也不是凭空创造的。

（来源：经济观察网 http://www.eeo.com.cn/gcj/2017/1018/314925.shtml 2017-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