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新化县坐石乡卫生院副院长陈明(化名)告诉记者，县里给乡里下的精神病人任务指标是一百来个，而全乡的精神病人实际数量只有33个。为了促进任务完成，乡卫生院将任务下达到各村卫生室后，将该工作纳入乡村医生的年终绩效考核，完不成的村医生将被扣分。该县卫生局副局长邹宽星则予以否认，不过，该局防保股工作人员却予以证实，说主要是怕各乡镇管理不到位而漏掉。
国家要求基层卫生机构摸清社区居民精神病、糖尿病和高血压患者等情况并建立档案，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让老百姓病有所医、病有所保。而湖南新化县卫生局却给乡镇下达精神病一类疾病的任务指标，完不成的，乡镇在考核时要被扣分。“精神病人不够，健康人来凑”，这倒让人大开眼界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诸如糖尿病、高血压等“富贵病”，其发病率较高，这基本无需造假便能“轻舟而过”，但精神病可不是想有就有的。就拿新化县坐石乡来讲，县里给该乡下的精神病人任务指标竟然是一百来个，而全乡的精神病人实际数量只有33个，乡村医生凭什么本事去为这虚胖的任务消肿?要么逮一些人来注射药物后让他们真的变成精神病，要么就只能造虚假账册以应付检查了。
好经还须正嘴和尚来念。近些年来，国家的不少民生政策到了地方就完全走样。一者，是由于地方有关部门受利益驱使，抑或出于简化工作程序考虑，在贯彻执行时大打折扣或弄虚作假;二者，是由于上级有关部门管理督查不到位所致，让那些歪嘴和尚能安然地撞钟消磨时光，甚至还能因“工作成绩突出”从上级部门那儿骗来物质奖励与荣誉表彰。
新化县卫生局给下面下达精神病一类的任务指标，到底出于何种考虑，笔者不便妄揣。但其间暴露出的工作作风简单甚至专横，令人不安。中央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知新化县卫生局是怎么贯彻落实的?没有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去做好卫生健康工作，恐怕会出现“有病不能医、没病被得病”的现象。居民“被精神病”也许只是一个缩影，折射出某些地方工作不细、不严、不实，这其实是执政理念发生了病变。
(来源：时评界http://www.chinaqi.net/zhengjing/2013/1208/43344.html www.chinaqi.net2013-12-08 08:44:32)
标签： 被精神病
钱桂林：“被精神病”源于执政理念发生病变
指标摊派，将制造多少“被精神病”？
“目前我们登记的病人才12个，”郑州市丰产路林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黄琳琳说，“按照要求，应该完成的指标是71个。”从去年10月开始，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一个引发争议的指标任务被层层下发到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内。各个社区的基层医护人员被要求筛查本辖区内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不低于辖区人口总数的2‰。这意味着他们要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10月8日《南方都市报》)
与耸人听闻的死亡指标相比，精神病指标貌似“温情”一些，但同样令人咋舌。在层层下发的指标压力下，基层社区完不成指标，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甘愿被罚，另一种是逼良为娼，将正常人认定为精神病患者，或者将轻微症状的人视为重精神病患者，目前，有的社区已经把一名抑郁症患者，按照精神病患者登记在册，还有一名空姐，从飞机舷梯摔下来后伤到了头部，容易忘事，偶尔会莫名其妙地发呆，并不影响正常生活，有的社区“为了凑人数，还是将她写上了。”
故意将正常人或其他轻微症状的人列为精神病患者，这种伤天害理的做法，极不人道，也不顾人权，将公民最基本的合法权利碾为齑粉。即便再有指标压力，社区医院也不能从恶，而应该秉承良心和道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放弃为完成指标凑人数的做法。否则，这就是主动为恶。
其实，中央并未要求每个具体的地方必须在1000个人中至少找到2个重性精神病。其背景是，按照原卫生部办公厅2012年7月6日印发的《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考核评估方案》的通知，制定这个评估方案是根据《全国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发展指导纲要(2008-2015年)》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2年版)》，“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这份考核评估方案规定的考评标准其中之一规定，按照2012、2013、2014、2015年患者检出率分别达2.5‰、3‰、3.5‰、4‰的要求，每少0.5‰，东、中、西部省份分别扣4、3、2分。结果到了有的地方，就变成了各社区必须完成2‰精神病人的硬性任务。
报道称，河南相关部门将考核标准下发到郑州，以地方文件的形式向下规定为2‰。这种规定显然是荒诞的，原因很简单，有的社区也许千人中有几十名精神病患者，有的社区千人中连一名精神病患者也没有，既然原卫生部已要求“请结合本地区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为何有的地方在落实中出现严重变形，非要一刀切？
一刀切的背后，暴露出两大积弊。其一，一些部门已经染上了严重的懒政思维。对中央政策的精神并没有吃透，更没有消化，本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却成了不分青红皂白，一股脑地将任务强推给基层，让基层承受巨大压力，变得无所适从，进退失据。自己完全成了甩手掌柜，这是不负责任的。
其二，一些部门缺乏基本的人文精神。从死亡指标，到计划生育指标，再到精神病患者指标……指标是生硬的，粗鄙的，完全没有一点人文气息，发号施令的人优哉游哉，既没有情怀，也没有关怀，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实际上，关涉到公民权利、公民健康的任务，绝不能简单地指标化，否则就是将生命器物化、将公民工具化。（来源：新浪专栏http://news.sina.com.cn/zl/zatan/blog/2013-10-10/0932459/1256559675/4ae5943b0102eef6.shtml）
回目录摊派——可怕的“被精神病”创意
在中国这个精神病患大国，又多了一种让平头百姓“被精神病”的“创意”：摊派。
这个“创意”来自中国中部城市郑州的卫生管理机构，其要求各辖区按1000人中2个重症精神病患者的标准调查并上报病患名单。
以往中国摊派成风，各项计划指标满天飞，最终无不以“放卫星”来荒诞收场。这早已证明，摊派这种想当然的施政思路是何其谬误。同样的，摊派精神病人指标也不靠谱。
一个城市到底有多少重症精神病患者，根本无法预知，不通过逐级调查再汇总，怎能得出真实情况？先入为主地订好了指标再调查，那这样的调查还有什么必要？
如果这个城市的重症精神病患者超出了想当然的指标，必然造成漏报情况——这就会耽误对真正病患的救治，也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威胁社会；倘若低于这个指标，在“被扣分和督导”等重重压力之下，则可能出现更可怕的情况：“凑人头”，使健康人、亚健康人“被精神病”——这就会威胁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
如果说，之前中国广受诟病的“被精神病”案例，还主要是因为小民为拆迁、征地等等涉及切身利益之事而奋起反抗，被各级政府出于维稳需要而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那么，真要因为摊派指标而“被精神病”，就属于“坐在家中，祸从天降”，完全是无妄之灾。
《精神卫生法》酝酿20余年后好不容易成法，终于从今年5月起正式施行，说是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法律空白，可以让人不再害怕“被精神病”。但摊派精神病人指标的“创举”却告诉我们，公权力根本就没有将新法放在眼里，反而在加大中国公民成为“被精神病”潜在受害者的几率！
说到底，还是得先将滥用的公权力锁在笼子里，我们小民才不会人人自危，不用担心“被精神病”、“被自杀”、“被……”！
（来源：《大洋时报》http://au123.com/view/ocean/20131010/62492.html）尊重患者选择 避免“被精神病”
家里有了惹事的精神病人，一家人都不得安宁。因为不少患者家庭贫困无钱医治，或者患者本身不愿意，为此，很多家庭或用铁链锁住亲人关在黑屋内或强制送往医院，甚至导致了一些本没有精神病的人“被精神病”，湖北省十堰市网友彭宝泉与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事件”等都是典型的例子。然而，这种现象今年将得到改变。10月10日是全国第22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今年宣传主题为“发展事业、规范服务、维护权益”。在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上，强调了今年5月1日全国开始实施的《精神卫生法》在避免出现“被精神病”现象的同时，也应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A 维护患者权益，住院与否由患者自定
南宁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在活动上透露，广西精神疾病总患病率约为25.08‰，据此估算，南宁市精神病患者约有16.5万人，其中重性精神病患者6.39万人，重性抑郁患者3.54万人。即便我市有这么多重性精神病患者，却仍然有不少患者明明有病却不愿意主动去医院就诊，“我没有病，我不要治疗！”一些人在被家属带到医院就诊时，常常对着医生大吼称自己没病。
对于有些患者不愿就诊的情况，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祖年指出，应该尊重患者的选择。因为新法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这也就意味着，“被精神病”的可能性将大大减小。
因此，精神障碍患者只有在发生“伤害自身或危害他人安全”的情况下，才能采取非自愿住院治疗。对于那些既没伤己也没伤人的患者，只能由医生对家属及其患者本人进行劝说，最终住不住院仍由患者自己说了算。
B 精神病患者肇事，监护人需担责
针对有些患者不愿意就诊，或者有些患者的家属没有能力给患者就诊的情况，在家中治疗往往成为很多患者的选择。那么，这些精神病患者特别是一些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分裂情感性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等一旦肇事肇祸该怎么办呢？
以往很多市民认为，如果精神病患者一旦肇事肇祸，只能“认栽”自认倒霉。然而，在新法实施以后，明确了监护人的责任。“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论表明精神障碍患者应当住院治疗而其监护人拒绝，致使患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或者患者有其他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情形的，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C 一人患精神病，多方伸援手
众所周知，精神病是慢性病，而且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比较重，常常出现“一人精神病，全家绷神经”的无奈局面，然而，这种局面将有所改变。
许租年指出，在减轻患者经济负担，为患者考虑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目前我国已将精神障碍患者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范围，也就意味着精神病患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医疗费用的报销。
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各部门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例如，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副院长许祖年说，自从兴宁区实施“686”项目以来，对辖区内的精神病患者建立档案，对重症肇事肇祸精神病人进行免费住院治疗，确保了病人在医院有人管，出院有人监护。项目实施后，兴宁区精神病人打人骂人、毁坏公物现象下降了70%。据介绍，兴宁区这一做法和经验已经推广到整个南宁市。
相关链接
精神病患者资助项目
目前，南宁市正在实施救助精神病人的“686”项目，正式名称是“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该项目从2008年起首先在南宁市兴宁区实施，从今年起扩大到南宁市六县六城区。该项目登记、评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随访有危险行为倾向的患者；免费向有危险行为倾向的贫困患者提供精神疾病主要药物治疗，免费化验检查，应急处置患者，免费紧急住院。（来源：南宁新闻网-南宁晚报 作者：记者 苏喜琳http://www.nnnews.net/health/201310/t20131017_588671.html）
回目录猪贩上访“被精神病”索赔200万
在2008年、2009年，猪贩刘刚其在山东临沂市上访期间，在意识清醒状态下，两度被临沂当地相关机构送至精神病院，未做检查便捆绑打针灌药。遂起诉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管理站、兰山公安分局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并索赔200万元。
19日上午9点，辽宁猪贩刘刚在山东临沂上访两次被关入精神病院一案，在辽宁省北镇法院一审第三次开庭。
他要求判决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管理站、兰山公安分局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强制将其送入精神病院，索赔200万元。
是否违法限制人身自由成焦点
此前刘刚向法院提起诉讼，在2008年、2009年，其在山东临沂市上访期间，在意识清醒状态下，两度被临沂当地相关机构送至精神病院，未做检查便捆绑打针灌药。
此番庭审，临沂市民政局、市卫生局、市救助管理、兰山公安分局等四被告均委托代理律师或代理人到庭。控辩双方就是否对刘刚采取了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展开焦点辩论。
昨日上午11时半，法官宣布休庭。
精神病鉴定已无必要
今年1月庭审中，辩论焦点为刘刚是否有精神疾病，被告是否有限制原告人身自由的行为。
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曾拟委托相关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对刘刚进行精神病鉴定。
此前，公益法律研究所研究员黄雪涛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认为，非自愿收治类型的诉讼，原告无需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纠缠于医学判断，是错误的诉讼策略，最终导致人身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变成被精神科医生的主观判断所操纵。
3月，控辩双方均同意放弃对刘刚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
追加精神病院为第三人
今年4月，该案曾第二次开庭。除上述三被告外，北镇法院同意原告及代理人申请，已追加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为被告，追加收治刘刚的荣军精神病医院为第三人。
刘刚的代理人包龙军说，追加被告，意味着他们将从起诉单个具体行政部门，转变为起诉整个“被精神病”的链条。
■ 庭审聚焦
公安局：出人出车属于帮忙
原告代理人包龙军认为，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在将刘刚强行送往精神病院的过程中出警程序不合法。
2008年刘刚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他到临沂市委市政府南门上访。当时有政府人员向兰山公安分局打了报警电话。当时一辆警车内出来6名警察，强行扭住刘刚拉上警车，将其带往临沂市救助管理站。5分钟后，刘刚被同一辆警车送至荣军医院精神病专科。
包龙军称，赶到现场的警员，所驾车辆为警用车辆，“这完全是一次有效的接出警行为”。
按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对警方的接出警行为，要有询问笔录、现场勘验笔录、搜集证据、填写案件受理登记表等严格程序要求。但是被告没提供任何证据，没法证明这次出警的合法性。
对此，被告兰山分局代理人称，警方借车属于“帮忙”，而非出警行为和行政行为。
他表示，警方此次的行事方式是“（有人）打电话—求助—帮忙”，警车将刘刚送至救助站不属于行政行为。由于救助站已下班，再由警车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此时的警车是被借用。
刘刚当庭反问：“你往外借车，怎么还借警察呢？”
民政局：只是报警没有其他行政行为
临沂市民政局代理律师称，在刘刚第二次被强送精神病院时，该局工作人员只是打电话报警，报警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刘刚两次被送精神病院，民政局未作任何具体行政行为。
原告拿出一张由兰山公安分局提供的《110接处警信息单》，其中注明：“经处警了解，该男子自称叫刘刚，不听劝解，还跑到旁边吃树叶。民政局联系荣军医院出车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治疗”。
包龙军称，单据上写明刘刚被送精神病院是“民政局联系的”，临沂市民政局难以推脱“无具体行政行为”。
救助站：刘刚符合救助条件
原告称，据山东省对城市流浪乞讨、生活无着人员救助管理规定。救助对象为，城市生活无着的乞讨人员，即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乡低保、或者农村无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同时符合上述条件，不属于救助对象。
“他是信访人，有明确住所、是商人有较高收入”，原告代理人称，刘刚并不符合救助标准。就算他是救助对象，救助站也应在24小时内完成对他身份的登记、核实、建档等工作。刘的身份证件，出事后便被公安机关收走，“如果他是精神异常人员，为什么两次均不通知‘监护人"？
被告代理律师称，救助站是按规定将刘刚送往“指定地点”救治，遵循“先救治、后救助”原则，“完全是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履行职责”。
他说，刘刚在民政局上访时，曾出现精神异常行为（当地警方描述为下跪、吃树叶）。刘刚出现狂躁、上蹦下跳等异常行为，也无法告知姓名和家庭住址，“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有义务把他送到法定救助机构”。
对话
“上访是为猪讨公道”
新京报：临沂说你大哭大闹，“癔症”，所以才送你去精神病院？
刘刚：没有。我只有争执的行为，我的猪死得很冤，我是为它讨还公道。
新京报：在精神病院，你最怕什么？
刘刚：最害怕他们拿布带子勒我。先要吃药，吃了就睡，有一次醒来后手脚都勒成紫色了。到后来快出来前，我最害怕的是停药。那药停后，就整天整夜没法睡觉。第二次临走前，我给护士跪下来，你不给我药，我就撞死在你面前，太难受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强调过，自己并没有精神病？
刘刚：强调过。在第一次进去后，我对医院说过两次。后来就不敢说了，怕出不去了。
新京报：最开始为了猪仔上访，然后再为被精神病上访，上访成为越滚越大的雪团，你觉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刚：我就是为了证明清白。我没有精神病。我一定要讨还公道。猪仔的事，相比“被精神病”就算是小事了。
新京报：有人说，不管你有没有精神病，都不应该强制剥夺你的自由，你怎么看？
刘刚：除了司法机关依法行政外，任何单位没有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
事件回顾
2008年 刘刚贩卖生猪崽经过临沂郯城县检查站时，工作人员称猪不合格。刘刚称检查人员要求他交钱重新体检。回辽后，猪崽全部死光。刘刚找相关机构商谈赔偿，均遭拒绝。
2008年9月19日 刘刚到临沂市反映情况，派出所将他送往该市救助管理站，该站将刘刚送往荣军医院。该院“诊断”刘刚患“癔症”。其当年10月8日出院。
2009年1月6日 刘刚到临沂市民政局上访。民警将其送往救助管理站。后刘刚被再次送往荣军医院收治，“诊断”为“癔症”。当年2月11日，刘刚出院。
2013年1月 刘刚案一审在辽宁北镇法院开庭，休庭前，法庭决定对刘刚进行精神病鉴定。
2013年3月 控辩双方均接受在不用进行精神病鉴定的情况下继续开庭。
2013年4月 二次开庭，控方追加临沂市兰山公安分局为被告，追加收治刘刚的荣军精神病医院为第三人。
背景
山东曾提管辖权异议
山东曾提出事发地在山东临沂，应由当地法院管辖。
但辽宁司法机关依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不服提起的诉讼，由被告所在地或者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作出裁定：辽宁北镇法院对该案有管辖权。
（来源：新京报http://news.sohu.com/20130621/n379421289.shtml）规范权力是终结“被精神病”良药
内容提要：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从河南法院判精神病院对被精神病农妇进行赔偿，到这次浙江法院判公安机关违法，都可以说正确地兑现了法律的正义原则。
詹现方是浙江东阳市白云街道的一个普通居民，13年前，因为多次信访被当地公安以“偏执型精神病”送往医院强制接受治疗，之后她又因为同样的理由多次被送去强制治疗。8日，浙江高院经过审理作出判决，确认该市公安局的强制治疗行政行为违法。
因为上访而被当作精神病患者限制自由，詹现方不是第一个，但愿她成为最后一个。在此之前，河南农民徐林东因为进京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半。河南农妇吴春霞因上访被拘留劳教，并被强行送进河南省精神病院“治疗”132天。江苏省丹阳市粮食局职工姜和娥同样因为上访，前后三次被关在精神病科“收治”，累计时间近十年。辽宁猪贩刘刚在山东上访两次，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显然，这些案例并不是“被精神病”事件的全部。因上访而“被精神病”，甚至有理论依据。2009年，北大教授孙东东就曾对媒体说，99%的老上访户有精神病。
某些地方政府以“精神病”的理由将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更是有着“成熟的实践经验”。甚至有某县在自己的政务网上发布一篇经验文章，总结“怎样依法处置信访问题”，宣称其措施是“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教一批”。某些基层政府热衷于使用“被精神病”的手段来对付上访者，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种办法最为经济实用灵活方便。给上访者治疗精神病，表面上体现了政府关怀，实际上可以达到限制人身自由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惩戒的目的。
譬如，一些上访者被关进精神病院，没有近亲属的签字，精神病院照收不误，理由是“政府送进来的”。更为搞笑的是，病历上联系人和病人关系一栏，赫然写着“干群关系”。凭着这种莫须有的“精神病”说辞，某些基层政府就能把健康人送进精神病院关起来电击、打针、吃药，如果这也是“干群关系”，这个隐喻实在太可怕了。有上访者在精神病院一住10年，可见入院何等容易，出院又是何等艰难。这其中既有精神病人的权利普遍难以保障的问题，比方说你越说自己没病，就越会被认定是精神有毛病的表现，也有地方政府方面的“意愿”问题，在他们看来上访者自然是呆在里面最好。
千呼万唤的《精神卫生法》终于从今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部法律被认为是终结“被精神病”现象的希望所在。多年砺一剑，《精神卫生法》也算最终没有辜负社会的期待。其中，针对“被精神病”现象，法律明确了住院治疗的自愿原则。强制治疗作为例外，被严格限定为自伤和伤人两种危险情形。讨论稿阶段引发热议的“扰乱公共秩序即可强制治疗”等条款，最终被删除。这就从程序和条件上限制了权力的作为空间，一句“精神病”将无法再轻易地把一个健康人送进精神病院。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从河南法院判精神病院对被精神病农妇进行赔偿，到这次浙江法院判公安机关违法，都可以说正确地兑现了法律的正义原则。
《精神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就“被精神病”现象而言，也可以看作是对权力的规范和约束。但是，徒法亦不足以自行。很简单的道理，此前虽说没有《精神卫生法》，但相关的法规也从来没有许可过地方政府以“干群关系”的名义将上访者送进精神病院。权力对于公平正义的破坏，也有一个不断试探的过程，如果这种破坏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遏制，那么它自然会变本加厉，找“砖家”作理论背书，甚至将破坏法治的经验到处推广。有了《精神卫生法》之后，还必须有对法律的信仰和践行。
（来源：潇湘晨报http://cxjj.cinic.org.cn/news/zhoukan/comment/30477.html）上海访民虞春香两次“被精神病”的访谈录
家住上海静安区常德路1018弄5号的虞春香，现年63岁。虞春香1976年从知青到街道办托儿所上班，因调工资被领导无故刁难甚至迫害上访33年，得到的是无数次的关押、殴打、铁窗、铁链（飞机铐）、精神病院摧残、暴力致耳残、牙齿被打掉。2003年，她位于上海繁华地段的一栋私房被强拆，没得到一分钱赔偿。其独生儿子为了参军，被迫与母亲脱离关系，现又因母亲上访，无法找到工作。虞春香孤身一人，在北京流浪已经十年。就虞春香两次被精神病的情况，《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高峡电话采访了虞春香：
高峡：你好，请问是虞春香吗？
虞春香：是，你是哪位？
高峡：我是《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记者，听说你两次被关精神病院，是这样吗？
虞春香：是，差点被折磨死。
高峡：第一次关精神病院，是在什么时间？
虞春香：是在1998年10月22号，是星期四，区长信访接待日，我已经连着三个星期都去，他们不给接待。
高峡：是啥原因又去上访呢？
虞春香：我举报中心医院的科长杨爱国违章搭建，在家门口被他们叫警察打了，因为他们家是警察。
高峡：打得厉害吗？
虞春香：厉害，他们用扫大街的大扫帚很劲打，打得我混身是血。那天，我就拿着血衣，在区长信访接待日上访。
高峡：那怎么又到精神病院呢？
虞春香：那天区长不但没接待，反而叫来警察，警车就停在广场上。几个人拉胳膊拽腿的把我抬到警车上，车子就开到静安区精神病院了。
高峡：到了精神病院呢？
虞春香：他们把我拉到医生那儿，医生给我做了检查，再问了一些问题，我都回答了。医生就跟他们说：“这么正常的人，我们不能收。”其中一名警察叫朱国正（警号027018）及余警长等，他们就缠着医生，又找院长，医院还是不肯收。到了晚上，就把我放了。这次是没跟院长勾兑好。
高峡：那第二次送精神病院，就是跟医生勾兑好的？
虞春香：是，第二次是在99年9月23号。那天，派出所打电话叫单位把我骗过去，警车就停在单位门口。七、八个人上来，抬的抬腿，拉的拉手，然后很劲的把我甩在车子上，就开到静安区精神病院了。一下车，就给关铁门里了。
高峡：给你吃药了吗？
虞春香：吃了，但我不吃，就把我绑在铁床上，呈大字形的，给我打针。我使劲挣扎，打不进去。他们就到上海儿童医院找了个医生，在手上给我打针，扎进去挂盐水。我又拼命挣扎，扎针的地方又肿了，他们打针，我挣扎，又打针，我又挣扎，他们始终打不成针。就这样跟他们抗争了13天。警察还24小时三班倒的轮流看守我。最后没办法了，他们用车子把我拉到安远路，扔在马路边上。我当时身体很虚弱，路也走不动，打110,110警察听到我的名字，就不出警。后来，一个大众出租车司机看见我躺在马路边上，用车把我送到医院，在医院住了20天。医院检查，说有心脏病。我过去从来没有心脏病。
高峡：医院给你做过精神病鉴定吗？
虞春香：没有。
高峡：静安区精神病院给你出过出院手续吗？
虞春香：啥手续都没有。警察就把我扔在马路边上。
高峡：经常想起在精神病院的情形吗？
虞春香：经常想起，很恐怖的。我在医院住院的时候，经常做噩梦，半夜乱叫，整得同病房的病人要求换床。
高峡：精神病院哪些地方让你恐怖？
虞春香：到处都很恐怖，里面关满了人，我就睡在走廊里，警察24小时三班倒的看守我。里面的医生都像打手，看着很恐怖。里面还关了很多上访的人，还有一个人是老师，已经关了一年多，被他们强行打针、灌药。好多关在里面的人，不吃饭，抗议，然后就被绑起来，灌药，打他们，打的鬼哭狼嚎，那惨叫声，很恐怖的。还有精神病人被绑在椅子上作电疗，我都不敢看。看着精神病人在身边跑来跑去，很害怕。我没一晚上睡好觉。有时，警察也去睡觉了，我更害怕，真怕精神病人跑来打我、掐我，被精神病人打死、掐死，就是白死。
高峡：你关在精神病院，家人找过你吗？
虞春香：找过，他们不告诉我家里的人。这当中我母亲去世，我哥哥姐姐都到场了，就我没在，所以我妈死的时候，眼睛都没闭。
高峡：你现在还在北京吗？
虞春香：在，我一直在北京流浪，我无家可归，孤身一人。我要要回我的房子。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2013、5
以下是虞春香的门诊券
终止“被精神病”，立法只是逗号
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今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精神卫生法》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被认为将终结“被精神病”现象发生。（5月1日《新闻晚报》）
李冰洁（湖南医生）：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实行“自愿原则”；同时严格限制医院的权力，明确给出确诊结论的经治医生承担最终的责任。无疑，这将给医院和医生戴上紧箍咒，并为部分人免于“被精神病”提高了保险系数。
但要想根治“被精神病”，还需要技术跟进。立法之外，还应考虑如何规避可能发生的错误诊断，以及有效排除恶意的“被精神病”诊断。
木须虫（湖北公务员）：《精神卫生法》意义不止于终结“被精神病”，而是对精神疾病患者普遍权益的保护。如患者自愿就医等原则最受瞩目，不仅仅是杜绝了“被精神病”的可能，也体现出了法律保障人格尊严哪怕是精神疾病患者的诚意。而法律意义上政府责任的固化，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的保障，最普遍的管理与救助，无疑会给这个特殊的群体提供温暖的归依，也会把他们对社会的危害降到最低。（来源：华西都市报
http://guancha.gmw.cn/2013-05/02/content_7499808.htm）立法禁止“被精神病” 不如立法禁止“权力病”
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已于去年10月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部法律填补了中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确定了精神障碍住院治疗自愿原则。
精神卫生领域积弊丛生，远非一部法律即可根治。譬如这“被精神病”，既是由于无法可依，更是由于有法不依——没有《精神卫生法》，将正常人鉴定成“精神病”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行为，难道就没有违反其他法律法规吗？其背后的真问题显然在于权大于法，乖张的权力不受制约。可以肯定《精神卫生法》能够切实减少“被精神病”的案例，但能约束权力病吗？某些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一些百姓的“神经”就难正常；官员有了“权力病”，百姓的心理能健康？立法禁止“被精神病”不如立法禁止“权力病”。这个问题不解决，《精神卫生法》难以为公民权利保驾护航。
（来源：大连晚报http://dalian.dlxww.com/content/2013-05/02/content_747624.htm）刘逸明：“被精神病”能否因《精神卫生法》而终结？
5月1日，令人期待已久的《精神卫生法》终于得以实施，《精神卫生法》是中国第一部旨在维护精神病患者合法权益的法律，《精神卫生法》的出台表明当局对精神病群体的重视，值得肯定。不过，这部法律实际上是从1985年开始启动立法的，经过十多次修改，2012年10月份才被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直到现在才实施，这种办事效率实在是太低了。
《精神卫生法》之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显然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阻力不是来自于民间，而是来自于官方。从海内外媒体的报道看，访民等各类敏感人士时常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限制人身自由和遭受虐待。《精神卫生法》不仅仅是针对精神病群体，还对避免正常人“被精神病”作出了规定。这部法律能否确保以后不会再有人“被精神病”，民间与外界依然存疑。
《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必须自己愿意，没有严重危险性的不得强制住院”。从这句话来看，立法者的文字并不严谨，倘若一个人真的患上了精神病，虽然思维异常，但仍然知道精神病院不是个好地方，自然不会自愿进精神病院。所以，应该是自愿或者家人愿意。该法规定必须实施住院治疗的有两种情形：“1）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2）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对于第一种情形，一般人容易理解，但对于第二种情形中的后半部分，显然具有太大的活动空间，是否具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究竟应该由谁说了算？家人还是他人？如果是家人，当然没问题，如果是他人，那警方或者其他人又可以以你有危险为名强行送入精神病院了。
有媒体统计称，“被精神病”者被送至精神病院通常有三类情况：被家人送至、被单位送至、被政府送至，以致有评论认为“被精神病”者绝大多数是访民和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从常理看，被家人送至精神病院的人绝少是“被精神病”者，因为家人往往不会轻易将自己的亲人送进去，只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做。而被单位和政府送进去的则不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被送入者坚持维权或发表令官方恼怒的言论。无需调查，便可以想象得出来，中国的“被精神病”者基本上都属于这类人。
虽然“被精神病”的情况经常发生，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则并不愿意承认这种事实。该机构认为，在之前的多次调研中，听到的“被精神病”情况极少，听到的多数意见是立法要解决当前精神卫生工作中存在的预防不力，患者得不到及时治疗和有效康复等问题。所以《精神卫生法》要立足于从人财物等几个方面促进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建设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保障患者的合法权益，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精神卫生工作队伍。
深圳律师黄雪涛是著名的“被精神病”公益律师，长期关注《精神卫生法》，她认为，“被精神病”已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象，《精神卫生法》除了应该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外，还应确保正常公民不被强行收治。《精神卫生法》的部分内容算是对黄雪涛以及民间的呼吁作出了回应，但相关内容只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不得不令人担忧。
近年来上访大军日益壮大，让地方政府挠头，为了防止他们继续上访，很多长期上访的访民均“被精神病”。早在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卫生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病人数在1亿人以上，其中，重症精神病超过1600万人。真不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卫生中心是怎么得出这一数据的，如果各类精神病人数在1亿人以上，那比例也太高了，这与常人的感受有明显的区别。当然，或许在官方的眼中，各类敏感人士，尤其是访民都属于“精神病”患者，如果把他们都算进去，当然能让上述数据成立。
官方认定精神病的标准与民间有天壤之别，这才是导致中国精神病人数据庞大的重要原因。几年前，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认为，那些长期上访者都是有“精神病”的，结果引起访民众怒，使得访民纷纷奔向北大或者他的家门前讨说法。按照官方机构发布的数据，在这个世界上，精神病患病比例无国能出中国之右，更有专家危言耸听，到2020年这一比率将升至四分之一。这种说法不堪一击，可见，“被精神病”者不仅是那些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的正常人，还有从未进过精神病院的正常人。有上述数据撑腰，人人都有被强行收治的可能。
精神病院本应是诊断和治疗精神疾病的地方，但是，早在20多年前，精神病院就开始沦为了为当局打压“不稳定因素”和“敌对分子”的特殊场所。北京作家王万星因为1992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呼吁平反“六四”的标语，结果被警方以“精神病人”的身份强行送入北京安康医院关押治疗，直到2005年才结束了“被精神病”恶梦。
仅仅最近几年，被中国国内媒体曝光的“被精神病”案例就层出不穷、触目惊心：2003年，因不满“同工不同酬”问题，武钢职工徐武将工作单位告上法庭败诉后开始上访，2006年至2011年被强制接受精神病治疗4年多；郭元荣曾为湖北十堰竹溪县建设局干部，因为举报自己上司违纪行为，被关在精神病院长达14年；2003年10月30日，河南漯河大刘乡农民徐林东因为帮邻居讨公道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被乡政府送进了漯河市精神病院。之后竟然家属无权接人，要通过乡政府许可。徐曾被电击55次，两次逃跑、几度自杀；2009年12月，深圳市康宁医院郭俊梅和几名护士到深圳市信访办反映奖金过低的情况后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被强行治疗……
显然，上述案例只是冰山一角，不为公众知晓的“被精神病”案例数不胜数。《精神卫生法》倘若能得到认真的贯彻实施，或许真的能够保障精神病患者的权益，并杜绝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悲剧；但是，在权大于法，政权高于人权，稳定压倒一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当今中国，即使这部法律的确有改善现状的意图，也难免不会沦为一纸空文，只要不能真正做到将官员手中的权力关进笼子里，“被精神病”的悲剧还会不断上演。（来源：民主中国http://boxun.com/news/gb/pubvp/2013/05/201305042145.shtml#.UYUJV7WLC1Y）